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危機，中國經濟一支獨秀，我們與西方還有距離嗎？

當西方世界列強陷身於此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中國卻在世界經濟，G20，多邊關係，國際援助等方面都有所做為，一戟長朔，四面出擊。同時，我們的經濟總量連續超過所有的歐洲國家，接近日本，直逼美國。東部大城市高樓林立，燈紅酒綠，生活水平無限接近西方社會，引得無數國人不盡自問，我們和西方還有差距嗎？中國的黃土文明是不是已經趕上了西方的蔚藍色文明。中國是不是已經變成了與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另一方面，我們的官方仍然強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比起西方很多低矮的古老的建築，我們仍然承認他們的發展比我們更高一個階段。西方很多媒體也是一方面承認中國經濟奇迹並預言中國很快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引擎，另一方面認為中國在幾十年內不可能在關鍵技術方面做出引領性突破。 要理清這些頭緒，我們先要弄清一個問題，西方為什麼會陷入經濟危機，而中國為什麼會快速發展。

        西方陷入經濟危機的原因很多，表面上看是次貸危機引發的，但背後原因卻很深，否則這個經濟危機也不會那麼嚴重。 經濟這個詞其實只是一個群體生活質量的指標之一，所謂世界經濟發展在主要程度上指的是生產效率的提高和科技進步。當然還有經濟活動的頻繁。  西方經濟危機的深層原因就是以前他們所引領的高利潤高附加值的先進科技不斷被勞動力價格更加低廉的亞洲國家所掌握。而新一個技術革命尚未爆發，同時現有科技的應用，經濟活動的頻率，生產效率也都已經飽和。 其實這個問題在2001年科技泡沫破裂的時候就已經出現，只不過是當時的美聯儲利用利率手段造就出了另一個房產泡沫。 而中國之所以在最近幾年可以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兩件事，一是全球化，一是網際網路。這兩件事把西方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和產品快速的擴散到中國。

        但是我們似乎還是和西方世界差一些什麼，甚至我們自己感覺差距很大。到底是什麼，是人口眾多，是環境污染，貧富差距，還是官場腐敗？ 都不是，我覺得我們和西方最大的差距是哲學。在我們瘋狂追求GDP的時代，我說出這個理由未免有找抽的感覺。但我還是要說，我們最大的差距就在於哲學落後於西方。 縱觀人類歷史，世界上的詞語很多很多，但真正極度重要的詞語卻只有幾個。我總結了一下有：人，社會，意識形態，文化，宗教，政治，戰爭，科技，貨幣，經濟和哲學。 我們逐一分析，人是歷史的主體，社會是群居的人和其物質和精神衍生物，意識形態是人個體對世界一般性事物的認知，文化是某個群體的意識形態的長期共同特徵，宗教是用超自然地方式解決人類未知問題的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政治是當社會中的人群過於龐大而產生的一種統治複雜社會的工具，戰爭是政治分歧鬥爭的延續，科技是改變世界和人類生活的基礎和動力，經濟是衡量人類生活標準的工具，貨幣是促進人類經濟活動的工具，而哲學是意識形態，文化和宗教的基礎，群體哲學分歧往往導致政治分歧和戰爭，哲學也會影響群體間經濟的分配和貨幣的流向。哲學是唯一一個決定群體認知的工具，甚至可以引導人們在解決生存危機后仍然能進行戰爭這樣的大規模屠殺。這個好比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石油是最重要原因，失去伊拉克對美國國家利益不利但美國人民並不會因此而死，所以人們是不會為了伊拉克那些石油拚命的。於是美國政客經過利用哲學工具對美國人民反覆洗腦，讓大多數美國人民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場護衛人權的正義戰爭。可見哲學的巨大魔力和哲學在所有這些關鍵詞裡面的重要性，也是為什麼哲學被稱為科學的科學的原因。當然哲學也包括很多方面，我們的大部分哲學其實並不落後，這也是我們作為一個古老文化仍然能繼續生存的原因，但我們當前階段最需要向西方哲學學習的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世界觀，二是妥協。

