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淵：戴晴乃不機會主義的鬥士

朱學淵：戴晴乃不機會主義的鬥士
-- 2009年6月13日1:57:43(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網  

學淵評：二十年已經過去，白痴依然還是白痴。丁子霖女士們的兒子已經被殺死了二十年了，可是還有一個政治白痴在痴情地問：『……統治者有沒有權利無限施暴？』當年戴晴女士奔走於天安門廣場，是不願看到青年奸人李錄（現為紐約證卷商人）將一群幼稚的學生置於老年惡人鄧小平槍口下，是想要保留一個尚余理性的格局去改良出一個『沒有施暴權力的政府』來。說來，戴晴是中共烈士之女，也是葉劍英的養女，但是她在政治意識上已經徹底與專制主義決裂了，我根本不相信象她這樣的叛逆會負有什麼中共的『使命』，有的也只會是她自己的使命感。她至少還能再活二十年，想必她還會不懈地求證一九八九年曾經可能有的結局，今天還有幾個象戴晴一樣不機會主義的鬥士？()

【政治白痴】總參科：戴晴是玩弄政治的高手()

許多『六四話題』的文章，都藉助『六四大屠殺二十周年』噴薄而出。而在『六四話題』的文章中，有兩篇我想對比評論一下，一篇是著名的西方記者李·達菲爾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寫的《一九八九年：從天安門到柏林圍牆》（李·達菲爾德一九八九年時擔任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駐歐洲記者，目前任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新聞學講師。剛剛出版了專著：《新聞中的柏林牆——大眾傳媒與一九八九年東歐集團的崩潰》（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一篇是中國著名記者戴晴所寫的《玩兒政治的低手》。()

李·達菲爾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寫的《一九八九年：從天安門到柏林圍牆》揭示出：在一九八九年這個決定世界人民命運的偉大年份，是從天安門開始的民主浪潮面最終沖毀了柏林圍牆，讓東歐人民獲得自由和民主，並給蘇聯各族人民帶來了民族解放的偉大時代！而戴晴所寫的《玩兒政治的低手》，卻把六四屠殺的責任推給不肯自動逃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好像學生不退，中共就有理由殺人。我們要問問戴晴：東歐人民沒有撤退，為什麼沒有遭到屠殺？！()

李·達菲爾德（Lee Richard Duffield）所寫的《一九八九年：從天安門到柏林圍牆》揭示出：()

一、有充分證據顯示，昂納克下令要以『殺雞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鎮壓下去。士兵和警察配發了實彈，情況千鈞一髮。()

二、東德情報機構負責人沃爾夫後來回憶說，他接到了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沃爾夫說：『後果可能比北京更嚴重。』三、然而，東德政治局內很多成員決定讓昂納克下台，一些基層幹部也公開要求避免發生衝突。因此，警方並沒有干預萊比錫當晚的示威。()




四、此外，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向媒體透露，萊比錫示威沒有釀成流血事件也因為蘇聯勸說東德讓部隊留在了營區。()

五、萊比錫事件后沒多久，昂納克便被撤職。這象徵著東德一黨專政()

的末日。』()

一西一中兩個記者，高下立判！()

我的結論是：對比兩篇文章，不難發現問題的關鍵在於：六四大屠殺的要害，不是有沒有及時疏散受害者，而是統治者有沒有權利無限施暴？如果統治者沒有權利對和平抗議的人民無限施暴，那麼，六四鎮壓就是非法的、中共政權就是非法的、人民就有權利終結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的統治權！可惜，中共政治局裡面，除了一個趙紫陽，就再無一個反對『無限施暴』的公義良心者！()

甚至直到二○○九年的今天，就連戴晴這樣負有特殊使命的『明白人』、葉劍英的乾女兒，也還是這樣本末倒置地『看問題』——我們又如何期待中共高幹們的良心發現、平反六四呢？還是聖經上說得好：伸冤在神。終有一天，祂必將是非昭然於天下，所有兇手連同他們的子孫，及其口是心非的幫凶，都將受到歷史最嚴厲的審判？下面，我們把這兩篇文章附在後面，立此存照，請大家仔細看個明白！()

