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宋孔陳 四大家族的形成及給今日反腐敗的教訓

舊中國以蔣介石為首的，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陳果夫陳立夫四大家族，是封建買辦統治集團，是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利用反動政權，掠奪人民財富，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迅速形成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成為蔣介石政權的經濟基礎。這個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抗日戰爭朞間和日本投降以後，達到了最高峰。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后，沒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組成部分。

抗戰開始以後，四大家族利用戰爭時期的新情況，極力加強官僚資本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壟斷地位，大發國難財，使官僚資本迅速膨脹。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迅速膨脹和壟斷地位的加強。是依靠政治特權和經濟掠奪來實現的。它掠奪的對象不只有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且有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掠奪全國人民膨脹官僚資本主要通過以下的手段：

（一）發行公債。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國民黨政府財政部發行內債十八種，有的按法幣和關金計算，有的按英鎊、美元計算。總計法幣一百五十一億九千二百萬元，關金一億單位，英鎊二千萬，美元二億一千萬。此外還有谷麥糧食債券。除一九三七年的救國公債在民間「勸募」外，其餘都不公開發行，而以總預約券的方式向銀行抵押，再由銀行墊款給國民黨政府。銀行則利用它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發行不兌現的鈔票。官僚資本既發了公債財，又發了法幣財。

（二）增加捐稅。由於工商業發達的沿江沿海地區相繼淪陷，關、鹽、統三稅收入大為減少。國民黨政府便通過擴大徵稅範圍和增加稅率的辦法，來彌補減少的稅收。國民黨政府將統稅擴大為貨物稅，形成幾乎無物不稅的狀況。一九四三年十月開徵食鹽附加稅，開始每斤征三元，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增至六十元。由於通貨膨脹，從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起，實行田賦徵實，按田賦的正稅和附加稅的稅額，每元折征稻穀二市斗，一九四二年增至四市斗。從一九四二年起普遍實行糧食隨賦徵購，徵購價格遠低於市價，而且多數不付現款，只付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一九四三年普遍實行糧食征借，既不付息，還本也只是空話。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國民黨政府通過「三征」，共實收稻穀和麥子二億四千多萬石。這是對廣大農民最直接最厲害的掠奪。

（三）通貨膨脹。抗戰開始后四個月，國民黨政府決定用增發紙幣的辦法彌補財政赤字。法幣發行額，據官方公布的數字，一九三七年底為十六億元。一九四五年底為一萬零三百一十九億元。八年中增加了七百三十八倍。實際上還不止此數。濫發鈔票的結果，使四大家族的財富迅速集中，而廣大人民則越來越貧困。

（四）外匯管制和買賣黃金。國民黨政府從一九三八年三月起實行外匯管制。從此官價外匯被壟斷，黑市交易隨之而起。伴隨法幣的貶值，官價與黑市之間的差額越來越大。抗戰期間，外匯中美元與法幣的對換率一直是一比二十，而黑市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為一比八五點四，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為一比五四二點二。四大家族利用特權，以官價買進大量外匯和黃金，以黑市價格拋出，轉手之間，牟取暴利。

（五）實行專賣制度。一九四一年四月，國民黨政府成立專賣事業管理局。從次年初開始，先後對食鹽、糖、捲煙、火柴、茶葉、酒等六類物品實行專賣。這一制度，使國民黨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數額，一九四二年為四億七千八百萬元，一九四三年為十七億四千七百萬元，一九四四年為十八億元左右。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國民黨官員和有關機構乘機營私舞弊，套取專賣品轉投黑市，從中牟取暴利。

（六）統購統銷。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國民黨政府之下成立貿易委員會，該會下設復興、富華、中國茶葉三大公司，對國統區的絲、茶、桐油、豬鬃等主要出口物資，實行統購統銷。鎢、銻、錫、汞等主要出口礦產品，則由資源委員會統購統銷。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物資局，對棉紗實行統購。在統購統銷政策下，國民黨政府實行低價強購，利用買賣之間的差價獲取重利。以桐油為例，一九四二年收購價比內銷市場價每擔差一百元，一九四三年差一千一百元。

總之，國民黨政府用種種手段對人民實行公開的掠奪，使官僚資本在抗戰期間迅速膨脹起來。

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在抗戰前即已開始，抗戰中不但金融壟斷更為加強，而且將壟斷擴展到工商業的各個部門。

在金融方面，抗戰初期設立了中、中、交、農四銀行聯合辦事總處，做為國民黨政府集中的金融機構。蔣介石自任總處理事會主席，「總攬一切事務」。一九四二年七月，國民黨政府又規定全國貨幣的發行都集中統一於中央銀行。從而一步一步地加強了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全國金融業中的壟斷地位。在抗戰期間四行存款數額在四年中增加六桔，是各銀行中增長最快的。在全部銀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佔到了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而戰前的一九三六年只佔百分之五十九。

抗戰期間，官僚資本在商業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開的壟斷。前述專賣事業管理局、貿易委員會、物資局等機構的成立及專賣、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是官僚資本實現商業壟斷的重大步驟。此外，原屬孔家系統的農本局福生庄，后改組為花紗布管制局，統制著花紗布的貿易。以上這些宮式機構，作為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組成部分，假借抗戰的名義，壟斷了國統區的國內外貿易。抗戰期間，四大家族以私人名義設立了不少商業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慶記紗號、強華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國棉業貿易公司、重慶中國國貨公司、西寧興業公司；陳家的華華綢緞公司、棉花運輸公司等等。這類公司既有政治特權，又有極大的金融勢力，具有操縱市場的壟斷地位。

四大家族對於工礦業的壟斷在抗戰前還較小，一九三五年底全國官營民營工廠資本總額中，官營部分只佔百分之十一弱。抗戰開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設立工礦調整委員會，做為擴張官營工業，吞併民營工業，實行國家壟斷工礦業的機構。四大家族官營工業主要有隸屬於資源委員會和軍政部兵工署的兩大直屬系統。一九四四年，資源委員會下面有一百零五個單位，兵工署下面有數十個單位。此外還有各省所辦的官營工業，如貴州企業公司、四川川康興業公司、湖南實業公司等，單位也不少。一九四三年國民黨政府經濟部的報告，說明了官營工業的壟斷地位。在國統區三千七百餘家工業中，官營的六百餘家，民營的三千一百餘家。但官營的占資本總額百分之六十九，民營的只佔百分之三十一。四大家族除官營工業外，還有所謂商辦形式的私營工業，這類工業著名的有：以孔家為主的中國興業公司，一九三九年七月成立時的資本額力一千二百萬元，到一九四三年增為十二億元，為後方資本額最大的公司，它共有十三個廠，經營的中心是鋼鐵。在宋家控制下的雍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四○年成立，一九四二年五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十八個單位，其中絕大部分分佈在陝甘兩省，主要經營紡織業。除了資源委員會主辦的各廠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壟斷企業。一九四二年，它的已開工紗錠佔大後方全部紗錠的四分之一強。陳家的有大華企業公司、華西建設公司、中國工礦建設公司等，也是規模很大的壟斷企業。

在農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貸主。根據十五個省的調查，在農民借款來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間接操縱的銀行、合作社、合作金庫所佔比重，一九三八年為百分之二十六，一九四○年為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四二年為百分之五十九，一九四四年為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七年九月，國民黨政府設置了農產調整委員會，作為控制和壟斷農業生產的機構。抗戰時期棉花、蠶絲、茶葉、豬鬃、桐油等由國民黨政府統購統銷。在證實徵購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糧食納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還直接佔有大量農村土地，陳家的華西墾殖公司、蔣經國的新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都是這類機構。

四大家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勞動人民的最大剝削者，嚴重地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極大障礙。由於官僚資本殘醋剝削所激起的階級矛盾的尖銳化，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百度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091839.html

由上述資料可見:
為預防蔣宋孔陳 國民黨政府中的四大家族的重新出現. 應
1, 個人的權力過大. 以致公私不分是最大的原因. 所以壓縮個人權力十分重要.
2. 避免產生壟斷性企業. 一壟斷就容易公私不分. 現在連資本主義國家都反對壟斷.
3. 國營企業財務必須公開. 接受輿論監督.
4. 主要領導人家族禁止經商. 以免以權謀私.
5. 國家金錢支配不透明. 以致導致公款私吞, 所以必須把國家開支透明化.
6. 必須加強輿論監督. 把主要領導人的權力及財產置於輿論監督中.
7. 公布主要領導人及其家族的財產刻不容緩.

