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牛棚雜憶

《牛棚雜憶》是季羨林老先生對其在文革時期的一本回憶錄，他以幽默甚至是調侃的筆調講述自己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此書對「文革」的殘酷性揭露的讓人不寒而慄。他出書的目的就是希望總結教訓和「經驗」，讓更多經歷過的人出來說話，讓更多知情者出來說話，不要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季羨林是北京大學資歷最老的大教授之一，又是著名作家、學者，可其一生經歷坎坷，被勞改、批鬥，見證了許多荒謬之極的歷史事件……耄耋之年，季羨林以自省之筆，紀錄了自己所經歷的這一切……讀來讓人感慨萬端。

第1節：做真實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變化總是難免的。連壽命比較短的人都無不如此，何況像我這樣壽登耄耋的老人!

    我們舞筆弄墨的所謂"文人"，這種變化必然表現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話，怎樣來處理這樣一些思想感情前後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這裡就有兩種辦法。在過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蓋自己幼年掛屁股簾的形象，盡量刪削年輕時的文章，使自己成為一個一生一貫正確，思想感情總是前後一致的人。

    我個人不贊成這種做法，認為這有點作偽的嫌疑。我主張，一個人一生是什麼樣子，年輕時怎樣，中年怎樣，老年又怎樣，都應該如實地表達出來。在某一階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頗，甚至錯誤，決不應加以掩飾，而應該堂堂正正地承認。這樣的文章決不應任意刪削或者乾脆抽掉，而應該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雜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後矛盾的現象，是頗能找出一些來的。比如對中國社會某一個階段的歌頌，對某一個人的崇拜與歌頌，在寫作的當時，我是真誠的；後來感到一點失望，我也是真誠的。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刪改，統統保留下來。不管現在看起來是多麼幼稚，甚至多么荒謬，我都不加掩飾，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這樣性格的一個人，我是頗有點自知之明的。我離一個社會活動家，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我本來希望像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那樣，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不求聞達，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又決不是不關心國家大事，決不是不愛國，那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然而陰差陽錯，我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人。應景文章不能不寫，寫序也推脫不掉，"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會也不得不開。事與願違，塵根難斷，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張，只有俟諸來生了。

    季羨林

第2節：牛棚雜憶自序(1)

    《牛棚雜憶》寫於1992年，為什麼時隔六年，到了現在1998年才拿出來出版。這有點違反了寫書的常規。讀者會懷疑，其中必有個說法。

    讀者的懷疑是對的，其中確有一個說法，而這個說法並不神秘，它僅僅出於個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點私心而已。我本來已經被"革命"小將--其實並不一定都小--在身上踏上了一千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可否極泰來，人間正道，浩劫一過，我不但翻身起來，而且飛黃騰達，"官"運亨通，頗讓一些痛打過我，折磨過我的小將們膽戰心驚。如果我真想報復的話，我會有一千種手段，得心應手，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進行報復的。

    可是我並沒有這樣做，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打擊，報復，穿小鞋，耍大棒。難道我是一個了不起的寬容大度的正人君子嗎?否，否，決不是的。我有愛，有恨，會妒忌，想報復，我的寬容心腸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動報復之念，我立即想到，在當時那種情況下，那種氣氛中，每個人，不管他是哪一個山頭，哪一個派別，都像喝了迷魂湯一樣，異化為非人。現在人們有時候罵人為"畜生"，我覺得這是對畜生的污衊。畜生吃人，因為它餓。它不會說謊，不會耍刁，決不會先講上一大篇必須吃人的道理，旁徵博引，洋洋洒洒，然後才張嘴吃人。而人則不然。我這裡所謂"非人"，決不是指畜生，只稱他為"非人"而已。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時候還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性，我焉敢苛求於別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處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於這些想法，我才沒有進行報復。

    但是，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這還不是一切，還有我私心的一面。

    了解"十年浩劫"的人們都知道，當年打派仗的時候，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企業，甚至某一些部隊，都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每一派都是"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現在看起來兩派都搞打、砸、搶，甚至殺人，放火，都是一丘之貉，誰也不比誰強。現在再來討論或者辯論誰是誰非，實在毫無意義。可是在當時，有一種叫做"派性"的東西，摸不著，看不見，既無根據，又無理由，卻是陰狠、毒辣，一點理性也沒有。誰要是中了它，就像是中了邪一樣，一個原來是親愛和睦好端端的家庭，如果不幸而分屬兩派，則夫婦離婚者有之，父子反目者有之，至少也是"兄弟鬩於牆"，天天在家裡吵架。我讀書七八十年，在古今中外的書中還從未發現過這種心理狀況，實在很值得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認真探究。

    我自己也並非例外。我的派性也並非不嚴重。但是，我自己認為，我的派性來之不易，是拼著性命換來的。運動一開始，作為一系之主，我是沒有資格同"革命群眾"一起參加鬧革命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呼聲響徹神州大地，與我卻無任何正面的關係，最初我是處在"革命"和"造反"的對象的地位上的。但是，解放前，我最厭惡政治，同國民黨沒有任何沾連。大罪名加不到我頭上來。被打成"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是應有之義，不可避免的。這兩陣狂風一過，我又恢復了原形，成了自由民，可以混跡於革命群眾之中了。

    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實實的話，我本可以成為一個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幾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爺賦予了我一個犟勁，我敢於仗義執言。如果我身上還有點什麼值得稱揚的東西的話，那就是這一點犟勁。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這點犟勁，就頗值得自慰了，我這一生也就算是沒有白生了。我在逍遙中，冷眼旁觀，越看越覺得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熱的"老佛爺"倒行逆施，執掌全校財政大權，對力量微弱的對立派瘋狂鎮壓，甚至斷水斷電，縱容手下嘍啰用長矛刺殺校外來的中學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並不真懂什麼這路線，那路線，然而牛勁一發，拍案而起，毅然決然參加了"老佛爺"對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組織"。"老佛爺"的心狠手毒是有名的。我幾乎把自己一條老命賠上。詳情書中都有敘述，我在這裡就不再啰嗦了。

    不加入一派則已，一旦加入，則派性就如大毒蛇，把我纏得緊緊的，說話行事都失去了理性。十年浩劫一過，天日重明；但是，人們心中的派性仍然留下了或濃或淡的痕迹，稍不留意，就會顯露出來。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對立面，批鬥過我，誣衊過我，審訊過我，踢打過我。他們中的許多人好像有點愧悔之意。我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塗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裡面藏著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後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後打擊報復。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號入座，易如反掌。懷著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麼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

    那麼，你為什麼乾脆不寫這樣一部書呢?這話問得對，問得正中要害。

    實際上，我最初確實沒有寫這樣一部書的打算。否則，十年浩劫正式結束於1976年，我的書16年以後到了1992年才寫，中間隔了這樣許多年，所為何來?這16年是我反思、觀察、困惑、期待的期間。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條蠢驢，對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殘暴、混亂、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蒙羞忍恥、把我們國家的經濟推向絕境、空前、絕後--這是我的希望--，至今還沒人能給一個全面合理的解釋的悲劇，有不少人早就認識了它的實質，我卻是在"四人幫"垮台以後腦筋才開了竅。我實在感到羞恥。

    我的腦筋一旦開了竅，我就感到當事人處理這一場災難的方式有問題。粗一點比細一點好，此話未必毫無道理。但是，我認為，我們粗過了頭。我在上面已經說到，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受蒙蔽的。就算是受蒙蔽吧，也應該在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中受到足夠的教訓，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後再重蹈覆轍。這樣的機會恐怕以後再難碰到了。何況在那些打砸搶分子中，確有一些禽獸不如的壞人。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顏色。有的偽裝成正人君子，有的變為某將軍、某領導的東床快婿，在這一張大傘下躲避了起來。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縱橫捭闔的伎倆，暫時韜晦，窺探時機，有朝一日風雷動，他們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點子多，深通厚黑之學，擅長拍馬之術。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在的癌細胞，遲早必將擴張的。我們當時放過了這些人，實在是埋藏了後患。我甚至懷疑，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總起來看，是安定團結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會上道德水平有問題，許多地方的政府中風氣不正，有不少人素質不高，若仔細追蹤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餘毒有關，同上面提到的這些人有關。

    上面是我反思和觀察的結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麼呢?

    我期待著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了出來。一些元帥、許多老將軍，出生入死，戎馬半生，可以說是為人民立了功。一些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絕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大都是勤奮工作，赤誠護黨。所有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潑了一身污水，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國古來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說法。但幹這種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們卻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裡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麼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裡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干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們大概認為我在說謊，我在談海上蓬萊三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皮膚，只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第3節：牛棚雜憶自序(2)

    此外，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對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而說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致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麼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這一類人現在已經四五十歲了，有的官據要津。即使別人不找他們算賬，他們自己如果還有點良心，有點理智的話，在燈紅酒綠之餘，清夜捫心自問，你能夠睡得安穩嗎?如果這一類人--據估算，人數是不老少的--也寫點什麼東西的話，拿來與被折磨者和被迫害者寫的東西對照一讀，對我們人民的教育意義，特別是我們後世子孫的教育意義，會是極大極大的。我並不要求他們檢討和懺悔，這些都不是本質的東西，我只期待他們秉筆直書。這樣做，他們可以說是為我們民族立了大功，只會得到褒揚，不會受到譴責，這一點我是敢肯定的。

    就這樣，我懷著對兩方面的期待，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12年。東方太陽出來了，然而我的期待卻落了空。

    可是，時間已經到了1992年。許多當年被迫害的人已經如深秋的樹葉，漸趨凋零；因為這一批人年紀老的多，宇宙間生生死死的規律是無法抗禦的。而我自己也已垂垂老矣。古人說："俟河之清。"在我的人壽幾何兩個期待中，其中一個我無能為力，而對另一個，也就是對被迫害者的那一個，我卻是大有可為的。我自己就是一個被害者嘛。我為什麼竟傻到守株待兔專期待別人行動而自己卻不肯動手呢?期待人不如期待自己，還是讓我自己來吧。這就是《牛棚雜憶》的產生經過。我寫文章從來不說謊話，我現在把事情的原委和盤托出，希望對讀者會有點幫助。但是，我雖然自己已經實現了一個期待，對別人的那兩個期待，我還並沒有放棄。在期待的心情下，我寫了這一篇序，期望我的期待能夠實現。

    1998年3月9日

第4節：一緣起(1)

    "牛棚"這個詞兒，大家一聽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稱，卻誰也說不清楚。我們現在一切講"法治"。講"法治"，必先正名。但是"牛棚"的名怎麼正呢?牛棚的創建本身就是同法"對著乾的"。現在想用法來正名，豈不是南轅而北轍嗎?

    在北大，牛棚這個詞兒並不流行。我們這裡的"官方"叫做"勞改大院"，有時通俗化稱之為"黑幫大院"，含義完全是一樣的。但是後者更生動，更具體，因而在老百姓嘴裡就流行了起來。顧名思義，"黑幫"不是"白幫"。他們是專在暗中干"壞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調的。這一幫傢伙被關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幫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我三生有幸，也住進了大院，--從語言學上來講，這裡的"住"字應該作被動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個月。要說裡面很舒服，那不是事實。但是，像十年浩劫這樣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的--我但願它也絕後--，"人生不滿百"，我居然躬與其盛，這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不得不感謝蒼天，特別對我垂青、加佑，以至於感激涕零了。不然的話，想找這樣的機會，真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我不但趕上這個時機，而且能住進大院。試想，現在還會有人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護，使我得到絕對的安全嗎?

