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軍人家庭的亓樂義，一直對國共諜戰的歷史感興趣，他說他要給兩岸觀眾寫出一部更精彩的《潛伏》續集。 1983年4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破獲一起特務案，潛伏大陸的國民黨情報局華北地區特派員、北平站站長李家琪（右二）被捕。本報資料圖 我繳獲台灣軍事情報局在大陸進行恐怖活動的部分罪證，照片發表於1987年1月10日。本報資料圖 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開始，亓樂義就一直擔任台灣《中國時報》駐大陸記者，在大陸斷斷續續工作的時間已有近20年。出身軍人家庭的他一直對國共諜戰的歷史感興趣。今年4月中旬，大陸一家媒體約請亓樂義寫一篇關於電視劇《潛伏》的評論，不好推辭，他趕緊連夜將《潛伏》瀏覽了一遍，「沒想到看完之後，卻萌發了為《潛伏》寫續集的想法。」亓樂義自信只要有市場需求，他可以給兩岸觀眾寫出一部更精彩的《潛伏》。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方輝發自北京 對於亓樂義來說，與《潛伏》結緣純屬偶然，他坦承，如果不是有媒體向他約稿，可能現在也沒有看完這部片子。 「沒想到看完之後，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我對大陸諜戰劇的固有印象，而且我還有很多的感觸，甚至萌發了為《潛伏》寫續集的想法。」 不過在亓樂義看來，有血有肉的諜戰劇可以還原歷史，但歷史上真實的國共諜戰，要比戲劇衝突更為精彩。 亓樂義的諜戰情結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亓樂義1959年出生在台灣的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1949年隨國民黨敗退到台灣的軍官。父親去世后，他被當局安排到了一所「功勛子弟學校」讀書。 據他回憶，這所學校的學生均為「為黨國獻身者」的後代或親屬，「很多學生都出自軍情系統家庭」。 亓樂義告訴記者，身處那個年代，能切身感受到諜報戰的風雲變幻。他的許多同學都有這樣的經歷:父親被派到大陸從事間諜工作，然後失去聯繫，過一段時間就會被宣告「去世」。「但事實上，許多人只是被大陸抓住了，並被有死。」亓樂義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我有3個同學的父親就是這種情況，在讀小學的時候他們因父親『為國獻身』而來到我就學的學校，但到了初中，這些父輩卻被大陸放回來了。」 成長於這樣的環境，亓樂義自小對國共諜戰這段歷史有種莫名的好奇。 亓樂義認為，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情報戰可以分為3個階段:1949年之前，國共諜戰完全為你死我活的鬥爭服務；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國民黨一直致力於反攻大陸，諜戰主要是為此作準備，「包括不斷派人到大陸進行『敵後布建』和組織策反」；1979年大陸開始對台灣釋放善意，台灣方面對大陸的諜戰開始由純軍事向政治、經濟、科技等各領域轉變，「關係緩和了，但情報的內容變多了」。 據亓樂義研究，台灣情報部門的情報人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編製內的，即受過嚴格訓練，實施長期潛伏，有隱秘的聯絡渠道；另一類是外圍的情報人員，這些人不屬於台灣軍情系統的編製，各方面的保障也沒有。「這些人的技術和素質都比專業的差很多，因此容易被發現。」亓樂義說:「第一類人即使被抓，只要能回台灣，依然會被當作正常退休人員對待，生活有著落。但第二類人就差很遠了，有的被關押多年出來后回到台灣就變得一無所有了。」 對於現在越來越多的諜戰劇大量使用美女帥哥的現象，亓樂義認為不符合事實。在他看來，外表俊朗的帥哥和性感迷人的美女擔當不了「潛伏」的重任，因為他們的外表太過扎眼。而真正執行潛伏任務的特工大都是其貌不揚，放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種人。 「以前有一位情報界的朋友曾親口告訴我他們挑選特工的標準，首先卡掉的就是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人。」亓樂義說，「走進一間坐滿100人的教室，教官首先會將太高、太白、太胖、太瘦的人『請』出去，然後才是從個人能力上進行考察。」 亓樂義對電視劇《潛伏》中男女主角是比較認可的，至於有人說余則成長得不像共產黨員，亓樂義哈哈大笑，「共產黨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模子，而且余則成原來還是軍統的人，怎麼可能像共產黨呢？要真是一看就像共產黨，他早就被除掉了。」 不過，對於諜戰經常涉及的「美人計」，亓樂義有自己的見解。在他看來，「美人計」分兩類，一類是長期潛伏，接近核心機密，這一類的女特工一般是有知識有思想，還有幾分姿色，年紀不會太小，一般會瞄準身居高位的人。另一類「美人計」則是需要出入各類社交場所，完全靠容貌和身材吸引人，「這類美女一般只能迷住一些下層官員」。 「當然，影視的表現形式難以準確表達諜戰的驚險和微妙，幾年、幾十年的潛伏只用幾十個小時來表現，只能是濃縮，把觀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有收視號召力的演員身上。」亓樂義認為，現在是市場決定一切，觀眾喜歡帥哥美女，即便是違背歷史也無妨。 相對大陸火熱的諜戰影視市場，台灣類似題材的電視劇則很稀少。 他認為，相比大陸觀眾對過去歷史的熱情，台灣觀眾的關注點更分散，當製片人看不到一定的市場預期，就不會拍攝。亓樂義說，在國民黨退到台灣很長時間裡，諜報方面的資料和信息確實是保密的，但現在就不同了。 