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宗教成為政治和軍事的工具時

——簡評聖殿騎士團的命運
　　　　李自瑞 @ 2009-04-14 18:14

宗教矛盾始終是困擾世界和平的一個重要因素。宗教矛盾往往含有政治鬥爭的性質。世界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德國人克勞塞維茨說，「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西方歷史上，宗教戰爭頻發，「十字軍東征」則將其推上了頂端。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歐洲人當時的精神寄託基督教徹底淪為政治和軍事工具，而「十字軍東征」過程中產生的頗具傳奇色彩的聖殿騎士團，則用其命運的興衰向世人展示了宗教一旦成為政治和軍事的工具，能把人性扭曲到什麼程度。

一、「十字軍東征」及其性質

「十字軍東征」是指公元1096年到1291年約兩百年間，歐洲的基督教會和封建勢力，利用中世紀歐洲的宗教狂熱，以奪回耶穌受難的聖城耶路撒冷為名義，對地中海東岸的穆斯林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戰爭中，基督教國家和穆斯林國家都湧現出一批風雲人物，比如基督教方面的獅心王理查，穆斯林方面的君主薩拉丁。而在基督教國家，騎士精神被充分展示出來，騎士的地位也隨之得到提升。按照史學家的不同說法，「十字軍東征」共計進行了九次或八次（也有總結為十二次的），歐洲的大批人口懷抱著複雜的動機前往地中海的彼岸，掠奪發財后返回歐洲者有之，戰死或客死他鄉者有之。

按照一般的劃分法，九次「十字軍東征」，除了首次是由當時的羅馬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的克萊芒宗教大會上蠱惑發起而外，其他八次各有主要領導者。在長期的戰爭中，歐洲的很多平民、教士、商人乃至罪犯、流浪漢等等也都隨著十字軍（Crusades）來到中東。不計其數的戰士和平民以及各色人等在這場長期的戰爭中死去，數額巨大的財富被掠奪，相當數量的文明成果被毀壞。
除了被壓迫者無以為生不得不奮起反抗的情況而外，政治的背後永遠是利益的驅動。「十字軍東征」在簡單定性上是一場西方基督教會和封建勢力垂涎中東穆斯林文明創造的輝煌財富而發動的侵略戰爭，目的是掠奪土地和資產。當然，在「十字軍東征」的人員組成中，不可否認，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抱著自己的宗教信仰目的，參與東征的動機是要奪回所謂聖城耶路撒冷。這些人大多是平民百姓，他們的宗教信仰以單純和狂熱著稱，客觀上也是受害者，因為這些人從小所受的教育和周圍環境對他的影響，都是要為宗教服務，效忠於信仰，被剝奪了理性和獨立思考的權利。基督教會和世俗封建勢力的目的則主要有兩個，首先是以宗教為外衣，以千萬人的生命和家園為代價，通過戰爭手段獲取財富以供自己享樂；同時，也想藉此把基督教勢力和歐洲封建貴族的統治擴大到其他地區。其結果是，給中東人民和歐洲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也為世界上這兩大宗教的衝突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傷痕。有一種觀點認為，「十字軍東征」也是一場東西方之間的大規模交流，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溝通。但代價太慘重了，是決不可取的。

聖殿騎士團就是伴隨著「十字軍東征」而產生、發展，從盛極一時，最後又遭摧毀的一個軍事組織。它的命運告訴我們，一旦宗教成為政治和軍事的工具，信仰就變成了極端，從極端中獲取和積儲金條。於是人性也就從信仰的崇高中蛻變成近乎獸性的殺戮、貪婪和卑污。那曾經耀眼無比的聖殿騎士團的「存在」價值，也必然為「工具」擁有者所操作。宗教教會需要它時，它就興盛，宗教教會需要犧牲它時，就讓它滅亡。

二、聖殿騎士團的產生、興盛和覆滅

在「十字軍東征」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聖殿騎士團（主要由法國的騎士構成），與醫院騎士團、條頓騎士團，並列為十字軍中的三大常設性軍事組織，而聖殿騎士團又因它超強的戰鬥力、煊赫的權勢、巨額的財富和幾乎一日里遽然的毀滅以及其末任總團長臨死受刑時的詛咒① 而更具傳奇色彩。它以對基督教上帝的絕對信仰為思想基礎和精神動力，由於基督教會的承認與支持和不斷給予它的各種特權使它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社會認同和世俗趨附，從而源源不斷地獲取兵源、捐贈和權力，而強大起來。但也正是基督教會對它的拋棄，導致了它的最終覆滅。