    我也算是一個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歷史，也搞點佛教的義理。但是最使我感興趣的卻不是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論，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些迷信玩意兒，特別是對地獄的描繪。這在正經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的口頭傳說中更是說得活靈活現。這是中印兩國老百姓集中了他們從官兒們那裡受到的折磨與酷刑，經過提煉，"去粗取精，在偽存真"然後形成的，是人類幻想不可多得的傑作。誰聽了地獄的故事不感到毛骨悚然、毛髮直豎呢?

    我曾有志於研究比較地獄學久矣。積幾十載寒暑探討的經驗，深知西方地獄實在有點太簡單、太幼稚、太單調、太沒有水平。不信你去讀一讀但丁的《神曲》。那裡有對地獄的描繪。但丁的詩句如黃鐘大呂；但是詩句所描繪的地獄，卻實在不敢恭維，一點想象力都沒有，過於簡單，過於表面。讀了只能讓人覺得好笑。回觀印度的地獄則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國人的擴大與渲染，地獄簡直如七寶樓台，令人目眩神馳。讀過中國《玉曆至寶鈔》一類描寫地獄的書籍的人，看到裡面的刀山火海，油鍋大鋸，再配上一個牛頭，一個馬面，角色齊全，道具無缺，誰能不五體投地地欽佩呢?東方文明超過西方文明；東方人民的智慧超過西方人民的智慧，於斯可見。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賞他們對地獄的描繪。我原以為這些幻想力和這些描繪已經是至矣盡矣，蔑以復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過以後，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將"在東勝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來的牛棚，以及對牛棚的管理措施，還有在牛棚里製造的恐怖氣氛，同佛教的地獄比較起來，遠遠超過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獄更是瞠乎後矣，有如小巫見大巫了。

    我懷疑，造牛棚的小將中有跟我學習佛教的學生。我懷疑，他們不但學習了佛教史和佛教教義，也學習了地獄學。而且理論聯繫實際，他們在建造北大的黑幫大院時，由遠及近，由里及表，加以應用。一時成為全國各大學學習的樣板。他們真正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僅此一點，就足以證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學活動，沒有白費力量。我雖然自己被請入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已了。

    猶有進者，這一群革命小將還充分發揮了創新能力。在這個牛棚里確實沒有刀山、油鍋、牛頭、馬面等等。可是，在沒有這樣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製造出遠遠超過佛教地獄的恐怖氣氛，誰還能吝惜自己的讚賞呢?在舊地獄里，牛頭馬面不過根據閻羅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鋼叉叉入油鍋，叉上刀山而已。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體，決沒有"觸及靈魂"的措施，決沒有"鬥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辦法。我們北大的革命(?)小將，卻在他們的"老佛爺"的領導下在大院中開展了背語錄的活動。這是嶄新的創造，從來也沒有聽說牛頭馬面會讓犯人背什麼佛典，什麼"揭諦，揭諦，波羅揭諦"，背錯一個字，立即一記耳光。在每天晚上的訓話，也是舊地獄中決不會有的。每當夜幕降臨，犯人們列隊候訓。惡狠狠的訓斥聲，清脆的耳光聲，互相應答，融入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影晃動。我低頭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賞院內這難得的景觀，宛如英國白金翰宮前面廣場上欣賞御林軍換崗的盛況。此時我的心情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

    簡短捷說，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創造發明。裡面的生活既豐富多彩，又陰森刺骨。我們住在裡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讓神經緊張到最高限度，讓五官的本能發揮到最高限度，處處有荊棘坑坎，時時有橫禍飛來。這種生活，對我來說，是絕對空前的。對門外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當時在全國進入牛棚的人雖然沒有確切統計，但一定是成千累萬。可是同全國人口一比，仍然相形見絀，只不過是小數一端而已。換句話說，能進入牛棚並不容易，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人們不是常常號召作家在創作之前要深入生活嗎?但是有哪一個作家心甘情願地到黑幫大院里來呢?成為黑幫一員，也並不容易，需要具備的條件還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進入牛棚的少數人之一，幾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難得的經驗。我認為，這些經驗實在應該寫出來的。我自己雖非作家，卻也有一些舞筆弄墨的經驗。自己要寫，非不可能。但是，我實在不願意再回憶那一段生活，一回憶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寒而慄，不去回憶也罷。我有一個渺渺茫茫的希望，希望有哪一位蹲過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筆，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經歷，淋漓盡致地寫了出來，一定會開闊全國全世界讀者的眼界，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著東天出太陽，一直盼到今天，雖然讀到了個別人寫的文章或書，總還覺得很不過癮，我想要看到的東西始終沒有出現。蹲過牛棚、有這種經驗而又能提筆寫的人無慮百千。為什麼竟都沉默不語呢?這樣下去，等這一批人一個個遵照自然規律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那些極可寶貴的，轉瞬即逝的經驗，也將會隨之而消泯得無影無蹤。對人類全體來說，這是一個莫大的損失。對有這種經驗而沒有寫出來的人來說，這是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最可怕的是，我逐漸發現，十年浩劫過去還不到二十年，人們已經快要把它完全遺忘了。我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談起這一場災難來，他們往往瞪大了眼睛，滿臉疑雲，表示出不理解的樣子。從他們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來，他們的腦袋裡裝滿了疑問號。他們懷疑，我是在講"天方夜譚"，我是故意誇大其辭。他們懷疑，我別有用心。他們不好意思當面駁斥我；但是他們的眼神卻流露出："天下哪裡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獨與恐懼。

    我感到悲哀，是因為我九死一生經歷了這一場巨變，到頭來竟然得不到一點了解，得不到一點同情，我並不要別人會全面理解，整體同情。事實上我對他們講的只不過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細節我甚至對家人好友都沒有講過，至今還悶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觀認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喚起別人的同情了。結果卻是適得其反。於是我悲哀。

    我孤獨，是因為我感到，自己已屆耄耋之年，在茫茫大地上，我一個人踽踽獨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樹葉，逐漸飄零。年輕的對我來說像日本人所說的"新人類"那樣互不理解。難道我就懷著這些秘密離開這個世界嗎?於是我孤獨。

    我恐懼，是因為我怕這些千載難得的經驗一旦泯滅，以千萬人遭受難言的苦難為代價而換來的經驗教訓就難以發揮它的"社會效益"了。想再獲得這樣的教訓恐怕是難之又難了。於是我恐懼。

第5節：一緣起(2)

    在悲哀、孤獨、恐懼之餘，我還有一個牢固的信念。如果把這一場災難的經過如實地寫了出來，它將成為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一面鏡子。常在這一面鏡子里照一照，會有無限的好處的。它會告訴我們，什麼事情應當干，什麼事情又不應當干，決沒有任何壞處。

    就這樣，在反反覆復考慮之後，我下定決心，自己來寫。我在這裡先鄭重聲明：我決不說半句謊言，決不添油加醋。我的經歷是什麼樣子，我就寫成什麼樣子。增之一分則太多，減之一分則太少。不管別人說什麼，我都坦然處之，"只等秋風過耳邊"。謊言取寵是一個品質問題，非我所能為，亦非我所願為。我對自己的記憶力還是有信心的。經過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煉獄的洗禮，"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什麼都不怕。如果有人讀了我寫的東西感到不舒服，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瘡疤；如果有人想對號入座，那我在這裡先說上一聲：悉聽尊便。儘管我不一定能寫出什麼好文章，但是這文章是用血和淚換來的，我寫的不是小說。這一點想能得到讀者的諒解與同情。

    以上算是緣起。

第6節：二從社教運動談起

    60年代前半，在全國範圍內又掀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運動。北大又大大地折騰了一番。規律仍然是：這場運動你整我，下次運動我整你。混戰了一陣，然後平靜下來，又都奉命到農村去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我於1965年秋天，開完了"國際飯店會議"以後，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擔任這個村的社教隊的副隊長，分工管整黨工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山村。在鐵道修建以前，是國內外的交通要道。據當地的老百姓告訴我，當年這裡十分繁華，大街上店鋪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駱駝多達幾百頭，酒館裡面划拳行令之聲通宵達旦。鐵路一修，情況立變。現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處可見斷壁頹垣，一片荒涼寂寞，當年盛況只殘留在老年人的記憶中了。

    村裡社教運動進行的情況，我不想在這裡談。我只談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一些情況。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來頭是很大很大的。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用不著我再去細說。它實際上是在1965年冬天開始的，正是我在南口村的時候。這時候，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了"革命"的烽火。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實，滿篇邪理。它據說也是頗有來頭的。姚文元不過是拿著雞毛當令箭出台獻藝的小丑而已。我讀到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腦袋裡一向缺少政治細胞，雖然解放後幾乎天天學習政治，怎奈我天生愚鈍，時時刻刻講階級鬥爭，然而我卻偏偏忽略階級鬥爭。我從文章中一點也沒有體會出階級鬥爭的味道。我一點也沒有感覺出這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就是大風暴將要來臨的信號。我只把它當作一篇平常的文章來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話的缺點(優點?)。看完了以後，我就信口開河，大發議論，毫無顧忌。我到處揚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罷官》會同彭德懷有什麼瓜葛。我還說，"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長我都認識，有的還可以說是朋友。我同吳晗三十年代初在清華是同學。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後，還曾應他的邀請到清華向學生做過一次報告，在他家裡住過一宿。如此等等，說個沒完。我哪裡知道，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同我一起來南口村搞社教運動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貧農兼烈屬，平常對我畢恭畢敬，我內定他為我的"接班人"。就是這一個我的"心腹"，把我說的話都記在心中，等待秋後算賬，臉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後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臭名遠揚的"老佛爺"，被關進牛棚。我的這一位高足看到時機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圖得自己撈上一頂小小的烏紗帽，把此時記住的我說的話，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點歪曲，傾盆倒到了我的頭上，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我順便說一句，這一位有一百個理由能成為無產階級接班人的貧農兼烈屬的子弟，已經溜到歐洲一個小國當洋奴去了。時間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製造的鏡子里照見自己的真相!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我仍然讀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捕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裡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還有一件小事，我必須在這裡講一講。我們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隊，不是來自一個單位。除了北大以外，還有人來自中央廣播電台，來自警察總隊等單位。根據上面的規定，我們一律便衣，不對人講自己的單位，內部情況只有我們自己明白。我們這一夥來自四面八方的雜牌軍隊，儘管過去並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作，感情異常融洽。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他有豐富的公安經驗，人也非常隨和。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麼信，看完之後，總是以火焚之。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麼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看了陳的行徑，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別是過舊曆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麼要燒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丟在茅坑裡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過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裡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並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從不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裡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這是后話，這裡就先不談了。

第7節：三1966年6月4日(1)