在亓樂義的印象中，台灣拍攝的諜戰主題片以《長江一號》最為出名，它描述的是國民黨與日本人的諜戰，也算是國民黨情報系統可書可寫的一部分。對於國共之間的諜戰劇，基本上沒有。「這裡面也有一個感情的問題，作為一個失敗者，國民黨失去了那段歷史的話語權，台灣的新生代又不關心那段歷史。」 亓樂義告訴記者，現在大陸的影視劇在台灣越來越受歡迎，《潛伏》在台灣就有不錯的市場，如果將來觀眾市場明確了，相信也會有台灣製片人拍攝這樣的片子，不過角度可能和大陸不一樣。 「就我的感受來說，《潛伏》這樣的戲是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歷史，至少從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很多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是符合事實的。而且對余則成這個人物的安排，也很有獨到之處，原本是軍統特工的他因為目睹了現實和軍統的腐敗而被策反成為共產黨的潛伏人員，這看似富有戲劇性，但卻反映了那段歷史。」
國民黨退守台灣后，曾有人說「如果戴笠不死，國民黨不會被共產黨打敗」，對此，亓樂義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國民黨到台灣后對丟失大陸的反思是深刻的，蔣介石歷來重視情報系統，但要將國民黨的失敗完全歸咎於情報就顯得太幼稚了。 「但國民黨最後還是失敗了，我們不能說國民黨的諜報系統不發達，也不能否認共產黨在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如國民黨，但歷史就是歷史，不可以尋找牽強的理由。」亓樂義認為，大的時代不是一兩條情報能夠決定的，情報戰在歷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國共歷史不是由情報決定的，國共力量的此消彼長是由民眾選擇的，正應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古訓。」 不過，亓樂義並不否認情報在關鍵時刻的重要作用，他提到像錢壯飛（1929～1931年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那樣的特工，以一個情報挽救了當時的中共中央，足以載入史冊。對於國共在情報戰領域的高下，亓樂義覺得不能從結局推斷過程，「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有勝有負。」 在亓樂義看來，現在兩岸關係越來越好，今天的國共關係已今非昔比，看這些諜戰劇絕不是為了記住仇恨和煽動情緒。亓樂義說:「對於現在而言，諜戰的勝負已經成為歷史，未來的兩岸關係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方輝發自北京 余則成、翠萍、晚秋……他們的命運會怎樣與時代大潮糾結在一起？《潛伏》熱播之後，許多人的諜戰思維進入了「后潛伏時代」，但台灣記者亓樂義告訴我們，余則成的潛伏遠未結束…… 從敗退到台灣的那一天起，蔣介石就在策劃反攻大陸，因此制定許多的計劃，其中最著名的是「國光計劃」。 「我看過《潛伏》之後就馬上想到將余則成在台灣的生活與『國光計劃』聯繫起來。」 在亓樂義的「劇本」中，從1961年到1971年，余則成用11年的時間去持續獲取「國光計劃」中的「敵後布建計劃」，尋找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潛伏人員。 亓樂義認為，余則成在軍統天津站潛伏時曾經成功破壞了李涯的「黃雀行動」，因而積累的經驗，相信中共會利用余則成專業讓其在台灣繼續尋找尚在潛伏的「黃雀」。 「按照我的設計，余則成來台灣后，一直潛伏在台灣的軍事情報局，分屬於一個特別行動小組，由於『國光計劃』屬於最高機密，他的工作也充滿了危險，為了實際需要，他和晚秋向上級申請做真夫妻，得到批准。」亓樂義說。 「我覺得我的《潛伏》會更精彩，我會用大量的史實，儘力讓余則成融入到1949年以後的國共歷史。」亓樂義覺得，能吸引觀眾的是對歷史的真實再現，影視劇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準確，但可以盡量貼近。 亓樂義的打算是，按照國共兩黨的特性來安排情節，因為兩黨在情報戰方面歷來是針鋒相對。在歷史上，從1949年到上世紀70年代這段時間，是國共諜戰最為激烈的時段之一。亓樂義回憶說:「1964年到1966年之間，為了準備反攻大陸，台灣的軍事演習非常頻繁，那時候我生活在眷村，有好幾次，很多小朋友的父親都被召集起來。」 「其中一個演習的代號叫『虎嘯』，是從高雄出發到澎湖列島，將澎湖列島視為大陸進行登陸演習。這個演習在當時是非常秘密的。」亓樂義告訴記者:「在我的續集中也可能會將『虎嘯』演習的內容加進去，余則成也要向大陸傳遞這些信息。」 「30多年後余則成在台灣『退伍』了，但是他在軍事情報局的人際關係還在，他是第一個掌握到蔣經國可能開放台灣老兵回大陸探親信息的人，他將這個情報傳回北京，讓北京感覺到蔣經國要化干戈為玉帛了，這也是余則成向大陸傳回的唯一也是最後一個正面的情報。」對於余則成的結局，亓樂義準備讓他在大陸度過餘生。 在亓樂義的「劇本」中，余則成成為第一批獲准返鄉探親的人，他這一次賦予了自己一個任務，就是回鄉尋找翠萍，而此時他已經和晚秋做了20多年的真夫妻，但晚秋很理解余則成的情感，全力支持他回大陸尋找翠萍。 「但他們連一點線索都沒有，結果如何我們不知道，我這裡又是一個伏筆。」亓樂義說，「《潛伏》的最後是余則成坐飛機到台灣，我設計的結果是余則成飛到香港后，坐船到廣州，然後換火車前往北京。他們已經是白髮蒼蒼，兩個老人正式告別自己的潛伏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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