（一）聖殿騎士團的產生

聖殿騎士團的歷史貫穿在自1096年基督教會和封建貴族發動第一次東徵到1291年5月阿克城陷落這200餘年中。1119年法國的騎士于格·德·佩恩和戈德弗魯瓦·德·聖—奧梅爾，說服了其他的7名騎士，組成修會，一行9人向耶路撒冷大主教宣誓獻身基督，志願保護從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到耶路撒冷的朝聖之路。他們發誓以「守貧、貞潔和服從」為原則，願意像修士那樣全心全意侍奉上帝。當時的耶路撒冷國王博杜安二世對他們的行為表示支持，撥出宮殿前的一片空地建立了阿爾—阿克薩清真寺，作為這些騎士們的居住和活動場所。這片空地在傳說中原來為所羅門王宮殿的一角，於是9名騎士自稱「基督和所羅門聖殿的貧窮騎士」，「聖殿騎士團」的名稱就由此而來。這個逐漸發展起來的常設軍事組織也以此為基礎，不斷壯大起來。

簡單地看，聖殿騎士團最初的興起似乎只是幾個騎士的白手起家，12世紀後半期基督教的編年史學家讚譽他們為9個「高尚的、虔誠的騎士立志保護朝聖者」，但實質上，在這背後，是基督教勢力的需要和扶植。

第一，聖殿騎士團的發起人于格·德·佩恩，也是聖殿騎士團的首任總團長，和教士貝爾納具有親戚關係。貝爾納是「十字軍東征」行動的狂熱支持者，此人最大的長處就是善於發表煽動力極強的演講。他專門為聖殿騎士團起草了拉丁文教規和一份宣言書，即著名的《新軍榮譽贊》：
基督的騎士為信仰而戰，死去時安靜無息；他為自己而死，為基督而殺戮……當他殺死一個惡人，他就不是殺人犯，而是除暴英雄……面對敵人，這些羔羊般溫順的人會變成威猛的雄獅。我不知道該稱他們僧侶還是騎士，也許應該同時給他們兩個名字，因為他們集僧侶的溫和與騎士的勇氣於一身。這就是上帝選擇的堅守聖墓的衛士。

我們有理由推斷，佩恩說服同伴建立聖殿騎士團的主意，很大程度上出於這位教士的鼓動。不論怎麼說，聖殿騎士團從建立一開始，就決定了它的定位是一支宗教武裝力量，決定了它離不開對基督教的依賴。當1312年教皇克萊芒五世宣布了對它的取締命令時，原本具有頑強戰鬥力的聖殿騎士團並沒有進行反抗以維持自身的存在和保護倖存的成員，根本原因便在於它的存在的合法性基礎被撤除了。

第二，聖殿騎士們把「守貧、貞潔和服從」作為自己的原則，過著兼具騎士與僧侶的生活。因此也有人稱他們為軍事僧團。這一行為原則符合當時基督教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符合政教統治集團的利益，但這種苦行主義即便是對於專門的修士而言也難以終身恪守，更毋要論大多數時候都要和長矛利劍盔甲盾牌打交道的職業軍人們。所以實際結果之一，是為聖殿騎士團帶來了大量的新成員和巨額的捐贈。例如安茹伯爵富爾克以已婚兄弟身份加入聖殿騎士團,並每年捐贈30鎊銀；香巴尼伯爵休於1125年加入,「情願放棄萬貫家財而變成貧民」；阿拉貢國王阿爾豐斯一世甚至在遺囑中把整個王國送給他們，聖殿騎士團因此獲得伊比里亞半島的大量城堡。由此導向它的部分成員不斷發生破壞原則的種種越軌行為，終於為腓力四世所利用，成為羅織其各種罪名毀滅聖殿騎士團的原本。
（二）聖殿騎士團的興盛
正如其產生乃是緣由於背後基督教會力量的支持，聖殿騎士團也附隨於基督教會的興盛而興盛。聖殿騎士團存在於11世紀末與14世紀初之間的200 多年間，這一時期也正是基督教在歐洲的全盛時期。尤其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羅馬教廷的政治經濟勢力達到了頂峰。「中世紀的基督教，處於『萬流歸宗的地位』，這不僅表現在它在經濟上擁有大量的土地和財產；在政治上居於統治地位；而且還主要表現在它控制了整個意識形態領域，連哲學、科學都成了它的婢女。」③在基督教會的有力支持下，這時的聖殿騎士團在聖城耶路撒冷的戰鬥和在歐洲的金融領域都達到了鼎盛。

