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危機中的世界民主化進程（張宏良：答新華社記者問）

G20峰會——危機中的世界民主化進程

——答新華社記者問

張宏良

（這是回答新華社記者關於G20峰會的幾個問題，僅供對國外報道時參考。）

記者：自去年二十國集團華盛頓峰會以來，巴西、印度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提出發展中國家應在國際金融改革過程中贏得更大發言權和決策權，以賦予國際金融機構以更大代表性和合法性。您認為本次倫敦峰會會推出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舉措嗎？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金融危機的重災區，國際社會和發展中國家自身應當採取何種措施方有助於減輕負面影響？

張宏良：指望本屆G20峰會能夠提出對發展中國家的有利舉措是根本不可能的，峰會只要能提出幾條減輕金融危機打擊的有效舉措就已經屬於奢望了。就當前而言，能夠有效減輕目前金融危機的打擊，就是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對新興經濟體國家最大的幫助。雖然本屆G20峰會還不會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什麼積極作用，但是，這次金融危機和G20峰會成為主角，都說明了世界民主化進程不僅適合於國內，也同樣適合於世界，如果說這次金融危機是少數發達國家濫用世界壟斷權利的結果，那麼G20峰會取代8國首腦會議成為主角，則是世界民主化進程發展的初步結果。以美國為首的少數發達國家濫用世界金融壟斷權利，造成了世界金融危機，他們又無法控制和擺脫危機，便形成了全世界所有主要國家——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共同對付危機的狀況，由此便讓G20峰會扮演起了主要角色。

如此背景下成為主角的G20峰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眼裡自然具有不同作用：在發達國家看來，G20峰會不過是解決金融危機的工具；在發展中國家肯來，G20峰會是一個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國際平台。這是G20峰會與8國首腦會議具有不同性質的地方，它一開始就是一個鬥爭和談判的場所。雖然就長期來看，G20峰會作為世界民主化發展的產物，必然會朝著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世界民主化方向發展，但是就目前來講，G20峰會還很難擺脫受發達國家控制和主導的狀況，短期內不要指望它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什麼明顯利益。

關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金融危機重災區的問題，應該說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條規律，就是災難永遠打在窮人頭上；就國際社會而言，災難則是打在窮國，也就是發展中國家頭上。這次金融危機的災難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元資產貶值的災難，二是虛擬經濟破產的災難。這兩個災難發生在美國，災難的結果卻是打在發展中國家頭上。

首先，就美元資產貶值的災難來講，美元對於美國自身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意義完全不同。美國手裡的美元是美國印刷廠印製的；而發展中國家手裡的美元是用資源和勞動收入換取的。美元貶值，對於美國來講只不過意味著印刷廠多增加些產量而已；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則意味著十幾年幾十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在付諸東流。中國近2萬億外匯儲備最為典型，中國近2萬億外匯儲備的絕大部分是美元資產，相當於半個中國的經濟總產值，是中國60年經濟建設30年改革開放積累的成果。按照眾所周知的5%的外貿利潤分配比例，中國積累近2萬億外匯儲備的同時，為世界主要是為發達國家（出口發達國家的商品超過80%），貢獻了40萬億美元的利潤財富，即便利潤構成商品價格的一半，中國積累近2萬億外匯儲備出口的商品量也有80萬億美元，相當於近20個中國的總產值。用如此天文數字的資源和商品換取的外匯儲備，一旦發生損失哪怕是損失掉一半，對中國的災難性影響都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損失。2007到2008年一年美元就從7.8元貶值到6.8元人民幣，貶值幅度近13%，如果按照2萬億外匯的70%美元資產計算，損失近1800億美元，超過1.2萬億人民幣，再加上超過美元貶值損失的投資美國股票債券的損失，財富損失相當驚人。

