愛國主義為什麼遭到圍剿

作者：摩羅


2009年上半年，中國圖書市場先後出現了《中國不高興》（作者為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和《中國沒有榜樣》（作者為劉仰）兩本書。這兩本書的作者比較強調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利益問題。《中國不高興》兩個月內就發行了六十萬冊，說明深受讀者歡迎。但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對它們一片罵聲，其中有一篇文章批評得特別嚴厲，文末企圖尋找一個最有分量的詞用以概括這兩本書的惡劣品質，作者所選定的這個詞是「民族主義」，可見「民族主義」在這些作者的心中接近妖魔鬼怪。

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民族主義對於中國來說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只知道既然西方人說了民族主義不好，咱們就不應該再喜歡。

那意思是，咱們這種劣等民族，就不配講什麼民族主義。

一百年來中國學術界幾乎沒有自己的話題，所有的命題和思想乃至於觀點都是從西方引進的。對民族主義的妖魔化描述正是來自西方世界的文化現象。民族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本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配合其民族國家運動而建構的意識形態。藉助國家主義思潮，歐洲大地上原先經常混戰不休的政治實體逐漸劃清了政治和利益的邊界，從而形成了今天所謂法國、德國、荷蘭、奧地利、義大利、英國等等民族國家單位。

在他們各自強調自己民族國家利益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衝突。

歐洲人面對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廢墟，痛定思痛，認為這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帶來的悲慘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洲知識界就開始了對於民族主義的否定和清算。二戰以後這種否定和清算尤為堅決。

湯因比就把民族國家理論看作西方文化的毒瘤，它所造成的第一個惡果是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將西方世界推向毀滅的邊緣。第二個惡果看來是歐洲之外的地區和白人之外的種族紛紛接納民族國家理論之後，也在自己的社會力圖建設民族國家，並因此引起無休止的地區紛爭和國際紛爭。

西方人有意降低甚至否定國家認同的人文價值，固然含有真誠反省的一面，但是，我們可以大膽地指出，也有通過消解其他地區居民的國家認同，進而為新的殖民掠奪掃清障礙的用意。

在西方強國仰仗民族國家理論，為了滿足國家利益而肆意掠奪全世界的財富，進而將自己建設成了世界上最為強大的霸權國家之後，被殖民地區正是藉助同一個民族國家理論，建設起新的國家組織，從而紛紛擺脫西方殖民強國的控制與奴役。

對於廣大的被殖民的東方地區而言，民族國家理論乃是一個尚未失去正麵價值的有效學說。西方國家將族國家理論妖魔化，實際上包含著對於東方主權國家的政治價值和人文價值之消解。

在降低國家認同的人文價值的過程中，西方國家抬出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等等概念用以取代。在實際文化運動之中，世界主義、國際主義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倒是對於西歐地區各個國家及其居民在文化上、種族上的認同與統一，起到了引導作用。它的現實的成果就是歐盟的出現。

二戰結束以後，政治與軍事殖民的漫長歷史告一段落，為了在新的語境中持續他們的殖民統治，鞏固他們的殖民成果，維護他們在五百年殖民歷史中形成的霸權地位，一個超越「國家」概念的、具有文化和種族同一性的概念出現了，這個概念叫做「西方」。歐洲和美國迅速抱作一團，他們依然是世界的老大。他們扮演著弱勢國家保護者的形象，這種形象只是殖民時代宗主國形象的翻版，他們各式各樣的跨國公司、金融機構以及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像毛細血管那樣細密、嚴謹地伸向世界各個角落，實現著對於全世界財富、資源的控制和攫取。

對於西方強國的跨國公司來說，他們到東方世界進行掠奪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障礙就是那些地區的國家政權，只有淡化了弱勢地區的國家主權，他們才能減少掠奪的障礙和代價，從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美國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強調作為整體的西方文化與世界上其他文化類型的（例如伊斯蘭文化、中國文化等）的區別、對峙與矛盾，並預言日後世界上的衝突與戰爭主要發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間。這種解釋框架的變更，一定程度地掩蓋了西方社會對於國家利益的追求，尤其掩蓋了他們為了自身國家利益而肆意踐踏和掠奪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以及公民利益的真相。好像世界的紛爭不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掠奪引起的，而是不同文明的不同觀念引起的。這顯然是一種欺人之說。

