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衝突本來就是社會常態

改革前的幾十年，我們對階級鬥爭的狀態估計過重；現在，有些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估計過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穩定思維」。但「穩定」壓倒腐敗了嗎？壓倒貧富差距了嗎？壓倒假冒偽劣了嗎？沒有。最後被壓倒的是我們表達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

    作者：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

    回顧近幾年的群體性事件，可以發現是一條波動的曲線：2005年前呈上升趨勢，2006年、2007年有所下降，2008年重新上升。怎麼判斷這個趨勢呢？

    面對同樣的事實，形成的判斷不同，最後走的道路就不同。就像上世紀30年代那場全球經濟危機一樣，當時美國的危機最嚴重，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和突出，但羅斯福政府進行了一系列變革，保住了美國的民主和繁榮；在同樣一場經濟危機下，德國、義大利、日本卻走向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體制需要一種舒展的靈魂 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定位社會矛盾，這是比社會矛盾本身更重要的問題。 制度不是死的，它也有思維，但和人的思維不一樣。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理解的一件事，「制度的思維」卻可能沒法理解。比如在「文革」時，一個人把毛主席的塑像摔壞了，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不小心，但是體制沒有「不小心」一說。在體制中，你把毛主席的像摔了，就要接受處分。

    前幾年四川發生過一起嚴重的群體性事件，原因很簡單，因為建一座電站佔了耕地，產生了利益衝突，最後演變成群體性事件。一開始地方政府把事件看作農民武裝暴動，處理時很僵硬，矛盾不斷激化。後來中央進行了二次處理，給予了補償，問題很容易就解決了。因此，體制如何看待社會矛盾和衝突很重要。

    社會存在著各種矛盾和衝突，比如政治、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的矛盾和衝突等。其實大多是利益的衝突，這是一種最理性的矛盾，但我們的定位往往有問題，習慣於以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眼光看待矛盾衝突，因此在處理問題時政府的反應常常過大，精神高度緊張。

    體制也像人一樣，會拘謹。試想它整天滿腹心思、愁眉苦臉、神色緊張、不苟言笑，這樣能處理好問題嗎？體制需要一種舒展的靈魂。這話是從「足球評論」中來的——看中國足球，有時先輸球後來還能扳回來，要是領先就完了，因為很少贏球，就搞得自己很緊張，到最後幾分鐘還能讓人連灌幾個球。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處於高度拘謹的狀態。面對社會矛盾和衝突時也一樣，應該有平常心，有舒展的心態、舒展的靈魂。這種「舒展」來自準確的定位，只有定位準確才能正確地處理問題。

面對社會衝突，制度要更有自信

    改革開放30年，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是不是「好的市場經濟」，筆者認為有三個標準：第一，體制本身是否健全；第二，是否有好的法制基礎；第三，有沒有一個配套的利益均衡的機制。第三點尤其重要。

    從根本上說，社會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個人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要大體均衡，在權利上應該平等。中國過去實行的是再分配的經濟模式，比如國家已經規定好某人的工資是一級還是二級，人們不用爭什麼；市場經濟則不一樣，人們是必須靠自己去爭的。

    上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發揮工會的作用，建立利益均衡機制，這有效地解決了勞資關係問題，緩解了各種矛盾。之後，整個社會狀況有了根本性的轉變。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不是有了利益均衡機制，窮人就變成富人，弱者就變成強者了。利益均衡機制只是「好的市場經濟」最基本的條件之一。中國的現實是，市場經濟建立起來了，但利益均衡機制還沒建立。 以群體性事件為例，絕大多數只是一種正當的利益表達，就像小孩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時往地上一倒哭幾聲以引起大人注意一樣。因此，必須要有一個機制，讓人們的需求得以表達。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社會矛盾和衝突應有新的認識：

    第一，社會矛盾、衝突是社會常規化的組成部分，靠嚴防死守把問題消除在萌芽狀態的做法不可能奏效了，政府要逐步適應有矛盾和衝突的社會。

    第二，不要一提起社會矛盾、衝突就認為是負面的，社會衝突在一定程度上也起著積極作用：一是安全閥的作用，通過遊行、示威等，人們的情緒、不滿和壓力得以釋放，避免了對社會穩定的直接衝擊；二是對社會而言，衝突有利於發現問題，比如農民工工資被拖欠，為什麼最嚴重的時候全國拖欠額達1000億，最後還要總理出來幫農民工討工資？如果遊行示威是正常的，部分企業拖欠工資時農民工就可以上街走走說說，事情也不至於發展到這麼嚴重。發現問題的機制不完善，政府就不能及時了解事態發展並作出反應，問題不斷累積，最後積重難返，群體性事件就爆發了。

