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飆車案：民意仍在期待被說服

備受關注的杭州飆車案有了新進展。 17日下午，杭州市檢察院依法對犯罪嫌疑人胡斌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批准逮捕。檢察機關認為，胡斌嚴重違反交通法規，超速行駛，致使行走在人行橫道上的被害人譚卓被撞身亡，胡斌對此次事故負有全部責任，已涉嫌交通肇事罪，故依法作出批准逮捕的決定。
    這一批捕決定並未回應輿論對於胡斌涉嫌罪名的質疑。此前，得到頗多認同的是，胡斌涉嫌的不應為「交通肇事罪」，而應是「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筆者亦在5月13日的《新聞晨報》評論版上撰文分析了兩罪的區別，並以發生在成都的另一起交通肇事致人死亡案為例，期待杭州檢方能效仿成都高新區檢察院的做法——在成都的案例中，檢方否定了公安機關報請的 「交通肇事」案由，而按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進行批捕。
    當然，輿論只有監督之責，而不能左右司法，更不可替代司法。部分民意在涉嫌罪名認定上的期待落空，並不代表司法就一定錯誤。但對於輿論質疑中所提出的理據，偵控機關理應作出解釋與說明——民意可以不被汲取，但民意需要被說服。
    從警方的回應來看，「公安機關對某一案件以涉嫌某種罪名立案偵查，是根據已收集到的證據和有關法律規定確定的。 」這一說辭雖然「基本正確」，但卻失之於模糊，有點過於「外交辭令」了。不解釋究竟有哪些「收集到的證據」（當然，在偵查秘密之內的除外），不說明究竟依據了哪些「有關法律規定」（這就無秘密之說了），如何能夠平息輿論質疑，回歸司法寧靜？
    至於檢方的回應就更加避重就輕，檢察機關只提供了胡斌涉嫌交通肇事罪的理據，而沒有給出為什麼胡斌不涉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由。胡斌於鬧市區飆車並致人死亡這一行為，有可能同時觸犯了兩種罪名，刑法上對這種「競合」的處理原則就是「擇重適用」。在胡斌案中，亦即應在兩項罪名中選擇較重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適用之。
    從訴訟程序上看，胡斌到底構成什麼犯罪，最終確實「要以法院判決為準」。但在批捕和起訴階段，認定胡斌涉嫌何種罪名，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司法意義。比如，當檢方認定胡斌涉嫌的罪名為「交通肇事罪」時，通常情況下，按規定應由區檢察院向區法院移送起訴。而如果檢方認定胡斌涉嫌的罪名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就應由杭州市人民檢察院向杭州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
    更應考慮的是，面對這樣一起輿論關注、媒體聚焦的影響性訴訟，檢察機關本可以引入公民參與，努力化解民怨，挽回司法公信。於制度層面，浙江省檢察機關的人民監督員制度建設曾是全國十個試點省（區、市）之一。於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浙江省檢察院還向媒體公開了一組數據，稱截至2008年9月底，浙江省人民監督員共已監督檢察機關擬維持逮捕決定、擬撤銷案件、擬不起訴等 「三類案件」988件1068人。運行良好的這一制度，為何在這次批捕中失去了蹤影？
    去年以來，司法界、學術界曾經圍繞「司法民主化」和「司法職業化」掀起了一場大爭論。筆者以為，論戰各方都打錯了靶子。司法實踐不斷在提醒我們，中國司法的真正問題是既不夠「民主化」，也不夠「職業化」。司法改革的方向理應是，在事實判斷上增強「民主化」，擴大公民參與，尤其是有效參與；在法律判斷上則應增強「職業化」，提升司法官素質，尤其是職業道德素質。杭州飆車案中警、檢各方的表現，似乎又為筆者的這一論斷提供了新的註腳。

這麼好的帖子怎麼還有少發。
『交通肇事』是過失行為，非主觀行為。那個『交通肇事』者都不想『肇事』。
而這件事是『肇事』者應當知道、也必然知道，他的行為會對他人與社會造成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