沒收官僚資本-沒收官僚資本   


沒收官僚資本-正文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對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立夫）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實行社會主義國有化的過程和政策。
　　沒收的必要性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但是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集中在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手裡。官僚資本主要不是依靠生產積聚發展起來的，而是利用國家政權，採取經濟統制、通貨膨脹、商業投機等辦法，掠奪勞動人民和排擠民族資本聚斂起來的。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相勾結，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腐朽的生產關係，嚴重地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在抗日戰爭前已經形成,抗日戰爭結束后,由於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日本、德國、義大利等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企業和財產，發展到最高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官僚資本約佔全部工業資本的2/3,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提出取締官僚資本的要求。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應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進一步提出，要沒收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和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並把它列為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之一。1949年 4月25日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中曾具體規定：「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官僚分子所經營」的企業，「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沒收的過程 　沒收官僚資本的企業和機構，是隨著各個地區的解放逐步實現的。人民政府對待官僚資本的經濟機構與對待國民黨政權機構不同，不是打碎它的組織和機構，而是改變它的生產關係，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因此，在沒收官僚資本企業時，先按系統把它完整地接管下來，實行監督生產，再逐步地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並對企業進行調整和改組。人民政府在很短時間內，就把全部官僚資本企業轉移到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手中，在工礦企業方面，如資源委員會所屬的鋼鐵公司8處、煤礦43處、電廠38處、油礦2處,連同其他機構,共290個單位；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所屬64個工廠,擁有棉紡錠200餘萬錠，織機近4萬台，都先後被接管。到1949年底，沒收的官僚資本工業企業共有2858個單位，擁有生產工人75萬多人。在金融業方面，沒收了龐大的「四行二局」（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和郵政儲金匯業局）銀行系統及各省市地方銀行系統，共官辦銀行2400多家。官僚資本的鐵路、公路、航運、郵電等交通運輸企業，也陸續轉移到人民手中。1951年 1月人民政府公布《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對隱匿在一般私營企業中的官僚資本股份也進行了廣泛的清理，並予以沒收。
　　沒收的性質和意義 　由於沒收官僚資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掌握了最大的銀行，幾乎全部的鐵路，絕大多數鋼鐵工業，其他重工業的主要部分以及輕工業的某些部分,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奠定了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沒收官僚資本主義具有兩重革命性質。一方面，官僚資本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沒收官僚資本從消滅它們的封建性和買辦性來看，是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方面，沒收壟斷資本歸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所有，建立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

宋靄齡於1913年與孔祥熙在日本結婚，孔祥熙是孔子的第75代孫裔，曾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經濟學士學位。

孔祥熙一生沒幹過多少好事，壞事倒是幹了不少。1923年初，孫中山在廣州重建陸海軍大元帥府時，他受邀到廣州出任財政廳長。孫中山逝世時，他也是立遺囑的見證人之一。

1927年1月，他曾任武漢政府的實業部長，後來「寧漢合流」（武漢政府與南京的蔣介石政府合作），他被蔣介石任命為工商部長，后改任實業部長。從這時起，孔祥熙和他的妻子宋靄齡成為統治中國的最有權勢人物。孔祥熙先後擔任過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行政院院長，還牢牢控制了中國的兩家最大銀行━━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另外還有中國農民銀行、中央信託局及郵政儲金匯業局也被他操縱。此人治國無方，斂財有道，在抗戰期間，他利用行政院院長的權勢與地位，大發國難財，成為四大家族中的首富（實際也是中國的首富）。在南京政府垮台前夕，他把大量財產轉移到美國。1948年孔祥熙全家跑到美國去定居，孔本人在1967年8月在紐約病死，宋靄齡於1973年死於美國，終年85歲。

孔祥熙移居美國：杜魯門暗查孔宋家族財產

作者：佚名   

      　　號稱民國時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1880年～1966年）家族曾輝煌一時。孔祥熙出身貧寒，但他在青年時期經貿有術，在家鄉山西太谷擁有一定資財，與宋氏家族結成姻緣，娶得宋藹齡；後於1927年 4月投靠蔣介石集團，並促成蔣（介石）宋（美齡）聯姻，從此官運亨通，歷任工商、實業、財政等部部長和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要職。但到了晚年，移居美國的孔祥熙卻遭到杜魯門政府的財產調查，一時之間手足無措，後來在朋友的獻計下才擺脫困境。

      倉促趕赴美國

      　　1945年5月，時任行政院副院長職務的孔祥熙因鯨吞巨額美金公債的醜聞被弄到了國民參政會，各種壓力之下，不得不抗責下台，並於同年7月辭去了中央銀行總裁職務。次年，孔祥熙在上海對其財產作認真清理，把能帶走的東西盡量轉移到香港和國外。

      　　後來，孔祥熙回到了他的老家山西太谷，並重宴請了各親戚本家，然後與他們揖手告別。待一切準備充分后，他先讓夫人宋藹齡趕赴美國，自己則於同年秋天來到上海。幾天後，孔祥熙向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發出一電，以「忽接家人自美來電，謂夫人染患惡病，情況嚴重」為由，不等蔣介石批准，他隨即匆匆買了飛機票，飛往美國。

      　　孔祥熙到美國后，住進了離紐約不遠的里佛代爾一幢豪華的別墅。這是他早先花巨資買下的，他與夫人宋藹齡將長期住在這兒。另外，他們還在紐約郊區花160多萬美金買下了一幢高級住宅，同時，孔祥熙還在紐約最繁華的鬧市中心百老匯大街一家星級旅館，長期租了一個房間，每天租金150美元。如此高昂的消費，連美國富翁也自嘆弗如。其實，孔祥熙一生究竟積聚了多少財產一直是美國許多人感興趣而又不得要領的問題。

      杜魯門清查孔祥熙財產

      　　然而，美國並非他所想象的那樣是塊安定的「綠洲」。美國總統杜魯門一直對國民黨貪官污吏將他們龐大的美援中飽私囊而憤憤不平。在杜魯門的直接命令下，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調查孔家、宋家在美國的財產，並對孔祥熙實施秘密監視。

      　　其實，上個世紀50年代初時宋美齡（蔣介石的妻子，孔祥熙的小姨子）與杜魯門的鬥法，就惹惱了這位粗聲大氣的美國總統。當得知宋美齡在美的活動受到孔祥熙的三千萬美元支持時，杜魯門跳腳大罵：「他們全都是賊，沒有一個不是賊……他們從我們送給蔣介石的38億美元中偷了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些錢，把它投資在聖保羅的房地產中，有些就投資在紐約這裡！」

      　　聯邦調查局報回新的材料：1943年時，孔夫人宋靄齡在美國花旗銀行的存款是八千萬美元，宋子文（宋藹齡的兄弟）有七千萬美元，宋美齡則是1.5億美元。但這已是十年前一個銀行的數字，那麼到此刻他們一共有多少財產呢？一些銀行界人士告訴杜魯門，宋家和孔家確有二十億美元存在曼哈頓。