其次，就虛擬經濟破產的災難來講，表面上看是美國金融公司破產，實際上損失的是別國財產，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財產。虛擬經濟取代實體經濟佔據經濟生活的主導地位，本來是社會歷史的偉大革命，它解決了現代化大生產的集中管理和財富共同佔有之間的矛盾，消除了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邊界，奠定了大同世界的經濟基礎，使人類終於看到了消除彼此爭鬥殺伐的希望。可是在現有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在虛擬經濟基礎上的各種金融創新，完全變成了少數精英和資本集團進行金融欺詐的手段。反映在國際經濟格局上，就是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控制虛擬經濟，將越來越多的實體經濟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由於實體經濟主要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虛擬經濟完全是吸納商品價值，從而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生產財富，而發達國家佔有和消費財富的殖民經濟循環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關係，如同國內中小散戶與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之間的關係一樣，中小散戶把錢投入到上市公司，大股東從公司中把錢拿走（即所謂佔有上市公司資金），當大股東拿走的錢遠遠超過中小散戶的投資，公司經營難以為繼時，就會陷入破產。表面看上去，是大股東的控股公司破產了，是大股東的損失，而實際遭受損失的卻是廣大中小散戶。今天美國大量金融公司的破產，給發展中國家和美國自身造成的不同影響也是如此。

比較目前金融危機給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造成的不同結果，就會明顯看出真正遭受財產損失的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目前中國擁有1.95萬億美元的外匯資產，與此同時，外資在中國擁有相當於1.9萬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中國社科院統計）。中國擁有的1.95萬億外匯資產，主要是美國國債、公司債券和股票等虛擬資產；而外資擁有的中國1.9萬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主要是工廠、超市、房地產、銀行、保險等實際資產。現在金融危機一來，中國擁有的美國虛擬資產的泡沫在不斷破滅，資產大幅縮水，據美國外交協會提供的數據，中國外匯儲備的15%都是股票垃圾債券等虛擬資產，大約2900億美元，相當於2萬億人民幣，投資時間恰恰是2007年9月美國股指14100多點的最高峰，目前最低已下跌到6400多點，跌幅近55%，由於中國投資的大都是大型金融類股票，而跌幅最大的恰恰是此類股票，跌幅幾乎都在80%以上，像花旗銀行、美國銀行等跌幅超過90%，花旗銀行跌幅超過96%，美國銀行跌幅超過93%。跌幅90%以上還算是幸運的，至少還剩下一個零頭，像操控世界金融市場數十年的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在此期間已盡數灰飛煙滅。目前中國那相當於2萬億人民幣的股票類投資，究竟還剩下多少甚或還有沒有剩下，恐怕只有上天知曉。而與此同時，外資在中國1.9萬億美元的人民幣資產，卻在大幅增殖，因為外資投入的大都是擁有暴利的壟斷性行業，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土地、稅收、法律和行政的大力支持，獲利能力遠遠超過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結果就是，美國金融公司破產，遭受損失的卻是中國人；中國實體公司盈利，賺錢的卻是美國人。

至於說如何減輕金融危機的損失，由於各個國家面臨的困難和遭受的損失不同，應採取的措施也不同，沒有適合各個國家的統一應對方法，比如東歐面臨的問題是資金短缺和出口堵塞的困難，中國面臨的是內需乏力和外匯損失的困難，各個發展中國家只能根據本國情況選擇減輕危機損失的措施。如果就擺脫金融危機的共同任務而言，包括本次G20峰會在內的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應關注和解決以下2個根本性問題。

一是要逐步改變二戰後由發達國家控制世界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貿易、金融體制，建立與世界一體化相適應的有利於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發展和繁榮的新的世界經濟體系，目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世界結算貨幣問題。世界貨幣必須由世界統一發行和統一監督，不能由某一個國家或某一些國家來決定。美元要繼續成為世界貨幣，就必須脫離美國控制，不能由美國單獨印刷；美國要繼續單獨印刷美元，美元就不能繼續成為世界貨幣。世界民主化進程必須從這裡開始，世界是世界各國人民的世界，世界貨幣必須是世界各國共同管理的貨幣，現在這種一家隨便印鈔票，大家生產商品換鈔票的荒謬制度，完全違背了現代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理念，金融危機就是這種荒謬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荒謬制度是金融危機產生的主要根源。不過，在新的世界貨幣替代美元之前，中國首先要實現美元外匯資產的安全著陸，把現在的美元資產變換成其他資產，最好是資源資產和商品資產。