第一，聖殿騎士團在「聖城」取得了輝煌的戰果。聖殿騎士團的人數並不是很多，在極盛時期也不過2萬人左右，相比當時的薩拉森人領袖埃及蘇丹薩拉丁統帥下的動輒數萬大軍而言，人數上經常處於明顯的劣勢。但聖殿騎士團的作戰能力尤其是單兵作戰能力卻是無與倫比的。以吉薩山戰役為例，當時的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四世，率僅500騎兵配以步兵，主動出擊攻打薩拉丁率領的3萬大軍，其中有80名聖殿騎士參戰，結果一戰全殲薩拉丁最精銳的馬木留克騎兵，埃及軍隊傷亡2萬人,最後只有不到1/10的人逃回。聖殿騎士如此強的戰鬥力（單是從最早的9名騎士就敢於保護朝聖之路的安全就可見一斑），是和當時基督教會的強有力後勤支持離不開的。有數字顯示，在1180年,要裝備一個勃艮第騎士需要300公頃或750英畝土地；到1260年,由於物價特別是馬匹的價格上漲,這個數字增加了5倍。由於世俗騎士和聖殿騎士都是重裝騎兵,二者的花費應當比較接近。可見供養一個聖殿騎士的費用是相當昂貴的。如果算上軍士、扈從、雇傭兵和大量的後勤人員,維持一支常備軍的耗費十分驚人。④這麼昂貴的軍事支出，大都來自基督教會的支持和歐洲基督教徒的虔誠貢獻。根據13世紀編年史作家馬修·帕里斯的記載,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莊園或領地。它在歐洲的年收入粗略估計有600萬英鎊。這些莊園以及其它財產為聖殿騎士團成為一個強大的軍事組織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這物質基礎之後所隱藏的，則是基督教會的勢力。

第二，聖殿騎士團在政治和金融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最初他們宣誓服從耶路撒冷牧首，1129年，羅馬教廷在特魯瓦召開宗教會議，由貝爾納代為制定的聖殿騎士團章程獲得教皇霍諾留二世的批准。1139年，教皇英諾森二世更以聖諭形式再度確認聖殿騎士團的地位，並將其置於教皇的直接管轄之下，不受各國僧俗統治者管轄。英諾森二世賦予聖殿騎士團以多項特權，使之不僅超出紅衣主教的管轄，還可以建造自己的教堂、擁有自己的神甫，並免繳世俗神職人員承擔的什一稅——這是一項非常敏感的特權。同時，保護聖地的使命擴大到保護聖殿騎士團所有的教堂或修道院，包括身上繪有十字的牛和它的牧人。隨著封地的日益增多，聖殿教堂也越來越多，遍布耶路撒冷以及法國、英國、匈牙利、葡萄牙等歐洲地區。這為聖殿騎士團參與政治活動和進行它後來知名的金融事業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政治方面：1160年，聖殿騎士團調停英國王子和法國公主的政治聯姻——雖然在調停中聖殿騎士團實質上並沒有扮演十分公正的角色；教皇與英王約翰發生糾紛，雙方的談判在聖殿騎士團的倫敦分團進行，經過聖殿騎士的百般斡旋,雙方終於達成協議；教皇與德國霍亨斯陶芬王朝發生衝突，聖殿騎士團在面臨是維持與德國皇帝的關係以保護它在中歐的地產還是服從教皇對它的最高宗主權兩者之間選擇了後者,從而與德皇發生矛盾，雙方在聖地發生爭吵,幾乎引起火併——這表明當時的聖殿騎士團已經擁有可以與一國對抗的實力。 1186年,聖殿騎士團的總團長甚至強迫醫院騎士團交出存放王冠的金庫鑰匙,親自安排耶路撒冷王國的王位繼承。聖殿騎士團對王權的左右表明其在政治生活中達到了巔峰。
      