      　　當時，杜魯門犯了一個錯誤。他向孔祥熙的朋友出示材料暴露了他正在進行的調查，孔祥熙已經警覺起來，他們展開了保護自己財產秘密的反調查活動。孔祥熙在美國政府中有那麼多鐵桿的朋友，他們頂住了杜魯門的私下調查。杜魯門沒有直接抓到他們貪污美國貸款的證據，也無法核實他們的財產，當然無法對他們進行打擊。

      　　但聯邦調查局在其他方面的偵察卻有意外收穫。他們查到從東海岸到西海岸許多城市有孔祥熙及其子女的公寓大樓和辦公大樓。在洛杉磯郊區范奈斯一個偏僻的私人機場，發現了孔宋家族從中國運來的大量黃金。

      孔祥熙問計美國朋友

      　　這時，美國《鏡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孔家財產的大概數目，立即引起了美國朝野人士的興趣。一天，孔祥熙從醫院出來時，被一大群記者堵在他的轎車前。面對記者的不斷追問，孔祥熙額頭上沁出了汗珠。

      　　孔祥熙回到家后嘆了口氣：「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難哪！」接著把頭歪一邊，發愁去了。宋靄齡緩緩地說：「看來再裝聾作啞或者被動應付是不行了，必須想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

      　　於是，孔祥熙請美國朋友到家作客，向他們訴苦。一位「美中文化交流協會」副主席無意中說：「你們到底有多少財產，自己都說不清，難怪外界胡亂猜疑。」 孔祥熙恍然大悟：「你是說因為情況不明而產生猜疑———」「是的！」「那麼，可否請人出個證明之類的東西？」「律師事務所出具證明是要先調查的，對他們的調查無法隱瞞事實。」

      　　孔祥熙和這些朋友隨後一起談了些輕鬆的話題，然後請「副主席」在府上用餐。孔祥熙心裡最清楚，官場比律師的話更有權威，但卻好說話得多。何況此時杜魯門總統已經下台，艾森豪威爾時代來臨了。

      逃過「查帳」劫難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和財政部不久公布了一個華人在美資產的材料。這個材料說，全部華僑連同各銀行在內，所有在美國銀行的存款，不超過五千萬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戶，只有一百多萬美元。而且這些存戶中，大部分是僑居美國經營商業的華僑，且都在美國居住年代很久。

      　　這裡面雖然沒有單獨提到孔祥熙，卻包括孔祥熙。雖然不是一個簡單的證明，卻比什麼證明都有力。

      　　材料公布后，多年來一直設法躲避記者的孔祥熙在華爾街一家酒店召開了記者招待會。他再次出示了這份材料，請這些「有正義感、客觀公正」的記者們為他澄清以往的謠傳。他說：「我的祖上在中國經營商業，被推為山西首富，家產是有一些的。後來我把它投資在發展中國的工商業上，隨著大陸淪陷於共產黨之手，這些財產都丟失了。現在我只靠少量的積蓄維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美國財政部公布的這份材料，給我做了最好的證明。」

      　　孔祥熙講完后，有的記者提了幾個無關痛癢的問題，孔祥熙作了回答。然後由孔令侃向每位記者送了一個「裝有有關材料」的袋子，這些記者就高高興興地回去發報道了。

      　　報刊廣播開始出現「孔博士丟掉大陸財產，來美後生活拮据」的報道。善良的人們不忍心再去打擾一個塌台人物貧困潦倒的生活。一段時間來唉聲嘆氣、度日如年的孔府里又傳出了得意的歡笑。孔家舉行了盛大的招待會，向每位有功者表示感謝。

揭密宋美齡一生的財產有多少？(2009-01-15 13:21:31)
老衲道真相  

宋家三姐妹之一：宋美齡

說起舉世無雙的宋家三姐妹，有句評語：「大姐愛財，二姐愛國，三妹愛權。」

106歲去世的宋美齡沒有留下任何回憶錄或自傳。生前，常有人勸宋美齡寫點文字或口述歷史，但都被她婉言謝絕。宋美齡一生二婚卻沒有子女，在台灣和美國兩地也沒有留下什麼產業。晚年伺候她的孔家大小姐孔令儀(孔祥熙和宋靄齡的長女)在美國表示：「老夫人身後只留下12萬美元存款，而且，這還是她攢了好多年才存下來的。」

對於孔令儀在宋美齡追思會上所傳布的淡泊名利的形象，許多知情者認為不可盡信。有關宋美齡的財產，孔令儀或許只說對了一半。因為「三妹不止愛權，也愛錢。」宋美齡一生各個時期，她的經濟狀況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

中年已為千萬(銀圓)富姐

宋美齡受到父親宋耀如精明的商人頭腦和積聚財富手法的影響，深知國人的權錢關係理論，當然既愛權勢也愛錢。1927年與前夫離婚，改嫁蔣介石。這顯然是一場政治婚姻。婚後，她與蔣介石兩人的財務各自獨立，一直實行美國式的AA制。

宋美齡曾長期在政府及社會上任職，因此她個人是有豐厚職務收入的。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報》登載消息：「國府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銀圓，宋美齡3500萬銀圓……。」當時1銀圓的購買力相當於如今60元人民幣。也就是說，如果當時傳聞屬實的話，宋美齡個人財產已相當於如今的21億元，幾乎是蔣介石的三倍。這個數據也見於當時的「蔡元培日記」，尚有待證實。

不過，估計宋美齡中年時的財產達到千萬銀圓的數量級，還是可以認同的吧。

銀行存款被日寇侵佔

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中，發現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的秘密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其中：蔣介石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809萬美元，下同)，宋美齡3094萬元(377萬美元)。1939年法幣貶值，1元法幣約合今15元人民幣；或者如此換算——當時1美元約合今15美元。請注意：這時期中國東部大半國土已被日軍佔領，政府已經遷往重慶，「要人」們在上海外國銀行保留的存款，當然只佔他們全部財產的小部分。此處宋美齡個人存款只有蔣介石的一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接管了上海的外國銀行，沒收了「國民黨政要」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宋美齡的個人存款也遭受損失。

1949年被美國永遠凍結的財產

1948年11月宋美齡赴美國求援時，卻受到杜魯門總統的冷遇。杜魯門當時對國民黨已喪失信心和希望，他一直同助手們坦率地談論國民黨政府中的「貪官和壞蛋」，這些「貪官和壞蛋」當然首推孔宋兩家族——他們在抗戰期間，大發國難財，截留美援，用來興辦自己的公司，倒賣美國援華物資，圖謀私利；內戰期間，再三向美國政府伸手，把大批的美元投入自己的企業；在大陸國民黨政權即將崩潰的前夕，又搶先將財產移向海外，特別是美國……這能不讓杜魯門生氣嗎？

宋美齡在1948年末、1949年初赴美求援失敗時，也匆忙地在美國處理自己的私產，讓她的外甥孔令侃幫助掌管。但具體數字不詳。有資料稱：「四大家族」(主要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為代表)40年代利用美援物質和他們的特殊途徑在美搞投機倒把，被美國財政部查出偷稅幾千萬美元，告到總統杜魯門處。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美國財政部聯合清查，在美來歷不明的非法財產居然達到20億美元以上，美參眾兩院一致決定：永久凍結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財產和在美銀行保險庫里來歷不明的古玩、字畫、珠寶、黃金，補清偷稅金額和罰款。

1949年美國官方永久凍結的國民黨政府在美非法財產共20億美元以上，其中很可能包括宋美齡的財產，但具體數字不詳。

宋美齡後半生的主要收入從哪裡來？

蔣介石去世(1975年4月5日)以前，每兩三個月就會給宋美齡一筆津貼。蔣經國上台後也如此。蔣經國去世(1988年)后宋美齡和李登輝見面時，就向李登輝提出要求：「你是知道的，經國在的時候，『總統府』每月都會按時給我一筆經費，現在經國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還會給我這筆經費？」畢竟依照法律，宋美齡應該享有去職「總統」遺孀的待遇，諸如每月薪俸的支領問題，但這必須經過李登輝的批准。對宋美齡的要求，李登輝一般都能滿足她的願望。

