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實現兩岸統合認同很重要？

文/張亞中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轉自/中評網

為什麼認同很重要？

　　我們可從法律的角度為「國家」找到組成因素，包括人口、領土、政府、與其他政府交往的能力；也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以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來為民族作界定。而有一點非常重要，但是卻常被法律及人類學者所忽略的，就是「認同」。如果同一個國家，或同一個民族間的「認同」已經斷裂，或者已經消失，那麼，國家將不再是個「命運共同體」，民族也不再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它們將只是一盤沒有共同目標的散沙而已。

　　兩岸人民毫無疑問的都是炎黃子孫的一分子，原本也共同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對於「中國人」有著共同的民族認同。而1949年以後，則由於兩岸分治，兩岸人民各自擁有自己的憲政秩序，分別建構了自己的國家認同。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認同」是可以被政治人物建構的。「認同」作為區別「我群」與「他群」的判定，從正面來看，「認同」可以凝聚人民共識，風雨同舟、共度艱難；從負面來看，「我群」與「他群」的「分別心」，也很容易將仇恨插入人民的生活，使得民族或國家內部、民族或國家之間發生悲劇性的災難。

　　有理想、負責任的政治菁英應該是要建構或鞏固自己民族與國家間的認同，在不同民族與國家間建立重迭認同。以歐洲為例，從17、18世紀起歐洲的菁英就在思考，如何為整個歐洲人建構共同的認同，但是少數歐洲菁英的努力仍舊無法抵抗各國領導階層對於權力與利益的貪婪。兩次歐洲大戰所帶來的生靈塗炭，才使得歐洲人開始真正的思考，如何建構歐洲人民對於同屬歐洲的認同，用以化解彼此間的「分別心」。1950年代起，歐洲菁英用歐洲共同體的方式創造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歐洲。迄今幾乎沒有人會認為在同屬歐盟成員的土地上還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在歐盟內部，人員、貨品、勞務、資金已可以自由流通，絕大多數政策領域也受到歐盟內部超國家組織的規範，而絕大多數的歐盟成員國間使用的是同樣的貨幣，從某些角度來看，歐盟雖然仍不是個國家，但是已經很像一個國家。

　　歐洲人是政治聯合體的發明者，17世紀他們發明了「民族國家」，二戰結束后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政治聯合體「歐洲共同體」，後者是為了解決前者引發的災難。歐洲共同體這種新政治聯合體的精神正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我們暫不論歐洲統合的其他成果，也暫不談兩岸與歐洲情形有何不同，這種在「分」的現實基礎上追求「合」的共識與可能，的確足供兩岸借鏡。

　　很可惜，當新的思維已經產生時，兩岸走的還是19與20世紀的老路，仍舊停留在「主權」與領土之爭。冷戰以前，台灣與大陸爭誰是正統；冷戰以後，台灣不僅放棄正統之爭，也沒有在「合」的方向繼續努力，反而從1993年起開始往「分」的道路上快速奔跑。

　　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以當時官方「陸委會」的統計資料來看，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有48.5％，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為16.7％，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為32.7％，總合來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高達81.2％，台灣人的為49.4％。

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

　　兩岸在認同方面的折裂，大致從1993年李登輝推動加入聯合國開始。李登輝的策略很清楚：只要推動進入聯合國，北京一定會打壓，只要北京一打壓，北京就會被形塑成一個打壓台灣的「他者」。李登輝借用北京打壓台灣，轉而打擊當時支持「一個中國」的國民黨非主流派，同時也藉強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敵意關係，來鞏固其權力基礎。而其後果就是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台灣意識」這個原本屬於鄉土認同範疇的用語開始與「台灣主體性」連在一起，共同成為兩岸「敵我、他者」論述的工具。

　　隨著李登輝在其任內的政治操作，1994年開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比例便發生剪刀型的轉折，而且迄今再也沒有逆轉過。1996年中共的飛彈試射、1999年李登輝主張「特殊國與國」的「兩國論」，都使得兩岸認同分歧擴大。2000年民進黨執政，持續強化台灣主體性的論述與政治操作，並於2002年主張「一邊一國」，2004年與2008年舉辦公投來彰顯台灣與大陸的不同。整體來說，在李登輝與民進黨長達十餘年的政治操作下，兩岸的認同是愈走愈遠。

　　 2008年3月台灣變天，政治上，兩岸終於暫時擺脫掉走向台獨所帶來的危險；經濟上，隨著而來的兩岸協商為兩岸經貿交流重新開啟新機，兩岸關係看似應該可以風平浪靜，重新出發。國民黨的馬英九先生雖然取得大位，但是由於本身的外省情結、國民黨生態與選舉考量，即使重新開啟兩岸經貿交流，但是在台灣主體問題的論述上仍然不敢突破，馬英九認為，「多（只）談經濟、少（不）談政治」最符合其鞏固政權與選舉的利益。