二是要建立起能夠有效約束精英集團的大眾政治制度。農業社會人們遭受政治精英組成的權利集團的控制，工業社會人們遭受經濟精英組成的資本集團的控制，現在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人們開始遭受知識精英的組成的管理集團的控制。但是，與能夠有效約束權利集團和資本集團的法律制度相比較，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建立起一套能夠有效約束知識精英的法律制度，目前這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就是掌控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知識精英造成的。突然而來的知識經濟浪潮將極少數知識精英推上了金融金字塔的塔尖，金融衍生品的高度私密性和複雜性，又在客觀上廢掉了傳統金融監管制度的制約，不受任何制約的知識精英只擁有權利和享有利益，而不承擔任何風險。不僅如此，他們為了安排好將來退路，專門制定了「金降落傘計劃」，所謂「金降落傘計劃」，就是規定公司高管將來離開公司時，有權獲得一筆巨額補償金的計劃。如此一來，這些知識精英便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開始了各種聞所未聞的金融欺詐活動，把金融衍生品市場迅速推向了金融危機的深淵。當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些知識精英乘著「金降落傘」飄然而去，不僅沒有承擔任何責任，最後離去時還發了一大筆財。把美國最大的兩家房貸公司搞到破產境地、成為金融危機罪魁禍首的「兩房」高管，就是在沒有承擔任何責任遭受任何損失的情況下，攜帶著上千萬美元的補償金離開了公司。這個月，美國30個洲爆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活動，席捲法國全國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就是由精英集團的不負責任引發的，與民眾收入下降和勞資糾紛等傳統的抗議因素完全無關。由知識精英組成的現代管理集團，越來越類似於中世紀的僧侶階層，只擁有巨大權利享有巨大利益，而不承擔任何責任和風險，不接受社會任何監督（還沒有找到有效監督方法），公眾的不滿就是由此而來。可以說，能否建立起有效約束知識精英的監督體制，是21世紀新經濟時代能否順利發展的歷史關鍵。

目前中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以平安保險老總馬鳴哲（年薪6800萬，還不包括數倍於此的股權收入）為代表的管理精英超乎尋常的巨額年薪，之所以不能被社會公眾接受，就在於他們並沒有承擔相應的責任和風險。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這裡的「不均」不再是指財富分配不均，而是指權利和責任之間，收益和風險之間不均等。對於現代社會而言，只要權利和責任之間，收益和風險之間相均等，即便是貧富差距再大，社會也能夠接受。中國民眾對馬鳴哲6800萬年薪不滿意，但是對於科學家袁隆平的億萬資產卻只有欽佩沒有不滿；美國也一樣，AIG公司發放1.65億獎金引發全國抗議，而巴菲特和比爾·蓋茨擁有數百億資產，卻沒有引發任何社會不滿。所以，古往今來，古今中外，引發社會不滿和動蕩的，從來都不是富人佔有社會財富的多寡，而是佔有社會財富的不良方式，是違背社會基本道義的巧取豪奪。

記者：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均承諾不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顯示了負責任的大國風範。在歐美一些大國採取保護主義政策，並可能通過加大印鈔推動貨幣貶值的背景下，中國這種負責任的做法會在哪些方面造福其他國家？是否會給中國自身造成壓力乃至損失？

張宏良：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確放過了許多歷史機會，有些歷史機會如亞洲金融危機，屬於主動承擔風險，犧牲自己，挽救鄰居；有些歷史機會如美軍侵佔阿富汗，則屬於戰略失策，任憑美國在中國西部建立了四個軍事基地，形成了對中國的鐵桶包圍。但無論怎樣，在別國遭受危機和災難時，中國不乘人之危，不落井下石，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幫助受災國擺脫危機，的確顯示了負責任的大國風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保持人民幣穩定，以及2007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仍然堅持人民幣升值，其實質是向中國轉移危機，由中國主動承擔危機的風險和後果。這對於外貿比重超過GDP70%的中國來講，壓力和犧牲都是十分巨大的，是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所不可能做到的，這就是中國崛起不同於以往任何一個國家崛起的根本特點。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崛起都是以犧牲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唯獨中國崛起是建立在世界共同發展的礎上，絕不以犧牲其他國家為代價。就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來說，換做西方任何一個大國，都會利用這個機會貶值貨幣，放棄保衛港幣，讓一路凱歌的對沖基金帶領國際金融資本，乘勝殺向已經風雨飄搖的日本，迫使日本拋售美債回國救市，讓美國這個當時世界唯一的資金避風港陷入動蕩之中，中國可以乘機實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可是中國卻擯棄了西方社會流行數百年的弱肉強食、自私自利的叢林法則，主動承擔責任和風險，幫助亞洲各國共度難關，對亞洲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穩定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巨大貢獻。可以說，中國為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大國究竟應該扮演什麼樣的歷史角色，起到了良好的表率作用。