宋美齡在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以後，對美國最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心懷怨恨，又覺得在維護台灣與美國的關係方面她已無事可作，便開始把精力轉移到經營實業方面。在美國投巨資於石油、天然氣產業。1984年中，美國合眾國際社一則電訊報導說：「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投資五百萬美元，與德克薩斯州菲利浦石油公司簽訂契約，在新墨西哥州附近合作采勘一座石油天然氣……」

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半年之後，宋美齡以養病為由到美國調養。宋美齡第一次離台赴美，住進紐約長島蝗蟲谷的孔家舊宅。根據隨行扈從透露，光是老夫人的行李，就分三年三次三個架次的飛機才運完；而第二次離開台灣時(1991年)，行李有97箱。

至於蝗蟲谷住宅為一座兩層樓建築，外加一層閣樓，於1998年被拍賣，共售得300萬美元，約合1億台幣。但事後買家卻對外表示，他們真正看上的是宅內的書畫古董；據保守估計，光是那些書畫古董的價值就超過售價。

蔣介石去世后，按規定，宋美齡無論在台灣還是在海外，所有醫療費用完全由台灣當局支付，都為實報實銷，無上限。她雖然人在美國，2003年去世前台灣派駐美國的醫療人員，每人每月的薪水至少有5萬元，再加上節假日獎金，每年6人至少得600萬元。所以為了照顧宋美齡，一年支出至少1000萬元新台幣(合人民幣250萬元)。

據孔令儀說，宋美齡1991年來到紐約后，十二年只問過她一次：「錢夠用嗎？」孔令儀答：「放心，夠用的。」此後宋美齡就再不問錢的事了。

美國公開宋子文檔案資料 能否洗去貪污嫌疑?

　　美國胡佛研究所公布資料———　　
　　 2月26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郭岱君向媒體介紹胡佛研究所收藏的中國近代政治人物的資料時指出，在已公開資料中，宋子文的檔案最為引人注目。資料包括了宋子文自擬財產清單和紐約財產法庭關於宋子文個人遺產分割執行書等。這些檔案能否讓外界對宋子文貪污斂財的懷疑就此消逝？3月16日，記者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張俊義副研究員，他是2004年4月宋子文檔案全面對公眾開放后最早接觸到這批檔案的學者之一，他向記者介紹了檔案中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容。
　　
　　一本《宋家王朝》激怒宋氏親朋
　　
　　張教授向記者介紹，讓宋家後代感到委屈的是：1985年，美國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書，在書中，作者利用美國聯邦調查局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對宋氏家族財產調查的有關檔案，指出宋子文聚斂個人財產達數億美元。此書中文譯本的第一頁就有這樣一句話：「宋家王朝聚集了這個時代最大財富的一部分，《不列顛百科全書》稱，『據說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此書關於宋子文的描述從其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廣州護法軍政府開始，一手建立國民黨的財政制度，籌辦廣州中央銀行等。而對其開始利用職務斂財的諸多說法主要還是從宋子文加入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開始，這部分開篇的一句話便是「宋子文同意加入蔣介石的南京政權后，便做起發家夢。」據書中所寫，宋子文的財產可能達到5至7億美元之多。其中還提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宋子文從美國財政部得到的億萬資金，但也「輕描淡寫」地將此事說成「內部安全」問題，將此事畫上句號。
　　
　　張教授介紹說，《宋家王朝》一經出版，立刻成為美國當年的暢銷書，《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給宋子文冠上了「億萬富翁」的頭銜。書中有關宋子文個人財產的有關描述，也立即引來了宋子文在美國的朋友及宋氏後代的不滿。宋美齡親筆書信安慰侄外孫
　　
　　就在該書出版當年，宋子文的好友、遺產指定執行人、抗戰時期曾擔任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經理的威廉姆·約曼就致信西格雷夫提出抗議，而在1986年，宋子文的外孫馮英祥（音譯）更是不能相信書中對祖父的「污衊」，寫信給宋子文的姐姐宋美齡求證。本報記者在張教授家裡看到了這些檔案中來往的書信。
　　
　　威廉姆·約曼用兩頁多的長信為宋子文辯護，信的開頭就指責西格雷夫所寫不實，他寫道：「我寫信給你是因為你最近出版的關於宋氏家族的書，其中大部分關於宋子文的描述我相信是不正確、不屬實的。」信中還寫了約曼與宋子文的關係，以及他作為宋子文的遺產執行人所了解的情況。並稱，宋子文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而檔案中另一封信件，是宋美齡寫給馮英祥的回信，從信中言語來看，宋美齡也是十分的氣憤。她在信中對馮英祥說：「西格雷夫能夠說謊，而你卻沒有看到有力的辯駁，是因為他說謊越離譜，越受歡迎，尤其是對你的祖父別有用心的攻擊，他不關心事實……」
　　
　　上世紀50年代美國會聽證會不了了之
　　
　　事實上，對宋子文的財產問題，並非是從《宋家王朝》一書才開始提出來的。張教授介紹說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國民黨內部就有很多人攻擊宋子文，稱他在作為蔣介石在美國的代表時，受美國的支持，利用職務斂財不少。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國內在檢討失去大陸時，也將罪責怨到了以宋子文、孔祥熙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頭上，美國國會為此同意舉行聽證會調查宋子文的財產。
　　
　　在公開的宋子文檔案中就有此次聽證會的記錄，以及宋子文因此事與律師的信件來往。在得到美國參議院召開聽證會調查其財產的消息后，宋子文寫信給聽證會，表示同意公開自己的財產，但他的律師認為宋子文沒有必要公開財產，而在宋子文的一些好友以及被稱為「院外援華集團」的幫助下，美國國會對宋子文財產調查的聽證會不了了之。
　　
　　財產到底幾何？公開部分難以說明問題
　　
　　張俊義教授在研究了宋子文的檔案后，對檔案內容進行了整理總結，其中有由宋氏後人特地提供的一部分有關宋子文個人財產情況的文件，這些文件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書個人財產清單、1949年宋子文開列其在中國大陸被沒收的個人房屋地產清單、1950年宋子文致美國國會和國務卿杜勒斯表示願意公開個人財產的有關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個人財產記錄和1971年紐約遺產法庭關於宋子文個人遺產分割執行書等。
　　
　　從遺產分割書來看，在宋子文去世時，他的財產總額只有100多萬美元，與世界首富之稱確實不能相符。但據張教授介紹，宋子文的晚景確實不如以前那樣富有，來美后的宋子文主要進行股票投資買賣，但卻並不走運，損失慘重。資料顯示，為彌補炒股的虧空，宋子文曾將他位於紐約第五大道的豪宅以28萬美元的價格向銀行抵押。
　　
　　大陸解放前，除了不動產外，宋子文曾將其名下的大量財產轉移，在舊金山宋氏家族開辦擁有廣東銀行，在其他一些海外銀行中，宋家也有不菲的積財，然而，宋子文究竟將價值多大的個人財產轉移至海外，就目前公開的資料看，人們仍不能作出一個明確的估價。

蔣介石有多少財產？

孔祥熙號稱「國民黨政府財神爺」，孔氏家族以私家財富之巨，位列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首。

蔣介石及其黨羽巨額財產之謎

    關於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情況，一向眾說紛紜，論者多謂其有，而且估計其數量較為龐大，並已形成了憑藉其資產控制中國經濟與政治的官僚資產階級。

