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基督教的七個先天錯誤

作者：赫伯特·施奈德爾巴赫（Herbert Schnädelbach，德國當代著名哲學家）
譯者：鄉下人進城
http://dtzp./viewthread.php?tid=7021&pid=23871&page=1&extra=page%3D1#pid23871
原文見：德國時代周刊2000年第2期，第6-12頁

教皇沃伊蒂瓦（約翰·保羅二世）以他的方式用「Mea culpa!」做了一個總結，他為基督徒以基督的名義的作為請求寬恕，但是避免承認教會的任何責任。從教會至上的視角看，他這麼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無助於真相，因為，真相是：教皇所說的七個「死罪」不是儘管有基督教、而是正是因為基督教才產生的。那些作惡的在行惡的時候不是違法基督教的原則，而是努力推行這些原則。不僅僅是個別基督徒的惡行、而是作為意識形態、傳統和機構的整體的基督教，是壓在我們的文明頭上的厄運，這一厄運包括直到20世紀的災難，而基督教的「福」僅僅來自個別的人，他們所行的善，往往不得不衝破教會權威的抵抗才能得到實現。我懷疑的是，這種基督徒的力量雖然也來自聖經內容，但是事實上根本不是基督教所特有的，而是來自猶太教的遺產，比如愛的誡律。隨後要說的不是基督教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史，而且我也不想陷入「原則 vs 現實」和「我們都是罪人」的陷阱，所以，我要仿照教皇所說的「七大死罪」指出基督教的七大先天錯誤。這七大錯誤不可能得到修正，因為，要修正這錯誤，就意味著基督教的自我取消。不過，這種自我取消或許會成為基督教兩千年來為我們的文化所做的最後一件好事，然後我們就可以讓基督教安息了。


第一：原罪

如同作為神學的基督教，原罪也是保羅的發明：「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馬書5:12），而根據創世紀2:17，「罪的工價乃是死」（同上，6:23），因為上帝說：「……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這樣，舊約已經認為所有人的死都是亞當的罪所留下的遺產。保羅通過大膽的逆向推理從這種「遺傳的死」中引導出了原罪：如果這罪的結果是死亡，那麼，只要有人死，就有罪的存在，死就是相應的懲罰，這樣，亞當所有的後裔僅僅因為作為要死的人生下來，就成了天生的罪人，不論人的行為如何。保羅因信成義的說教由此而來。現在，天主教和新教通過一個巨大的模式妥協在這個問題上又取得了一致，但是，這種福音並不是一種安慰，對拒絕保羅所闡述的死與罪的關係的所有人來說，這是一種挑釁：為什麼僅僅因為要死亡我就要自認有罪？一個因信稱義的人，會因為亞當的緣故或者更恰當地說，會毫無理由地接受指責，然後僅僅作為一個得了恩典的人而繼續活著。此外，預定論還向我們保證，得了恩典的人永遠也不能確信自己得了恩典。當然，預定論的功能是不使因信稱義成為一種合法要求，但是，一種預定一部分原罪人永生卻預定另一部分原罪人受罰的義，是一種什麼義呢？一提出這種問題，基督教就要禁止我們張口了：「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神強嘴呢？」（羅馬書9:20）

原罪論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對人類的蔑視：一個活生生的人，如果不自認為「墮落」、不自認為沒有向善的能力，就成了盲目傲慢。人的尊嚴和權力這種理念有什麼基督教根源，這是一個很多人相信的童話。人道觀念來自斯多葛學派，而人在神面前挺直腰板做人是猶太教的遺產，但是被保羅的基督教扭曲、浪費了。虔誠的猶太人不言而喻地認為自己原則上有能力作「義人」，就是說按照神的律法生活，他們不承認原罪，而是承認自己所犯的罪過，而且對此也有寬恕。新約所有的仇恨和蔑視正是針對猶太教的這種信念的。按照保羅的說法，在神面前根本沒有一個義人，是法力賽人自以為義，而法力賽人至今還是一個罵人的辭彙。此外，保羅還不忘記加上律法給猶太人帶來苦難的宣傳廢話，並且直到今天還為基督徒向猶太人傳教提供著理由。在保羅那裡，律法成了詛咒，成了引猶太人「到基督那裡」的教師爺（加拉太書第3章）。事實上，對於虔誠的猶太人來說，律法本身就是神的恩典，不然，他們怎麼能過節慶祝有律法的歡樂呢？

