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更多獨立智庫

● 鄧聿文（北京）

　　中國最近成立了一家由前副總理曾培炎掛帥的高級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這家在金融危機時期亮相的高級智庫，被輿論解讀為挽救中國智庫聲譽的希望所在。

　　此前，中國數量眾多的研究機構未能為決策層應對危機提供準確的預見，致使自身聲譽受到很大損害，社會對官方智庫和主流學者的批評不絕於耳，乃至有政協委員提出應對他們問責。

　　預測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失誤在所難免，它不一定就說明預測者的研究水平不行。但眾多研究機構預測都失誤，則裡面必然包含著很多複雜的因素，值得我們去反思。

體制內智庫難出成果

　　中國龐大的智庫基本被官方所壟斷。無論是社科院系統的，還是政府系統的，抑或是大學和企業系統的，幾乎都處於體制內。官辦研究機構當然得遵循體制內的生存模式，它擺脫不了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的雙重角色，由於其生存發展受到上級主管部門影響，怎樣提出最科學的研究成果就不一定是其考慮的重點，更多承擔了對政策維護和解釋功能。

　　而大學系統的象牙塔式研究成果與社會實踐也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企業系統的更只能對本企業充其量擴展到本行業發揮點影響。

　　另外，中國的智庫除少數外都基本上缺錢，這在一些民間智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由於一個時期國家相對忽視社會科學研究的財政投入，許多研究機構不得不在市場化大潮下自己找食吃，接受和尋找外部資金甚至海外機構和跨國公司贊助資金，成為很大一部分中國智庫當前謀生存的主要手段。

　　俗話說，「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軟」，人家提供研究經費當然希望你能為他們說話，甚至影響政府政策，特別是在當前這個利益分化的時代，一些外國基金和跨國公司提供巨額研究經費給某些有影響的中國智庫，決不是為了擴大你的影響，而是要通過你的研究，為其在華利益鋪路。智庫為「五斗米折腰」的結果，幾乎就不可能有客觀、中立，基於事情本來樣子的研究，只能是根據人家的意見和看法來做研究。

　　有鑒於此，中國需要大力發展民間智庫，以作為官方智庫的補充。民間智庫提供的另類視野，保證了公共決策研究的多元性。另外，民間智庫與官方智庫的並存，也能使得二者之間展開政策研究博弈，促使國家政策制定過程藉助更多的社會智力資源，提升政策決策的智力支持水平。

政府應扶持獨立智庫

　　不過，與發展民間智庫相比，中國當前更需要的是獨立智庫。因為假如民間智庫受困於錢的話，為了生存，它可能和官辦智庫一樣，會喪失獨立性。要發展更多的獨立智庫，首先是智庫研究人員必須有高水平。智庫的價值在於出售自己的智力和研究成果，所以說穿了，沒有高水平的研究人員，便沒有智庫存在的必要。而高水平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更能為智庫贏得尊嚴和獨立性。

高水平的研究人員一方面有賴於研究者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必須形成一種寬鬆、自由的學術氛圍。所以，還須有一種外在的環境即政策和體制來保證智庫和研究者的獨立。中國智庫與國際頂尖智庫相比，主要差距在於體制不順，經費不足，管理乏序，沒有形成一個良性的生存發展環境。

　　例如，政府對民間獨立的智庫還持一種懷疑的態度，設置了一些限制條件；政府對信息資源的壟斷也使得各類智庫無法完全獲得研究所需要的數據和信息；等等。不解決這些影響智庫發展的問題，智庫恐怕也空有形式之獨立，而未有實質之獨立。

　　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使得智庫在國家政策和決策中發揮的作用與其名稱吻合，必須在體制上進一步鬆綁，解除對智庫的一些不必要限制，開放公共信息，尊重學術研究，營造一種有利於良性發展和競爭的環境，讓各種智庫之間展開充分競爭，以提高中國智庫的「產出」水平和「產品」質量。

　　就現階段而言，作為智庫最大的買家，政府可在充分考慮國情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有針對性地重點支持或發展相關智庫，至少不讓它們為錢而發愁。

作者任職於北京中央黨校《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