        我們現在拚命發展經濟，但經濟只是指標不是目標，我們不能舍本求末。 很多「經濟學家」每當被人挑戰GDP重要性的時候就說自己挨過餓，要先吃飽肚子再討論其他社會問題。如果我們與時俱進，認識到自己的強大，不要一直把自己當叫花子，就應該開始討論我們的社會問題，人們的世界觀。我們需要弄清楚的這個世界觀其實很簡單，當我們有房子，有車，吃喝不愁，性解放之後我們回到最初始的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活著？ 看看那些西方的素質較低的明星們有錢后往往追求毒品最終喪命而那些高層次富豪們除了捐出自己大部分財富給社會外，並不因為金錢而改變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就知道這個問題有多重要。雖然說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但越來越近，提前考慮世界觀問題對我們國家的未來，下一代都是至關重要的。 其實很多東部大城市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生活水平，也就是物質生活水平相對飽和。下一步他們想要的就是社會認同感， 希望自己被社會承認，被社會尊重，這也是人作為高級社會動物的一種特徵，區別於追求基本生理需求的低等動物。 那麼我們的社會認同感是通過什麼實現的呢？方式很多，現在大部分人是通過買名牌衣服，高級手機，電腦，豪華汽車來證明自己。 剖析這些人的心理，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人穿名牌，用高級手機，開高檔汽車已經超越了基本應用價值，而是希望通過這些外在的東西來證明自己的社會地位，尋求社會尊重。當我們社會的大部分人通過這些低級方式來體現社會價值的時候，可以說我們還處於一種低級的發展階段。 稱這種方式低級也很容易理解，比如世界的很多頂級精英，他們是不需要用這些外在的東西來體現自己的價值，他們即使開夏利，穿補丁一樣被社會認可，甚至更為人們所尊重。  另外，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這些名貴物品在價格上被大多數人可以承受的時候，人們也不會通過這種手段來證明自己的社會地位。 除此之外，我們有一些有錢人超越了這個低級的用物品證明自己的階段，走到了一種中級階段，就是用社會地位來證明自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很多人花上千萬去搶一個國家政協委員的原因了，就是要用這個「虛名」來體現自己的社會價值。拋磚引玉，那什麼是高級的社會價值體現方式呢。這就是現在西方很多人正在用的，利用自己對社會的貢獻來證明自己的社會價值。 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國外的超級富豪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捐給慈善機構用於各種社會公益。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善良，而是這是他們得到社會認可的一種高級方式。另外，他們這樣做也是對子女的愛，這點也許很難理解。 但不難說明白，我用我的財富給我的子女最好的教育和機遇，而不是現成的財富，會讓我的子女也在這個高級社會認知方式下輕易地實現自己的價值。 過多過於容易得到的社會財富只能把自己孩子變成一個社會寄生蟲而不被社會所接納。 當上層建築流行這種高級社會認可方式的時候，就會或多或少的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認知方式。 在這三種社會價值體現方式中，高級方式在一個社會中越流行，就證明這個社會的發展更發達，社會也更穩定。反之，低級方式在一個社會中越流行，就證明這個社會的發展越初級，社會也越容易出亂子。一個和諧的高度發展的社會不但需要有很多富而仁的高素質精英更需要大多數普通人的貧而不賤。 因為在貧賤中保持自己的尊嚴比富貴中低調更可貴。 我們所熟知的愛情成語舉案齊眉其實也蘊含著貧賤而不失氣節的哲理。我們國家現在的危機正在於這個低等社會價值認知的方式對社會穩定的潛在威脅。  說潛在威脅是因為現在沒有威脅，現在沒有威脅的原因，自相矛盾地，卻正是因為經濟快速發展。不可否認，我們的GDP政策對我們國家的發展是做了很大貢獻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我們雖然有很多潛在的社會問題，但所有人，包括窮人，農民的日子的確是比以前好過了，所以一俊遮百丑。 雖說遮百丑，但不是說明丑不存在。 任何人都知道，我們的經濟發展遲早會進入平台期，和世界上其他所有經過高速發展的國家一樣。  也許我們國家由於地大物博可以晚一些進入這個平台期，但晚一些也是還要進入平台期的。