一百年來，中國精英群體一直跟著西方國家鸚鵡學舌，所有的學術命題都照搬西方。西方人吃飽了，中國精英就忙著打飽嗝，西方人感冒了，中國精英就忙著咳嗽，西方人在某個方面走得過火了，中國精英就馬上跟著拉肚子。

民族國家理論甚囂塵上的時候，中國精英還渾然不覺。等到西方的大炮把中國徹底轟倒，中國精英慢慢醒過神來，決定要拜倒在這個強盜腳下，從此跟著那一群血跡斑斑的強盜亦步亦趨。

在五四運動前後，世界上被壓迫民族藉助民族國家學說，掀起了一個擺脫殖民統治的高潮。西方學者當然要拿著世界主義、國際主義的學說，來給這種民族自治要求和愛國精神滅火。中國的精英學者也跟著猛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肚子，大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弊病，大談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神聖，就像今天的精英高度亢奮地大談全球化一樣——他們根本不想想，當時的國際究竟是誰的國際？當時的世界究竟是誰的世界？今天的全球化究竟是誰的全球化？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愛國主義資源極為稀薄的國家，近代以來處於歐美和日本這些民族主義瘋子的重重包圍之中，長期面臨著滅國的威脅。

中國的精英群體卻不知道適時地利用西方社會出現民族主義疑慮的國際背景，好好鼓動國民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文化，以便適時地強化國家認同和民族凝聚力，在虎狼環伺的險惡境遇中打開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

與此相反，中國精英群體竟然跟著西方學者盲目嚷嚷著世界主義之類，同時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發起猛烈的、毀滅性的攻擊，還自以為這樣就是站到了國際前沿，就跟那些偉大民族的偉大學者同樣偉大了。這是斷送中國前程的愚蠢行為。

中國的戰國時代曾經發展起愛國主義，屈原沉江、晏子使楚、鄭國牛販子弦高智退秦師等等愛國故事成為千古美談。可是，秦漢建立大一統帝國之後，周邊沒有文化水平和政治建制相對等的國家做對應物，國家的觀念在中國人的心中日漸淡薄，天下觀念卻日益發達。

《禮記》描述君子的志向和職責，不以治國為終點，而是直指天下。國家只不過是人類分群的一種組織模式，天下則指全人類的人文存在。天下胸懷，非愛國主義所可比擬。

不獨精英群體樂於以天下胸懷包容家國之志，連普通居民也不以國家為意。南宋時期，面對被異族侵吞的大片北方國土，江浙的居民卻反對大動干戈收復失地。他們關注的是過好自己的日子，不願意看到政府以收復失地的名義課以重稅。這種選擇顯示了國家認同在居民心中佔有的地位不是很高。

早在十六世紀，來華傳教的利瑪竇就敏銳地發現，中國從來不以國家的名義跟周邊社會打交道。那些小國來中國進貢，中國的心態不是「交易」而是「交往」。中國朝廷賞賜大量的財物，作為貢品的回報。如果用西方貿易的眼光看待，中國朝廷頗為吃虧。可是中國的「貢賦貿易」體系本不是一種「國際交易」模式，而是一種「天下交往」模式。

後來的一些西方學者更明確地認為，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種文明。中央政權跟它的臣民及眾多藩屬國組成一個文明體系。這跟中國近代學者的認識基本一致。梁啟超在《愛國論》和其他許多著作中都表述過這個意思，在中國無法以獨立國家的名義自立於世界的那個悲慘時代，梁啟超的這種描述充滿了無奈。

