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2009年3月27日

作者簡介： 沈志華，1950年4月出生在北京。初中畢業后應徵入伍。從部隊複員後分配到北京石景山發電廠。1976年春因有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不滿言論公安局拘捕。1977年11月得到平反，被調到北京電業管理局政治部宣傳處負責出版《北京電力報》(現《中國電力報》)。1979年5月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現代史專業。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專業（碩士）肄業。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下海經商。1991年在北京成立民間歷史學研究機構，並在中國史學會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資助史學專著出版和其他學術活動（已經資助出版史學專著70餘部），一方面繼續從事蘇聯史、中蘇關係史的研究。1996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史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1997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1998年被北京大學歷史系聘為兼職研究員，為研究生講課；2000年被中國人民大學聘為兼職教授，為研究生講課；2001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聘為兼職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所聘為名譽研究員。

序

齊世榮

沈志華同志的大作《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即將出版，索序於我。我對本書所研究的問題沒有專門知識，不能對書中的具體論點發表意見，但讀後印象頗深，故擬從史學方法論的角度談點意見，以供讀者參考。

撰寫歷史著作必須以史料為基礎，儘可能搜集豐富的史料，然後加以鑒別，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在此基礎上對史料進行分析與綜合，形成作者的論點。這些本都是史家應下的功夫，但今天卻有一些人對此置之不顧，專走「捷徑」。他們主觀主義地先想出一些觀點，然後找幾條材料予以「證明」。這類文章，乍一看來也似乎有理有據，但如仔細審閱一番便不免破綻百出。沈志華同志的大作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查閱了蘇、美、中三國的檔案，採訪了一些當事人，並閱讀了大量的回憶錄、日記等一手史料。對於當代人的著述他也廣泛閱讀，吸收了其中有價值的部分。這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十幾年前我已認識沈志華同志，那時就覺得他是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現在，他在學問的大道上已走了相當長一段時間，著述豐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顧亭林說：「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華同志謹記顧亭林的話，繼續努力，攀登歷史科學的高峰。

2009年3月27日

導言 從中蘇關係角度考察朝鮮戰爭的歷史

在1950年，世界歷史進程中發生了對此後國際格局和形勢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兩個事件：第一，經過毛澤東、周恩來對莫斯科長達兩個月的訪問，新中國和蘇聯於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第二，朝鮮半島在6月25日爆發了大規模內戰，美國立即在聯合國的旗幟下進行軍事干預，10月19日中國派兵進入朝鮮作戰，最終形成了後來歷史上所謂的朝鮮戰爭。

那麼，在相繼發生的這兩個事件之間，即中蘇同盟的形成與朝鮮戰爭的起源之間，究竟有沒有直接的聯繫？二者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戰爭爆發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問題始終是歷史學家在研究朝鮮戰爭和亞洲冷戰歷史中關注和考察的對象。然而，由於缺乏檔案文獻及相關的史料，在1980年代以前，關於這一課題比較有價值的學術著作還不多見。


70年代後期出現了一次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高潮。首先是美國杜魯門圖書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朝鮮戰爭25周年之際召開了一次大型討論會，出席會議的除一批歷史學家外，還有許多當時參與美國決策的軍人和政客，如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 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歐內斯特. 格羅斯(Ernest A. Gross)、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的特別顧問埃夫里爾. 哈里曼(Averell W. Harriman)、美國陸軍參謀長勞頓. 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國駐韓國大使約翰. 穆喬(John J. Muccio)等等。會後編輯出版了《朝鮮戰爭：25年後的觀察》 一書，引起了人們對朝鮮戰爭研究的再次關注和興趣。1976年美國國務院編輯的多卷本文獻資料集《美國外交文件》(FRUS)開始公布有關朝鮮衝突的美國檔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歷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紹美國軍方關於朝鮮政策的兩部著作。其時，英國檔案也陸續公布。到1984年，《美國外交文件》中朝鮮戰爭時期的各卷全部出齊。

這一時期，西方史學界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不過，這一時期對朝鮮戰爭歷史進行研究所依據的主要是美國的檔案文獻，朝鮮戰爭研究的主體也在美國，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研究群體。在西方研究者中，無論是什麼學派，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以及研究的出發點多數是以美國政策為核心的。在冷戰激化的50-60年代，產生了傳統學派；在美國出現反戰高潮的70年代，出現了修正學派；到冷戰結束時期的90年代，后修正學派又應運而生。這一情況也說明了當時美國在冷戰和朝鮮戰爭歷史研究領域的中心地位。即使涉及到朝鮮戰爭與中蘇關係的問題，也大多是以美國對蘇、對華的政策為對象進行研究的。

在朝鮮戰爭的歷史研究中，有關中蘇同盟以及中國出兵朝鮮等問題的討論，只是在最近幾年才不斷推出了許多很有學術影響和價值的研究成果。其原因在於，作為歷史研究基礎的關於這些問題的大量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是80年代末才開始陸續公佈於世的。

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現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時期，中國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卷(1987-1990年)、《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5-18卷(1992年)、《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卷(1992-1993年)、《毛澤東軍事文集》第5-6卷(1993年)、《毛澤東外交文選》(1994年)，同時出版的還有《彭德懷軍事文選》(1988年)、《周恩來外交文選》(1990年)、《1949-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綜合卷)》(1990年)等。這些以及隨後不斷出版的文獻資料集，公布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和建國初期中蘇關係的中國檔案。此外，在有些官方出版的研究著作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原始檔案材料，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寫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1988年)、譚旌樵主編的《抗美援朝戰爭》(1990年)、王焰等編的《彭德懷傳》(1993年)、裴堅章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1994年)，特別是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96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1996年)和《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97年)等。

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版了一批口述史料。其中為學者廣泛引用的有師哲的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伍修權的《回憶與懷念》、杜平的《在志願軍總部》、洪學智的《抗美援朝戰爭回憶》、柴成文和趙勇田的《板門店談判》、外交部編的《新中國外交風雲——中國外交官回憶錄》、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吳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軍》等等。

中國文獻資料和口述史料的出現，不僅促進了國內學者的研究，也在國際史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有關中國領導人出兵朝鮮決策的46封電報被譯成英文在美國雜誌上全文刊出。把更多中國檔案文獻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學者的是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編輯、出版的不定期專業刊物——《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還有一些國外學者的論著將中國公布的有關文獻作為附錄，全文或摘錄翻譯刊出，如托馬斯. 克里斯坦森的論文《威脅、保證與和平的最後機會：毛澤東有關朝鮮戰爭電報中的教訓》，特別是謝爾蓋. 岡察洛夫、約翰. 路易斯、薛理泰的專著《不確定的夥伴：斯大林、毛澤東和朝鮮戰爭》，作為附錄，該書收入了有關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的82個檔案文件，其中62個文件譯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此外，筆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師哲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已經由旅美華人學者陳兼譯成英文，即將在美國出版。

隨著這些重要文獻資料的解密或發表，90年代初陸續出現了一批利用中國最新材料研究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問題的研究成果。其中國內的主要論著有徐焰的《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齊德學的《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張希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前夕『突然暫停』的經過》(《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的《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願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熊華源的《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王亞志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軍事史林》1994年第1期)和《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前後的一些情況》(《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國外發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郝雨凡、翟志海的《中國決定參與朝鮮戰爭：對歷史的再考察》(1990年)；托馬斯. 克里斯坦森的《威脅、自信與和平的最後機會》(1992年)；邁克爾. 亨特的《北京與朝鮮危機》(1992年)；岡察洛夫、路易斯、薛理泰的《不確定的夥伴：斯大林、毛澤東和朝鮮戰爭》(1993年)；陳兼的《中國通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衝突的形成》(1994年)、張曙光的《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與朝鮮戰爭，1950-1953年》(1995年)等。

進一步把國際學界朝鮮戰爭研究推向高潮的基礎，在於俄國最新史料的大量湧現。90年代初，俄國開始大量發表有關朝鮮戰爭真相的回憶錄和採訪錄，其中包括在蘇聯政治避難的前北朝鮮高級領導人，如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長俞成哲(Yoo Songchol)、內務省副相姜相浩(Kang Sangho)、駐蘇大使李相朝(Lee Sangcho)、朝鮮勞動黨書記處書記林隱(Im Un)等人，以及當年參與朝鮮戰爭的蘇聯外交人員和軍事人員，如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T.F.Shtykov)、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M.S.Kapitsa)、第64防空集團軍司令洛博夫(G.A.Lobov)、擔任駐朝軍事專家領導工作的波爾特尼科夫(G.Poltnikov)、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Nam Il)的首席顧問索濟諾夫(V.D.Sozinov)等人。

其時，封閉多年的俄國檔案文獻也開始陸續解密，特別是在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字40周年前夕，俄國政府解密了一批關於1949-1953年朝鮮戰爭問題的檔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J.V.Stalin)與金日成(Kim Il sung)、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蘇聯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與他們在北京和平壤的代表之間的往來函電。這些總計1000多頁的新的原始檔案材料分別來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的軍事檔案館。1994年6月，葉利欽(Boris Yeltsin)總統把215件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件交給了來訪的韓國總統金泳三(Kim Youngsam)，不久韓國外交部東歐局的白宙鉉(Baek Juhyun)等人根據這些文件編譯出朝文的《韓國戰爭文件摘要》，隨後在中國便出現了這個摘要的中文本。

與此同時，有些學者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俄國檔案館中也發掘出不少檔案材料，並在他們的論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如凱瑟琳. 威瑟斯比的《蘇聯在朝鮮的目標與朝鮮戰爭的起源(1945-1950年)：俄國檔案中的新證據》和《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1993年)；德米特里. 沃爾科格諾夫的《對此應該懼怕嗎？》(1993年)、弗拉奇米爾. 彼得洛夫的《蘇聯在朝鮮戰爭爆發中的作用：已經解密的秘密文件》(1994年)、阿. 符. 托爾庫諾夫和葉. 普. 烏菲姆采夫的《關於朝鮮問題的新觀點》(1995年)；亞力山大. 曼紹洛夫的《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與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國檔案的新據》(1996年)；葉甫根尼. 巴加諾夫：《對朝鮮戰爭的政策分析：1949-1951年》(1996年)等。

此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朝鮮研究中心還與俄國外交部的外交學院簽署了共同研究朝鮮戰爭歷史的學術合作協議，從而得到了一批俄國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該中心正在與美國伍德羅. 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合作，對這些文件進行整理和翻譯。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將這批文件的複印件提供給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並存放在喬治. 華盛頓大學格爾曼圖書館的第七層，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00餘件檔案譯成英文在《冷戰國際關係史項目公報》1995/96年第6-7期刊出。

俄國發表的當事人回憶錄和訪談錄，特別是俄國檔案文件的解密和傳播，引起了俄國、韓國、美國以及中國學者的極大關注，又出現了一批利用俄國檔案文獻和口述史料討論朝鮮戰爭歷史的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前面提到的俄國學者沃爾科格諾夫、托爾庫諾夫、曼紹洛夫、巴加諾夫等人的論著；韓國學者的論著有朴文洙的《斯大林的對外政策與朝鮮戰爭：對歷史的再考察》(1994年)、朴明林的博士學位論文《韓國戰爭的爆發和起源》(1994年) 等；在西方學者中，最突出的是前面提到的威瑟斯比的一系列論文，以及喬恩. 哈利迪的《蘇聯在朝鮮的空戰》(1993年)、威廉. 斯德克的《國際歷史中的朝鮮戰爭》(1995年) 等。中國學者使用俄國文獻研究朝鮮戰爭的論著有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7月號發表的青石(楊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以及筆者的專著和論文等。

這次的研究熱潮一直持續到2000年，正值朝鮮戰爭爆發50周年。在此前後，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和研究成果更是層出不窮。關於中國方面的重要史料，有官方出版和發表檔案文獻，以及根據檔案資料編寫的工具書 。至於俄國的檔案文獻，除了俄國學者在專業雜誌進行的簡要介紹外，主要是韓國國防部軍史編撰研究所影印出版的蘇聯駐朝鮮軍事顧問團的106件軍事檔案。此外，筆者在多年收集和整理俄國檔案的過程中，對有關朝鮮戰爭的文獻情有獨鍾，為讓更多的可以使用中文研究這一課題的各國學者能夠利用這些重要的史料，特將其中有關朝鮮戰爭的700多件檔案(包括附件)的中譯文編輯成書出版，取名為《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三卷本)。

這一時期中國出版的相關專著很多，主要有齊德學的《巨人的較量——抗美援朝高層決策和指導》，林利民的《遏制中國：朝鮮戰爭與中美關係》，逄先知、李捷的《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以及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的《抗美援朝戰爭史》等， 還有數量更多的學術論文。國外學者也有許多新的學術成果發表，並且已經將研究重點轉向新的領域。

總之，隨著中國和俄國的檔案材料及口述史料大量公諸於世，北京和莫斯科已經越來越引起各國有關學者的廣泛關注，現在召開關於朝鮮戰爭歷史的國際學術會議，沒有中國和俄國學者參加是不可想像的。檔案材料的多邊化還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國際化，這表現為很多研究者的興趣已經從對朝鮮戰爭中美國政策的分析轉到對中國和蘇聯政策的研究，許多美國學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統，過去各種學派分野的界限已經模糊。更重要的是，各國學者對於朝鮮戰爭的研究已經不是僅從本國的角度，而是從世界範圍和國際結構的角度，利用多邊檔案，研究多邊問題。這無疑是朝鮮戰爭史研究中的一個可喜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中蘇關係的角度對朝鮮戰爭起源進行的研究，也就再次成為歷史學家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對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的歷史研究中，始終存在著種種對立和分歧的看法。這裡除了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和原始材料的限制以外，還有一個研究方法和概念使用的問題。即使人們拋棄了意識形態的偏見，也掌握了大量的歷史檔案，但是由於研究角度和出發點的不同，或者各自使用的概念及其含義不同，往往容易陷入無謂的爭論。為了便於論述，本書在討論主題——朝鮮戰爭的起源及其與中蘇同盟之間的相互關係之前，有必要先對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做幾點說明。

第一，在戰爭起源的討論中，人們常常使用「第一槍」這個概念。關於誰打了朝鮮戰爭「第一槍」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幾十年，但是仍然毫無結果。其實，在這裡所謂「第一槍」的問題，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實際上並不重要，因為事實上在軍事衝突中究竟是誰先打了第一槍往往是說不清的問題，有意發動進攻者往往引誘對方先開第一槍，這樣的事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況且，在6月25日戰爭爆發之前，朝鮮南北雙方沿三八線的軍事衝突已經發生了一年多，那麼在這數千次的交火中，究竟哪一槍算是「第一槍」？所以，人們完全沒有必要花費大量精力去搞清究竟是誰先打了「第一槍」。問題的關鍵在於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的帶有全局性的軍事行動——這是確定無疑的歷史事實——的決策是如何做出的，無論這種軍事行動是屬於主動進攻，還是屬於被迫反擊，其結果都是使這場戰爭成為當代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成為歷史學家對這一事件研究的起點。否則，即使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再延續一年也未必會成為全世界注意的中心和大國對抗的焦點，這一衝突引發的結果也未必會對世界格局的發展變化產生重大影響。換句話說，使朝鮮人民軍在1950年6月25日大舉越過三八線這一軍事行動得以實現的條件和前提是什麼，斯大林做出這一重大決策的國際背景是什麼，這才是研究者應該特別關注和討論的問題。本書分析和論述的基點就在於此。

第二，對朝鮮戰爭起源的概念應該有一個更為寬泛的界定。以往談到朝鮮戰爭的起源，人們大多是僅就南北朝鮮之間大規模軍事衝突的爆發進行分析和討論，這是不夠的。朝鮮戰爭作為一場國際性戰爭，就其發展過程和最終結果而言，實質上是中國(在蘇聯的援助和支持下)與美國之間的戰爭。儘管美國的軍事干涉行動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而中國則與蘇聯和朝鮮結成了聯盟，但是從作戰雙方對戰爭的指揮權、控制權，以及投入人力、物力的綜合指數看，美國和中國都在戰爭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從這個角度看，整個朝鮮戰爭可以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大規模向南挺進開始，第二階段從美國全面介入朝鮮衝突開始，第三階段從美國越過三八線向朝鮮北方進攻開始，第四階段從中國派兵入朝並與美軍發生戰鬥開始，第五階段從作戰雙方沿三八線附近停火併進行停戰談判開始。從時間上看，自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到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即從戰爭爆發到第四階段開始，共計不到4個月的時間，而從中國出兵到戰爭結束則有33個月的時間。前4個月實際上是戰爭不斷擴大和升級的過程。從規模上看，只有到第四階段開始，即中國介入了朝鮮戰爭以後，才構成中國與美國直接對陣的局面，這場戰爭也才形成為完整概念上的朝鮮戰爭。這就是說，應該把戰爭在第四階段開始以前的發展，都看成是構成戰爭起源的重要內容。顯然，如果美國不捲入這場軍事衝突，朝鮮半島發生的充其量是一場短暫的內戰；如果美軍不向三八線以北進攻，這場戰爭早在進行到三個月的時候就以三年後的結果終止了；如果中國不出兵，這場戰爭也就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朝鮮戰爭了。所以，對於戰爭起源的分析，除了戰前的背景以外，還必須對直到中國出兵時的戰爭發展過程進行全面的考察。本書即是把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起源的關係放在這一過程中進行研究的。

第三，對於中蘇關係的研究，在某些問題和一定程度上必須對中蘇領導人的決策動機進行考察。然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並不是沒有困難的。

首先，作為這一研究對象的兩個關鍵人物——毛澤東與斯大林，他們內心最深層的想法和戰略謀划往往是不為人知的。在建國初期，毛澤東直接掌握著一切對蘇聯聯繫的渠道和細節，大部分函電往來都是毛澤東親自處理的，而由於建國初期檔案制度不健全，在相關的部門卻沒有留下檔案文獻。此外，為了保密起見，有些重要的會議則根本沒有記錄。同樣，斯大林在他晚年的政治生活中始終把自己隱藏起來，他也直接控制著與毛澤東的所有接觸，而且也常常禁止保存與外國元首之間較為敏感的談話記錄。

其次，對於國際關係問題決策的重要條件是對於外部信息的把握，但呈現在歷史研究者面前的比較完整的歷史環境，與決策者當時所掌握的可能是嚴重失真的信息之間存在著很大差別，認識到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決策者實際上都根據他所掌握的信息進行思考和做出決策的，所以，後來的研究者如果只對這一過程進行純理性的分析，而缺乏對決策者的個性和環境，以及基於這種個性和環境而形成的思維方式進行考察，這種研究必然會遇到重大障礙。

再次，如果說在中蘇關係以及中蘇雙方對朝鮮戰爭態度和方針的研究中，對於毛澤東和斯大林個人心理和思維的分析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麼這兩個關鍵人物都沒有留下他們個人的回憶錄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缺憾。這就是說，除了應該廣泛利用中俄雙方的檔案文獻及相關的口述史料外，在很多問題上還需要藉助於研究者個人的分析和推理。本書分析斯大林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動機以及毛澤東在出兵朝鮮問題上的考慮時，由於沒有掌握直接的檔案文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利用間接歷史材料的基礎上進行主觀推斷的。這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在研究中，本書綜合利用了迄今為止中俄兩國最新公布的檔案文獻及相關的口述史料，著重分析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係的主觀動機和客觀條件，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中蘇同盟的實際結果和客觀影響，中蘇同盟與朝鮮爆發的戰爭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中蘇結盟后對朝鮮問題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的危險情況下作為同盟國的中國和蘇聯各自的考慮及所採取的不同對策，毛澤東是什麼時候以及怎樣下定決心派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以後對中蘇之間的同盟關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本書的研究思路和敘述結構如下：

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有一個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的逐步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對於蘇聯來講，其分界線在於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然而，蘇美對抗的重點在歐洲，當柏林危機爆發時，蘇聯在亞洲的目標仍然是維持雅爾塔體系劃定的勢力範圍，即在朝鮮半島滿足於以三八線劃界的南北分治狀態，而在中國，其重點是保證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和影響。

斯大林從保證國家安全利益出發，在戰後的亞洲繼承了沙皇俄國的傳統戰略，制定了以奪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目標的外交方針。蘇聯實現這一目標的保證是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此，斯大林對華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政府，重點在於保護和實現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則是蘇聯外交鬥爭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儘管存在著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體是在一種不愉快、不和諧的狀態下開始的。

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迫使斯大林考慮改變蘇聯的對華政策。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使斯大林了解到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戰略以及對蘇聯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蘇聯與中共之間建立了真正合作的基礎。劉少奇訪問莫斯科后，中蘇兩黨在原則上統一了認識，並初步確定了未來雙邊關係發展的目標，但涉及雙方根本利益的分歧沒有得到解決。儘管宣布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但作為新中國的奠基人，毛澤東決心與蘇聯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以此來體現中國的主權和尊嚴，並作為新中國對外關係的基礎。而斯大林則認為東北問題關係到蘇聯在亞洲的根本利益，並擔心簽訂新條約會在國際關係方面引起對蘇聯不利的連鎖反應，因此難以接受中國的主張。毛澤東與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對話，由於雙方出發點和結盟條件上存在的差距而一度陷入了僵局。

為了共同的戰略目標——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為了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發展，中國與蘇聯終於結成了戰略同盟關係。斯大林被迫同意與新中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使蘇聯失去或即將失去它通過雅爾塔體系和1945年中蘇條約而獲得的遠東權益，這主要是指由長春鐵路和旅順口、大連保證的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認為可以替代中國東北而保持蘇聯在亞洲的政治、經濟權益的地區是朝鮮半島，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這一計劃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動機。當然，以此阻止中共發動解放台灣的戰役(以免進一步刺激美國)，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慮之中。

就朝鮮衝突本身而言，斯大林主要是不能承受因中蘇條約的簽訂使蘇聯失去在亞洲的基本利益這樣一種壓力，因此莫斯科需要制定一個新的遠東戰略方針。在蘇聯與美國已經處於全球範圍內冷戰狀態的背景以及朝鮮半島處於戰爭邊緣的總的前提下，出於維護蘇聯在東方的戰略利益的需要，斯大林改變了以往在亞洲保持沉默和守勢的立場，決定在遠離歐洲這一冷戰中心的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完成朝鮮的統一，從而擴大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勢力和影響。同時，這個決定也是為了迎合金日成統一朝鮮民族的革命要求。

蘇聯做出對朝鮮問題新決策的動機主要是為了維護蘇聯自身在亞洲的戰略利益，以及對中蘇關係發展結果的憂慮，而不是出於對蘇美關係的考慮，也不是出於對中美關係的考慮。斯大林並沒有設想朝鮮戰爭是直接針對美國的——為金日成開放綠燈的前提就是判斷美國不會對朝鮮半島進行干預。蘇聯對美關係的基本原則是：在蘇聯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只是以冷戰的形式進行對抗，但決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因此，斯大林需要毛澤東為未來的戰爭承擔起責任。不過，使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徹底決裂並不是斯大林做出關於朝鮮戰爭決策的動機，而是戰爭實際發展的結果——如果美國不干預朝鮮半島的爭端，也就不需要中國參與這場戰爭了。儘管莫斯科希望金日成的舉動將不至於引起與美國的直接衝突，但在華盛頓看來，這是一場全面戰爭的序幕。

朝鮮半島的內戰爆發后，由於美國公然出兵干涉，形勢急劇惡化，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當戰火燒到鴨綠江邊時，作為亞洲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受到革命理想主義的激勵，並出於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也決心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進行一番較量。由於在蘇聯提供空軍援助的問題上中蘇之間產生分歧，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邊的談判陷入僵局。就在斯大林通知金日成撤出朝鮮，而中蘇同盟條約幾乎成為一紙空文的時候，毛澤東在異常困難的條件下力排眾議，毅然決定派志願軍赴朝作戰，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對中國的猜疑和顧慮。

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是中蘇同盟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斯大林改變了對毛澤東的態度，採取了與中國全面合作的方針。由於在戰爭中雙方利益的趨同性，中蘇同盟在中國出兵朝鮮后顯示出其存在的意義。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協調統一以及中蘇之間的密切合作，是保證中國在這場艱苦和漫長的戰爭中得以堅持到底的重要條件之一。其結果，朝鮮戰爭使中蘇之間的同盟關係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同時也掩蓋了隱含的分歧和矛盾。

結論：

不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中蘇結成同盟關係是直接導致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過去在西方傳統派學者中有一種「共謀論」理論，認為朝鮮戰爭是由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策劃，而由金日成直接發動的。後來修正派出現后，這種說法已不多見。但最近韓國學者似乎在解密的俄國檔案中找到了證據，再次提出了「共謀」理論。實際上恰恰相反，正是在毛澤東與斯大林談判中蘇條約和中蘇結盟問題的時候，北京和莫斯科對朝鮮半島衝突的認識和政策開始發生了分歧。這種分歧在朝鮮戰爭爆發后甚至給中蘇同盟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直到中國決定出兵朝鮮才改變了斯大林對毛澤東和中共的根本看法。因此可以說，中蘇條約的簽訂只是同盟關係在形式上的表現，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后，中蘇兩國才在事實上形成了同盟關係。

這就是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起源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

2009年3月27日

第一章 重溫遠東夢——蘇聯的遠東政策與中蘇同盟的起源

中蘇結成同盟和朝鮮爆發戰爭這兩個重大歷史事件得以產生，其關鍵性的主導人物是斯大林。由於長期以來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影響，特別是戰後蘇聯國際地位的提高，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而這兩個事件本身則標誌著斯大林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自1945年確定的在遠東的戰略方針和政策。

戰後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和對朝鮮的政策都是從穩定東方局勢、維持雅爾塔體系這一基本點出發的，而這兩方面的政策之間本來是沒有必然聯繫的。然而，當斯大林認為「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以後，其相應政策的變化就使這兩者之間產生了內在的聯繫。所以，有必要首先對斯大林戰後的遠東政策進行考察。

一、斯大林對外政策的目標及其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20世紀歷史的發展便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可以說，戰後初期的幾年是歷史上的一個轉折時期。所謂歷史轉折時期，從世界範圍來看就是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就是各主要國家發展戰略的重新定位，而這種組合和定位也就確定了未來世界歷史的格局，確定了各主要國家的發展道路。這一時期是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因此，對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及其戰略目標的總體分析，將有助於理解蘇聯對華政策和對朝政策的基礎和出發點，也有助於了解中蘇雙方結成同盟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機。

長期以來，各國學者對於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已經進行過廣泛的探討，總的來說存在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或者認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計劃，追求控制和擴大其勢力範圍；或者認為斯大林所採取的只是溫和的、謹慎的和防禦性的政治對策。然而，在蘇聯解體以前，代表上述兩種觀點的研究著作——無論是傳統學派的還是修正學派的，都很少能接觸到蘇聯的檔案材料，其結論主要是依據對蘇聯領導人公開言論及其行為進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做出的推斷。

隨著俄國檔案逐步對外開放，研究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重新審視。有人認為這一時期斯大林的外交行為是古怪的和反覆無常的，蘇聯的對外政策沒有明確的目標，是無所作為的；斯大林的遠東政策與歐洲政策一樣，都是「盲目的」，「毫無內在聯繫的」。也有人認為，斯大林的對外政策的政治目標是保護其既得利益和勢力範圍，他並不想煽動世界革命，不願直接與西方對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爾塔和波茨坦原則，蘇聯的安全目標就可以與西方協調起來。面對與西方關係日益緊張的狀態，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國革命的勝利對斯大林產生了重大影響，蘇聯與中國的聯盟才真正導致了蘇美之間的對抗。

這些說法似乎還不能全面或準確地反映出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特別是沒有勾勒出這一時期斯大林對外政策變化的軌跡，從而難以正確地理解蘇聯對外政策的的實質，也無法說明中蘇結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礎。

透過錯綜複雜的歷史迷霧可以看到，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實際上有三個方面，或者說是三個層次，即和平共處-世界革命-國家安全利益。

首先是和平共處。斯大林在戰後說過：「在戰時最緊張的時候」，不同的制度沒有阻礙美蘇兩國聯合起來並戰勝共同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維持這種關係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還表示蘇聯「是有合作願望的」。斯大林這種想法的基點在於戰時的盟國合作關係，特別是美、蘇等大國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共同構築的雅爾塔體系。所謂雅爾塔體系，得名於1945年2月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雅爾塔的尤索波夫宮召開的一次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會議最主要的結果就是通過協議的方式確定了戰後的世界格局。德國投降后，於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對此又進一步做了確認和補充。於是，幾個大國按照各自當時政治、軍事力量之所及劃分了戰後蘇聯在東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勢力範圍。正如許多學者看到的，斯大林對於戰爭後期建立的雅爾塔體系是滿意的，無論就其形式還是內容來說，這一體系的構築都符合俄羅斯傳統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國家安全戰略——以國家周邊的廣闊緩衝帶來保證一旦受到戰爭威脅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迴旋和準備。

喬治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格拉澤(Mugraze)和外交部長莫洛托夫(Molotov)都講起過這樣一件事：戰後，一份標明蘇聯新疆界的地圖被送到斯大林的別墅。斯大林用圖釘把它按在牆上，對周圍的人說：「咱們來看看，我們都得到了些什麼。……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蘭對我們是犯有嚴重罪過的，所以我們把國界從列寧格勒向前推進了。波羅的海沿岸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土地，現在重歸我們所有。咱們的白俄羅斯人現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烏克蘭人居住在一起了，摩爾達維亞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況正常。」說著，他轉而指向東方世界：「這兒情況如何呢？千島群島現在已歸我們，薩哈林島完全屬於我們所有，你們看吧，這有多麼好！旅順港是我們的，大連也是我們的。」斯大林邊說邊用煙斗在地圖的中國一帶畫圈，「長春鐵路也是我們的，中國、蒙古——這都沒問題，……可這兒的邊界我不喜歡!」斯大林說著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

斯大林的這一番表白很說明問題。除了斯大林不喜歡的高加索以南的邊界問題（這一點在下面將會提到），總的說來，從芬蘭經波羅的海三國到東歐，從近東經蒙古、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北部到日本北方諸島，蘇聯通過戰爭和雅爾塔體系獲得的政治權益，實現了俄國長期以來追求的建立廣闊的環俄羅斯安全緩衝帶這一戰略目標，而這一目標的實現是與西方盟國建立合作和協調關係的結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實現和平共處，惟有如此，才能以最小的代價保證蘇聯的既得利益。

然而，對於世界革命這一蘇聯發展的宏大戰略目標來講，和平共處只是一種手段，或者說是暫時的、短期的目標。斯大林相信，社會主義的蘇聯最終是要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這是蘇聯和人類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而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方式只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戰前就說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出現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就要終結」，「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將更加猛烈地增長起來」，「資產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面將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尋找出路」，「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制止戰爭危險時，將從革命中尋找出路」。戰後，斯大林更提出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藏著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平穩地和平衡地前進，而是要通過危機和戰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經濟影響在經濟方面的最重要的結果，應當認為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這個情況決定了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總危機，是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機」。危機導致戰爭，戰爭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世界，這就是斯大林總危機理論的邏輯。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蘇聯對外政策的制定便應納入世界革命的目標體系，至於外部世界是處於戰爭還是和平狀態並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來，和平共處要服從於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總目標當中局部的和暫時的目標。

不過，對於國家安全利益這一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來講，世界革命又成為一種手段，或者是對外戰略中一種局部的和暫時的目標。如果說在列寧時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類，甚至沒有國界的概念，那麼到了斯大林時期，大俄羅斯主義已經在蘇聯黨內根深蒂固。把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置於其對外政策戰略中的最高地位，這是斯大林的一貫方針。這一方針的理論基礎就是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斯大林在戰前就認為：在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的時候，維護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不僅是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也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奮鬥目標。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與希特勒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蘭，與日本簽訂了中立條約並建立起「東方陣線」，強詞奪理地發動了對芬蘭的戰爭，並通過一紙命令解散了「共產國際」。既然斯大林認為蘇聯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的利益，就代表了人類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應當服從於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應該起來革命，什麼時候起來革命，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是否給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這種革命行動是否有利於維護蘇聯的國家安全——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個邏輯。

總之，在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目標的三維結構中，蘇聯國家安全利益始終處於最高地位。在處理戰後國際關係的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斯大林或者把維護和平共處作為調整對外政策的標尺，或者把鼓動世界革命作為發起外交攻勢的目標。但這些都是暫時的，易變的，其根本目的還是保障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從蘇聯對外政策的這一終極目標。從這一基點出發，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從維持大國合作出發同時進行有限擴張的政策，逐步發展到實行兩大集團對抗的政策。

戰後初期，斯大林的願望是維持與西方盟國在戰時結成的夥伴關係，通過與西方國家的合作鞏固和發展蘇聯在雅爾塔和波茨坦體系中所獲得的政治權益。蘇聯在1945年處理希臘革命、中國革命以及歐洲共產黨活動等問題的消極態度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斯大林堅持這一外交方針的基點在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使蘇聯在政治和軍事上成為了一個世界大國，然而，由於戰爭的極大破壞和損失，蘇聯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卻面臨著極其艱巨的任務。這自然就需要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一定的合作關係，以求得國內經濟建設有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就蘇聯的經濟實力而言，當時也無法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抗衡。

第二，斯大林認為戰後一段時期沒有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這是蘇聯確立外交合作方針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說法，新的戰爭有兩層含義，即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和資本主義國家與蘇聯的戰爭。斯大林認為，爆發前一種戰爭的可能性要大於後一種戰爭，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相互之間戰爭的目的是要取得對其他國家的優勢，而與蘇聯的戰爭則涉及到資本主義自身的存亡問題。但是，蘇聯不會進攻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蘇聯保持與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礎的。

第三，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使蘇聯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至少在斯大林看來，蘇聯在戰後世界的勢力範圍是通過與西方盟國的國際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出於維護雅爾塔體系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的基礎之上。

總之，只有採取合作的方針才能維持雅爾塔體系的存在，而維持雅爾塔體系就能保證蘇聯的既得利益。

然而，這種合作中已經隱含著分裂的因素。除了在國家利益上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和衝突以外，還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於不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蘇聯與西方大國本來就是敵對的。戰爭期間結成的同盟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反對法西斯侵略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戰爭結束、共同的敵人消失后，這種同盟也就完成了其歷史使命，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其次，雖然羅斯福(Roosevelt)與斯大林同樣主張戰後實行大國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羅斯福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凡爾賽體系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過幾個大國掌管聯合國這樣的國際性組織，在協調大國之間關係的基礎上安排國際事務，以求世界的和平與穩定。至於美國的利益，羅斯福相信憑藉美國的經濟實力和門戶開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證。但其他西方大國首腦，如邱吉爾(Churchill)，卻沒有羅斯福那樣的政治實力和新的思維，羅斯福可以對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繼任者和其他西方領導人卻一定要針鋒相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羅斯福的去世已經預示了大國合作的暗淡前景。

再次，與羅斯福合作政策的內涵不同，斯大林主張的大國合作，本質上是因循歷史上由主要戰勝國瓜分世界勢力範圍的傳統做法，試圖以雅爾塔體系取代凡爾賽體系而重建以美蘇兩國為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蘇聯幾十年來一直處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在國際事務上受到壓抑和歧視而形成的「孤島」心態，以及由於日俄戰爭失敗而形成的俄羅斯復仇心理，使戰後的斯大林產生了一種優越感：作為主要戰勝國之一，蘇聯從此可以參與主宰世界命運了。因此，儘管奉行大國合作的政策，但在雅爾塔和波茨坦協定尚未顧及的地方，蘇聯還是不時地表現出一種躍躍欲試的擴張行跡。

從理論上講，如果蘇聯與西方恪守和平共處的原則，雖然雙方不會再有戰時那樣的同盟關係，至少也可以維持一般的合作關係。但是，由於上述幾個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戰後世界新秩序方面，蘇聯與西方大國的立場和觀點大相徑庭，雙方都把對方視作競爭的對手，在行動中都竭力遏制和損傷對方，力圖增強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影響，按照各自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改造世界。於是，分歧和衝突的升級也就在所難免了。

蘇聯與西方大國的爭端首先出現在東歐問題上。從地理位置上看，東歐緊靠著蘇聯的歐洲領土，也即蘇聯的中心地區，並且在歷史上經常成為外敵入侵俄國的通道和入口，所以，東歐便成為斯大林建立戰後蘇聯安全帶和勢力範圍的必爭之地。斯大林對東歐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過蘇聯紅軍越境在東歐作戰的有利時機，支持和幫助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建立起親蘇政府或蘇聯模式的政權組織，一舉而完成蘇聯對外政策中保證國家安全和實現世界革命兩大戰略目標。惟其如此，蘇聯在東歐問題上對美國和西方國家寸步不讓。

早在雅爾塔會議期間，斯大林就明確表示出在東歐的權力問題上不容挑戰的決心。當美國提出解散波蘭盧布林臨時政府而在國務委員會的基礎上另建臨時政府時，斯大林斷然予以拒絕。當美國在1945年9月要求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政府改組或辭職時，蘇聯同樣表示堅決反對。與此同時，蘇聯在德國問題上的基本考慮就是要使蘇占區成為保證蘇聯西部安全的前沿，在鞏固蘇占區的基礎上增強蘇聯在全德國的地位，並防止西佔區成為依附於西方的獨立國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評論邱吉爾的「鐵幕演說」時甚至不屑於理會邱吉爾把東歐國家說成是蘇聯勢力範圍的觀點，而只強調在東歐建立對蘇聯抱有善意態度的政府「這是和平的願望」，並非「擴張傾向」。

儘管西方大國對斯大林在東歐問題上的強硬態度表示出不滿和猜疑，但在雅爾塔體系中東歐畢竟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西方即使對此做出反應也顯得底氣不足。真正在蘇聯與西方之間引起衝突並導致雙方政策轉變的問題，發生在那些雅爾塔體系尚未予以確定或調整的地區，這突出地體現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對這些地區，斯大林表示出不滿意以及蘇聯的擴張意圖。

在歷史上，近東地區是沙皇俄國與歐洲列強進行角逐的場所。從19世紀以來，控制土耳其兩海峽以及南下波斯灣取得一個重要的不凍港就是沙俄對外政策的既定方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對外政策中同樣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蘇聯一旦在這兩個國家取得政治和經濟權益，不僅能夠確保蘇聯南部的安全，而且還能為蘇聯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發展的基地。然而，在雅爾塔體系中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列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舉動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國的強烈反響。

土耳其問題和伊朗危機對於戰後蘇聯與西方的國家關係以及國際局勢的變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對這兩次近東事件的考察， 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斯大林在近東的行為，就其本身來講雖然有擴大蘇聯在近東勢力範圍的動機，但他並不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與西方合作的基本政策，所以面對美英的強硬態度蘇聯採取了退卻和調和的方針。蘇聯從伊朗的撤軍，同它從中國東北和北朝鮮的撤軍一樣，表明斯大林的擴張企圖是有限的，他仍然希望避免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產生直接的對立和衝突。顯然，蘇聯在近東超越雅爾塔協定的行為對西方產生的後果是斯大林始料未及的。

第二，蘇聯的外交舉措加強了西方國家之間的協調與認同。戰後美國地位的上升與英法勢力的衰落使西方國家內部的矛盾有擴大化的趨勢，美英之間在土耳其和伊朗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就說明了這一點。而蘇聯在這一時期的外交行為使西方國家共同感受到威脅，這即在客觀上促成了西方國家的聯合。在一定意義上，除了西方國家固有的反共意識形態，也可以說，正是戰後蘇聯在其周邊地區廣泛追逐政治和經濟權益的外交行為加強了西方國家的集團意識，加快了西方國家反蘇聯盟的形成。

第三，蘇聯的外交舉措加速了西方國家對蘇政策的調整。這兩次近東事件終於導致蘇聯與西方本來就不牢固的合作關係開始破裂，加深了雙方的猜疑、敵視和對立。如果說邱吉爾的「鐵幕演說」更多地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而沒有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引起強烈共鳴的話，那麼凱南(Kennan)「遏制理論」和杜魯門主義的提出，則表明蘇聯在近東的行為已經使西方大國感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侵犯，並由此引起了他們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蘇政策的調整。因此，可以認為土耳其和伊朗事件為蘇聯與西方大國之間形成集團對抗的局面開啟了一道門縫。

蘇聯在土耳其和伊朗問題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蘇聯在國際事務中不能總是單槍匹馬地採取行動，而有必要在與美國及其西方盟國的抗衡中把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力量聯合起來，把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力量聯合起來。就在蘇聯從伊朗撤軍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領導人的談話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產黨情報局的設想。在鐵托(Tito)訪問莫斯科后所寫的記事手稿中也記載了有關成立共產黨情報局的事項。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哥穆爾卡(Gomulka)談話時又建議創辦一份各國共產黨的共同刊物，並提出為此應召開一次有各國共產黨參加的會議。這說明，在斯大林的頭腦中這時已經出現了在對外政策中以集團對抗為指導方針的理論雛形。

與此同時，美國及西方大國外交政策趨向強硬的態勢也引起了蘇聯的注意。蘇聯駐美大使諾維科夫(Novikov)1946年9月對美國外交政策分析的長篇報告，充分說明了蘇聯對美國政策變化的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調整對美政策的基礎。諾維科夫報告開宗明義指出：「美國的對外政策反映了美國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傾向，其特點就是在戰後謀求世界霸權。」報告認為，美國鼓吹的「對蘇聯採取『強硬路線』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國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礙。這一障礙的產生，主要是因為美國在戰後不再奉行加強三大國(或四大國)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壞這些國家的團結，其目的是要把別國的意志強加給蘇聯。」如果說凱南著名的8000字電文成為美國對蘇遏制政策的理論依據，那麼幾乎同時出現的諾維科夫報告，同樣對於蘇聯採取對美強硬反擊政策起了重要的論證和導向作用。