進入平台期后，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已經飽和，社會分配問題如果突然爆發，將會對社會穩定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20年前的學潮除了西方國家導演的一連串的顏色革命背景之外，當年的經濟發展只有4.7%，而通貨膨脹卻超過15% 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其實，不光是中國，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也存在被經濟發展所掩蓋的潛在危機。世界和平從二戰後剛剛維持了幾十年，而其中還有一大半時間在冷戰，即使現在小規模戰爭也不曾間斷。冷戰期間，由於美國倡導的對抗共產主義國家的馬歇爾計劃，歐洲和日本迅速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並一起經歷了當時的電子工業革命。 蘇聯解體后，由於美國在冷戰中積累科技的釋放，造就了90年代的信息技術革命加上跨國公司引導的全球化分工，世界經濟突飛猛進，新科技被廣泛應用。而當科技應用飽和，亞洲國家希望通過產業升級獲取更高利潤的時候就會對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帶來巨大挑戰。被世界經濟發展掩蓋了十幾年的世界經濟利潤分配問題像幾十年前一樣，再次擺到各個國家面前。雖然由核武器威懾力下的世界和平暫時不會受到挑戰，但貿易摩擦肯定會加大。最近美國政府不斷地指責中國故意壓低貨幣價值和不惜代價的貿易補貼就是一個前兆。 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我們和西方世界觀哲學差距的因素是宗教。宗教是哲學的一種極端表現方式。 關於中國有沒有自己的宗教，眾說不一。儒教是中國的哲學，但沒有極端到宗教水平。道教是中國的宗教卻影響力不是很大。佛教是東漢末年統治階級為了平衡儒教的巨大影響而引入中國的，並在南北朝時期達到頂峰，以至於中國歷史上活得第二長的皇帝梁武帝蕭衍在做皇帝期間多次把自己賣給寺院而讓大臣們再把自己贖回來，最後竟然餓死在寺院。 顯然佛教至今仍是當前中國最大宗教，但他並非中國本土，另外他並沒有打入當今中國的上層建築。所以西方仍然認為我們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國家。在出國之前，我覺得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極少數，出國之後發現我們的世界都被一個巨大的有30多億信徒的亞伯拉罕教所包圍。宗教對西方社會世界觀哲學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而且滲透性極強，甚至有些基督教徒自豪地把蘇聯解體和教會力量聯繫到一起。另外一個與宗教有關的事件就是藏獨事件。08年3月，西方在奧運前再次挑起西藏問題激怒了所有中國階層，我在參與反藏獨遊行的同時一直在想為什麼西方政客這次這麼愚蠢，想要利用藏獨問題反對中國卻適得其反，讓人民反而更支持政府？難道他們在下這一步棋之前沒有做足夠的利害評估嗎？算入宗教因素之後，這些疑惑就迎刃而解。西方政客不但不傻，而且非常聰明，他們的從政的政治口號有很多，但政治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選票。在亞伯拉罕教佔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所謂宗教自由就能得到選民的心，而他們的普通人是並沒有機會知道西藏的宗教並非向善，而是有著很多殘忍和壓迫的一種政治統治方式。只有他們的政客知道西藏宗教的邪惡卻仍然支持，原因就在於這個能得選票。

        以前看過一個人氣很高的帖子，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差距在於認真精神。西方社會在各個方面都在及其複雜的條框中運作，而人民認真的執行，毫無怨言，於是社會進步，沒有腐敗，科技發達。 這個聽起來挺有道理，但我覺得我們和西方的差距在於妥協而不是認真。我們的歷史中並不缺乏認真的人。 明代萬曆年間的小人物鄒元標是其中一個代表。他本是張居正的學生，卻因為反對張居正父親死後不去丁憂而是奪情而被打斷了一條腿。 而當萬曆皇帝清算張居正的時候，他又主動跳出來為張居正喊冤。像鄒元標這樣重大義而忘私情的人在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明朝並不少見，可是明朝並沒有因此而強大。當歐洲處於鄒元標同時期的哥白尼發表日心論，麥哲倫完成航海環繞世界的時候，我們的明朝被世界無情的拋開了。