原罪說及其相應的產物，就是因信稱義說，這兩者導致的結果是，作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來的人所擁有的尊嚴這個猶太教主題以及斯多葛哲學提倡的人權，在基督教中僅僅以殘骸的形式並因此而被扭曲的形象得到保留。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基督教的相對自然權力說：只有信徒作為得了神的恩典的人才具有人的尊嚴和權力，而誰屬於信徒，這由教會決定：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所以，基督徒不把受洗前的「外邦人」看做人也不把他們當作人來對待，這並非偶然，更非教皇想讓人相信的歷史誤會。

基督教國家在歷史上曾經始終以人的「罪人狀態」而拒絕當事人提出的自然法要求。這樣，啟蒙運動不得不頂著兩大教會的頑強抵抗來推廣非相對自然法的理念，因為，這種法權只能作為世俗法權才能得以執行。當時所要達到的，就是使原罪說及其致命的副作用中性化。現在有人還不斷地說基督教為人的尊嚴和人權理念做出的功績，好像這樣的理念只需要世俗化即可，這實在是一個苦澀的諷刺：猶太教和斯多葛派的遺產是頂著基督教的壓力爭取到的。基督徒們沒有任何理由為此而自豪。


第二：作為血腥法權交易的稱義

最初的基督徒所傳播的原始消息是：「他復活了。」那麼，他被釘上十字架有什麼意義呢？保羅給出的解釋是：「因一個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罪，照樣，因一個人的義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羅馬書5:18；中文和合本中「因一次的過犯」和「因一次的義行」是翻譯錯誤）。但是，在新約里，這「一個人的義行」所指的不是別人，而只是以撒亞53:4 – 6 所說的那個受難的神的奴僕，這奴僕像「羔羊」一樣任人宰殺，把自己當作贖罪的祭物（同上10）。基督教把解脫原罪理解得像猶太教舊有的贖罪祭一樣，其中的替罪羊被解釋成上十字架的贖罪祭物：「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彼得前書2:24）。

如果這就是「上帝的羔羊」的全部真相，那麼僅僅感恩心就足以讓人成為基督徒，但是我們還被告知：這個無辜的祭物不是隨便一個什麼人，而是上帝的兒子，上帝的羔羊就是上帝自己。這樣，上帝就是將自己作為祭物獻給了自己，因為「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與自己和好」（歌林多后書5:19）。上帝的這種自我和解也顯現為法權交易，其中上帝同時是債權人並債務人的代表，其貨幣就是血：「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歌林多前書6:20），「知道你們得救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書1:18-19）。鑒於這種不可理喻的混亂，我們很想問，基督教的神為什麼在同樣的條件下不能像猶太教的神在贖罪節一樣寬恕人、甚或連羔羊祭都不需要？

「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凈我們一切的罪」（約翰一書1:7）—— 這在敬虔運動及其讚美歌中就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血的狂宴。從中世紀晚期一直到19世紀，基督教的主題畫所展現的就是一個「鮮血與傷口」的世界，畫師和雕塑師們對基督和無數殉教者受難故事的血腥寫狀無休無止。為什麼巴伐利亞所有的教堂和教室里都懸掛著正在死去的被處死者，而不是一個復活的人？為什麼不滿足於用一個十字架來作為失敗與戰勝、受辱與被提升的一體的荒誕標誌？為什麼基督教的孩子們必須從入學第一天開始就要看著上十字架的肉體意義？

理由是：基督教不能設想沒有流血的信/愛/望，越血腥才越顯得真實。在著名的維斯聖地教堂，與一個被鞭撻了的耶穌相比，一個得勝的耶穌算得上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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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斯聖地教堂被鞭打的救世主