然而，真正促使蘇聯戰後對外政策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馬歇爾計劃。儘管此前不久美國宣布了杜魯門主義，但在斯大林看來，杜魯門的演講不過是在口頭上叫嚷了美國將對蘇聯實行「遏制」政策，而馬歇爾計劃則是要在實際行動中建立起一個歐洲反蘇集團，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國試圖通過馬歇爾計劃把東歐國家納入西方勢力的影響之下，並以援助德國西佔區的方式重新武裝起一個俄國的宿敵。

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是對外政策的全面改變。為了確保東歐國家能夠與蘇聯組成強大的對抗西方的利益集團，斯大林首先需要統一和規範東歐各黨和各國的行動。當蘇聯決定對馬歇爾計劃進行抵制后，立即於7月8日和9日向東歐各黨領導人發出急電，「建議」他們拒絕參加討論馬歇爾計劃的巴黎會議，「不得向會議派出代表團」。對熱衷於參與馬歇爾計劃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斯大林則把這兩個國家黨的領導人召到莫斯科嚴厲訓斥，並迫使他們屈從於蘇聯的主張。同年7月底，當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領導人宣布將研究和協商兩國間的友好互助條約時，斯大林又嚴詞斥責這一行動是「匆忙的」和「錯誤的」，並強調它「沒有同蘇聯政府協商」。

為了抵制馬歇爾計劃，加強蘇聯對東歐國家的影響和控制，蘇聯政府在7月10日至8月26日分別與保加利亞等六個東歐國家簽訂了雙邊貿易協定，即所謂的「莫洛托夫計劃」。莫洛托夫計劃鞏固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關係，把這些國家的經濟納入了蘇聯模式的軌道，從而形成了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相抗衡的蘇聯東歐經濟圈，奠定了蘇聯-東歐集團的經濟基礎。

蘇聯調整其對外戰略，在組織上的表現就是成立了一個新的歐洲共產黨協調中心，即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不過，與共產國際不同的是，共產黨情報局完全局限在歐洲地理範圍之內，因此它的組成顯然是對馬歇爾計劃構成的明顯威脅的反應，而不是在新階段發動世界革命的前奏。斯大林的目的還是要通過這種政治組織形式加強對東歐各國以及歐洲各黨的控制，「以情報局形式建立與會各黨的協調中心」。會議形成的政策性結果有兩條，即：在東歐各國取消各黨的民主聯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蘇維埃政權；批判法國和義大利黨仍然固守的合法鬥爭策略，而主張通過罷工等革命行動與資產階級政府進行鬥爭。特別是蘇聯在會議上提出的「兩個陣營」的理論，表明在馬歇爾計劃之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已經完全脫離了大國合作的軌道，而走上了與西方進行集團對抗的新路。

冷戰產生的基礎在於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而這種對抗則表現為地緣政治對立和意識形態對立的結合。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蘇兩個大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美國擺脫了傳統的孤立主義狀態，一舉衝出了美洲。從美國本土出發，一面向東，戰後經濟和政治力量衰落的歐洲列強，特別是英、法、意等國，不得不求助於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一面向西，戰敗的日本、懦弱的中國和菲律賓，為美國進入亞洲提供了極好的機會和空間。蘇聯則擺脫了戰前的「孤島」狀態，一面向西進軍歐洲，通過解放東歐各國而佔領了廣闊的安全地帶；一面向東發展，策動蒙古獨立，控制中國東北和北部朝鮮，同時覬覦近東。這樣，從地緣政治上形成了美蘇兩國在歐亞大陸的對峙局面。同時，美國打著「自由」和「民主」的旗號，以美元和美國佔領軍開路，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盟主，企圖按照美國方式把全球帶入「自由世界」。蘇聯則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口號下，力圖把從希特勒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各獨立國家納入蘇聯體制的運行軌道，領導全人類走向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於是，美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也形成了根本對立的局面。

不過，冷戰在全球範圍內的形成並不是同步的，這裡有一個從歐洲到亞洲的發展過程。從蘇聯方面講，斯大林在世界範圍內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同時使用和平共處和世界革命的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標是維護和擴大蘇聯的勢力範圍，保證蘇聯的國家安全利益。隨著國內經濟實力的恢復和發展，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一時期蘇聯對外政策的方針逐步從溫和走向強硬，大體上是沿著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這樣一道軌跡發展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蘇聯的政策是整體發生變化的。蘇聯對外政策的重點是在歐洲，而對亞洲的政策往往起到對歐洲政策的補充和輔助作用，因此斯大林對亞洲的政策並不是完全或同時隨著其歐洲政策的變化而變化的，甚至相反，為了集中力量在歐洲對抗美國和西方集團，蘇聯在亞洲仍然維持一種相對緩和或保守的方針，雖然這只是權宜之計。

當然，蘇聯遠東政策的總基調也還是逐步走向強硬和對抗的，以至在「國際形勢改變」的條件下，終於使遠東成為美蘇之間危機爆發的導火線。不過，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前，與在歐洲表現出來的直接對抗不同，美蘇兩國在亞洲都採取了某種克制的態度，這特別體現在對朝鮮和中國的政策上。

二、蘇聯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和政策

戰後蘇聯勢力進入亞洲是從對日作戰開始的。同盟國在歐洲戰爭中的勝利已成定局時，美國出於在太平洋戰爭決戰時減少美軍傷亡以及限制蘇聯戰後在東方擴張的雙重目的，急於取得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承諾並明確其政治條件。但斯大林沒有立即表態，直到雅爾塔會議上，蘇聯才明確參加對日作戰的政治條件是恢復日俄戰爭前沙皇俄國在遠東的勢力範圍。後來，戰爭局勢的急速變化，特別是在原子彈試驗成功后美國已經不再希望蘇聯染指亞洲事務了，但是在美國原子彈投放日本、太平洋戰爭大局已定時，蘇聯卻在中蘇談判尚無結果、其參戰的政治條件尚未得到明確保證的情況下倉促出兵中國東北，向日本軍隊展開了大舉進攻，從而在亞洲取得了以軍事實力為依託的有利的外交地位。

蘇聯在日本的目標是恢復日俄戰爭后被日本佔領的千島群島和南庫頁島及附近島嶼，同時參加對日本的共同佔領和管制。其中前者得到雅爾塔協定的認可，後者則完全要依美蘇雙方在東北亞軍事力量的進展而定了。蘇聯與美國在東北亞問題上交鋒的結果是，蘇聯佔領日本本土並參加對日管制的目標沒有實現，卻形成了以三八線為界與美國共同佔領朝鮮半島的局面。

由於當時的軍事和地理條件，當美國軍隊正在日本南部列島與日軍激戰時，蘇聯軍隊已經大舉進入了朝鮮半島。由於日本在美國投下原子彈和蘇聯出兵后很快就接受了無條件投降，結果在朝鮮半島造成了一種真空局面。正是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美國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以三八線為界美蘇雙方分別佔領朝鮮和接受日軍投降的問題。

1945年8月15日，杜魯門給斯大林發出密電，通報了已經由他批准的給盟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有關日本武裝部隊投降細節的「總命令第一號」，該命令的內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線為分界線，確定了美蘇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受降區域。8月16日，斯大林複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對命令的內容」，對於有關朝鮮分界線的問題也沒有提出異議。9月2日，麥克阿瑟在東京灣密蘇里號艦上舉行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后發布了「總命令第一號」，其內容根據斯大林提議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駐北緯38度線以北的韓國、滿洲、庫頁島、千島列島等地的日本軍高級指揮官以及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蘇聯遠東軍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國政府大本營和駐日本本土及其周圍諸島以及駐北緯38度線以南的韓國、琉球列島等地的日本軍高級指揮官以及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美國太平洋地區陸軍最高司令官投降。」 就這樣，三八線作為美蘇兩國在朝鮮受降和實行軍事佔領的分界線便被明確地規定下來。

受降命令傳到戰地時，分兵進擊的蘇聯軍隊已經越過三八線，正沿著公路向漢城運動。但他們一接到關於分界線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線以北。美軍於9月6日順利進駐漢城。

如果說美國倉促提出的以三八線劃界的建議是出於限制蘇聯在朝鮮半島擴大勢力範圍的政治考慮，那麼，蘇聯非常痛快地接受三八線的方案也是出於更深層次的政治考慮。不過，華盛頓考慮的是朝鮮問題，而莫斯科的眼睛卻是盯在日本本土上。

正如提出三八線建議的美國上校臘斯克估計的那樣，按照當時的軍事態勢，蘇聯完全可以拒絕三八線，提出以三七線甚至更南面的一條線作為軍事受降分界線，而美國從實際出發也不得不接受這種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沒有這樣做，而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三八線的提議。這一點不僅使當事人臘斯克和美國陸軍部感到驚奇，而且也使後來的一些研究者迷惑不解。的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的軍事實力已經空前加強，以致斯大林可以躊躇滿志地聲稱：「這次戰爭不比從前了。現在是，誰的軍隊到達哪裡，誰就佔領土地，也就在那裡實行誰的社會制度。」

那麼，斯大林為什麼會接受三八線呢？實際上，作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遠的考慮，他接受三八線的提議是有交換條件的。筆者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給杜魯門回電錶示同意美國的受降方案時還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修正意見：(1)將屬於日本的整個千島群島交由蘇聯軍隊佔領；(2)將屬於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給蘇聯軍隊。斯大林還特彆強調第二點對於蘇聯的重要性，他指出：「人們知道，在1919-1921年，日本佔領了蘇聯的整個遠東地區。如果俄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沒有佔領區，俄國輿論就會大嘩。」最後，斯大林以不容爭辯的口氣對杜魯門說：「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適中的意見不會遭到任何反對。」顯然，斯大林是試圖以蘇聯對日本本土三八線以北部分領土的佔領來交換美國對朝鮮半島三八線以南部分領土的佔領。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鑒於德國分裂的教訓，只有獨自佔領日本才能限制蘇聯勢力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美國可以放棄朝鮮，但對日本則是志在必得，而決不容蘇聯插手其間。於是，在8月18日給斯大林的回電中，杜魯門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點修改意見，即將千島群島划入蘇軍受降地區——這是雅爾塔協定已有明文規定的，但對斯大林的第二點修改意見——讓蘇軍進入日本本土，則巧妙地加以拒絕。杜魯門說，美國已經決定日本本土各部將向麥克阿瑟將軍投降，並且已經做出安排，而麥克阿瑟「將使用盟國的象徵性部隊，當然包括蘇軍在內，來臨時佔領日本本土」。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複電中對美國拒絕蘇聯的要求表示遺憾，一方面卻在回電之前，即8月20日，向蘇聯軍隊下達了命令，要求蘇聯陸、海軍全力進駐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於三八線以北。就在斯大林下達命令的同時，蘇聯駐日代表傑列維揚科(Derevyanko)中將拜訪了麥克阿瑟，並聲稱不管美國是否同意，蘇軍都將進駐北海道。麥克阿瑟當場以強硬的口氣駁斥道：沒有我的許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我就將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內的蘇聯駐日代表團全體人員。美國的強烈反應使蘇聯進駐北海道的計劃中途擱淺，而此前斯大林已經同意在朝鮮半島以三八線劃界，覆水難收。於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實，把朝鮮南部讓給美國，而將問題留待以後尋找機會解決。在下面將會看到，這個機會直到1950年才出現。

但是，雅爾塔協定關於戰後朝鮮的安排並不是由美國和蘇聯分別佔領，而是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共同託管。在雅爾塔會議期間美蘇首腦舉行會晤時，羅斯福提出了討論領土託管的問題，並向斯大林建議，在朝鮮人民做好自治的準備之前「朝鮮要由一個蘇聯代表、一個美國代表和一個中國代表實行託管」，「託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鑒於英國外交大臣艾登(Eden)曾拒絕過美國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戰後對朝鮮和印度支那進行託管的方案，羅斯福認為「沒有必要邀請英國參加朝鮮的託管」。斯大林同意託管的方案，但他建議還是應該邀請英國參加託管。於是，戰後由中、美、蘇、英四國對朝鮮實行臨時託管的方案便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下來。但會議文件並未具體談到託管朝鮮的問題，只是在提到對哪些領土將實行託管時說「這將是有待以後達成協議的事情」。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后，於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Hopkins)去見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同意中國、英國、蘇聯和美國共同託管朝鮮」。

蘇聯並非不重視朝鮮半島的地位，只是當時還沒有一個特別確定的方針。1945年6月由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的兩名官員撰寫的一份關於朝鮮問題的參考報告，清楚地說明了雅爾塔會議後幾個月里蘇聯對朝鮮問題的考慮。這份為參加即將召開的波茨坦會議的蘇聯談判人員提供背景情況的報告，提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五個方面的結論，其中講到「日本必須被永遠地趕出朝鮮，因為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將會經常威脅到蘇聯的遠東地區」，「朝鮮的獨立必須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鮮變為未來侵略蘇聯的基地，不管這種侵略來自日本還是任何試圖在遠東對蘇聯施加壓力的其他國家。朝鮮獨立和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證就是建立蘇聯和朝鮮之間的友好密切關係。將來在建立朝鮮政府時必須要反映這一點」。這個報告非常清楚地說明，第一，蘇聯政府極其重視大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角逐，不過在當時仍然認為日本是主要威脅，所以要特別防止日本把朝鮮作為向亞洲大陸擴張的跳板；第二，蘇聯並沒有提出佔領或單獨控制朝鮮半島的要求，而只是希望那裡建立一個與蘇聯保持「友好和密切的關係」的政府。

大體說來，直到1949年底，蘇聯對朝鮮的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通過託管或其他方式，與美國合作在朝鮮建立一個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的統一的朝鮮政府；第二階段，加強朝鮮北方的政治經濟力量，並在此基礎上促進朝鮮民族的統一，從而保證通過全朝鮮普選建立的統一政府實行對蘇友好的政策；第三階段，在朝鮮南方實行單獨選舉后，支持和幫助朝鮮北方建立單獨政府，滿足於蘇聯對北部朝鮮的控制，並以此與美國對抗。

蘇聯外交部檔案館的文件表明，直到1945年9月，蘇聯政府在以政治方法解決朝鮮問題方面還沒有明確的計劃，但認為擬議中的託管制度是抵消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權益和加強蘇聯在東北亞地位的有效手段。外交部的一份報告開列了遠東太平洋地區一系列應實行託管的地方，另一份報告則明確提出：「根據開羅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的條款，鑒於希望儘可能快地消除日本對朝鮮長期所產生的有害後果，促進使朝鮮人民可以實現完整的主權和民族獨立權利的條件的形成」，蘇聯政府應該提出的建議是「盟軍對朝鮮領土的軍事佔領期結束后，朝鮮必須置於蘇聯、美國、英國和中華民國四大國的共同託管之下」，「對朝鮮實行託管的目的必須有助於朝鮮人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恢復獨立，有助於推動朝鮮按照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76款逐漸地朝獨立方向發展」。這些檔案文件說明，在1945年9月，莫斯科的目標只是要通過對朝鮮的共同管理的某種方式保護蘇聯在東北亞的戰略利益。斯大林的目的不是要獲得對整個朝鮮半島的控制，如他在歐洲對波蘭的控制那樣，甚至在開始時也沒有分裂朝鮮半島、單獨佔領朝鮮北方的意圖。相反，他實行的是一種更為複雜的戰略，這種戰略是要在掌握一些軍事戰略要地的前提下使蘇聯與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利益和影響達到平衡。

至少到1945年末，蘇聯的政策仍然是希望能通過外部力量，通過與美國的合作，在朝鮮半島建立一個對蘇友好或至少是不敵對的統一政府。由蘇聯駐日本大使馬立克(Malik)起草的題名為《關於統一的朝鮮政府的問題》的外交部背景報告表明，1945年12月，蘇聯打算採取特別措施組織關於建立朝鮮臨時政府的選舉。報告認為「蘇聯反對建立統一的朝鮮政府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並建議(1)支持並且宣布恢復朝鮮的獨立和主權；(2)表示支持建立由所有的朝鮮社會和政治組織參加的朝鮮臨時政府；(3)所有的這些組織必須選舉一個臨時委員會以籌備召開立憲會議；(4)召開立憲會議之前，必須在各地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教師、僱員和其他集團之間召開各種民主會議，以廣泛討論並且提出參加立憲會議的代表和統一的朝鮮政府官員的候選人；(5)建立由蘇聯和美國代表組成的特別聯合委員會以負責這項籌備工作(可能的話也可包括中國和英國的代表)；(6)解決因蘇軍和美軍駐紮在朝鮮而產生的所有迫切問題，建立由蘇軍司令部和美軍司令部代表組成的蘇美特別委員會。

正是出於儘快形成與美國合作局面的目的，蘇聯在朝鮮北方組織臨時政權機構時沒有讓共產黨人出任這一機構的首腦。雖然1945年10月10日蘇聯貨船「普加喬夫」號已經把在蘇聯遠東地區受訓的以金日成為首的第88旅朝鮮營的66名軍官送到元山港，但是在11月19日朝鮮成立北方五省行政局時，當選為主席的卻不是金日成，而是民族主義領袖、朝鮮人自發成立的平安南道人民委員會主席曹晚植(Cho Mansik)。同時，蘇聯佔領當局也不願意支持南朝鮮共產黨的活動，不願意在美國佔領區開展任何宣傳鼓動工作。聯共(布)中央國際部有關朝鮮問題的文件表明，1945年秋蘇聯軍事佔領當局雖然在朝鮮北方積極改組共產黨並指導其開展活動，但這些做法絕不超出三八線的範圍。當時朝鮮共產黨的總部設在漢城，共產黨主席是後來到朝鮮北方出任副首相兼外務相的朴憲永(Park Henyong)。在南朝鮮反共組織的破壞和壓力下，朝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多次請求蘇聯佔領當局給予支持，特別是幫助說服美國佔領當局允許朝鮮共產黨合法地開展活動，但蘇軍司令部拒絕進行任何有利於南朝鮮共產黨的干預。相反，蘇聯要求南朝鮮的共產黨人與美國佔領當局合作，並解釋說「只有通過對朝鮮國際地位達成合適的諒解才能產生正確的戰略路線」，美國與蘇聯「在朝鮮問題上的觀點是沒有矛盾的」。儘管當時美國的佔領政策在南朝鮮遭到強烈反抗，而共產黨的活動對於他們自身的政治發展也極為有利，但在1945年來自朝鮮的報告中根本沒有提及蘇聯在南朝鮮的任何宣傳鼓動工作。

此外，1945年蘇聯在朝鮮的經濟政策也說明斯大林當時並沒有長期佔領朝鮮半島或朝鮮北方的打算。由外交部第二遠東司顧問蘇茲達列夫(Suzdalev)為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準備的《關於日本在朝鮮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的報告》開列了日本在朝鮮財產的詳細清單，並且做出三個結論：(1)日本在朝鮮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企業是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的目的而建立的，並且一直發揮著這樣的作用，毫無疑問，必須從日本人手中完全剝奪這些企業；(2)北朝鮮境內的日本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必須視為紅軍的戰利品，因為所有這些企業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與紅軍作戰的日本軍隊服務的，而且為從日本人手中奪取這些企業，紅軍付出了很大的犧牲；(3)最後，北朝鮮境內的日本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必須作為賠款的一部分轉交給蘇聯，補償從蘇聯建國起日本給它造成的巨大損失，包括日本在1918年到1923年對遠東干涉而造成的損失。

儘管蘇聯佔領當局一開始就向朝鮮人公開保證「將保護所有朝鮮企業的財產，並將盡一切可能來支持你們，維持你們企業的正常經營」，到9月20日，斯大林給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Vasilevskii)和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會、第25集團軍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也是保護「北朝鮮公民的私人和公共財產」，「鼓勵當地居民繼續自已的和平工作，保護工業、貿易、市政和其他事業的正常運作」，駐北朝鮮的部隊應「嚴格遵守紀律，行為端正，不得欺辱居民」，但實際上，從1945年10月到12月中旬，蘇聯人似乎對他們的軍隊失去了控制，進入朝鮮的蘇聯軍隊大肆掠奪日本人和朝鮮人。就像他們在中國東北對那些殖民地時期發展起來的工業設施所採取的行動一樣，蘇聯人也拆運走了許多在朝鮮北方的工廠。正是根據這一事實，美國情報部門相信：俄國人是不打算留在北朝鮮的。顯然，如果蘇聯一開始就有意把朝鮮作為它的衛星國，恐怕就不會採取這種掠奪性的經濟政策了。

然而，蘇聯也估計到，通過與美國合作建立統一的對蘇友好的朝鮮政府肯定是非常困難的。外交部第二遠東司副司長扎布羅金(Zabulokin)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問題是極其複雜的，因為有眾多的政黨和集團，它們之間缺乏統一，還有美國的引誘。」「與此同時，未來朝鮮政府的性質不能不涉及蘇聯的利益，因為這個政府的性質將是決定朝鮮臨時政府在未來的朝鮮國內外政策中如何行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朝鮮在今後是成為我們新的憂慮的滋生地，還是成為我們在遠東安全的有力的立足點之一，就取決於未來朝鮮政府的性質了」。扎布羅金的結論是朝鮮政府的建立可以通過以下可能的方法實現：(1)在蘇聯、美國和中國三國政府的協議基礎上建立朝鮮政府。以這種形式建立政府時，共產黨人和真正的民主人士加入政府將會遭到朝鮮反動分子的強烈反對，因為這樣的政府無疑將會贊成與蘇聯保持密切的聯繫。毫無疑問，這些反動分子將會尋求美國和中國政府的支持。(2)召開一次人民代表會議，必須通過普遍的、秘密的和平等的投票，選舉產生全體朝鮮人民(賣國賊除外)的代表參加代表會議。人民會議必須宣布成立朝鮮共和國和建立朝鮮人民政府。這是解決建立朝鮮政府問題的更能夠接受的形式。

美蘇之間果然在如何建立以及建立怎樣一個統一的臨時朝鮮政府的問題上處於尖銳的矛盾之中了。隨著美國在南朝鮮逐步推行強硬的政策，特別是在1946年初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工作陷入僵局之後，蘇聯開始改變了與美國合作建立統一的朝鮮政府的政策，而是積極幫助朝鮮北方在政治和經濟上成熟起來，以期通過朝鮮民族本身的力量建立一個對蘇友好的統一政府。扎布羅金所說的第二種方式被蘇聯政府採納了。

蘇聯佔領當局首先加強了朝鮮北方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力量。蘇聯紅軍進入朝鮮作戰後立即在那裡建立了軍事管制機構，稱作警備司令部。這一時期，蘇聯佔領軍在朝鮮北方各道及其所轄各級行政機構中普遍建立的警備司令部總計有113個。在最初階段，警備司令部的職責只是保管從日本人手中繳獲的財產和武器，但後來，其所扮演的角色擴大為從各個方面支持人民委員會的工作。

隨著8月15日朝鮮的解放，在朝鮮各地迅速建立起各種自治管理機構，其中主要是人民委員會，逐步承擔起管理地方的職責。這種朝鮮人自發建立的地方行政機構填補了日本統治崩潰后出現的權力真空，起到了穩定社會、保護和控制公共設施及工業、交通設施的作用。美國軍隊進入南朝鮮后取締了那裡的人民委員會，而建立起美國當局直接管理的軍政府。蘇聯軍事佔領當局則與北方的人民委員會建立了聯繫，並對其進行了改組，改組后的機構稱為人民政治委員會。到1945年8月底，在北部佔領區，人民委員會的改組基本完成，所有的人民政治委員會成員都是民族主義者或共產黨人，而蘇聯佔領當局則通過警備司令部直接或間接地控制著委員會。以後，警備司令部的職責急劇擴大化，承擔起了從各個方面支持其所在地的人民政治委員會的責任，貫徹、執行和維護與軍事管制相似的地方法律。

1945年10月初，經上報遠東第1方面軍司令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元帥同意，在朝鮮的蘇聯第25集團軍司令部設立了民政府，以幫助在朝鮮北方建立正規的社會生活秩序。民政府是第25集團軍司令契斯季亞科夫(Chistiakov)中將領導下的一個部門，但它同時直接隸屬於什特科夫(Shtykov)將軍領導的濱海軍區軍事委員會。羅曼年科(Romanenko)少將被任命為民政府長官。朝鮮北方的蘇聯民政府與在朝鮮南方的美國軍政府相比規模確實小得多，但是，通過與共產黨人的合作，蘇聯牢牢控制著朝鮮北方的經濟和政治生活。

1946年初聯合委員會進行談判時的政治局面非常複雜，而且矛盾更加激化。一方面，美國軍政府企圖改變在南部朝鮮各種政治力量之間權力的分配，宣布朝鮮共產黨非法，強化國家鎮壓機器，同時鼓勵溫和的左派加入美國軍政府控制下的左派和右派的聯盟，以便為在南方控制下進行大選創造充分的政治基礎。另一方面，蘇聯佔領當局也在朝鮮北方積極扶持政治力量，並為建立統一的中央臨時政府進行籌備工作。

1946年2月8日，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宣告成立，這時的委員長已經改由金日成擔任了。曹晚植在抗日鬥爭中是極受尊重的朝鮮民族領袖，但他把在朝鮮的蘇聯軍隊當做同日本人一樣的佔領者，這當然是蘇聯人不能容忍的。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報告說，曹晚植不忠於蘇聯的政策，有「民族主義傾向」，於是斯大林決定撤換他。什特科夫推薦了從蘇聯回國的年僅30出頭的金日成，斯大林表示同意，說「朝鮮是一個年輕的國家，需要年輕的領導人」。朝鮮北方的臨時人民委員會是由蘇聯佔領當局一手操辦而成立的，在莫斯科的原蘇共中央委員會檔案中藏有由蘇聯官員起草的朝鮮憲法和法規的大量文獻。中央委員會檔案中還有許多蘇聯幫助朝鮮北方訓練幹部和技術工人，以及建立宣傳機構和蘇聯模式的社會組織的報告。

在這樣的前提下，蘇聯佔領當局逐步減少了對朝鮮北方的直接統治和管理。自從1946年2月蘇聯民政府向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移交權力之後，民政府總部人員進行了大幅度的削減。據美國情報機構的報告，1946年9月，在民政府的各處共有官員200人，但到1946年12月，官員數字降到了60人。1947年2月朝鮮人民委員會成立之後，蘇聯民政府的人員作了進一步的裁減和更換。有材料說，到1947年7月，在朝鮮人民委員會中蘇聯顧問的人數已降到30人。

與此同時，蘇聯在朝鮮駐軍的數量也在急劇下降。1946年12月，蘇聯軍隊開始主動撤離朝鮮，當地的安全警察接替了蘇聯軍隊的保衛工作。隨著朝鮮人接管了自己的警察和軍隊，蘇聯佔領軍總數從1946年的40000人減少到1947年的10000人。1947年4月3日，蘇聯佔領軍司令契斯季亞科夫上將的職務也由一位中將軍銜的軍官柯羅特科夫(Korotkov)接任。

俄國檔案材料證明，與美國在朝鮮南方所遇到的政治難題相比，蘇聯對朝鮮北方的控制則有效得多，蘇聯的政策方針也能得到認真貫徹。1947年2月20日，剛成立的朝鮮人民委員會在致斯大林的信中表示：「朝鮮人民急切地盼望南北朝鮮的統一和迅速建立統一的民主的朝鮮臨時政府。」3月1日，朝鮮人民委員會主席團復莫洛托夫的信函說：「考慮到朝鮮至今未能實現統一，北朝鮮人民正在做出各種努力以實現國家統一和按照莫斯科決議建立民主政府。」1947年8月15日朝鮮解放紀念日這一天，金日成又在給莫洛托夫的另一封復函中說：「我們深信統一的民主朝鮮政府將在很短時間內建立，朝鮮將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我相信，由於蘇聯以及您個人努力的結果，建立朝鮮臨時民主政府的問題將按照符合整個朝鮮人民利益的三國外長莫斯科協議的精神得到解決。」

為了加強朝鮮北方的經濟力量，蘇聯也改變了對朝鮮的掠奪性經濟政策，開始向朝鮮北方提供經濟援助。1947年5月12日，梅列茨科夫和什特科夫給斯大林的聯名電報稱：

沒有蘇聯或其他外國專家的幫助，北朝鮮的工業和鐵路運輸將無法運轉。我們必須刻不容緩地向北朝鮮派遣蘇聯工程技術人員，這不僅僅是為了幫助人民委員會調整好對工業和運輸的管理，更是為了加強我們國家今後在朝鮮的地位和影響。

如果在北、南朝鮮統一和朝鮮臨時政府成立之前蘇聯專家尚未抵達北朝鮮，那麼朝鮮臨時政府由於不能沒有外國技術援助而必然會去請美國專家為朝鮮工作，這樣就會加強美國人在朝鮮的影響而有損於我們國家的利益。所以我們請求您下指示儘快派蘇聯專家到北朝鮮來。

蘇聯軍事佔領當局的這個文件充分表明了當時蘇聯對朝政策的出發點，對此，莫洛托夫批示：「斯大林同志，我認為必須支持這個建議。」儘管在筆者收集到的檔案複印件上，斯大林的親筆批示已經有些模糊不清，但仍可以看出他對此是表示同意的。

總之，在1946-1947年，美蘇雙方雖然都已經認識到無法繼續合作下去，但還沒有立即想到在南北方成立各自獨立的政府，實際上他們確實都曾試圖通過各自所控制的朝鮮人在朝鮮進行普選，進而成立一個有利於己的統一的朝鮮臨時政府。至於是美國還是蘇聯首先決定要在自己佔領的地區建立單獨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可以斷定，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當美蘇兩國在歐洲形成對抗局面之時，朝鮮半島和朝鮮民族的分裂已經是命中注定的了。

隨著南方大韓民國的成立，已經做好充分準備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也在北方成立了，並且立即得到蘇聯政府的承認和支持。1948年10月12日斯大林給金日成的電報說：「蘇聯政府始終不渝地維護朝鮮人民建立自己統一獨立國家的權利，歡迎朝鮮政府的成立，並祝願它在為朝鮮民族復興和民主發展的活動中取得勝利。蘇聯政府表示同意蘇聯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換大使，與此同時建立相應的經濟關係。」

蘇聯當然希望朝鮮北方迅速發展、強大起來，以制約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影響，並以此作為蘇聯在遠東的一道安全屏障。然而，斯大林在朝鮮的基本政策並沒有改變。即使已經無法合作，蘇聯也決不願意與美國形成像柏林危機那樣的公開對抗。莫斯科的目標僅僅是在那裡建立一個與蘇聯友好的政府，只不過原來設想的這個鄰邦是整個朝鮮半島，而現在則是朝鮮的北方。原因很簡單，當美國與蘇聯在歐洲處於尖銳對立的1948年，斯大林不可能把朝鮮問題擺在第一位。由於在外交政策中執行歐洲第一的方針，同時蘇聯人也必須首先解決戰爭給本國在人力和物質上造成的極大損失，從而不得不把東北亞置於次要地位。斯大林從來沒有也不打算在朝鮮或朝鮮北方建立像東歐那樣的衛星國。因此，蘇聯首先呼籲美蘇軍隊同時撤出朝鮮半島，而後宣布蘇聯佔領軍主動撤出朝鮮北方，並承諾給予朝鮮人充分的自治權力，其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們承諾給一些東歐國家的自治權。斯大林甚至不願意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具有聯盟性質的外交關係，也不願意為他們統一祖國的事業承擔責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國，導致在蘇聯力所不及的時間和地點引發一場與西方集團之間更大的爭端和衝突。

金日成在建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與蘇聯建立起一種同盟關係，以此加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統一朝鮮事業中的地位和影響。金日成準備在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時提出這一要求，但斯大林對此不感興趣。1949年1月19日蘇聯駐平壤大使的什特科夫關於朝鮮代表團訪蘇問題給莫斯科的報告說明了蘇聯的立場：

對於金日成曾表示的希望與蘇聯簽訂友好互助條約一事，我向金日成和朴憲永解釋說，在目前國家分割為兩個部分的情況下籤訂這個條約是不妥的，這會被南朝鮮反動派利用來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便維持國家的分裂狀態。

我的這個通報使得金日成和朴憲永有點不安。金日成吞吞吐吐地試圖解釋簽訂條約的理由。他為了強調自己的想法，說最高人民會議主席團主席金鈄奉(Kim Doobong)曾多次向他提出，應同蘇聯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不能簽訂這個條約，那麼必須簽訂一個蘇聯援助朝鮮的秘密協定。

在我作了補充解釋后，金日成和朴憲永同意現在提出簽訂友好互助條約還不是時機。

結果，1949年3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只是與蘇聯簽訂了經濟文化協議。

關於金日成在1949年3月與斯大林的會談是否涉及到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民族統一的問題，現在有不同的說法。有些學者指出，金日成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時提出目前的形勢已經需要並有可能通過軍事手段解放整個國家，但斯大林不同意，理由是北方在軍事上處於劣勢，蘇美關於三八線有協議，而且美國有可能進行干涉。斯大林還說，如果敵人進攻平壤，他們可以通過發動反擊，嘗試以軍事手段實現重新統一。但是，在會談中作為斯大林譯員的賈丕才(Kapitsa)在1993年11月和1994年12月兩次接受採訪時都證明當時根本沒有談到過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至於美國《新聞與世界周刊》(1993年第8期)載文說斯大林在莫斯科逼迫金日成準備向南方進攻的計劃，還說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布爾加寧(Bulganin)曾帶領一批高級助手再次與金日成舉行會談，制定了具體的作戰部署等等，則完全不可信，作者也沒有提供任何可以說明問題的證據。可以認為，1949年初斯大林並沒有認真地與金日成談到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至少也沒有同意北朝鮮這樣做。

直到1949年初，蘇聯從開始贊成託管制度，後來支持建立統一的朝鮮政府，到最後支持和幫助朝鮮北方建立單獨的政府，其對朝政策的內容有所變化，但基本目標始終如一，即在保持蘇聯對朝鮮半島的局勢有所控制和影響的同時，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衝突，避免刺激美國採取過分強硬的政策。這與美國對朝鮮的政策有異曲同工之處。這就是說，當蘇聯對外政策在總體上由大國合作向集團對抗轉變時，其亞洲政策卻仍舊以維護雅爾塔體系為目標，把對立和衝突控制在有限的範圍內，以免影響蘇聯在歐洲對抗政策的實施。這一點，也充分體現在斯大林的對華政策上。

三、蘇聯對華政策轉軌的基礎

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戰後的遠東戰略主要有兩點，即：把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中獨立出來，形成廣闊的安全地帶；恢復沙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勢力範圍，以確保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蘇聯的這一要求通過1944年12月14日斯大林與羅斯福特使哈里曼的會晤告訴了美國，又通過1945年2月8日斯大林與羅斯福會晤以及雅爾塔協定得到了美國方面的保證。同時，斯大林也對美國的保證做出了回報，即蘇聯戰後對華政策的基點是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和勸阻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

為了迫使中國政府接受蘇聯的條件，美國和蘇聯兩面夾擊，軟硬兼施。在蘇聯軍隊已經大舉進入中國東北之後，蔣介石終於被迫同意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有效期為30年，並在此基礎上籤訂了《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關於大連之協定》、《關於旅順口之協定》及附屬文件。這些協定充分保證蘇聯得以恢復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去的在中國東北的一切權益：長春鐵路歸中蘇兩國共同所有，並共同經營；長春鐵路局局長一人由蘇方派員擔任；宣布大連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蘇方派員擔任；經大連港和長春鐵路為蘇聯運輸的進出口貨物均免除關稅，而經該港為中國其他各地運輸的進出貨物則需繳納進出口稅；旅順口作為僅供中蘇兩國共同使用的海軍基地；該基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蘇方派任；旅順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員的任免應徵得蘇聯軍事指揮當局的同意。

直到新的中蘇條約簽訂之前，蘇聯對華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保證實現上述權益。為此，斯大林也對蔣介石做出了一些讓步和保證，即承認蔣介石在中國的領袖地位，勸說共產黨服從國民黨政府的統一領導。

抗日戰爭接近尾聲時，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已經空前發展壯大起來，並成為國民黨統治中國的心腹之患。根據章百家的分析，在考慮戰後問題時毛澤東的頭腦中有兩條不同的思路：一條思路是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實現和平建國；另一條思路是準備應付國共關係破裂，內戰爆發。在當時，力爭第一種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導方面。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開幕時，毛澤東提出：在國際上英美蘇三大國的團結是主要的，是統治一切的和決定一切的；由於存在著這一有利的國際條件，國民黨有可能做出讓步，與中共取得妥協；戰後中國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統一道路，廢止一黨的統治，實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黨派在內的聯合政府，以逐步達到在全國實現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目標。然而，在共產黨準備力爭和平時，國民黨卻傾向首先使用武力，這是因為，儘管從純粹的力量對比上看國民黨比較強大，共產黨相對弱小，但從發展趨勢上看，國民黨的頹勢已相當明顯，共產黨卻有一股擋不住的上升勢頭。為推持自已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地位，國民黨急於利用尚存軍事優勢及早打斷共產黨上升的勢頭，至少也要把共產黨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對自已的地位構成威脅。共產黨則希望儘可能地推遲攤牌的時間，以避免挫折，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有把握地贏得最後勝利。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對蘇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限制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和援助。7月初中蘇談判開始以後，作為對斯大林提出的外蒙古獨立問題的答覆，蔣介石指示要把「蘇聯今後不再支持中共與新疆匪亂」和保證「東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作為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的「交換條件」。蔣介石還讓中國代表團團長宋子文明確告訴蘇聯人，在中共問題上，國民黨的要求是：「中共對軍令、政令必須完全歸中央統一，即照各國政黨對國家法令切實遵守，則政府將一視同仁，一俟正式國會召集，政府改組時，當可容納其在行政院之內，但決不能稱為聯合政府。」

既然斯大林已經對美國做過承諾，所以他很爽快地答應了蔣介石的條件。關於國共關係問題，斯大林表示了三點意見：第一，「中國只能有一個政府，由國民黨領導」，但應容納共產黨和其他人士參加；第二，「中國政府要求軍令、政令統一，極為允當」，國民黨不願建立聯合政府是「正當之願望」；第三，蘇聯援助中國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資「均以中央政府為惟一對象，不供給武器於共黨」。斯大林還意味深長地說：「在中國有國民黨，其他力量即為共產黨，共產黨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國與蘇聯同盟，將無任何人可推翻中國政府。」

斯大林為實現對華政策目標而採取的這些措施，使得中共與蘇聯本來就不穩定、不和諧的關係上籠罩了一層更加暗淡的陰影。

從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到與新中國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標示了蘇聯對華政策轉軌的完成，而實現這一轉軌的基礎就在於蘇聯與中共關係的變化。因此，這裡著重從蘇聯與中共關係的角度討論蘇聯戰後對華政策的變化。

自從毛澤東率領紅軍經長徵到達陝北並與蘇聯和共產國際恢復聯繫以後，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就處於一種互不信任、互不協調的狀態中。先是王明代表共產國際提出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策略與毛澤東提出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自主的方針相對立；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承認后，中共與蘇聯的矛盾主要又表現在戰爭的戰略和策略方面。胡喬木回憶說：「蘇聯代表到延安，一見面就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不集中兵力打日本。蘇聯的目的主要是要中共大規模出兵為它解除後顧之憂。中國黨就是堅持打游擊戰爭，當時也不可能打大規模戰爭。蘇聯對此很不滿意，認為中共不願支持蘇聯。」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狀況所提出的獨立自主的發展路線不僅是針對國民黨政府的，也是針對共產國際和蘇聯領導人的。從1942年2月延安整風運動反對黨八股和本本主義，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毛澤東思想，其目標之一就是清除蘇聯勢力在黨內的影響，獨立自主地發展中共黨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脫離莫斯科指揮的獨立傾向引起了斯大林的極大不滿和懷疑，延安整風運動更加深了蘇聯領導人對中共的不滿和成見。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前提下，斯大林在1944年6月22日與美國代表哈里曼談話時說：中共是「人造奶油」式的共產黨，一旦經濟狀況改善他們就會放棄共產主義。

中共與蘇聯領導人的這種關係，到1945年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后就顯得更加複雜了。

當中共確定自己在抗日戰爭最後階段的戰略方針時，並不知道斯大林已經做出了在中國支持國民黨政府的決定。毛澤東曾認為抗日戰爭結束后蘇聯會來幫助中國共產黨。他在七大的總結報告中表示「很希望國際無產階級和偉大的蘇聯幫助我們」，並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不然馬克思主義就不靈了」。由於對蘇聯出兵東北並對中共提供幫助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中國共產黨決定採取積極方針，擴大解放區，並準備與國民黨進行戰鬥。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區黨委發出的通知指出：「蘇聯參戰後，日本已經宣布投降。國民黨積極準備向我解放區『收復失地』，奪取抗日勝利的果實。這一爭奪戰將是極猛烈的。」「在此情況下，我黨任務分為兩階段：甲，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存猶豫。」「乙，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

東北問題特別受到中共領導人的重視。8月11日朱德發布了延安總部第二號命令：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張學詩所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萬毅所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的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