事實正是如此，在中國人民備受凌辱的整個近代史上，滿清權貴就一直沒有把國家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始終把諾大的中國看作他們的狩獵場，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始終是他們的最大對手，而不認為他們跟漢族是一個國家共同體。他們在慘遭失敗之後，不得不「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也就是把漢族等等獵物讓出一部分給西方強盜。

滿族也是中華文化圈的一部分，他們的心態，一定程度地體現了中國民眾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的匱乏，離愛國主義似乎相去甚遠。

由於近代以來反覆遭遇西方列強的屠殺、劫掠和各種形式的奴役，精英群體中少數傑出人物通過反覆的學習和思考，終於逐步建立起國家觀念，滋長起強烈的愛國激情，並投身到保國保種的鬥爭中。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梁啟超、梁士詒等愛國人士主張通過參戰改變中國卑屈、孱弱的國際地位。可是世界霸主英國堅決拒絕中國參戰。袁世凱當局在英法聯軍戰局失利的情況下，要求由中國派工人（而不是軍人）到法國戰場從事後勤工作，才被應允。

十四萬五千華工為協約國的勝利犧牲了兩萬多人。中國因此而成為二十七個戰勝國之一。可是，中國人民的鮮血並不能博得西方強國的尊重。

巴黎和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竟然沒有權利收回被戰敗國德國佔領的青島等等領土，世界霸主們決意將德國在中國的權利移交給惡魔國家日本。

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受到這般凌辱，激發了中國國民強烈的愛國心。1919年五月，由中國學生、中國工人（包括從一戰戰場返回的華工）、中國商人、中國市民共同參加的遊行、罷課、罷工、罷市運動，標誌著中國民眾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的覺醒。這次後來被命名為五四運動的愛國運動受到少數傑出人物的支持，成為日後中國一度徹底擺脫西方殖民者控制和奴役的濫觴。

五四青年群體愛國精神的覺醒，與精英群體中少數傑出人物的愛國主義思想相呼應。

1902年，梁啟超在撰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開頭，熱情澎湃地說：「於兮，美哉我國！於兮，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為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焰，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焰之何以噴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兮！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在國將不國的苦難時期，梁啟超始終跟這個苦難國家相依為命。儘管他是最系統地學習西方文化與產業、科技的最早提倡者之一，儘管一戰以後他也發表過許多闡述世界主義的文章，可是梁啟超從來不曾為了追趕西方的時髦，而把自己置於國家民族之上，從來不曾以導師名義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指手劃腳。他始終把自己置於這個苦難民族的群體之中，置於這種偉大文化的滋養之中。

若是其他精英人物對於國家民族懷有「三薰三沐」十分之一的莊嚴感和虔敬心，也不至於用那種畸形的方式詛咒自己的國族和文化。

梁啟超很可能是著意激發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的先驅。他對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真摯感情，他對於中國同胞的深切熱愛，今天讀來依然禁不住熱血奔涌。

以梁啟超為先驅、以五四運動為標誌的愛國主義精神的覺醒，完全是在殖民帝國的長期掠奪和凌辱中，激發起來的自衛反應，我們不得不被迫愛國。

可是這種「被迫愛國」的覺醒，卻沒有在日後的中國一以貫之，而是經歷了異常曲折的發展：一會兒徹底斷裂、一會兒遊絲一線、一會兒突然高漲、一會兒竟然作為負麵價值受到精英群體的圍剿和掃蕩。

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精英群體竟然因為當年中國沒有像印度和香港那樣淪為完全的殖民地而痛苦得尋死覓活。他們對於五百年殖民史上所有血淋淋的事實一筆抹殺，他們對於西方列強用四個士兵的陣亡造成中國三萬士兵犧牲的殘酷屠殺完全視而不見。

他們決定奮起直追，超越時空限制，跪下來請求殖民者的後代將中國重新納入任由他們控制和抽血的軌道。

在他們生起這個願望的時候，愛國主義自然受到壓抑，在他們高歌猛進的時候，愛國主義受到空前的圍剿。

如果哪個少不更事的年輕人面對西方人的暴行（比如轟炸中國大使館）稍稍表示一下不高興，他們說這是「憤青」，要是有人膽敢在國際社會中表達了一點維護中國利益的願望，他們說這些都是「愛國賊」。