    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決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裡是搞階級鬥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我並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決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鬥爭"看來也是必要的。我們哪裡想到，在我們在這裡搞階級鬥爭的同時，全國範圍內已經湧起了一場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1966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於陸續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消息，從外面傳進來的消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裡正像暴風驟雨前濃雲密布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麼，我們心裡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五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出一些文件，什麼"5?16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說到，我腦袋裡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鬥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境里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繫起來。

    此時城裡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裡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里已經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了打人的現象。據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剎住這一股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5月25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要幹什麼?"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裡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挨了點整。按照我們最近多少年來的運動規律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準備整別人了。

    到了6月1日，忽然聽到中央廣播電台播出了那一張大字報，還附上了什麼人的讚美之辭，說這是一張什麼"馬列主義大字報"。我沒有時間，也沒有水平去推敲研究：為什麼一張大字報竟會是"馬列主義"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沒能進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奧義。反正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這好像釘子釘在案板上，鐵定無疑了。我們南口村的人當然也議論這一張大字報；可是並沒有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兩派，只不過泛泛一談而已。此時校園內的消息不斷地陸陸續續地傳了過來，對我們的心情似乎沒有產生多大幹擾，我們實在是不了解真實情況，身處山中，好像聽到從遠處傳來的輕雷，不見雨點，與己無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還頗有一點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東語系在南口村參加社教的師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總支書記，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規定，我們都是被整的對象，因為我們都是"當權派"。所有的當權派，除了最高層的少數幾個天之驕子以外，幾乎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神秘莫測的中國語言把它縮簡為"走資派")。在南口村，東語系的走資派和一般教員和學生，相處得非常融洽。因此，我們這兩位走資派"難得糊塗"，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夢中，一點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走在懸崖邊上，下臨無地，只等有人從背後一推，立即能墮入深澗。而個別推我們的人此時正畢恭畢敬地圍繞在我們身邊，搖著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隻哈叭狗。

    沒有想到--其實，如果我們政治嗅覺靈敏的話，是應該想到的--，6月4日，我們忽然接到學校里不知什麼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參加革命。我們帶的東西本來不多，一無書籍，二無細軟，幾床被褥，一個臉盆，順手一卷，立即成行，擠上了學校派去的大汽車。住了七八個月的南口村，現在要拜拜了。"客樹回看成故鄉"，要說一點留戀都沒有，那不是實情。心頭也確實漾起了一縷離情別緒。但是，此時有點兵荒馬亂的味道，顧不得細細咀嚼了。別人心裡想什麼，我不清楚。我們那一位總支書記，政治細胞比我多，階級鬥爭的經驗比我豐富。他沉默不語，也許有點什麼預感。但是此時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麼樣子。我雖然心裡也有點沒底兒，有點嘀咕，我也沒有時間考慮太多太多。以前從南口村請假回家時，心裡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這一次回家，卻好像是走向一個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個多小時以後，我們到了燕園。我原來下意識地期望，會有東語系的教員和學生來迎接我們，熱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們畢竟還是總支書記和系主任，還沒有什麼人罷我們的官嘛。然而，一進校門，我就大吃一驚：這哪裡還是我們前不久才離開的燕園呀!這簡直是一個大廟會。校內林陰大道上，橫七豎八，停滿了大小汽車。自行車更是多如過江之鯽。房前樹下，角角落落，只要有點空隙，就要擠滿了自行車。真是洋洋大觀，宛如自行車的海洋。至於校內的人和外面來的人，更是不計其數。萬頭攢動，人聲鼎沸。以大飯廳為中心，人們成隊成團，擁擁擠擠，真好像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我們的車一進校門，就寸步難行。我們只好下車步行，好像是幾點水珠匯入大海的波濤中，連一點水花都泛不起來了。什麼迎接，什麼握手，什麼寒暄，簡直都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國去了。

    據說從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來朝拜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人，像潮水般湧進燕園。在"馬列主義"信徒們眼中，北大是極其神聖，極其令人嚮往的聖地，超過了麥加，超過了耶路撒冷，超過了西天靈鷲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滌除身體上和靈魂中的一切污濁，一切罪孽。來的人每天有七八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先是附近學校里的人來，然後是遠一點的學校里的人來，最後是外地許多大學里的人，不遠千里，不遠萬里，風塵僕僕地趕了來。本地的市民當然是當仁不讓，也擠了進來湊熱鬧，夾在裡面起鬨。這比逛天橋要開心多了。除了人以外，牆上、地上、樹上，還布滿了大小字報，內容是一邊倒，都是擁護"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的。人的海洋，大字報的海洋，五光十色，喧聲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餘，也擠進了人群。雖然沒有迎接，沒有歡迎，但也沒有怒斥，沒有批鬥，沒有拳打，沒有腳踢。我以一個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暫且逍遙一番。一同回來的那一位總支書記，處境卻不美妙。一下車，他就被革命小將"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他是欽定的"走資派"，罪有應得。從此以後，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我就沒有再見到他。我在外文樓外的大牆上，看到了一大批給他貼的大字報，稱他為"牧羊書記"，極盡誣衊、造謠、無中生有、人身攻擊之能事。說他是"陸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驍將，急先鋒。陸平的日子當然更為難過。他是馬列主義大字報上點了名的人，是禍首罪魁，是欽犯。他的詳細情況，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日夜不停地批鬥，每天能鬥上四十八小時。批鬥的場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擁著站在短牆頭上，下面群眾高呼口號，高聲謾罵。主持批鬥的人羅織罪名，信口開河。此時群情"激昂"，"義憤"填膺。對陸平的批鬥一時成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觀。不管什麼人，只要到北大來，必然來參觀一番。而且每個人都有權把陸平從屋子裡揪出來批鬥，好像舊日戲園子里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裡，我還有行動自由。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在貼大字報的"小將"們心中，春天就是象徵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麼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徵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徵呢?以後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後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著作，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看來這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過什麼人批准了的。後來流毒無窮，什麼"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並不比別人高。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裡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麼隱藏在我身後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到了後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它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

第8節：三1966年6月4日(2)

    反正我此時還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到處逍遙。這時的燕園比起六月四日來，其熱鬧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時候，許多邊遠的省份，受到了千山萬水的阻隔，沒有能趕到北京來，朝拜北大這一塊"聖地"。現在都趕來了。燕園在平常日子看上去還是比較遼闊的。但是，在這"八方風雨會燕園"的日子裡，卻顯得極其窄狹，極其渺小。山邊樹叢，角角落落，到處都擠滿了人。我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倉中一粒米了。

    據我的觀察，這一階段，鬥爭的矛頭是指向所謂"走資派"的。什麼叫"走資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個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個頭頭，他必然就是"走資派"。於是走資派無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覺悟奇低，我在當時一直到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總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個單位必有一個走資派，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個大小頭頭都成了走資派，我們工作中的成績是怎樣來的呢?反正我這個道理沒有地方可講，沒有人可講。既然上頭認為是這樣，"革命小將"也認為是這樣，那就只有這樣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可憐我們虔誠地學習了十幾年唯物論和辯證法，到頭來成了泡影。唯物主義者應該講實事求是。當前的所作所為，是哪一門的實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將也決不可輕視，他們有用之不竭的創造力。北大的走資派在脖子上被掛上了大木牌，上面寫著這個走資派的名字。這個天才的發明就出自北大小將們之手。就像巴黎領導世界時裝的新潮流一樣，當時的北大確實是領導著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掛木牌這一個新生事物一經出現，立即傳遍了全國。而且在某一些地方還有了新的發展。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的面積則愈來愈大，分量愈來愈重。地心吸力把鋼絲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鮮血直流。在這方面北大落後了，流血的場面我還沒有看到過。但是"批鬥"的場面我卻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則走資派站在講台上，低頭掛牌。"革命"群眾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則走資派站在椅子上，牆頭上，石頭上，反正是高一點的地方，以便示眾，當然是要低頭掛牌。我沒有見到過批鬥程序，但批鬥程序看來還是有的。首先總是先念語錄，然後大喊一聲："把某某走資派押上來!"於是走資派就被兩個或多個戴紅袖章的青年學生把手臂扭到背後，按住腦袋，押上了審判台。此時群眾口號震天，還連呼"什麼萬歲!"主要發言人走上前去發言進行批鬥。發言曆數被批鬥者的罪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謠誣衊，最後一定要上綱上到驚人的高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反正他說什麼都是真理，說什麼都是法律。革命群眾手中的帽子一大摞，願意給"犯人"戴什麼，就戴什麼，還要問"犯人"承認不承認，稍一遲疑，立即拳打腳踢，必至"犯人"鼻青臉腫而後已。這種批鬥起什麼作用呢?我說不清。是想震懾"犯人"嗎?我說不清。參加或參觀批鬥的人，有的認真嚴肅，滿臉正義。有的也嘻嘻哈哈。來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來取經朝聖的人們，有的也乘機發泄一下迫害狂，結果皆大歡喜，"人民大眾"開心之日果然來到了。這種"先進"的經驗被取走，轉瞬之間，流溢全國。至於後來流行的坐噴氣式，當時還沒有見到。這是誰的發明創造呢?沒有人研究過，好像至今也還沒有人站出來申請專利。

    在北大東語系，此時的批鬥對象，一個是我上面談到的總支書記。帽子是現成的：走資派。一個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現成的：反動學術權威，另外還加上了一頂：歷史反革命。給他們二人貼的大字報都很多，批鬥也激烈而且野蠻。對總支書記的批鬥我只見過一次，是在一個專門為貼大字報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貼的都是關於他的大字報，曆數"罪狀"，什麼"牧羊書記"之類的人身攻擊。他站在棚前，低頭彎腰。我不記得他脖子上掛著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張白紙，上面寫著他的名字，上面用硃筆畫了一個叉。這是從司法部門學來的，也許是從舊小說中學來的。一個犯人被綁赴刑場砍頭時，背上就插著一個木牌，寫著犯人的名字，上面畫著紅叉。此時書記也享受了這種待遇。批鬥當然是激烈的，口號也是響亮的。批鬥儀式結束以後，給他背上貼上一張大字報，勒令"滾回家去!"大字報不許撕下來，否則就要罪上加罪。

    對那位教授的首次批鬥是在外文樓上大會議室中。樓道里，從一層起直到二層，都貼滿了大字報。還有不少幅漫畫，畫著這位教授手執鋼刀，朱齒獠牙，點點鮮血從刀口上流了下來，想藉此說明他殺人之多。一霎時，樓內血光閃閃，殺氣騰騰。以這樣的氣氛對一個根本不準發言的老人進行所謂"批鬥"，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見了。結果是參加批鬥的青年學生群情激昂，真話與假話並舉，唾沫與罵聲齊飛，空氣中溢滿了火藥味。一隻字紙簍扣到了老教授頭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將把整瓶藍墨水潑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變成了斑駁陸離的美國軍服。老先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勒令"滾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6月18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發奇想，要在這一天大規模地"斗鬼"。地址選在學生宿舍二十九樓東側一個頗高的台階上。這一天我沒有敢去參觀。因為我還是有一點自知之明的。我這樣一座泥菩薩最好是少出頭露面，把尾巴夾緊一點。我坐在家中，聽到南邊人聲鼎沸，口號震天。後來聽人說，截至到那時被揪出來的"鬼"，要一一鬥上一遍，揚人民之雄風，振革命之天聲。每一個鬼被押上高台，人們喊上一陣口號，然後一腳把鬼踹下台去。鬼們被摔得暈頭轉向，從地上泥土中爬起來，一瘸一拐，逃回家去。連六七十歲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無例外地被拖去批鬥。他們無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頓臭罵，臨了也是一腳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聽說那一夜，整個燕園裡到處打人，到處罵人，稱別人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瘋狂肆虐，滅絕人性。