我們一直在羨慕西方的法制，從總統到人民都對法律非常尊重，也都被法律所制約，是一個真正的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社會。 其實，我們的歷史中並不是沒有這樣的法制社會，在董仲舒誘導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之前，西漢前期是追從黃老之術的，而再往前的秦朝則是追求法家治國。 秦法之嚴，令人畏懼。秦國因此強大也因此滅亡。可見一個單純的法制社會未必會造就一個持久的強大的國家因為我們好像忘了這個法制社會的一個關鍵，就是法律的制定。法律是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定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價值觀和法律也有很大差別。西方在法律制定的時候對所有人群做了很大限度的妥協，所以執行起來相對順暢。即使這樣，西方在對違法事件的追究中，真正立案的少於20%。 比如你坐火車不買票是違法行為，但沒人願意因為這樣的小事而捲入複雜的法律案件中，但又不可能把這種行為定義為合法，於是火車運營公司採取一種妥協方式就是罰款。如果你不想被我們起訴，就要交罰款。由於西方法律規定過於細緻，很多違法事件不值得立案追究，於是大多採取一種罰款的妥協措施。 於是，我們知道了，法律的本質就是妥協，妥協社會中各個人群的利益。用一個比較易懂的例子就是你砍了我一個胳膊，法律判你坐牢5年，用妥協的方式防止進一步互相仇殺，並對群體中再次出現這種行為做一個威懾，還是對大部分人怕被砍掉胳膊恐懼的妥協。於是，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對人群妥協越多，在執行法律的時候越容易。反之，如果在制定法律的時候不考慮大多數人的利益，在法律執行的時候就會困難重重，到處都是阻力，於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就是以前的初夜權法，由於在制定這個法律上基本沒有把大眾當人看，所以執行這個法律的時候如果沒有阻力才會奇怪。  舉一個現代的例子，為什麼前幾年國外軟體的知識產權法在西方執行起來暢通無阻而在中國卻被人漠視。就是因為在西方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也妥協到了消費者的利益，畢竟軟體在西方在價格上可以接受，從業者在收入上屬於中上等而並非暴利（電影，音樂的從業者雖然收入是暴利但人數少門檻高，而且需要很大的機遇，所謂要過五關斬六將加機遇才能進入，高薪也是一種妥協）。而這些軟體的價格在中國屬於天價而從業者工資在中國消費者看來就是暴利。這種沒有妥協到消費者的法律在執行上有困難或者被漠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現在我們國家的知識產權保護對國有軟體還是非常不錯的，除了對民族產業的保護外，國產軟體價格適中，從業者收入中上等而非暴利，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去保護國產軟體。  法律終究要妥協，因為它是為了妥協而生，所以不在制定上妥協就會在執行上妥協。 除了法律妥協，人性妥協也可以讓我們更好的認識人性。一個人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不好，不可能一直努力工作，也不應該一直享受。 我們和周圍人相處也應該知道，每個人生存在這個社會上都有一個自己的心理支持點，就是自己最在意的東西。比如有的人，在乎小錢，僅僅計較，一般這樣的人有大志的少。也有另外一些人，從不計較小錢，小利，但不圖小利者必有大謀。這個世界上除了傻子，沒有人沒有自己的心理支持點的。有的人支持點是自己的事業，有的是理想，有的人自己家人，有的是自己的錢財，有的是自己的社會地位。。。。。比如有的官員，在很多人看來是徹底的好人，自己幾乎沒有個人慾望，為世人和周圍人所稱頌。但是他圖的就是這個政治威望和自己實現政治理想或達到政治地位的滿足感。而當這樣一個官員的政治理想不可能實現，政治地位不可能提升，政治威望不肯能形成的時候，他往往會轉向尋求經濟利益。經濟利益的蛋糕遠比政治大，但分的人也多。這就是現在國人10億人民9億商的原因，每次和國內友人通話的時候基本只有一個主題，就是創業，賺錢，發財。但是經濟蛋糕再大也不會讓10幾億人都發財都出人頭地，於是當大部分人的經濟願望破滅的時候又會尋找政治要求。這也從另一個方面指出了我們現在這種低端社會哲學的潛在危機。所以我們評價一個人的時候也不應該只根據他現在的表現，我們要看到他的真正人生企圖，甚至蓋棺定論都有片面性，就像白居易的放言里說的一樣，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躬謙未篡時，向使當時身變死另外，一生真偽復誰知。" 