中國人的愛國本來是西方人教給我們的，但是一些中國精英說：我們不配！他們天天羨慕西方人的愛國，同時天天祈禱西方人連我們的國家一起愛。可是，西方那些高貴的國家，過去他們只愛我們的白銀，並天天琢磨瓜分中國的方案，今天他們只愛免費享用我們的一切產品，只愛我們為他們的窮奢極欲買單，並天天琢磨如何分裂我們的國家（美國蘭德公司所掛的中國地圖上，西藏、新疆、內蒙都不在中國版圖之內，更別說台灣了）。

儘管如此，少數中國精英依然只允許我們將自己的國家送給西方人愛，我們自己一愛，就被他們命名為「愛國賊」。

中國於是進入了一個公開圍剿「愛國賊」的畸形時代。

這種畸形現象，顯示了中國不同群體在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方面的分裂。這種分裂將給未來中國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也許是值得關注的問題。愛國主義為什麼遭到圍剿

摩羅

與摩羅先生談愛國


作者：蕭瀚

1.讀了摯友摩羅先生近作《愛國主義為什麼遭到圍剿》，我十分震驚，這是我見過的摩羅作品里，最神經錯亂的文字，為此不得不直言不諱地批評他。

2.在批評他之前，我希望對他不了解的朋友們聽我一言：以我多年來對摩羅的了解，他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誠的人之一，他敲起愛國主義破鑼絕對不是因為愛上了斧頭幫，也絕對不是因為有任何奴才意圖，他是真誠地認為自己觀點正確才寫這種語無倫次的文章的。

3.「愛國賊」這個詞的發明者是我和摩羅曾經的共同朋友任不寐先生，現在他既不是摩羅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因此而要否定任先生對中國當代思想的貢獻（無論對他個人如何看待，我依然認為任不寐先生是當代中國最有原創力的思想者之一），當年摩羅也是盛讚過這個詞的，但願他沒有忘記。

4.那麼為什麼摩羅先生會發生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彎，從一個像魯迅一樣的民族性批判者變成了一個民族性謳歌者，變成了一個讓人分辨不清他到底是熱愛斧頭幫還是熱愛這片土地的人？

5.有些朋友的批評可能有點道理，由於他是從事文學批評工作的，與第一線的社會現實畢竟有點隔，來北京之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也只是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而已，並非大富大貴），更使得他對當代中國大量底層生活失去痛感，此其一。

6.其二，摩羅的知識結構中一直缺乏比較堅實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理論、政治學、法學、經濟學等經世之學的常識基礎，他看問題、分析問題時常常只能從感性出發，而難以用理性的邏輯工具分析問題。摩羅十年前的那些散文和隨感曾讓我落淚（例如《城裡的姨媽》、《我是農民的兒子》），他對中國知識分子集體人格的批判也令我心驚，他對自我的剖析更令我汗顏，但是，在涉及社會學、政治學等公共生活秩序問題方面的研究，至今依然十分幼稚，簡單說，這不是他擅長的領域，更沒有駕馭的能力。

7.在《愛國主義為什麼遭到圍剿》一文中，摩羅首先對於國的概念就沒有釐清，例如他拿古代中國的天下概念來談對國的超越。而實際上，我們現在所說的國，是來自近代的民族國家理論、主權理論，這種理論下，主權和主權之間在法權意義上是平等的，他遺忘了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念中，具有潛在的君臨萬國的等級特權觀念，依然離不開基本的中國特色：即斧頭幫精神——試看中國4000年，從商湯到最近的斧頭幫，哪個政權不是用斧頭砍出來的？

8.西方近代以來的民族國家觀念在內政上有基本的民主、法治訴求，因此注重政權的合法性，這就是韋伯所謂的法理型統治，而中國至今都是魅力型統治加傳統型統治，離法理型統治還很遠。換句話說，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還根本沒有形成，我們的主權觀念和西方世界的主權觀念並不相同。