    從此以後，每年到了6月18日，必然要斗鬼。我可萬萬沒有想到，兩年後的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與其盛，千載難遇。"此是外話，這裡暫且不表了。

第9節：四對號入座(1)

    暫時的逍遙，當然頗為愜意。但是我心裡並不踏實。我清楚地意識到，我的頭上也是應該戴上帽子的。我在東語系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難道就能這樣矇混過關嗎?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應該對號入座。當時帽子滿天飛，號也很多。我覺得有兩頂帽子，兩個號對我是現成的：一個是走資派，一個是反動學術權威。這兩頂帽子對我都非常合適，不大不小，恰如其分。

    什麼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首先他應該是一個當權派；不是當權派就沒有資格戴這頂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個比七品芝麻官還要小好多倍的小不點官兒。但這也畢竟是一個官兒。我是當權派無疑了。我走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呢?我說不清楚。既然全國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走了資本主義，我能不走嗎?因此，我認為這一頂帽子蠻合適。

    什麼叫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呢?不管我的學問怎樣，反正我是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權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資產階級呢?資產階級的核心是個人主義。我學習了將近二十年的政治，這一點深信不疑。我有個人考慮，而且還不老少。這當然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我有這樣的思想，當然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反動。再加上學術權威，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又是什麼呢?幾個因素一拼湊，一個活脫脫的反動權威的形象就樹立了起來。不給我戴這頂帽子，我反而會覺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悅誠服，"天王聖明，臣罪當死"。

    但是問題還不就這樣簡單。我最關心的是：這是什麼性質的矛盾?

    從50年代中期起，全國都在學習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當然也不例外。我越學習越佩服，簡直是打心眼兒里五體投地地佩服。在無數次的學習會上，我也大放厥辭，談自己的學習體會，眉飛色舞，吐沫飛揚。然而，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才發現，以前都是紙上談兵，沒有聯繫自己的實際。現在我必須聯繫自己的實際了。我想知道，這樣兩頂帽子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在新社會，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生活當然是好的。但是，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如果被扣上敵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卻會非常不舒服，簡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針氈；夾起尾巴，還會隨時招來橫禍。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嘛。過去我對於這一點只有理性認識，從來也不十分關心。"文化大革命"一起，問題就要發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這是萬分重要的問題。我自己對號入座，甘願戴上那兩頂帽子。非我喜開帽子鋪，勢不得不爾也。但是，這兩頂帽子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呢?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萬分關鍵。到了此時，這已經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努力想找一個定性的根據了。

    所有的報刊雜誌都強調，要正確區分和處理這兩類矛盾。但是其間界限卻萬分微妙，簡直連一根頭髮絲的十萬分之一都不到。換句話說就是若無實有，卻又難以捉摸。在某一些情況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專家和任何定量分析專家都無能為力。我自己也是越弄越糊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是一個哲學問題呢?還是一個法律問題?如果是一個哲學問題，它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如果是一個法律問題，為什麼法律條文中又沒有表露出來?我對法律完全是門外漢。但是我在制訂法律的最高權力機構呆過五年，從來沒在法律條文中見到什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樣的詞兒。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

    我不是對理論有了興趣。我對今天說白明天說紅的完全看風使舵的理論，只有厭惡之感，沒有同情之意。但是，現在對我來說，這卻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我在對號入座的過程中，憂心忡忡，完全是為了這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我是身處敵我之間，心懸兩類之外，形跡自由，內心矛盾，過著有憂有慮的日子。

第10節：四對號入座(2)

    我們平常講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覺得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嘛。解放以後，政治運動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門。給別人戴什麼帽子，都與己無關。我就這樣順利地度過了將近二十年，從來沒有切膚之感。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畢恭畢敬，"天王聖明，臣罪當死"。他們內心裡的感受，我從來沒想去了解過。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主動爭取戴帽子的。可我現在左思右想，前瞻後顧，總覺得或者預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頂帽子，心裡才踏實，好像是寒天大風要出門那樣。現在帽子滿天飛，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難道正副上帝分工還有一個掌管帽子的上帝嗎?

    在革命群眾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還沒有人公開訓斥我，更不用說動手打我。我這個系主任還沒有明令免職，可是印把子卻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從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幾次小小的突然襲擊，讓我忙上一陣子，緊張一陣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樓去，在布告欄里貼著一張告示："勒令季羨林交出人民幣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沒有任何字眼，既無"走資派"，也沒有"反動學術權威"，"禿頭無字並肩王"。我覺得頗為失望。但是，既有崇命，當然要誠惶誠恐地加以執行。於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學生宿舍指定的房間。我滿臉堆笑，把錢呈上。幾個學生臉上都有點怪物相，不動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們拒絕接受，"你拿回去吧!"他們說。我當然敬謹遵命了。

    又有一次，我正在家裡看書，忽然隨著極其激烈的敲門聲，闖進來了幾個青年學生，聲稱是來"破四舊"的。什麼叫"四舊"呢?我說不清楚。要考證也沒有時間。只好由這一群紅衛兵裁決。我的桌子上，牆上，床上擺著或掛著許多小擺設，琳琅滿目。這些就成了他們破的主要對象。他們說什麼是四舊，我就拿掉或者砸掉。我敬謹遵命，心裡頭連半點反抗的意思都沒有。因為經典性的說法是，他們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在半小時以內，我"破"了不少我心愛的東西。我回憶最清楚的是一個我從無錫帶回來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一個胖胖的滿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歡喜。他們不知道怎樣靈機一動，發現我掛在牆上的領袖上沒有灰塵，說我是剛掛上的，痛斥我敬神不虔誠。事實上，確實是我剛掛上的；但我敬謹對曰："正是由於我敬神虔誠，'時時勤拂拭'，所以才沒有灰塵。"革命小將的虔誠和細心，我不由得由衷地敬佩。但是，我在當時虔誠達到頂峰的時期，心裡就有一個叛逆的想法，要想破四舊，地球上最舊的東西無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對象地球應當首當其衝。順理成章地講，為什麼不先把地球破掉呢?從那以後，我陸陸續續地聽到了許多關於全國破四舊的消息。一位教授告訴我，他藏有一幅齊白石的畫，一幅王雪濤的畫，都被當作四舊破掉了。這只是戔戔小者。全國究竟破掉了多少國寶，恐怕永遠無法統計了。如果當時全國真正完完全全貫徹破四舊的方針的話，我們祖國的寶貴文物豈不一掃而光了嗎?即使我們今天想發揚，還留下什麼東西值得發揚的呢?我真是不寒而慄。

    我還是回頭來談戴帽子的問題，這是我念念不忘、念念難忘的一件事。革命群眾或者上頭什麼人究竟要給我戴哪一頂帽子?這不是我能決定的一個問題。隨著革命的前進，我漸漸感覺到，他們大概給我戴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頂帽子。我上面已經說過，我自己想戴的也正是這樣一頂帽子。雙方不謀而合，快何如之!按字面來講，這是敵我矛盾。但是，上頭又說，敵我矛盾也可以按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我大概就屬於這個範疇吧。

    革命群眾沒有把我忘掉，時不時地還找我開個批判會什麼的--要注意，是批判會，而不是批鬥會；一字之別，差以千里--，主要批判我的智育第一，業務至上，他們管這個叫做"修正主義"，多麼奇妙的聯繫啊!據說我在《春滿燕園》中所宣揚的也是修正主義。連東語系也受到了我的牽連。據說東語系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智育第一，業務至上。對於這一點，我心悅誠服地接受。如果這就是修正主義的話，我樂於接受修正主義這一頂頗為嚇人的帽子。解放后歷屆政治運動，只要我自己檢查或者代表東語系檢查能夠檢查這一點，檢查到自己智育第一，業務至上的修正主義思想，必然能順利過關。"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我是一個"死不改悔"者。檢查完了，關一過，我仍然照舊搞我的修正主義。到了今天，回首前塵，我茫然若有所悟。如果我在過去四十年中沒有搞點這樣的修正主義的話，我今天恐怕是一事無成，那七八百萬字的著譯也決不會出現。我真要感謝自己那一種死不改悔的牛勁了。不管怎樣，給我戴上與業務掛帥有一些聯繫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而又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我真是十分滿意。雖然我自己也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也並不就是完全美妙，自己還是像一隻空中的飛鳥，處處有網羅，人人可以用鳥槍打，用石頭砸；但是畢竟還有不打不砸的時候，我樂得先快活一陣子吧。

第11節：五快活半年(1)

    大家都知道，泰山上有一個快活三里。意思是在艱苦的攀登中，忽然有長達三里的山路，平平整整，走上去異常容易，也就異常快活，讓爬山者疲憊的身體頓時輕鬆下來，因此名為"快活三里"。

    "文化大革命"無疑是一場艱苦的攀登，其艱苦驚險的程度遠遠超過攀登泰山南天門。我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一場革命的攀登者。可是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大約有半年多的一段時間，我卻覺得，腳下的路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平坦，可走上去比較輕鬆了。儘管全國和全校正為一場驚天動地、巨大無比的風暴所席捲，我頭上卻暫時還是晴天。在經過了第一陣艱險的風暴以後，我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心裡異常喜悅，我在走自己的快活三里了。

    我從前只知道，有一些哲學家喜歡探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問題，與此有牽連的是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我可從來沒有關心過我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如何。解放以後，情況變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在每一次政治運動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在運動中的地位問題。粗略地說，地位可以分為兩大類：整人者與被整者。細分起來，那就複雜得多了。而且這個地位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運動的進展，隊伍不斷地分化，重新組合。整人者可以變為被整者，而被整者也可以變為整人者。有的在這次運動中整人或者被整，到了下一次運動，地位正倒轉過來。人們的地位千變萬化，簡直像諸葛武侯的八陣圖，令人眼花繚亂，迷惑不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當然非常關心自己的地位。我在上面談到的帽子問題，實際上也就是地位問題。我的地位長期懸在空中，心裡老是嘀嘀咕咕，坐卧不寧。後來我逐漸發現，自己還沒有被劃歸敵我矛盾。有這一點，我就放心了。我仍然是"人民"，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事情。我於是打著人民的招牌，逍遙起來了。要知道，在當時，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間，在人民與所謂"反革命分子"之間，橫著一條其寬無比其深無比的鴻溝。如果處在鴻溝這一邊，在人民的這一邊，許多事情都很好辦，即使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這都算是一時不小心所犯的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劃到對岸去，成為敵人，那就會有無限的麻煩，必須夾起尾巴，處處謹小慎微，決不敢亂說亂動；可是一時不慎，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比如把"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或者倒轉過來，那就必然被上綱到反革命的高度，成為現行反革命，遭到批鬥。