拿這些血腥的畫面與今天的暴力錄像相比肯定有些過分，但是，這些東西為基督徒們以基督名義施虐做了精神準備，這種猜測不那麼容易被消除。古典時期的行刑逼供這種法律行為，在11世紀被教皇Innozenz三世（鄉下人註：應該是亞歷山大三世）重新引入，並且在神聖宗教裁判過程中得到了陰險的完善。與教堂里所展現的那些相比，受到酷刑折磨的人所受到苦難算什麼呢？不論什麼地方，只要活靈活現的耶穌上十字架屬於城鎮的日常景觀，那不用問，那裡的城門外曾經有受了輪刑的人悲慘死去。從來沒有聽說過基督教在歐洲刑法的人道化過程中起了領導作用，而歐洲的最後一次公開處決，是教皇利奧十二世在1825年下令進行的。

耶穌受難故事和殉教者神話難道不就是準備對待異教徒和異端的最好準備嗎？至今還有人要我們相信，基督教對我們的文化的貢獻首先體現為使異教徒人性化。多少世紀期間，這種神話使我們相信基督教的教化就是馴化那些生來就是罪人的小野人，而且還為殖民主義提供了借口。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克爾特人、日耳曼人或斯拉夫人的大規模暴行，如同卡爾大帝對薩克森人的大屠殺、十字軍東征時佔領耶路撒冷后屠城、對阿爾比派的鎮壓或南美佔領者的暴虐。這一切如果是見證「黃頭髮的怪獸」的馴化的話，這隻能見證這種馴化的失敗。實際上，騎士的騎士風度來自伊斯蘭世界，宮廷幸臣或者說貴族和興起中的市民階層的禮貌，則來自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典文化的重新發現。這才是人道主義的根源，而直到20世紀初，所有天主教的神職人員還要通過所謂的反現代主義誓言（鄉下人註：天主教會從19世紀中葉到1967年的神職人員誓言，其中尤其包括反對新聞和思想自由、人的法律與社會平等以及其他一些被寫入聯合國人權宣言的人權內容）宣誓拒絕人道主義。遭到基督教死命抵抗的不僅僅是沒有原罪保護條款的人權，而且也有作為基本原則的人性。人道主義犧牲者的歷史至今還沒有寫出來。


第三：傳教令（華人基督徒稱「大使命」）

基督教中與對自然人的人道主義尊重相對立的，首先是傳教令。馬太福音中是這樣說的：「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28:18 – 20）。這裡，「萬民」們是否願意被洗、是否願意做耶穌的門徒，無需問，施洗者可以把自己看成「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的執行者：強行施洗就是最好的說明。

這個傳教令就是一個禁止寬容令，所有非基督教的，其存在就是為了被洗。基督教自身在一個異教世界還是一個受迫害或被容忍的小團體的時候，自然談不上對他人的寬容，但是，在一個基督教文化早已經立足之後，這個傳教令就意味著在世界範圍內消滅異教的任務，意味著基督教文化帝國主義的神學授權。傳教士自己最初更喜歡用和平手段，這是可以得到承認的，但是他們也不反對大小商販和堅船利炮步他們的後塵而來。今天巴西的許多例證還顯示，形形色色的原教旨傳教士先帶著美元來，隨後就是那些石油巨頭。

猶太教不傳教，從這種意義上講是寬容的；伊斯蘭教雖然有傳教的衝動，但是對猶太教和基督教這兩個持經的宗教採取寬容，所以在穆斯林統治下猶太教可以繁榮，即使在奧斯曼帝國，信奉正教的民族也至少能在教堂內堅持自己的文化特性。宗教寬容，這從來不是基督教的美德，因為宗教寬容意味著違反傳教令。教會對萊辛的《智者納坦》不信任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承認猶太人或者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有可能擁有那個真正的戒指，就意味著將懷疑主義打入教會對自己擁有唯一真理的堅信。基督教變得寬容的地方，事實上是基督教已經自己放棄，儘管基督教還作為個人隱私或某種道德態度繼續存在，而對於這來說，聖經完全可有可無。


第四：基督教的反猶主義

基督教對猶太教的敵視來自福音書，保羅周圍的人幾乎不存在這個問題。這本來是猶太教內部的一個問題，因為，福音書的作者至早是在耶穌死後30年開始搜集猶太基督徒關於耶穌生平的傳說，他們一致的看法是，是大祭司和文士以及由他們煽動起來的「民眾」要對耶穌上十字架負責。這就是說，最初是受洗的猶太人指責猶太人不認真正的彌賽亞。

