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想壓制信息傳播是很困難的

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探索和改革，不僅有利於反腐敗，滿足公眾知情權，更有利於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透明的大國形象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程義峰秦亞洲

北京奧運會前後，因中外記者雲集北京，我國的新聞發布活動空前活躍。北京奧運新聞中心主任李湛軍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回憶說，在奧運會期間自己參加了上百場新聞發布會。
「 奧運會對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在李湛軍看來，其至少出現了三大亮點。一是，我國基本建立了各部委、各省市的立體新聞發布機制，有新聞發布場所，出現了一些較有水平的新聞發言人，有關方面備有具體應對舉措；二是，培訓工作卓有成效，各地各部門設立了上千名新聞發言人，這為政府公開透明增色不少，真正改變了以前外交部在新聞發布方面「一枝獨秀」的局面；三是，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有效引導了輿論，各地各部門開始嘗到信息公開的甜頭。
多位專家最近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均表示，新聞發言人制度是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重要平台和紐帶，儘管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原先存在的一些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但北京奧運會前及舉辦期間，新聞發布的質量、頻率都較以前更高，獲得廣泛讚譽。不過，北京奧運會結束后，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改革讓人感覺進展緩慢，甚至有停滯不前之勢。
新聞發言人制度剛剛起步
回顧奧運的新聞發布成效，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常務副院長李希光認為，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改革十分可貴，說明我國政府正在向為媒體服務轉變，從控制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這個轉變發生在政治上相對敏感的媒體管理領域。
李湛軍分析說，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經過奧運的檢驗，在進步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有些人還把新聞發言人制度當成一項門面工程。據他觀察，奧運會以後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有止步的跡象。「除國新辦、外交部、國台辦外，大部分部委和省市似乎變得鬆懈，好像當初緊張就因為外國記者多」，他說，「這不符合提升政府執政能力的要求。在任何時候都需強化信息公開的觀念，應全面建立立體式的發言人信息披露機制。」二是發言人的語境處理還普遍有待提高，大話、套話、空話顯得多，這一點奧運會時在某些場合就引起了外國記者的不滿。三是宣傳的跡象明顯，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發布成效，新聞發言人應懂得平衡原理，既講好的也講不好的，既有抽象的也有具體的，不要藏著掖著。
「通過加強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正確、有效、及時地藉助媒體實施議程設置，已經成為加強政府執政能力的突破點」，李希光說。在他看來，傳統的宣傳體制下，突發事件、重要會議或其他重要新聞事件的報道，政府是通過看得見的手，命令媒體報道什麼，不報道什麼；而政府設立新聞發言人，是通過策劃大量的信息並向媒體提供，對媒體施加影響，新聞發言人制度通過主動向媒體提供信息的方式來巧妙地影響和引導媒體與國內外輿論，效果比單純的管制更為有效，更為聰明。
受訪專家認為，各個部門各個層次的新聞發言人在奧運會期間的表現總體上是令人滿意的，畢竟作為舶來品，新聞發言人制度在我國剛起步。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尹韻公說，對於新聞發言人的實踐，應從制度上給予進一步的安排和設計。雖然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但新聞發言人普遍沒有說錯話的權利，應允許有一個鐘擺，不超過其左右搖擺的尺度。這樣，新聞發言人們不至於那麼緊張。所在部門上級領導也應該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不要動輒對新聞發言人的工作說三道四，造成更大的心理壓力。
「一些新聞發言人的習慣是盡量不作為，少作為，這不符合社會發展大趨勢」，尹韻公說，「另外，他們的信息發布普遍不活潑、不幽默、不生動，應該加強培養力度。國外新聞發言人培訓從街頭競選的時候就開始了，他們對表達的要求很高。比如在美國，任何一個議員或主管官員都要經歷上百次的街頭演講，而我們一些發言人不太善於說話，這需要探索有中國特色的新聞發言人的培養機制。」
本刊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實施后的一大成果，是改變了政府對新聞的看法。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我國政府以前的管理不夠國際化，自己認為不能發的新聞就遲發，或者捂住不發，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推行把舊聞和不聞取消了，政府變成了新聞的主動傳播者，這些做法在國際社會上改善了中國政府的形象，為我們贏得了更多的聲譽。