    但是劃分敵我，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權力掌握在誰手裡呢?我真有點說不清楚。我的腦筋簡單，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暫時處在鴻溝的這一岸，但是卻感覺到，自己像是在走鋼絲，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鴻溝的對岸。那就等於跌落到地獄里，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來是東語系的系主任。這時當然已經不再是了。是免職?是撤職?誰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著搞清楚。"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當時的行動方針。至於什麼叫"革命"，什麼又叫"造反"?也沒有人去追問。連堂堂的國家主席，也不用經過任何法律就能夠拉出來批鬥。我這個小小的系主任，不過等於一粒芝麻、綠豆，當然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這時候，學校里已經派來了"支左"的軍宣隊。每一個系都有幾個解放軍戰士和軍官。系裡的"造反派"也組成了一個領導班子。造反派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專就東語系而言，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標誌。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幹部、工人。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運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只限於第一種人。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面，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為什麼第二種人不能戴紅臂章，我不清楚。這是他們革命家內部的事，與我無干，我也就不再傷腦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還沒有人像當年的阿Q那樣，別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見，這些革命家的覺悟有多麼高了。只有革命幹部的子弟有點玄乎。雖然他們比別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紅綢子來做，別人只能戴紅布的，但是他們的地位卻不夠穩定。今天他們父母兄姐仍在當權，他們就能鶴立雞群，耀武揚威；明天這些人一倒台--當時倒台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的子弟立刻就成為"黑幫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邊站了。

第12節：五快活半年(2)

    所謂反對陸平，是指1964年在社教運動中，北大一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認為當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同志有嚴重問題，執行了一條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路線。於是群起揭發，一時鬧得滿園風雨，烏煙瘴氣。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極"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運動中來。越揭發越覺得可怕，認為北大已經完全爛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誠的心情來干這些蠢事的，幻想這樣來保衛所謂的革命路線。我是幼稚的，但是誠實的，確實沒有存在著什麼個人考慮，個人打算。專就個人來講，我同陸平相處關係頗為融洽，他對我有恩而無怨。但是，我一時糊塗蒙了心，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必須置個人恩怨於度外，起來反對他。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的思想。後來中央出面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陸平平反，號召全校大團結，對反對過陸平的人，連一根毫毛也沒有碰。我經過反思，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到了1965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我經過了首次衝擊，比較順利地度過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個階段。後來軍宣隊進了校，東語系幹部隊伍重新組合。我曾經是反對陸平的人，按理說也應該歸入"革命幹部"隊伍內；但是，據說我向陸平投降了，階級立場不穩，必須排除在外。那幾個在國際飯店堅持立場，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人，此時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當了東語系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有的甚至晉陞到校革命委員會中，當了領導。我對此並無意見。但是，我仍然關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較要好的革命小將偷偷告訴我，他看到軍宣隊的內部文件，我是被排在"臨界線"上的人。什麼叫"臨界線"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中間那一條界線的人民這一邊。再往前走一步，就墮入敵我矛盾了。我心裡又驚又喜。驚的是自己的處境真是危險呀。喜的是，我現在就像是站在泰山上陰陽界那一條白線這一邊，向前走上一寸，就墮入萬丈懸崖下的黑龍潭中去了。

    此時，全國革命大串聯已經開始。反正坐火車不花錢。於是全國各地的各類人物，都打著"革命"的旗子，到處旅遊。所有的車站上都是人山人海。只要有勁，再耍上一點野蠻，就能從車窗子里爬過人牆，爬進車廂，走到願意到的地方去。上面有人號召說，這就是革命，這就是點燃火炬。結果全國一團混亂，到處天翻地覆。有人說，這叫做"亂了敵人"。一派胡言亂語，駭人聽聞，是自己亂起來了。如果真有敵人的話，他們只會彈冠相慶。我覺悟低，對於這一套都深信不疑。

    北京大學本來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到了此時，更成了革命聖地。每天通過大串聯到燕園來朝聖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更多了不知多少倍。來的這一批人據說是什麼人的客人。不但來看，而且還要來住，來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誠招待，分工負責一座住滿了"客人"的樓。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臨界線的這一邊。為了感恩圖報，表示自己的忠誠，更加振奮精神，晝夜值班。"客人"沒有棉被，我同系裡的其他人，從家裡抱去棉被。每天推著水車，為"客人"打開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臉盆，便自己掏腰包，一買就是二十隻。看著嶄新的臉盆，自己心裡樂得開了花。

    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過分了。革命小將，當然也有一些中將，好像並不領情。新被子，只要他們蓋上幾夜，總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綻了出來，被面被撕破。回頭再看臉盆，更讓人氣短。用了才不過幾天，盆上已經是瘡痍滿目，慘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內心地畢恭畢敬地招待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這樣，我的頭上彷彿狠狠地給人打了一巴掌，心裡酸甜苦辣，簡直說不出是什麼味道了。

    過了一段時間，大概到北京來的人實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產旅遊，再不抓，就會出現極大的危機了。上頭不知道是哪一個機構做出決定，勸說盲流到北京來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區，原單位去，在那裡"抓革命，促生產"。北大的軍宣隊也接受了這一項任務。東語系當然也分工負一部分責，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說服。我們在軍宣隊的帶領下，先到離學校最近的西頤賓館去勸說。那些嘗到甜頭的外地人哪裡會自動離開呢?於是勸說，辯論，有時候甚至有極其激烈的辯論。弄得我口乾舌燥，還要忍氣吞聲。終於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漸漸離開這裡，打道回府了。

    從西頤賓館轉移到稍稍遠一點的國家氣象局。在這裡仍然勸說，辯論，展開激烈的辯論，一切同在西頤賓館差不多。但是，我在這裡卻大開了眼界。首先是這裡的大字報真有水平。大字報我已經看了成千累萬，看來看去，覺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經已經麻木，再也感覺不到什麼新鮮味了。這裡的大字報，大標語卻真是準確、鮮明、生動。那些一般化的大字報當然也有。可也有異軍突起、石破天驚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這個詞兒多麼生動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難忘。難道這也是同我在本書開頭時講的那樣從陰曹地府里學來的嗎?最難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親眼目睹了一次批鬥走資派的會。一輛小轎車慢慢地開了過來。車門開處，一個西裝(或者是高級毛料制服)筆挺的走資派--大概是局長之類--從車上走了下來，小心翼翼地從車的後座上取出來一頂紙帽子，五顏六色，奇形怪狀，戴到了自己頭上。上面掛滿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兒，其中特別惹人注目的是一個小王八。隨著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搖擺著。他走進了會場，立即湧起了一陣口號聲，山呼海嘯，震天動地。接著是發言批判。所有的儀式都進行完畢了以後，走資派走出會場，走到車前，把頭上的桂冠摘下來--我注意到小王八還在擺動--，小心翼翼地放到後座上，大概是以備再用。他臉上始終是笑眯眯的。這真讓我大惑不解。這笑意是從哪裡來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後，居然還能笑得出來!這點笑容真比蒙娜麗莎臉上著名的笑容，還更令人難解。我的見識又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第13節：五快活半年(3)

    氣象局的任務完成了，我們又揮師遠征，到離開北大相當遠的一個機關，去干同樣的工作。此時已是1966年的冬天，天氣冷起來了。我每天從學校騎車到現場去，長途跋涉，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兩個小時。中午就在那裡吃飯。那裡根本沒有我們呆的房間。在院子里搭了一個天棚，吃飯就在這裡。這個天棚連風都遮不住，遑論寒氣!飯菜本來就不夠熱，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把飯菜扒拉到肚子里，飯碗周圍就會結成冰碴。想當年蘇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這樣帶冰碴的飯。這樣的生活苦不苦呢?說不苦，是違心之談。但是，我的精神還是很振奮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沒有被劃為走資派，而今依然浪跡革命之內，濫竽人民之中，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應該感到滿足了。

    這樣過了一些日子，外地來京串聯的高潮漸漸過去，外地來京的"革命群眾"漸漸都離開了北京。我們勸說的任務可以說是勝利完成，於是班師回校。

    回到學校以後，仍然有讓我憶念難忘，也頗值得高興的事情。首先是海淀區人民代表的選舉。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三級制，最下一級是區、縣的人民代表大會，是由選民直接選舉代表而組成的。再由區、縣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省、市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最後由省、市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代表，組成最高一級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區、縣代表名義上雖低，但是真正由選民選出的，最能體現真正的民主。競爭也最激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擔任過幾屆全國政協委員，一屆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區人大代表選舉也參加過幾次。當時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並不容易!這一次選舉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風暴過後舉行的。很多以前有選舉權的"人民"，現在成了走資派，相應被擠出"人民"的範圍，丟掉了選票。我幸而還留在人民內部，從而保住了選舉權。當我在紅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時，那三個字簡直是熠熠生光，彷彿凸了出來一樣。當年在帝王時代"金榜題名時"的快樂，恐怕也不會超過我現在的快樂。我現在才體會到，原來認為唾手可得的東西，也是來之不易啊!投票的那一天，我換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裡的紅紅的選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是歡喜欲狂了。我知道，自己還沒有變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觸者那樣。還沒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滿我的心中，供我仔細品嘗，有好多天之久。

    還有一件事情也帶給我極大的快樂，給我留下的回憶永世難忘。在一個麥收季節，東語系的"革命"師生奉派在軍宣隊率領下到南苑附近的一個村莊里去協助麥收。記得那一年雨比較多。在那裡住了十多天，幾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長，幾乎是轉眼就過。可也製造了不少麻煩。我們白天從麥田裡把捆好的麥子背回村裡，攤在麥場上，等候曬乾，再把麥粒打出來。一陣雨一來，我們就著了慌，用油布把麥子蓋上。雨一過，太陽一出，再把油布掀掉。有時候一天忙活好幾陣子。特別是夜裡下雨，我們立即起身，跑到場里蓋油布，忙得渾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澆，全身成了落湯雞。然而農民卻沒有一個出來的。那時他們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裡吃大鍋飯，誰也不肯賣力。像我這樣準備隨時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老九"，實在有點想不通。這樣一些人拿什麼來教育我們呢?再想到那些風行一時的把農民的覺悟程度拔到驚人高度的長篇小說，便覺得作者看風使舵，別有用心。從那時起，再也不讀這樣的小說了。

    我混跡"人民"之中，積極性特別高。白天到麥田裡去背捆好了的麥子，我是"韓信將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數決不低於年輕的小夥子。因此回校以後，受到系裡的當眾表揚，心裡美滋滋的。但是，在南苑的生活卻不能說是舒服的。白天勞動一天，身體十分疲憊。晚上睡在一間大倉庫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滿了地鋪，一個人所佔的面積僅能容身。農村蚊子特多，別人都帶了蚊帳，外加驅蚊油。我是孑然一身，什麼都沒有帶。夜裡別人都放下帳子，蚊子不得其門而入。獨獨我這裡卻是完全開放的，於是所有的蚊子都擁擠到我這裡來，蚊聲如雷，下襲如雨。我就成了舊故事中的孝子，代父母挨咬。早晨起來，傷痕遍體，我毫無怨言。而且生活並不單調，也時有興味盎然的小插曲。比如有一天，正當我們在麥田裡背麥捆時，忽然發現了一隻小野兔。於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紛紛追趕兔子。不管兔子跳得多快，我們人多勢眾，終於把小兔的一條腿砸斷，小兔束手被擒。另外，有的人喜歡吃蛇。一天捉住了一條，立即跑回村內，找了一個有火的地方，把蛇一燒，就地解決，吞下肚中。這樣一些再小不過的小事，難道不也能給平板的生活塗上一點彩色，帶來一點快樂嗎?