9.成熟的西方主權觀念認為，一國當由全體國民經過一定的公平、公開的全民參與的程序，選擇大家能夠基本認同的人員組成國家代理人，進行公共事務的治理。如果我們認同人人享有平等的基準自由，那麼西方這一主權觀念就毫無疑問地具有普世價值，它也就應當可以適用於中國，除非你認為中國只配由斧頭幫來統治，萬世不變——這樣的話，從族群角度看，中國除了砍人的斧頭幫和挨刀的被砍幫就沒有其他人了。

10.在斧頭幫統治之下，除了那些擁有斧頭的權貴們，其他人無論是誰，都是被砍的或者是幫助斧頭幫砍人以獲取奴才利益的。在斧頭幫主權下，愛國到底愛的是什麼國？

11.斧頭幫一天到晚號召的愛國主義，目的只是讓全體受奴役者甘做斧柄，這樣幫主及其同夥們就可以想砍誰就砍誰，想怎麼砍就怎麼砍。

12.而另一種民間的愛國者，例如林昭這樣的人，就直言不諱地站在斧頭的對立面，拒絕做斧柄，更拒絕做斧頭。

13.很長時期以來，中國絕大部分的所謂愛國者只不過是爭做斧柄、不自知的奴才，他們越愛國，就越符合斧頭幫的利益，因此這國家也就越糟糕，實際上是害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不寐提出的「愛國賊」概念才有其特殊的表現力。

14.在斧頭幫所主宰的僭主主權下，內政和外交一定會出現如下情形：斧頭幫對待斧頭不及的外邦，與對待國內人民的方式，與民主主權國家的做法正好相反。在公共事務上，民主主權下的民治政府一定是儘可能地根據民意和國家利益考慮問題，因此，他們會善待本國人民，卻與外國錙銖必較，一點利益喪失都可能導致他們下台。而斧頭幫主權則剛好相反，他們的出發點是保住自己的權位和私利，因此他們往往在國內與民爭利，在國際上反倒像個哈巴狗，喪權辱國也就是常事。一個荒唐的典型案例就是入世之後，斧頭幫允許外國私人資本在中國辦銀行，卻不允許中國人自己的私人資本辦銀行。還有外資企業的稅率遠低於中國本土企業的稅率，他們不斷地在中國獲得超國民待遇，這真是讓西方主權理論大師們困惑不解之事。

15.所以，如果要倡導愛國主義，真的該搞清楚怎麼愛國才是有效的愛國而不是害國。摩羅一定是對我痛斥這個民族為劣等種族極為反感，實際上我願意更加嚴謹一點說，漢族才是劣等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一個至今還不知道怎樣用辯論去選擇一個政權的民族，一個歷史上動不動就幾十萬幾十萬地殺害本族人的民族，一個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惡魔奉為偉大領袖的民族，一個認賊作父和認父做賊的民族，一個對於自己過往惡行毫無懺悔能力的民族，一個只有斧頭才是萬能鑰匙的民族，……我覺得，怎麼看都是個劣等民族。斧頭之所以能所向披靡，除了斧頭本身鋒利之外，還不是因為斧柄實在太結實了嗎？

16.當下中國，倘要愛國，挺簡單的，力促憲政，力促法治政府，力促公民社會，盡自己的能力，力促斧頭幫主權成為民主主權；為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說真話、做實事，為受到侮辱和損害的千千萬萬中國人說真話、做實事。

17.內政和外交是連在一起的，民族國家時代，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國際交往，既非天堂，也非地獄，關鍵看你自己的國家是不是一個民主主權。如果一國政府無能面對外邦，那隻能認栽，假定你愛國人士的本國政府主動給了外企15%的所得稅稅率，而本國企業的稅率則是25%，你該向政府去抗議，而不是上人家大使館扔啤酒瓶。如果你的政府吃飽了撐的，給流氓國家提供流氓援助，因此挨了炸彈，你愛國人士一邊哭去就夠了，扔幾個啤酒瓶並不就是愛國了。如果你愛國人士的政府迫害本國異族，遭到全世界抵制，你頭上纏了布條牙關咬得像老虎鉗，高喊打倒什麼什麼，不管你自己再怎麼覺得愛國，也還是個笑柄。如果你對外國政府不滿，抵制什麼「嫁了夫」之類的超市，你這種安全的牛叉只讓我覺得好便宜啊好便宜。