同時，中共在華北、華南地區也採取了進攻戰略。8月20日毛澤東複電華中局：「你們發動上海起義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同日，又給晉察冀等分局致電：「對於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莊，應迅速布置城內人民的武裝起義，以便於不失時機配合攻城我軍實行起義，奪取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然而，此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已經簽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Hurley)和蔣介石抓住時機提出了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的要求，並邀請毛澤東親赴重慶。

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並不是為了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所以，中共準備在各條戰線發動攻勢的戰略方針顯然是與蘇聯在中國採取的政策相抵觸的。斯大林在8月20日和22日連續發來兩封電報，堅決反對中共的主張，要求毛澤東答應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斯大林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如果再打內戰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

儘管毛澤東對此非常氣憤，但在美國和蘇聯雙重外交壓力下不得不重新考慮中共的整個戰略方針。就當時中共的力量而言，沒有蘇聯的支持和援助是無法完成進攻戰略的。於是，毛澤東一方面決定親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一方面改變了向大城市進攻的戰略。

8月21日毛澤東致電華中局改變上海起義的方針，理由是這種起義將變為反對蔣介石的行動。8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發出了撤銷佔領大城市計劃的指示。

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局擴大會議上做長篇發言說：「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他分析道：進入這種情況時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我們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種是得不到，現在是得不到。我們曾力爭進入若干大城市，現在沒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蘇聯受到《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適於幫助我們；二是蔣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國承認的合法地位，使日軍完全向他投降。我們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關於重慶談判，他建議：「恩來同志馬上就去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危險。」關於東北問題，毛澤東指出：限於中蘇條約，蘇聯不能直接援助我們。我們先派幹部去是確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軍隊去不去，還不定。要看情況。在8月26日的發言中，毛澤東還設想了可以做出讓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廣東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

根據以往的經驗，中共領導人已經想到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有限的。還在蘇聯出兵之前，國民黨政府的代表正在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談判時，負責外事工作的中共代錶王若飛於8月3日在延安作形勢報告時就提醒說蘇聯將與國民黨政府簽約，而且絕不會是「蘇聯自由支持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條約」。但蘇聯的妥協也不會超過兩個界限，其一是蘇聯不會允許在中國出現一個親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蘇聯不會限制中共的發展，儘管它可能不願援助中共。王若飛的估計非常準確。

顯然，中共這種認識的出發點在於，儘管蘇聯與中共領導人之間存在矛盾，並且蘇聯的對華政策受到遠東國際形勢的制約，但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以及蔣介石政府對美國的依賴性使他們認為，中共在發展自己的力量時不至於受到蘇聯的限制。因此，中共調整和轉變政策時的考慮仍然是以配合蘇聯的在華行動並得到蘇聯的幫助和支持為基礎的。為了與蘇聯紅軍的行動相配合，同時也與重慶談判的局面協調起來，中共決定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8月29日中共中央的指示雖然已估計到「我黨我軍進入東三省后，紅軍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仍認為只要中共軍隊在東北的行動「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會採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另有具體指示說「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制蘇軍未駐之城市、鄉村，不能去的城市亦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中共當時的考慮正如代理中央主席劉少奇所說：「蘇聯人是紅軍，我們也是紅軍；他們是共產黨，我們也是共產黨。」

不過，當時中共領導人對於蘇聯在華政策的目標還缺乏全面的認識。為了履行中蘇條約以及蘇聯對美國和蔣介石的承諾，蘇聯此時正在要求國民黨軍隊進入東北。據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向國務卿貝爾納斯(Byrnes)報告，8月27日斯大林在會談中表示，希望中國國民政府近期派遣中國軍隊到滿洲，從蘇聯人手中接管治安和對日本破壞者的防範。哈里曼認為，這表明蘇聯將遵守協議在3個月內撤出滿洲，因此，建議立即把這件事與在東北部署中國軍隊的計劃聯繫起來考慮。

斯大林追求的是保證雅爾塔協定在遠東的全面實現，是恢復俄國在1904年日俄戰爭時失去的全部在華權益，至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充其量不過是斯大林在處理與國民黨政府關係時的一個政治砝碼。因此，蘇聯紅軍在東北對中共軍隊是否「放任」，是否「同情」，完全是依蘇聯在中國與國民黨政府和在國際上與美國打交道時的需要來決定的，而中共對東北的政策也不得不隨著蘇聯態度的變化而變化。

到1945年9月初，關內的中共軍隊利用地理上的優勢已經迅速地接近或開進東北。9月11日，中共中央電示山東分局：「據膠東區黨派人在大連偵察報告，我黨我軍目前在東北極好發展，為利用目前國民黨及其軍隊尚未到達東北(估計短時間內不能到達)以前的時機，迅速發展我之力量，爭取我在東北之鞏固地位，中央決定從山東抽調四個師十二個團，共二萬五千至三萬人，分散經海道進入東北活動，並派肖華前去統一指揮。」

但這時佔領東北的蘇聯紅軍各部隊對莫斯科政策的理解和掌握並不一致，有的部隊表示支持中共軍隊，如在山海關、大連、瀋陽等地，而在有些地方，中共軍隊與蘇軍之間發生矛盾甚至摩擦的情況時有發生。

關於中共軍隊進入東北初期與蘇軍發生矛盾的問題，中國方面的口述材料已經很多，最近在俄國檔案中也發現了這方面的文字材料。1945年9月初，中共東北地區委員會和山東第三分局滿洲委員會分别致函聯共(布)有關領導人，抱怨蘇軍在東北軍紀不嚴，行為不軌，要求蘇軍不要解除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的武裝，並要求為他們提供武器以及印刷機、紙張等。這些要求顯然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能夠看到的一份材料證實，蘇聯駐軍正式拒絕向中共提供印刷機和紙張，還禁止中共在蘇占區活動，並提醒說這個問題將由中央政府即蔣介石政府來決定。

為了表明蘇聯的態度並協調與中共的關係，9月14日，駐東北蘇聯紅軍統帥馬利諾夫斯基(Malinovskii)的代表貝魯羅索夫(Berulosov)中校在瀋陽衛戍司令曾克林的陪同下飛抵延安，向中共領導人轉達了馬利諾夫斯基的口頭通知，即：在蘇軍撤出之前，蔣軍和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東北；已經到達瀋陽、大連、長春、平泉等地的八路軍，請朱總司令命令各部隊退出蘇聯軍隊佔領的地區；紅軍不久即將撤退，屆時中國軍隊如何進入東北應由中國自行解決，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

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提出的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不得不設想為「長期與國民黨爭奪」，軍隊進入東北的部署則「應將重心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託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再進而爭取與控制南滿沿線各大城市」。

不久，倫敦五國外長會議失敗，蘇美在遠東問題上未能取得協調，蘇聯拒絕參加遠東諮詢委員會。由於美國在東北的舉動引起斯大林的不安，蘇聯開始調整其在東北的政策。美國擔心蘇聯會利用中蘇條約完全控制東北，因此一再要求蘇聯公開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同時，美國軍隊開始在華北各港口登陸，並大規模向華北和東北運送國民黨軍隊。蘇聯對於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幫助下向東北進軍表示出嚴重關切和不滿。10月，美國一艘軍艦強行駛入大連港，其艦長還上岸視察了周圍的情況。這一事件激怒了蘇軍在東北的指揮官，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在與國民政府東北行轅代表會談時曾反覆提到此事，其語氣和表情十分嚴肅，致使參加會談的中方代表張嘉璈認識到「蘇聯不願意讓我們依靠美國來運輸我們的軍隊，換句話說，他們不願意讓美國在東北獲得一席之地」，這表明馬利諾夫斯基「對我們依靠美國的力量把我們的軍隊運到東北的不滿程度以及蘇聯是多麼不願意看到美國的勢力滲透到東北」。

為了抵制美國的壓力並對國民黨起到牽製作用，蘇聯不僅制止了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各港口的登陸，而且表示全力支持中共奪取東北。10月初，蘇軍向中共東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議，中共抽調20-30萬軍隊進入東北，守住東北大門，蘇軍將向中共提供大批軍事裝備。10月下旬，蘇軍代表進一步鼓勵東北局在東北「應該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速派人接工業中心之城市及工業」，並表示中共「可逐漸接收政府」，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同國民黨軍隊作戰。蘇軍代表甚至建議最好將中共中央遷移到東北。

受到蘇聯這一政策的影響，中共中央於10月16日、10月19日、11月1日連續向有關各部隊發出指示，「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堅決全部消滅」從任何方向進入東北的蔣軍，將主力集中於錦州、營口、瀋陽一線，「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總的任務是「奪取東北，鞏固華北、華中」。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中共中央必然需要蘇聯提供進一步的幫助，於是向蘇聯方面提出推遲蘇軍撤出東北及阻止國民黨軍隊在東北港口登陸和接收政權等要求。蘇方表示推遲撤軍有困難，但同意在撤軍前不允許國民黨軍隊空運到長春。另外，蘇軍還準備向中共軍隊提供武器裝備、通訊器材和運輸工具，允許中共軍隊在國民黨軍隊登陸地區自由行動，在長春，除市長外，政府部門領導人均可由中共更換。其結果是接管東北的國民黨軍隊既沒能在大連也未曾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這當然是蘇聯與中共合作的結果。

然而，蘇聯在東北的政策很快又發生了變化。蘇聯採取對中共支持的方針，一方面是為了阻止美國勢力進入東北，一方面也是為了給國民黨施加壓力。當時蘇聯代表正在與國民黨政府進行東北接收和經濟合作問題的談判，中國方面要求先完成東北接收再簽訂經濟合作協議，而蘇聯方面的要求恰恰相反，雙方爭執不下。對此，國民黨政府在東北的經濟代表張嘉璈與馬利諾夫斯基談判時已經明顯地感覺到：只要國民黨能夠滿足蘇聯的要求，蘇聯馬上就會改變態度。這時蔣介石的對策是軟硬兼施，一方面命令國民黨政府東北行轅撤回關內，以此向蘇聯施加壓力，一方面又在經濟談判中做出一些讓步，以此爭取蘇聯的政治回報。這一手果然靈驗。11月17日蘇聯通知國民黨政府：「中國政府的軍隊可以不受阻礙地進入長春和瀋陽，蘇聯軍隊將為此提供幫助」；「蘇聯軍隊嚴格遵守中蘇條約」，蘇聯「以前沒有現在也不會幫助滿洲的共產黨」；「如果中國政府希望蘇聯軍隊推遲撤離的話，蘇聯軍隊可以推遲一兩個月撤離」。11月19日，重慶表示如果蘇聯願意幫助國民黨向瀋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以及在上海和陸地的運輸，並解除滿洲中共軍隊的武裝，紅軍可以推遲一兩個月撤離。11月20日，莫斯科通知重慶，紅軍將保障國民黨軍隊安全到達瀋陽和長春。

與蔣介石達成妥協后，蘇聯又開始限制中共在東北的行動。11月20日，蘇軍代表通知中共東北局說，上級已經決定長春路沿線城市全部交國民黨政府，中共軍隊必須撤退到鐵路沿線50公里以外，並不得進入蘇軍駐紮地區，在蘇軍撤出東北前也不得與國民黨軍隊作戰。蘇軍代表還聲稱，為了維護蘇聯的利益，「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逐中共軍隊。此後不久，蘇軍進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權，並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採取有礙中蘇條約的行動。12月初，莫洛托夫還命令蘇聯駐旅順海軍基地的指揮官執行他的指示：不要讓中國軍隊——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軍隊——進入蘇聯基地。莫洛托夫特彆強調「我們必須絕對反對共產黨人像在他們自己的根據地所做的那樣在海軍基地內重建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一切企圖」。

與此同時，1945年11月上中旬，美國以31艘運輸艦把國民黨兩個軍分別從香港的九龍和越南的海防運送到秦皇島登陸，並連續攻佔了已被八路軍從日偽軍手中解放的山海關和綏中、錦州等北寧路上的要點。

面對突然變化的情況，中共也不得不再次調整自己的方針。11月20日和28日，中共中央連續兩次給東北局發出指示，提出「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並加強熱河、冀東的工作」。蘇聯佔領當局的舉動使中共認識到「獨佔東北」已無可能，中共的主力部隊只能再次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和廣大鄉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

這時，身處東北前線的陳雲、高崗和張聞天等人已經看出蘇聯對華政策根本方針是為了維護蘇聯自身的利益，他們在11月30日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蘇聯政策的目的是「保持遠東和世界和平」，蘇聯在東北對國共的政策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因此中共在東北必須作長期鬥爭的準備，「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蘇聯的援助上」。所謂「保持和平」不過是中共領導人維護蘇聯面子的說法，而拋棄對蘇聯援助的幻想則表明中共領導人對斯大林遠東政策實質的認識。

到1945年12月，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已經好轉。美蘇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就中國問題再次形成了一致意見，雙方都表示支持統一的由國民黨領導的中國政府。莫洛托夫還一再聲明「支持蔣介石是蘇聯的政策」，並表示在支持中國中央政府的問題上「蘇聯的目標與美國的目標並無二致」。

與此同時，斯大林在莫斯科會見了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斯大林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表達了蘇聯政府的如下態度：蘇聯在延安只有3名代表，因為不同意中共中斷重慶談判的做法，蘇聯已經召回了所有在延安的代表；蘇聯重申莫斯科外長會議的精神，即承認蔣介石政府為中國合法的政府，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中共不是從屬於蘇聯共產黨人的，共產國際已不存在，如果中共沒有要求，蘇聯不便向中共提出建議，而自從重慶談判后，中共就不再向蘇聯要求建議了；蘇聯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如果他們徵求蘇聯的意見，蘇聯將按照對蔣經國所述的精神向他們提出建議；中共想進入滿洲，但蘇聯沒有放行；蘇聯願意在解決新疆起義的問題上充當調停人，蘇聯能夠對新疆起義者發揮作用等等。

這一切都說明蘇聯的遠東利益有希望通過與美國和蔣介石政府達成妥協來實現了。於是，當馬歇爾(Marshall)在此時來華調處國共關係時，蘇聯不僅拒絕了中共請求蘇聯也參與調停的建議，而且還利用自己的影響促使中共下決心停戰，與國民黨合作進行民主改革。莫斯科還警告中共絕不能在東北開戰，否則會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之絕大危險」。

毛澤東對蘇聯的做法非常不滿，甚至表示要加強與美國的聯繫。馬歇爾來華后，毛澤東讓周恩來帶話給他說：「我要出國首先去美國。」胡喬木後來解釋說，這一方面是出於策略的需要，向美國做出一種政治姿態，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對蘇聯的不滿，而確實有意爭取美國的援助。

面對這種局勢，中共中央最終確定了在東北的戰略方針，即：將東北工作的重心轉向在遠離大城市和交通幹線的地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換句話說，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並且做進行長期戰爭的準備了。

但是到1946年春，東北局勢再次發生了戲劇性變化，迫使蘇聯陷於未按其預想獲取在東北的經濟權益而又不得不從東北撤出軍隊的窘迫局面。

首先是中蘇關於東北經濟合作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其主要分歧在於：一是經濟合作的範圍不同。儘管蘇聯大大縮減了共同經營的企業，但相當數量的重工業企業及航空、內河航運企業是中國不能同意給予的。二是合辦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是由中方擔任還是由蘇方擔任，雙方持對立的立場。三是雙方決定簽署經濟合作協議的時間不同。蘇聯要求在撤軍之前完成，中國則堅持在蘇軍撤退之後再簽署。這樣，在第三次撤軍日期(1946年2月1日)來臨之際，中蘇關於經濟合作的談判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蘇聯為謀求東北的經濟利益，多次以「不解決經濟合作問題就不撤軍」來威脅中國。而國民黨政府也對出讓太多的東北權益感到痛心疾首，因此時而軟磨，時而硬抗，蔣介石索性表示：「只要蘇聯不撤軍，我們就不會討論並進行經濟合作。我們仍將擱置這一問題，靜待事態發展。」 這實際是採取一種「冷處理」的策略，讓蘇聯充分暴露其外交意圖，以尋求國際聲援。由於2月1日以後蘇軍繼續佔領東北，中國談判代表便離開長春，中蘇經濟談判中斷。此後蘇聯要求繼續在長春談判，中國政府予以拒絕，但聲明說如果談判移往重慶舉行，可以考慮。經濟談判遙遙無期，但雙方商定的蘇軍撤出東北的日期已過，這樣，蘇聯在外交上就處於一種十分被動的地位。

其次是東北問題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極大關注。當美國政府得知中蘇關於經濟合作談判的情況后，於2月9日正式向中蘇兩國政府發出照會，聲稱中蘇商討的對共同經營中國東北工礦業違反了「門戶開放」的政策。英國也表示支持美國這一立場。來華進行國共關係調處的馬歇爾此時則鼓勵中國政府頂住蘇聯的壓力，對「戰利品」和經濟合作問題不給予任何承諾。他對外交部長王世傑說：「時間對蘇聯是不利的，因為它的軍隊留駐滿洲越久，它在全世界人們的眼中就越清楚地成為中蘇條約的存心破壞者。」2月13日，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又給王世傑發電，提出蘇聯對東北的經濟要求如果涉及賠償問題，應由遠東委員會來解決。這樣，中蘇間經濟合作問題就將被提到國際外交舞台上，蘇聯則將捲入與美、英進行直接較量的境地。同時，與此有密切相關的蘇聯撤軍問題也已經發展成為國際問題，這就迫使蘇聯不得不做出最後抉擇。

再次是當時中國國內出現的反蘇情緒也迫使蘇聯不得不做出從東北撤軍的決定。1946年2月11日，為了迫使蘇聯儘早撤軍，美英兩國發表了關於遠東問題的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全文。不久，報上又刊登出蘇聯對東北的經濟要求以及蘇軍中止撤軍的情況。這些消息的披露激起了中國輿論的極大憤慨，重慶、長春、南京等大城市連續發生大規模反蘇示威遊行，要求蘇軍立即撤出東北。蔣介石利用這一形勢發表了較為強硬的聲明，重申中國政府對滿洲享有完整的主權。與此同時，1946年1月16日發生的國民黨負責東北接收的技術人員張莘夫遇害事件也被國民黨報紙利用，在國民中掀起了強烈的反蘇情緒。

在這種局面下，蘇聯軍隊撤出中國東北是勢在必行了。然而，斯大林又決不甘心捨棄蘇聯在東北的即將得到的經濟利益，特別是不能讓美國利用蘇聯撤軍后的局面在東北立足。斯大林雖在公開場合表示理解美國的「門戶開放」，但卻深深懷疑這個政策具有擴張性，他曾警告中國政府說，「門戶開放」政策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因而國民政府在開放門戶的同時還應做好關閉門戶的準備。1946年初，當美國特使魏德邁(Wedemeyer)宣布要幫助杜聿明把大部隊運往東北時，馬利諾夫斯基便對張嘉璈明確表示，蘇聯一貫不願意看到美國的政治勢力通過美元滲入東北。張嘉璈認為，「在今天美國人進一步表示出在東北扶植中國軍事力量的意圖后，蘇聯人的疑慮和忌妒之心必定要增加了。」蘇聯對於美國軍隊出現在東北的問題更加擔憂，斯大林在1945年12月30日接見蔣經國時就明確指出，蘇聯政府不願讓美國軍隊進入滿洲，因為這是蘇聯的範圍。無論美國、英國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進入滿洲。

現在，蘇聯既不能通過軍事佔領又無法利用與國民黨政府的合作限制美國勢力向東北的滲透，於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東北的發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些地區，如瀋陽和四平等大城市，蘇聯採取突然撤退的做法以便使中共軍隊可以乘虛而入。1946年3月8日，蘇聯軍隊的代表正式通知中共東北局，紅軍將撤出撫順、吉林和瀋陽等地區，紅軍不會把這些地區交給國民黨，中共可以自由採取行動。果然，3月9日蘇聯駐瀋陽軍事佔領當局出乎意料地突然接到在兩日內撤離瀋陽的命令，這一決定連瀋陽衛戊司令斯坦克維奇(Stankovich)都感到莫名其妙。在另外一些地區，如中東路和南滿路以外地區，蘇聯佔領當局則直接交給中共軍隊接管。蘇軍在即將撤離時還建議中共可在長春路「放手大打」，並表示支持中共在蘇聯撤出后奪取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與此同時，蘇聯軍事當局還應東北民主聯軍南滿軍區司令員肖勁光和中共大連市委書記韓光的要求，把繳獲的近50車廂的日本武器轉交給中共軍隊，並通過朝鮮的清津港經對馬海峽向東北的中共軍隊提供了20台貨運機車。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對東北的戰略也進行了重大調整。但此時中共已經不是完全依據蘇聯政策的改變而進行戰略調整了，中共領導人對於1946年初東北問題國際背景的複雜性是有充分認識的。國共在關內實現停戰後，蔣介石一面要求蘇軍暫緩自東北撤軍，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運能力，加速運送約25萬人的正規軍進入東北，佔領了瀋陽以及鞍山、營口等城市，全力利用關內停戰的機會在關外大舉進攻，力圖消滅中共軍隊，或把他們壓縮到僻遠山區，處於不利地位，再通過談判解決東北問題。劉少奇在3月5日給東北局命令中說，蘇聯想在滿洲進行經濟上的合作，但到目前為止美蔣予以拒絕，甚至還煽動起全國性的反蘇運動，對此做出的反應是紅軍推遲了其撤離計劃。劉少奇說，當蘇聯與美蔣在滿洲進行鬥爭的時侯，中共與國民黨達成妥協是不可能的。由於國民黨的反蘇運動，蘇聯在滿洲的紅軍可能會更願意幫助中共。因此，東北局應利用這一形勢，立即與蘇軍聯繫，並將商議結果報中央。鑒於以往的教訓，中共中央告誡東北局務必要交涉清楚，因為「將來蘇聯在經濟合作問題解決時，可能再對蔣表示好感」。

當然，利用蘇聯撤軍佔據戰略要地，對於中共在東北的發展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毛澤東決定利用這個有利時機，甚至考慮到即使蘇聯不支持也要抓住有利時機做好佔領東北的軍事準備。3月15日，毛澤東致電正在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周恩來，指出：「哈爾濱決不能讓國民黨駐兵，撫順及營口要力爭雙方不駐兵。」並特彆強調，重慶蘇聯友人態度過於軟弱，他們的話不要全聽。3月16日的電報又說：「若無政治上、軍事上、地盤上之交換條件，並同時解決，我決不讓出地方。」

在強調對於重慶談判暫不讓步的同時，中共中央命令其在東北的軍隊迅速採取積極的軍事行動。3月24日，毛澤東指示東北局「我黨的方針是用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佔領長哈及中東路」，要東北局速與蘇聯佔領當局聯繫「允許由我方派兵佔領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動員全力堅決控制四平街地區，如頑軍北進時徹底殲滅之，決不讓其向長春前進」，「我南滿主力就現地堅決殲滅向遼陽、撫順等處進攻之敵」。3月25日又電告：在東北實際停戰前，「應盡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犧牲，保衛戰略要地，特別是保衛北滿」。對於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內控制之」，以免停戰小組到達后交給國民黨佔領。

這樣，在蘇聯軍隊撤出東北時，中共軍隊乘蘇軍已從長春鐵路撤軍而國民黨軍隊還滯留於西滿的有利時機，及時地進入或奪取了南滿許多擁有堅實的工業基礎的城市，如安東、本溪、遼陽、海城、撫順和通化，並在3月中旬攻佔了四平，4月中、下旬先後攻佔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重要城市，殲滅了被國民黨政府利用的偽滿軍和土匪武裝三萬餘人。至此，長春鐵路的開原以北段已全部處於中共的控制之下。

在這種背靠北滿、依託內線的有利戰略態勢下，毛澤東甚至決心在戰略要地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主力決戰，他在4月19日致重慶中共代表團的電報中提出了「寸土必爭，決不退讓」的口號，又在4月20日致東北局和林彪的電報中提出了準備「把長春變成馬德里」的方針。

儘管此期中共在東北問題上的戰略並不是完全依據斯大林的政策制定的，但與蘇聯的支持和鼓勵顯然也有密切關係。這種客觀上的政策性吻合使毛澤東過高地估計了中共當時的軍事實力，做出了與國民黨軍隊在戰略地區進行決戰的不合時宜的決定。1946年年中，在四平街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主力決戰的現實結果是林彪的部隊損失慘重而敗退，這使中共領導人意識到「我們雖已得到長、哈兩個大城市，但鄉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的，「必須使全國性內戰爆發的時間儘可能推遲」，我軍「主力應不怕喪失地方，脫離並遠離敵人，爭取時間休整補充，恢復元氣」，「我黨須準備長期鬥爭」。

蘇聯軍隊撤出中國以後，蘇聯與中共關係的互動條件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蘇軍撤退之前，蘇聯直接憑藉百萬大軍佔據東北的軍事優勢爭奪在遠東的戰略利益，而中共及其軍事力量的存在，不過是斯大林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討價還價的一個並不十分重要的籌碼；蘇軍撤退之後，在蘇聯對華政策中唯一能夠牽制國民黨政府對蘇政策以及美國在華勢力發展的因素就是中共，而且，隨著中共軍事力量的日益強大，這一因素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1946年底，蘇聯貿易機構公開與東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員會建立經濟關係，並向東北解放區提供經濟援助，這反映了蘇聯在對華政策上開始出現的「轉軌」跡象。

然而，這並不表明蘇聯在其軍隊撤出中國領土后的對華政策就是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斯大林要保持與中共的聯繫，並通過援助加強中共的力量以起到對美蔣的牽製作用，另一方面，蘇聯仍然希望在亞洲維持雅爾塔體系，保證中蘇條約已經承認的蘇聯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權益。這當然需要保持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正常化，而與中共保持一定的距離。特別是蘇聯拒絕了馬歇爾計劃並挑起柏林危機以後，歐洲的緊張局勢迫使斯大林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與美國對抗的同時，在東方繼續保持一種相對緩和的局面，這就決定了蘇聯不情願也不會全力支持和援助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方針。

這一時期，中共對蘇聯的政策也有兩重性。毛澤東決心堅持獨立自主地發展中國革命事業的道路，蘇聯軍隊撤離東北更堅定了中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奪取革命勝利的信念，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同時，儘管毛澤東的決策不以斯大林的意志為轉移，但他認識到只有蘇聯才可能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所以必須承認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蘇軍撤退以後，中共不僅繼續保持著與莫斯科的聯繫，甚至越來越頻繁地向斯大林請示報告，以此來爭取蘇聯的理解、支持和幫助。因此，如果說戰後初期中共的發展戰略大體上是依蘇聯在亞洲政策的變化而改變的話，那麼1946年下半年直至1948年底，蘇聯與中共的關係則呈現出一種更加微妙、更加複雜的現象。

中國內戰全面爆發以後，蘇聯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是與美國一致的，即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和，並特彆強調由蘇聯參與和談，從而加強莫斯科在解決中國問題上的地位，並以此制約美國。因此，莫斯科一面抨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一面又向美國表示蘇聯仍有意與美國協調對華政策。1946年12月，斯大林告訴羅斯福的兒子說，蘇聯在「遠東問題上願意實行和美國共同的政策」。莫洛托夫在1947年4月初給馬歇爾的一封信表明，斯大林所謂的「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2月三國外長會議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蘇聯政府在其對華關係上過去和現在一直堅持不干涉中國內政之政策」。在東北，蘇聯政府一方面扶植和援助在北滿的中共政權，並暗中支持在蘇聯佔領區大連和旅順的共產黨人，一方面又通過軍事佔領當局幾次邀請國民黨派遣談判團到旅順來，還於1947年4月同國民黨就海軍基地的北部「邊界」問題進行過不止一次的談判，並且在1947年6月接待了由南京派來的國民黨高層代表團。

1947年夏，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轉入了戰略進攻的新階段。這種結果顯然不利於蘇聯確定的穩定亞洲局勢的方針，因此，蘇聯對華政策的重點即轉變為促進國共和平談判。1947年10月，蘇聯駐伊朗大使薩奇科夫(Sachikov)向中國駐德黑蘭大使鄭亦同提出了蘇聯出面進行調停以結束中國內戰的建議。蘇聯大使竭力要讓中國政府相信，蘇美關係的倒退並不同樣要導致中蘇關係的惡化。薩奇科夫大使稱，蘇聯理解以孫中山思想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並指出，蘇聯和中國共同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蘇聯認為，美國有關對日和約的政策是與蘇聯和中國的利益相悖的。薩奇科夫建議蘇中就新疆、滿州和國共衝突問題舉行會談。

據1948年2月至3月間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Stuart)致國務卿的電報說，蘇聯駐華武官羅申(Roshchin)在1月回國之前就提出了蘇聯在中國進行調處的問題。國民黨情報人員截獲的一份莫斯科給南京蘇聯大使館的電報說，要「努力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做出某種安排」，並表示蘇聯有可能出面進行調處。因此，羅申在向張治中辭行時表示蘇聯願意安排與共產黨的和平談判。不久，羅申返回中國，並升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認為這「可能意味著蘇聯準備進行調處」，儘管「中國人同意對羅申的任命，未必意味著中國政府打算立刻尋求蘇聯的調處。但是，我們覺得，這也許是可取的辦法，如果中國政府確信它在滿洲的軍事地位已沒有指望的話」，理由是「我們同意莫斯科的提法，他們認為，這種調解是與蘇聯的基本目標相一致的」。美國大使還傾向於認為：「從中國政府的立場看，蘇聯的調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甚至是值得嚮往的；從美國的立場看，任何蘇聯介入中國形勢的打算都是有目的的，這是不言而喻的。當然，我們可以預見，蘇聯調解可能造成的形勢也許對我們有利。」

羅申自1948年2月22日回到中國后，直到1949年初，不斷為調停而與國民黨高級官員保持接觸。1948年6月，羅申向國民黨國防部官員提議進行防止中蘇之間出現「冷戰」的會談。他建議共同努力以尋求中蘇在有關對日和約中的共同立場；他承諾將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增加對國民黨的商業貸款，設立能使雙方受惠的關於在中蘇邊界共同開發經濟的項目。羅申稱，蘇聯願意在中國廣泛投資以抵制英美帝國主義的影響，從而使中國像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那樣實現工業化。羅申說，只要中國人採納他的建議，中蘇關係中的尖銳問題將很容易得到解決，但如果中國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議，蘇聯可能被迫沿中蘇邊界建立「緩衝區」，以保衛蘇聯國家的安全利益。是年8月，羅申與王世傑會晤時又重申蘇聯希望調解國共衝突和向國民黨提供物質援助。會談記錄還證實，蔣介石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邀請於當年9月訪問莫斯科。羅申承認他是中間人，並與蔣經國一起安排了這次訪問。羅申在與國民黨官員接觸時還提出，蘇聯人之所以對調停中國內戰感興趣，是因為他們害怕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蘇聯大使甚至直接向美國大使館提出呼籲，以取得對其調停努力的支持。有材料說，羅申的調停努力在國民黨官員中間獲得了某些成功。

如果說此時斯大林的目標與美國對華政策傾向一致的話，那麼顯然與中共的願望則是背道而馳的。到1946年初，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延安與莫斯科的根本方針是不同的：蘇聯在亞洲需要的是妥協，而中共只有通過鬥爭才能求得生存和發展。於是，毛澤東在1946年4月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美蘇兩國之間尋求妥協並不要求各國人民在自己的國內鬥爭中跟著妥協，相反，各國人民可以而且必須同本國的反動派進行堅決的鬥爭，而美蘇妥協的實現只能是各國人民鬥爭的結果。這實際上就提出了一個中國革命獨立發展的道路問題。

面對蘇美之間實行妥協與合作的國際局勢，中國共產黨則要為自己的理想起來奮鬥，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此時十分強調中共在東北應提倡自力更生，準備持久戰爭。他告訴即將去蘇聯治病的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羅榮桓：「東北鬥爭主要靠自力更生」，勿向蘇方提出「過高與過多要求」；而「關內應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蘇方「作任何要求」。

毛澤東在同年8月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又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他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包括歐、亞、非三洲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內的廣闊地帶，因此，戰後國際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蘇之爭，而首先是美國反動派與世界人民的對立，美國在沒有征服「中間地帶」以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其結論是各國人民只有通過鬥爭而不是妥協才能戰勝美國反動派，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保衛蘇聯。

章百家在研究中注意到，斯特朗是1947年4月才將毛澤東的談話發表的。事實上，這一觀點陸定一在1947年1月2日發表的署名文章《對於戰後國際形勢中幾個基本問題的解釋》中便已經披露出來。章文認為從中國革命的角度來看，「中間地帶」的提出具有三個重要意義：第一，它對各種國際政治勢力作了獨具特色的劃分，指明了中國在國際鬥爭中的實際地位。第二，它明確了現階段中國革命在國際上的敵友關係，為戰後時期中共的國際統一戰線政策奠定了基礎。第三，在「中間地帶」的概念中隱含著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即中共與蘇聯在國際範圍內所進行的鬥爭，有緊密聯繫的一面，這必然要求雙方互相配合，但雙方所進行的鬥爭在性質和內容上又有互相區別的一面，這又意味著雙方必須根據各自的情況採取不同的鬥爭形式和策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間地帶」的提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鬥爭中有了更加明確的主體意識。

從這一思想出發，毛澤東開始探討獨立的外交方針。斯大林派給中共的技術專家兼聯絡員科瓦廖夫(Kovalev)曾向莫斯科報告說，1947年毛澤東將兩位高級助手陸定一和劉寧一派往南斯拉夫，毛澤東想知道「已經宣布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是如何在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陣營嚴重對抗的條件下，找到與帝國主義的美國和英國建立友好關係的方法的」。

此外，毛澤東還在194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會議的準備會議上發言，批評法國共產黨和義大利共產黨「右傾」，認為法共和意共熱衷走議會道路是導致那裡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表示特別讚賞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政策，認為西歐國家的共產黨上了波茨坦和雅爾塔協定的當，只有南共堅持武裝鬥爭才取得了勝利。

在12月的中央全體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醒全黨要「靠自己，不靠外援」。毛澤東還在這次會議上印發了他在1946年4月起草的那個文件，並再次提出各國人民應開展獨立鬥爭的方針。他說：關於蘇聯和英美之間的關係，有兩種提法。一種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一種是在若干問題、包括某些重大問題上，早一點妥協或者遲一點妥協。我看應該是第二種提法，而不是第一種提法。妥協也不是在一切國際問題上妥協，這是不可能的。這種妥協會影響到一些國家的國內問題的處理。「各國人民的方針是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的鬥爭」。

到1948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地的反攻均取得重大勝利，中國的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還在1947年12月中央會議期間，毛澤東就給斯大林發了一份電報，主要強調中國革命戰爭的進展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即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國民黨反動軍隊的總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反攻階段。這是目前中國革命戰爭中所起的根本變化，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

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估價中共在蘇聯對華政策中的地位。1948年4月，蘇聯外交部起草了給駐華大使的政治指示，其要點是：一、「對中國政府的政策應當是有節制的」，對政府人士「不要表現出特別的積極性」，只強調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的政策。二、認真研究並通報中國政府在外交、軍事和內政方面採取的各種措施及種種變化。三、密切注視政府機構和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及其政治目的。四、十分認真地研究美國對華政策，特別是援蔣反蘇的舉動並揭露之。五、「重視與民主、進步人士交往和會晤，同時要保持謹慎的態度」。六、確保蘇聯在在華利益。七、利用各種渠道和方式加強對蘇友好的宣傳。

至於對待共產黨，是年5月斯大林向科瓦廖夫出示了毛澤東請求援助的電報，並說：「我們當然要給予新中國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我們的一些國家也將走上這一條道路，那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有了保障，我們就不會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脅。因此，為了援助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錢。」幾天後，在科瓦廖夫前往中國前夕同他談話時，斯大林又重申了這一立場。

不久前，美國學者布萊恩.默里發表了在台灣發現的四份檔案文件，似乎證明了蘇聯在1948年春夏的這一立場。這些據稱是國民黨政府駐布魯塞爾使館人員從一名蘇聯信使那裡獲得的蘇聯內部文件，包括一份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的副本、兩份日期為1948年5月22日和6月6日的軍事命令和一份未註明日期的電文。

根據這些文件，1948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政治局特別會議上提出「尋找兩個陣營和解的辦法已屬枉然」，「衝突不可避免的時期將要來臨」，因此，蘇聯除了應迅速增強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以準備應付任何不測事件外，同時「應當有力地支持已經走上了民族解放運動道路」的人民的鬥爭，因為「民族解放運動將引起資本主義的世界危機」。斯大林特別提到「中國解放運動的例子是令人鼓舞的」，「雖然，美國向國民黨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在勝利的共產黨軍隊的有力打擊下，整個中國正在動搖。中國反動派已連遭失敗，受新生活感召的中國人民正在給那些投靠外國資本的壓迫者以毫不留情的打擊。人民解放軍順利地解放了新的城鎮和新的地區。經過磨難和鬥爭，中國人民正在建造一個新的反帝、民主的中國。我們的工作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幫助我們的中國同志，直到他們能徹底打敗所有的敵人，與蘇聯友好相處，並開始一種新的幸福生活。」同時，斯大林也警告說「我們有些同志被成功而迷惑」，以為「我們可以做我們想做的任何事情」。

1948年5月22日和7月6日蘇軍對外作戰部致哈爾濱蘇軍東亞作戰部主任馬納加羅夫(Managalov)中將的電報更具體地指示：「應立即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部取得聯繫，並且以儘可能快的方式了解他們現在的具體需要。從6月1日到9月底，我們將沿伊爾庫茨克到滿洲的邊界線集結大量的軍火、服裝和汽油以提供給中國人民解放軍。還將提供輕型和重型坦克、各種口徑的機關炮以及飛機，使用這些武器和裝備的中國人員已派往我們這裡受訓練。」電報甚至說：「蘇軍總參謀長已經制定一項詳細的軍事作戰計劃」，「到今年夏季結束時，將要對敵人實施連續的打擊，以迫使他們投降或至少大大削弱他們，以至於他們即使得到美國人援助，也不能再繼續進行有效的抵抗。」「以後，你所有的行動只有一個目的：不惜任何代價幫助消滅敵人。這對於確立我們在遠東的地位是絕對必須的。歐洲嚴峻的政治形勢使我們受到了與美國及其盟國發生戰爭的威脅，所以我們應當在一切地方做好準備。國民黨因仇視共產黨而被迷惑了雙眼，看不到他們正在落入災難的邊緣。由於事關我們西伯利亞邊境的安全，我們沒有選擇。我們希望中國是一個與蘇聯友好的國家，而不是一個政治上和經濟上受國際資本主義者奴役並敵視我們的國家。」不過，命令也謹慎地指出：「只有在我們已經解放的土地得到鞏固的時候和地區，才能做進一步的推進。」

儘管承認這些文件的真實性尚不能完全確定，但默里傾向於認為這些文件是真實的，並且說明蘇聯當時只是利用中共的勝利對國民黨政府和美國起到制約作用，而不是希望中共真正獲得全國性的最後勝利。默里還分析說，如果這些文件只是蘇聯故意向國民黨提供的假情報，那麼其目的就是為了恫嚇國民黨以使其同意蘇聯的調停建議。這與羅申發出的要在滿洲沿中蘇邊界建立「緩衝區」的威脅是完全一致的。在調停努力的背後，蘇聯在德黑蘭、布魯塞爾和南京所進行的外交活動都強調，國民黨不要跟著美國一起參與「冷戰」，反對蘇聯。如果蘇聯的調停成功，則可以避免當歐洲冷戰正在激烈進行的同時，由於中共的全面勝利並加入蘇聯集團而在亞洲引發一場與美國的新的對抗。這一分析無疑是有說服力的。

實際上，蘇聯也正是從1948年夏天以後才開始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的。在到目前為止披露的俄國檔案文件中，沒有發現蘇聯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的證據。有材料證明，1948年6月12日蘇聯代表向莫斯科報告，高崗請求蘇聯提供武器，特別是75毫米日式火炮的炮彈，以便發動對四平的進攻。但蘇聯並未提供這批軍火。

蘇聯向東北解放區提供的經濟援助到1948年也有了明顯增長。1947年蘇聯對外貿易組織與東北地區人民民主政權的貿易額為9300萬盧布，1948年迅速增長為15100萬盧布。另有文件說，1948年9月林彪直接致函斯大林，要求派遣100名蘇聯技術顧問和工程師。10月，高崗也直接要求斯大林提供鐵路設備和20000噸棉花。12月底，高崗還直接向蘇聯駐中國東北的官員提出援助鐵路車輛、器材和電力的要求。1948年6月，應解放區人民民主政權機關的請求，蘇聯政府派出一個由科瓦廖夫領導的蘇聯鐵路專家小組。這個小組包括工程師50名，技師52名，技術員和熟練工人220名。該小組配備有必要的技術設備，包括搶修列車、潛水站、起重機和其他機械。為修復鐵路所必需的一切材料也從蘇聯運來了，有金屬構件、鋼軌、橋樁、鋼樑等。東北解放區的鐵路修復工作在蘇聯的幫助下取得很大進展，截至1948年12月15日止，已修復滿洲最重要的鐵路線15000公里及總長為9000多米的120座大中型橋樑，其中包括長987米的松花江二號大橋、哈爾濱至長春間的長320米的飲馬河大橋、吉林至長春間的長440米的松花江橋，以及其他各線的12座大中型橋樑。

隨著中國革命的節節勝利，毛澤東也越來越重視與蘇聯的關係問題，而且特別注意從未來新中國外交方針的角度考慮這一問題。中共對南斯拉夫共產黨態度的轉變就是一個信號。1948年6月底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惡化后，中共中央迅速通過決議，表明中共站在蘇聯一邊。11月1日新華社播發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的文章《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11月7日的《人民日報》和11月8日的《東北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公開表明中共立場的重要文章，後來又出版了單行本小冊子。在這篇文章里，劉少奇指出世界已經分為兩個陣營，而在兩大陣營激烈鬥爭時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聯合蘇聯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是「不論哪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更加明確地表示中國共產黨支持蘇聯對南斯拉夫問題的立場。

