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伏擊手」與商業機密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楊海鵬

一、山區「伏擊手」
幾年前，曾經在浙江某山區得知一系列的伏擊案件。
那個地方盛產玩具，每到廣交會來臨，總有一些老闆躺倒在醫院裡。原因多是晨昏出行，被一些神秘人伏擊。而對於伏擊者的身後人，被襲者彷彿心知肚明：當地老闆有親自到廣交會上展銷拉單的習慣，這活絕不能交給外人。但你躺在醫院裡，搶到單的只能是同行。
玩具賣的是設計。這些作坊工廠沒有這個實力，有點基礎的老闆央人跑國外的展會，搞一點兒「拿來主義」。問題是你「拿來」不等於是你的，行業蛋糕就那麼大，大夥兒就這麼一個生業，同行間多會搬出十八般武藝偷你的款式，拉你的模具師傅，技術工人。一時間，山溝里諜影重重，依稀二戰時的卡薩布蘭卡。再進一步的發展，大家都生產同樣產品，相互競價，肯定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有了最後一招：讓你在到「廣交會」趕集前躺倒在醫院裡。
因為有了固定的需求，這個山區的小社會中產生一個新職業，俗稱「伏擊手」：一般三人一組，一人負責辨識被襲對象，「驗明正身」；一人負責劈頭拋石灰包蒙住眼；另一人執棒朝後腦勺來那麼一下。幾次三番下來，他們逐漸變得很專業，下手輕重拿捏準確。傷勢按法醫鑒定標準總在「輕傷」與「輕微傷」之間。對應的司法處置，在「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之間，警察的「自由裁量權」由此很大。與此同時，小城裡經司法部門特許，湧出幾十個法醫鑒定機構，只要你出錢，傷情可以按要求鑒定。
於是，被伏者進入了一個成本不可控的無底洞里。公安抓人要的是證據，證據充分不充分，由他們說了算，還不時因經費不足要求贊助，查案過程中自然少不了吃喝。那些被打的老闆，就是有明確的證據指向，再花錢鼓搗一個「重傷鑒定」也未必有用。關隘重重，每過一個都要通關費。時間一長，不少老闆由此學機靈了，雇傭伏擊手，先下手為強，自己先隱身，把同行「伏」了再說。「伏」成了，才能搶到訂單，有了訂單，才能做大——「伏擊」活動，由此深度嵌入當地產業鏈。當老闆的，自然也把「伏擊」與「被伏擊」以及雇保鏢的開銷，計入年度固定開支項目預算。
後來幾年，「伏擊手」突然煙消雲散。
表面原因，是「伏擊」滲透到到日常生活，令民怨沸騰，領導也忍無可忍：幹部升遷未成，懷疑同事說壞話，鄰居之間的小摩擦等等這些，也要通過「伏」來解決。同時「伏擊手」之間的競爭，也使「價格體系」破壞，從開始的幾萬，降到普及版的兩千，後來幾百元也有人做。這樣的後果是「三人組」變「一人組」，還經常「伏」錯人。此間情狀，絕類層層分包產生的「豆腐渣工程」。於是，政府順從民意，抓起治安整頓，老「伏擊手」們，跑的跑，關的關，轉行的轉行。
但問題是，老闆們當真再不需要「伏擊手」了嗎？當然需要。但這時在作坊式的小工廠中，已經脫穎出了行業小巨頭，他們兼并同行，收購國企，成為地方財政衣食所在。地方上政商同盟一俟形成，競爭也從山溝里小作坊的內戰，轉化為各個地方的企業巨頭之間的商戰。巨頭們不再使用民間暴力，「伏擊手」角色的，也有了升級版——由地方政府控制人財物的司法部門，以及可以決定司法裁判結果的人充任。