馬可和路加還止於對正統猶太教的指責，而馬太已經開始基督教的反猶主義。今天的人聽巴赫的《馬太受難曲》會讓人驚呆：彼拉多一邊洗手一邊說「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另一邊是「整個民族」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這是在羅馬人於公元70年佔領並摧毀耶路撒冷后寫下的，而對於這位虔誠的福音書作者而言，這正是一個不虔誠的願望的實現，此前，他讓耶穌詳細的預言了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命運（馬太23– 24）。這是眾多的預言 – 實現模式的一個變種。馬太福音的作者試圖用這種方式向自己的猶太同人說明基督教，羅馬人在耶路撒冷對猶太人的所為，就顯現成了整個猶太民族自我詛咒的結果，而這種詛咒在馬太福音作者的筆下就說明猶太人自己明確承擔了對耶穌之死的罪責，而且這種詛咒還有永久有效。所有的福音書作者都把耶穌的死歸罪於猶太民族這一事實—— 約翰福音在相應的段落還僅僅是說「他們猶太人」 —— 就已經足以成為基督教的反猶主義的動機：猶太人自己造成了耶穌的死亡這種聲稱，才能使基督教心安理得地迫害猶太人。這樣，從馬太福音的這一處血開始，一條血的痕迹就貫穿了基督教的歐洲在歷史上無數次的猶太人屠殺，一直到宗教動機的反猶太主義世俗化為今天的種族主義的反閃族主義，沒有基督教，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也是不可能的。許多基督徒心安理得地參與了大屠殺，天主教會對此保持沉默，教皇至今還在對這種沉默保持沉默。

第五：基督教的末世論

新約最令人恐怖的遺產就是所謂的約翰啟示錄，它彙集了新約中末世論的各種思路並將之戲劇化，沒有其他任何一部書在過去的兩千年中為西方人帶來如此持久不懈的恐慌和驚懼。這從幾乎每一個大教堂的門口和許多的壁畫中可以得到證實，但首先是安魂彌撒所唱的古老的 Dies Irae （憤怒的日子），這首歌詳盡的描述了末日審判的殘暴，中間只穿插著呻吟版的祈求。多少個世紀，人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恐怖幻想的陰影之下。學術界解釋說，末日啟示在公元前後是一種傳播廣泛的文學體裁，猶太教也出現過末日啟示，但是這並不能為聖經最後一篇文字帶來的災難性後果開脫。

基督教的末日論和猶太教的末日論有重要的區別。以色列先知們對彌賽亞的渴望實質上是一種政治願望，在以賽亞那裡是指重建大衛的帝國。但以理雖然把這一主題引入了世界史的範疇，但是但以理的末日論依舊是一種民族中心論：「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事奉他，順從他」（但以理7:27）。同時，古埃及和柏拉圖的靈魂審判主題也在「經書」的基礎上也被引入了他的啟示，但是這種審判是針對整體的民族的（見同一章10、和24 – 26）。基督教的末日啟示正是繼承了審判這一點（啟示錄20:11-13），但這種審判已經是針對個人的了。這就是說，「末日審判」的所有重負都壓在了單個的個人頭上，個人所面臨的要麼是得救，要麼是「火湖」（同上，15），這樣，基督教的末日啟示就帶來了一種強大的來世壓力，這就成了不斷使「自己人」不安並紀律化的工具。這樣，基督教就可以許諾把人從自己製造的恐懼中解脫出來，同時又加劇這種恐懼。每一場安魂彌撒都是以這種模式進行。只有這樣才可以解釋，為什麼如此眾多的人在如此多世紀能夠接受約翰啟示錄的恐怖。

基督教的末世論也曾經有政治作用 —— 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末世式政治。一些邪教頭子要努力促成末日的實現，數以千計的人跟著他們赴死。這一系列從中世紀的「邪教」和薩佛納羅拉開始，直到再洗派和我們今天的宗教動機的集體自殺，絡繹不絕，而以世俗形式出現的末日式政治造成的犧牲者則數以百萬計。這種政治的目的是用用人為手段從上帝手中奪取善的最終勝利和惡的徹底滅絕，其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恐怖。

