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基本福利制度不會養懶漢

2009年04月22日 09:49中國經營報

作者:鄧聿文 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

中國最近公布了新的醫療改革方案。新醫改與過去醫改的一個最大不同，就是明確了政府在醫改中的主導作用，同時又要運用市場機制。因此，被一些學者稱為混合福利制度。我認為，新醫改的意義並不僅限於醫改領域，它實際上為中國提供了一種建設基本社會福利制度的思路，而後者正是中國當前所欠缺的。

現代國家也是福利國家。雖然對福利國家的定義可能不同，但有幾點是共通的:一是以社會保障制度為主體；二是政府保證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標準的收入、營養、健康、住房、教育和就業機會等。一般來說，衡量一個國家的福利程度可用政府的公共支出大小做標準。政府公共支出大的，就是高福利國家；政府公共支出小的，就是低福利國家。前者如北歐的「從搖籃到墳墓」；後者如美國的「濟貧式」福利。但不論公共支出多還是少，它們都建有比較完善的福利制度。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也給國民提供了雖然是低水平但卻相對完備的福利。城市不用說，在農村，基本每個村都建有小學和赤腳醫生制度，給農民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健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裔經濟學家森曾說，評價中國的改革，不能忘了一個重要因素，即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又來自於計劃經濟時代提供的基本的健康和教育，尤其是給農民提供的基本健康和基本教育。我認為這一評價是很中肯的。

改革后，我們一方面繼承了計劃時代以福利形式出現的差別分配，另一方面，對多數國民所擁有的各種福利——養老、教育、醫療、住房等——逐一破除，以至於在新階段出現了「新三座大山」的說法，導致社會發展的不平衡，貧富懸殊拉大。從這個層面說，改革是一個「去福利化」過程。

改革的「去福利化」有當時的特殊情況，即國家的財政狀況實際無力承擔包括等級分配在內的整個社會福利；但是，也與我們對福利制度的誤解有關，以為福利特別是高福利會導致高勞動成本，不利於本國產品的出口，高福利也會導致高稅收，不利於激勵人們去工作和創業，從而造成國家競爭能力的衰退等。

北歐一些福利國家的確出現了公共開支龐大，國民稅收負擔沉重的狀況。有鑒於此，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也須削減一些過高的不合理的福利。然而，這並不等於連基本的福利和福利制度一塊拋掉。而在中國改革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正犯了這樣的錯誤。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高峰階段，1000多萬國企下崗職工基本上在沒有社會保障的情況下被拋入社會。醫療改革也採取類似於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的策略，國家不斷減少對醫療的投入，讓多數醫療機構自己想辦法養自己，這是造成當前「看病難」和「看病貴」的主要原因。

中國與西方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西方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時間建立起來的福利制度面對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進行適度修改和調整是有必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們削減福利不能成為中國不提供社會福利的借口。我們的問題是窮人很多，福利很殘缺。因此，中國建立和完善基本的社會福利制度，為全體國民提供基本的福利不會出現北歐等國家出現的「福利陷阱」問題，至少目前階段不會。作出這個判斷，還基於以下一些理由:

首先，基本福利制度不會養懶漢，扼殺人們的積極性。基本福利制度保障的是人們生存的基本需求，一個人要過上美好的、體面的生活，還須繼續不斷地努力工作。其次，基本福利制度由於解決了人們的生存乃至發展的後顧之憂，它就使得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和收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從而對提升整個國家的競爭力都有好處。再次，從社會公平而言，基本福利制度能夠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減少因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而導致的社會對立。最後，基本福利制度還有助於提高窮人的消費傾向、提升有效需求，實現宏觀經濟的均衡。這一點在當前尤其重要。

因此，鑒於中國人口眾多的國情以及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存在的巨大差別，我們必須給全體國民提供普惠的基本福利，這是國家的基本責任，也是建立國民認同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