    我就是這樣度過了快活半年。

第14節：六自己跳出來(1)

    好景從來不長。

    我快活到了1967年的夏秋之交。

    此時北大的革命小將，加上一些中將和老將，早已分了派。這是完全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三國演義》上說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現在是到了分的時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個短時期之內，北大曾有過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此時群眾革命組織只有一個，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頭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爺"。此人據說是"三八式"，也算是一個老幹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調到北大來以後，卻表現得並不怎麼樣。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卻打扮得妖里妖氣。她先在經濟系擔任副系主任。後來又調到哲學系，擔任總支書記。她寅緣時會，在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上籤了一個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風報信，這一個女人就飛黃騰達起來，一時成為全國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熱。但是，我同這個人有過來往，深知她是一點水平都沒有的，蠢而詐，冥頑而又自大。每次講話，多少總會出點漏子，鬧點笑話。在每次開會前，她的忠實信徒都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這樣一個人，一時竟成了燕國的霸主，集黨政大權於一身，為所欲為，驕橫恣縱。

    有壓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對於這樣一個女人，有的學生逐漸感到不能忍受。於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風起雲湧，出現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組織。大都自稱為某某戰鬥隊，命名幾乎全取自毛澤東的詩詞，什麼"縛蒼龍"戰鬥隊，什麼"九天攬月"戰鬥隊，又是什麼"躍上蔥蘢"戰鬥隊，詩詞中可以用來起名的詞句，幾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組成立的戰鬥隊沒法起名的地步。至於戰鬥隊的人數，則極為參差不齊，大的幾十人，幾百人；小的十幾人，四五人；據說還有一個人組成的戰鬥隊。成立手續異常簡單，只要貼出一張大字報，寫上幾句："東風吹，戰鼓擂，看看究竟誰戰勝誰"，再喊上幾句"萬歲"，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記，不用批准，決沒有人來挑剔法律程序。當時究竟成立了多少戰鬥隊，誰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於九泉，恐怕他也只能認輸了。

    這時學校里大字報的數目有增無減。原來有的牆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應用。於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來，專供貼大字報之用。大字報的內容，除了宣布某某戰鬥隊成立之外，還有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大字報。有的大字報只有四五張，五六張；有的則擴大到幾十張，甚至百張，大有越來越長之勢。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撿揭下來的大字報賣錢為生。據說有的學生則靠寫大字報練習書法。據我個人的觀察，大字報的書法水平確是越來越高，日新月異。這一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恐怕很多人會想不到吧。

    用大字報來亮相的戰鬥隊，五花八門，五光十色。最初各佔山頭，後來又逐漸合併。從由少變多，變為由多變少。終於匯成了兩大流派：一個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權的新北大公社，一個是彙集眾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岡山。可以說是一個在朝，一個在野，有如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兩派當然要互相鬥爭，這鬥爭也多半利用大字報表現出來。英國的保守黨和工黨怎樣鬥爭，我不大清楚。據說他們是頗為講究"費厄潑賴"的。在中國，則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兒。只管目的，不擇手段；造謠誣衊，人身攻擊；平平常常，司空見慣。因此就產生了一種新的"物質"，叫做"派性"。這種新東西，一經產生，便表現出來了無比強大的力量。誰要是中了它的毒，則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個和好美滿的家庭，會因此搞得分崩離析。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對抗外敵時都沒有這麼大的勁頭，而在兩派之間會產生這樣巨大的對抗力量?有人貼出大字報："老子鐵了心，誓死保聶孫!"這是何等地驚人的決心!如果在建設四化中有這個勁頭，我們中國早就成了亞洲第一條大龍，後來的四小龍瞠乎後矣。

    現在時過境遷，怎樣來評價這兩大派呢?在當時，在派性猖狂的時候，客觀評價根本上不可能的。現在我覺得可以了。兩派基本上都由年輕的教員和學生組成。由於種種原因，老頭參加的是不多的。兩派當然都有各自的政綱，但是，具體的內容我看誰也說不清楚。論路線，兩派執行的都是一條極"左"的路線，打、砸、搶、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難定高下。有時候，一個被誣衊成有問題的教員或幹部，兩派都抓去批鬥。批鬥的方式也一模一樣。兩派都有點患迫害狂的樣子，以打人為樂事。被打者頭破血流，打人者則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頗具匠心。自行車鏈條，外麵包上膠皮，打得再重，也不會把皮肉打破，不給人留下口實。那一位"老佛爺"經常打出江青的旗號，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嚇唬別人。對立面井岡山也不示弱，他們照樣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誰是江青的最忠實的信徒，更是誰也說不清楚了。但是，兩派之間有一個極大的區別：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權，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岡山則始終處在被壓迫的地位。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第15節：六自己跳出來(2)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兩派的政綱既然是半斤八兩，鬥爭的焦點只能是爭奪領導權。"有了權，就有了一切"，這是兩派共同的信條。為了爭權，為了獨霸天下，就必須搞垮對方。兩派都努力拉攏教員和幹部，特別是那一些在群眾中有影響的教員和幹部，以壯大自己的聲勢。這時兩派都各自佔領了一些地盤。當權派的新北大公社佔有整個北大，"率土之濱，莫非王土"。井岡山只在學生宿舍區佔領了幾座樓。每一座樓房都逐漸成為一個堡壘，守衛森嚴。兩派逐漸自己製造一些土武器。掌權的新北大公社財大氣粗，把昂貴的鋼管鋸斷，把一頭磨尖，變成長矛。這種原始的武器雖"土"，但對付手無寸鐵的井岡山，還是綽有餘裕。井岡山當然不肯示弱，也拼湊了一些武器。據說兩邊都有研究炸藥的人。在這劍拔弩張的情況下，兩派交過幾次手，械鬥過幾次。一名外邊來的中學生就無緣無故地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之下。

    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鬥，但中間也不缺少令人解頤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學生，他們還沒有完全脫離孩子氣。他們的一些舉動跡近兒戲。比如有一次，兩派正在大飯廳里召開大會進行辯論。唇槍舌劍，充滿了火藥氣味。兩派群眾高呼助威，氣氛十分緊張、嚴肅。正當辯論到緊急關頭，忽然從大飯廳支撐住屋頂的大木樑上，嘭地一聲，掉下來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麼意思，我國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爺"就有這樣一個綽號。事實真偽，我們不去追究。然而正在這樣一個十分嚴重的關鍵時刻，兩派群眾都瞪紅了眼睛，恨不能噴出火焰焚毀對方，卻從天上降下來這樣一個插曲來，群眾先是驚愕，立刻轉為哈哈大笑。這一場激烈無比的辯論還能繼續下去嗎?同樣成串的破鞋，還出現在井岡山佔領的學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這些小小的插曲難道不能令人解頤嗎?

    我還在大飯廳參加了另一場兩派的大辯論。兩派的主要領導人坐在台上，群眾坐在台下。領導人的官銜也全都改變了，不叫什麼長，什麼主任，而叫(也許只有井岡山這樣叫)"勤務員"。真正讓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氣氛，就好像法國大革命時那樣，領導人的頭銜也都平民化了。坐在台上的井岡山領導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體力學專家，相對論專家，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在群眾中有相當高的威信，是黨中央明令要保護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他是怎樣參加群眾性的革命組織井岡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從別人嘴中斷斷續續地聽說。他不滿那位"老佛爺"的所作所為，逐漸流露出偏袒井岡山的情緒。於是新北大公社就組織群眾，向他圍攻；有的找上門去，有的打電話謾罵、恫嚇。弄得這一位老先生心煩意亂。原來他並沒有參加井岡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時，實逼處此，他於是橫下了一條心，乾脆下海。立即被井岡山群眾選為總勤務員之一。現在他也到大飯廳來，坐在台上，參加這一場大辯論，成為坐在主席台上年齡最大的人。這時大飯廳里擠得水泄不通，兩派群眾都有。辯論的題目很多，無非是自以為是，而對方為非。這讓我立即想到美國總統選舉時兩派候選人在電視上面對面辯論的情況。辯論精彩時，台下的群眾鼓掌歡呼。一時大飯廳中劍拔弩張而又逸趣橫生，熱鬧非凡。

    當時整個學校的情況就是這樣鬧嚷嚷，亂鬨哄(全國的情況也是這樣)。那一句"亂了敵人"的名言，在這裡無論如何也對不上號。誰能知道誰是敵人呢?當時全北京，全國的群眾組織在分分合合了一陣以後，基本上形成了兩大派，在北京這叫做天派與地派。每一派都認為對方是敵人，唯我獨革。軍隊被派出來支"左"，也搞不清楚誰是"左"。結果有的地方連軍隊也分了派。這實際上是亂了自己。如果真有敵人的話，他們會站在旁邊，站在暗中，拍手稱快。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自己怎樣呢?

    我濫竽人民之中，深知這實在是來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決心，不參加任何一派，做一個逍遙派是我唯一可選擇的道路，這也是一條陽關大道。在全校亂糟糟的情況下，走這樣一條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動，簡直是亂世的桃花源。反正學校里已經"停課鬧革命"，我不用教書，不用寫文章，有興趣就看一看大字報，聽一聽辯論會，逍遙自在，無憂無慮，簡直像一個活神仙。想到快意處，不禁一個人發出會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間決沒有世外桃源，燕園自不能例外。燕園天天發生的事情時時刻刻地刺激著我，我是一個有知覺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狀對我來說是辦不到的。我必須做出反應。我在北大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擔任過全校的工會主席，擔任過一些比較重要的社會職務，其中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話說："樹大招風"。我這棵樹雖然還不算大，但也達到了招風的高度。我這個人還有一些特點，說好聽的就是，心還沒有全死，還有一點正義感。說不好聽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種，很不識相。在這樣主客觀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個避風港，我能鑽得進去嗎?我命定了必須站在暴風雨中。

第16節：六自己跳出來(3)

    不鑽避風港，我究竟應該怎樣做呢?我逐漸發現，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頭領有點不對頭。她的所作所為違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線。什麼叫革命路線?我也並不全懂。學習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論，天天聽那一套東西。積之既久，我這冥頑的腦袋瓜似乎有點開了竅，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須走群眾路線。我覺得，對待群眾的態度如何，是判斷一個領導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斷他執行不執行上面的革命路線的重要標準。而偏偏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只是我認為--那個女人背離了正確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執掌大權的機構，那個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時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結果。"革命委員會好"，這個"最高指示"一經發出，全國風靡。北大自不能落後，於是那個女人搖身一變成了北大"合法"政權的頭子，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這真是錦上添花，豈不猗歟休哉!然而這更增加了這一位不學有術、智商實際上是低能的"老佛爺"的氣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轎子上舒舒服服，發號施令，對於膽敢反對她的人則採取殘酷鎮壓的手段，停職停薪，給小鞋穿，是家常便飯。嚴重則任意宣布"打倒"，使對方立即成為敵人，可以格殺勿論。她也確實殺了幾個無辜的人，那一個校外來的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下的中學生，我在上面已經談到。看了這一些情況，看了她對待群眾的態度，我心裡憤憤難平。我認為她違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線，我有點坐不穩釣魚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這一位女首領的。她愚而多詐，心狠手辣。我不願意冒同她為敵的風險。我只好暫時韜晦，依違兩派之間，作出一個中立的態度。