  這個說法的由來非為今日，早在1949年以前，社會各界及民間輿論對於國民黨政府官僚的私人財產情況即多有揭露，並有嚴厲的批評。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 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範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 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 3500萬元，孔祥熙 1800萬元，孫科 4000萬元，張靜江 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 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雲。

  但實情如何，外人究竟很難得知真相。筆者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訪學時，在該校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藏張嘉（曾任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總裁）檔案中，發現了一份1939年10月 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秘密調查報告，

    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現摘引於下：

蔣介石 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 809萬美元。下同），
宋美齡 3094萬元（377萬美元）
宋子文 5230萬元（637萬美元）
孔祥熙 5214萬元（635萬美元），
宋靄齡 1200萬元（146萬美元），
陳立夫 2400萬元（292萬美元），
宋子良 550萬元（67萬美元），
張靜江 3750萬元（457萬美元），
孫科 2832萬元（345萬美元），
張群2750萬元（335萬美元）
何應欽 2600萬元（317萬美元）
閻錫山2800萬元（341萬美元），
何鍵 2000萬元（244萬美元），
陳濟棠 6550萬元（798萬美元）…

當時的一美元相當於現在15-20美元.

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滙豐、荷蘭銀行等。

   列入上項名單的人員，有些是位居國民黨政府最上層的統治人物，如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等； 有些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軍政官員，如何應欽、張群、孫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實力派，如閻錫山、何鍵、陳濟棠等； 有些是以裙帶關係而享有特權之上層人物，如宋美齡、宋靄齡、宋子良等。日本人一向重視對國民黨的情報工作，不過因該調查報告尚無其他材料可為佐證，我們一時還無法判斷其可靠性究竟如何。

  但如果該報告調查數字真實可靠，我們則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確有大量私人財產，僅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就有相當數量。
  以調查當年的1939年為例，中國國內銀行存款總額為605900萬元（不包括淪陷區），政府預算收入為 74000萬元，外匯儲備為25000萬美元（1937 7年）。上述18人的存款總額為56785萬元（6918萬美元），約相當於國內存款總額的9%，相當於政府預算收入的77%，相當於外匯儲備的28%。用「富可敵國」形容恐不為過。

這還僅僅是他們在上海外國銀行的存款數，在其他城市和中國以外的外國銀行和華資各銀行中，他們有無存款？如果有，想來也不會是小數目。

   第二， 過去一般認為，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財產，而蔣與陳氏兄弟的私人財產則未必很多。

  但據該調查，不僅陳立夫有不少存款，蔣介石的存款數更是位居榜首。

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婦的存款總數為9733萬元（1186萬美元），約佔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1.6%，政府預算收入的13%。 外匯儲備的4.7%，高居於上述國民黨政府官員私人存款額之首。蔣、宋、孔、陳四家合計存款總數為 23777萬元（2896萬美元），約佔當年國內存款總額的 3.9%，政府預算收入的32%，外匯儲備的12%。 他們不僅控制著國民黨的軍政大權，在財產上也不遑讓人，「四大家族」之說，實非捕風捉影

   第三， 按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薪俸標準，他們顯然不可能憑工資積聚如此巨額的財產。   
    根據1933年9月 23日公布的《暫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長及其以上官員）每月薪金為800銀元，當時的銀元與幣制改革后的法幣基本等值，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數，也相當於一個特任級官員573年的薪金；更遑論他人。 從1927年國民黨上台至1939年不過短短12年時間，其高級官員居然能夠有如此巨大數額的私人存款，只能是從非薪金收入渠道而來。一般情況下，這些渠道無非兩條：合法與非法。
  如果這些財產來源合法（如經營所得或繼承祖產），外人因無可置論，但即便如此，作為政府高級官員，在經營中有無特權，有無下級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對上「報效」，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何況，在當時民眾普遍收入水準和生活水平都不高的情況下，政府官員如此「富裕」，無論如何不能說是十分正常的。如果這些財產來源非法，則必與貪污腐敗相聯繫，更兼上行下效，貪污腐敗之風在國民黨內迅速蔓延，至抗戰勝利后更一發而不可收。
國民黨統治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由盛而衰，最終失敗，於此調查或已可窺見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 從上述調查所列官員的存款數，可以推論國民黨其他官員的存款亦不在少數。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后，不少高級官員流亡海外當寓公，在沒有薪金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如何維持其生活，或從此調查可得知一二。
   上述調查的可靠性或可待今後之繼續研究，但它至少給了研究者們若干具體數據，可以多少建立一種參照，以使我們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私人財產問題不至於完全憑印象或感覺行事。
隨著民國史研究的日漸深入，這個問題或終可找到答案。如諺語所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歷史的暗角終會揭開，歷史之謎終會大白。

7# 新鮮人
這就是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的中國不可能如此。

7# 新鮮人
這就是國民黨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現在的中國不可能如此。
愛國有理 發表於 2009-6-12 23:33

蔣宋孔其實是一家人. 所以這實際上是家族統治. 而且老蔣死後小蔣接班. 無論小蔣多麼好. 但脫不了父子相傳的嫌疑. 共產黨政府內雖說有太子黨. 但還沒有這麼赤裸裸的家族統治. 父子相傳的情況. 因而提出把現在的政府貪污情況和60多年前的國民黨政府比. 是沒法比的. 但我們仍必需把國民黨腐敗的根源了解. 引以為戒.

陳果夫、陳立夫與蔣介石

　　憑二陳的地位及經濟實力，都不在蔣、宋、孔之下，但是，就個人所擁有的財產來說，則與「四大家族」的名聲委實不符。陳果夫到台灣后，沒錢看病，住不起醫院，只得求助部下發給自己車馬錢。這在蔣介石的眼裡是不可思議的事，但這畢竟是事實，蔣介石也多次感動過，特別是在陳果夫去世以後。


　　應當承認，陳果夫不僅有政治頭腦，而且還有經濟頭腦，對於蔣介石政治上的限制，從不退讓，而是據理力爭。對他經濟上的限制，他也確有辦法。

　　在陳果夫從事金融事業的道路上，合作金庫應當說是他走向成功之路的一座里程碑。早在大革命時期，陳果夫在晉安錢莊做事，就常與他的德語老師薛仙舟討論合作問題。薛仙舟曾留學德國，研究財政經濟，因德國合作事業比較發達，薛深受影響，積極主張合作運動。陳果夫隨薛學習德語，時常探討合作一事，但只限於說說而已。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陳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與他討論合作問題，他要薛仙舟起草一個全國合作化的方案，並特彆強調，合作必合於民生主義，始可針治共產主義階級鬥爭之妄。

　　當時，薛仙舟在復旦大學任教，在他周圍形成了一支不小的鼓吹合作制度的隊伍。後來，薛仙舟寫成了「全國合作方案」初稿，初載在《中央半月刊》上，陳果夫為這個方案作了跋，聲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互助為合作之精神，合作就是公平的事情。農業振興，工業改進，不可恃資本者之相競，就從平民自身來造成。貨物不必靠商人，消費者自己經營。」陳果夫企圖通過這種宣傳，撈取個人政治資本，控制合作運動，進行反共活動。後來，在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陳果夫提出《本黨應特別提倡合作運動案》，被蔣介石採納，國民政府依照這一方案，將合作運動正式列入地方自治運動。

　　這樣，在陳果夫的努力下，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合作運動逐步發展起來。合作運動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當然最主要取決於蔣介石，蔣介石看到，合作對於他的大業是極為有利的事情，這樣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而且，抗戰期間，全國許多地區都成立了合作金庫，但由於各省市因為力量薄弱，形勢都不太好，有的營業不暢，有的奄奄一息，有的名存實亡，亟待加以改造。這樣一來，就迫切需要把各金庫聯合起來，統一管理，以走出這個困難的局面。