　　馬英九所屬的國民黨，雖然對外宣稱「不獨」，但是也表明「不統」，雖然不走民進黨的「台獨路線」，但是繼續延續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灣主體「論述路線」。此一結果使得「台灣主體性」不斷強化，也因而繼續拉開台灣對大陸的認同距離，而使得兩岸彼此愈來愈像「他者」的關係。「台灣主體性」或「台灣意識」原本應該只是個鄉土的認同，但是在政治的操弄下，「台灣主體性」與「台獨」隨時僅有一線之隔。

　　經過長達15年的政治操作，兩岸認同差距愈拉愈大。台灣著名的《遠見》雜誌在去年十月份的「民眾的自我概念」調查報告稱，台灣人民中已有高達95.9%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只有46.6%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甚至低於對「亞洲人」（73.5％）的認同。在統獨立場方面，67.5%的人民反對終統（即「立刻統一」與「維持現狀後走向統一」）、50.6%的人民贊成終獨（即「立刻獨立」與「維持現狀後走向獨立」）。另外，在「民眾終極統獨立場」方面，有67.5%民眾並不贊成兩岸最終應該統一，贊成的僅有19.5%；有50.6%民眾贊成台灣最終應該獨立成為新「國家」，不贊成的有34.1%。其實不止是遠見雜誌的這份報導，其他民意機構也有類似的民調，而且也反映出同樣的趨勢。

　　這份民調反應出「台獨」的底層能量已經愈來愈強。因為台灣有選舉考量，政治人物多有隨勢逐流的傾向，如果台灣內部沒有一股將兩岸拉回「中國人」或走向「統合」的聲音，兩岸即可能愈走愈遠，而未來要將這趨勢拉回來的政治成本也必將更大。

台灣缺乏強化兩岸認同的主張與行動

　　在馬英九主政下的兩岸關係，目前台灣僅有兩種主流聲音：

　　一是「兩岸關係物質化」，即台灣方面僅願意多談經貿、金融，但是僅限一般技術性的互動，不存在著新功能主義所稱的「擴溢」（spill over）可能，在文化、社會的交流上仍持保守態度，並以商業收益做為交流的思考。

　　二是「強化台灣主體性」。「兩岸關係物質化」固然有助於兩岸良性互動，但是並不必然能夠加強兩岸的認同鞏固，有時可能反而會更加深兩岸認同的分歧，而「強化台灣主體性」的論述，固然有其歷史因素的背景，也有政治選擇的需要，但是，這兩種主流論述匯流將極有可能讓兩岸在心理認同上逐漸愈來愈遠。

　　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雖然已經由海基會與海協達成觀光客來台等四項協定，但是兩岸的認同差距卻沒有減緩的跡象。這顯示出，只有經貿交流，並不一定能夠為兩岸建立共同的重迭認同。今（2009）年開始，台灣內部又將開始選舉，「強化台灣主體性」也必定又將是個被朝野政黨拿來凸顯「愛台灣」的說詞，因而使得兩岸的認同差距有再加大的可能。

　　對於政治有基本認識的人應該都瞭解，如果兩岸之間缺少了共同「認同」，兩岸關係的發展不可能是平穩的，兩岸未來的政治統合也將是緣木求魚。兩岸認同愈折裂，未來要付出的成本就愈大。兩岸統合學會就是希望從民間立場，為如何促使兩岸人民強化彼此對於同屬中國，同為中國人的認同而努力。這項神聖的工作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是在台灣目前僅有的「兩岸關係物質化」與「台灣主體性」兩種聲音以外，開拓另一種主流的訴求，簡單地說，就是將追求「共同認同」發展成為兩岸的一股重要聲音；另一則是具體提出未來工作方向，呼籲與影響兩岸政府透過制度性的安排，促使兩岸人民強化彼此對於同屬中國、同為中國人的認同，讓兩岸認同得以依循此一方向以獲得強化與鞏固。

　　如果兩岸和平框架是未來兩岸的骨幹，那麼兩岸認同就是兩岸的血肉，唯有認同強化鞏固，兩岸和平框架才能穩固。沒有共同的認同，所有目前的物質性交流，都有可能成為鏡花水月。擴而大之，華人社會何嘗不也是如此，如果彼此永遠只是停留在血緣與文化上的認同，中華民族不能算是走向統合，也無法發揮中華民族對於全球貢獻的集體力量。再則，兩岸統合與華人統合兩者也存在著共生與相輔相成的關係，兩岸認同的鞏固有助於全球華人認同的強化，而全球華人認同的強化，又有利於兩岸未來的政治統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