毛澤東加強與蘇聯關係的最明確的表現，就是從1948年春起一再提出要親自訪問莫斯科的要求。關於毛澤東訪問蘇聯一事，蘇聯學者認為最早提出是在1947年初，而且首先是由中共方面倡議的，其文獻證據是斯大林在1947年6月15日致延安的蘇聯醫生兼聯絡員奧爾洛夫(Orlov，化名傑列賓)的電報：「轉告毛澤東，聯共(布)中央認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風聲。如果毛澤東也認為應該這樣做，那麼我們覺得以通過哈爾濱為佳。屆時若需要，我們可以派一架飛機迎接。望電告與毛澤東談話的結果和他的願望。」而據毛澤東的翻譯兼秘書師哲回憶，實際情況是斯大林聽信了西方通訊社的消息，以為「八路軍在陝北大受挫折，損兵折將，潰不成軍，高級將領，如賀龍，甚至毛夫人江青都被俘虜，已被解到西安……」，便主動提出派專機來接毛澤東等中共主要負責人去蘇聯。當斯大林了解到事情並非如西方傳言那樣后，立即在7月1日向奧爾洛夫拍發了一份內容完全相反的電報。斯大林說：「鑒於即將舉行的戰役，鑒於毛澤東若離開會對戰爭發生不良影響，我們認為暫時推遲毛澤東的出行為宜。」

如前所述，1947年初毛澤東正在考慮獨立於蘇聯政策的發展道路，因此說此時毛澤東主動提出親赴莫斯科訪問似乎是不可能的。以毛澤東的性格和思維邏輯而言，當時中蘇意見有分歧，而中共的力量還不足以自立，他親自去見斯大林，除了招致一頓訓斥外沒有什麼意義。1948年2月鐵托拒絕到莫斯科恐怕也是出於這種心理。

到1948年春，中國內戰的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毛澤東的策略被證明是成功的，而中共的力量已經強大到可以與蘇聯對話了，這時，毛澤東才會從未來新中國外交的角度考慮與蘇聯加強聯繫和尋求援助的問題。毛澤東在1948年4月26日給斯大林的電報說：「我決定提早動身到蘇聯。」「我將就政治、軍事、經濟和其他重要問題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商量和請教……此外，如果可能，我還想往東歐國家一行，考察人民陣線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4月29日斯大林即回電錶示同意。到5月10日斯大林又給毛澤東發了一個電報，建議他推遲動身，電報稱：「鑒於您所在地區的事態發展，尤其是傅作義已經進攻蔚縣，也就是說，您來蘇途中擬經過的三個地區在火線上。我擔心，您的出行會影響事態的進程，況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鑒於此，不知您是否應推遲來蘇。」毛澤東當日便回電說：「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謝。鑒於目前局勢，我的出訪貴國以稍做推遲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爾後方可乘坐飛機。」

不久，毛澤東再次提出訪蘇問題。他在7月4日的電報中說：「與前兩個月相比，我的健康狀況大為好轉。我擬近期動身前往貴國。有三條路線可去：陸地、海上、空中。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必須經過哈爾濱，因我要同東北的一些負責同志商談。望派飛機於本月25日前後到濰縣。」毛澤東還說，將有20人與他同行，如果乘坐飛機前往，請派兩架飛機。7月14日，斯大林複電毛澤東：「鑒於征糧工作已經開始，從8月份起領導同志要分赴各地，至11月方回，所以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請毛澤東同志把訪問莫斯科的時間安排到11月底，以便能同所有領導同志見面。」奧爾洛夫在1948年7月14日致莫斯科的電報中寫道，毛澤東雖然對於斯大林再次推遲他的訪問表示同意，但他明顯地表現出不滿。毛澤東已經做好了出發的一切準備，沒想到會遭到拒絕。

越到中國革命接近勝利，考慮到未來新中國面對的國際局勢，中共越感到需要加強與蘇聯的關係。於是，毛澤東很快又提出了訪問莫斯科的問題。1948年8月28日奧爾洛夫致莫斯科的電報中敘述了他同毛澤東一次談話的內容：

毛澤東說，如果在1947年他並不急於去莫斯科，那麼現在，到1948年，形勢變化了，他想儘快到莫斯科去。有許多事要在那裡討論，一些問題要請教，另一些則是涉及到儘可能爭取援助的事。毛澤東打算在莫斯科討論的問題要點是：

1、關於同小的民主黨派、民主團體(和民主人士)的關係；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

2、關於聯合東方的革命力量，關於東方(和其他)各共產黨間的關係問題；

3、關於反對美國和反對蔣介石鬥爭的戰略計劃；

4、關於恢復和建立中國工業，包括(特別是)軍事、採礦、交通(公路和鐵路)運輸問題。向莫斯科說明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需要；

5、關於價值3000萬美元的白銀貸款的問題；

6、關於同英國、法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政策(路線)；

7、一系列其他問題。

毛澤東總結談話內容時強調說「應該達成協議，以使我們的政治方針與蘇聯完全一致」。

沒有見到蘇聯方面對此做出反應的材料。毛澤東在9月28日再次致電莫斯科稱：「務必就一系列問題當面向聯共(布)和老闆親自彙報。(為了)得到指示，我打算在上一封電報所示的時間到莫斯科去。現在暫時先把上述內容做一籠統的彙報，請您向聯共(布)中央和老闆轉達。真心希望他們給予我們指示。」

從上述電報的行文可以看出，毛澤東急於直接見到斯大林，而且言詞懇切，語氣恭敬，其目的是表明中共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將請示莫斯科，並保持與蘇聯的一致性。這說明，儘管毛澤東在實際行動中並沒有一切都聽命於莫斯科，但此時已經充分認識到在中國革命勝利后的處理國內建設問題以及在國際鬥爭的舞台上加強與蘇聯關係的重要性。

斯大林此時對中共在遠東局勢中所處地位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轉變。儘管出於對亞洲國際鬥爭的策略考慮，斯大林一再拒絕毛澤東親自訪蘇，但這並不意味著蘇聯拒絕與中共直接接觸。所以，當毛澤東在1948年11月28日再次發出電報，要求將赴莫斯科的行期改至1948年12月底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派米高揚去中國會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員，了解中共的要求和願望，並說明蘇聯領導人就後者向莫斯科提出的諸問題的看法。

總之，儘管存在著分歧和矛盾，到1948年底，毛澤東和斯大林已經意識到他們必須站在一起了。

2009年3月27日

第二章 走向莫斯科——中蘇同盟的基礎、目標和條件

對1949-1950年蘇聯與中國結成同盟關係的過程進行考察可以看出，對於雙方來說，結成這一同盟的基礎、目標和條件是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的。這主要體現在如何處理對美國的政策以及怎樣解決各自的實際利益這兩個方面。對付美國這個蘇聯和中國共同的敵人是同盟得以締結的基本條件，也是雙方的共同目標。但是，毛澤東需要得到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完成解放(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偉大事業，而蘇聯一方面要藉助中國的力量遏制美國勢力在亞洲的擴張，一方面又要避免使蘇聯直接陷入可能發生的中美軍事衝突。此外，新中國的誕生以及恢復國家主權的要求必然影響到蘇聯通過雅爾塔協定所得到的在遠東的根本權益。在這兩個方面，既存在著中蘇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礎和目標，又隱含著中蘇同盟產生矛盾和分歧的條件。在1949年年初、年中和年底中蘇兩黨高級領導人的三次會晤中，充分體現了這種統一性和矛盾性，而其表現形式又有著微妙的變化。不過，總的趨勢是明顯的，即毛澤東決心向蘇聯「一邊倒」。

一、米高揚悄悄來到西柏坡

在1948-1949年的冬天，亞洲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中國共產黨已經取得了中國的半壁江山。這時的中共已經對整個亞洲局勢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並引起斯大林的極大關注，以至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Vyshinskii)在1949年初給科瓦廖夫的電報中指示說：「從現在起，任何有關中國的事務都要直接與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聯繫。」

但此時，斯大林對於中共取得政權后將採取怎樣立場以及會走上什麼道路卻一無所知。在1949年2月16日致毛澤東的一封電報中，斯大林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一種抱怨態度和試探心理。斯大林通知毛澤東，蘇聯政府已經向蘇聯駐北平、天津、哈爾濱、瀋陽和滿洲里的領事下達了如下指示：

鑒於我們還沒有同中國解放區的民主政權機關建立外交和領事關係，以及中國解放區民主政權機關要求所有的外國領事館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領事關係前停止自己的活動，我們命令你們：

1、在下達專門的命令以前停止領事館的一切正式活動，並視領事館的所有工作人員為非官方人員。

2、當民主政權機關的有關負責人或外交部特別授權的人拜會你們時，你們只能通過領事或副領事與地方民主政權機關保持非官方的關係。

顯然，斯大林急於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因此，儘管擔心與中共直接接觸會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應， 斯大林還是決定派聯共(布)政治局委員米高揚(Mikoyan)秘密訪問中共中央的駐地西柏坡。

米高揚出行前，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還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們在如何對待南京政府的和談建議這一重大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看法。

1949年1月8日，蔣介石面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陳兵長江的危急局勢，要求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出面調停國共關係，實現和談，以便爭取時間，捲土重來。毛澤東的既定方針是「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準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央政府」。斯大林的考慮則有所不同，他擔心美國會對亞洲局勢的迅速變化進行公開干涉。

如上所述，蘇聯大使羅申早在1948年就已經著手進行調停工作，以至美國駐華大使都有此估計。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電美國國務卿稱：「時局的發展非常有可能出現停戰，並恢復和談。據未證實的消息，蘇聯大使到時將在國民黨控制華南、共產黨控制華北以及美國承認俄國在滿洲的權利的條件下出面調停。」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事前已經向蘇聯表明了中共的態度。他在1948年12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和平談判我們一定要進行，但我們不同國民黨政府談判，我們只是分別同有實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隊的代表談判，同他們或者是談判停戰，或者是談判起義的條件，我們正在同北平的、軍事力量雄厚的傅作義進行談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決。

斯大林在1949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會後，立即於次日致電毛澤東，其電報的字裡行間透露出莫斯科並不想拒絕出面進行調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該建議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贊成停戰，主張實現和平，而中國共產黨若是斷然拒絕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那就是主張將戰爭繼續打下去。」有鑒於此，斯大林提出了蘇聯準備的如下答覆：

蘇聯政府過去贊成，現在仍然贊成在中國結束戰爭，實現和平。但在同意擔當調停人之前，蘇聯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國共產黨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蘇聯的調停。因此，蘇聯希望另一方——中國共產黨也能被告知中國政府的這一和平之舉，希望能就蘇聯充當調停人一事徵得另一方的同意。

同時，斯大林還為毛澤東準備好了對國民黨徵詢意見的答覆：

　　中國共產黨一貫主張中國和平。首先挑起中國內戰的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南京政府，所以應當由南京政府來對戰爭後果承擔責任。中國共產黨同意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但是不能容許那些發動中國內戰的戰爭罪犯參加談判。中國共產黨主張在沒有任何外國調停人參加的情況下與國民黨進行直接談判。中國共產黨尤其認為，那個派遣軍隊和艦隻直接參與內戰、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外部大國不能充當調停人，因為這樣的大國是不可能採取中立和客觀的態度來結束中國的戰爭的。

斯大林接著指出，中共的「答覆大體上應該如此」。

可以看出，斯大林的主張實際上是：第一，為了避免承擔責任，中共不應拒絕和談；第二，決不能讓美國參與調停；第三，蘇聯願意單獨充當調停人。

或許是考慮到應該採取更為妥善和策略的說法，或許是考慮到中共可能拒絕蘇聯的建議而為自己留一條退路，未等毛澤東的答覆，1月11日斯大林又來電解釋說「我們草擬的你們對國民黨建議的答覆方案，其用意在於阻止和平談判」，原因是如果中共提出的條件國民黨不同意，「於是，國民黨就成了破壞和談的罪人。這樣一來，國民黨與美國的和談花招會被戳穿，你們也可以將必勝的解放戰爭繼續進行下去了」。

毛澤東顯然看出了斯大林的言外之意，他在1月12日的回電中直接了當地表示堅決反對外國調停和談。他認為，蘇聯政府對南京應該做出如下答覆：「蘇聯政府過去和現在一貫希望看到一個和平、民主、統一的中國。然而，通過什麼途徑去實現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統一，那是中國人民自已的事。蘇聯政府根據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認為不能接受為中國內戰雙方進行調停的工作。」毛澤東認為，儘管美國「對參與結束中國內戰的調停工作極感興趣」，但是，「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取得勝利已為期不遠，國民黨政權的覆滅也已成為定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列強是否還願意繼續扶植南京政府，從而繼續與人民解放軍作對，看來都成為問題了」。相反，「如果蘇聯在給南京政府的復照中採取您1月10日來電中所陳述的立場，那麼美國、英國和法國勢必會認為它們也應當參與調停，國民黨也就會找到誣衊我們為好戰分子的口實」。「蘇聯如果從國際關係的全局利益考慮，在復照中能夠採取我們提出的立場，則我們真誠希望您能接受我們的建議。您若能這樣做，那將是對我們的巨大支持」。毛澤東進一步明確表示了中共的立場：「為使中國人民能夠儘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共「要求南京政府無條件投降」，「因為現在，由於中國的階級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際輿論也對南京政府不利，所以，今年夏季人民解放軍當可渡過長江，進攻南京」。「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再採用政治上迂迴的辦法了。在目前的局勢下再用這種迂迴的辦法只會是弊多利少。」

1月14日斯大林給毛澤東回了一封長電，再次詳細解釋了蘇聯建議的意圖。顯然是被毛澤東的堅定態度所觸動，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不再提蘇聯充當調停人的事情了，而是完全按照11日電報的思路展開論述。電報建議中共從策略的角度答應和談，但可以提出使國民黨無法接受的條件。

同一天，斯大林接到了毛澤東對他11日續電的答覆。毛澤東表示同意並接受蘇聯修正後的建議，公布了與國民黨舉行和平談判的八項條件，但毛澤東仍強調，雙方形成一致意見的「基本方針」是「阻止與國民黨的廣泛談判和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

至此，斯大林認為，「我們在南京方面的和談建議一事上，觀點已達成一致」，「應該認為問題已經解決」。不過，美、英等國在蘇聯之前已經明確向國民黨政府表示拒絕充當調停人，和談一事只能作罷。

這樣，當米高揚於1月31日到達西柏坡時，他所準備與中共領導人討論解決的這一問題似乎已經不存在了。有的學者根據俄國最近公布的這些檔案文件認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沒有企圖阻止中國革命的深入發展，也沒有要促使國共和談的意圖。這種理解恐怕不夠準確。毛澤東對斯大林1月10日電報的理解沒有錯誤，斯大林開始的確是有意由蘇聯單獨出面充當調停人來促成國共和談，這在電文中表現得很清楚。只是在考慮到中共堅決反對和談的態度后，斯大林才不再提調停人的問題，而是完全從策略的角度提出中共不應斷然拒絕和談。正是出於擔心再有人提出和談問題，毛澤東在與斯大林通電以後，於1月19日審閱中共中央關於外交問題的指示稿時特別加寫了一句：「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政府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

不過，毛澤東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斯大林此時處事也是非常謹慎的，既然已經知道中共的堅決態度，他是不會再提出調停的問題了。1月21日，蔣介石面對中共提出的和談條件，迫不得已宣告自行引退，把李宗仁推到了前台。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后立即召見羅申，要求蘇聯政府幫助中國停止內戰。但羅申經請示斯大林后尖刻地回答說：「總統先生，現在已嫌太遲了。中國政府是不會擺脫美國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蘇聯又何能為力呢？」李宗仁再派人去見羅申，得到的答覆是，為了表示中國政府的誠意，首先應盡其所能把美國勢力趕出中國。顯然，這是拒絕了李宗仁的要求。

應該說，正是在1949年初和談的問題上表現了蘇聯對華方針的根本轉變。斯大林1月10日電報顯然是按照1948年蘇聯主張和談的思路擬定的，而且很可能帶有試探中共意圖的想法，但鑒於中國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共過去的方針，斯大林實際已經在考慮改變蘇聯的政策了，所以他很快就對蘇聯出面調停的事情默不作聲了。無論如何，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勝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標誌，是值得斯大林高興的事情。關鍵問題在於新中國對蘇聯的立場和政策，這也正是斯大林派米高揚去西柏坡的主要目的。

米高揚在西柏坡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談，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討論未來中蘇之間在國家關係方面存在的問題，蘇聯對中共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問題，以及新中國的國內政策和發展道路等問題。

關於中共的立場和政策，主要是毛澤東介紹的。據師哲的回憶，從2月1日至3日，毛澤東一個人整整談了三天，非常詳細地講述了目前中國各方面的情況，以及中共的各項方針政策。儘管米高揚對毛澤東海闊天空、旁徵博引的談話方式很不習慣，但對於中國和中共的基本狀況總算是有了大體的了解。

蘇聯與新中國之間在國家關係方面可能出現的矛盾主要體現在東北問題(旅順基地的租借和中國長春鐵路的歸屬)、蒙古問題(外蒙古的獨立)和新疆問題(蘇聯在當地的勢力和影響)上，其中東北問題是重點。而在東北問題上，蘇聯在中國的主要權益是通過1945年與蔣介石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實現的，因此如何對待這個條約的問題又成為解決這些矛盾集中的表現形式。

在蒙古問題上，毛澤東最初委婉地借蒙古民族的統一問題表示，新中國有意收回外蒙古。但因蘇聯方面態度堅決，搶先提出外蒙古要兼并內蒙古的問題，中共領導人面對現實，沒有再堅持收回外蒙古的要求。米高揚在60年代回顧此事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

毛澤東主動問我們如何看待內外蒙古的統一。我回答說，我們不支持內外蒙古的統一，因為這會使中國喪失很大一塊領土。毛澤東說，他認為外蒙古和內蒙古可以統一起來，歸入中國的版圖。對此，我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早就享有獨立權了。抗日戰爭勝利后，連中國政府都承認了外蒙的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擁有自已的軍隊，自已的文化，它的文化和經濟正在迅速發展前進，它早就體驗到獨立的好處，恐怕什麼時侯也不會自願放棄獨立。如果有一天外蒙古與內蒙古聯合起來，其結果大概是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蒙古國。談話時在座的任弼時在這個時侯插話說，內蒙古有300萬人，而外蒙古只有100萬人。斯大林針對我就此事的報告給我發來一個電報，供毛澤東參考，內稱：「外蒙古的領導人主張中國境內各地蒙古族人與外蒙古聯繫起來，在獨立的旗幟下建立一個統一的蒙古國。蘇聯政府反對這個計劃，因為它雖然並不威脅蘇聯的利益，但它意味著從中國割出一大塊領土。我們認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聯合為一個自治單位，外蒙古也不會為了在中國政府的版圖內實行自治而放棄獨立。不言而喻，這件事的決定要屬於外蒙古。」毛澤東悉知這個電報后說他會考慮這個電報，還說他們「當然不會維護一種大漢族沙文主義的路線，也不擬提出關於蒙古統一的問題」。

很顯然，斯大林在蒙古問題上像1945年談判中蘇條約時一樣寸步不讓，並且採取了一種先聲奪人的姿態。毛澤東對此只能作罷。

在新疆問題上，中共領導人很謹慎地提到了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影響，而米高揚則非常明確地表示蘇聯對新疆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據米高揚回憶：「毛澤東說新疆伊犁地區正在進行獨立運動，這個運動不受烏魯木齊政府的支配，伊犁也有共產黨。他說，1945年他在重慶同白崇禧會面時，白告訴過他，說伊犁地區的起義軍擁有蘇制的大炮、坦克和飛機。」「我明確地告訴毛澤東說，我們不主張新疆各族人民的獨立運動，而且我們對新疆沒有任何領土要求，我們認為新疆也應該在中國的版圖之內。」

新疆雖然也是蘇聯關注的地區之一，但在1945年的中蘇條約中沒有涉及新疆問題。當時斯大林即以蘇聯政府放棄對新疆少數民族的武裝鬥爭和獨立傾向的支持，作為換取蔣介石同意外蒙古獨立的條件之一。後來，蘇聯政府試圖通過與新疆地方政府簽訂條約的方式保證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利益，但遭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反對。儘管如此，由於大量蘇聯僑民的存在，莫斯科對新疆地區的控制和影響實際上是不容忽視的。換句話說，蘇聯對新疆(特別是北疆)的影響和控制，主要是通過無所不在、被稱為「國中之國」的蘇僑協會，而不是通過佔有領土或簽訂條約。所以，斯大林在新疆問題上已經預先做好了讓步的準備，而當時的中共根本還無法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

當然，東北問題是中蘇雙方關切的焦點。不過，在這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上雙方都採取了非常慎重和試探性的方針。據俄國的檔案文獻，關於旅順海軍基地的問題，毛澤東通過中國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揚提出，有人認為「革命政府在中國掌權后，蘇聯再在旅順口保留軍事基地就沒有意義了，而收回旅順口對於中國來說則是一件大事」。但毛澤東說，他本人認為這樣提出問題不對，「中國有共產黨人，蘇聯也有共產黨人，可這並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許把蘇聯在旅順的軍事基地保留下來」。中國的共產黨人「主張保留這個軍事基地」，「待到中國十分強盛，有能力抵禦日本侵略了，那時蘇聯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順的基地了」。毛澤東用這種娓婉的說法表明了對於旅順口中國應該收回而目前暫不收回的立場。

斯大林得到米高揚關於中國對這個問題立場的報告后，在1949年2月5日致毛澤東的電報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人掌握政權后，形勢就根本改變了。蘇聯政府已經決定，一旦同日本簽訂和約，而且美國也從日本撤軍，蘇聯就取消這個不平等條約，並從旅順撤軍。然而，如果中國共產黨認為蘇聯軍隊立即撤出旅順地區為宜，那麼蘇聯準備滿足中國共產黨的願望。」斯大林明確向中共指出了蘇聯從旅順撤軍的條件后，才表示也可以根據中共的要求立即撤軍。顯然，斯大林的這種說法是沒有誠意的，實際上他也了解中國眼下不會提出撤軍的要求。

果然，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聽到蘇聯的態度后，幾乎同時表示不能馬上從遼東撤出蘇聯軍隊和撤銷旅順基地，因為這樣做只能對美國有利。毛澤東說，從遼東撤軍問題我們將保守秘密，等到將來，中國粉碎了政治反動勢力，把人民動員起來沒收外國資本，並在蘇聯的幫助下把國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時，再重新考慮條約問題。毛澤東說，中國人民感謝蘇聯的這個條約，當我們強大起來時你們再離開中國，到那時我們再簽訂類似蘇波條約那樣的中蘇互助條約。中共的態度似乎是十分誠懇的，但米高揚的感覺是「他有自已的策略考慮，但他沒有說透」。後來事態的發展，說明米高揚的感覺是正確的。

斯大林特別關心的是中國長春鐵路問題。據隨同米高揚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憶，在會談期間「他不止一次以無線電報向我詢問，中國同志對長春鐵路條約的真正態度如何，他們是否認為長春鐵路條約是真正平等的條約」。米高揚在會談時也坦率地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不認為有關長春鐵路的協定是不平等的，「因為這條鐵路主要是由俄國出資建成的」，「可能在這個條約里，平等的原則並未得到充分的體現，但我們準備與中國同志友好地討論並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有些含糊地回答說：「在長春鐵路產權歸屬問題上存在著一些磨擦，這些是可以就地解決的。比如，國民黨軍隊掠奪了長春鐵路和一部分企業，但隨著人民解放軍的開進，這些企業最終歸還給了長春鐵路。老百姓傳說，國民黨是根據中蘇條約佔據這些企業的，而人民解放軍似乎正在破壞這些條約，把企業交給了長春鐵路。」毛澤東最後表示同意讓高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並向中共和聯共(布)中央彙報。

看起來，雖然斯大林對於中蘇條約的命運問題已經憂心忡忡，但中共領導人對此似乎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意見，或許當時還沒有來得及認真考慮這一問題。從會談情況看，中共領導人更多談論的是要求蘇聯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問題。

在2月1日的會談中，周恩來和朱德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希望蘇聯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藥及武器生產設備，並派遣一些顧問幫助中共培訓、建立軍校和組織包括武器生產在內的後勤工作。周恩來還希望蘇聯提供鋼材、汽油、汽車及其他機器和物資。

在2月2日的會談中，朱德和任弼時「著重講述了中國工業發展及中蘇在此領域的合作問題」。在這方面，他們尤其重視東北的重要作用。就此次談話，米高揚在電報中特別寫道：「任弼時強調，在制定國民經濟計劃中，他們尤其重視東北的重要作用，力爭把它變成中國的國防基地。東北應該能夠生產飛機、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時指出，他們希望蘇聯幫助東北的工業開發，並列舉了提供幫助的以下幾種方式：(1)蘇中經濟聯合體；(2)蘇聯貸款；(3)由蘇聯辦租讓企業。任弼時說，開採瀋陽、錦州和熱河省的稀有礦藏，如鈾、鎂、鉬和鋁，需要蘇聯的幫助。過去日本從中國掠奪了1噸鈾礦。如果蘇聯對這些礦藏感興趣，可以考慮合作開發或請蘇聯辦專門的租讓企業。任弼時指出，東北的工業開發需要高水平的專家，在鞍山鋼鐵公司，他們不得不聘用日本專家。因此，任弼時請求蘇聯向中國派遣不少於500名國民經濟各領域的專家。」

2月3日，劉少奇在與米高揚的談話中也涉及到了未來中國工業發展的問題。他建議，在幫助中國工業發展方面蘇聯可以採取以下幾種形式：(1)傳授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經驗；(2)提供相應的書籍，以及派出各經濟部門的專家和技術人員；(3)提供資金。並表示中國方面迫切想知道蘇聯究竟能給予多大規模的幫助。對於中共領導人提出的要求，米高揚除原則上同意幫助組織武器生產及派遣專家外，其餘均聲明要請示莫斯科的意見。對於周恩來提出的請蘇聯提供4億美元貸款的要求，米高揚表示只能給3億，並建議中共確定一個需要蘇聯援助的物資清單。

從上述情況看，中共領導人對於蘇聯提供援助的要求是相當急迫的，儘管毛澤東在會談中幾次表示即使蘇聯不能給予貸款或其他援助，也不會埋怨見怪，但最後還是請求蘇聯儘快提供軍需物品，並決定將派一個專門代表團去莫斯科，以便簽訂貸款協議及討論其他重要問題。

至於中共採取的政治方針，綜合俄國檔案文獻的材料可以看出，米高揚在他的報告中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中共決定不急於奪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原因是缺乏管理幹部，以及難以解決城市供應問題。米高揚根據聯共(布)中央的意見對此提出了反駁，指出應儘快佔領大城市，以便加強中共黨員中無產階級的基礎。

第二，毛澤東對無產階級成分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他對「共產黨在農村有極大影響」感到滿意，並說「中國農民的覺悟比所有美國工人和許多英國工人都高」。米高揚認為這與中共及其軍隊長期在山區活動而遠離工人階級和大城市有關。

第三，毛澤東認為不應急於建立政府，如果現在成立政府必然是聯合政府，就會使事情變得複雜起來，並堅持在奪取南京后不能立即成立政府。米高揚勸說毛澤東應在佔領南京或上海后，迅速在聯合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革命政府，認為這對國內和國際鬥爭都有利。

第四，關於外國承認未來革命政府的問題，毛澤東有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得到承認，並希望蘇聯首先給予承認；一個方案是一年之內不急於得到外國承認，如果外國政府宣布承認，也不拒絕，但暫不予以同意。中共傾向於第二種方案，因為這樣可以放開手腳解決外國在華利益的問題。對此，米高揚未表示意見。

第五，毛澤東反覆強調要接受聯共(布)的領導和指揮，說他是斯大林的學生，堅持親蘇方針，並感謝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關心。

第六，中共領導人表示，新中國的「目標是通過加強計劃原則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但從時間上講是長期的，對「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展開全面進攻還要等10-15年」。希望蘇聯對此提出建議。

從俄國現有的檔案文獻看，在米高揚訪華期間儘管沒有解決什麼實際問題，但是米高揚與毛澤東談話之深入，與中共領導人接觸之廣泛，特別是在此期間斯大林與毛澤東、斯大林與米高揚之間電報往來之頻繁，畢竟使中蘇雙方領導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場、觀點、意向和要求，以及存在的分歧，這就為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相互理解、為以後雙方高級領導人的互訪和進一步溝通打下了基礎，同時也邁出了走向中蘇同盟的第一步。

二、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

米高揚訪問西柏坡之後，毛澤東更加堅信，為了新中國的發展和建設，必須與蘇聯結成聯盟。在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毛澤東就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係講了很長一段話。他說：「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此點，現在非黨人士中，也要說明此點，也要做這種宣傳。」4月3日，中共與各民主黨派聯合發表了由毛澤東親自草擬的《反對北大西洋公約聯合聲明》，第一次公開點明了蘇聯是新中國的盟友。

為了向莫斯科表示中共的這一願望，毛澤東加緊了與斯大林的聯繫。特別是在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問題上，儘管中共不願將大門關閉，但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還是時時處處向莫斯科請示、彙報。

在當時恢復經濟急需貸款援助的情況下，由於向蘇聯要求的貸款一時無法得到，利用資本主義國家資金的問題便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關注。當時，西方國家的財團也有在華投資的意向。但是毛澤東深知這種問題的敏感性，他必須向蘇聯通報，並徵得斯大林的同意。

4月13日，已經成為聯共(布)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報告了他4月9日同毛澤東長達3小時的會談情況。會談時朱德、周恩來和劉少奇在座。毛澤東在談話中特別指出：美國政府通過代理人(花旗銀行)表示願向中國共產黨提供1-3億美元的貸款。毛澤東還主動表示：「我們把這項建議看作是試圖與我們達成交易，這不是為了援助中國人民，而是(按馬歇爾的計劃)使美國資本主義擺脫危機，並使中國人民服從他們，就像在蔣介石統治時期所做的那樣。」不過，毛澤東隨後又表示，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中共決定「某些情況下同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事實上的聯繫，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關係」。

針對上述電報，斯大林4月19日打電報給科瓦廖夫：「同毛澤東會談時，請告訴他以下幾點：第一，我們認為，中國民主政府不要拒絕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建立正式關係，如果這些國家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正式放棄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話。……第二，我們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不要拒絕外國貸款和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全部問題在於，貸款和做生意的條件不能成為附加在中國經濟和金融發展上的負擔，從而使美帝國主義可以利用這些條件限制民主中國的國家主權和扼殺中國的民族工業。」

顯然是因為沒有摸透斯大林的真實意圖，或者是出於避免引起蘇聯猜疑的考慮，中共始終未曾接受美國的貸款和經濟援助。

在中美關係這一敏感問題上，毛澤東也特別注意聽取莫斯科的意見。科瓦廖夫回憶說，渡江戰役前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就中共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問題向他通報情況並征徇蘇聯的意見。

5月23日，科瓦廖夫又向斯大林報告說：毛澤東簡要地通報了5月初中共代表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會談的情況。毛澤東說，會談中司徒雷登曾表示其個人意見說，他們美國人現在已停止支持國民黨政權，以他為首的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就是證明。他還說，人民解放軍一入城(青島、上海)美國人就把陸海軍撤走。司徒雷登表示希望在將來的聯合政府中民主人士要儘可能廣泛一些。聯合政府成立后，只要得到全國人民的支持，美國將予以承認，並同該政府建立外交關係。關於同司徒雷登會談的情況，毛澤東說：司徒雷登的聲明與麥克阿瑟的行動是矛盾的。麥克阿瑟不久前派兩團美國士兵在青島登陸，並加強了駐上海的艦隊。或者司徒雷登說謊，或者軍人們(麥克阿瑟)不尊重美國國務院的意見。毛澤東還說：「司徒雷登撒謊說美國人好像已停止支持國民黨政權了。我們了解的情況卻相反：這種支持一直在積極進行。至於司徒雷登說美國等國大使館留在南京一事，這又不是為了我們的利益。假如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大使館撤離中國，我們才高興呢。」

5月26日，斯大林在打給科瓦廖夫的電報中要他轉告毛澤東，他表示同意「毛澤東同志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評論」，並說「聯共(布)中央感謝毛澤東同志通報的情況」。

不過，當時蘇聯對中共與美國關係發展的考慮比毛澤東估計得要複雜和微妙。斯大林一方面不願意中共與美國密切接觸，一方面又擔心美國出兵干涉中共的解放事業，甚至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說，斯大林對當時中國局勢發展的主要憂慮不在於中共與美國建立某種關係，而在於中共採取過分激烈的軍事行動會給美國出兵干涉中國內戰造成借口。因為一旦美國出兵，蘇聯將面臨十分困難的選擇：如果蘇聯介入這場衝突，勢必與美國在亞洲捲入一場戰爭；如果蘇聯採取迴避態度，萬一中共不敵美國，就會直接損害蘇聯在中國北方的既得利益。

至於歷史學界長期爭論的斯大林是否曾阻止中共打過長江的問題，據筆者目前看到的史料，尚未發現有這方面的直接的文獻證據。不過，從羅申的活動和斯大林關於蘇聯出面調停的上述電報可以看出，蘇共確實有意讓國共雙方划江而治，雖然這是沒有明言的。所以，毛澤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屢次表示對斯大林有怨氣是事出有因的。胡喬木的說法還是可信的，即斯大林沒有正式提出過阻止中共軍隊渡江作戰，但這種意圖是有的。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就曾表露過類似的擔憂。1949年4月1日，即在中共軍隊渡江前，美國駐華公使銜參贊克拉克(Clark)致電馬歇爾說，羅申告訴他，如果中共最終奪取全國就會感到「騎虎難下」，面對無法應付的局面。實際上，真正感到「騎虎難下」的是斯大林。例如，中共軍隊在渡江戰役中炮擊英國「紫石英」號護衛艦和「倫敦」號巡洋艦后，英國內閣召開緊急會議，保守黨要求對紅色中國宣戰，並得到了美國的支持。此時正在北平的科瓦廖夫根據莫斯科對他的報告的反應，「感到危機時刻已經來臨」，「遼東半島的蘇軍以及在旅順口和太平洋其他基地的蘇聯艦隊已處於完全的戰備狀態」。但「對所有人來說，慶幸的是避免了衝突的發生」。

正是由於擔心刺激美國，蘇聯甚至不願公開與中共密切接觸的情況。斯大林在1949年5月26日給科瓦廖夫的電報中特別指出：「我們認為目前不宜廣泛地表現出蘇聯同民主中國的友誼。」或許也是出於這一原因，斯大林要求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應秘密訪問莫斯科，對外報道則以高崗為首的東北貿易代表團的名義。

1949年6月21日，以劉少奇為首、包括高崗和王稼祥在內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動身前往蘇聯，26日抵達莫斯科。劉少奇訪問莫斯科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採取的最重大的外交舉措。這次中共代表團出訪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雙方高級領導人的會晤，直接向斯大林表明中共在國內外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加強與蘇聯的關係，為中蘇結成同盟打下基礎，為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面鋪平道路。同時，學習蘇聯建設和管理國家的經驗，爭取蘇聯給予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在一個半月的訪問期間，劉少奇通過與斯大林及其他蘇聯領導人進行的多次會談和交換的各種文件，基本上達到了這次出訪的目的，但有些問題則留待毛澤東親自去莫斯科解決。

從目前披露的檔案文獻看，中蘇雙方討論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劉少奇通報中國國內的基本形勢和中共有關建國的方針和政策，徵求蘇聯方面的指示和意見。7月4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團團長的名義向聯共(布)中央及斯大林遞交了一份報告。斯大林在閱讀這個報告的俄文本時在文件上做了許多批註，並劃了許多著重線，這些批註和著重線表明了斯大林對中共代表團所提出的問題的態度和傾向性意見。

劉少奇在報告中首先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基本上取得了勝利，不久就將取得完全的勝利。」「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發生在第次二世界大戰以後，世界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特別是蘇聯，給予中國人民的幫助，是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決定性條件之一。中國共產黨利用了這些條件。在中國革命中，有成功地組織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土地改革的經驗，在鄉村中長期進行武裝鬥爭、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的經驗，在城市中進行秘密工作與合法鬥爭以配合武裝鬥爭的經驗，以及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內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於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可能是很有用的。」談到今後的任務，報告認為應「爭取在最短時間內結束戰爭，肅清蔣介石國民黨殘餘，並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管理和建設這個國家」。

關於未來的國家管理問題，報告說：「我們決定在今年8月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並成立聯合政府，現在積極進行各項準備工作。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不是由共產黨一個黨或少數幾個黨發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國所有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少數民族及海外華僑共23個組織共同籌備和召集的。這種方式使黨外人士非常滿意。」報告指出：「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性質與政權性質」，「它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它是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實行專政的。(什麼是『官僚資本』？)」報告強調：「人民民主專政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須解釋的。(對！)」「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會議制，這不是資產階級式的議會制，而相近於蘇維埃制，但與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制也有區別，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人民代表會議。(對！)」

報告區分了中國的內部鬥爭與外部鬥爭：「所謂內部矛盾與內部鬥爭，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內部各階級間、各黨派間的矛盾與鬥爭，這在今後將會逐漸加強，但與外部矛盾比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將仍然處於次要的和服從的地位。」「有人說：『在推翻國民黨政權或者實行土地改革之後，中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便立即成為主要矛盾，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便立即成為主要鬥爭。』我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一個政權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對資產階級，那便成為或開始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了，這將把目前尚能與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趕到帝國主義那一邊去。這在目前的中國實行起來，將是一種危險的冒險主義的政策。(對！)」報告特彆強調：「在中國，從現在起到實行民族資本完全國有化，還需要經過許多步驟，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國際的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劉少奇在報告中闡述了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幾項原則：「一、和各帝國主義國家進行鬥爭，以便實現中國民族的完全獨立；二、在國際事務中和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站在一道，反對新的戰爭危險，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三、利用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這些國家內部的矛盾。(對。)四、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發展中國與外國的通商貿易，特別是發展與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的貿易。」

關於如何對待西方國家在華經濟利益的問題，報告說：「目前，我們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企業，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還是讓其繼續活動。(什麼樣的限制？)」至於「對外國原有的報紙雜誌和通訊社及新聞記者，中共中央已決定停止他們的活動和出版，各地均已執行。但在上海，因為帝國主義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經濟命脈，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議，暫緩實行此項決定，但以後仍準備加以執行。」「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院等，暫時讓其在遵守我們法令的條件下繼續辦下去，但不許再設新的，待將來國家有力量接收這些學校和醫院時，將加以接收。對宗教機關，一方面允許其在遵守我們法令的條件下繼續活動，另一方面進行一些反宗教的宣傳，對教會和教堂的土地經教民同意予以沒收和分配。(對。)其他外國機關團體的土地亦予以沒收和分配。」

關於在華的外交官員，報告中說：「各國在中國的外交人員，我們都沒有加以承認，只當作僑民對待他們，這樣做的結果使人民感覺到中國已經站起來了，中共是不怕帝國主義的，並使我們免去了許多麻煩，使各民主黨派不敢與帝國主義的外交人員接觸，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觸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外國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外交人員利用名種場合請求並設法與我們保持聯繫，企圖取得我們的正式承認。我們現在實行的對外國人的政策，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不敢實行的。但這樣做，各國僑民感到有諸多不便，許多人請求出境，同時，我們自己在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關於新政府成立后與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及參加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的問題，劉少奇提出：「各帝國主義國家可能有一段時間不承認我們，或提出若干束縛我們手腳的條件作為承認我們的代價，在這種時候，我們應采何種政策？(區別對待。誰不承認中國，中國在貿易上就不給它任何優惠——美國的經濟危機迫使它不得不重視與中國的貿易，為此要利用中國的商人。)束縛我們手腳的條件，我們當然是不能答應的，但我們是否應採取積極的辦法，以便保證取得這些國家的承認，使我們能夠在處理國際事務中佔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們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於得到這些國家的承認，(是的！最好不急。)為了避免發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事情？(對！)在中國新政府成立后，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是否能儘快承認我們，即使各國帝國主義國家採取無視我們的政策。(對。)」報告同時表示：「如果帝國主義國家承認中國新政府，我們就準備與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係。那時，我們希望蘇聯能夠率先承認我們。」

根據斯大林對這份報告的批註以及後來的會談情況，可以認為，斯大林對中國形勢的基本狀況是滿意的，對中共中央關於新中國的建國方針和政策也是基本贊同的。就是說，中蘇兩國在發展道路上雖處於不同的階段，但方向和目標是一致的。

第二，劉少奇闡明了中共中央在中蘇兩黨和兩國關係問題上的原則和立場，即新中國將堅決執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方針，反對走「中間路線」。斯大林表示，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中蘇兩黨應建立密切的關係，互相幫助。這樣，就確定了中蘇之間建立同盟關係的基礎。

