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廉價實為中國經濟最大軟肋

　　央行最近發布的《2008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中，關於東莞農民工真實生態的一些調查數據，非常有現實的價值和意義。

　　長期以來，談起「中國製造」的比較優勢，「勞動力廉價」常常被「美化」。這兩年在談起中小企業困境的時候，很多人都把《勞動法》諸多規定的嚴厲、導致中小企業人力成本增加視為罪魁禍首。特別是，在金融危機的特殊背景下，一些企業家、學者、人大代表甚至將中小企業暫緩實施《勞動合同法》作為「脫困」的路徑選擇。

　　拋開最低工資本身的是非不論，央行調查報告的數據告訴我們，依靠勞動力低廉的成本優勢的「中國模式」雖然創造了經濟奇迹，但這種模式顯然建立在「利潤擠壓工資」的畸形分配的基礎上，由於收入太低導致居民購買力低下，從而導致消費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況下，這種分配的弊端不太顯性，但當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時候，通過「擠壓居民工資創造競爭優勢」的模式必然導致所謂的「產能過剩」———國內居民在勞動報酬沒有正常增長的情況下，不可能產生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的消費能力。

　　因此，勞動力廉價與其說是「中國製造」的核心競爭力，毋寧說是中國經濟的最大軟肋。幾個簡單數字可一目了然地說明此問題：一是改革30年，GDP的年均增速遠遠高於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二是1997年~2007年，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佔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三、從小時最低工資看，我國平均是0.2美元，而歐美等國是25到30美元。如果我們再把央行報告中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不足5%考慮在內，中國消費不足的癥結不言自明。

　　很顯然，解決的關鍵就是提高勞動報酬，提升居民的購買力，而非相反。

　　將中小企業的困境歸結於勞動者最低工資的提高，不僅荒謬，而且不人性。按照「庫茨涅茨曲線」，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上，只有完成了這個跳躍，我們的社會才會前進一大步。如果我們把「中國製造」的前途寄托在壓縮勞動者的生存權利上，則永遠走不出不得不依賴出口的周期律和惡性循環。

　　中國經濟需要的是理順扭曲的分配製度，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從整個經濟循環的周期而論，如果居民消費能力高，企業的利潤沒有過度壓榨工人的收入，即使面臨外在的危機，中小企業也不會像今天如此不堪一擊。因此，不是因為工資高而導致中小企業的困境，而恰恰是工資太低才導致在外需不振的情況下，內需無法激活。不到1000元的工資，高達500多元的基本支出，最低工資標準已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根本沒有下降的空間。如果我們再在政策上不改弦更張，以犧牲勞動者的公平收入，換取一時的經濟復甦，喪失的恐怕不僅是未來社會進步的道德基礎，還會喪失社會賴以進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