二○○九年六月二日，六四大屠殺二十年後的前夕，於北京()

············()

戴晴：玩兒政治的低手()

前任總理李鵬的《六四日記》沒能趕上這回香港的『新書井噴』。這本中國各方人物都很想讀一讀的書，其實早在六年前就已經完成，可惜剛露頭即遭『勸退』。作為鎮壓當局的前台人物，李鵬在寫給世人看到日記里難道不小心露了什麼--露出些許當局眼裡直到今天仍須嚴守的秘密？想來必須嚴守的機密中，最最核心的，怕就是十九日凌晨那則『三所一會』《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了--發布者，紫陽同志身邊的青年俊傑是也。這則聲明把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關於『調軍隊進駐北京』、『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討論，包括『中央常委有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等信息旗鼓大張地公之於眾：在廣場廣播；四處張貼；拿著話筒到居民區喊話……。以我們今天的判斷，已經能夠清楚知道，這次會議非同小可：處於二線的實際掌權者鄧小平沒有依一線總書記請求靜下心來親自聽他當面彙報，而是把常委們（共五人，外加一個楊尚昆）召到自己家裡開會。()

幾周來一直對『動亂跡象』取『容忍與放縱』態度的趙紫陽，在會上受到李鵬、姚依林（有鄧小平當後盾的）批評。趙堅持保留意見，未等會議正式結束即憤然離場，鄧卻強調『趙還是總書記』。趙在氣憤中命秘書起草辭職書，鮑彤遂得知自己已被李鵬以『泄密』點名，主動關閉了辦公室，並向同事們告別。在那樣的時刻，他們如此做，固然有任性使氣的成分，但平心而論，只是打算在無言的悲憤中鞠躬下場，絕無以廣場民眾為人質而為自己政治生涯最後一搏的打算。()

大權在握的鄧小平呢？他是《四二六社論》的最大責任者。那篇文字里的關鍵語句，都是他聽彙報之後，以其一貫恣睢風格而發的狠話。發狠歸發狠，近一個月來，他大致上取的，是兩邊『誰的辦法行得通就照誰的辦』那樣的態度。從來言語大而化之、須靠下屬琢磨兼發揮才能領會到位的這名專權者，對五一七會議，明確強調的，卻是『到會同志必須嚴肅、嚴格保密』--差不多已退到容留『老革命們』最為切齒的『投降退讓』總書記的底線。()

對此，趙紫陽是有數的。會議的第二天（五月十八日）他接受楊尚昆意見按下辭職書，絕望中再次致信鄧小平，懇請當政的共產黨『必須痛下決心作出一個讓步，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即『摘帽子』。一旦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當局就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局勢或許還有挽回的可能。()

這一局面有實現的可能么？()

『三所一會』的核心成員此刻已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們只知道事態重大，知道總書記辦公室關閉，但五一七常委會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只有問擔任記錄的政治改革研究室副主任高山了。雖然公安部門對高山的審訊眼下沒有可能調閱，但流傳到民間的『實情』是：高山擰不過『哥們兒』一次次呼叫，假借買吃的從駐地出來，在小賣部悄聲漏出會上大致情景。他以為這不過是密友間通個風，沒想到竟被翻成『體制內改革派』與鄧小平等元老公開決裂的宣言。()

如果此時，也就是在確知自己的政治對手不僅打算調動軍隊，還有十分把握掌控軍隊之時，這批才俊們不是旗幟鮮明地提出紫陽同志不能走，而是趕緊將廣場上的人員撤離，把氣勢洶洶的軍隊清場變成白來一趟，不僅避免了民眾的犧牲，對領袖人物而言，也不失為另一種形態的勝利。可惜『毛澤東思想胸中藏』的總指揮們、會長們，在已然得到確切消息的情況下，出手的反是設路障、堵軍車、改絕食為靜坐……只要廣場的旗子不倒。北大物理碩士劉剛，不得不走到了前台--他是一九八○年代中國變革的觀察者、思索者和『民主運動』的防危補隙人。自戒嚴令頒布的第一天，他就拼盡全力協調各方人物，以將人群從廣場撤離：撤是絕對的；怎麼撤是技術性的；而且越快越好。()