所以只有看到一個人的心理支撐點，才能徹底的了解一個人，了解他會妥協什麼，會爭取什麼，在意什麼。 另外，妥協在社會政治中也很重要。比如美國總統，權力很大，但也受到國會和司法機構的制約而需要向他們妥協。美國總統並沒有絕對的權利，而只能在社會規定的條框里實行自己的權利。正因為沒有絕對的權利，所以他失去權力的時候也基本上沒有任何危險。而越是有絕對的權利，不能妥協的統治者，一旦失去權力才會最危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歷史中集權皇帝一旦失去權力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死的原因了。現在我們的領導人並沒有絕對的權利，和平權利交接的任期制才變成可能。所以越是妥協的利益越長久，越是極端的利益越短暫。好比我們一直走不出富不過三代的怪圈而歐洲國家的富人卻享受了幾百年的財富，我們的王朝一旦被推翻基本上都被滅族，而歐洲的王室基本上和千年前的王室一直有血緣關係。關鍵就是我們的富人不懂得妥協藝術。我們不給窮人基本社會保障，不給他們基本自尊的直接後果就是窮人拼了命，付出比你富人多10倍的努力來和你競爭你從事的產業或進入到這些產業從業。富人能做的，窮人一樣可以做，而且做的更努力。而富人一旦養尊處優，失去鬥志，家庭很快就敗落了。而歐洲富人利用妥協藝術，給窮人基本的生活保障，醫療，教育，人權等等，窮人過的相對不錯以致失去與富人爭鋒的鬥志，反過來還要感激富人給他們這一切，接受現有社會等級。於是歐洲富人得以世世代代做富人而不受到窮人挑戰，不能不說用意深遠，聰明之極。經過妥協藝術的政策也比沒有經過妥協的更能長久。還說美國總統，他們的不但權利受到制約，他們能走的政治路線也基本被限定，這就是經過國會（國民）的妥協。所以，美國建國幾百年來政策變化不是很多，特別是南北戰爭以後，即使有政策改變也和總統個人關係不是很大，也就是說換別人做總統也會有這些變化。就好像當前的經濟危機一樣，美國人可以把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拉上聽證會，卻沒有人認為布希這個公認美國歷史上智商最低的總統應該為它付全部責任。原因很簡單，布希作為總統沒有這麼大的權利可以改變美國經濟走向，他作為個人也沒這個能力。但無論怎麼說，西方國家本質性的政策和經濟走向變化不大。 這個和中國的近幾十年狀況形成鮮明對比。三十年前，我們認為越窮越好，為富不仁，人口多力量大。三十年後，我們全力追求金錢至上，貧窮可恥，計劃生育。如此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政策顯然就是缺乏妥協藝術的結果。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 這麼大的國家治理起來政策的變化是需要循序漸進，否則就會有潛在的甚至本質的問題。 當然我們國家也在進步，最近我們提出的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就是融入了一種妥協藝術。當然認真與妥協並不是對立的，而是一體的。這是一個哲學觀點。當明代大思想家王守仁提出天理即是人慾的理論來挑戰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程朱學派的時候，已經是一種現代哲學觀念。可惜，這種觀念直到現在仍然沒有被我們的社會徹底接受。這種天理和人慾的融合對我們現在生活仍然有指導意義，甚至應該引發我們生活方式的一種革命。我們應該認識人性，人慾。我們的精英階層和西方精英階層最大的區別就是我們的精英階層年輕的時候沒有釋放過人慾。我們的精英階層從小做事循規蹈矩，學習工作刻苦，而同時思維方式束縛，而西方的精英階層包括現在的奧巴馬，以前的柯林頓都是在年輕的時候什麼錯誤都犯，抽大麻，一夜情，樣樣不少。在年輕時候釋放了人慾的西方精英階層在成熟后反而在思維方式上更開拓，事業年齡更容易做出成就。最明顯的就是科學領域，很多科學奇才在年輕的時候都有過在我們看來不光彩的經歷。而他們的社會能包容這些經歷就是因為對天理既是人慾的認識。