目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導致世界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世界正在進入經濟民族主義時代。危機必然導致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又必然加重危機，這是危機發展的內在規律。雖然大家都知道貿易保護主義是飲鴆止渴，會把大家拖入更大的深淵，但是又爭先恐後地構築貿易壁壘，想讓危機的浪頭打在別人身上。這種時候，正是大國應該發揮積極作用的時候，也正是G20峰會應該承擔協調作用的時候，消除保護主義的群體自殺政策，共同應對世界經濟危機。目前世界上具有兩種不同性質的保護主義：一種是各個國家能夠普遍選擇的傳統貿易保護主義；另一種是只有發達國家才能夠確立的單向保護主義，諸如技術、品牌等知識產權，以及許多國際規則、慣例等，就屬於發達國家確立的單向保護主義。目前，不僅要反對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更要反對發達國家擁有的單向保護主義，后一種保護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損害更大。因為發達國家擁有的所謂知識產權商品，一般不具有市場定價機制，是壟斷方單向形成的的壟斷價格，發展中國家只能被動接受，沒有任何選擇餘地；而發展中國家參與的一般貿易商品，則可以通過期貨市場人為操縱現貨價格，或者拉高或者壓低價格，人為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損失。正是通過知識產權和一般商品的不同定價機制，發達國家把發展中國家的大量財富，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到了本國手中。所以，對於目前世界來講，比壟斷美元印鈔權更可怕的，是對於規則、慣例的壟斷，對規則、慣例的壟斷所形成的單向保護主義，已成為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與繁榮的最大枷鎖，成為世界殖民經濟體系的現代翻版。包括中國在內的俄、印、巴等「金磚四國」，必須聯合G20峰會的發展中國家，在反對普遍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基礎上，堅決反對和改變發達國家單向的貿易保護主義制度。

在當前世界經濟民族主義興起、西方大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情況下，中國是世界上極少數仍然拒絕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大國。中國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繼續保持對外開放格局不變，甚至繼續購買美國國債，極大地穩定了世界對未來經濟的良好預期，這是中國對當今世界努力擺脫經濟危機的最大貢獻。當今世界經濟是虛擬經濟，虛擬經濟是由心理預期決定的，預期決定價格，預期決定市場，預期決定經濟走向，就穩定心理預期和提振人們信心而言，中國正在對世界克服金融危機做出著巨大貢獻。只是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和打擊。中國外貿佔GDP比重超過70%，是世界上外貿比重最高的國家，自然也就成為貿易保護主義最大的受害國家。西方大國紛紛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至少在結果上對中國的傷害最為嚴重。中國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最根本的出路是改變經濟結構，變外向型經濟為內需型經濟，把目前中國龐大的生產機器轉向主要是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停止出口退稅等補貼出口的政策，出口退稅實際上是用中國老百姓的錢補貼外國，在外匯已經嚴重過剩的情況下，出口換匯已沒有必要，並且還會加劇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發展，壓低出口商品價格，與人與己都越來越有弊無利，必須立即改變這種做法，成立國家貿易公司，包下出口企業的產品，如此一來，企業開工、商品銷售、國民就業等問題，都將會一併得到解決。

記者：在金融危機肆虐，發達國家日益減少對發展中國投資之時，中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度過難關方面挺身而出，免除了46個最不發達國家400多億元人民幣的債務，提供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超過2000億元，並承諾繼續免除截至到2008年底最不發達國家未償還的全部中國債務，對這些國家出口到中國的95%的貨物實行零關稅。中國在自身面臨挑戰的時刻為什麼會採取這些「反周期」做法？向世界傳達了怎樣的信號？這些措施會對受援國產生怎樣影響？