讓約翰這個拔摩島的先知為列寧、斯大林、波爾布特或希特勒的末日惡行負責，當然沒什麼意義。但是，基督徒必須自問應該怎麼看待末日論。「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示錄21:4）這種許諾，不也是始終在誘惑人用一個現代偶像代替上帝然後隱瞞必須為此付出的代價嗎？在聖經里，要為此付出代價的是那些被扔進火湖的不信神的人，在告別了宗教之後，付出代價的是那些在「最終解決」中在人間經歷地獄的人。用聖經禁止做偶像的誡律來對待末日論，不更基督教化嗎？


第六：引入柏拉圖主義

基督教後果特別嚴重的天生錯誤是引入柏拉圖主義。教會父老們為了把自己的信仰標榜成希臘世界最佳的哲學而引入了柏拉圖主義，結果就是把現實從本體論上分裂為此世與彼世、造就肉體與靈魂二元論。這兩個以新柏拉圖主義形式顯現的柏拉圖思維模式直到今天還決定著基督教思維模式，儘管它們實際上與舊約和新約的核心內容並不相容。

首先，在猶太教思維中只存在此世，就是說只有現在及其過往的歷史，原本也沒有死後的生命，因為上帝的應許直到約伯還是僅僅適用於人間生命和他的後代。雖然先知的末日論帶來了一個彼世，但是這個彼世與此世的關係就如同是現時的未來。而根據基督教的說法，隨著那個荒誕的十字架上的彌賽亞，未來已經到來，但是，隨著基督作為世界統治者的再來，未來還要再來一次。要問耶穌再來之前在什麼地方，答案是「天上」，這就是說，在比現實更高的一層樓，耶穌死後升到了那裡，也將從那裡再下來，而他升天之前先到了陰間，或者說先到了地下室。在基督教希臘化的過程中，這種此世彼世的階層不同，變成了種類的不同，就是說，這兩個界面的關係要像柏拉圖的現實世界與理念世界一樣。這樣，在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就產生了「背後世界」的本體論和詆毀此世的傾向，正是這些引起了尼採的極大憤怒。

此世與彼世的兩種分別，就是位置上的和本體論上的分別，在基督教中始終處於一種事實上從來沒有得到解決的衝突之中：尼西亞信經把上帝稱為「創造天地並一切有形無形萬物的主」，那時的人們還可以理解，「無形的」始終既是上帝創造的現實中的一種地理意義上更高的、因而用我們的眼睛無法看到的界面，也是柏拉圖的kósmos noetós，一種僅僅能夠設想的世界。但是，從近代開始的宇宙觀的變化使彼世的地理設想變得完全不可信了，儘管全世界的基督徒都還在堅持信經。這樣，如果繼續堅持，唯一的出路就成了柏拉圖的辦法，就是把彼世精神化。不然，已經到來的烏托邦，應該放到哪裡呢？「什麼地方都不是」也是一個地方，如果不是在「上邊」，那就只能是「在精神里」了。這樣，精神世界就被改騙（尼采語）唯一真正的世界了。

基督教-柏拉圖主義的此世-彼世區別的惡劣後果在於，通過這樣的區別，現實世界被貶低成了表象而失去了價值。從本質上決定近代的啟蒙運動的，就是為真實的現實平反的理念，彼世的教會辯護師們不許繼續出於權力目的使現實的真實工具化，雙帝國論和「你們將在天上得到獎賞」不允許繼續充當統治的合法性理由。在這一過程行將結束的時候，尼采描述了「『真實的世界』如何最終變成了神話」，並且歡呼：「隨著真實的世界，我們也廢除了表象的世界。」

引入柏拉圖主義在基督教不僅導致了對現實的背叛，而且也導致了一種帶來惡劣後果的二元論人學。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人還是一元論的。路德的譯文中稱為「靈魂」的，是人這個造物的活力，是上帝用「一團泥」造出來然後被上帝往鼻孔里吹了「活的氣息」而活了的（創世紀2:7）。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使徒們講「肉體的復活」，就是整體的人都復活，即使在尼西亞信經（如同在但以理書）也還只是說死人的復活，而不是講柏拉圖主義的肉體-靈魂二元論基礎上的靈魂不死。儘管如此，這種非聖經的思維在基督教已經成為文化上不言而喻的一種內容：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不僅僅意味著宇宙的貶低，而且也意味著人的真實的貶低，就是人的形體，其結果就是基督教傳統中系統的肉體仇視，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教會的性壓抑道德。