二○○九年六月一日()

··············()

達菲爾德：一九八九年，從天安門到柏林圍牆()

我可以說是幸運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不在天安門廣場。然而同一天我在歐洲卻記錄了另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當時，我剛剛為澳大利亞廣播電台報道了波蘭大選的新聞，漫步在華沙的維多利亞廣場，我思索著這個選舉是否真的意味著共產主義陣營的末日。()

出乎人們的意料，波蘭共產黨在大選中被擊敗，和其他記者一樣，我也在報道中提到了上述的推測。我也很想知道這個新聞會受到多大的關注，而我很快就大吃一驚。()

在維多利亞廣場的國際媒體中心，電視正在轉播地球那端另一個廣場上發生的事情--士兵屠殺年輕學生、坦克在人群中橫衝直撞。最後證明，波蘭選舉的確是歐洲共產主義陣營走向末日的開始，雖然過了一段日子人們才意識到這個事實。()

·天安門模式()

五個月之後，我目睹了柏林圍牆的倒塌。但事實上，天安門的陰影此前一直籠罩在東柏林的上空。十月初，我和幾百位外國記者獲准前往東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四十周年慶典。而中國副總理姚依林的到訪則預示著幾分不詳的徵兆。()

西方媒體開始猜測東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權』會試圖以『天安門廣場模式』解決問題，共產主義政權內部也出現了這種聲音。在東歐的外國記者更有同感，他們當中很多人不久之前都在北京親歷了那個難忘之夜。()

東德領導人昂納克在接見姚依林的時候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東柏林的政治異議領袖告訴記者，政府高層官員提醒了他們：『別忘了中國剛發生了什麼』，是威脅還是勸解，只有聽者言者各自心中清楚。()

周末的東德四十周年慶祝活動演變成了街頭示威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而這一幕幕卻是在貴賓戈爾巴喬夫眼皮子底下發生的。這位蘇聯領導人幾個月前在北京剛剛遇到過類似的場面，這次他又成為抗議人士的焦點。他聽到東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們！』()

·千鈞一髮()

那個周末的抗議活動後來發展成每個周一晚在萊比錫的示威。有充分證據顯示，昂納克下令要以『殺雞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鎮壓下去。士兵和警察配發了實彈，情況千鈞一髮。東德情報機構負責人沃爾夫後來回憶說，他接到了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沃爾夫說：『後果可能比北京更嚴重。』()

然而，東德政治局內很多成員決定讓昂納克下台，一些基層幹部也公開要求避免發生衝突。因此，警方並沒有干預萊比錫當晚的示威。此外，前西德總理勃蘭特向媒體透露，萊比錫示威沒有釀成流血事件也因為蘇聯勸說東德讓部隊留在了營區。萊比錫事件后沒多久，昂納克便被撤職。這象徵著東德一黨專政的末日。人們的恐懼煙消雲散：歐洲不會發生天安門事件。()

柏林牆事件十年後，我還訪問了幾十名參與報道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舊同事。幾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門的野蠻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們的腦海中。因此，他們每次報道示威或中國和東德政府的關係時，都會提到天安門事件。()

·歷史軌跡()

為什麼北京的暴行沒有在東德重演？東德遠遠沒有中國那麼孤立，前者擁有先進的通訊設備，使當局很難封鎖消息。東德大部分地區都可以看到西方電視新聞，與西方的電話通訊也十分方便，家用攝像機拍攝的畫面經常被偷運到西方電視台播放。()