    在這期間，有幾個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駐華大使館去遊行示威。大概是因為印尼方面燒了我們駐雅加達的大使館，為了報復，就去示威。這是一個深得人心的愛國行動。北大的兩大派哪一個也不想丟掉這個機會來顯示自己的力量，爭取更多的群眾。兩派都可以說是"傾巢"出動。在學校南門裡的林陰大道上，排上了幾十輛租來的大汽車，供遊行示威者乘坐之用。兩派的群眾當然分乘自己的車。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車就成了問題。兩派認識我的幾個幹將看到有機可乘，都到我跟前來獻殷勤，拉我上他們的車。井岡山的一位東語系的女幹將，拉我特別積極。從內心裡來說，我是願意上他們的車的。但是，我還有顧慮，不願意或者不敢貿然從事。新北大公社派來拉我的人也很積極。最後，經過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思想鬥爭，我還是上了公社的車。一路上，人聲鼎沸，紅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館，喊了一陣口號，又浩浩蕩蕩地回到燕園來，皆大歡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軍一位高級將領家中去"鬧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個什麼地方。我並沒有聽清楚，為什麼單單到他家去"鬧"。反正當時任何一個戰鬥隊，可能在某某後台的支持下，都有權宣布打倒什麼人，"揪"什麼人。我連他住的確切地方都不知道。這一次因為路近，沒有乘坐大車，絕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為屬於"有車階級"，於是便騎車去了。由於兩派群眾混雜在一起，我沒有像到印尼使館去示威時那樣受窘。沒有人來拉我參加哪一派的遊行。我成了騎車單幹戶。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車隊中隨大流騎向前去。過了青龍橋，我看還有人騎車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從起來，跟著那些車騎向前去。一直到了萬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後了。知道不對頭，忙迴轉車頭，又來到了青龍橋，卻聽群眾中有人大聲嚷嚷，說是已經"鬧過革命"了。我只好隨人流回到燕園。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將軍究竟住在什麼地方，我連大門都沒有看到。我想，當時很多人鬧革命就是這樣鬧法。

    還有一件事情比較重要，必須提一提。北大兩派為了拉攏幹部，壯大聲勢，都組織了幹部學習班。有一些在前一階段被打成走資派的幹部，批鬥了一陣之後，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雖然靠邊站了，卻也不再批鬥。這些人有的也成了兩派爭取的對象。我也是被爭取的對象之一。有不少東語系的教員動員我參加學習班。井岡山的人動員我參加他們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動員我參加自己的學習班。我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考慮，決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岡山學習班去"亮相"，其中隱含著極大的危險性。新北大公社畢竟是大權在握，人多勢眾，兵強馬壯，而且又有那樣一個心胸狹隘，派性十足的領袖。我得罪了他們，後患不堪設想。遲疑了很久，為了個人的安全，我還是參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學習班。兩派學習班的宗旨，從表面上來看，看不出什麼差別，都擁護偉大領袖，都竭盡全力向領袖夫人表忠心。對后一位的吹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兩派各自貼了不知道多少大字報，把她捧得像聖母一樣。我水平低，對於這一點完全贊同。雖然我也曾通過小道消息聽了不少對她十分不利的話，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第17節：六自己跳出來(4)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我這個人不善於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話必須說出來，心裡才痛快，我對於兩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這就給我招來了麻煩。兩派的信徒，特別是學生，採用了車輪戰術來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學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辦公室(我怎能還有什麼辦公室呢?但是，在我記憶中，確實是在辦公室中會見了她們。我現在一時還想不清楚，以後或許能回憶起來)來，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說："你不能參加O派(井岡山)!"這還是比較客氣的。不客氣的就直截了當地對我提出警告："當心你的腦袋!"有的也向我家打電話，勸說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語，也有大聲怒斥，花樣繁多，頻率很高。我發現，我現在的處境幾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樣。我有點不耐煩了。我曾說過，我是天生的犟種，有點牛脾氣。你越來逼我，我就越不買賬。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決心乾脆下海。其中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可見我當時心情之一斑。

    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

    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這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海下了，山上了。這個舉動有雙重性。好處是，它給我的內心帶來了寧靜，帶來了平衡，不必再為參加或不參加這樣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了。壞處是，它給我帶來了惡性發作的派性。派性我本來就有的。但過去必需加以隱蔽。現在既然一錘定音，再也用不著躲躲閃閃了。我於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學生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攻擊新北大公社，講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話，謾罵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沒有僥倖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過去對共產黨不了解，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其他反動組織，我的歷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時，新北大公社那位女頭領肯定已視我如眼中釘。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況且她此時正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趾高氣揚，炙手可熱。我季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她能善罷甘休、饒過我嗎?而且此時形而上學猖獗，在對立面成員的言談中，文章中，抓住片言隻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無限上綱，就可以把對方打成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比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大腦中管語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個卡片櫃裡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錯。一旦拿錯，讓對方抓住小辮兒，"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頭領就常常出現這個問題，她的徒子徒孫經常為此而為她捏一把汗。這樣的形而上學再加上派性，就能殺人而且綽有餘裕。這一點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僥倖心理並不可靠。我懷著這種僥倖心理，在走鋼絲，隨時都能夠跌下來，跌入深淵。這一點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1967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鋼絲。我心裡像揣著十五隻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時，流言極多。一會說要揪我了；一會又說要抄我的家了。我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在我的日記里，我幾乎每一周都要寫上一句："暴風雨在我頭上盤旋。"這暴風雨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壓了下來，把我壓垮，壓碎。這時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員恐怕都有我這種感覺，而我最甚。炎炎的長夏，慘淡的金秋，我就是在這種惴惴不安中度過的。

第18節：七抄家(1)

    隨著天氣的轉涼，風聲越來越緊。我頭上的風暴已經凝聚了起來：那一位女頭領要對我下手了。

    此時，我是否還有僥倖心理呢?

    還是有的。我自恃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不怕你抓。

    然而我錯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藥正在沉睡，忽然聽到門外有汽車聲，接著是一陣異常激烈的射門聲。連忙披衣起來，門開處闖進來大漢六七條，都是東語系的學生，都是女頭領的鐵桿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風凜凜，面如寒霜。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早有思想準備，因此我並不吃驚。俗話說："英雄不吃眼前虧。"我決非英雄，眼前虧卻是不願意吃的。我毫無抵抗之意，他們的大棒可惜無用武之地了。這叫做"革命行動"，我天天聽到叫嚷"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我知道這話是有來頭的。我只感到，這實在是一樁非常離奇古怪的事情。什麼"革命"，什麼"造反"，誰一聽都明白；但是卻沒有人真正懂得是什麼意思。什麼樣的壞事，什麼樣的罪惡行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偉大的名詞掩護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我自己也是一個非常離奇古怪的人物，我要拚命維護什麼人的"革命路線"，現在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然而我卻絲毫也不清醒，仍然要維護這一條革命路線。

    我沒有來得及穿衣服，就被趕到廚房裡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嬸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趕到那裡，一家三人做了楚囚。此時正是深夜風寒，廚房裡吹著刺骨的過堂風，"全家都在風聲里"，人人渾身打戰。兩位老婦人心裡想些什麼，我不得而知。我們被禁止說話，大棒的影子就在我們眼前晃。我此時腦筋還是清楚的。我並沒有想到什麼人道主義。因為人道主義早已批倒批臭，誰提人道主義，誰就是"修正主義分子"。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難道人就不許有一點人性，講一點人道嗎?中國八千年的哲學史上有性善、性惡之爭，迄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原來是相信性善說的，我相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的。從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變了信仰，改宗性惡說。"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從抄家的行動來看，你能說這些人的性還是善的嗎?你能說他們所具有的不是獸性嗎?今天社會風氣，稍有良知者都不能不為之擔憂。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呢?這種不良的社會風習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這話扯得太遠了。有些想法決不是被抄家時有的，而是後來陸續出現的。我當時既不敢頑強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請求高抬貴手。同禽獸打交道是不能講人話談人情的。我只是蜷縮在廚房裡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觀，傾耳細聽。我很奇怪，殺雞焉用牛刀?對付三個手無寸鐵的老人，何必這樣驚師動眾!只派一個小夥子來，就綽綽有餘了。然而只是站廚房門口的就是兩個彪大漢，其中一個是姓谷的朝鮮語科的學生。過去師生，今朝敵我。我知道，我們的性命就掌握在他們手中。當時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們的木棒中，他們的長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況，但耳朵是能聽到的。這些小將究竟年紀還小，舊社會土匪綁票時，是把被綁的人眼睛上貼上膏藥，耳朵里灌上燭油的。我這為師的沒有把這一套東西教給自己的學生，是我的失職。由於失職，今天我得到了點好處：我還能聽到外面的情況。外面的情況並不美妙。只聽到我一大一小兩間屋子裡乒乓作響，聲震屋瓦。我此時彷彿得到了佛經上所說的天眼通，透過幾層牆壁，我能看到"小將們"正在挪動床桌，翻箱倒櫃。他們所向無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們願意砸爛什麼，就砸爛什麼；他們願意踢碎什麼，就踢碎什麼。遇到鎖著的東西，他們把開啟的手段一律簡化，不用鑰匙，而用斧鑿。管你書箱衣箱，管你木櫃鐵櫃，喀嚓一聲，鐵斷木飛。我多年來省吃儉用，積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擺設，都灌注著我的心血；來之不易，又多有紀念意義。在他們眼中，卻視若草芥；手下無情，頃刻被毀。看來對抄家這一行，他們已經非常熟練，這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強化實踐的結果。他們手足麻利，"橫掃千軍如卷席"。然而我的心在流血。

    樓上橫掃完畢，一位姓王的學泰語的學生找我來要樓下的鑰匙。原來他到我家來過，知道我的書都藏在樓下。我搬過來以後，住在樓上。學校有關單位，怕書籍過多過重，可能把樓壓壞，勸我把書移到樓下車庫裡去。車庫原來準備放自行車的。如果全樓只有幾輛車的話，車庫是夠用的。但是自行車激劇增加，車庫反而失去作用，空在那裡。於是徵求全樓同意，我把樓上的書搬了進去。小將們深謀遠慮，涓滴不漏。他伸手向我要鑰匙，我知道他是內行，敬謹從命。車庫裡我心愛的書籍遭殃的情況，我既看不見，也聽不到。然而此時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庫里一切破壞情況，朗朗如在眼前。我的心在流血。

    這一批小將，東方語文學得不一定怎樣有成績，對中國歷史上那一套誣陷羅織卻是了解的。古代有所謂"瓜蔓抄"的做法，就是順藤摸瓜，把與被抄家者的三親六友有關的線索都摸清楚，然後再夷九族。他們逼我交出記載著朋友們地址的小本本，以便進行"瓜蔓抄"。我此時又多了一層擔心：我那些無辜的親戚朋友不幸同我有了關係，把足跡留在我的小本本上。他們哪裡知道，自己也都要跟著我倒霉了。我的心在流血。