當然，保羅就已經開始宣講苦行理想，但是，他這樣講，還是在耶穌馬上就要重來的近期期待中（歌林多前書7），不然，保羅這個猶太人不會想到這樣做。猶太教並不仇視肉體，美好的生活和滿足的性生活是上帝的恩賜，對此，上帝也制定了秩序，只是柏拉圖主義的引入才在基督教內毒化了人的肉體。這種生活方式在獨身製得到延續，這作為一種防止神職王朝出現的教會政策逐漸變成了一種特殊的精神財富。不斷有人聲稱，婦女的地位如何通過基督教得到了提高。從耶穌對待婦女的態度來看，這種說法是對的，在他所處的世界，宗教完全是男人的事情。但是，處女生子和「無染受孕」這種神話是多大的女性歧視，好像受孕、生子以及女性性慾是什麼骯髒的東西、不配「純凈」的神子。從這種意義上說，基督教對女性的尊重只在於處女性的「純潔」。除了天主教在節育問題上早已經成為不折不扣的玩世不恭的性道德，我們也不應該忘記虔信派的性道德。這種不需要懺悔和贖罪的性道德能更有效地侵入人的內心，製造了許多精神上的殘廢，柏拉圖主義的肉體-靈魂精神分裂症變成了真正的疾病。


第七：對歷史真相的態度

前面講到了馬太福音對基督教的反猶主義的特別意義。此外，這部福音也是早期基督教對待歷史真相態度的一個值得重視的實例，其中描寫的猶太人的自我詛咒，並不是新約中唯一的出於戰略考慮到捏造，在這方面，馬太福音是四部福音書中特別突出的。為了把耶穌作為真正的彌賽亞展示給猶太同人，作者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為了達到目的，作者洗劫舊約，只要是以任何方式可以被解釋為彌賽亞應許的東西，都被按照「為要應驗經上的話」的模式聲稱為通過耶穌得到了實現。這樣，因為彌迦書5:1，耶穌就在伯勒恆出生；因為民數記24:17，就要有一顆星升起來；因為詩篇72:10和15以及以賽亞60:6，就必須要有東方三博士來；因為何西阿11:1，聖家庭就必須逃往埃及。耶利米31:15，就必須發生伯勒恆嬰兒大屠殺 —— 這麼一件令人髮指的事，如果不是放肆的捏造，即使過兩代人也還會有人記得。耶穌將死之時引用舊約文字，這可能會是真的，但是，他死亡的時候神殿的幔子撕裂、大地振動、死人復活並且向活人顯現（馬太27:51-53），這如果不是神話，一定會有第三方見證人。所有這一切在約翰福音最終失去了可信性：「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旁，隨既有血和水流出來。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叫你們也可以信。些事成了，為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經上又有一句說，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19:34-37）。這裡，為了達到特定的目的，作者在故意撒謊：把事件描述為舊約應許的實現並且明確聲稱，所描述的都是真實的，但如果所描述的內容是真的，這種信誓旦旦的保證根本就是多餘。

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某些新約專家會指責批判者幼稚、缺乏歷史思維，似乎我們應該不幼稚地相信，福音書的作者們對歷史真相有一種幼稚的看法：他們所關心的不是歷史真相，而只是搜集了流傳下來的耶穌話語並且加上了神跡故事 —— 神跡故事在那個時代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不宣講舊約的話，他們該傳什麼呢？但是問題是：正是路加福音要試圖確定耶穌事件在世俗歷史上的地位，讓成了肉身的那位化解為形形色色的捏造從根本上違背神成肉身的學說。所以，耶穌必須成為歷史人物，而描述他的生平的人知道真相與謊言的區別。他們怎麼能相信歷史謊言尤其有助於傳播基督教的真理呢？