18.我有很多漢奸理論，例如早在1997年，我就曾經與現已故法學界重要學者謝懷軾謝老爭論過抗日戰爭問題，我曾說，以歷史的后見之明，當年要是日本佔領中國就好了——至少不可能會有比斧頭幫更加殘忍、惡毒、流氓的政權。謝老當然大怒，我說如果自己在抗日戰爭時代，也會去戰場打仗，但這是兩個問題。

19.在我眼裡，什麼民族什麼人來代理國家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國家的政府組織是不是合乎憲政，如果只是合乎斧頭幫利益的，不管是誰組織的，就是我父母組織的，我也要反對。如果是以憲政的形式組織的，就是請了地獄的撒旦來管理國家，我也不擔心。

20.在中國的土地上痛罵美國或者法國，跟站在月球上痛罵火星沒什麼區別，這麼便宜的愛國，誰不會？再者，前面已經說了，如果中國的國家利益遭到了侵害，那未必是政府無能的結果，而恰恰可能是政府刻意的結果。正如毛時代，拒絕跟美國建交，拒絕他們的美元；華國鋒時代，唐山地震之後拒絕國際援助；毛時代由於搶劫式的剝奪外國資本，導致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禁運和經濟封鎖。這些都是嚴重損害國人利益的政治行為。你該去怎麼個愛國，到街上遊行，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法帝國主義、德帝國主義」嗎？我們需要的絕不是廉價的口吐白沫的愛國主義。

21.愛國主義，如果一定需要，那也得是站在中國的土地上，為我們自己每個人的自由而奮鬥，為不分種族的每個中國人的基本權利而奮鬥，為中國的憲政法治而奮鬥，為千千萬萬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本國同胞的天賦權利而奮鬥。

22.空喊愛國主義毫無意義，圍剿我這樣的漢奸也沒什麼價值，至於動不動就把倡導自由民主的人們視為洋奴，這種二極體思維方式更是和斧頭幫的意識形態珠聯璧合了。把今日中國的賬都算在「精英們」的頭上更是欺軟怕硬——不想批評政府沒關係，但捏軟柿子就顯得很沒意思了。

23.數年前，我曾經聲言摩羅已經在朝著超越魯迅的道路邁進，而今天我卻擔心，摩羅會不會中途改轍，將超越變成了背叛，如果是這樣，我將萬分遺憾。不過，無論怎樣，我相信，這樣的爭論不會傷及我們多年的友情。

2009年7月29日於追遠堂

—— 原載: 作者博客

愛國主義很容易被形式化，被人利用，最後變成民族主義，盲目排外，最後就是一群拳民。何況，愛國不是喊出來的。在官員們壓榨百姓，掏空國家財產的今天，讓大家愛國是一件很不現實的事。

這些書俺都沒看。現在只看《明朝那些事兒》。

2# guaiyouli


客觀的說，這位蕭瀚先生的文字反倒給人有神經錯亂之感

通篇的胡說八道，要駁斥它還要使用三倍的文字。

僅看一點：「對於西方強國的跨國公司來說，他們到東方世界進行掠奪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障礙就是那些地區的國家政權，只有淡化了弱勢地區的國家主權，他們才能減少掠奪的障礙和代價，從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按作者這樣的思路，就必須強化弱勢地區的國家主權。強化的方法無他，就是收回讓渡出去的權力，諸如退出聯合國，退出WTO，退出國際刑警組織，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本國事物不受任何國際權力約束。

甚至在體育比賽中，也不允許外國裁判對本國運動員吹哨子！

這樣很爽了吧？還應該封關，海禁！以避免權力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