　　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陳果夫與陳立夫下定決心，將散處在各地的合作金庫統一進行管理，使之集中起來，形成一筆巨大的財富。於是，陳果夫一上任中國農民銀行的董事，便與其弟陳立夫商量，擬將各地合作金庫統一由農民銀行進行管理。1941年12月，在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上，陳果夫、陳立夫聯合「CC」系人物潘公展、程天放等人提出了《擬請切實改善合作金融發展合作事業以奠定抗戰建國之社會經濟基礎案》，該案指出：「我國推進合作運動已22年，組織單位已相當普遍，現並實施縣合作社組織大綱，行將見每鄉鎮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組，以與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業以合作金融為命脈。如合作金融不能適應合作事業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針，則合作組織對抗戰建國之機能，勢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發揮。」


　　在這個方案中，陳果夫等人一個重要的主張是儘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庫，將現有各行局所辦之合作貸款業務，加以調整與補充，此時需要更為迫切，理應切實付諸實施。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后，應即於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庫。然而，由於當時陳果夫剛剛插手金融，在金融界還沒有自己的地盤，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勢力的反對下，此方案沒有通過。對此，陳果夫頗有一番失落感。但他並不服輸，他暗下決心，總有一天要把這個計劃變成現實，但他明確了一點，這就是一定要徵得蔣介石的支持。


　　陳果夫說到做到，他不管別人怎麼說，只管走自己的路，做自己應做的事。這樣，在陳果夫的努力下，國民黨中央於1945年底，成立了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由陳果夫、陳立夫、谷正綱等人任委員。其他人都推舉陳果夫擔任主任委員，而陳果夫竟力推時任組織部長的陳立夫。陳果夫有自己的打算和考慮，稱自己有病，難以實際領導，他真正的用意是想讓陳立夫利用合作社，加速發展黨員，擴大組織。但是大家認為陳立夫從未參加過合作運動，沒有搞合作社的經驗，這樣，推來推去，經過反覆討論，兄弟倆也不好過於背離大家的意見，陳果夫只好出任主任委員。


　　1945年10月，陳果夫出任中國農民銀行董事長。陳果夫認為，他大展宏圖的時機終於到了，那麼，究竟從哪裡著手呢？陳果夫很聰明，他馬上把注意力轉到了蔣介石的身上，他必須說服蔣介石，取得蔣介石的支持。於是，他多次去找蔣介石，一再向蔣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庫的建議。最後，蔣介石還是採納了陳果夫擱置了5年多的提案，決定設立中央合作金庫。1946年8月，蔣介石以合作事業有利於「實行三民主義」，有助於「綏靖區內恢復」為由，撥款100億元，批准成立中央合作金庫，由陳果夫擔任中央合作金庫的理事長，壽勉成任總經理，另以谷正綱、趙棣華、張厲生、陳布雷等人挂名常務理事。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庫在南京正式開業。在開業典禮上，陳果夫向大會致詞，他指出：「合作制度，是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兩端中間的一條中庸大道，它調和著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營和私營，而且具有計劃統制之長，而無其短，所以是實行三民主義社會經濟的康庄大道。」此時的陳果夫似乎感到格外的充實，每當他實現一個目標，他都會有這種感覺，彷彿這時才是人生中最實在的境界。


　　對於中央合作金庫怎麼辦，蔣介石有他的整體構想，陳果夫雖有自己的一套主張，也不得不經常到蔣介石那裡去領教蔣介石的指示。經過兩個人的協商確定：中央合作金庫的主要任務是在綏靖區內以經濟力量來配合蔣介石的軍事行動。具體說就是以中央合作金庫為龍頭，然後逐步將這一事業推向全國，在5年的時間裡，將成立各級合作金庫1600多個，建立35萬多個合作社。然而陳果夫清楚得很，向綏靖區放款，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但這種賠本生意不得不做，以裝點門面，但不可多做，更不能大放，不然，100億會很快賠光。因此，中央合作金庫在南京成立總庫后，即先在上海成立分庫和信託部，然後再在其他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庫，儘可能在全國建立起金融網。


　　陳果夫為什麼對合作金庫如此感興趣呢？按說，蔣介石、陳果夫手裡已經有了一個萬能的「農民銀行」，這個農民銀行已經將各行各業的業務抓得緊緊的，對蔣介石軍隊的支持幹得好好的，現在成立合作金庫，不是多此一舉嗎？實際上，蔣介石與陳果夫、陳立夫辦中央合作金庫，有他們自己一番周到的考慮。


　　就陳家兄弟來說，他們早就想在金融上壓倒孔、宋。當時，全國的金融機關中，中央級有6個，二陳已控制了中國農民銀行，交通銀行的總經理已由陳果夫的親信趙棣華擔任，中央信託局的局長也換上了「CC」派人物，現在又成立一個中央合作金庫，那麼二陳的發展趨勢足可以超過孔、宋，儼然成了蔣介石控制金融的紅人。所以，二陳籌辦中央合作金庫的根本用意就在於在經濟實力上超過孔祥熙和宋子文。陳果夫很明確，壓不倒孔、宋，陳家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就沒位置，所以，他們必須如此，這是適者生存法則所決定的。


　　另外，農民銀行雖然是一個職能強大的金融機構，但當初給它掛了一個「農」字的頭銜，這就有諸多不方便的地方。農行的業務儘管不限於「農」，這本無大礙，可總有那麼一些害紅眼病的人，抓住農行超軌業務，大張撻伐，使得陳果夫日子很不好過，而建立一個合作金庫，就方便多了。合作是沒有界限的，農業可以合作，工業可以合作，金融、商貿、保險、加工、交通運輸等，哪個行業都可以合作。就是說，只要是賺錢的，合作金庫無任何限制，這樣就比農民銀行顯得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此時，正處於解放戰爭時期，社會秩序混亂，陳果夫不敢明目張膽地用農民銀行來做違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庫大肆套購物資，搞投機倒把活動。如在東北，陳果夫利用合作金庫的資金大量收購大豆，在長江流域，則搶購布匹、糧食等物資，以獲取高額利潤。


　　當然，合作金庫並不僅僅只有為所欲為不做正事的一面，在蔣介石的眼裡，合作金庫還是做了一些正事。比如，合作金庫與農民銀行共同分擔了為國民黨軍隊代購糧餉的任務。1948年，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兩周年的時候，曾經召開過由總庫、分庫、分支庫高級幹部參加的業務會議，會議檢查兩年來的工作，一致認為中央合作金庫成立后，只辦了兩件事，一是大量吸收農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庫來，二是為國民政府收購軍糧，以維持前方的戰爭。至於原來所標榜的向農村貸款，支持農村的合作事業，基本沒怎麼做。事實上，業務部門兩年間所辦的貸款裡面，合作貸款只佔很小的比例，可以說完全是空談。正是由於合作金庫一面截留國庫所撥專款，一面又大量吸收農村存款，使中央合作金庫成立不久，就顯示出強大的經濟實力。這就引起國民黨內各派系對此眼紅，蔣經國極力想擠進合作金庫，便向陳果夫推薦他的信徒黃密任上海分庫的經理。陳果夫是個很有心計的人，他早就看穿了蔣介石可全是為了扶持太子，抑制和削弱二陳，不能不有所防備。


　　陳果夫一看來者不善，不但堅決回絕了蔣經國的推薦，而且親自任命「CC」骨幹張道藩的親戚徐義衡任經理。為了在蔣介石面前有個交代，便將黃密委任為上海信託部的經理，並時刻置於「CC」派的嚴密監督和控制之下。