在金融方面：13世紀以後,聖殿騎士團的金融網路在其行政網路的基礎上由十字軍的輔助服務發展為專業的金融機構，主要客戶是國王、貴族和教會，業務主要集中於託管、信貸和匯款。1204年和1205年,英王約翰將玉璽和王冠寶石寄存於倫敦聖殿分團，次年,他又將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銀器皿存放於此；1259年,路易九世將與亨利三世締結的條約原本存放於巴黎聖殿分團；1220年,教皇命令他的英國特使將從英國徵收的稅款送往巴黎聖殿分團存放,然後,從東方的聖殿分支機構支取這些錢財；1216年,著名的克呂尼修道院從聖殿騎士團貸款還債。有資料顯示，聖殿騎士團的財務人員已經採用了在當時十分先進的複式簿記方式和匯票取款方式。如果沒有基督教會的支持，聖殿騎士團在政治和金融領域的這些成就，首先就沒有合法的形式，從而也不會得到廣泛的承認，更難以建立持久的信譽。

（三）聖殿騎士團的覆滅

1285年，「美男子」腓力四世開始統治法國，法國開始了伏爾泰所稱的「一個偉大的時代」。腓力四世一改歷代君主對教會的聽從態度，為了自己所代表的世俗政權的利益與教會勢力展開了鬥爭。他很快與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發生激烈衝突，在神職人員是否需要繳納什一稅上明爭暗鬥，甚至出兵軟禁了教皇。博尼法斯八世於1308年被捕入獄，受盡羞辱，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出獄后很快一名嗚呼。腓力四世則很快扶立法國波爾多大主教雷蒙·貝特蘭·德戈特繼任教皇,稱克萊芒五世，並將教廷從羅馬移至法國南部的阿維尼翁,擺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直接監管。

公元1307年10月13日，腓力四世的密函命令，各級官員迅速在同一時間逮捕了聖殿騎士團成員。在事前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突襲非常成功。法國境內的聖殿騎士幾乎無一倖免，單是巴黎一地就有138名聖殿騎士被捕。這一天時值星期五，也就成為了後世所謂「黑色星期五」的由來。

隨後，在宗教裁判的名義下，儘管聖殿騎士們在阿維尼翁教廷派來的主教面前翻供，申明自己受到冤屈，但結果卻是大多命喪黑獄。1310年5月10日，否認原先供詞的55名聖殿騎士在巴黎被以異端累犯的罪名判處火刑烤死。14日，另9人在桑利同罹厄運。1312年3月12日,迫於腓力四世的壓力,阿維尼翁教皇克萊芒五世正式宣布取締聖殿騎士團。聖殿騎士團末任總團長雅克·德·莫萊被捕后曾經逃到塞普勒斯，后又被騙回法國，1314年，在巴黎塞納河的一個小島上也被火刑處決。⑤ 聖殿騎士團在幾位騎士白手起家，伴隨著「十字軍東征」盛極一時之後，迅速覆亡，留給後人的只是有關其中英雄人物的騎士精神和他們守護的秘密、寶藏和末任團長的詛咒等等傳奇。

聖殿騎士團的覆滅在於基督教會勢力的下降和對它的拋棄。到了14世紀初，聖殿騎士團在歐洲的勢力已經達到了甚至超越於各個歐洲王國之上的地位。1306年末到1307年初，就在聖殿騎士團遭受滅頂之災數月以前，末任總團長雅克·德·莫萊從塞普勒斯到巴黎，一路上儀仗超格，還用12匹駿馬馱了幾十個大袋子的巨款。聖殿騎士團鼎盛時期，在東方保有一支常備軍,發揮著它的軍事作用；在基督教世界擁有9000座莊園,由大大小小870個城堡護衛。它的莊園實行封建化管理,控制著大量的農奴,每年創造出巨額收入；而且根據教皇的命令,所有的這些產業都是免交什一稅的。聖殿騎士團的年收入達到600萬英鎊,而當時英國王室的自營地年收入只有3萬英鎊。⑥ 這樣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在腓力四世的打擊下，短時間內遽然覆滅，從根本原因上說，是因為到了14世紀，歐洲皇權與教權的鬥爭中，教權逐漸走向劣勢，在皇權向聖殿騎士團的勢力和財富產生要求時，基督教會已經沒有能力來庇佑它。當時「十字軍東征」業已結束，基督教作為政治工具還依然享有特殊的地位，作為戰爭工具已經沒有了實踐的場地，當面臨皇權的要求時，為了自保，教會只能採取犧牲聖殿騎士團的策略。而聖殿騎士團從建立之初直到最後覆滅，始終是一支依賴於基督宗教勢力的軍事組織，這樣的軍事組織並沒有自己的實質獨立性，它從指導思想、合法地位的獲得乃至於存在的目的都無法脫離基督教會，它的作用也僅限於為基督教教會服役。
中世紀時，教會的勢力在歐洲達到了頂峰。在13世紀，著名的教皇英諾森三世使得教皇的權威上升到了極點。也正是在當時，聖殿騎士團的勢力達到極盛。但英諾森三世的統治下潛藏著危機，許多基督徒感到基督教會已不再是「天國在人間的影子」，它的所作所為有如一個狂妄自大的世俗政權。相伴隨的，是依賴於基督教的聖殿騎士團的盛極一時表象之下所隱藏的危機。在腓力四世對基督教會不斷展開進攻，甚至軟禁教皇扶立新教皇的時候，與之相伴隨的便是依附於基督教的聖殿騎士團不可避免的覆亡命運。