為了向斯大林表明中國與蘇聯結盟的堅定態度，毛澤東在劉少奇到達莫斯科后，於6月30日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公開宣布新中國將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中共的這一立場受到斯大林的重視和讚賞，7月6日《真理報》刊登了毛澤東的這篇文章，甚至還出版了單行本。劉少奇在7月4日的報告中也特別解釋了毛澤東所說的「一邊倒」方針：「在國際活動的政策上，我們一定要與蘇聯一致。在這一點上，我們已經向各民主黨派做了一些解釋。一些黨外人士批評我們的政策是向蘇聯一邊倒，毛澤東答覆他們說：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如果不與蘇聯一起站在反帝國主義的陣營，而企圖走中間路線，那是錯誤的。」對此，斯大林表示極為讚賞。

報告還指出：「蘇聯和中國之間牢固的民族友誼對於兩國和全世界都有極為重大的意義，特別對於中國的獨立和建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這種重要性的。中國共產黨一定為增進和鞏固這種民族友誼而不懈地努力。」

劉少奇在談到中蘇兩黨關係時表明：「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是這樣認為的，即聯共(布)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因此，我們中共服從聯共(布)的決定，儘管共產國際已不存在，中共也沒有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在某些問題上，如果中共與聯共(布)出現分歧，中共在說明自己的意見后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布)的決定。我們認為應該儘可能地密切兩黨的相互聯繫，相互派遣適當的政治上的負責代表，以便處理兩黨有關的問題並增進兩黨相互的理解。」

儘管斯大林不同意中共服從聯共(布)領導的提法，但對於中共真誠的態度，斯大林顯然是頗有感觸的。在會談中，斯大林主動談到過去蘇聯在同中國共產黨關係中存在的問題，其中主要是他在1945年要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妥協問題上的失誤。他說：「由於不了解情況，我們過去曾經給中國的革命出了一些不好的主意，給你們的工作帶來困難，干擾了你們。」劉少奇表示「沒有什麼妨礙」，但斯大林一再表示歉意，並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成熟的黨，在政治、理論和國家建設各方面都取得迅速發展，祝願中共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列。劉少奇說：「我們還是你們的學生。」斯大林毫不遲疑地表示學生也可以超過先生，革命的中心將會從歐洲轉移到東方，那時你們的歷史責任就加重了。我們會落後的，你們會進步很快，也一定會超過先生，希望中蘇兩國無論什麼時侯都要講團結。斯大林還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中國同志總是客氣的、講禮貌的。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過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們講的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了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講錯話。不過，如果我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到的。」作為翻譯的師哲感覺，斯大林是以深感內疚並抱有歉意的語氣講這番話的。

斯大林還通過中蘇兩國進行國際分工的建議，表明了蘇聯贊同與中國結成同盟關係的意向。斯大林主動提出：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就是說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國今後多擔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和革命經驗會對它們產生較大的影響，會被它們參考和吸取。……因此，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咱們兩家來個分工：你們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在這方面多多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影響。我們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斯大林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後，西方的社會民主運動停滯了下來，革命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而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你們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也許在馬克思主義一般理論問題方面，我們蘇聯人比你們強一些。不過如果談到把馬克思主義原理運用到實踐方面，你們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過去我們已經向你們學了許多東西。

在中蘇兩黨關係的歷史上出現這種融洽和諧的現象，應該說還是第一次。

第三，劉少奇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蘇聯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更多的援助。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基本上滿足了中國方面的要求。

斯大林明白中國最急需的就是經濟援助，根據俄國的會議記錄，斯大林在中共代表團到達后第一天，即6月26-27日深夜的會談中，主要講的都是如何向中國提供援助的問題。斯大林首先說，聯共(布)中央決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億美元貸款，而且這筆貸款是按照1%的低利率，以設備、機器和各種類型的材料的商品形式提供給中國，為期5年。中國將在貸款完全生效后10年之內償還。關於簽訂貸款協議問題，斯大林說有兩個方案：第一，由聯共(布)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簽訂協議；第二，授權蘇聯政府和現已建立的中國東北政府簽訂協議，等到今後建立了全中國的民主聯合政府再通過蘇中兩國政府間的談判來簽訂協議。斯大林還說，蘇聯已經準備好向中國派遣一批專家，而且其待遇只須與中國的優秀專家相同即可，其餘部分則由蘇聯政府補貼。蘇聯還準備派專家並提供掃雷艇，幫助中國清除上海周圍的水雷。斯大林說：「中國應當有自己的艦隊，我們準備幫助你們建立艦隊。例如，現在我們就可以打撈那些軍事的和商用的沉船，並幫助把它們修理好。至於你們請求幫助鞏固青島的海防，我們可以派遣一支分艦隊去青島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國的政府以後，以拜訪的形式去。」在回答中國關於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間的空中航線的請求時，斯大林說「我們已經作好準備，現在就可以著手建立這條航線」，並答應幫助中國建立飛機裝配修理工廠。

在以後的會談中，雙方還商定蘇聯在旅順幫助中國辦一所海軍學校。蘇聯表示願意幫助中國建立海防，還答應幫助修一條從蒙古烏蘭巴托到中國張家口的鐵路。劉少奇根據國內來電的要求，向斯大林、華西列夫斯基、布爾加寧等提出，為準備在一年左右時間組成中國人民空軍戰鬥部隊，請蘇聯方面給予援助：第一，擬向蘇聯定購雅克式戰鬥機100-200架、轟炸機40-80架，並配足各項備份機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彈；第二，擬請蘇聯航空學校代我訓練空軍人員。蘇聯方面對這一計劃當即表示贊同，只是提議航空學校不必設在蘇聯，可考慮設在中國國內。斯大林還根據中國的要求派出蘇聯空軍布防在旅順到大連之間，以對付國民黨的空襲。此外，雙方還同意在情報及反間諜方面進行合作。高崗和劉少奇說，過去蘇聯在中國的大部分情報網已經靠不住，甚至正在為美國和蔣介石工作，他們要求停止這些無法控制的間諜的活動。斯大林回答說：「形勢要求我們把我們雙方的情報機構聯合起來，我們準備立即這樣做……讓我們採取聯合陣線的行動！」

劉少奇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還提出向蘇聯學習管理經驗、在蘇聯參觀訪問、派人到蘇聯學習以及請蘇聯專家到中國幫助進行經濟建設等要求。劉少奇說：「我們長期處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對外面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現在要來管理一個如此大的國家，並進行經濟建設和外交活動，我們還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在這方面，聯共(布)給予我們的指示和幫助是十分重要的，我們迫切地需要這種指示和幫助。除蘇聯派專家來中國幫助我們外，我們還希望派一些蘇聯教授到中國來講學，並由中國派一些參觀團去蘇聯參觀和學習，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學生去蘇聯學習。」在7月6日給斯大林的信中，劉少奇又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蘇聯解答或給以指導的問題，這包括了解蘇聯的國家結構、經濟政策、文化和教育機構、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結構等方面的情況。蘇聯方面儘力滿足了劉少奇和中共代表團的這些要求。

7月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和高崗，同意由中蘇兩方組織一個共同委員會把向蘇聯貸款和訂貨等問題具體化。但是，鑒於中國方面的經濟機構剛剛建立，既缺少專家，又缺乏必要的資料，根本無法提出所需設備和貨物的清單，毛澤東建議劉少奇與聯共(布)中央商量，可否把共同委員會設在中國，由科瓦廖夫「先帶主要專家來華與我們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貨單」。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如果斯大林同意先派專家來華組織共同委員會，那麼最好請科瓦廖夫先帶鐵路、電力、鋼鐵、煤礦、煤油礦、軍事等專家同來。7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又致電劉少奇：為準備在一年左右時間建成中國空軍戰鬥部隊，擬向蘇聯定購飛機、聘請專家，希望代表團同斯大林作初步商談，如蘇方原則同意，再派劉亞樓率一個小型代表團赴蘇具體商談。

按照毛澤東的建議，8月2日劉少奇致函斯大林，說希望讓科瓦廖夫和已經確定的蘇聯專家同他一起回國，其餘專家可於8月中、下旬王稼祥回國時同行，並請求斯大林下指示，加快前往中國的蘇聯專家的準備工作。斯大林閱讀信函時特意在這段話下面劃了著重線。

當劉少奇8月14日離開莫斯科回國時，已有220名蘇聯高級經濟幹部和工程師與他同車而行。

劉少奇訪蘇回國后不久，蘇聯加快了對中共援助的步伐。蘇聯部長會議1949年9月19日決定向中國提供334架飛機和大炮，其中包括360門高射炮，價值總額2650萬美元。此後又提供了價值3150萬美元的武器裝備和其他技術裝備。此外，根據蘇聯部長會議1949年11月5日決議，還提供了價值630萬美元的鋼軌和固定件。

第四，劉少奇訪蘇期間，中蘇雙方在新疆問題上取得合作成功，是加強中蘇之間理解和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蘇利益衝突方面，如果說斯大林對東北問題比較敏感，那麼在新疆問題上卻表現得特別慷慨大度。在與劉少奇的第一次會談中，斯大林就主動提出：「不應當拖延佔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英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他們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躍起來，以繼續進行反對共產黨的內戰。這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在新疆有豐富的石油儲量和棉花，而這些正是中國所急需的。」斯大林還建議說：「漢族在新疆所佔的人口比例現在沒有超過5%。佔領新疆以後，應當把這一比例提高到30%。通過遷移漢族人的方式，全面開發這一廣闊而富饒的地區，並加強對中國邊境的守衛。」為了幫助新疆儘早得到解放，斯大林表示蘇聯願意提供40架殲擊機，以迅速地驅散並擊潰馬步芳的騎兵部隊。

對於斯大林的建議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劉少奇在7月4日的報告中說：「我們完全贊成儘可能早地佔領新疆，而佔領新疆的最大困難，是肅清和保證向新疆前進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肅到新疆須經過漫長的沒有糧食和飲水的沙漠地帶)，如果能夠克服這些困難，佔領新疆的時間將可以大為提前。」經請示毛澤東后，7月6日劉少奇告訴斯大林，毛澤東同意蘇聯幫助解放新疆，並建議「將蘇聯空軍進行援助和空投部隊的問題具體化」。毛澤東原計劃於1950年或1951年解決新疆問題，收到劉少奇的報告后決定提前攻佔新疆的日期。7月25日，毛澤東向劉少奇通報說，秋季佔領蘭州、西寧等地后即可準備進取新疆，並指示代表團的政治秘書鄧力群儘快趕到新疆的伊寧，「其任務是在那裡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繫」。毛澤東還指示彭德懷調查在年底以前佔領新疆的可行性。

在蘇聯方面的幫助下，鄧力群在新疆建立了與毛澤東及駐蘇大使館的電訊聯繫，並結識和拜訪了當地可靠的領導人。當年稍晚時候，中共便採取和平方式解決了新疆問題。

應該看到，斯大林對新疆問題的建議和關心主要考慮的並非是中國的利益，而是出於在已經決定蘇聯不再介入新疆問題的前提下對西方勢力滲透這一地區的擔憂。雖然如此，新疆提前實現和平解放與斯大林的建議和幫助有直接關係。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斯大林決定放棄在新疆問題上對中國提出要求，很難說不是為了在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中蘇條約時進行討價還價而主動做出的讓步，因為斯大林非常清楚，中蘇之間真正的利害衝突在於東北問題，這也正是前途未卜的1945年中蘇條約的核心內容所在，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與斯大林的談判遇到了障礙。

第五，在關於是否簽訂新的中蘇條約的問題上，劉少奇與斯大林的會談沒有取得什麼結果。

毛澤東作為新中國的開創者，出於維護國家主權的目的，自然要求廢除包括中蘇條約在內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而斯大林為了保證蘇聯在遠東的實際利益，則要儘力維持原有的中蘇條約。這是當時中蘇雙方利益衝突之所在。如果說當米高揚訪問時蘇聯提出這一問題有些出乎中國領導人的意料，那麼當新中國即將誕生之時，毛澤東就必須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了。不過，在這個顯然十分敏感的問題上毛澤東和斯大林都非常謹慎，他們在談到這個問題時往往都是在試探對方的本意和底線。

米高揚離開中國之後，至遲到1949年4月，中共領導人已經在考慮如何處理以往的對外條約問題了。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向中國民主人士談到：過去的「對外條約有的廢除，有的則要加以修改，有的還可以保持」。這裡談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條約，顯然是考慮到了1945年的中蘇條約。周恩來的這種說法表明，中共領導人對斯大林的本意還摸不透，或者說對米高揚所表示的蘇聯對待原中蘇條約的立場持懷疑態度。而斯大林也摸不清中共在這個問題上的真正要求是什麼。中共代表團出發前，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與劉少奇、王稼祥進行了長時間談話，其中談到新中國建立后如何處理原中蘇條約問題時，毛澤東也只是提出「可以談談看」。

中蘇雙方在條約問題上互相摸底、互相試探的心態在劉少奇給斯大林的報告，以及斯大林在該報告上的批註中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

對於國民黨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和協議，我們準備分別處理，其原則就是，凡是對於中國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們都準備加以承認和繼承。例如聯合國憲章、開羅宣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凡是對於中國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們都準備加以廢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條約等。另有一些，則準備在進行修改後加以承認。(對。)

蘇中友好同盟條約，在過去已給予中國人民很大的幫助，今後，新中國政府繼承這個條約，對於蘇中兩國人民，特別對於中國人民，將有更偉大的貢獻。我們完全願意繼承這個條約，在蘇聯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時，這個條約需要加以處理，其處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種：(一)由中國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認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根據原來條約的精神，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便根據新的情況在文字和內容上有所增減。(三)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的時機重新加以簽訂。在這三種方式中，應該採取哪一種方式為好？(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后再決定這個問題。)

在民主黨派及學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蘇聯在旅順駐兵、蒙古獨立及蘇聯運走東北機器的問題。(我們從東北運走的日本資產只是一部分，遠不是全部。)我們曾向這些人解釋：當我們自己還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時，如果不贊成蘇聯在旅順駐兵，那就是對帝國主義的幫助。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我們說：蒙古人民要求獨立，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我們應該承認蒙古獨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國如果願意與中國聯合，我們自然歡迎。這隻有蒙古人民才有權利決定這個問題。(對。）

在7月11日與劉少奇的會談中，斯大林對長春鐵路問題避而不談。在這個問題上，米高揚已經在西柏坡表明了蘇聯的意見，即蘇聯認為條約是平等的，所以應該保留。雖然中國方面對長春鐵路問題沒有表態，但早在劉少奇來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已經從科瓦廖夫那裡了解到，在談到有關長春鐵路的問題時，儘管高崗和陳雲表面上都堅持認為條約是平等的和令人滿意的，但「中國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鐵路，實際上他們正在儘力從蘇聯人手中奪取這條鐵路的管理權」。斯大林顯然是考慮到在這個問題上會引起衝突，因此將問題擱置起來可能要好一些。

關於旅順基地問題，斯大林已經知道中國並不要求蘇聯立即撤軍，於是又重複了米高揚的說法，即提出兩個方案要中國選擇：一是蘇聯暫不撤軍，因為蘇聯在旅順駐兵是為了抵制美蔣武裝力量的自由行動，保護蘇聯，同時也保護中國革命的利益；一是蘇聯立即撤軍，如果中共需要蘇聯從旅順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迴旋餘地。關於大連問題，斯大林說，因大連是自由港，在與有關政府未建立外交關係以前，中蘇可以共同利用它。

至於中蘇條約，斯大林表示，他此前在與毛澤東交換的電報中已有過聲明，說這個條約是不平等的，因那時是與國民黨打交道，不能不如此。而對於中國的建議，斯大林明確地對劉少奇說，中共方面所提的三個處理方案都不需要，這個問題要等毛澤東來莫斯科時再加以解決。總的說來，劉少奇雖然表示可以繼承舊條約，但又提出了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顯然中共領導人是希望廢除舊約的，只是留出了較大的選擇餘地而已。這一點，斯大林不會看不出來。而蘇聯當然是希望保持舊條約的，這一點，從斯大林提出問題的方式和言詞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學者認為莫斯科「提出立即從旅順撤兵這樣一種選擇，與其說是向中國人提出的真實建議，不如說是一種威脅。如果他們做出這樣的選擇，斯大林就會認為不能把他們當做可靠的夥伴，並且會相應地對他們採取措施」。這種說法未免過於苛刻，不過斯大林以這種說法來試探中共的意圖卻也是非常明顯的。看來，斯大林是想把問題拖下來，或等待毛澤東首先明確其要求或做出讓步。

第六，莫斯科會談中中蘇之間的另一個分歧在解放台灣的問題上。斯大林沒有準備、也很不情願在解決台灣的問題上向中共提供幫助。

會談中，斯大林反覆強調的基本思想是：我們不怕戰爭，反對戰爭，盡一切努力制止戰爭；和平是最重要的，要爭取和平多幾年。但對於中國來說，解放台灣是中共徹底消滅蔣介石集團、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既定方針。而且，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寄希望於得到蘇聯的幫助。

劉少奇在7月4日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就已經透露了中共對進攻台灣問題的傾向性意見：「台灣因有部分國民黨軍隊作內應，可能提早佔領。」7月10日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再次提到解放台灣問題。信中根據朱德的建議，提出可考慮選派三四百人去蘇聯學習空軍，同時購買飛機100架左右，連同現有的空軍組成一個攻擊隊，掩護渡海，準備明年夏季奪取台灣。於是，7月26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第十四兵團司令部及直屬部隊和軍委航空局組成空軍領導機關，並決定派劉亞樓等赴蘇具體商談購買飛機、聘請專家顧問和幫助開辦航校等事宜。

毛澤東在7月25日給劉少奇並轉斯大林的電報中，更加明確地提出希望蘇聯在解放台灣的問題上給予直接的軍事援助。電報首先說明了中國解放台灣戰役的計劃：

第三野戰軍將只在兩個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灣開展軍事行動。福建省的軍事行動將於今年10月結束，而攻佔台灣的軍事行動要在我們建立了空軍部隊后才能進行，這也許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

電報還講述了攻佔台灣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上海，自封鎖之日起，嚴重的困難日益加強，所以，為了粉碎這種封鎖，必須佔領台灣。但是沒有空軍是不可能佔領台灣的。我們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蘇聯能否在這方面幫助我們，即在六個月至一年的期限內，在莫斯科為我們培養1000名飛行員和300名機場勤務工作人員。此外，蘇聯能否賣給我們100-200架殲擊機、40-80架轟炸機，它們將用於攻佔台灣的軍事行動。在建立海軍艦隊方面，我們也請求蘇聯幫助我們。我們設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軍進攻台灣期間，中國大陸的所有領土除西藏外都將由我們佔領。

毛澤東特別提出了請求蘇聯空軍參與解放台灣戰役的想法，當然是很婉轉地提出的。電報說：

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反帝運動有可能大步前進，在美國和英國也有可能會爆發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利用蘇聯的援助(即除了我們請求蘇聯幫助我們培訓飛行員和賣給我們飛機外，也許還不得不請求蘇聯給我們派蘇聯空軍和海軍的專家，以及飛行員參加軍事行動)來攻佔台灣，這會不會給美蘇關係帶來損害？

請你向斯大林同志報告這一切，以便他來斟酌我們的計劃，是否可以將它們付諸實施？如果這些計劃大體上是可以接受的，我們打算現在就派學員去蘇聯。關於培訓飛行員的具體計劃正在制訂，容后奉告。在解決了這些問題后，你就可以回國了。

然而，劉少奇未能解決這個問題。

根據科瓦廖夫保存的私人檔案文件，中國領導人還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蘇聯援助解放台灣的要求。在中國代表團離開北平前給莫斯科的電報中，毛澤東就要求斯大林對台灣登陸戰役給予空中和海上支援，但沒有得到明確的答覆。科瓦廖夫回憶說，當劉少奇在莫斯科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時斯大林當即表示拒絕。他告訴中國人，由於戰爭，蘇聯已經承受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從西部邊界到伏爾加河的這片國土已成廢墟。蘇聯在軍事方面支持攻打台灣將意味著與美國空軍和海軍發生衝突，並為發動新的世界大戰造成口實。蘇聯沒有任何理由再冒這個險。斯大林表露了他對戰爭的真實感受，又說：「如果我們領導人這樣做，俄國人民不會理解我們。不但如此，由於我們對戰時和戰後的困難和災難估計不足，以及輕率地採取行動，他們還可能把我們趕走。」斯大林建議把這件事提交聯共(布)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可以請高級軍事領導人和一些部長參加。7月27日，他邀請中國代表團到中央委員會總部，劉少奇、高崗和王稼祥參加了會議。蘇聯方面除了全體政治局委員以外，布爾加寧和華西列夫斯基元帥也參加了。斯大林在會上重複了他早些時候建議和要求中國人不要發動台灣戰役的看法。在發言結束時，劉少奇宣布撤回請求援助的要求，表示這個問題已經過去了。

以上情況說明，中蘇之間滿足對方要求的限度取決於他們對全球問題觀察的一致性，以及他們對這種合作是否符合他們長遠目標的認識。由於中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共同的認識基礎，在實際的國際鬥爭中有一致的戰略考慮，因此結成同盟關係是符合雙方的長遠利益的。正是從這一基點出發，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努力尋求在重大問題上達成諒解，並在有爭議的問題上取得可能的合作。這正是劉少奇與斯大林莫斯科會談得以成功的基礎。從這一點看，美國教授陳兼的結論是有道理的：劉少奇訪蘇以後，中蘇戰略合作的構架已經形成，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從口頭變為現實，新中國現在完全有理由在與蘇聯結成戰略同盟的基礎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對外戰略了。

然而，就雙邊關係來說，劉少奇對莫斯科的訪問並沒有解決中蘇之間在關係國家和民族利益衝突方面的根本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只能有待於毛澤東和斯大林的直接對話了。

三、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對話

中蘇結成同盟關係的重要基礎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對付美國的威脅。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鬥爭中需要蘇聯的支持和援助，遏制美國干涉中國內戰和顛覆新中國的企圖，而蘇聯在與美國處於冷戰狀態的國際背景下，也需要藉助中國在亞洲牽制和打擊美國的勢力。正如韋斯塔教授認為的，中蘇友誼的內容首先是作為一種反美聯合，或者說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反資本主義制度的聯合，它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戰後美國在亞洲的出現，以及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在這一點上，中蘇雙方的需求是共同的，相互的。

但中共要求與蘇聯結成同盟還有一個經濟上的原因，即在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在一個新生國家進行建設和管理方面需要蘇聯的大量援助。這種要求在新中國成立后顯得尤其迫切。雖然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取得了軍事上的最後勝利，但是面對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經濟狀況，新中國領導人確是心急如焚。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正處於對立狀態，惟一的希望是得到蘇聯的援助。中國領導人不斷向蘇聯方面反映這種狀況。

1949年10月28日，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在接見蘇聯大使羅申時向他指出，中國經濟形勢的特點是「複雜和困難」的，對外貿易由於國民黨封鎖海岸已陷於癱瘓，新政權控制的所有港口只有天津還有進出口業務，其貿易額不超過300萬美元。缺乏專業技術幹部也是經濟恢復的一個最嚴重的難題，陳雲在談話中指出：「缺少忠實於人民政府的技術幹部，嚴重製約著國家經濟的恢復。我們從國民黨手裡接收的工程師和專業技術人員總共才兩萬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數是反動分子和親美分子。在最大的鞍山鋼鐵聯合企業里，70位工程師中62位是日本人，一般都對中國人尤其是對共產黨人懷有敵意。」而大多數中共黨員的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很低。根據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領導人員中(區委和區委以上)，將近50%的人沒有文化或文化不多。

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齊赫文斯基(Tikhvickii)在他的題為《人民民主在中國的勝利和1949年的國民經濟》的報告中指出了下述事實：在天津、上海、重慶、廣州這樣一些重要工業中心解放時，那裡75%以上的工業企業已經癱瘓。國民黨軍隊撤退時留下了一片廢墟——炸毀了堤壩，踐踏了幾萬公頃農田，帶走或炸毀了火車機車和車廂，毀壞了發電站和倉庫，破壞了交通、電報和無線電通訊設施，鑿沉了船隻。國民黨撤離上海時毀壞了國際無線電台，炸毀了江南造船廠的主要車間和江灣機場的油庫，鑿沉了4艘油船和10艘輪船。從無錫逃跑時焚燒了1000多輛滿載從上海送來的工業設備的卡車。從武漢到廣州的100多座鐵路橋被炸掉了90多座。在漢口毀壞了30多隻船，炸毀了連接武漢三鎮的所有鐵路橋樑。

此外，1949年12月19日由周恩來簽發的《政務院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說：今年各地災情異常嚴重，全國被淹耕地約1億畝，糧食減產約120億斤，災民約4000萬。

正是出於對國內經濟狀況和發展趨勢的擔憂，中國領導人更加堅定了與蘇聯結成同盟的信念。用劉少奇的話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聯合蘇聯」就是「立國的基本政策」。

然而，毛澤東明白決不能靠乞求援助來達到與蘇聯結盟的目的，必須向斯大林說明，中蘇同盟不僅有利於中國，從根本上講也是有利於蘇聯的。毛澤東的確傳遞了這樣的信息，他的出發點是要讓莫斯科知道，為了在政治上共同對付美國，蘇聯也需要中國在經濟上強大起來。

作為中國共產黨情報部門負責人及當時毛澤東與蘇聯大使的聯絡人，李克農於1949年11月17日在蘇聯大使館的一次談話中指出，美國有一個「策劃中國共產黨響應鐵托集團的計劃」，並且擴大他們「在中國的影響，以破壞中蘇之間的友誼」。按照李克農的說法，帝國主義者宣傳的重點是指責蘇聯正在「竊取中國的食物和資源，並且攻擊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一個不平等的帝國主義條約，其結果導致中國喪失了東北及在滿洲的所有工業設備」。

美國是否有一個「策劃中國共產黨響應鐵托集團的計劃」，以及中共如何了解到這一情況，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李克農傳遞這樣的信息，無疑是提醒莫斯科，在蘇聯與美國的對抗中中國的地位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斯大林一直擔心毛澤東會走鐵托式的道路，特別是對新中國與美國關係的發展不放心，對此，毛澤東是有感受的，他曾對中國民主人士羅隆基說中國「不能接受美國的援助」，因為這將引起蘇聯的懷疑。當然，毛澤東需要在這個問題上表明中國的立場，所以中國領導人還向蘇聯透露，美國仍然企圖顛覆中國新生的革命政權，他們不但對國民黨在台灣的殘餘勢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大陸組織和建立反革命組織。總之，毛澤東一方面是要表明中國對美國和蘇聯關係的不同立場，另一方面也是強調密切中蘇之間關係的必要性。同時，從李克農的信息中還可以體會到的言外之意，就是新中國領導人對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不滿的。

除了尋求經濟援助，毛澤東去莫斯科的另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隨同毛澤東訪蘇的翻譯人員師哲有一段廣為傳播的回憶，他認為中蘇領導人在會談初期遇到難題或產生隔閡的原因，是「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猜透對方的心理和意圖，因而發生了某種誤會」，特別是斯大林不理解毛澤東想要的「既好看又好吃」的東西是什麼。而一些俄國學者的看法不同，他們(如列多夫斯基、庫利克等)在接受筆者採訪或進行學術交流時說，毛澤東來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養病，所以毛澤東後來抱怨他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是沒有道理的。這些看法都是錯誤的，因為目前已經披露的檔案文獻充分表明，毛澤東早在離開北京之前已經把他蘇聯之行的主要目的說得非常清楚，即希望與蘇聯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同盟條約。

毛澤東訪問蘇聯的準備工作在10月就開始了，最初打算出訪3個月，第一個月在蘇聯，並要簽訂中蘇友好條約，第二個月去東歐國家訪問，第三個月在索契療養。根據科瓦廖夫的建議，這次訪問將秘密進行。在11月5日的談話中，科瓦廖夫轉達了斯大林的意見，表示歡迎毛澤東訪蘇。毛澤東則提出他想於12月在莫斯科拜會斯大林，並親自向斯大林祝壽。因有許多國家將派代表團出席斯大林的壽辰慶典，所以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行也帶有完全公開的性質。隨後，11月8日，毛澤東專為此事向莫斯科發了電報。11月10日，毛澤東又委託周恩來再次向羅申大使表達了毛澤東要訪蘇的願望，並說明在訪問期間要提出中蘇條約問題。周恩來在會談中補充說，如果要簽訂條約，他將親自前往莫斯科談判。中共中央11月9日給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的電報證明了上述說法，電報稱：已請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請他決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時間，「至於恩來同志是否應隨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於毛主席到莫斯后再定恩來是否去及何時去，此點亦請斯大林酌定」。王稼祥立即向蘇共中央轉達了這個意思。對此，葛羅米柯(Gromyko)向斯大林建議，既然中國人談到擔心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時出訪可能影響工作，蘇聯可以表示尊重中共自己的選擇。這實際上是暗示只要毛澤東一人來訪。上述情況說明，毛澤東將要與斯大林進行的對話的主要內容雙方事前已經說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誤會的問題。

總之，毛澤東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盡量爭取蘇聯的經濟援助，二是要與蘇聯結成同盟，並以一個新條約的形式表現這種同盟關係。

然而，毛澤東對於這次訪蘇的結果卻完全沒有把握，因為斯大林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給斯大林祝壽，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為了強調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澤東在12月3日召見科瓦廖夫，特意告訴他，對於毛澤東訪蘇中共是有壓力的。毛澤東說，中國的民主黨派在一次會議上反對這次出訪，因為按照傳統，一向是「外夷」來朝拜中國皇帝，而不是相反。他們還認為，毛澤東訪蘇會使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複雜化，並失去這些國家的經濟援助。毛澤東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訪問的確是很不順利的。有俄國學者認為，斯大林與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彼此理解對方了」，關於條約的談判「平靜地達成了一致意見，沒有什麼分歧」。而事實恰恰相反，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對話在一開始便遇到了障礙。

毛澤東於1949年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6個小時之後便與斯大林舉行了正式會談。根據俄國檔案中的會議記錄，毛澤東與斯大林的第一次對話便在兩個重要問題——即中蘇條約和解放台灣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在中蘇條約問題上，雙方雖然都表示可以讓步，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見。在解放台灣問題上，蘇聯則拒絕直接向中國提供援助。

當毛澤東剛講到中共中央在劉少奇訪蘇后研究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時，斯大林立即接過來說：「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和解決」。但他強調：「蘇中之間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這個條約的，該協議規定了條約中最重要的幾項條款(有關千島群島、南庫頁島、旅順問題等等)。這就意味著，上述條約的締結應該說是得到美國和英國同意的。鑒於這一情況，我們在小範圍內決定暫時不改動這項條約的任何條款，因為哪怕改動一款，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尋求一種可行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即形式上保留蘇聯在旅順駐軍的權利，但按照中國政府的建議，撤出那裡的蘇聯軍隊。」「至於長春鐵路，在此情況下，考慮中方的願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實際上修改協議的有關條款。」

既然斯大林已經搶先說出了蘇聯決定暫時不改動條約任何條款的意向，毛澤東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長春鐵路和旅順的現有狀況」，「眼下不必修改條約」，但同時指出「在中國討論條約時，我們沒有考慮到美國和英國在雅爾塔協定中的立場。我們應該按如何對共同的事業有利來行事，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周到。」毛澤東接著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解決條約問題」，因為毛澤東在此前給莫斯科的電報中講明周恩來到莫斯科的任務就是簽訂條約，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實際上還是堅持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對此，斯大林顯然不高興地回答說：「這個問題您必須自己決定。可能需要周來解決其他一些問題。」

會談記錄表明，在中蘇條約的問題上雖然雙方都表示可以做出讓步，但蘇聯希望維持舊條約而中國堅持簽訂新條約，這一分歧是明顯的，只是雙方都沒有把話說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迴旋餘地而已。

在談到建立海軍的問題時，毛澤東並非無意地順便提到：「國民黨人在台灣島上建立了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我們沒有海軍和空軍，使人民解放軍難以佔領台灣。鑒於這一點，我們的一些將領主張呼籲蘇聯援助，蘇聯可以派遣志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以便儘快拿下台灣。」毛澤東說這番話是經過認真考慮的。鑒於斯大林在與劉少奇會談時表明了蘇聯不願因援助中國解放台灣而與美國發生公開衝突的態度，毛澤東才提到「志願飛行員或秘密部隊」這種既可避免蘇聯公開出面，又能在實際上得到蘇聯援助的辦法。對此，斯大林不便再予以直接拒絕，便提出「援助形式需要考慮周到」，「主要的問題是不給美國人干預提供借口」。但斯大林接著又說，蘇聯可以提供「參謀和教官」，「其他問題我們要仔細考慮」， 這實際上等於在提供軍事援助以幫助中共解放台灣的問題上封住了毛澤東的嘴。

毛澤東對第一次會談的結果很不滿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觀察，那幾天毛澤東「悶悶不樂地呆在別墅里」，「情緒不好，心神不安」。為了進一步表明中國方面的態度，他在參加過斯大林70壽辰的慶祝活動后，於12月22日邀請科瓦廖夫去談話，並要求把談話記錄轉給斯大林。根據談話記錄，毛澤東講到，已經把12月16日會談內容報告給中共中央，並在等待中共中央對會談中所涉及問題的意見。毛澤東提出下一次會見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並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談判的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解決中蘇條約、貸款協定、貿易條約、航空協定等問題，其中包括緬甸承認中國的問題。按照這個方案，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履行協議簽字手續。第二種方案是對第一方案中的各種問題從多方面進行磋商，但暫不履行相應的簽字手續。這樣，周恩來就不必馬上來莫斯科。毛澤東在交談中不止一次地強調，所有這些問題均由斯大林定奪。

然而，在12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中斯大林根本就沒提中蘇條約的問題，毛澤東對此感到十分失望。毛澤東本人後來同蘇聯大使尤金(Yudin)談起這一情況，毛澤東認為這是斯大林對中共不信任的表現：「我們訪問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簽訂中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中國人民問我們蘇聯會不會同新中國簽訂條約，為什麼同國民黨簽訂的條約至今在法律上仍然有效，等等。關於簽訂條約的問題當時對我們來說事關重大，將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後發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談時就提議簽訂條約，但是斯大林卻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會談時又重提這一問題，把中共中央關於簽訂條約這一請求的電報給他看了。我建議把周恩來召到莫斯科來簽訂條約，因為他是外交部長。斯大林則利用這個建議作為拒絕的借口，說『這樣做不合適，因為資產階級報刊會說整個中國政府都到了莫斯科』。後來斯大林避而不見我。我曾給他的住所打過電話，但得到的答覆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議我去見米高揚。」毛澤東說「這種做法使我很生氣，我決定呆在別墅里，什麼也不幹」。毛澤東還拒絕了科瓦廖夫和費德林(Fedorenko)關於去蘇聯全國遊覽的建議，而寧可「在別墅里睡大覺」。

斯大林不願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從根本上講，一方面是擔心失去蘇聯在1945年從蔣介石手中得到的在中國東北的經濟利益，一方面是擔心如果由此引起西方對整個雅爾塔體系提出異議，蘇聯則將在國際上陷入極為被動的境地。如果說與米高揚訪華和劉少奇訪蘇時相比斯大林在這一問題上的主張有所改變，那就是現在蘇聯更加明確地提出對中蘇條約在實際上進行修改，而在形式上仍然保留。這樣做至少不會因中蘇條約的改變而在國際關係方面給蘇聯引出更多的麻煩。

斯大林顯然認為蘇聯已經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他不知道毛澤東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更加註重問題的形式方面。毛澤東堅持要廢除原有的中蘇條約，一方面是考慮到新中國領導人在國內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以此對西方國家施加壓力，從而掃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正如他本人所說：「中蘇關係在新的條約上固定下來，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左翼都將感覺興奮，可以孤立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在國際上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將使人民共和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使資本主義各國不能不就我範圍，有利於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廢除舊約，重訂新約，使各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妄動。」

此時，斯大林在等待毛澤東做出相應的讓步，毛澤東則提出準備靜心休養，並要提前打道回府，以示對在莫斯科受到的冷遇的不滿和抗議。

1950年元旦這一天，羅申奉外交部長維辛斯基之命拜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向他聲明，因身體不適「準備完全靜養一周，徹底恢復正常的睡眠」。毛澤東還提出，在以後一周的休息期間他想會見什維爾尼克(Shvernik)、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Voroshilov)、貝利亞(Beria)、馬林科夫(Malenkov)、華西列夫斯基和維辛斯基，「這些會見應當只具有簡單的座談性質。他不想就這些會見提出任何專門的題目，或者說是不討論實質性問題。會見應當每天安排一次，時間不要太長，他認為最好是在晚上5-6點鐘之後。」「在這段時間裡，他想與斯大林本人討論實質性問題。」毛澤東還強調他「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從他的健康考慮，這些事是令人疲倦的，而且會再次破壞他的睡眠習慣，並引起頭暈複發。以前他曾打算到蘇聯各地去看看，現在，由於健康情況，而且回國時還要進行長途跋涉，所以他不想在蘇聯各地旅行了」。最後，毛澤東提出，他原計劃在蘇聯逗留三個月，但現在他想提前一個月，即在1月底離開莫斯科回國。看來，除了「討論實質性問題」，毛澤東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面對毫不退讓的毛澤東，斯大林必須做出選擇。

首先使斯大林受到刺激的是西方的報紙。由於自斯大林壽辰慶典后毛澤東一直沒有在蘇聯的媒體上出現過，各國駐莫斯科使館都議論紛紛，到處打聽毛澤東的行蹤，在西方媒體也引起了種種猜測，甚至有消息說毛澤東被軟禁起來了。對此，中蘇雙方都感到不妥。王稼祥大使提出以毛澤東答記者問的方式解脫困境，並公開說明毛澤東訪蘇的目的。第二天，即1月2日，《真理報》刊登了毛澤東答塔斯社記者問的消息。毛澤東向外界聲明，他來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問題，並表示逗留蘇聯的時間「部分地取決於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毛澤東還說「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毛澤東在私下和公開場合表示出來的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無非是想給斯大林施加壓力，迫使他討論新條約的問題。實際上，斯大林同意毛澤東在報紙公開發表這樣的談話已經表示出蘇聯的讓步傾向。毛澤東後來承認，在《真理報》發表講話這件事「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與此同時，還發生了另一件影響斯大林決策的事情。毛澤東在1月1日與羅申會談時告訴他，最近幾天「收到北京的報告，說緬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們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通知緬甸和印度政府，如果他們確實希望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那麼他們必須首先完全斷絕與蔣介石的聯繫，並發表官方聲明，無條件地拒絕向蔣介石政權提供任何支持和援助。在印度和緬甸政府接受中國政府的上述建議的條件下，他們可以派代表到北京進行談判。」毛澤東還告訴羅申一個消息：「不久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也將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採取明顯步驟。」

實際情況是，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會議時就透露，「英國政府傾向於承認我國」。12月18日周恩來已複電緬甸外交部長，同意在緬甸政府與國民黨殘餘力量斷絕關係的基礎上建立中緬外交關係。12月30日印度總理尼赫魯(Nehru)致電周恩來，表示印度政府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宣布撤銷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把緬甸、印度、英國及英聯邦國家將與中國建交的信息告訴蘇聯方面看來不是沒有用意的。毛澤東本人後來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斯大林的立場發生變化，也許是印度人和英國人幫了我們的忙。他們在1950年1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岡察洛夫等人則認為，英國承認中國一事對斯大林的震動很大，他感到這是中美關係緩和的先兆。無論如何，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時，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轉機，無疑對蘇聯是一個刺激。看來，斯大林需要考慮再次做出讓步了。

此外，韋斯塔教授根據俄國檔案材料，還提出了另外一個令人感興趣的促使斯大林改變主意的原因。當中國領導人新年期間在莫斯科逗留時，毛澤東不斷地向莫洛托夫、米高揚和羅申等人做工作，結果，大多數蘇聯領導人都認為，如果毛澤東沒有簽訂一項新條約就離開莫斯科，會損害他本人及他的政黨在中國的地位。他們覺得蘇聯有責任保證這個新的共產主義鄰國的安全。於是，在這些領導人當中由米高揚出面向斯大林提出建議，在不給蘇聯帶來不利影響的前提下，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簽訂一項新的條約。

總之，到1月2日這種僵持局面開始打破了，做出讓步的是斯大林。1950年1月2日晚8點，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詢問他對簽訂中蘇條約等事的意見。毛澤東講了三個意見：(1)簽訂新的中蘇條約；(2)由兩國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公報，說明兩國對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交換了意見，而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下來；(3)簽訂一個聲明，內容是講兩國關係的要點。莫洛托夫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澤東又追問：「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莫洛托夫明確回答：「是的。」毛澤東當即說出了他的安排：「我的電報1月3日到北京，恩來準備5天，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約10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國。」

籠罩在莫斯科上空的烏雲終於散開了。

在後來的一段時間裡，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努力表現出友好合作的姿態，儘力彌縫中蘇關係中可能出現的裂痕。1月6日，維辛斯基拜訪毛澤東，並進行了正式會談，參加會談的還有科瓦廖夫、費德林、王稼祥和師哲。維辛斯基告訴毛澤東，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要求幫助恢復吉林水電站，蘇聯政府已經決定，在五天之內派四名蘇聯專家去中國。他們將在一個月內寫出關於水利樞紐設備狀況的報告，並擬定恢復吉林水電站所必須採取的措施。毛澤東「對蘇聯政府提供的所需幫助表示感謝，並說蘇聯政府為此所提供的幫助對中國的整個民族經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維辛斯基還告訴毛澤東，鑒於劉少奇來電提到為了進行航空訓練要求蘇聯供應燃料，蘇聯方面根據專家的計算，決定按蘇聯空軍的標準從1月開始即向中國提供所需數量的燃料。至於中國為這批燃料進行支付的方式和條件，可以在1950年的貿易談判中再解決。毛澤東再次表達他對蘇聯援助的感激之情。