        中國經歷了30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之後，經歷了從輕視自然科學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歷經了科技人才的楚才晉用到現在的海歸朝，我們是到了應該考慮哲學和群體意識形態的時候了。 我們的國家如果想飛的更高，就必須有一個哲學基礎。這個就好像馬克思的資本論對共產主義，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思想指導一樣。我們必須找到一個適合我們自己的哲學基礎。哲學和經濟發展是一個社會飛翔的兩隻翅膀，卻一不可。就好像以前一個國家既需要馳騁疆場的將軍，也需要定國安邦的相才。 當年的蒙古帝國如果只有木華黎，博爾術一類的武將而沒有耶律楚才，郭寶玉，丘處機一類的文官謀臣，蒙古帝國不但不能打到歐洲，而且可能把廣大中國土地早變成了放牧場。所謂政治體制或者政治制度，其實就是用不同的哲學思維去分配社會財富。我們必要找到一個最適合我們現階段發展並能引導中國未來走向強大的哲學。中國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處於一種社會貧富差距巨大的狀態，於是造就了我們的歷史像養育我們的黃河一樣，定期動蕩泛濫，並在民間種下了「為富不仁」的思想根基。歷史中幾乎所有的起義都打出類似「打土豪，分田地，殺富濟貧，替天行道」的口號。 道家巨著道德經上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可見中國傳統思維是把這種人類自身製造的貧富差距放到了天道的對立面上去了。但每次起義成功后，社會清平幾十年，然後統治階級又開始腐敗，而且特權階級不限放大，然後王朝氣數盡去，被下一次起義所推翻。周而復始。所謂一個國家，或者現在一個公司的氣數，並非迷信，而是一種哲理。氣數盡了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權階級的無限擴大。一個王朝開始的時候皇親國戚數量有限，但由於特權階級通過多妻多子制繁殖能力驚人，過不了幾代，特遣階級就會非常龐大。 於是社會平衡被打破，王朝也同時被顛覆。公司也是一樣，像通用汽車這樣的大公司的氣數之所以到頭了，除了汽車行業整體飽和衰敗外，通用汽車那比工作人員還龐大的退休特權階層也都是壓倒駱駝的稻草。終於在上個世紀，我們迎來了一種全新的社會，就是共產主義。它對中國運行了幾千年的傳統社會制度來說是全新的，也迎合了中國人那種不患貧患不均的思想。他給經過百年動蕩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希望，中國人民第一次那麼熱情地接受一個制度，甚至當時很多有錢家的子弟居然也支持共產。然而，這種模式終究沒有成功，因為它的過於平均主義沒法調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我們好像一直在調動積極性和縮小貧富差距這兩個矛盾的因素中掙扎。我們到底怎麼治理我們的國家才能平衡這兩個因素呢？150年前的我們的鄰居，當時和中國一樣被西方列強欺負的日本也試圖找到一條讓國家長期強盛的治國之策，為此他們的天皇求助於中國的古書易經，並按照」說卦傳「里的內容」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給自己取名」明治天皇」。明治維新終於為日本找到了一條光明之路而從此強大。 我認為我們的改革開放應該也可以說是」向明而治「，而現在的」和諧社會「理念更是兼顧了鼓勵積極性和縮小貧富差距。我覺得社會和諧的關鍵在於人的和諧，而人和諧的關鍵在於天理於人慾的統一，在於每個個體與社會的融洽妥協。歐洲國家在這方面領先我們很多，他們在設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同時，用興趣來激勵創新。他們比較重視從小培養個人興趣，學什麼不是為了以後好找工作，掙錢多，而是因為自己喜歡，能夠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在自己的人生價值和興趣之外，賺工資來養活自己。錢不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事業。 而事業又不等於錢。 我的一位同事今年85歲了，是一位諾貝爾獲獎者，現在每周堅持上班3天。他的行為也許不被我們所理解，但我和他聊過幾次天之後不但理解他甚至會很羨慕他：他為科學而生，為科學而死，科學給了他需要的一切，而他也為科學奉獻終生.  他和科學就好像是俞伯牙與鍾子期那樣的知音，能與自己的知己相伴一輩子，豈非人生最大快事。當然這一切都在社會貧富差距不是很大的基礎上。如果人們為生存要去犧牲人格，更不要提理想和興趣了。反之，這樣一種方式又會維護較小的社會貧富差距。

       我相信中國曆經了經濟發展，哲學革命和文化復興之後，憑藉中華民族的艱苦奮鬥的一貫作風，一定會重回盛唐強漢時期那樣世界中心的地位。讓我們翹首以待。

有一點要指出。歐洲之所以戰爭不斷，卻富戶大族延綿數千年，這就好比夏，商，周朝的封建文明一樣，富戶也是延續數千年。甚至現在還有。

這和於窮人妥協無關，而是文藝復興以前，歐洲的被統治階級根本就沒有向上攀爬的可能性

好傢夥，這就是趕英超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