三、對聖殿騎士團覆亡命運的若干思考

聖殿騎士團覆亡的原因，多數學者把它歸結為腓力四世垂涎於它的財富和擔心它對自己政權的威脅。但腓力四世為什麼能夠迅速、徹底地摧毀在軍事、政治、經濟上都擁有雄厚力量的聖殿騎士團？從根本上來說，是信仰不可以成為政治和軍事的工具；政治和軍事也不可以依賴宗教信仰的支持。從聖殿騎士團作為封建主和教會的政治和軍事工具而言，它也是一個組織實體，而由於支持它全部活動的除了宗教狂熱和聚斂財物以外，完全沒有獨立性所以最終不堪一擊，迅速滅亡。這種例證，歷史上不斷重複。

現在，教徒在世界人口中所佔比重遠超過非教徒，世界和平和人類社會和諧發展很大程度上和宗教糾結在一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認為，雖然美國人絕大部分都是教徒，但美國社會卻比較穩定，原因在於美國的宗教和政治是分離的。可見，宗教只能走宗教，而不成為政治和軍事的工具，國家才有可能不因宗教因素而混亂宗教也不會因為政治和軍事的變化而衰亡。同樣，在今天的中東地區、中亞和南亞地區，在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以及其他一些國家，衝突依舊不斷，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宗教矛盾，在這些地方，宗教不再只是宗教，更變質為政治和軍事工具，以至加劇了這些地區戰亂，結果最最受到傷害的，則是這些地方的底層百姓。這些地區的軍事組織，有些就類似當年的聖殿騎士團，必將伴隨著它所依賴的宗教的命運而興盛和滅亡。單單在感性認識上，這就啟示我們，要限制宗教的活動範圍，防止其成為政治和軍事工具，防止因此造成本可以避免的災難。

除聖殿騎士團外，再看歷史上其他軍事組織與宗教的關係，也可以發現同樣的規律——政治和軍事組織利用宗教在短期內是可行的，但依賴於宗教者，必然難逃覆滅的命運。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依賴於太平道，抵擋不住軍閥武裝的剿殺；元朝末年的紅巾軍，應當與明教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原屬紅巾軍序列的朱元璋並沒有在建國后把明教立為國教，明教後來銷聲匿跡；白蓮教起義沒有成功過；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國初期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沒有拜上帝教就不會有太平天國與清政府對峙的政權，但太平天國在後期也是將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拜上帝教上，甚至出現了洪秀全去請天兵助戰的荒唐可笑局面，終於難逃被剿殺的最終命運。

在今天的中東，宗教矛盾依然是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衝突的一個重要因素。雙方在幾十年的鬥爭中，都未能取得絕對優勢，原因之一就在於雙方都把戰爭的性質在不同程度上定位於宗教衝突，戰爭的動員、發起、持續，相當程度上依賴於人們的宗教熱情，從而造成雙方在政治和軍事上對宗教的依賴。如果政治不擺脫宗教信仰的制約，很難實現到理性的思考；如果宗教信仰不脫離政治的控制，就永遠得不到自由。一旦宗教與軍事結合，或軍事引進宗教，那結局將是兩敗俱傷。

問題不是誰在利用宗教，而是宗教要利用政治和軍事達到宗教的目的的時候，那個才是可怕的。

4# iamcaibird

好像現代十字軍東征，也是有神職人員擔當「政委」的。比如，伊拉克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