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因被問責而免職的官員復出異地做官

中國這麼多人，難道就缺少他們幾個嗎？

讓他們復出雖然有允許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的目的，但是這很容易被利用來搞走過場，使得問責之成為糊弄老百姓的木偶戲。

他們可以走別的路，但是仕途就不要讓他們再走了。以免貽害國家百姓執政黨。

說實在的地方政府的官員是敗壞執政黨和幹部隊伍以及毒化幹群關係的主力軍。應該通過問責禁止他們在回爐復辟。


轉載

胡錦濤主持政治局會議通過 中共「規定」領導須問責

(2009-05-24)

● 於澤遠　北京

　　在輿論近日質疑多名被問責官員復出之際，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前天主持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要求按照權責一致、懲教結合的原則，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健全中共黨內監督和責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規範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

　　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近日也在一次講話中承認，目前中共的幹部管理存在失之於寬、失之於軟的現象，各級組織人事部門要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切實加強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的管理和監督。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政治局要求各級黨委依照前天通過的問責暫行規定嚴肅問責，充分發揮問責在黨風廉政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但官方媒體沒有披露這個暫行規定的具體內容。

　　山東濱州市工商局原局長邵立勇因在去年地震哀悼期間組織手下公款旅遊，被免職並處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當時中紀委、監察部指邵立勇「嚴重敗壞了黨風政風，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極其惡劣」。但邵立勇被問責后不僅毫髮無損，還被調到名氣更大的山東威海市工商局當局長。

　　被高調問責后悄然復出、甚至異地陞官的官員不止邵立勇一人。去年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被中紀委記大過的國家質檢總局食品生產監管司原副司長鮑俊凱不久前被任命為安徽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局長，官階由副局級升為正局級；因三鹿事件而被記過的河北省農業廳原廳長劉大群也在今年1月份出任河北邢台市市長；因對貴州甕安「6·28」 群體性事件處置不當而被撤職的原甕安縣委書記王勤也悄然復出，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財政局副局長；因「黑磚窯事件」被撤職的山西臨汾市洪洞縣原副縣長王振俊，已復出並擔任該縣縣長助理。

　　這些有「問」無責的例子被媒體披露后，引發輿論對中共幹部選拔制度的強烈質疑。有學者指這些問責實際上已變成官方平息民憤、取悅輿論的表演。由於官方的幹部選任一向屬於當權者的小圈子遊戲，公眾對此缺乏知情權，更談不上參與，只能在事後聲討一些明顯不合理的任命，因此，公眾對誰來當自己的「公僕」基本沒有什麼發言權。

　　新華社下屬的《半月談》雜誌引述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毛壽龍說，由於信息不完全公開，被問責官員復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眾均一無所知。「轟隆隆」被問責，「靜悄悄」重新上崗，損害了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導致群眾大惑不解。

　　毛壽龍認為，公眾對問責制存在質疑的主要原因是官方的標準和公眾的標準之間存在錯位，官方所做的遠遠沒有達到老百姓的期望。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貟（yuan，二聲）傑認為，目前官方的問責主體缺位，按照憲法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同級最高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要對人大負責，人大代表有憲政權威上的質詢權。但遺憾的是，目前人大的監督權力還有待於加強，官員問責主要還是局限於行政部門內部的上下級之間。

　　貟傑說，在這個信息化和網路化時代，任何部門都無法忽視輿論監督的力量，各級政府部門都非常注重自己在群眾中的公共形象，生怕被媒體和輿論抓住把柄。這就導致問責制的實施更多地取決於媒體與社會的關注程度，而不是事件本身的大小。哪個事件引起輿論強烈關注，有關部門就會啟動問責制，對負有責任的官員進行處理，給輿論和社會一個交代。哪個事件沒有引起輿論的關注，即使犯了很大的錯誤，相關責任人大多也不會受到行政問責。

　　他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制定一部行政問責法，規範問責主體及權力，規範問責客體及職責，規定問責事由，釐定問責標準，規定問責程序，主要包括責任的認定程序、問責的啟動程序、問責的回應程序等，做到問責的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

《聯合早報》

問責對在職官員本應起到威懾作用，應根據錯誤程度分為多長時間不能再任用和永不任用，用法律固定下來。

就目前而言LZ的建議還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