    第三，我們要形成一個新的概念——好的制度和壞的制度的區別，或者說好的社會與壞的社會的區別，不在於有沒有矛盾、衝突，而在於：一、制度和社會能否容納衝突，容納的能力有多強；二、能否建立制度化的機制解決衝突。一個好的社會制度，在社會矛盾和衝突發生時，是我自巋然不動的、很自信的；反之，一些矛盾和衝突還在萌芽的時候，它就會驚慌無措、草木皆兵。

    在美國，幾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反對伊拉克戰爭，有人認為美國社會不穩定了嗎？沒有。為什麼在中國，只是幾十個農民工上街討要拖欠工資，政府就如臨大敵呢？這就是不自信的表現。

「僵硬的穩定思維」應當拋棄   如果把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比作「水」，那麼，在美國是不用擔心的，因為美國的「水」流在渠里，往哪個方向，在哪裡拐彎，哪裡急一點，哪裡緩一點，都是可預測的；但中國沒有「渠」，水來了，不知道會流向哪裡，就只能到處築壩，嚴防死守。因此，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修「渠」，即建立規則、程序，強化制度化建設。

    2008年初，東航罷飛事件就是很典型的「水患」，最後兩敗俱傷：飛行員本身損失很大，職業操守遭到懷疑；東航損失也很大，機票被迫打折，信譽度也打了折。

    其實飛行員罷工在其他國家是很常見的，不過得按規矩來——飛行員先與公司交涉，雙方若談不攏，飛行員就把罷工請求提交工會，投票通過了才能開始罷工。可見，罷工是有程序的，所以中國是沒有「罷工」的，東航事件叫「罷飛」，計程車叫「罷運」。 不承認「罷工」的合法性，就無法規範它，也就無法制定解決辦法。東航事件直到現在都沒解決，因為不知道「罷飛」是?牽頭的，沒法談。

    為什麼直到現在還無法建立制度化的解決方式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因為被一個東西卡住了，就是「僵硬的穩定思維」，對《勞動合同法》的爭議就是很好的例子。《勞動合同法》保護勞工權益，促使利益均衡機制的建立，是大眾認同的，但企業一片叫苦之聲。這是出於資本家的自私嗎？不是，根本問題在於：我們試圖用國家定規則的辦法來取代社會和市場當中利益主體之間的平等博弈。

    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只需管三件事：一是保證底線；二是制訂博弈規則並守衛規則；三是在博弈出現僵局時進行調節，或充當仲裁者，內容則由博弈雙方自己談。但現在的情況是：政府最怕博弈雙方自己談，唯恐雙方一談就會影響社會穩定——「別談了，我給你們制訂好標準」，政府的手總是伸向市場經濟。

    改革前的幾十年，我們對階級鬥爭的狀態估計過重；現在，有些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估計過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穩定思維」。但「穩定」壓倒腐敗了嗎？壓倒貧富差距了嗎？壓倒假冒偽劣了嗎？沒有。最後被壓倒的是我們表達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

    說到底，某些群體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之一就是曲解穩定。另外，某些學者認為社會危機很嚴重，可能引發大的社會動蕩，也是杞人憂天的想法。以正常的心態、實事求是地判斷和定位當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用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決，才是真正的出路。

    （原載《同舟共進》2009年第3期） (原題《矛盾、衝突是社會常規化的組成部分》)

     (本文來源：中國江西網 作者：孫立平)

最後被壓倒的是我們表達自己正當利益的權利。

面對社會衝突，制度要更有自信
zhaiji 發表於 2009-3-31 10:30

說得好！應該仔細研究
為什麼現行制度越來越沒有自信

改革前的幾十年，我們對階級鬥爭的狀態估計過重；現在，有些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性質估計過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穩定思維」。但「穩定」壓倒腐敗了嗎？壓倒貧富差距了嗎？壓倒假冒偽劣了嗎？沒有。zhaiji 發表於 2009-3-31 10:30

這樣的好文章，狗棒子BZ怎麼視而不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