　　陳果夫常年多病，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對合作金庫大事小事，都想過問，不容他人插手，但又苦於力不從心。因此，他向蔣介石提出建議並得到同意，於1947年成立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本想讓陳立夫任職主任委員，不料老蔣來個就坡騎驢，委任別人當主任。弄得陳果夫反倒作繭自縛，有苦難言，有什麼事得通過中央合作指導委員會，不能像以前那樣獨斷專行了。


　　然而，陳果夫決不是等閑之輩。他明白，僅僅建立起銀行金融系統，還不足與孔、宋家族相匹配，他要充分運用他的職權，進行更大的活動。所以，陳果夫主掌中國農民銀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優勢，開始角逐工商界。他採取接收、投資、入股等各種手段，把一個個工商企業奪過來，由「CC」派所控制，而且冠以「黨營事業」的美名。所謂「黨營事業」，是借口國民黨黨員的一切活動經費過去是可以列入預算，由國庫開支，「行憲」后，這項開支將取消。為了保證有一個「黨有」的經濟基礎，國民黨以團體的名義便開始經營工商企業，這些由國民黨直接經營管理的工商企業便叫「黨營企業」。由於陳果夫向蔣介石報告，「黨營企業」只為解決國民黨的活動經費，所以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


　　實際上，早在陳果夫任職農民銀行之前，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作出決定，認為，「憲政即將實施」，國民黨將作為一個政黨出現，而不是黨政一家的機構。既然黨政分開了，因此必須自籌黨費。大會通過了一個籌措黨費決議案，其中心議題是建立黨營事業，以其收入提供黨的活動經費。按照這個決議案，對中央財務委員會進行改組。1945年11月12日，陳果夫成為改組后的中財委主任委員。為國民黨籌措黨費，這又成了陳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陳果夫打著這個金字招牌，干開了他的「被人稱道」的黨營事業。


　　抗日戰爭勝利后，一大批敵偽財產需要清理接收，而當時正處於新舊交替之際，社會秩序混亂不堪，國民黨的黨政系統內，權責不清，有利相爭，遇事相諉，形成無組織狀態，既缺乏章制，也無規則，因此，「接收」被當時人稱為「劫收」。一些貪財枉法之人趁火打劫，大發接收財，國民黨的官僚、黨棍、軍官、警察等黨政軍警各部門的大小官員都紛紛投入這場大洗劫中，老百姓譏諷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車子、女子）。難怪時人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二陳兄弟正是把握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以國民黨黨政高級要員的身份，也參加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搶掠財富的戰爭。


　　在接收中，由於陳果夫的積極活動，蔣介石特別允許在接收敵偽產業中劃出一部分為「黨營事業」。1946年3月，國民黨舉行六屆二中全會，二陳提出了「黨營事業的建立和管理計劃方案」。由於蔣介石先前已經同意了，雖然黨內各派意見分歧，結果方案還是獲得通過，決定接收敵偽工商企業時，撥出5000億元為「黨營事業基金」，並且由二陳組織該基金的專門管理機構，這樣二陳便可以名正言順大膽接收了。可接收的財富實在太多了。陳果夫不失時機，瞄準了那些大有發展前途的日偽大中型企業。以他的派頭，一哄二詐三壓，一個一個的日偽企業就變成了陳果夫的黨營企業。


　　陳果夫先是在金融方面接收了日偽台灣銀行，不僅得到了該銀行的一般資產和房屋，還得到了存在該銀行的日偽從中國民眾身上搜颳去的大量金銀財富。與此同時，二陳開始接收日偽工商企業。陳果夫看中了山東青島的幾家大工廠，便指使手下的「CC」系人物組織了一個所謂的「齊魯企業公司」，接著便向敵偽產業管理局提出要購買全國最大的青島橡膠廠及青島啤酒廠等一批大型工廠，敵偽產業管理局哪敢說個不字，既不評估資產，也不經核算，隨便開出了200億元的低價。陳果夫做夢也沒有想到這麼多家大工廠，竟只要如此低的價格，便急忙向四聯總處借來360億元，交出200億元，還多餘160億元。青島橡膠廠等工廠原來都有大量成品堆在倉庫，來不及處理，陳果夫待這批工廠到手后，即將堆在倉庫的成品出售，僅此一項，就還清了四聯總處的全部借款。這樣，二陳兄弟一文沒出，不僅得到了這些大工廠，反倒落了160億元的現款，這可說是千古的奇迹。


　　陳果夫不僅善於「劫收」日偽企業，更懂得如何經營這些企業。1947年8月，陳果夫親臨青島，視察齊魯公司。當時，青島烤煙廠剛由農民銀行購得。他在視察了這些企業后，又對經理人員進行了仔細詢問，了解各企業內部現狀及經營情況，並指示他們，要站穩腳跟，同時又要大力發展。力求發展，則必須採取多種經營方式。


　　齊魯公司果然不負所望。3個月後，齊魯公司就以嶗山礦泉水製作的青島啤酒，湧向上海並迅速佔領市場。與此同時，卡車輪胎、三角帶、橡皮管、紅白橡皮板、各種膠鞋，以及文明、中山、學士、自由等套鞋、各類長筒靴等，也迅速充斥上海市場。當時，在上海各種報刊上，齊魯公司的商品信息廣告，鋪天蓋地，大有取代上海灘傳統商品的勢頭。與此同時，陳果夫還在天津組織了恆大企業公司，接收了原日偽的東亞麵粉廠、東亞煙廠、中華火柴廠、協和印刷廠等大型企業。另外在上海、廣州、成都、瀋陽等地，陳果夫也接收了一批日偽企業，然後變成他們的「黨營企業」。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至1947年，陳果夫共接收日偽大中型企業數達80多個，這些都成為他的黨營事業中的骨幹企業。


　　除了接收日偽財產外，陳果夫還利用其金融優勢，投資工商業，通過投資，逐漸控制這些企業，最後全部拉過來成為陳氏企業。據粗略統計，截至1947年，陳果夫的農民銀行共投資77個單位，投資額達170多億元，以下僅略計若干，投資金額較大的有太一實業公司、廬山電力纜車公司、中國農業機械公司、通濟貿易公司、中國造紙廠、中國汽車製造公司、重慶電力公司、川康興業公司、中國麻業公司、甘肅礦業公司、江西興業公司、上海中興製藥廠、中原煤礦公司、貴州煤礦公司、昆明電力制鋼廠、中國植物油料廠、中國軋鋼廠、上海水泥公司等，投資單位涉及農產品加工運輸、農業機械、制茶、棉織、麻織、毛紡、造紙、釀榨、製藥等，還有對文化、公用事業的投資。1946年，按陳果夫的指示，原來屬國民黨中央管理的新聞、文化、廣播等事業單位，紛紛改為企業化形式，從由中央國庫開支變為企業經營單位。他還籌備了中國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由陳立夫任董事長。1947年，陳果夫在無錫創立中國塑像公司，並自任董事長。按他的設想，將古今名人肖像塑成泥像，成套分裝，其中並附名人傳記，既可起教育作用，又是國內外市場上的暢銷貨。


　　應當說，陳果夫、陳立夫的這些所謂黨營事業，由於有行政權力的支持和強大的金融優勢，他們壟斷原材料，壟斷商品的市場，欺行霸市，投機倒把，大發橫財。他們利用金融優勢，大搞壟斷，不僅壟斷原材料，而且壟斷原材料的收購，並囤積居奇，獲取暴利。如所謂的中國農業機械公司竟利用農行投資和借款，囤積生鐵及糧食等，從中漁利。中國農業代銷公司，專門收購以棉花為主的農產品，以前在主要產棉區，都有一些棉花私人收購公司，但陳果夫的農業代銷公司成立后，轉以大量國家資金加入競爭，殊使棉業人員為之心灰意冷。當時就有人評論，其後果將引起百千萬棉業從業人員之失業，及其原有資金不獲正當出路，勢將趨於投機囤積之一途。由此不難看出，陳果夫的農業代銷公司運轉發財的後面，是無數私人企業和棉商虧本破產的辛酸血淚。