有受訪專家認為，我國一定要保持新聞發言人制度已取得的改革成果，要不斷摸索適合中國國情的模式，除了依法不可公開的信息，其他的要儘力公開。因為在網際網路時代，電子郵件、MSN、 QQ、個人博客等傳播方式層出不窮，想壓制信息傳播是很困難的。由於第一印象很難改變，政府應該在第一時間發出自己的權威聲音。
新聞發言人改革來之不易
從2003到2008年，王旭明一直擔任國家教育部新聞發言人，他個性鮮明，曾飽受爭議。但他獲得了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趙啟正和李希光、尹韻公等專家的讚賞。對於初建時期的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而言，王旭明無疑有標本意義。
52歲的王旭明對本刊記者說，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改革要擺脫封閉、沉悶的行政慣性，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記者在採訪中也了解到，如今教育部基本上取消了定期的新聞發布會制度，在衛生部等與百姓利益休戚相關的部門，發布的內容數量和頻率也大為減少。
受訪的北京某區縣的新聞發言人坦言，在他看來，新聞發言人就是什麼都不發言，在政府和媒體間形成一個保護層。只要完成了這個基本任務，上級領導就會滿意。
「很少有官員願意向公眾公開，因為公開就意味著權力的喪失」，王旭明說，「利益的缺損，個人名譽和地位就可能動搖，還意味著為官習慣的改變，這可能是信息公開政策推行起來遭受阻力的重要原因。」
他表示，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一些方面不公開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國防部、保密局等，但如果教育部、衛生部、鐵道部等與百姓吃穿住行關係緊密的部門都不能實現公開透明，這就是一種部門失職行為。
王旭明還談到新聞發言人面臨的某些誤區。比如，很多人認為危機發生時才需要新聞發言人，平常是不需要的。其實，新聞發言人不能把處理公共危機作為唯一任務，因為那畢竟是非常態的，新聞發言人應該在日常生活中有用武之地。
再比如，很多人認為新聞發言人與官員是對等關係。其實新聞發言人是介於新聞和官員之間的人，應搭建政府和公眾之間的橋樑。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新聞發言人跟國外的產生過程並不一樣。國外99%的新聞發言人來自於媒體，具備新聞工作經驗，但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大都從官員中產生，有一定的行政級別。
有受訪專家與王旭明持相同看法：在推進新聞發言人制度改革中問題不少，比如發言人普遍缺少媒體經驗，害怕禍從口出；還有複雜難辨的行業保護、地方保護及重疊的利益關係。國家應該對發言人制度改革予以通盤考慮，甚至可以用立法的形式鞏固已有的成果，明確一種觀念，即信息公開不力也是一種瀆職行為。
接受採訪的多位專家都認為，公開即意味著權力受監督，對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進行有益的探索和改革，不僅有利於反對腐敗，滿足百姓的知情權，而且有利於向世界展示一個開放、透明的大國形象。推行新聞發言人制度既是現代民主法制的需要，也是我國政治文明建設進步的重要體現。
傳播學者史安彬建議說，要重視新聞發言人的選拔與培養，儘可能從優秀的媒體人或者有媒體工作經驗的幹部中選拔，通過政策和國情培訓，使之上崗。新聞發言人一旦確定，盡量使之固定，不要頻繁更換。
他認為，如果合適，有的人可以當一輩子新聞發言人，畢竟從培養、鍛煉到成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十分不容易，要好好珍惜。「40歲到55歲最為適合，這是一個不怕老、就怕小的職業」。
設立中南海新聞發言人
是否可行？
李希光、尹韻公等專家建議，應善用我國5年前開始逐步建立起來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進一步在最高層設立中南海新聞發言人，展示我國信息公開的姿態，保證中央的聲音可以準確地傳達給新聞媒體，切實提高我國「新聞執政」的能力。
李希光說，迄今為止，在中共中央外宣辦的組織協調下，中共中央、國務院和軍方已有75個部門確立了發言人制度。但是，中外媒體更為關注的是國家主席及國務院總理的發言人何時亮相。
「新聞發言人不是指某一個人，而是一種機制，它是一種積極面對媒體的態度」，李希光說，「當前媒體的市場競爭壓力給嚴肅、真實的新聞留出的空間越來越少；那些更富戲劇性、更具鮮明觀點、更易掀起讀者情緒的報道比比皆是。」
此外，在中國這樣一個越來越多元、多變、多樣的時代，媒體是國內外各種利益集團都希望借重甚至利用的對象。比如，在某類突發事件降臨時，原本可以按規程迅速解決的問題，卻在有的人煽動下，成為引起眾怒的「媒體事件」和群體事件。
受訪專家認為，任命中南海發言人，授權其為中央政府唯一權威發布者，這樣能夠更加全面、準確地傳遞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立場。中南海要成為重要新聞的第一定義者，尤其是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應在第一時間發出政府的聲音。
李希光說，中南海發言人首先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喉舌和代言人。他要清晰地表達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立場、觀點；他還要具備新聞記者那樣敏感的觀察力、簡潔的語言表達力，成為黨中央和國務院一切重要信息和新聞傳播鏈的起端。
尹韻公也表示，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三級新聞發言人制度，但還缺乏最高層的發言人，雖然有國務院新聞辦，其主要服務對象只是中央各部委及各省市。應該借鑒國外特別是美國白宮發言人的成功做法，適時考慮設立中南海新聞發言人，這將再次推進我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