張宏良：中國幫助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快經濟發展，不是「反周期」做法，所謂「反周期」做法是西方大國思維方式的概括，中國幫助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典型標誌。許多人總以為中國選擇和平崛起，是說給西方國家聽的，是對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的安慰，其實不是，中國和平崛起影響更主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是要帶動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這是中國崛起與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崛起的根本區別。許多人沒有注意到或者根本不願意注意到一個基本事實，就是胡錦濤主席領導下的當今中國，再次回到了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窮兄弟當中，其標誌就是2007年胡錦濤主席在十七大報告中那句話：「我們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以「秉持公道，伸張正義」這一新的外交準則，取代以往「韜光養晦，絕不出頭」那箇舊的外交準則，可以說是掀開了中國外交史上嶄新的一頁，重新恢復了新中國曾經擁有的大國尊嚴和正義形象，再次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所信賴的真誠朋友。中國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也繼70年代以後再次形成了新的歷史高潮。今年伊始，胡錦濤主席和習近平副主席就相繼出訪亞非拉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與這些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經濟援助和經濟合作協議，反映了中國新的世界經濟戰略正在穩步推進和有序展開。

自新中國建立至今，與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風雨相伴的數十年，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真理：中國需要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中國。特別是最近數十年的風雨坎坷告訴我們，每當世界發展的關鍵時刻，窮兄弟往往比富朋友更加可靠！目前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直接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和商品等，加快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二是與發展中國家一起，努力改變造成世界貧富分化的不合理經濟體制和貿易規則，中國承諾免除發展中國家的全部債務，對來自於發展中國家的貨物實行零關稅，本身就是在帶頭創設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新制度和新規則。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堅決反對那種極端實用主義的小人戰略，鼠目寸光地以蠅頭小利來衡量與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不同關係，絕不能僅僅以經濟互惠的要求，來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而是要從戰略互惠的高度，從世界一體化發展的大格局中來看待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儘可能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幫助。

記者：商務部今年2月派團赴歐洲採購，達成150億美元協議合同，為經濟嚴冬下的歐洲國家帶來暖意。在一些國家表現出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時刻，中國的歐洲採購之行向世界釋放了什麼信息？表現了怎樣的姿態？

張宏良：在世界經濟民族主義興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大危機情況下，中國在歐洲的大單採購的確是引人矚目。中國在歐洲的大單採購，與援助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等行為，都在向世界發出完全相同的一個積極信息：就是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氣定神閑，充滿自信，完全有把握很快擺脫危機的困擾。相比之下，處於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倒是一幅小家子氣的顯出了暴發戶的無底心態，連議會都在叫喊要「購買美國貨」，喊得奧巴馬都有些不不好意思，表示不同意如此赤裸裸的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喊國家崛起，現在比較一下各個國家在危機面前的態度就會發現，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真的開始崛起了。大國如同家長，當所有家人都在危機面前手忙腳亂時，家長必須能夠依然有條不紊地布置各自的角色，這樣才能形成家長的地位和資格，目前中國就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了這種大國的角色。

談到這裡，肯定會有許多國人不以為然，擔心中國不是在扮演大國角色，而是在以身飼虎，引火燒身。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只是目前中國只能率先跨出這一步，防止世界完全回到貿易保護主義的「閉關鎖國」時代。況且目前中國的大單採購，與數年前大單採購的意義完全不同，因為美元正在貶值，越來越不值錢，並且還以國債的形式攥在美國手裡。與其我們掙錢讓美國花，還不如買成商品我們自己用，只要大單採購回來的不是高能耗、高污染和用處不大的商品，就是減輕外匯壓力和減少損失的一個有效途徑。並且，在大單採購、挽救歐洲經濟的同時，還可以換取歐洲市場對我們也更加開放，努力維護世界貿易關係的良性循環。

要知道，目前最讓中國人舉國揪心的，就是手裡的美國國債了。一般人往往只看到美元貶值的經濟損失，而看不到其經濟、政治和戰略等方面的綜合損失，很少有人能想到我們購買美國國債的錢最終會被分成四份：一份變成了美國人的信用卡，到超市去購買中國的廉價商品，增加美國人的日常消費；一份變成了中國周邊美國十大軍事基地的軍費，用來威懾和打擊中國；一份變成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用來培養偽自由派顛覆中國；一份變成了進入中國的外資，用來收購中國企業和控制中國產業。從這個角度來講，不僅是在歐洲大單採購，即便是在美國大單採購，也沒有什麼不妥，當然最好的辦法，還是應該把中國的外匯資產，儘可能變成能源和資源資產。

最後，祝G20峰會能夠完全取代G8峰會，實現世界歷史的劃時代轉變——由少數發達國家支配世界，轉變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管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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