　　此外，陳果夫還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擠垮私人企業，實行壟斷。由於他們號稱黨辦企業，打出的招牌自然是「黨」和「國家」，使得其他私人企業及商人望而生畏，莫敢與之爭鋒。如陳果夫的中和鹽業公司，經當時國民政府鹽務總局同意，由其公司及下屬鹽號經營，幾乎獨佔了食鹽運銷業務，並在天津、漢口、長沙、南昌、廣州等地大量增設分公司，在中小城市及鄉鎮設立零售點，其勢力遍及國統區各地大中小城鎮。這樣，在政府的撐腰下，陳果夫的中和鹽業公司不僅擠垮了大部分私人鹽號，而且在官僚資本鹽業企業中首屈一指。


　　對於土地的深深眷戀，來自陳果夫幼時所受的傳統教育。在眾多的古書中，他記得最熟的是《大學》中「有土斯有財」的一句。對這句話，他深信不疑，屢試不爽。抗戰勝利后，陳果夫料到，八年抗戰，土地荒蕪，戰後將出現無主荒地。充分有效地利用戰爭造成的特殊機遇，可發一筆戰後財。為此，他上書國民政府，草擬「實行移墾政策芻議」和「全國實施墾殖計劃」，強調戰後墾殖事業的重要性，指出，大量荒地，必須收歸國有，或採取德國實施的移民法，或採取蘇俄之大規模國營農場及集體農場制度，以儘速恢復生產。


　　對於陳果夫的意見，蔣介石是極為重視的。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又起，蔣介石企圖以經濟手段輔助其反共反人民的內戰，於是向農民銀行親下手令，要陳果夫設法開發全國荒地，以增加生產。陳果夫手拿這支令箭，立即商諸農林部、地政部。這兩部雖為國家主管土地的最高機關，但也奈何農民銀行不得，只有惟命是從。這樣，中國農民銀行、農林部、地政部聯合組成了土地開發公司。「公推」陳果夫為董事長。黨營事業終於集合了工農商文各界，陳果夫這位中央財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藉助「籌措黨費」的名義，果然八面來風，財運亨通。僅僅是抗戰勝利后的四年時間裡，陳氏家族從農民銀行起步，由金融事業起家，然後在工、農、商、文各界插手，進而發展黨營事業、私營事業、合作事業，陳氏家族終於出人頭地，躋身到蔣、宋、孔之列，使中國出現了四大家族。在中國人眼中，四是一個圓滿的數字。天有四時，地有四象，國有四維，禮有四德，甚至從西天傳來的佛教中，也有四謗。陳氏家族登峰造極的出現，妙就妙在終於使官僚資本功德圓滿了。


　　但是，就個人所能掌握的財產來說，二陳個人財產與其「四大家族」的名號頗不相符。二陳掌握的金融業、工商企業、黨營事業雖規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這些機構中，他們陳家的私人股份非常少。陳果夫擔任的職位很多，但其私人收入主要來自國民政府的薪水，而不是資本收益。而且二陳樹敵太多，無風尚且起浪，不用說行為不軌了。再者，陳果夫雖注重抓實權，但一直自視清高，視錢財為身外之物。他自稱：「我看歷史，又看到親友中的人，只有做事業的，其事業永遠留存，其他遺錢給孩子，或個人貪污很多的錢，頗多不久消失。而有錢人總是會死，一朝消逝，存錢無意義。可惜許多人不懂得這個道理，當我在交易所的時候，進進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沒有一個人真實賺得錢的。做生意虧本當然不好，有盈餘者亦無好結果，因為他們不懂得用錢，賺錢亦無目的，當然難能有好結果了。我管過很多的錢，又常看到有了錢，其人往往為錢所用，為了安置這些錢，也是很麻煩的事，故不如無錢的好。」


　　陳果夫的收入，除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費了。從1928年起，他出過很多書，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生活、衛生、禮俗、幼兒讀物等無所不包，以至胡適博士在談到陳果夫時，非常欽佩地說：「我覺得他是近代中國了不起的人，他以一個未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能寫出這麼多的著作來，老實說，我們今天在北京大學的，還沒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


　　當然，鑒於陳果夫的地位，他的稿費是相當高的。由正中書局出版的《衛生之道》、《兒童衛生歌》稿費16298.12元，《中國教育改革之途徑》67200元，《醫改漫談》30000元。陳果夫一般不接受別人的贈金。1948年，陳在上海治病，因費用過高，只得轉往醫療費相對低些的台灣治病。臨行前一些「CC」分子去看他，問是否需錢用，都被他拒絕。中央合作金庫以出房租的名義，贈他4000美金，也被他拒絕。到台灣后，他居住的是借台中市市長的房子，以後想搬出來，好一點的房子竟出不起房租。因為醫藥費太高，平時他又沒有儲蓄，到台中以後，竟至無錢買葯，迫不得已，寫給交通銀行總經理趙棣華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銀行董事應付給的車馬費。陳果夫入不敷出的情況傳到「CC」大將洪蘭友耳中，洪乃向蔣介石彙報，蔣立命俞鴻鈞從農行支付5000銀元給陳作醫藥費，才算解決困難。陳果夫入難敷出，和國幣大幅度貶值有直接關係，他一本書雖可得六七萬元的稿費，但到1948年發行金圓券時，六七萬元的國幣只相當於金圓券的十幾元，而隨後，金圓券跟著貶值，甚至一文不值。所以蔣介石資助陳果夫，只能給美金或銀元。


　　陳立夫一生也未存下什麼錢。1950年他赴美國，是蔣介石在臨行前贈了他5萬美元。到美國后，他的主要生活費來源是台灣政府每月給他支付薪金。由於美國物價特別高，最初他還能用以前的積蓄填補，可是坐吃山空，終於入不敷出。為了補貼家用，免於飢餓，陳立夫自辦了一個小養雞場，最多時達6500多隻雞，雞場只由陳立夫和他的夫人孫祿卿兩個人經營，陳立夫負責加飼料、清糞和其他雜務，孫祿卿負責撿雞蛋和管理家務。十年前的國民黨顯要人物，此時竟自食其力。1959年，陳立夫的老友蔣勻田到陳隱居的美國新澤西州湖林城外的萊克鎮去看他，走近陳宅時，看到陳立夫正在掏雞糞。事後孫祿卿評說：「現在總算不錯了，已經買了部車子，以前到鎮上去買雞飼靈，都是他自己扛來扛去的。」此時陳立夫已年近60歲。


　　的確，陳果夫、陳立夫沒有什麼家財，也被解放后清理四大家庭資產所證實。建國后，曾專門在四川、重慶、成都、上海、南京等地清查四大家族所屬官僚資本，但查出來的屬於陳氏兄弟的，幾乎沒有。二陳主管的各種經濟組織，基本上都屬於國民黨所有，一旦離職，即無所留。

對國民黨統治大陸期間的國民政府. 老百姓一直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說. 即蔣介石本人及其舅子(宋子文). 連襟(孔祥熙). 掌握行政. 軍事及金融大權. 而由二陳(陳果夫, 陳立夫)兄弟兩人掌管中國國民黨黨務. 特務組織及部分金融大權, 所以全中國的資源基本上全由四大家族所掌控. 但從上面的資料中可看出. 蔣.宋,孔三家的確是富可敵國. 而二陳卻把所能搜刮來的財產. 都變成國民黨巨大的黨產. 而並沒有太多的中飽私囊. 因此除了制度以外. 本人能否自律也有一定因素. 因此對青年官員的道德教育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