    我蜷曲在廚房裡，心裡面思潮翻滾，宛如大海波濤。我心裡是什麼滋味呢?"只是當時已惘然"，現在更說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醬缸，酸甜苦辣，一時俱陳。說我悲哀嗎?是的，但不全是。說我憤怒嗎?是的，但不全是。說我恐懼嗎?是的，也不全是。說我坦然嗎?是的，更不全是。總之，我是又清楚，又糊塗；又清醒，又迷離。此時我們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別人手中。我們像是幾隻螞蟻，別人手指一動，我們立即變為齏粉。我們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答。我不知道，我們是置身於人的世界，還是鬼的世界，抑或是牲畜的世界。茫茫大地，竟無三個老人的容身之地了。"椎胸直欲依坤母。"我真想像印度古典名劇《沙恭達羅》中的沙恭達羅那樣，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生母天上仙女突然下凡，把女兒接回天宮去了。我知道，這只是神話中的故事，人世間是不會有的。那麼，我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

第19節：七抄家(2)

    暗夜在窗外流逝。大自然根本不管人間有喜劇，還是有悲劇，或是既喜且悲的劇。對於這些，它是無動於衷的，我行我素，照常運行。"英雄"們在革過命以後，"興闌啼鳥盡"，他們的興已經"闌"了。我聽到門外忽然靜了下來，兩個手持大棒的彪形大漢，一轉瞬間消逝不見。樓外響起了一陣汽車開動的聲音：英雄們得勝回朝了。汽車聲音刺破夜空，越響越遠。此時正值朔日，天昏地暗。一片寧靜瀰漫天地之間，彷彿剛才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只留下三個孤苦無靠的老人，從棒影下解脫出來，呆對英雄們革過命的戰場。

    屋子裡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東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擺設，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滿了書架子上掉下來的書和從抽屜里丟出來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幾十年積累起來的科研資料，一半被擄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覺的床被徹底翻過，被子里非常結實的暖水袋，被什麼人踏破，水流滿了一床。看著這樣被洗劫的情況，我們三個人誰都不說話--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我們哪裡還能有一絲一毫的睡意呢?我們都變成了木雕泥塑，我們變成了失去語言、失去情感的人，我們都變成了植物人。

    但是，我的潛意識還能活動，還在活動。我想到當時極為流行的一種說法：好人打好人是誤會；壞人打好人是鍛煉；好人打壞人是應該；壞人打壞人是內訌。如果把芸芸眾生按照小孩子的邏輯分為好人與壞人兩大類的話，我自己屬於哪一類呢?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點，也不管我干過多少錯事；我堅決認為自己應該歸入好人一類。我除了考慮自己以外，也還考慮別人，我不是"寧教我負天下人，不能教天下人負我"的曹孟德。這就是天公地道的好人的標準。來到我家抄家打砸搶的小將們是什麼人呢?他們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時受到蒙蔽幹了壞事，這是可以原諒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藉此發泄獸性的迫害狂，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說這樣的人不是壞人，世界上還有壞人嗎?他們在上面那種說法的掩護下，放心大膽地作起惡來。事情不是很明顯嗎?那幾句話，我曾五體投地地崇拜過。及今視之，那不過是不講是非，不分皂白，不講原則，不講正義的最低級的形而上學的詭辯。可惜受它毒害的年輕人上十萬，上百萬，到了今天，他們已經是四五十歲的成年人了，有的飛黃騰達；有的找到一個闊丈人，成了東床快婿；有的發了大財，官居高品，他們竟沒有一個人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感到一點悔恨，豈非咄咄怪事!難道這些人都那麼健忘?難道這一些人連人類起碼的良知都泯滅凈盡了嗎?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天明。"長夜漫漫何時旦?"這一夜是我畢生最長的一夜，也是最難忘的一夜，用任何語言也無法形容的一夜。天一明，我就騎上了自行車到井岡山總部去。我痴心妄想，要從"自己的組織"這裡來撈一根稻草。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放開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羨林!"曆數我的"罪行"。我這個人大概還有一點影響，所以新北大公社才這樣興師動眾，大張旗鼓。一個渺小的季羨林騎在自行車上，天空瀰漫著"打倒季羨林"的聲音。我此時幾疑置身於神話世界，妖魅之國。這種滋味連今天回憶起來，都覺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從今天起，我已經變成了一隻飛鳥，人人可以得而誅之了。

    到了井岡山總部，說明了情況。他們早已知道了。一方面派攝影師到我家進行現場拍攝；另一方面--多可怕呀!--他們已經決定調查我的歷史，必要時把我拋出來，甩掉這個包袱，免得受到連累，不利於同新北大公社的鬥爭。這是後來才知道的，當時我還是一片痴心。走出大門，我那輛倚在樹上的自行車已經被人--當然是新北大公社的--用鎖鎖死。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步行回家。從此便同我那輛伴隨我將近二十年的車永遠"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岡山的攝影師，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尋找什麼。我知道，在這裡有決定意義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尋找公社抄家時在對待偉大領袖方面有沒有留下可抓的小辮子，比如說領袖像，他們撕了或者污染了沒有?有領袖像的報紙，他們用腳踩了沒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條被他抓住，拍攝下來，這就是對領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綱上到駭人的高度，是對敵鬥爭的一顆重型炮彈。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專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訓練有素的，那樣的"錯誤"或者"罪行"他們是決不會犯的。攝影師找了半天，發現公社的抄家術真正是無懈可擊，愴然離去。

    我的處境，井岡山領導表面上表示同情。我當時有一個後來想起來令我感到后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岡山總部里。我害怕，公社隨時都可能派人來，把我抓走，關在什麼秘密的地方。這是當時屢次出現過的事，並不新鮮。井岡山總部是比較安全的，那裡幾乎是一個武裝堡壘。可是我有點遲疑。我雖然還不知道他們準備同公社一樣派人到處去調查我的歷史，但是，在幾天前我在井岡山總部里聽到派人調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為井岡山總勤務員之一的老教授的歷史。他們認為，老知識分子，特別是留過洋的老知識分子的歷史複雜；不如自己先下手調查，然後採取措施，以免被動。既然他們能調查那位老教授的歷史，為什麼就不能調查我的歷史呢?我當時確曾感到寒心。現在我已經被公社"打倒"了。為了擺脫我這個包袱，他們會採取什麼措施呢?我的歷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種兩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學和派性，確實是能殺人的。用那種形而上學的方式調查出來的東西能準確嗎?能公正嗎?與其將來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拋了出去，還不如索性橫下一條心，任敵人宰割吧。我毅然離開那裡，回到自己家中。現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籠。我在上面談到，那年夏秋兩季我時時感到有風暴在我頭上凝聚，隨時可以劈了下來。現在我彷彿成了躺在砍頭架下的死囚，時時刻刻等待利刃從架上砍向我的脖頸。原來我認為天地是又寬又大的。現在才覺得，天地是極小極小的，小得容不下我這一身單薄的軀體。從前讀一篇筆記文章，記載金聖嘆臨刑時說的話："殺頭，至痛也。我於無意得之，不亦快哉!"我這個"反革命"帽子，也是於無意中得之，我卻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說：奈何!奈何!

第20節：七抄家(3)

    不管怎樣，一夜之間，我身上發生了質變：由人民變成了"反革命分子"。

    沒有任何手續，公社一聲"打倒!"我就被打倒了。東語系的公社命令我：必須呆在家裡!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要隨時聽候傳訊!但是，在最初幾天，我等呀，等呀，然而沒有人來。原因何在呢?十年浩劫過了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公社視我如眼中釘，必欲拔之而後快。但是，他們也感到，"罪證"尚嫌不足。於是便採用了先打倒，后取證的戰略，希望從抄家抄出的材料中取得"可靠的"證據，證明打倒是正確的。結果他們"勝利"了。他們用誣陷羅織的手段，深文周納，移花接木，加深了我的罪名。到了抄家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來了，來了，兩個臂纏紅袖章的公社紅衛兵，雄赳赳，氣昂昂，闖進我家，把我押解到外文樓去受審。以前我走進外文樓是以主人的身份，今天則是階下囚了。可憐我在外文樓當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風風雨雨，嘔心瀝血，努力工作，今天竟落到這般地步。世事真如白雲蒼狗了!

    第一次審訊，還讓我坐下。我有點不識抬舉，態度非常"惡劣"。我憋了一肚子氣，又自恃沒有辮子和尾巴，同審訊者硬頂。我心裡還在想：俗話說，捉虎容易放虎難，我看你們將來怎樣放我?我說話有時候聲音很大，極為激烈。結果審訊不出什麼。如是一次，兩次，三次。最初審訊我的人--其中有幾個就是我的學生--有時候還微露窘相。可是他們的態度變得強硬了。可能是由於他們掌握的關於我的材料多起來了，他們心中有"底"了。--我禁不住要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當年審訊我的朋友們!你們當時對這些"底"是怎樣想的呀?你們是不是真相信，這一切全是真的呢?

    這話扯遠了，還是回來談他們的"底"。第一個底是一隻竹籃子，裡面裝著燒掉一半的一些信件。他們說這是我想焚信滅跡的鐵證。說我燒的全是一些極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機秘的信件。事實是，我原來住四間房子，"文革"起來后，我看形勢不對，趕忙退出兩大間，讓樓下住的我的一位老友上來住，樓下的房子被迫交給一個無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很好的西語系公社的一位女職員。房子減了一多半，積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燒掉一些，減輕空間的負擔。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燒，心中並沒有鬼。然而被一個革命小將勸阻，把沒有燒完的裝在一隻竹籃中。今天竟成了我的"罪證"。我對審訊我的人說明真相，結果對方說我態度極端惡劣。第二個"罪證"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時從住在另一間小房間里我嬸母枕頭下搜出來的。原來在"文革"興起以後，社會治安極壞，傳說壞人闖入人家搶劫，進門先奔廚房搜尋菜刀，威脅主人。我嬸母年老膽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壞人搜到。現在審訊者卻說是在我的房裡我的枕頭下搜出來的，是準備殺紅衛兵的。我把真相說明，結果對方又說我態度更加極端惡劣。第三個"罪證"是一張石印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這是我在德國哥廷根時一個可能是三青團員或藍衣社分子的姓張的"留學生"送給我的。我對蔣介石的態度，除了一段時間不明真相以外，從1932年南京請願一直到今天，從來沒有好過。我認為他是一個流氓。我也從來沒有幻想過他真會反攻大陸。歷史的規律是，一個壞統治者，一旦被人民趕走，決不可能再復辟成功的。可是我有一個壞毛病，別人給我的信件，甚至片紙隻字，我都保留起來，同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公安總隊的陳同志正相反，他是把所有的收到的信件都燒掉的。結果我果然由這一張照片而碰到點子上了。審訊者硬說，我保留這一張照片是想在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后邀功請賞的。他們還沒有好意思給我戴上"國民黨潛伏特務"的帽子，但已間不容髮了。我向他們解釋。結果是對方認為我的態度更加極端惡劣。

    我百喙莫明。我還有什麼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