二、柜子里的「裙子」
「伏擊」的故事一直難以讓我釋懷，覺得它更像是中國製造所面對的錯亂無序的競爭環境的原型敘事。
自己經歷的很多企業間的訴訟，形形色色，不少可以置入這個敘事結構中。
幾個月前，一位老師非常惱火：因為他的一個在讀博士生也被「伏」了。
案情大體上是這樣：老師的那位博士生（不妨叫他L），辭掉某機械類上市公司副總裁職務，到在同省另一城市一家民營機械企業做老總，但因與董事長不和，辭職回鄉自立門戶。兩個企業生產同類產品。未久，那家民營機械企業認為L侵犯其商業秘密，在北京一間著名的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機構作出確認后，民企所在地的司法機構將L和他幾位同僚逮捕，並被起訴。
而北京鑒定機構的這份知識產權司法鑒定，成為司法公權力行使的依據。
機械專業我是門外漢。但該鑒定報告五位鑒定人的專業背景讓我感興趣。我揭露過很多科技騙局，入手點也多是所謂發明人的專業背景，比如在核酸保健品騙局中生物教授，經我鉤沉，實際是德育副教授。另一個著名保健品捧出的「產品之父」，美國德州大學的教授，與我通信后，才知道自己的所謂「發明」，已經在中國形成十幾億銷售額的產業。
在這份長達百頁鑒定書中，他們都是機械類的高級職稱。
然而，經我檢索了科學文獻，居然查不出他們中有任何一人有機械類的專業論文發表。料想也許人家是實務專家，未必有寫論文的要求。在擴大搜索範圍后發現，其中一人是煤炭專利代理人，一人研究的是鐵路布線規劃，一人的專業是光學儀器，另外兩人的專業，與鑒定書上的描述也不符合，總之與機械毫無關係。這份報告的複核人，本是需要機械專業高級職稱的，但其在簽訂機構網站上自述專業卻是化學。
司法鑒定人對於其專業背景的描述，意義在說明他具備鑒定所需要的專業技術能力，使其鑒定報告有足夠影響法庭裁判的權威性。但他們的專業背景描述如此修飾，作為鑒定人秉承的獨立性，中立性和公正性自然令人懷疑。
但鑒定人的說服對象是法庭，一旦他們的意見被法庭接納，就會入人以罪。雖然被告遞交了另一鑒定機構的鑒定來抗辯，說明該「技術機密」是公知技術，但是否接納則是法院的權力。更何況對於法院來說，也難以釐清地方利益與司法裁判的關係：此案地方首長有明確傾向性的批示；那家民企是法院所在的縣是最大的投資商。
技術機密案件不公開審理，輿論機構無法旁聽，也無以置喙。該技術是否公知技術，法官自由裁量權由此放大。但問題是，法官個人能否擺脫背後的勢力的種種影響，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判？答案是很難。即便這個案子，在經過無數周折后，定罪結論被推翻，司法機構也可以把責任推給鑒定機構的誤導。
筆者在法律界浸淫20年，對此有著太多的經驗。一個人品和水平都不錯的審判長，正審理一件知識產權案件，審案期間曾與我坐同一部電梯，彷彿自言自語地說「辦案真難」——因為有兩個領導給他下達了完全不同的意見。我開玩笑說：你可以學萊文斯基小姐，留下條有精斑的裙子，說明自己是「不得已」。否則沒有得手的一方，會嫉恨你，人家權力大你怎吃得消？他苦笑道：「我柜子里可都是這樣的『裙子'。」

三、法律人的新活計
北京那家鑒定機構，因為接受巨額商業賄賂，在另外一個商業秘密糾紛中，幫助一方「銷毀塗改證據資料」，三位負責人被捕。可以說，作為司法鑒定人的他們，為了利益，他們成了「伏擊手」。
一個靠公信生存的機構，出了如此嚴重公信問題，司法部門沒有對其作出的鑒定書進行徹查，而僅是「因領導人更換，暫時停業」，箇中奧妙，無人能解。該機構經營期間所做的司法鑒定報告，仍在全國各地的法庭上，作為運作司法公權力出入人罪的根據。
現在充任「伏擊手」的，是形形色色的法律人，這足以讓那些法律原則的堅守者悲哀莫名。在權力的操控下，司法資源可能為政經勢力掌控，為私人利益服務，我們是否由此變成一個「伏擊者」的社會？我實在很是恐懼。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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