蘇聯方面還提出了一個令毛澤東十分感興趣的建議，即由中國發表一個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席位的聲明，其內容是國民黨代表留在聯合國安理會是非法的，必須把他們驅逐出去。蘇聯將支持這個聲明，同時也要求安理會將國民黨代表團驅逐出安理會，而「在國民黨代表仍然留在安理會的情況下，蘇聯代表將宣布，只要有國民黨代表存在，蘇聯代表就不參加安理會的工作」。毛澤東當即表示「百分之百地同意這個建議」。

隨後，毛澤東又進一步對中國的立場做了解釋，並表示在具體簽約時要考慮蘇聯的利益。毛澤東說，「我們之間簽訂一個新條約，反映了在人民革命勝利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之間出現的完全新型的關係。對現存條約進行重新審查是完全必要的，因為這個條約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和國民黨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已經不再是一種武裝力量，而國民黨已經垮台。此外，眾所周知，中國人民當中有相當一些人對現存的中蘇條約不滿，所以，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雙方都是有利的。」維辛斯基也為斯大林最初的立場做了解釋，他說：「新條約問題很複雜，因為簽訂新條約或修改現有條約可能會被美國人和英國人利用，成為他們要求重新審理和修改條約其他部分的借口，而修改這些部分可能會給蘇聯和中國利益帶來損害。這是我們不樂意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許的。」毛澤東立即回答：「這種情況，無疑在確定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時應受到重視。」

在1月9日與科瓦廖夫談話時，毛澤東又表示中國將遵守蘇聯在德黑蘭、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所簽署的協議。談到具體的簽約談判時，毛澤東再次強調：中國民主政府將依據包括蔣介石與資本主義國家簽訂的條約在內的一切現存條約為起點，重新進行談判。

為了表示中國與蘇聯立場的一致，1月13日，毛澤東通知在國內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同意徵用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兵營，並準備著讓美國將其所有在華的舊領館全部撤走；同意由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直接接收或徵用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留滬物資。1月17日，毛澤東將此事通知了蘇聯方面，並說明其目的是要「把美國的領事代表驅逐出中國」。毛澤東還向莫洛托夫等人表示，中國「將努力拖延美國承認中國的時間」，因為「美國在中國得到合法權利越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越有利」。

此外，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刊物1月6日發表文章，強烈批評日本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野坂參三主張和平奪取政權的道路，以及認為駐日美軍對於日本民主化有利的觀點。關於這個問題，還在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就曾向中共代表團提出過，當時中共沒有對此做出反應。戰爭期間，野坂參三一直在延安參加中國的抗日鬥爭，回國后也與中共保持著密切關係，儘管如此，為了保持與蘇聯觀點的一致性，毛澤東還是在1月14日指示胡喬木應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共產黨情報局的立場。後來，毛澤東還特意指示將這篇文章譯成俄文交給斯大林看。

不過，在這期間也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在中蘇兩國商定共同發表駁斥艾奇遜(Acheson)1月12日演說的聲明這件事上，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產生了矛盾。

據毛澤東的翻譯師哲回憶，對於艾奇遜在演說中發表的挑撥中蘇關係的言論，斯大林要求中國和蘇、蒙同時以官方名義發表聲明進行反駁，但毛澤東「沒有進一步弄清楚什麼叫『官方』的聲明」，結果，蘇聯和蒙古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發表了聲明，而中國則是以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發表聲明的。對此，斯大林十分不滿，責備毛澤東「沒有按原定計劃做，亂了步伐，給敵人留下了可鑽的空子」，還說「我們都應該信守諾言，緊密配合，步調一致，這樣才會更有力量」。毛澤東為此憋了一肚子氣，始終一言不發。

在師哲看來這是又一場「誤會」，但從現有文字材料看，這種說法也不能成立。根據俄國的檔案文件，在1月17日莫洛托夫與毛澤東會談時蘇聯方面就明確提出要以中國政府的名義發表聲明，毛澤東同意發表聲明，但又特意問到：「由新華社發表這樣的聲明不是更好嗎？」莫洛托夫立即回答說：「既然事情關係到美國國務卿的講話這樣一個重要問題，那麼，聲明就不應該由通訊社發表，而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毛澤東當時對此表示同意，並具體談到「明天就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稿」，經蘇聯研究和修改後「用電報發往北京，由代行外交部長職務的副部長發表這個聲明」。顯然，這裡是無法用「誤會」來解釋的。毛澤東為什麼堅持要以新聞總署的名義發表聲明現在還不得而知，不過，毛澤東堅持己見並對斯大林的指責頗為不滿卻是事實。這至少說明中蘇領導人之間當時還是缺乏理解和諒解的。

總的說來，中蘇關於新條約的談判還是在友好融洽的氣氛中開始的。周恩來於1月20日抵達莫斯科后，1月22日斯大林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會談開始討論到如何修改中蘇條約的問題。會談開始前，蘇聯方面已經將有關新條約的12個文件起草好，並於會談當天交給了斯大林，所以，斯大林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而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談中卻顯得有點被動。

關於新條約的內容，毛澤東只是強調「新條約應當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合作的各項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合作」，但沒有說出具體意見。關於旅順問題，按照蘇方的意見，宣布在簽訂對日和約以前旅順港協定依然有效，此後蘇軍撤出旅順。關於大連問題，斯大林表示蘇聯「不打算在大連保留蘇聯的任何權利」，但指出如果大連繼續作為自由港，則是符合美英「門戶開放」的政策的。毛澤東表示同意，並提出旅順口可以作為我們軍事合作的基地，而大連可以作為中蘇經濟合作的基地。關於長春鐵路，毛澤東的基本想法是，在新協定中要寫明共同運營和管理今後還要繼續下去，但是中方在管理中應起主要作用，同時要研究縮短協定的有效期問題和規定雙方的投資規模。對此，莫洛托夫指出：「在涉及兩國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項企業的情況下，通常規定雙方平等參與以及輪流代理領導職務的辦法。在舊協定里，鐵路管理歸蘇方，但今後我們認為必須規定輪流執行管理的職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輪流一次。」周恩來接過來說：「我們的同志認為，現有的長春鐵路局和局長職務必須撤銷，並建立管理委員會代替它，而且要規定，委員會主席和局長職務要由中方代理。但是，鑒於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議，這個問題必須再考慮一下。」斯大林支持莫洛托夫的意見，表示：「如果是說共同管理，那麼，領導職務的代理就必須更換。這樣做更合理一些。至於協定的有效期，我們不反對縮短。」莫洛托夫還認為，周恩來提出的要把中方投資比例增加到51％的要求「與現行的雙方均等原則相抵觸」。斯大林也表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麼就要平等參與。」毛澤東則出來調解說：「對這個問題要從保障雙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在後來的談判中，主要障礙就出在中國長春鐵路的問題上。

這次會談確定了關於條約談判的基本原則，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雙方終於達成協議。從後來公布的有關條約和協定看，與1945年的條約相對照，改動主要在於：縮短了歸還旅順港和長春鐵路的時間，即由過去的30年改為對日和約簽訂后但不遲於1952年底以前；大連的行政權力過去受到蘇方制約，現在則完全直屬中國管轄；長春鐵路局局長和理事會主席及旅順基地聯合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過去由蘇方擔任，現在則採取輪換制。在具體問題上，特別是對中國長春鐵路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方面，總的來看，蘇方傾向於較多地保留1945年協定的內容，而中國的草案卻基本上要推倒重來。爭執的結果是斯大林再次做出讓步，即大體上接受了1月26日周恩來提出的修改草案。

在莫斯科達成的協議和協定中還有一些文本沒有公布，對這些問題中蘇之間也是存在著分歧和矛盾的。周恩來在2月13日與維辛斯基會談時說，根據他同毛澤東商議的意見，即將在莫斯科簽字的中蘇間的所有協議都應公開發表。周恩來說明，這些協議的中文本已寄給北京，並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彙報，「如果簽字的協議中有什麼不能公布的，必須向政務院成員做專門的解釋」。周恩來還強調說：「按照我們的意見，公布所有簽字的協議，無論是對中蘇兩國還是對其他民主國家都是有利的，因為這可以更加提高他們在全世界的威信。」維辛斯基表示，儘管周恩來表述的意見非常明確，但雙方之間沒有約定要將所有的協議和其他文件公布，因此，公布這些文件的問題必須進行討論，這個問題將向斯大林彙報。

沒有看到有關這一問題繼續討論的文獻，但最後的結果是確有一些協定沒有公布。在這些沒有公布的協定中，根據俄國目前解密的檔案材料，有兩個問題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其一，關於蘇聯軍隊使用長春鐵路的問題。

蘇方同意提前歸還長春鐵路后曾建議，蘇聯軍隊應可以沿滿洲里到海參崴這條線路進行調動。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會談中，中蘇雙方就這一問題闡述了不同的立場。針對蘇聯的建議，周恩來提出蘇聯軍隊使用長春鐵路應以受到戰爭威脅為條件，並要求在協定中加上：中國的軍隊和軍用物資也可以沿滿洲里車站，經赤塔-新西伯利亞-阿拉木圖到新疆省的伊寧一線進行運輸和調動，運價按現行蘇聯軍隊的運輸標準。2月1日，米高揚答覆說這個問題根據中方的願望做如下改動：「規定沿中國長春鐵路調動部隊只能是在蘇聯的遠東地區受到戰爭威脅的情況下進行。」蘇方解釋說，沿滿洲里到海參崴這條線路調動軍隊可以縮短一半距離，並且在戰時可以提供兩條調動軍隊的路線。這是很自然的，也是有說服力的，對此無須任何證明，這裡所指的就是當蘇聯在遠東受到戰爭威脅已經成為現實的時候。同時，米高揚表示「中方關於其有權沿滿洲里到新疆的鐵路調動軍隊和軍用物資的建議是不正確的」，「蘇方認為這個建議完全不能接受，並不是因為我們反對沿我們的鐵路調動中國部隊，而是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建議是針對蘇方關於沿中國長春鐵路在滿洲里和綏芬河之間調動蘇方部隊的建議的反提案，是反對蘇聯建議的一種特殊的隱蔽形式」。米高揚和維辛斯基還抱怨說，蘇方「對提出這樣的問題感到很驚訝，因為正是周恩來本人確認的如果蘇聯將長春鐵路轉交給中國，那麼中國政府同意蘇聯可以沿長春鐵路向任何方向調動軍隊」，「現在，當我們同意將長春鐵路交給中國時，中國人的意見又變了，他們反對我們沿長春鐵路甚至在滿洲里和綏芬河之間調運部隊。」周恩來詳細地解釋了中方的建議，並「竭力想證明這完全不是反建議或對抗性建議」。他指出，最初中國代表團並沒想到在議定書中規定雙方調動軍隊的條款。周恩來說，從邏輯上講，這種調動是從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自然得出的結論。關於這個問題，在必要的情況下隨時都很容易達成協議。如果在協定草案中規定蘇軍可以使用中國的長春鐵路調遣部隊，而同時中方沒有得到可以在蘇聯國土調動自己軍隊的權利，那麼，中國就無法理解這一條款的內容了。因此，中方代表團認為必須在這一條中補充這樣的規定：中方可以沿蘇聯鐵路在東北和新疆之間調動部隊。此外，周恩來還說，中國政府建議使用這些鐵路從東北調運糧食和其他貨物供給駐新疆的部隊，這大概能節省很多時間和開支。

由於雙方爭執不下，米高揚最後指出：如果中方反對蘇方的建議，那麼，可以取消蘇方的這一建議，但要保留現有的協議書，而只把有效期從原來的30年縮短到10年。這就意味著蘇聯與中國共同佔有長春鐵路的期限，在已經商定的1952年結束的基礎上再延長三年。周恩來當然不能同意重新討論關於長春鐵路協定有效期的問題，於是只得同意蘇方的修改意見，即當蘇聯遠東地區受到戰爭威脅時，蘇軍可以使用長春鐵路調動部隊，而不提中方使用蘇聯鐵路的問題。不過，周恩來又退一步提出，儘管在文件中可以不做出規定，但中方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況下沿西伯利亞大鐵路從東北向新疆調運軍隊。米高揚說，中國關於有權經蘇聯領土調運軍隊的建議被拒絕，並不排除在實際必要的情況下按照同盟國之間的條約利用蘇聯鐵路調運中國軍隊的可能性。爭論至此結束。

不過，蘇聯方面在這一問題上的感受是強烈的。按米高揚的話說：「作為同盟者，蘇聯無償地轉讓了巨額財產：長春鐵路、大連、旅順口以及在這些地區我們擁有的一切權利，而蘇聯僅僅在一條線路上調動軍隊中方還不想同意。如果中方連做出這樣的讓步都不能，那我們還算什麼同盟者呢？」儘管事實如此，蘇聯方面的感受也有一定道理，但中方出於對等原則的考慮提出這樣的修改意見也是無可厚非的。況且應該看到，中國領導人對於蘇聯軍隊有權在中國領土上調動的建議，從長遠考慮，顯然是有顧慮的。

其二，關於秘密《補充協定》的問題。

根據中國現有的材料，蘇聯方面在談判中堅持，在中蘇新條約之外要簽訂一個秘密的《補充協定》，其中規定在蘇聯的遠東和中亞地區、中國的東北和新疆「不給予外國人以租讓權利，並不準許第三國的資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間接形式所參加之工業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會社與團體活動」。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讓步。中國的材料還顯示，毛澤東曾在1月22日的談判中對此建議提出疑問，後來也不肯簽署這個協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堅持下，「為了照顧中蘇團結的大局，只好讓步」。但是根據俄國的文獻材料，當時毛澤東對這一補充協定並沒有表示反對，而只是「在文字方面」提出了小小的修改意見，即將「租讓」改為「租讓權」。俄國檔案中關於1月22日會談的記錄也沒有提到《補充協定》的問題。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現有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材料並非檔案文獻的記載。看來要搞清這一問題，只能有待於中國方面檔案文獻的公布了。不過，毛澤東後來對這個秘密的《補充協定》非常不滿，確是事實，他曾在多次講話中把東北和新疆稱為蘇聯的兩個「殖民地」或勢力範圍。客觀地講，中國領導人對此表示不滿是有道理的，這個《補充協定》從表面上看是公平的，但實際上只是限制了中國一方在東北和新疆這兩個地區行使自己的主權，因為當時在蘇聯的遠東和中亞地區並不存在「第三國」的資本和公民的問題。

至於毛澤東後來同樣表示強烈不滿的另外幾個合營公司的協定，即所謂「合作社」問題，其實怪不到蘇聯人頭上，因為如前文所說，早在1949年初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中共領導人就提出了請蘇聯來中國辦合營公司或租讓公司的建議，而且在毛澤東訪蘇期間，在新疆建立合股公司的問題也是中國主動提出來的。

中蘇同盟的建立，在政治和軍事上對於中蘇雙方無疑都是有利的，但是從經濟和外交的角度觀察，中蘇兩國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應該說，2月14日正式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總體上講還是符合中國的願望的，儘管有些條款不能令人滿意，但中國在1945年失去的主權和利益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對於斯大林來說，這意味著蘇聯在戰後通過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至遲到1952年底將不復存在了。或許正是因為如此，為了儘可能地彌補這一損失，斯大林才要堅持簽署秘密的《補充協定》，其目的就是要通過消除美國、英國和日本勢力在這兩個與蘇聯接壤地區的滲透和影響，保證蘇聯東亞地區的安全。

然而，斯大林並不認為這樣就可以滿足蘇聯在東亞地區的要求。斯大林所制定並於1945年實現的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戰略目標是完全符合俄國歷史上傳統的遠東戰略的。斯大林曾經把蘇聯在對日作戰中所獲得的成果與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做了對比，他說：1904年的失敗是俄國歷史上的污點，為了清洗這個污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因此，當斯大林通過與毛澤東的對話看到蘇聯被迫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時，他必定要尋求一種補救措施來保證或維持俄國這一傳統戰略的實現。於是，朝鮮的問題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議事日程上——在斯大林的地圖上，當時只有朝鮮半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蘇聯對東亞地區的要求，即為蘇聯的太平洋艦隊尋找一個合適的基地，並以儘可能短的鐵路線把蘇聯歐洲部分與這個在太平洋的出海口連接起來。因此，恰恰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完全改變了他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即從莫斯科一直堅持的防守的戰略突然轉變為一種進攻性戰略。

2009年3月27日

第三章 越過三八線——斯大林對東北亞國際局勢的思考

各國學者都注意到，俄國檔案文件充分表明，斯大林在1950年初——即與毛澤東談判中蘇條約期間——改變了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在整個1949年，儘管朝鮮半島處於非常緊張的戰爭邊緣狀態，但莫斯科反對北朝鮮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而到1950年初，斯大林卻突然同意了金日成堅持的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建議。提供蘇聯決策變化原因唯一的直接文獻證據，就是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給毛澤東電報中所說的，是「鑒於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

斯大林所謂「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意味著什麼，即蘇聯改變其對朝鮮半島政策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最近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推斷和爭論。

葉甫根尼.巴加諾夫斷定：冷戰在1950年的全面展開，使蘇聯可以接受在朝鮮爆發一場戰爭了；斯大林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是對蘇聯的嚴重威脅；對整個朝鮮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國對日本的控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鮮也獲得成功；斯大林還受到他本人對核武器以及美國失去中國這一事件認識的影響。

瓦列里.傑尼索夫堅持認為，斯大林所謂「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是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既然美國已經拋棄了蔣介石，也就不可能為南朝鮮而進行一場戰爭。其次是蘇聯掌握了核武器，這就使美國在與蘇聯的對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這張王牌」的能力。

李鍾植和陳兼都認為，美國對朝鮮問題的態度，即美國進行干預的可能性是影響斯大林決策的關鍵因素。

謝爾蓋.岡察洛夫不同意關於蘇聯掌握核武器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蘇聯產生影響的說法。他認為，一些俄國文件表明，杜魯門1月5日的講話和艾奇遜1月12日的演說，即將朝鮮排除在美國的防禦圈以外，起到了某種作用，但這不是唯一的因素。總的來說，德國和歐洲的狀況以及對日本的憂慮肯定起了作用。

詹姆斯.馬特雷則爭辯說，俄國文件並沒有支持這樣一種結論，即認為艾奇遜的著名演說是促使斯大林做出決定的原因，因為蘇聯領導人不可能忽視隨後幾個星期內美國對亞洲政策逐步強硬的信號。他認為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對美國未來將實行的亞洲特別是日本政策感到絕望。

約翰.梅里爾則指出，戰爭有一個先發制人的問題。斯大林擔心北朝鮮政權的生存，特別是看到1950年初美國對南方的援助情況以後，所以同意採取以攻為守的方針。

此外，目前在西方頗有影響的《不確定的夥伴》一書的作者對此做出的結論是：斯大林改變對朝鮮政策的目標在於擴大蘇聯的緩衝地帶，在未來的全球衝突中取得進攻日本的跳板，同時探測美國人的決心，加深美國與中國的敵對關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把美國的力量從歐洲吸引開。

約翰.加佛則強調斯大林改變過去謹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於日本問題，莫斯科認為美國試圖扶持日本，把日本變成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基地，這是蘇聯不能容忍的。

托爾庫諾夫和烏菲姆采夫在其著作中談到，「國際形勢變化」這一提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斯大林以為美國只關注蔣介石在台灣的命運，而不願捲入朝鮮衝突。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蘇聯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使美國無法再用核威脅來恐嚇蘇聯。

學者們談到了問題的各個方面，這些因素大多數都與斯大林改變蘇聯對朝鮮政策的考慮有關係。但需要指出的是，它們並不是同等地、平行地發生作用，而是在不同層次上對斯大林的決策產生著影響。這些層次分為形成決策的前提、改變決策的動機和保證決策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動機，其次是條件。與此同時，斯大林實現這一重大決策的轉變涉及到蘇聯與美國(包括日本)、朝鮮和中國三個方面的關係，而這三者也不是同等和平行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與中國關係的變化，其次是對美國政策性反應的估計。本書即從這樣的基點出發，參與對這一問題的討論。
　
一、決策前提：朝鮮半島衝突的升級

斯大林同意北朝鮮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民族的統一問題，就意味著蘇聯決心在東北亞面臨一種戰爭狀態。做出這一決策有兩個前提：第一是蘇聯已處於與美國對抗的國際環境中，同時，莫斯科決心與華盛頓決裂，並準備面對爆發一場與美國間接的、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可能是直接的衝突；第二是朝鮮半島已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狀態，而且在蘇聯控制下的北朝鮮已經做好了應付戰爭局面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準備。這兩個前提在1949年下半年都已經具備，但是斯大林並沒有在此時改變蘇聯自1945年形成的遠東戰略和策略。

如前所述，蘇聯在對馬歇爾計劃做出強烈的對抗性反應以後，國際形勢已經呈現出兩大集團對立的局面，而蘇聯與美國的衝突首先出現在歐洲。然而，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發生的冷戰形成后蘇聯與西方之間出現的第一次危機——柏林危機——的結果是，蘇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強硬立場面前退縮了。儘管斯大林決心首先在東西方之間最敏感的德國問題上表明莫斯科決心與美國對抗的態度，但他沒有正確地估計到美國會從實力政策出發採取針鋒相對的立場，特別是莫斯科對美國解決柏林問題的經濟力量估計不足，因此在雙方整體實力的對比不利於蘇聯的形勢下，斯大林決定放棄在歐洲與美國公開衝突的做法。不過，蘇聯在歐洲採取保守的與西方對峙的方針，並不說明斯大林已經放棄了與美國對抗的戰略，問題在於對抗的條件和方式。莫斯科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和選擇適當的地區。

歐洲的柏林危機尚未過去，東北亞地區的朝鮮半島已經處於非常緊張的戰爭邊緣狀態。自從三八線劃定以後，莫斯科控制的北朝鮮和華盛頓控制的南朝鮮就一直處於對立狀態。特別是朝鮮南北雙方各自成立了單獨的政權機構以後，形勢更趨惡化。李承晚(Syngman Rhee)和金日成都想通過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民族的統一問題，三八線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斷發生。特別是在蘇聯佔領軍撤出朝鮮半島后，南方的李承晚政權不斷發出戰爭叫囂，並一再對北方進行軍事挑釁和邊界侵犯。但是，斯大林採取的態度卻是壓制金日成對此做出過分強烈的反應。

1949年4月20日，華西列夫斯基和什捷緬科(Shtemenko)就三八線的形勢向斯大林報告說：我軍撤出北朝鮮以後，「南方人」對三八線規定的破壞己經具有挑釁性和經常性。近一個月，這種破壞規定的事件頻繁發生：從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間，在整個三八線上發生了37次破壞規定的事件，其中24次發生在3月15日至4月15日。

就其性質看，破壞規定的事件是警戒部隊的小規模衝突，一般是連和營規模的衝突，動用了輕機槍和迫擊炮，還有一些「南方人」越過三八線的事件。在所有這些破壞規定的事件中，均是「南方人」首先開火的。

與此同時，隨著三八線形勢的複雜化，「南方人」在3月至4月間將部分野戰部隊調集到三八線附近。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對北朝鮮政府軍隊採取新的挑釁行動，並動用比迄今為止更大的兵力。

考慮到這種情況，我們認為，建議北朝鮮政府軍司令部採取適當措施以回擊「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規模的挑釁行動是合理的。

同年5月2日什特科夫報告說：「南朝鮮當局為了實行武裝入侵北方計劃，擴大了『國防軍』人數。據情報說，『國防軍』人數已從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時，他們還特別重視技術兵、機械化兵和特種兵，這些兵種增加了一到三倍。」報告還說，南朝鮮當局在三八線附近地區集結的部隊已達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將達到30000人。「進攻北方的作戰計劃已經制定，並且在第1旅中已傳達到營長一級。預計可能在6月份會有積極行動。」

到了6-7月間，形勢進一步緊張。6月18日什特科夫報告，南朝鮮領導人都主張「用軍事辦法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只是在確定時間上有分歧意見」。報告說，南朝鮮軍隊和警察多次在瓮津地區擅自越過三八線，這個地區的戰鬥到現在還在進行，而且南朝鮮部隊數量增加了。南朝鮮部隊一度侵入北方地區10公里，由於北方警察旅的行動，它們被逐回三八線。北朝鮮部隊佔領了兩個在戰術上有重要意義的高地，現在雙方正進行爭奪高地的戰鬥。由於瓮津地區事件，李承晚6月11日發表正式聲明說「正在制定將給共產黨分子帶來重大損失的突擊計劃。在最近二三周內，將實現這個計劃」。

7月13日什特科夫又致電維辛斯基說，根據在瓮津地區俘虜的南朝鮮軍士兵(屬18團2營)供認，「他們的指揮官7月以來多次講話，斷言北朝鮮軍企圖進攻南方，因此南朝鮮軍應先發制人，給北朝鮮軍以突然打擊，並在8月15日(朝鮮解放日)前佔領北朝鮮。」俘虜還供認，「第12團的任務是攻佔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團的任務是從瓮津地區出發，在第13團(據現有情報該團配置在開城地區)的協同下向北進攻，合圍海州，殲滅該城北方軍隊的集團，在一周內佔領海州。」什特科夫還通報了李承晚聲稱要先發制人，「在7月對北方軍隊發起進攻」的情報。

當時，美國已經於1949年6月完成了從朝鮮半島撤軍的行動，正如牛軍教授所說，美國軍隊這一時期從中國和南朝鮮全部撤出，「標誌著美國在亞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縮力量和防線為特徵的戰略調整」。可是，南朝鮮當局卻加緊了軍事挑釁和進攻準備，而莫斯科對美國軍隊撤出南朝鮮意圖的估計則是「給南朝鮮軍隊以行動自由」，「鬆開了南朝鮮反動派的手腳」。因此，朝鮮半島出現的緊張局勢促使蘇聯加強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軍事援助。1949年6月，蘇聯根據金日成的請求，同意以貿易議定書的形式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提供軍事技術援助。列入援助清單的有各式軍用飛機100架、坦克87輛、裝甲車57輛、自行火炮102門、摺疊式登陸艇和小型橡皮艇等44艘，以及各種槍支彈藥和技術裝備。

但蘇聯的軍事援助當時主要還是從加強朝鮮北方的防禦力量考慮的，而不是為了鼓勵向他們南方發起進攻，甚至在有些蘇聯軍方人士主張採取軍事行動時，斯大林還是堅持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盡量避免直接介入這場衝突的立場。為此，莫斯科批准了什特科夫大使提出的建議，即在美軍撤出南朝鮮后，蘇聯也應設法撤除在咸興的軍事基地以及蘇聯在平壤等地所設立的軍用飛機場，因為這些設施有可能被朝鮮人民軍所利用，並可能使蘇聯處於被動地位。不僅如此，莫斯科還制止金日成採取可能導致衝突升級的任何軍事行動。

平壤在實行朝鮮和平統一計劃 的同時也在積極加強軍事準備。對於來自南方的威脅，金日成的反應十分強烈，他甚至認為這是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朝鮮統一的有利時機。1949年9月3日，蘇聯駐朝鮮大使館代辦頓金(Tunkin)向莫斯科報告，金日成的私人秘書文日(Mun Il)通報說，南朝鮮最近企圖奪取瓮津半島三八線以北的部分地區，並炮擊海州市的水泥廠，因此，金日成請求准許對南方採取軍事行動，奪取瓮津半島及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以縮短防線。如果國際局勢允許，還準備繼續向南方挺進。金日成相信，他們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佔領南朝鮮。頓金還證實，北朝鮮確實截獲了一份南朝鮮軍隊關於炮擊海州市的命令，但命令所定的炮擊時間已經過去，卻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9月11日，維辛斯基回電，責成頓金儘速與金日成會晤，進一步弄清南朝鮮軍隊及其數量、武器裝備和戰鬥力，朝鮮南方游擊運動的狀況，如果北方首先發動進攻輿論和人民將會怎樣看待這個事實，南方群眾會給北方軍隊何種實際幫助，金日成認為當北方發動進攻時美國會採取什麼措施，北方如何估計自己的軍事能力，同時要頓金做出自己對情況以及朝鮮領導人所提建議的現實性和合理性的判斷。

頓金在9月12日和13日兩次會晤金日成和朴憲永后，於9月14日向莫斯科報告了南北朝鮮軍事力量的詳細情況、金日成的考慮以及他本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報告說：「金日成認為南朝鮮軍隊的戰鬥力不強」，北方軍隊「在技術裝備(坦克、火炮、飛機)、紀律、官兵訓練素質以及士氣等方面均優越於南方軍隊」。但是對於輿論和人民和反應金日成拿不定主意，他認為「如果內戰拖延下去，他們將在政治上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的條件是不可能指望速勝的。因此，他不主張發動國內戰爭，而只是建議奪取瓮津半島和該半島以東大約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並指望在北方軍隊進入南朝鮮時「能在南朝鮮組織一系列起義」，如果進展順利，則「可以繼續向南方挺進」。金日成和朴憲永還認為，當朝鮮發生內戰時美國不會直接出兵干預。頓金本人的意見卻不同，他認為，金日成計劃的局部性戰役能夠導致而且一定會導致北南朝鮮的內戰，但是，「要對南方進行勝利的速決戰，北方軍隊還不夠強大」，而「持久的內戰，不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對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他的結論是，「發動金日成所預想的局部性戰役是不適宜的」。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在9月15日給斯大林的長電中表示贊同金日成的計劃。什特科夫首先強調了朝鮮領導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鮮人民要求統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統一祖國已經不可能的形勢下，「如果現在不用軍事方式實行統一，那麼統一的問題就會拖延許多年」，南朝鮮反動派則會利用這一時機「鎮壓南方的民主運動」，並會「建立起更加強大的軍隊以進攻朝鮮北方」，「消滅北方這些年來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詳細地介紹了南北朝鮮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他認為，「南朝鮮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鮮半島的形勢對北方有利，儘管不排除「美國人將干預這場衝突並給南朝鮮提供積極幫助」的可能性，而人民軍的數量及其擁有的物質力量現在還不能保證完全粉碎南方軍隊和佔領南朝鮮，但他仍然認為「發展朝鮮南部的游擊運動並給予各種各樣的支持和領導是可能的和適宜的」，在有利的形勢下「可以利用南朝鮮人在三八線上的挑釁，並且作為對他們破壞三八線的懲罰，佔領瓮津半島和開城地區」。電報還附有南北朝鮮軍事力量對比的詳細材料。

應該說，當時整個亞洲局勢的發展對蘇聯與美國對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國革命在沒有美國干涉的情況下已經順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勝利；美國軍隊已經撤出了朝鮮半島；朝鮮人民表現出高漲的革命情緒；韓國社會內部的經濟和政治則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況等等。然而，斯大林還是拒絕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

9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朝鮮的局勢，並做出決議，責成什特科夫嚴格按照決議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朴憲永聲明：「由於目前北朝鮮的武裝力量與南朝鮮相比沒有占必不可少的優勢，因此不能不承認，現在進攻南方是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所以從軍事角度看是不允許的。」由於南方的游擊運動和群眾鬥爭沒有積極開展起來，建立解放區和組織人民起義的工作進行得很少，「從政治方面看，你們建議的對南方的進攻也是沒有做好準備的」。此外，進攻瓮津半島和佔領開城地區的局部戰役就意味著「朝鮮南北戰爭的開始」，而戰爭的持久性「可能給美國人對朝鮮事務進行各種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爭取朝鮮統一的任務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開展游擊運動，建立解放區，在朝鮮準備全民起義，以便推翻反動政權和成功地解決整個朝鮮統一的任務；第二，進一步全力加強人民軍。」

上述決議表明，莫斯科此時的方針，顯然是希望通過南朝鮮內部的人民鬥爭而不是由北朝鮮採取軍事手段來達到統一朝鮮半島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爾加寧、葛羅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還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們遠沒有充分利用爭取以和平方式統一國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國陣線關於和平統一國家的宣言這樣一個重要的和政治上對他們十分有利的文件。」這進一步證明，蘇聯領導人主要考慮的還是採取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問題。

金日成等朝鮮領導人非常勉強地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見，但是並沒有完全停止採取軍事行動的計劃。10月14日，三八線附近又發生了激烈戰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第3警備旅對侵入三八線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韓國軍隊展開攻擊，並佔領了這兩個高地。由於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參與討論並默許和支持了這一軍事行動，而事後又未向莫斯科報告，斯大林對此極為不滿。葛羅米柯嚴厲指責什特科夫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採取積極行動」的指示，以及「中央關於防止三八線形勢複雜化的指示」，並對他提出警告。據目前掌握的俄國檔案文件顯示，至遲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沒有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這裡涉及到一個目前史學界存疑的問題，即1949年底金日成是否與斯大林進行過秘密會談，以及會談的內容是什麼。據赫魯曉夫回憶，1949年底金日成來到了莫斯科，並要求「用武力解決南朝鮮的問題」。賈丕才在1992年4月3日接受岡察洛夫等人的採訪時也說，金日成受到中國革命勝利的鼓舞，於1949年11-12月帶著一個進攻計劃來到莫斯科。但據另外一位接受學者採訪的未透露姓名俄國高級外交官說，他曾查遍俄國檔案，沒有發現有關這方面的材料。岡察洛夫等人認為「很可能是莫斯科與平壤在這一時期頻繁的通信往來被錯認為是斯大林與金日成的會談了」。退一步講，即使存在這樣一次訪問，也不能說明斯大林在1949年底已經改變了政策，因為從赫魯曉夫和賈丕才的回憶看，斯大林並沒有同意金日成要求採取軍事行動的建議。

本書所說的決策前提，就是指在1949年已經出現的蘇聯與美國進入對抗狀態的國際背景和朝鮮半島已經進入戰爭邊緣狀態的地區背景。那麼，在這種背景下，斯大林為什麼沒有同意以軍事手段解決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呢？從前文所引俄國檔案材料看，斯大林表露出來的擔心有兩個：一是美國可能捲入朝鮮衝突，二是平壤還沒有好充分的準備。但這些都不能說明斯大林決策的根本原因，或者說，這些都不是決策動機，而只是保證決策實施的條件。

美國是否會對朝鮮衝突進行干涉當然在斯大林的決策考慮時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從邏輯上講，斯大林決不是因為美國不會幹涉就決定在朝鮮半島發動一場戰爭，而是在有了這種動機后才以美國不會幹涉作為實現其動機的必要條件，否則，莫斯科就不必非要在朝鮮半島這一地區採取軍事行動了。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即使在斯大林傾向於接受美國不會進行干涉的估計並同意金日成的軍事行動后，仍然謹慎地避免給美國干預提供借口。因此，斯大林對美國可能做出的反應的擔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於戰略而是出於策略的考慮。

平壤是否為採取軍事行動做好了準備也不是斯大林決策的動機。事實上，在斯大林1950年初改變主意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9月24日會議所要求的準備工作，如建立解放區、發展游擊運動等，非但沒有加強，反而更加消弱了。

可見，在朝鮮半島的問題上，斯大林真正的考慮並不是像他表露出來的那樣。如果說到斯大林改變決策的動機，如前文所述，既然蘇聯對外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證自身的國家安全利益，那麼就應當根據蘇聯實現其遠東戰略目標的需要來分析斯大林採取這一舉動的原因。

二、決策動機：蘇聯在朝鮮的目標

1950年初的幾個月，斯大林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與中國簽訂一個新條約之後，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1月17日朝鮮外務省為歡送朝鮮大使李周淵(Lee Jooyon)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職舉行了一次小範圍的午宴，宴會結束后，金日成激動地對蘇聯大使館參贊伊格納季耶夫(Ignatiev)和佩利申科(Pelishenko)談到：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后，下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他說：「朝鮮南方的人民信任我，並指望我們的武裝力量。游擊隊不能解決問題。南方人民知道我們有一支優秀的部隊。最近我夜不能寐，考慮著如何解決統一全國的問題。如果解放朝鮮南方人民和統一祖國的事情拖延下來，那麼我就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說，他在莫斯科時，斯大林同志對他說不必進攻南方，在李承晚的軍隊進攻北方的情況下可以對南朝鮮進行反擊。但是李承晚一直沒有發動進攻，這就意味著祖國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統一正在被拖延下來，他認為需要再次會見斯大林，並就人民軍為解放南朝鮮人民而採取進攻行動的問題得到指示和批准。擔心再次受到莫斯科的訓斥，伊格納季耶夫和佩利申科迴避了這些問題。於是，金日成找到什特科夫大使，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會面，討論南方的形勢和向李承晚軍隊發動進攻的問題」，因為「現在人民軍比李承晚軍強大得多」。金日成又說，如果不能同斯大林會面，那麼，他想去會見毛澤東。金日成甚至質問什特科夫「為什麼不許可他進攻瓮津半島，本來人民軍在三天之內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島，如果人民軍發動一場全面進攻，就可以在幾天之內進入漢城」。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彙報說，金日成是借著醉意說這些話的，但「他說這些話不是偶然的，而是預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達他的想法，試探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態度」。談話中，什特科夫仍然堅持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會議的精神答覆金日成。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聽到這次彙報后卻改變了態度。1月30日，即斯大林被迫接受了中國方面關於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協定的草案后，斯大林在朝鮮問題上採取了新的立場。他親自回電說：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好，不能冒太大的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

在迄今看到的檔案材料中，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同意為金日成的軍事計劃開放綠燈，因此，這個文件可以證明蘇聯在1950年初已經開始改變以往對朝鮮的政策了。此後，事情便按照斯大林改變了的方針順利地發展下去。

對於斯大林的答覆金日成非常激動，表示將立即準備訪問莫斯科。金日成還提出再組建3個步兵師，以便把軍隊總數增加到10個師，並要求把蘇聯政府將於1951年提供的貸款用於1950年，為計劃組建的3個步兵師購買蘇聯裝備。對此，莫斯科立即答覆完全滿足金日成的要求，開始大規模向朝鮮提供武器裝備。同時，為了加強朝鮮人民軍的組織和指揮能力，莫斯科還任命瓦西里耶夫(Vasiliyev)中將為朝鮮人民軍軍事總顧問——自蘇聯從朝鮮撤軍后，這一職務是由蘇聯大使兼任的。

3月9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了給人民軍補足裝備，請蘇聯政府於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蘇聯政府的申請單向朝鮮提供1.2-1.3億盧布的軍事技術裝備」，朝鮮則相應地保證向蘇聯提供價值1.33億盧布的黃金、白銀和鉬精礦。3月18日，斯大林回電錶示「蘇聯政府決定完全滿足」這一請求。

3月20日，金日成要求於4月初對莫斯科進行非正式訪問，並提出將與斯大林討論「國家南北統一的途徑和方法」及「經濟發展遠景」等問題。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報告，他已經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體安排。3月29日維辛斯基報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鮮外務相朴憲永將於3月30日離開平壤前往莫斯科，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將軍隨同來訪，他們將於4月8日到達莫斯科。」

關於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的具體內容，目前在俄國檔案中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的文獻，出現在研究論著中的說法引用的都是當事人的回憶。但是，1966年8月9日蘇聯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Brezhnev)等領導人提交的《關於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承認，斯大林「對朝鮮人所擬方案的最終認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期間」，因此，完全可以斷定，斯大林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決定是在1950年1月做出，而在4月最終確定的。

那麼，在這短短的1個月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斯大林突然改變了主意？

這一時期在亞洲發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國共產黨掌握了全國政權，以及經過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而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形成了中蘇同盟的態勢。然而，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蘇同盟的建立對於斯大林改變朝鮮半島和遠東政策所發生的作用，並不完全像有些學者認為的那樣是因為蘇聯感到其在遠東的力量得到了加強，從而有了在朝鮮半島與美國抗衡並戰而勝之的把握。相反，恰恰是因為中國政權的更迭和新的中蘇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將受到威脅或者完全喪失，從而才需要改變政策，以保證蘇聯戰後確定的遠東戰略目標繼續存在。對於莫斯科來說，新中國的建立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一面是擴大了蘇聯在亞洲的安全防禦地帶——這無疑會鞏固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權益，另一面則是這個鄰國一旦強大起來就可能對蘇聯的安全和利益造成「威脅」。同樣，簽訂新的中蘇條約對莫斯科也有雙重效應：中國與蘇聯結成同盟關係固然加強了蘇聯在亞洲的政治實力，但也迫使斯大林同意讓出他在1945年從蔣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經濟權益。所以，似乎可以判定，在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動機中，考慮到維護和保證蘇聯在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權益，才是問題的關鍵。

如上所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斯大林是被迫同意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而這就意味著蘇聯在可以預見的短短兩三年內將失去其通過雅爾塔協定和舊中蘇條約獲得的在遠東的主要權益，因此，如果斯大林要維護蘇聯戰後設定的遠東戰略目標，就必須在中國領土之外另有所圖，以彌補由於中蘇新條約的簽訂而在遠東失去的權益。於是，莫斯科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改變就應運而生了。