為了一個什麼更高的真理而對歷史真相採取這麼一種戰略性態度，這是全部基督教的原惡之一。福音書的作者們捏造了事實，直到現在，基督徒們還被禁止對此進行懷疑。從近代開始的理性聖經批判已經表明，頑固地堅持聖經描述為事實真相，從總體上有損於基督教福音的可信度。直到今天，傳統大宗教會還在阻撓對信眾的神學啟蒙。這甚至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如果把捏造的表層除去，基督教的「核心」還能剩下什麼？如果除去墓穴是空的，保羅耶穌的復活還剩下什麼？保羅如是說：「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沒有叫基督復活了」（歌林多前書15:14-15）。因為所傳的和所信的不能是枉然的，見證也不能是虛妄的，所以，耶穌的墓穴是空的。


基督教的今天？

如果基督教拋棄了它的七大先天錯誤，那它也就剩不下什麼了，首先，它與開明的猶太教將不會有什麼區別，基督教里有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話，那原本也是猶太教的。耶穌是一個虔誠而且極端的猶太教徒，如果基督徒們回歸耶穌，會怎麼樣呢？教會宣講的原罪，反正也早已經稀釋成「精神」或者「屬靈」的了，這與知道人有先天弱點的猶太教也相差不遠了。因信稱義也可以不要上帝與自己進行的血腥的法權交易而僅僅以舊約為基礎，因為，保羅就已經反覆引用先知哈巴谷的話：「義人必因信得生」（羅馬書1:17；鄉下人按：此句德文意思多為：義人因信而生活）。耶穌的傳教令也可以弱化為以寬容的精神向世人說明自己的信仰，而這正是猶太學者一直在做的。這樣，反猶主義也就可以被解決掉了。至於末日論，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都可以放心地讓上帝決定末日審判該發生什麼。希望固然是一個猶太和基督教傳統的美德。另外，基督教還應該告別柏拉圖化的遠遊，用一個完整的世界和完整的人的哲學來取代各種二元論，這也可以以猶太教為榜樣。

問題是，如果基督教真的以現代觀念來調整了自己與歷史真相的關係，基督教還能不能生存。僅僅對聖經的描述作寓言性或象徵性解釋，這早已經被證明是死路一條。Bultmann 式的去神話方案帶來的影響顯示，如果把基督教的核心觀點僅僅作「存在主義」的解釋，剩下的將會是怎麼空洞。如果作為經書宗教的基督教不再堅持字義，那還有什麼可信的呢？阿多諾曾經說，「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這種請求在農業社會有意義，但不是在一個飲食工業發達的社會。如果讚美歌集里祈求下雨，那不是把基督教的上帝當成了異教的雷雨神魔嗎？一首教會歌曲唱到：「做基督徒代價很高。」考慮到教會折磨信徒的各種要求和規定，這種說法是千真萬確的。但是，這種代價能帶來什麼價值呢？基督教還能給我們什麼許諾呢？現在我們已經不再受「火湖」的威嚇，那麼，我們也不再需要永生的安慰，能在此世幸福生活，這就夠了。海涅怎麼說的？「……我們把天堂留給天使和麻雀。」

我的感覺是，基督教作為一個整體，在現代世界早已經過了終結期，儘管基督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教會作為一個道德和社會機構，這值得尊重和支持。教堂空空蕩蕩並非偶然，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那些宣教辭、聖經詞句和歌曲歌詞呢？實際上，教會已經不再有什麼基督教特有的東西。儘管基督教的文化成就從總體上說是深重的災難，但也對我們的文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其積極性力量已經消耗殆盡或者已經轉入世俗的人文主義。近代的啟蒙過程本身就是在遵循基督教的一個訓誡，就是求真，這樣，「兩千年真理的管教，最後導致禁止信仰上帝中的（……）謊言」（尼采語）。基督教只有消亡了，它帶來的厄運或許到底還能轉變為祝福。

這是俺在教堂留給基督徒的假期作業，在這留個底先

3# 大寫的蚊子
望他們能修成正果,  改正錯誤

4# sumw
做夢。

----原罪論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對人類的蔑視：一個活生生的人，如果不自認為「墮落」、不自認為沒有向善的能力，就成了盲目傲慢。

對人性的貶低，讓人感到壓抑的很。好文！

本文的立論有點問題。

上帝給了女人一個生育的苦難，耶穌就是來受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