大規模社會運動得以利用大眾媒體宣傳他們的主張：趕走共產黨、自由選舉、開放經濟以及後來的德國統一。同時，大批人還通過鄰國匈牙利逃到西方，他們到西德可以自動獲得公民權。德國統一后，前東德地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波蘭也朝著健康方向轉型。歐盟在東歐努力推廣清廉的政府。東歐百姓可以享受遷徙、言論等方面的自由。與此同時，天安門事件后的中國在經濟上也取得驚人的增長，不過這也付出了代價：經濟受到『牛仔資本主義』的驅使；貧富差距擴大；環境破壞等等。外界不僅關注中國的經濟擴張，隨著中國軍力的增強，外界也擔心北京日益傾向用武力解決問題。()

中國的百姓無法像歐洲人那樣自由地討論問題。今天在北京工作的外國記者仍有著我們一九八九年在東歐一樣的牢騷--所有信息受到限制，尤其是民眾無法公開表達意見。在這種環境下，信息自由流通的限制必然妨礙思想的碰撞和其它經濟活動。()

在柏林，人們可以在曾經被柏林牆隔斷的波蘭登堡門前自由地、經常甚至是誇張地昂首邁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拍照留念的人們，會不會也思索二十年前的那裡發生的一切？記憶永存。然而就像二十前一樣，我們對於哪怕即將發生的事情，也總是那麼知之甚少。()

主動權掌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手中，但誰都無法知道歷史會是怎樣發展：是像當年東歐那樣，人民從厭惡、不滿，發展到對專制政權的極度蔑視？還是會發生完全出乎意料的變化？（此中有看不起的口氣，學淵評。)

六四大屠殺的要害，不是有沒有及時疏散受害者，而是統治者有沒有權利無限施暴？如果統治者沒有權利對和平抗議的人民無限施暴，那麼，六四鎮壓就是非法的、中共政權就是非法的、人民就有權利終結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的統治權！ ...
無維 發表於 2009-6-13 02:03

那為什麼20年了，你還不去終結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

為什麼北京的暴行沒有在東德重演？東德遠遠沒有中國那麼孤立，前者擁有先進的通訊設備，使當局很難封鎖消息。東德大部分地區都可以看到西方電視新聞，與西方的電話通訊也十分方便，家用攝像機拍攝的畫面經常被偷運到西方電視台播放。()
...
無維 發表於 2009-6-13 02:02

你不說我們都知道西方的宣傳能力。「謊言說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這句話不是中國人發明的。基督教的牧師就說他們代表真理，你要不籍著他們就找不到真理。是什麼真理？處女生孩子。

凡事拿海外黑錢的運運都是狗糧分子

當年中國共產黨就拿蘇聯共產黨的錢。

當年中國共產黨就拿蘇聯共產黨的錢。
Lengdan 發表於 2009-6-13 03:27

差別在於為誰辦事，有些人為民眾辦事，有些人為狗糧奮鬥！

你不說我們都知道西方的宣傳能力。「謊言說一千遍就成了真理」這句話不是中國人發明的。基督教的牧師就說他們代表真理，你要不籍著他們就找不到真理。是什麼真理？處女生孩子。
隔岸觀火 發表於 2009-6-13 02:42

雖然常和「隔岸觀火」發生衝突，但這一句要強頂。

拿東德事件和６４相比的人，都是想「民主」想瘋了的人，東德人爭的是民族統一，６４是內部人奪權，根本不是一個檔次的事件。拿６４和蘇聯事件相比到差不多，可蘇聯垮了，這種比法只能讓中國人由憤恨政府，轉變為支持理解政府當時難處。唉，民運吶民運，有時活的比當妓女還難。

差別在於為誰辦事，有些人為民眾辦事，有些人為狗糧奮鬥！
zjd713 發表於 2009-6-13 03:35

有些道理。

六四大屠殺的要害，不是有沒有及時疏散受害者，而是統治者有沒有權利無限施暴？如果統治者沒有權利對和平抗議的人民無限施暴，那麼，六四鎮壓就是非法的、中共政權就是非法的、人民就有權利終結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的統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