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無疑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的作用。而早在1949年3月，為了建立蘇聯與朝鮮之間直接的鐵路聯繫，斯大林與金日成便商定修建一條連接阿吾地(朝鮮)和克拉斯基諾(蘇聯)的鐵路線。這樣，儘管與長春鐵路相比運輸線延長了一些，但蘇聯鐵路畢竟可以直接通到位於三八線以南的兩個太平洋出海口。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面，蘇聯軍隊有權使用長春鐵路，這樣，長春鐵路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當然，這裡說斯大林在此時想到了朝鮮問題完全是一種推斷，不過也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早在戰後初期蘇聯就已經注意到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對於保障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重要性。1945年6月29日，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的報告就指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深遠意義：「俄國反對日本經過朝鮮向亞洲大陸的擴張的鬥爭從歷史上講是正義的行動」；「日本必須被永遠地趕出朝鮮，因為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將會對蘇聯的遠東地區造成經常性的威脅」；「朝鮮的獨立必須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鮮變為未來侵略蘇聯的基地，不管這種侵略來自日本還是任何試圖在遠東對蘇聯施加壓力的其他國家」。這個報告非常清楚地說明，儘管當時蘇聯並沒有提出單獨控制朝鮮半島，而且仍然是把日本視為主要威脅，但蘇聯政府極其重視大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角逐，特別是要防止把朝鮮作為向亞洲大陸擴張的跳板。

蘇聯尤其重視朝鮮半島南部的幾個戰略要地，並且把這些戰略要地與中國的旅順港聯繫在一起。俄國外交部檔案中一份1945年9月的題為《關於前日本殖民地和託管地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提出：

(1)蘇軍佔領三八線以北朝鮮地區的時間必須與美軍佔領朝鮮其餘的地區的時間相同。堅持將濟洲半島置於中國人控制的區域里是合乎需要的，這可以促使中國人對加強旅順港的蘇中海軍基地的戰略地位感興趣。假設兩年後佔領制度結束，朝鮮必將成為四國的託管地，其中三個戰略地區釜山、濟洲島和仁川必須控制在蘇聯軍事指揮官手裡。堅持這些戰略地區分配給蘇聯，我們就能利用美國想要獲得太平洋上的戰略地區的願望，對美國的地位造成壓力。如果關於把朝鮮的這些戰略地區給予蘇聯的建議遭到反對，那可以提議蘇聯和中國共同控制這些戰略地區。在確定日本和朝鮮的未來邊界時，必須提議將對馬島劃歸朝鮮，理由是從歷史上看，對馬島一直是日本侵略大陸國家尤其是朝鮮的基地。

(2)必須支持將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

(3)待佔領時期結束后，(必須)提議由四國實施對琉球群島的共同國際託管，或者由中國單獨託管。顯然，美國想要在琉球群島建立其軍事基地。

(4)在佔領期結束后，(必須)提議對小笠原群島、硫磺列島、馬里亞納群島、卡羅來納群島和馬紹爾群島實施國際託管制度。可以支持美國對一些戰略地區的要求，條件是美國同意蘇聯關於朝鮮問題的建議。

1945年9月的另一份報告也提出，在締結四大國對朝鮮實行託管條件的協定時，按照聯合國憲章第82款的規定，釜山、濟洲島和仁川必須規定為進行分配的戰略地區。這些地區對於確保蘇聯與中華民國共同使用的旅順海軍基地的可靠的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按照聯合國憲章條款的規定，它們必須處於由蘇聯政府實施的特殊的軍事控制之下。

由此可見，在蘇聯戰後遠東政策的考慮中，朝鮮半島本來就佔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只是因為當時通過與蔣介石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已經基本實現了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而在朝鮮半島，美國與蘇聯則已有以三八線劃界的約定，後來當美蘇發生對抗時，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歐洲，所以，蘇聯在朝鮮問題上雖然早在1947年已經與美國分道揚鑣，但也還是放棄了對朝鮮南部戰略目標的要求，而滿足於控制北朝鮮，使其成為蘇聯遠東地區的一道安全屏障。直到毛澤東訪蘇之前，斯大林的本意還是維持原有的中蘇條約，這樣自然可以保證蘇聯在東北亞的既得利益，而沒有必要在朝鮮再引發一場可能導致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危機。但是到1950年初與毛澤東談判后，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這一地區的既得利益行將失去，於是，對朝鮮半島戰略目標的控制當然就提到了莫斯科的議事日程上。

這裡還應該指出，在對外政策中使用「交換」勢力範圍的手法在俄國歷史上是有傳統的。沙皇俄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后便調整其遠東政策，策劃外蒙古地區獨立，並與日本達成妥協，推行了一個「用朝鮮『交換』蒙古」 的計劃。斯大林利用與西方交換勢力範圍或被佔領國領土來保證蘇聯國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的，這一點，斯大林不僅在歐洲——例如希臘問題上——有所表現，而且就在遠東的朝鮮半島也進行過嘗試。如前所述，在劃分三八線的問題上，斯大林就試圖以美國對朝鮮半島南部領土的佔領來交換蘇聯對三八線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領土的佔領。儘管由於美國的強硬立場蘇聯的計劃未能實現，但斯大林以交換勢力範圍來實現其對外戰略目標的手段和意圖卻是顯而易見的。

當然，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作為世界革命的領袖，斯大林還可能考慮到他的聲譽。莫斯科不能一再地阻止亞洲國家的革命要求，特別是在事實證明蘇聯在中國革命的問題犯有錯誤之後，斯大林顯然不想在朝鮮革命的問題上再遭到非議。

不過，斯大林更是一個大俄羅斯主義者，與國家利益相比，對個人聲譽的考慮應該是第二位的。所以說，正是出於維護蘇聯在遠東戰略利益的動機，斯大林才確定了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的政策。當然，要實施這一政策，還有另外一些不可忽視的保證條件。

三、決策條件：對美國和中國反應的定位

斯大林要保證其決策得以實施，就必須對來自兩個最重要的方面的反應做出正確判斷，並且必須周密考慮和妥善處理與這兩個方面關係的措施。這兩個方面就是美國和中國。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方面斯大林有三點考慮：

第一，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

儘管斯大林意識到，在世界範圍內蘇聯已經與美國處於對抗狀態，而且發生衝突甚至戰爭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行事謹慎的斯大林認為蘇聯還沒有足夠的實力立即面對這一現實，特別是柏林危機的結果，使他感到在沒有把握戰勝對方的情況下貿然採取行動使蘇聯與美國直接對抗是危險的。所以，即使在同意和支持金日成對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的主張后，斯大林也只是進行幕後指揮和提供軍事援助，而絕不允許蘇聯直接參與，至少不能給美國人留下這種印象。

1950年6月20日，就在北朝鮮緊鑼密鼓地進行戰爭籌備時，什特科夫給莫斯科發來一封特急電，電報說：「金日成同志請求轉告：為了發起攻擊和登陸，需要軍艦。已有兩艘船抵達，但船員還沒有做好準備工作，他請求派遣10名蘇聯顧問供船上使用。我認為這種請求應該給予滿足。」但6月22日葛羅米柯回電的答覆卻是：「不能接受您的建議。這樣做會為干涉提供借口。」

正如下文將要提到的，戰爭爆發以後，蘇聯的行動就更加謹慎小心了。

從斯大林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避免給美國提供干預朝鮮問題的借口這樣的思維邏輯分析，也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斯大林決心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主要還不是出於對抗美國在日本實施的政策的考慮。儘管戰後美國單獨佔領日本的政策引起了包括蘇聯在內的各大國的不滿，蘇聯在對日本管制以及對日和約問題上也與美國爭論不休，但1949年美國在亞洲的政策總體說是以收縮力量和防線為特徵的，而美國給日本以獨立地位以及在日本駐軍合法化均是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的事情。蘇聯控制朝鮮半島，就其結果來說當然有利於防範日本軍國主義向亞洲大陸的發展，但就其動機而言，斯大林決不會有意刺激美國改變其收縮政策。除非蘇聯決心把控制朝鮮半島作為進攻日本的跳板，否則僅僅出於對日本問題的考慮便做出這樣的決策就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而進攻日本必然要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這是違背莫斯科的既定方針的。反過來說，如果斯大林考慮到蘇聯的決策將導致美國的干涉，整個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了。

第二，斯大林後來逐步傾向於接受這樣一種估計，即在朝鮮半島發生的危機中美國不會直接出面進行干預。

在1949年夏秋朝鮮半島處於緊張狀態時，斯大林就對美國將做如何反應的問題十分關切，他要求金日成和蘇聯駐朝鮮大使館對此做出估計。當時朝鮮領導人的估計是美國不會直接進行武裝干涉，至多是派海軍和空軍進行支援或協助進行軍事上的指揮。

如果斯大林當時對這一估計尚存疑慮，那麼美國政府在1950年初的公開言論則給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月12日的講話中提到美國的遠東防禦範圍時是把韓國排除在外的。原蘇共中央朝鮮事務負責人特卡琴科(Tkachenko)回憶說，艾奇遜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的這個講話傳到莫斯科后，斯大林進行了仔細的研究，這對他的思想產生了重大影響。

不久，在1950年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又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一次金日成的回答更加堅決。據隨同金日成訪問的譯員文日說，金日成在會談中提出了四條理由向斯大林保證，美國不會參與在朝鮮半島發生的戰爭：(1)北朝鮮將在三天內取得軍事勝利；(2)將有20萬南朝鮮共產黨員舉行起義；(3)南朝鮮游擊隊將支援人民軍作戰；(4)美國對此沒有時間進行準備。斯大林顯然相信了金日成的判斷。正是在這次秘密會晤之後，斯大林最終同意了金日成對南朝鮮採取軍事進攻行動的計劃。

此外，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長俞成哲(Yoo Songchol)直接參與了北朝鮮作戰計劃制定的全過程。他在90年代初回憶說，蘇聯軍事顧問團認為北朝鮮的作戰方案行不通，便自己起草了一個以反擊南方入侵而進行軍事演習的計劃。這個作戰計劃包括給各部隊的行軍路線和作戰命令，以及各軍兵種協同作戰的文件。進攻部隊分為兩路，以金雄(Kim Woong)為司令的第一方面軍作為主攻部隊直取漢城，以武亭(Moo Jeong)為司令的第二方面軍為側翼部隊，實現從南面對漢城的包圍。總之，計劃的目標就是拿下漢城。當時他們按照慣例認為，只要奪取了首都，再加上南方的起義，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就可以結束了。後來的事實表明，朝鮮人民軍攻佔漢城后其軍事行動確曾一度停頓下來。

這種情況可以說明，莫斯科的估計是，一旦朝鮮半島爆發戰爭，美國是不會或者至少是來不及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也正是有了這種保證條件，斯大林才會同意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

第三，如果美國進行干涉，則需要中國站出來支撐局面。

斯大林一向處事謹慎，他當然會想到萬一美國進行干預蘇聯將如何應付的問題。斯大林的對策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希望中國出來承擔責任，即由中國軍隊直接面對美國的威脅並與之抗衡。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在批准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斯大林才會反覆強調這個問題要徵求毛澤東的意見。

據賈丕才回憶，在斯大林與金日成1950年4月的最後一次會談中，他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澤東進行商量。這位蘇聯領導人說：「如果你們遇到強大的抵抗，我一點兒也幫不上忙，你們必須請求毛澤東提供所有的幫助。」當金日成按照斯大林的安排秘密來到北京徵求毛澤東的意見並遭到質疑時，5月14日，斯大林又直接致電毛澤東，告訴他莫斯科已經「同意朝鮮人關於實現統一的建議」，但緊接著又補充說「這個問題最終應該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這顯然是在強迫毛澤東接受既成事實，其根本用意是在萬一美國出面干涉的情況下，由中國來承擔援助朝鮮的責任。因為只有這樣，斯大林才能應付自如地處理與美國的關係。

不過，在斯大林看來，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比應付美國更為重要，也更加棘手。

面對東北亞的緊張局勢，莫斯科在處理與北京的關係時有兩個相互關聯似乎又相互矛盾的基本意圖：

第一，一方面，斯大林不能也不願讓蘇聯陷入中國與美國可能發生的衝突之中；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需要中國在亞洲成為蘇聯與美國對抗的盟友和先鋒。

第二，斯大林在1950年初面對著來自兩方面的要求：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需要蘇聯的同意和援助，毛澤東發動解放台灣的戰役雖然不必經過莫斯科的批准，但也需要蘇聯的軍事援助。這就是說，斯大林在考慮朝鮮統一問題的同時還必須考慮如何解決中共解放台灣的問題。兩相比較，斯大林當然會認為首先解決朝鮮問題對蘇聯更為有利。其理由在於：

(1)就美國進行干預的可能性而言，對解放台灣戰役的援助更可能使蘇聯處於與美國的直接軍事衝突之中，因為信心十足的金日成只需要蘇聯的武器裝備，而毛澤東渡海作戰則要求蘇聯提供空軍和海軍援助。在1949年10月解放軍進攻金門失利后，這種援助就顯得更加必要了。1950年1月11日劉少奇向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報告說：「關於舟山、台灣、金門、海南島作戰的材料都轉給你了。根據粟裕報告，如果沒有空軍的協助以及若干必要的海軍協助，要進行渡海的兩棲作戰是不可能的，近日海南島及金門的報告也證明此點」。但斯大林擔心蘇聯出動空軍會引起美國進行干涉，這一點，他在與劉少奇和毛澤東會談時講得十分明白。

(2)就蘇聯與平壤和北京的關係而言，朝鮮完全是在蘇聯的支持和援助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朝鮮的行為可以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蘇聯雖然與中國結成同盟關係，但斯大林對毛澤東並不信任，也不放心。

(3)就蘇聯在亞洲的戰略利益而言，由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當然符合斯大林此時對東北亞的戰略目標和利益考慮。而新中國通過解放台灣戰役加強了其在亞洲的地位以後，毛澤東將怎樣行事斯大林是沒有把握的，說不定將來中國還會對蘇聯構成潛在的威脅。

因此，首先需要全力完成在朝鮮半島的軍事行動，同時儘可能讓毛澤東的舉措服從蘇聯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需要，這應該是斯大林進行決策時解決莫斯科與北京之間矛盾的基本考慮。事實上，朝鮮戰爭爆發的結果也的確起到了這樣的作用：一方面阻止了毛澤東發動解放台灣的戰役，一方面又把中國的力量和行動納入了蘇聯的戰略軌道。

那麼，毛澤東是否了解和支持金日成統一朝鮮民族的計劃？中國對朝鮮半島問題的立場是否與蘇聯相矛盾？斯大林是否清楚毛澤東在朝鮮問題上的態度？這是在研究中需要回答的問題，也是理解斯大林在處理北京與朝鮮半島即將發生的軍事行動之間關係時所採取的措施的前提。

目前掌握的材料表明：首先，在新中國立足未穩之際，毛澤東不希望在中國東北邊境出現緊張局勢和處於戰爭狀態。其次，斯大林對中國領導人的這種態度是非常清楚的。

早在1949年5月，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了解朝鮮半島出現的緊張局勢以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需要援助的情況。毛澤東答應幫助金日成，但並不主張金日成主動採取軍事行動。

1949年4月底，金日成委託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秘密訪問中國。金一先到瀋陽與高崗會面，並與中共中央進行了聯繫。在北平，金一四次會見朱德和周恩來，一次會見毛澤東，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了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編成中的朝鮮師轉屬朝鮮政府、朝鮮的局勢以及成立東方情報局等問題。

關於這件事，俄國檔案中有兩個文件，一個是什特科夫向維辛斯基轉達的金日成的通報，一個是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轉達的毛澤東的通報，而這兩個文件所通報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

金日成的通報說，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朝鮮師中有兩個駐紮在瀋陽和長春，另一個正在作戰。中國隨時準備把駐紮在東北的兩個師連同全部裝備移交給朝鮮政府，另一個師只有等戰鬥結束后才能從南方回來，並至少也得一個月後才能調回。對於金一提出的這三個師所需彈藥能否給予支援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他們能製造彈藥，朝方需要多少他們就能給多少。毛澤東和朱德詳細詢問了朝鮮形勢。毛澤東說朝鮮隨時可能發生軍事行動，金日成應估計到這個情況，並做好周密準備。在朝鮮，戰爭可能是速決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毛澤東說：「持久戰對你們不利，因為這樣日本就可能卷進來，並幫助南朝鮮『政府』。你們不用擔心：蘇聯就在旁邊，我們在東北。必要時我們可以給你們悄悄地增派中國士兵去，都是黑頭髮，誰也分不清。」關於東方情報局，毛澤東很想知道在朝鮮政府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期間是否曾談到過這個問題，朝鮮勞動黨中央對此問題持何意見。金一回答說對此問題他一無所知。毛澤東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在成立情報局為時過早，因為中國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鮮局勢又緊張，如果成立情報局，會被認為是成立軍事同盟。

在毛澤東的通報中，關於成立東方情報局和援助朝鮮軍隊幹部和武器的問題與金日成的通報基本一致，但談到朝鮮局勢時則有很大不同。根據這個通報，毛澤東說，如果朝鮮發生戰爭，中國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別是上述師的給養和武器。當金一說美軍撤出南朝鮮后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幫助對北朝鮮發動進攻時，毛澤東勸他們進行反擊，但如果有日軍參加就要慎重。毛澤東還說有可能出現敵人佔優勢的情況，並勸他們要使黨、軍隊和人民做好這種思想準備。毛澤東又特別指出：「如果美國人走了，日本人也沒有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勸朝鮮同志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因為在這個進攻過程中，麥克阿瑟能夠迅速把日本部隊和武器調到朝鮮來，而我們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給予支援，因為我們的全部主力已到長江以南去了。」「當日軍入侵朝鮮時，我們能迅速派自己的精銳部隊消滅日軍。」但毛澤東補充說：「所有這些步驟只有同莫斯科協調后，我們才會採取。」

從這兩個通報都可以看出來，毛澤東當時是擔心朝鮮北方會受到南方的攻擊。但是在金日成的通報中沒有提到毛澤東反對主動進攻，而在中國通報中毛澤東則明確地勸告金日成不要主動進攻。至於哪一個通報更為準確，可以參考1949年9月12日金日成與頓金會晤時的說法。據頓金報告，金日成談到朝鮮半島的軍事局勢時提到「今年春天，在毛澤東同朝鮮代表金一談話時，毛澤東曾說，按照他的意見，北方現在不應採取軍事行動，因為，第一，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國朋友正忙於自己國內的事，不會給他們有力的幫助」。顯然，金日成後來的說法同毛澤東的通報是一致的。托爾庫諾夫和烏爾姆采夫在研究中已經注意中朝這兩個通報之間存在差別的問題，他們認為這表明了中、朝、蘇三方之間的微妙關係。

總之，實際情況是，毛澤東在1949年春天並不贊成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至少是等到中國內戰結束以後再說，而且此事要與莫斯科商議。

那麼，中國把解放軍中的朝鮮族部隊轉交北朝鮮是否就證明支持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呢？過去有些學者認為，一些曾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朝鮮部隊轉入北朝鮮軍隊是所謂「共謀」理論的有力證據。這種說法是缺乏根據的。

實際上，在中國軍隊中的朝鮮族官兵回國是有歷史根源的。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有很多朝鮮人進入中國東北境內，並參加了中共的軍隊。早在抗日戰爭結束后，武亭便率領由1000名朝鮮族士兵組成的一個團回到朝鮮。在中國內戰中也陸續有朝鮮戰士回國。

朝鮮族部隊大量回國是在金一與中國領導人會談之後。關於回國的人數和時間，過去的研究中有不同說法。根據檔案文獻及當事人的回憶可以做出判斷：1949年5月毛澤東與金一會談后，共有三個師約37000餘朝鮮族官兵分別於1949年7月和1950年4月回到朝鮮。

毛澤東與金一會談后指示在東北的高崗，準備安排駐紮在瀋陽和長春的兩個朝鮮師於1949年7-8月回國。這兩個師，即李德山任師長的164師和方虎山任師長的166師，當時均屬東北軍區建制，於1949年7月進入朝鮮。回國時，164師實員10821人，166師實員10320人。

另一個朝鮮師回國的問題是1950年1月初提出來的。當時林彪給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打電報稱，人民解放軍中有由16000餘名朝鮮人組成的部隊，在解放軍進軍華南后，朝鮮人情緒出現波動，有些人要求回國。由於戰爭即將結束，林彪希望把他們合併為一個師或4-5個團送回國。隨後，中國政府通知金日成：「由於作戰行動結束，中國人民軍隊中現有的朝鮮族部隊正在逐漸閑下來，如朝鮮政府願意，可以轉交。」金日成表示同意，提出把中國軍隊中現有的朝鮮人按朝鮮師的編製在中國組成一個步兵師，下設兩個團，其餘官兵用於補充摩托車團和機械化旅，並派人民軍作戰部長金光俠(Kim Kwanghyeb)到中國洽談此事。只是由於朝鮮駐地有困難，朝鮮政府希望這些部隊在4月以後再回國。最後，這支部隊是4月18日到達元山的。

上述情況可以說明，中國軍隊中的朝鮮士兵回國並不是因為中國領導人當時贊同和支持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半島的行動。1949年朝鮮師回國，是因為毛澤東擔心北朝鮮受到南方的攻擊，從而出於國際主義立場對朝鮮革命政權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朝鮮師回國，一方面是因為朝鮮戰士有回國的意願，一方面也是因為戰爭時期在中國已經過去，中國領導人已經在考慮軍隊複員和減少軍費開支問題。因此，懷廷教授很早就做出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這些幫助中國革命的朝鮮士兵回國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現象。

關於中國在朝鮮衝突問題上的立場，蘇聯領導人是知道的。如上所述，斯大林從平壤和北京已經了解到毛澤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至於中蘇領導人之間，根據現有的材料，還在毛澤東啟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經與斯大林本人就這一問題交換過意見，而且當時雙方的意見是一致的，即不主張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據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說，他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澤東與斯大林往來的兩封電報，毛澤東在去電中說朝鮮同志想通過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中國領導人曾勸阻他們不要這樣做，斯大林回電說完全同意中國同志的意見，在朝鮮不應開始一場戰爭，不能用軍事手段統一朝鮮，目前北朝鮮還沒有準備好，最好的辦法是在南朝鮮組織游擊隊。

關於毛澤東與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會談時是否已經商定將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過去曾有很大爭論。現在，大量材料和研究結果已經證實，在莫斯科期間，除了參加宴會和慶祝活動外，斯大林與毛澤東共舉行了三次正式會談(1949年12月16日、12月24日、1950年1月22日)和一次小範圍關於艾奇遜演說的聲明的談話(1950年1月下旬)，而這幾次會談均未涉及這個問題。在12月24日的會談中，毛澤東與斯大林雖然可能討論過朝鮮的局勢，但也絕沒有提到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不僅如此，當斯大林與金日成之間通過電報討論這一問題時，雖然毛澤東就在莫斯科，但對自己支持在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的決定及邀請金日成來蘇聯磋商一事，斯大林對他的中國客人卻隻字未提。

當然，人們會想到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可能還進行過秘密會晤。關於這個問題，韋斯塔教授對筆者談起了一個情況。韋斯塔曾為挖掘俄國檔案在莫斯科工作了6年，在此其期間他採訪了許多當事人。據賈丕才透露，斯大林的確曾兩次邀請毛澤東到他的私人別墅會晤，雙方都沒有官方人員出場，斯大林只請了一位他在軍事情報部門的私人朋友擔任翻譯。在2月15日的第二次私人會晤時，斯大林與毛澤東談到了朝鮮問題，但具體內容不詳。不過，下面將要談到的在斯大林與金日成會談后發生的事情表明，即使存在與毛澤東的秘密會晤，斯大林也肯定沒有向他提起自己的決定。

金日成在1950年4月從莫斯科回國后，根據斯大林的要求決定秘密訪問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國「通報他們以武力統一國家的意圖和在莫斯科會談此問題的結果」。金日成還向斯大林表示他不需要中國的援助，「因為他的一切要求在莫斯科已經得到滿足」。

金日成一行5月13日飛赴北京，於當晚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目前沒有發現關於會談內容的材料，但根據羅申向莫斯科的報告看，第一次會談並不順利，會談在開始進行的當天晚上便中斷了。羅申在電報中說：13日晚23時30分周恩來到蘇聯大使館，要求立即向斯大林報告「毛澤東委託轉告」的事項：「朝鮮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了；但這個問題必須與中國同志和毛澤東本人討論。」「毛澤東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電報最後說：「中國同志請求速速回電。」顯然，對於金日成所說的情況中國領導人並不相信，因此當時中斷會談，並連夜要求莫斯科給以證實。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斯大林在莫斯科未曾向毛澤東提起過金日成的要求和計劃。

直到這時，斯大林才第一次向中國領導人表明蘇聯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5月14日維辛斯基轉來斯大林給毛澤東的電報：「在與朝鮮同志的會談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們提出，鑒於國際形勢已經改變，他們同意朝鮮人關於實現統一的建議。同時補充一點，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會談詳情可由朝鮮同志向您講述。」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就不便再提出反對意見了。

綜上所述，斯大林非常清楚地知道：第一，中國正在加緊準備解放台灣的戰役，因為中國空軍學校畢業的第一批速成飛行員是蘇聯專家培養的，而且中國不斷催促蘇聯加快提供空軍和海軍裝備。1950年4月周恩來致電布爾加寧提出急需一批海軍艦艇、飛機和海岸炮，要求蘇方在1950年夏天或至遲1951年春天前發來中國。第二，中國不希望這個時候在中國東北邊境出現戰爭危機或緊張局勢，因為中國軍隊大部分都集中在南方，當時在東北的部隊加上集體轉業進行開荒的42軍總計不足20萬人，而在東南沿海為解放台灣已經調集了16個軍。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斯大林在對朝鮮問題進行決策時對中國領導人採取了三個方面的措施：

其一，考慮到在中國要求蘇聯援助解放台灣的同時，在莫斯科很難說服毛澤東同意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所以在與金日成最後商定之前不能徵求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意見。

其二，考慮到中共在亞洲革命運動中的地位，並希望將來中國為朝鮮問題承擔責任，斯大林在與金日成商議並做出決定以後需要向毛澤東轉達這一決定，求得中國的同意。

其三，考慮到中國正在加緊準備進攻台灣，以及在美國不干涉朝鮮軍事行動的情況下不需要中國介入，斯大林對於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的具體內容和計劃絲毫也沒有向中國透露。

朝鮮戰爭是中蘇結成同盟關係后第一次面臨的最重大的國際問題，也是對這一同盟關係最重大的考驗，而斯大林對這一問題的處理表明他對毛澤東是缺乏信任的，同時也反映出這一聯盟中隱含的裂痕。

實際上，在考慮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時斯大林對於這位新的盟友有兩點擔心：既擔心毛澤東在事前反對莫斯科的決定，又擔心局勢發生困難時毛澤東會置身事外，不聽從莫斯科的指揮。所以，斯大林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方面進行了如此周密的考慮和安排，這樣，不但可以保證蘇聯的戰略決策被順利接受，又可以保證蘇聯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顯然，如果戰爭進展順利，即使失去東北，其結果還是可以保證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如果出現危機和困難，則有中國這個盟友來承擔責任，其結果同樣可以實現蘇聯的既定目標。

一句話，保證蘇聯本身在遠東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同時又避免在這一地區與美國發生直接的武裝衝突，這就是斯大林在考慮對朝鮮問題的進行決策時最基本的出發點。

2009年3月27日

第四章 跨過鴨綠江——中蘇同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

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爆發了戰爭。朝鮮人民軍迅速越過三八線，向南方挺進。美國政府立即對此做出反應，幾天以後便派出飛機、軍艦和地面部隊進行武裝干涉，並派第七艦隊侵入了中國的台灣海峽。隨後，在聯合國軍的旗幟下，十幾個國家的軍隊捲入這場戰爭。4個月後，中國政府宣布派出人民志願軍部隊赴朝作戰，隨後幾十萬大軍跨過鴨綠江。於是，朝鮮戰爭便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捲入國家最多、投入兵力最大、也是除越南戰爭外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國際性戰爭，甚至可以說是一場「局部化的世界大戰」。

從實質上講，這場戰爭體現了世界兩大陣營的對抗和衝突，而作為戰爭主體的另一方就是剛剛結成同盟關係的中國和蘇聯。中國和蘇聯各自對戰爭目標的確定，對戰爭中戰略和策略的的考慮，以及他們之間的合作與分歧，對戰爭的結局有決定性的影響，也是對中蘇同盟的嚴重考驗。

一、斯大林把責任推給毛澤東

從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到10月25日中國宣布出兵朝鮮，中國和蘇聯對朝鮮衝突所採取的方針和策略由於根本的出發點不同而呈現出一個方向相反的變化過程：隨著戰爭局勢對北朝鮮從喜到憂的轉換，蘇聯的方針和策略從開始積極參與軍事進攻到後來避免過多地捲入衝突，甚至一度決定放棄北朝鮮；而中國的方針和策略則是從開始未顧及朝鮮衝突問題到後來實行積極防禦戰略，直到最後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被迫出兵援助朝鮮。蘇聯政策的基點在於實現與美國進行軍事對抗的戰略，不失時機地加強蘇聯對亞洲的控制和影響，但在蘇聯本身尚未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則力求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中國政策的基點在於保證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惜與世界頭號強國兵戎相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如設想的那樣，戰爭初期的進展十分順利。現在披露的1950年6月26日什特科夫給蘇軍副總參謀長扎哈羅夫(Zakharov)大將的報告詳細說明了戰爭開始前後的的真實情況：

謹此報告朝鮮人民軍軍事行動的準備和進程。

人民軍在三八線地區的集中開始於6月12日，結束於6月23日，完全按照總參謀部的計劃進行。各部隊的調動組織嚴密，未發生意外。

敵軍的偵察大約已發現各部隊的調動，但各部隊的計劃及行動開始時間均得到嚴格保密。

各師作戰計劃制定及地形偵察過程均有蘇聯顧問參加。

戰役全部準備措施已於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師師長發出「Д」和「Ч」的命令。各部隊均宣讀了民族保衛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鮮軍隊侵犯三八線，挑起軍事進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布了關於朝鮮人民軍轉入反攻的命令。朝鮮人民軍官兵以高漲的熱情聽取了關於反攻的命令。

各部隊於6月24日24時進入出發位置。軍事行動於當地時間(25日)4時40分開始。進攻前的炮火準備進行了20-40分鐘，其中包括定位瞄準和10分鐘炮轟。隨後，步兵開始行動，迅速展開進攻。在開始的3小時后，個別部隊與軍團已向前推進了3至5公里。

人民軍部隊的攻擊完全出乎敵軍的意料。敵軍僅在瓮津、開城與漢城諸方向進行了頑強抵抗，而較有組織的抵抗則在第一天12個小時以後才開始。

戰鬥第一天攻克的城市有：瓮津(瓮津方向)、開城、松隅里(地圖1：1000000，1943年總參謀部印製)。在春川方向，人民軍部隊推進了12公里。在東部海岸推進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海軍即有兩支登陸部隊在日本海沿岸登陸：第一支登陸部隊在江陵地區，包括2個營的海軍登陸部隊和約1000名游擊隊員；第二支登陸部隊在蔚珍地區，包括600名游擊隊員。登陸部隊於6月25日5時登陸，整個過程進展順利，游擊隊登陸部隊攻佔了蔚珍市及其周圍的若干鄉鎮。在登陸部隊登陸過程中，人民軍軍艦與南朝鮮軍隊的艦艇曾發生戰鬥，戰鬥結果有一南方掃雷艦被擊沉，另有一掃雷艦被擊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海軍沒有傷亡。

6月26日，人民軍部隊繼續進攻，在戰鬥中不斷向南朝鮮領土縱深推進。在6月26日一天的時間內(從右至左)徹底掃蕩了瓮津半島、開城地區；第6師的部隊強渡海灣並攻佔了金浦機場方向的居民點；在漢城方向，第1、4師攻佔了汶山、東豆川等城市，第2師攻佔了道府春川市；在日本海沿岸一帶，部隊的推進仍在繼續，注文津港已被攻克。與在洪川方向移動的第12步兵師、越過松隅里在議政府方向進攻的第3步兵師及機械化旅整整一天沒有聯繫。

但與蘇聯和朝鮮事前估計完全不同的是，美國很快便決定介入這場戰爭，而且越陷越深。由於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的行動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展開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對此做出了迅速而強烈的反應。

美國的干預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對戰爭進程的極大關注。7月1日，即在美國國會批准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第三天，斯大林心情急迫地給什特科夫發出電報：

(1)你對朝鮮司令部的任何計劃都沒有報告。司令部是否打算向前推進？還是決定暫停推進？我們認為，必須堅決地繼續進攻。南朝鮮解放得越快，武裝干涉的機會就越少。

(2)還要報告：朝鮮領導人如何看待美國空軍對北朝鮮地區的襲擊？他們是否被嚇壞了，還是在頑強地繼續堅守？

(3)朝鮮政府對襲擊和武裝干涉不想提出公開抗議嗎？我們認為應該這麼做。

(4)我們決定於7月10日前完全滿足朝鮮人關於供應彈藥和其他軍需品的申請。將這點通知金日成。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儘管由於漢城的解放出現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熱情，但美國的參戰特別是美國飛機的襲擊開始影響人們的情緒，有些人對奪取最後勝利產生懷疑。部分朝鮮領導人認為與美國作戰有困難，想探聽蘇聯對此問題的態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軍事援助外，什特科夫還請求斯大林批准給朝鮮人民軍的每個方面軍派兩名蘇聯軍事顧問，以及軍事總顧問瓦西里耶夫帶軍官組與前線司令部一起赴漢城，並常駐司令部。斯大林在7月6日的電報中進一步滿足了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這一點對莫斯科並不困難，但是，關於給朝鮮前線的軍隊派遣軍事顧問的請求斯大林沒有答覆。至於「軍事總顧問瓦西里耶夫的駐地」，電報說「我們認為他住在平壤更為適宜」。

顯然，儘管斯大林一心要平壤迅速取得戰爭的勝利，並保證提供足夠的武器和軍事裝備，然而他卻不能讓外界知道蘇聯對金日成的支持。戰爭爆發后，莫斯科遲遲沒有讓蘇聯駐聯合國代表返回安理會，與此不無關係。斯大林對蘇聯軍事顧問的態度更說明了這一點。朝鮮戰爭爆發時，在朝鮮人民軍中有3000多名蘇聯軍事顧問，即差不多每45個朝鮮官兵就有一名蘇聯顧問。這些軍事顧問負責訓練軍隊並協同指揮作戰，就連朝鮮人民軍的作戰計劃也是在蘇聯顧問的參與和決定下制定的。但是，當朝鮮人民軍向三八線以南挺進時，斯大林下令召回了在朝鮮人民軍前線部隊中的所有蘇聯顧問。當時赫魯曉夫詢問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一事件。這是金日成的事。」這樣，才出現了什特科夫關於派遣軍事顧問的要求。

由於沒有得到莫斯科對這一問題的答覆，什特科夫再次轉遞了金日成給斯大林的親筆信。金日成懇切地請求：「我深信您幫助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願望，我謹向您提出請求，允許在朝鮮前線司令部和兩個方面軍令部里使用25-35名蘇聯軍事顧問，因為我們的軍事幹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揮現代軍隊的藝術。」

對此，斯大林無法再迴避了，但他對什特科夫的這種做法非常不滿。斯大林在回電中批評什特科夫未經請示「就允諾給朝鮮人派顧問」的做法是「不正確的」，並嚴厲指出：「您應該明白，您是蘇聯的代表，而不是朝鮮的代表。」但鑒於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請求，且形勢緊迫，斯大林還是同意了朝鮮的要求。不過，斯大林採取了十分謹慎的做法，即這些顧問只是「作為《真理報》記者」而不是作為軍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線司令部，而不是戰鬥部隊」。斯大林還特別向什特科夫強調：「您個人要對蘇聯政府負責，不能讓他們成為俘虜。」斯大林的謹慎小心由此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在美國軍隊進行干涉的情況下，莫斯科開始考慮如何利用中國這個盟友擺脫困難局面的問題。7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向莫斯科彙報說，他與周恩來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在談話中抱怨北朝鮮人對美國進行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計不足，忽視了毛澤東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北朝鮮人的建議：鑒於美國軍隊可能在仁川登陸，要在仁川後方建立一條堅強的防線。會談中，周恩來說中國的3個軍總計12萬人已經集中在瀋陽地區。周恩來還確認，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並詢問蘇聯空軍是否可以為這些部隊提供掩護。顯然，這是斯大林要羅申來探詢中國的態度。

正如下文將要講到的，當時中國領導人還沒有考慮出兵的問題，也沒有正式做出在東北集中3個軍的決定，周恩來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在應付或試探斯大林。斯大林對此非常認真，他馬上致電羅申，要他轉告周恩來：「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願軍進入北朝鮮作戰，是正確的。」斯大林還答應「將儘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

為了催促中國儘快採取行動，7月8日斯大林又指示羅申：「請告訴毛澤東，朝鮮人正在抱怨中國在朝鮮沒有代表。應當儘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聯繫並迅速解決問題。當然，如果毛澤東認為有必要與朝鮮建立聯繫的話。」

8月中旬以後，戰爭進入僵持階段。這時，斯大林表現得更加焦急，也更為謹慎。而且，除了繼續對朝鮮戰局進行軍事指導和答應提供軍事裝備外，莫斯科開始更多地給朝鮮人以精神鼓勵。8月28日，斯大林給什特科夫發出這樣一封電報：

口頭轉告金日成以下事項。如果他要求書面形式，可以給予，但不要簽署我的名字。

一、聯共(布)中央祝賀金日成同志及其戰友在偉大的朝鮮人民解放鬥爭中、在金日成同志領導下取得輝煌勝利。聯共(布)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很快地可被趕出朝鮮。

二、金日成同志不要因為和外國干涉者的戰爭中沒有取得連續的勝利而不安，勝利有時也會伴隨著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這樣的戰爭中沒有連續的勝利。俄國在內戰時期，尤其是對德作戰時期就未曾有連續的勝利。朝鮮人民的最大勝利就是，朝鮮已成為現今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國家，成為亞洲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解放運動的旗幟。一切被壓迫人民的軍隊現在都將向朝鮮人民軍學習，給予美帝及其他帝國主義者以堅決打擊的藝術。此外，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記，現在朝鮮並不孤立，他有現在和將來都將援助他的盟友。俄國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裝干涉時期的處境比現在朝鮮同志的處境要困難得多。

三、建議金日成同志在前線不要分散使用而要集中使用空軍。要使人民軍的每次進攻開始時都有強擊機對敵人軍隊的有力打擊與之相配合，殲擊機則儘可能保護人民軍不受敵機的攻擊。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

總之，直到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以前，蘇聯對朝鮮戰爭採取的方針是積極的，同時又是非常謹慎的。十分明確的是，斯大林全力支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取得戰爭勝利，但其限度是蘇聯不能公開和直接捲入這場衝突，特別是在美國已經介入戰爭之後。這時，斯大林開始考慮把中國拖入戰爭的問題了。

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對戰爭的突然爆發感到意外，由於情況不明，從而缺乏應有的思想上和軍事上的準備，全國範圍內的工作重心也並沒有因為戰爭的爆發而立即轉移。6月30日，即美國決定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當天，中國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同一天，中央複員委員會按照預定計劃下達了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簽署的《軍委、政務院關於1950年複員工作的決定》，正式開始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複員工作。儘管有人提出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是否停止複員轉入戰備，但周恩來指示對「朝鮮戰場的情況，總參謀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視」，而「複員工作仍按原計劃進行」。甚至解放台灣的軍事計劃也沒有因為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而完全放棄。6月30日，周恩來與海軍司令肖勁光談話時說：形勢變化給我們打台灣增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台灣擋著。目前，我們在外交上要譴責美帝國主義侵略台灣，干涉中國內政；在軍事上陸軍繼續複員，加強海、空軍建設，推遲解放台灣的時間。這些情況說明，在戰爭爆發之初，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還沒有轉移到朝鮮問題上來。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對朝鮮爆發戰爭的問題還是十分關切的，並表示出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支持。戰爭爆發時，中國駐朝鮮大使倪志亮還在武漢養病。6月30日周恩來派原定去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使館工作的柴軍武(即柴成文)先以使館政務參贊的名義去朝鮮，以便保持與朝鮮的聯繫。柴軍武一行出發前，周恩來指出：「現在美國的地面部隊已經在朝鮮參戰」，「美帝國主義者必糾集更多的國家出兵，所以朝鮮戰爭長期化很難避免，這就會帶來影響全局的一系列複雜問題」。「現在朝鮮人民處在鬥爭的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儘力去做。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繫並及時了解戰場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7月初，中國政府還同意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族幹部由軍區集中後送回朝鮮，以便加強朝鮮人民軍的幹部素質。同時，對於蘇聯政府提出的請中國政府允許經長春鐵路和中國領空向朝鮮運送軍用物資的要求中國政府表示同意，雙方商定「不論由滿洲里或綏芬河入境經哈爾濱、長春、瀋陽至旅大，或由安東轉朝鮮，均應於事前經中長路蘇方理事會副主任或中長路蘇方局長通知余光生，以便能及時調度車輛，免誤事機」。

美國全面捲入朝鮮戰爭以後，中國領導人更加重視朝鮮戰局問題，並進行了相應的軍事部署。7月7日和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軍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開了討論國防的第一次會議。會議做出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擬抽調4個軍、3個炮兵師和3個空軍團共25.5萬人組成東北邊防軍，限8月5日前在東北集結。7月中旬，由第13兵團司令員鄧華率所轄第38、39、40、42軍在東北布防。當時，東北是全國範圍內駐軍最少的一個戰略區，其部隊人數只佔當時全國總兵力的1／27。成立東北邊防軍說明在中國的軍事部署中東北已經成為重點之一，其主要目的首先是為了加強防衛力量。雖然7月初周恩來已經向羅申提到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問題，但所說的先決條件是美國軍隊越過三八線，而當時的戰況是朝鮮人民軍還在朝鮮南部迅速向前推進，根本不存在美國人打過三八線的問題，所以也談不上中國出兵的問題。

隨著朝鮮局勢的變化，中國領導人的憂慮也在加深。8月4日，即朝鮮人民軍進攻受阻、聯合國軍釜山防禦戰線已經穩定下來的時候，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用志願軍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周恩來也說：「如果美帝將北朝鮮壓下去，則對和平不利，其氣焰就會高漲起來。要爭取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

8月5日，毛澤東給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發電，指示：「邊防軍各部現已集中，8月內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準備於9月上旬能作戰。」「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8月18日又電告高崗：「邊防軍完成訓練及其他準備工作的時間可延長至9月底，請你加緊督促，務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

鑒於形勢日趨複雜，從8月底到9月初，中國又大規模調整軍事戰略部署。毛澤東考慮要在東北已集中4個軍的基礎上再增加8個軍。

8月25日，周恩來在第47次政務會議上指出朝鮮戰爭「拖長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鮮人民將要「長期作戰」，「我們應支持他們」，「堅決幫助他們」。同時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軍隊建設應有一個三年規劃，空軍、炮兵、裝甲兵等要加緊訓練，準備明年春天參戰。

8月26日，周恩來在第二次國防會議上又提出要把對朝鮮的援助「看作是重要的國際鬥爭問題」，要設想戰爭的長期化，並說「我們此次作戰是對付美帝國主義者，而不是單單對付李承晚偽軍」，「這更需要我們加緊和加強準備工作。一切都要準備好，不要成為『臨急應戰』，而要有充分準備，一出手就勝」。

8月27日，毛澤東給各地負責人發出指示，要他們考慮與時局和三年規劃有關的問題，準備提交11月或12月召開的黨的四中全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討論。

看來，中國領導人的確越來越關注戰爭形勢的變化，並且表現出日益積極的態度。但是從「軍隊建設三年規劃」和避免「臨急應戰」的安排看，出兵問題尚未提到議事日程。當時中國領導人對出兵問題的考慮，主要還是從做好充分準備的角度所作的以防萬一的打算，而不是已經確定的戰略方針。

9月15日美國軍隊成功地在仁川實行登陸以後，朝鮮的局勢急轉直下，蘇聯和中國的對策和態度也都更加明朗化。

斯大林對於朝鮮局勢出現逆轉的情況首先表現出急躁和焦慮。9月18日，斯大林向平壤發出密電，指示瓦西里耶夫和什特科夫要金日成從洛東江前線調回朝鮮人民軍的4個師到漢城郊區。同一天，斯大林還命令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緊急制定一項蘇聯空軍為平壤提供空防的計劃，包括從他們在蘇聯遠東的濱海邊疆區及港口城市海參崴派遣幾個蘇聯空軍的戰鬥機中隊及雷達和防空部隊到平壤周圍的機場。隨後，斯大林緊急向朝鮮派遣了以蘇聯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扎哈羅夫(化名馬特維耶夫)的特別代表團，並攜帶著斯大林的命令：停止對釜山防禦圈的進攻，從洛東江前線撤出所有部隊，把他們調到東線和東北線守衛漢城。斯大林還再次敦促華西列夫斯基盡最大努力向朝鮮人民軍提供空中掩護及在平壤周圍地區建立防空系統。

斯大林採取的緊急措施似乎是要把蘇聯空軍投入戰鬥，也就是說斯大林這時似乎採取了一種背離以往避免蘇聯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一慣方針的做法。斯大林在情急之下可能確有此考慮，因為朝鮮局勢的發展畢竟關係到蘇聯在東北亞的戰略利益。但是權衡利弊以後斯大林還是放棄了這一打算。9月23日，根據斯大林的要求，華西列夫斯基在報告中提出：為阻止美軍對平壤的空襲，蘇聯空軍準備在前線部署戰鬥機部隊，並將於10月1日和2日兩天內把飛行部隊投入到平壤，10月3日開始行動。但華西列夫斯基接著提出警告：因空戰指揮時使用俄語進行無線通話，在第一次空戰後美軍就會知道蘇聯飛行員在平壤上空活動。看來，華西列夫斯基的提醒不是沒起作用，事實上，當戰局進一步惡化、美國真的越過三八線、朝鮮急需莫斯科給以直接的軍事援助時，斯大林既沒有派出地面部隊，也沒有派空軍保護平壤。

9月26日，形勢已經非常嚴峻。馬特維耶夫自平壤報告：「在佔有絕對制空權的空軍支援下，美國人對人民軍的前線和後方進行了狂轟濫炸，因而得以從水原向東和東南方向推進了25-30公里，並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佔領了尚州和安東。」「敵人漢城集團軍的坦克部隊已經成功地向清洲方向發展，並構成了對第一方面軍的包圍之勢。」人民軍部隊「損失了幾乎所有坦克和許多大炮，正在進行困難的阻擊戰。部隊缺少彈藥和燃料，幾乎沒有補充」，整個部隊「從上到下的指揮組織得很差」，通訊也「沒有保障」。

這時，斯大林顯得焦躁不安，並對朝鮮軍隊和蘇聯顧問大加指責。在9月27日的電報中，斯大林先是責備朝鮮軍隊的「前線司令部、集團軍司令部和各部隊在軍事指揮方面、特別是在戰術方面犯有嚴重錯誤」，接著又嚴厲批評蘇聯「軍事顧問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大的責任」，指責他們在坦克戰術運用上的「愚蠢」，在情報工作方面的「無知」。斯大林特彆強調造成局勢惡化的原因是什特科夫和蘇聯軍事顧問忽視了「敵人在仁川登陸的戰略意義，他們否認這次登陸的意義，什特科夫甚至建議追查在《真理報》發表評論美國登陸情況的作者。這種忽視和缺乏戰略眼光的狀況致使他們懷疑從南方向漢城地區抽調部隊的必要性，調動部隊本身便被拖延和耽擱了」。斯大林認為如果能夠「保證蘇聯最高統帥部關於從主要戰線撤回4個師到漢城地區的命令得到準確和及時的執行」，「本來是能夠從根本上改變漢城附近的局勢的」。斯大林大概忘記了中國領導人早在7月初就要蘇聯領導人提醒朝鮮同志美國軍隊在仁川或朝鮮人民軍後方實行登陸的危險性，當時金日成固然因求勝心切而無視中國的警告，而斯大林本人也沒有在事前從戰略上重視這個問題。

在10月1日的電報中，斯大林又埋怨什特科夫沒有積極向朝鮮領導人提供意見和建議，「從而助長了朝鮮領導人搖擺不定的情緒」；埋怨馬特維耶夫「一直未曾將他對朝鮮戰局的評估送到莫斯科，更不用說他也未曾提出目前這種形勢所需要的任何設想和建議」，從而妨礙了莫斯科的決策，也導致「朝鮮領導人還沒有在三八線及其以北保衛共和國的任何計劃，也沒有從南朝鮮撤出部隊的計劃」。斯大林大概也忘記了正是由於他本人的命令，蘇聯軍事顧問在朝鮮的活動受到嚴格限制，蘇聯顧問奉命無論如何不得越過三八線，因此他們自己對戰局的了解及施加影響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

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后，斯大林立即考慮到要中國出兵的問題。據師哲回憶，仁川登陸一兩天後斯大林便給毛澤東發電，詢問中國在東北的軍事部署，是否能夠派兵到朝鮮作戰。

實際上，朝鮮局勢惡化對中國造成的壓力絲毫也不亞於蘇聯，這時，毛澤東已經在考慮出兵援助朝鮮的問題了。

在危急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開始參與對朝鮮戰事的謀划。9月20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轉金日成：(一)「你的長期作戰思想是正確的。」(二)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在堅持自力更生、長期奮鬥的總方針下，如何保存主力、便於各個殲滅敵人的問題」。「敵人如果佔領漢城則人民軍後路有被切斷的危險。」(三)「人民軍主力似宜集結機動，尋敵弱點，分割殲滅敵人。」(四)在打法上，「必須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戰以少數兵力及火力分路箝制多數敵人，而以多數兵力(三至五倍)及火力(二倍以上)的絕對優勢，圍殲被我分割的少數敵人(例如一個團)。(五)「在持久戰的原則下，必須充分估計到困難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的動員和使用，必須處處作長期打算，防止下級發生孤注一擲的情緒。敵人要求速決，害怕持久，而朝鮮人民速決既不可能，惟有以持久戰爭取勝利。」不久，金日成回電錶示同意此項建議。

10月1日夜，周恩來又致電倪志亮並轉告金日成：朝鮮人民軍「一方面軍八個師既已被隔斷，請考慮有無可能將該八個師分為兩部分：以四個師將笨重武器破壞，分成許多小的支隊，從敵人間隙中分路撤至三八線以北；而以四個師在南朝鮮分為許多小支隊，依靠人民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牽制大股敵人，使其不能北進」。「你們的軍隊必須迅速北撤，愈快愈好。」次日，再電倪志亮，強調：請告金日成，除照前電精神「儘可能將被敵人切斷的軍隊分路北撤外，凡無法撤退的軍隊，應在原地堅持打游擊」，「如此就有希望，就會勝利」。

另一方面，出兵朝鮮問題已經作為應急方案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9月17日中央軍委決定立即派遣一個五人先遣小組隨柴成文赴朝熟悉情況，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路過瀋陽時，柴成文將隨身帶來的一封毛澤東的信交給高崗，信上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9月22日，中國政府在公開聲明中承認「居留中國的朝鮮人民有權力回去保衛祖國」，一方面表示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朝鮮人民與美國進行鬥爭的決心，一方面也是暗示性地對美國進犯朝鮮北方的企圖提出警告。9月25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Panikar)說：「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決不會置之不理」，儘管戰爭會對中國造成嚴重破壞，但中國「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制止美國的侵略行徑」。9月30日，周恩來發表演說，又對美國政府提出了嚴正警告。演說中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這句話的後半句是周恩來在定稿時特意加上的，其目的顯然是要引起美國政府對中國可能參與朝鮮戰爭的重視。但此時的白宮和五角大樓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麥克阿瑟正在順利地向三八線進軍，根本聽不進中國的警告。

這時，金日成不得不向蘇聯和中國請求直接的軍事援助了。

9月28日，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並通過了給斯大林的信，要求蘇聯用空軍援助朝鮮。他們還決定給毛澤東寫信，也是暗示要求援助。

9月29日，什特科夫應金日成的請求與之會見，談話中金日成簡短地說明前線軍隊的情況：「由於紀律渙散，不服從命令」，敵人已經「切斷了第1方面軍與第2方面軍的聯繫」，與漢城的崔庸健(Choi Yonggun)一直沒有取得聯繫。金日成擔心敵人會越過三八線，並說他們原想依靠自己的力量統一國家，計劃組建15個師繼續戰鬥，但「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那麼他們就不可能組織新部隊，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抗擊敵人」。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近日來形勢日益複雜。敵人已完全切斷第1方面軍的6個師和2個旅，並攻進原州，切斷了第2方面軍的7個師。漢城已經陷落。能開赴三八線有效抵抗敵軍的部隊已經沒有了」。「政治形勢也在複雜化。敵人向北朝鮮境內投下傘兵以偵察蘇聯援助何種物資，並組織破壞活動。反動勢力在北朝鮮已開始抬頭。」報告還說金日成和朴憲永「焦急不安」，「對於目前的形勢感到有些慌張和缺乏信心」。金日成還希望什特科夫告訴他給斯大林的信應該怎樣寫，但什特科夫對此避而不談。

在當晚給斯大林發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朴憲永承認「危險的形勢已經出現」，美國空軍的絕對優勢破壞了人民軍一切有效的軍事行動，「造成我方人員和物資的巨大損失」，通訊聯絡被切斷，給養供應被破壞，處於南方的各部隊已被分割包圍，孤立無援，「漢城的陷落已經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為獨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戰鬥到最後一滴血」的決心后，他們「懇求」斯大林「給予特別幫助」，即「當敵軍跨過三八線以北的時刻，我們非常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軍事援助」。接著又提出：「如果由於某種原因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一支國際志願部隊，為我們的鬥爭提供軍事援助」。該信9月30日夜晚23時30分以「特急電報」送達蘇軍總參謀部八局，10月1日0時35分解密，1時45分列印，送到斯大林在南方別墅的時間是2時50分。

斯大林對朝鮮要求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的回答體現在他10月1日當天給平壤什特科夫和馬特維耶夫以及給北京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兩封信中。

在給平壤的信中，斯大林指示「必須立即動員全部力量，不讓敵人跨過三八線，同時要準備在三八線以北同敵人作戰」，並且提出了許多具體辦法。但他首先強調北朝鮮自己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斯大林反覆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鮮在組織防禦方面的實力和能力」，「北朝鮮有極大可動員的潛力和資源」，「我們認為，北朝鮮不能在三八線及以北地區進行抵抗的觀點是錯誤的，朝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並盡其所能進行戰鬥」。至於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責任，斯大林毫不猶豫地推給了毛澤東：關於「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願軍。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

同時，斯大林以非常客氣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氣向中國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鮮的要求。斯大林要羅申儘快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我正在離莫斯科很遠的地方休假，對朝鮮的局勢不甚了解。但是，據今天莫斯科給我的報告，我看朝鮮同志已經陷入了困境。」斯大林簡單講了一下朝鮮的情況后提出：「根據目前的形勢，如果您認為能夠為朝鮮人提供援助部隊，哪怕五六個師也好，就應立即向三八線推進，以便朝鮮同志能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後備力量。中國部隊可以志願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斯大林當然不願意毛澤東知道朝鮮曾向蘇聯提出同樣要求並已遭到拒絕的情況，所以他最後又補充說：「關於此事，我絲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給朝鮮同志，但我並不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時，他們將會感到高興。」

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鮮的責任終於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

二、毛澤東被迫下定的決心

關於中國是否同意出兵援助朝鮮的問題，是中蘇結成同盟以後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發生的一件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對中蘇同盟的第一次重大的考驗。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可以發現，斯大林與毛澤東在處理相互關係時有很多微妙的考慮，他們往往都是先揣摸對方的心理，探詢對方的意圖，然後才邁出謹慎的一步。上文講到，斯大林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是這樣，下文將要說明，毛澤東在考慮到與蘇聯的關係時也是如此。中蘇領導人之間存在著猜疑和誤解是事實，也有其長期的歷史原因，問題在於哪一方首先從同盟的共同利益出發做出讓步和犧牲。

在斯大林向毛澤東提出派中國軍隊援助朝鮮的要求后，中國領導人究竟是如何考慮的，又是如何做出反應的？關於這個問題，最近國際學術界發生了一次爭論，其緣起在於發現了兩封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電報，從而引起研究中蘇關係和朝鮮戰爭歷史的各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

1987年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公布了一封毛澤東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中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志願軍入朝作戰，並且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幾年來，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廣泛引用這個文件，人們普遍認為10月2日中國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見，至少毛澤東本人已經決心派中國軍隊參與朝鮮戰爭。

1995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關於冷戰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上，俄國學者公布了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派出軍隊參與朝鮮戰爭，從而拒絕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國幾家報紙立即報道了這一消息。

1996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這個問題又成為學者們的熱門話題。俄國學者根據俄國檔案認為，毛澤東的電報表明中國領導人對出兵朝鮮表現出「猶豫和缺乏信心」，「中國立場意想不到地改變」了。同時，還對中國發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對比中國和俄國公布的這兩封時間相同而內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國學者認為俄國文件絕不可能是「精心製作的偽造品」，而中國公布的文件則「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準確的，或者是未發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錯誤」，甚至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即「中國當局為了表明他們認為的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正確的對歷史的看法，改動或歪曲了文件內容」。還有學者推而廣之，認為俄國檔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現在官方批准的中國文獻及後來學者著作中的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至14日電報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實的問題」，並以此提醒人們「應該對中國關於毛澤東決定參與朝鮮戰爭的文獻格外小心地對待」。

關於中國出兵的問題已經有了許多研究論著，這裡特別提出10月2日電報問題進行討論，是因為關於這一問題討論的結果，對於搞清楚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時間、內容和過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表面上看，這兩封電報的確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對立的，而中國和俄國的檔案中又都僅存一份他們各自公布的文件。然而，這兩封電報又都是確實存在的。因為通過對比可以看出，俄國公布的電報的內容與俄國檔案中收藏的有關這一時期的其他文件在邏輯上和用語上是一致的，確實不像是偽造的。而中國公布的電報，據筆者向權威人士了解，確有毛澤東親筆寫的電報底稿為證，雖然後來發表時有所刪節，但所刪部分主要是中國需要蘇聯援助的武器清單，與俄國公布的電報內容無關，而發表出來的部分則與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國公布的文件也是真實的。看來，為了搞清楚在朝鮮戰爭進入最緊張的時刻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到底是怎樣考慮中國出兵的問題並如何做出決定的，很有必要對這兩個文件本身進行認真的推敲和分析。

為了便於說明問題，這裡不妨將這兩封公開發表的電報的主要內容進行一下比較。

中國公布的電報是毛澤東直接寫給斯大林的，電報說：

(一)我們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佔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願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

(三)……我們認為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於破壞，並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他們很怕戰爭)。

(四)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決定將預先調至南滿洲的12個師於10月15日開始出動，位於北朝鮮的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一面和敢於進攻三八線以北的敵人作戰，第一個時期只打防禦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並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後配合朝鮮同志舉行反攻，殲滅美國侵略軍。

(五)……敵有制空權，而我們開始訓練的一批空軍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飛機可以用於作戰。……

俄國公布的電報是羅申10月3日發給斯大林的(其中轉達了毛澤東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說：

1950年10月1日來電收悉。我們原先曾打算，當敵人向三八線以北進攻時派幾個師的志願軍到北朝鮮幫助朝鮮同志。然而，經過慎重考慮，我們現在認為採取這樣的行動將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第一，派幾個師的兵力很難解決朝鮮問題(我們的部隊裝備很差，與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取得軍事勝利的把握)，敵人可能會迫使我們退卻。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這將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其結果蘇聯也會被拖進戰爭。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十分嚴重了。

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

當然，我們不派軍隊援助，這對於正處在如此困難之中的朝鮮同志來說是十分不利的，我們自己也於心不忍。但是如果我們出動幾個師，隨後又被敵人驅趕回來，並由此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那麼我們的整個和平恢復計劃就將被全部打亂，國內許多人將會對我們不滿(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創傷尚未醫治，人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還是克制一下，暫不出兵，同時積極準備力量，這樣做在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

由於暫時的失敗，朝鮮應該換一種鬥爭方式，進行游擊戰。

我們將召開一次黨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都要出席。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做出最後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我們希望與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們準備立即派周恩來和林彪同志飛往您的療養地，同您討論這件事，並報告中國和朝鮮的局勢。

羅申在轉述毛澤東的答覆之後發表了一通他個人的意見，這些看法很可能對斯大林的判斷產生了重要影響。羅申說：

一、在我看來，毛澤東的答覆證明中國領導人改變了在朝鮮問題上最初的立場。這個答覆與以前毛澤東在同尤金、科托夫(Kotov)和孔諾夫(Konov)以及劉少奇在同我的談話(我已及時報告過)中表示的立場是矛盾的，他們在這些談話中指出中國人民和解放軍決心幫助朝鮮人民，解放軍士氣高，如果需要，他們有能力打敗美軍，因為美軍要比日軍弱。

二、中國政府無疑能向朝鮮派遣五六個甚至更多的有戰鬥力的師。當然，這些中國軍隊需要裝備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

我們暫時不清楚中方改變立場的原因。可以設想，目前對此產生影響的可能是：當前的國際形勢和朝鮮局勢惡化，英美集團陰謀通過尼赫魯呼籲中國人採取克制的態度，以免陷入災難。

中國檔案中沒有俄國公布的這封電報比較容易理解。從電報原件的形式看，此電不是毛澤東直接發出的，而是羅申發給斯大林的，那麼可以斷定，這是毛澤東在與蘇聯大使談話時做出的答覆，而由羅申整理並經毛澤東認可後由蘇聯大使館拍發的，所以中國檔案館就沒有保存這個文件。

那麼，俄國檔案館為什麼沒有中國公布的電報呢？現在判斷，很可能是這封電報當時根本沒有發出去。據筆者在相關部門查證，中國這份檔案中的電報原件上既沒有標明發報時間，也沒有發報人的簽發記錄，而在10月2日當天毛澤東發給高崗、鄧華的電報則標有發報時間(凌晨二時)和楊尚昆簽發的記錄。

當然，這只是判斷電報沒有發出去的形式上的根據。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沒有發出已經起草好的電報，而與羅申談了另一封電報的內容呢？

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電報沒有發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出現了意見分歧。儘管毛澤東本人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了很長時間，並且幾次談到過出兵朝鮮的想法，特別是在美國實行仁川登陸以後，毛澤東似乎是決心已定。但是從現在看到的資料顯示，中國領導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這一問題在正式會議上進行過討論。實際情況是，除毛澤東和周恩來外，中國的其他很多領導人對出兵朝鮮有不同意見。

據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后，毛澤東連夜召集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對策，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任弼時因病未參加會議)。會議在是否出兵的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但是由於周恩來的支持，毛澤東主張出兵的意見佔了上風。會議決定第二天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邀請在京高級軍事領導人參加，再行討論。會後毛澤東急電召高崗來京開會，並命令東北邊防軍做好準備，隨時待命出動。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在第二天起草了那封給斯大林的電報。

但是，問題出在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根據目前國內有關的材料和當事人回憶，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頤年堂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出兵朝鮮已是萬分火急，會議決定要彭德懷掛帥，還決定4日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毛澤東還要周恩來速派專機去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參加會議。沒有見到關於10月2日會議討論的詳細材料，但根據會議的結果以及毛澤東與羅申談話的口氣分析，在這次會議上，多數中央領導人主張在出兵朝鮮的問題要謹慎從事。或許是因為事情緊急，毛澤東只得先告訴蘇聯方面中國暫時不能出兵。實際上，毛澤東所說「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已經暗示了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對出兵問題是有分歧的，毛澤東與羅申談話的內容當是這次會議討論的結果。

當然，10月2日這兩封電報擬定的具體過程究竟是怎樣的，還有待於中國檔案文獻的進一步開放。

那麼，毛澤東表示了暫不出兵的意見，是不是就像當時羅申和斯大林及後來俄國學者認為的那樣表明中國對出兵援助朝鮮「猶豫不決」和「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呢？這需要對比這兩封電報的內容，並把此電前後的毛澤東的言行聯繫起來進行分析。

首先必須看到，中國出兵在當時的情況下確有極大困難。關於10月4日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情況，所述材料都是大體一致的，即在這次會議上仍然是意見分歧，會上有很多人不贊成出兵，並列舉了種種困難。會議的主要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

應該說，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完全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所面臨的極大困難，而這一點與提出反對出兵或暫不出兵意見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經過二十多年的對外戰爭和國內戰爭，新中國面臨的是一片衰敗的經濟景象：通貨膨脹急劇，失業現象猛增，企業開工不足，農業災情嚴重，運輸系統也大幅度遭到破壞；工業產量只有戰前最好記錄的30%，輕工業和農業也不超過70%；1949年全國大部分地區鬧水災，受災面積12795萬畝，完全依靠救濟的重災民約700萬人，由於25%的人已經斷糧，中共湖南省委1950年3月5日不得不做出關於渡荒的緊急指示；1950年工業設備的利用率平均只45%左右，其中麵粉製作業35%，橡膠工業30%，毛紡織業不到30%，絲織也只有35%左右；由於生產蕭條，增加了失業，特別是作為中國工業中心的上海，因為受到封鎖和嚴重轟炸，失業現象最為嚴重，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透露，據不完全的統計，上海在最近的3個月中新失業的工人將近12萬人，失業工人的生活極為困難，已連續發生因生活無出路而自殺的現象，同時出現了一些不滿情緒，美蔣特務分子也乘機造謠煽惑，一旦處理不好，中共在城市中的工作就會陷入極大困難，「甚至可以動搖到城市人民政權的基礎」。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出兵與世界第一號強國美國作戰，其困難的確是難以想象的。

因此，仔細對比中國和俄國公布的兩封電報就可以發現，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所陳述的中國暫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國軍隊裝備太差、與美國發生公開衝突將導致問題的擴大化、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工作遭到破壞將引起國內的不滿情緒等，在他的第一封電報中都間接或隱約地有所表露，只是提出問題的方式不同罷了。從毛澤東第一封電報中對未來戰局發展的擔心(「兩軍相持成為僵局」)到初戰方略的安排(「只打防禦戰」)，都反映出毛澤東對困難局面的考慮。此外，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還暗示「中共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這種擔憂。

但是，這並不表明毛澤東已經改變了出兵朝鮮的決心，也不表明他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國領導人猶豫不決)。對這兩封電報進行認真對比和分析的結果說明，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不是改變了自己的目標，而只是改變了實現目標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覆斯大林的要求，而是採取了間接和迂迴的方式。毛澤東本人還是主張出兵的，所以他特別提醒斯大林注意：「關於這個問題還沒有做出最後決定」，還要召開中央會議討論，並要求派周恩來去蘇聯商議此事。

其次，毛澤東表示暫不出兵與以前中國領導人答應出兵並沒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國學者大概沒有注意到，中國領導人歷次講到中國出兵時都要說明採取這一行動的前提條件，即敵人越過三八線。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都是強調這一前提條件的。周恩來在10月3日凌晨與潘尼迦談話時還特彆強調，如果美國(而不是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中國「要管」。而當時這個前提條件顯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國領導人當時得到的情報是這樣。而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也只是說要幫助朝鮮建立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防線，並沒有講明局勢的嚴重性。所以，毛澤東這時表示暫不出兵的意見也是有根據的，他認為暫不出兵而是積極做好準備，「這樣做在與把握對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

再次，毛澤東當時不急於給斯大林一個肯定的答覆，是需要在中國領導層內部統一認識。雖然毛澤東本人經過深思熟慮已經下定了決心，但現實中畢竟存在著很大困難，很多人對出兵表示異議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數領導人都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的情況下，他很難向蘇聯方面做出明確的保證。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反覆召開高層會議進行商討。

為了說服大家，毛澤東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在10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為志願軍主帥，彭德懷的講話對於統一意見起了很大作用。實際情況是，10月4日下午彭德懷趕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現「會議的氣氛很不尋常」，分歧意見很大，便沒有發言。第二天早上，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專程把彭德懷接到中南海去談話，並要他統率志願軍，這樣才有了彭德懷在10月5日會議上扭轉局面的慷慨陳詞。

一旦做出決定，中國立即採取了行動。10月5日會議結束后，毛澤東邀周恩來、高崗、彭德懷共進晚餐，進一步討論派兵入朝問題。毛澤東再次強調中國軍隊需儘快進入朝鮮，他擔心任何耽擱都會引起嚴重的後果。毛澤東要高、彭回到瀋陽后立即向師以上指揮員傳達中央的意見，準備10月15日進入朝鮮。10月6日周恩來便主持軍委會議，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鮮的準備工作。

雖然中國領導人已經統一了意見，但毛澤東還是沒有急於給斯大林一個明確的答覆。此時，斯大林卻沒有毛澤東那樣沉得住氣，他在接到羅申轉來的毛澤東10月2日的答覆后，決定撤出在朝鮮的蘇方人員。此前，在9月30日，葛羅米柯曾向斯大林報告說，什特科夫請求授予他與朝鮮政府協商撤退在朝蘇聯專家的權力，還請求允許他與蘇聯駐朝機構協商並由他決定撤回部分蘇聯工作人員。對此，蘇聯外交部原則上表示同意，但強調撤回專家的具體問題要由朝鮮政府決定，並指示什特科夫：「在向朝鮮人提出調回蘇聯專家的問題時，您不應發表自己的意見。」至於將駐朝蘇聯機構工作人員撤回蘇聯的問題，則「應按以前的程序進行，即通過蘇聯外交部與蘇聯有關部委和機構協商解決。」但是到10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決議，批准將蘇聯專家和蘇聯機構的工作人員撤回蘇聯，而不再附加任何條件了。10月5日當天什特科夫又發來電報，進一步提出撤回朝鮮族蘇聯公民的家屬、蘇聯航空代表辦事處人員，以及必要時從朝鮮撤出全體蘇聯公民的問題。莫斯科答覆的電報則把撤退的權力完全交給了蘇聯大使：「關於從朝鮮領土撤回朝鮮族蘇聯公民家屬的問題，您可就地酌情決定」；「航空代表辦事處全體蘇聯人員，以及蘇聯軍事顧問的家屬，應撤離朝鮮領土」；「同意您的建議，即在必要時將包括朝鮮族蘇聯公民在內的所有蘇聯公民撤往蘇聯境內和中國境內」。

看來，斯大林十分焦慮，他對朝鮮的形勢已經感到失望了。現在唯一能夠扭轉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國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在決定撤退在朝蘇聯人員的同時再次要求中國立即向朝鮮派出部隊。在給毛澤東的這封電報中，斯大林的口氣更加堅決，提出的理由似乎也更加充分。

斯大林在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轉述了他與毛澤東之間關於出兵問題交換意見的情況，其意圖顯而易見是要把一切責任推到中國領導人身上。電報全文如下：

由於同中國同志協商需數日，複信遲了。10月1日我致電毛澤東，問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個中國師去朝鮮，以便朝鮮同志能在這些師掩護下建立預備隊。毛澤東拒絕了，推說他不想把蘇聯拖進戰爭，中國軍隊技術裝備差，戰爭會在中國引起很大不滿等。我以下面這封信回復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個師志願軍的問題，是因為我清楚地了解中國領導同志曾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就準備派幾個軍去援助朝鮮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國同志之所以準備派兵去朝鮮，是為了防止朝鮮變為美國和未來軍國主義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這與中國是利害攸關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鮮派兵問題，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個師，是出於以下幾點對國際形勢的考慮：

一、如朝鮮戰事表明的那樣，美國目前還沒有為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做好準備；

二、日本因其軍國主義勢力尚未復元，沒有能力給美國以軍事援助；

三、有鑒於此，美國將被迫在朝鮮問題上向有蘇聯盟國為其後盾的中國做出讓步，將不得不接受就朝鮮問題進行調停的條件，這些條件將有利於朝鮮而使敵人無法將朝鮮變為它的軍事基地；

四、基於以上同樣的原因，美國最後將不僅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和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

由此我考慮到，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那麼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連台灣也得不到，美國人會把持台灣，把它當作基地。美國這樣做不是為了已沒有取勝希望的蔣介石，而是為了他自己或者是為了未來的軍國主義日本。

當然，我也考慮過，美國儘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這需要害怕嗎？我認為不需要，因為我們在一起將比美國和英國更有力量，德國現在不能給美國任何幫助，而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不成為重要的軍事力量。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而不要過幾年以後，到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起來並成為美國的盟國，而在李承晚控制整個朝鮮的情況下，美國和日本將會在大陸有一個現成的橋頭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個師時所依據的國際形勢及前景的考慮。」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的複信，他表示贊同我信中的基本論點，說他將派出不是6個而是9個師，但不是現在而是過一些時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見他的代表並同他們詳細會談。我當然同意接待並同他們討論給朝鮮軍事援助的詳細計劃。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關係勸說毛澤東，無非是逼迫中國儘快做出決定。實際上，當時毛澤東不僅已經做出了決定，而且也把這一決定告訴了金日成。10月8日毛澤東正式發布了關於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率第13兵團及所屬4個軍和邊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屬3個炮兵師待命出動，後勤供應事宜統由高崗調度。同日，毛澤東發電將這一決定通知了金日成。從什特科夫10月9日轉呈的金日成給斯大林的信及10月10日葛羅米柯會見朝鮮駐莫斯科大使朱寧河的情況可以判斷，金日成已經得知中國準備出兵的情況了，因為這時朝鮮提出的只是培訓飛行員和其他技術人員的問題，顯然不是以前那種急切要求援助的問題。然而，這些情況毛澤東對斯大林還是有所保留。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澤東此時仍然拖延答覆斯大林是因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還有一個條件，即必須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從上面提到的毛澤東10月2日的兩封電報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毛澤東決心出兵的基點在於出戰必勝，而且必須速勝，只要做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的一切擔憂和困難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戰場上取得速勝，作為同盟國的蘇聯就有義務而且必須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特別是保證提供空軍的支援。中國軍隊的領導人更是明確提出，志願軍出國作戰必須得到蘇聯空軍的支援。早在8月31日，鄧華、洪學智、解方聯名向朱德總司令建議，實現「速戰速決」方針的第一個措施就是「盡一切可能組織大量空軍參戰」，同時提出「假如蘇軍在空軍或技術裝備上能更大的幫助我們，則這一方針的實現更有了物質保證。如果我們的空軍條件不成熟，不妨推遲出動時間」。

正是因為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還沒有與蘇聯達成明確的和具體的協議，所以毛澤東才遲遲沒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這也正是毛澤東派周恩來到蘇聯與斯大林進行直接會談的根本目的。如果斯大林認為中國是否出兵是對中蘇同盟的考驗，那麼毛澤東則認為蘇聯是否保證必要的軍事援助是對中蘇同盟關係更大的考驗。

三、中蘇關係面對戰爭的考驗

關於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的情況之所以出現眾說紛紜的現象，是因為至今尚沒有關於這次會談的正式文件和記錄公佈於世，人們只能根據當事人的回憶來描述當時的情況。因此，在各方面回憶說法不一和缺乏原始材料的情況下，不能完全根據個人的回憶認定歷史事實，還要根據旁證材料和運用邏輯推理做出判斷。同時，只能對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會談的結果等主要問題進行分析，至於許多細節目前則無從考證。

首先，對於周恩來去蘇聯進行談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說法。一種意見以師哲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離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未取得一致意見，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後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說國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出兵，於是才與斯大林商談軍事援助問題。另一種意見以康一民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訴蘇聯關於中國出兵的決定，商談志願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問題。俄國學者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周恩來和林彪是帶著中國不會也不應該介入朝鮮問題的堅定信念去見斯大林的」。

第一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在會談中首先擺出了中國不出兵的種種理由。在這一點上，師哲和費德林的回憶是一致的。第二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訪蘇的最終結果是達成了中國出兵、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的協議。第三種意見的根據則主要是認定周恩來的本意就是堅決主張中國不能出兵。

關於這個問題，周恩來本人後來幾次談到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蘇聯出動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

實際情況是，在周恩來出國之前中國領導人已經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就是周恩來主持的，這次會議不是討論出兵不出兵的問題，而是研究作戰部署和出動志願軍的準備工作，因此他不會不知道已經做出的決定。但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時的確先擺出了中國出兵有困難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黑海會談的最初結果就是中國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來訪蘇確實是帶著出兵或不出兵兩種意見去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蘇聯是否出動空軍協同志願軍赴朝作戰，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中國已決定出兵，而周恩來卻先擺不出兵的理由了。這無非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是為了爭取蘇聯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裝備和保證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入朝作戰。

至於俄國學者認為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內部反對中國參戰的重要人物」，周恩來「把他對斯大林的訪問看作是阻止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權的負擔全部壓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後機會」，是缺乏根據的。儘管中國領導層內部最初對出兵朝鮮的問題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出兵援助朝鮮的方針后，中國領導人已經統一了認識。況且，如前文所說，周恩來本人一直是贊成出兵的，並幾次在會議上提到出兵問題。當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出兵的意見后，周恩來更是堅決執行這一決定的。在10月6日周恩來主持的部署出兵準備工作的軍委會議上，他在發言中還在做一些人的說服工作：「我們不想打，但是敵人逼我們，快到鴨綠江邊了，不能見死不救，這是援朝，也是衛己，唇亡齒寒嘛！」不過，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相比，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更講究現實主義。如果說毛澤東比較強調中國出兵的決心和英雄氣概，那麼周恩來則更注重中國出兵的實際困難和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在談判中才首先強調中國出兵存在的種種困難，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蘇聯空軍暫時無法出動協助中國軍隊作戰時，周恩來表示了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

其次，關於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結果也有不同說法。

據康一民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中答應先裝備中國10個師，並同意派空軍到東北安東一帶和沿海大城市駐防。因此，中蘇雙方在會談中就抗美援朝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談十分順利。」有些研究著作就採用了這種說法。

俄國學者曼紹洛夫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斯大林與周恩來的談話持續了兩天，最後還是沒有做出雙方一致同意的決定。周恩來只是說他需要與北京聯繫，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紹洛夫還堅持認為斯大林在會談中「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為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掩護的要求，並且「從來沒有背棄他答應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志願軍提供蘇聯空中掩護的許諾」。

但更多的證據表明，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的結果是：一、蘇聯空軍暫不出動；二、中蘇均暫不出兵；三、建議北朝鮮儘早撤退。

在師哲的回憶中，先是說到斯大林建議「中國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由蘇聯「供應武器裝備」，蘇聯還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作掩護」，但「只限於在後方和前沿活動，而不能深入敵後」。後面又說到會談討論的結果是通知朝鮮同志「不失時機地早日做好撤退準備」，並決定「立即採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

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會談結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說周恩來是奉毛澤東之命前來的，當時北朝鮮軍隊已經全面潰敗，周恩來前來徵求斯大林的意見，中國軍隊是否應該出兵阻止美國和南朝鮮部隊繼續前進。起初，斯大林和周恩來都認為中國進行干涉並無益處。但在周恩來歸國前，他們決定中國應當給予北朝鮮積極的援助，中國軍隊當時已集中在邊境上。

李海文和張希研究的結論是：會談結束后，斯大林與周恩來於當晚(11日7時)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其根據主要是斯大林和周恩來在11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到，蘇聯空軍「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在朝鮮作戰」。

此外，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後來的談話中都曾提到了這個問題。毛澤東說：「我們只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幹。」周恩來也說：「我們出兵就是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周恩來還說：「我們問：能否幫空軍？他動搖了，說中國既有困難，不出兵也可，說北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我們只要蘇聯出點空軍，這樣我們就可以去了，沒有空軍有困難。斯大林說空軍不能派。」

儘管目前還沒有關於斯大林和周恩來會談的文獻證據，但從後來事態的發展、毛澤東13日的回電以及中蘇雙方採取的措施看，中蘇領導人會談的初步結果確實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而且，這個結果是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

從上述情況可以知道，做出暫不出兵這一決定的關鍵因素就是蘇聯不願出動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

從前文所述斯大林10月初兩次致電毛澤東強烈要求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情況看，斯大林是堅決主張中國出兵的，至少在美國仁川登陸以後他表示出這種強烈的要求。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朝鮮局勢出現危急情況后，儘管面臨著重重困難，還是下決心並堅持派兵入朝作戰的。顯然，斯大林不會主動提出中國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來提出中國出兵有困難的情況下才勉強同意暫不出兵的。而周恩來是代表毛澤東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他在未與毛澤東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國不能出兵，肯定是有原因的，可以判斷，這個原因就是他在離開北京之前與毛澤東商量過要斯大林保證中國出兵朝鮮的條件，而在會談中這個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就是要蘇聯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毛澤東派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蘇聯的空軍援助，而斯大林在會談中沒有滿足中國的出兵條件，即沒有答應派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要求。

那麼，蘇聯以前是否曾答應派空軍援助中國？斯大林是否違背了這一許諾？這是中蘇領導人黑海會談的主要問題，也是反映中蘇同盟與中國出兵朝鮮之間關係的關鍵環節。

中國軍隊進入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從軍事角度講，最不利的條件就是缺少空軍。根據俄國的文獻，中國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軍的問題了，而且中蘇之間已經交換過意見。周恩來在7月2日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就詢問蘇聯空軍是否有可能掩護中國入朝作戰的部隊。7月5日斯大林對此做了答覆，他要羅申轉告周恩來，蘇聯將「儘力」為入朝作戰的志願軍部隊「提供空中掩護」。斯大林在7月13日經羅申給周恩來或毛澤東的電報中再次明確表示：「我們尚不知道您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您已做出這樣的決定，那麼我們準備給您派去一個配備124架飛機的噴氣式殲擊機師，用於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後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7月22日羅申轉呈了毛澤東關於這一問題致斯大林的電報，其中談到：「對於你們用以掩護我軍的一個噴氣式殲擊機師，我們擬將其配置在瀋陽地區，其中兩個團配置在鞍山，一個團配置在遼陽，這將有助於在我駐安東地區混成航空兵旅各殲擊航空兵團的配合下完成對我軍及瀋陽、安東、撫順工業區進行掩護的任務。」毛澤東還表示中國有能力於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蘇聯兩個航空兵師全部武器裝備的工作」。7月25日維辛斯基給羅申電報還談到：「經菲利波夫同意，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我們同意他們提出的訓練中國飛行員駕駛噴氣式飛機的步驟和時間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電周恩來：「蘇聯政府答應您關於派蘇聯軍事顧問——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到華東和東北軍區的要求。38名顧問將被派到中國，其中10名是防空專家，28名是空軍專家。至於其餘26名顧問，我們認為不是特別需要派他們去，因為這些顧問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顧問完成。」

看來中蘇領導人都很重視空軍的問題。不過，從上述電文看，中蘇雙方在蘇聯幫助中國空軍建設和訓練的問題上談的比較仔細，並做出了具體安排和計劃，至於掩護中國入朝部隊作戰的問題，無論斯大林還是毛澤東的電報都只是原則上提了一句。而蘇聯答應援助中國的一個噴氣式殲擊機師，從兵力和部署看，其任務似乎主要是協助中國部隊解決東北地區的防空問題。從軍事角度講，關於這個問題，中蘇雙方當時未談清楚的地方有兩點：一是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問題，是與中國軍隊同時行動還是讓中國地面部隊先行一步？一是蘇聯空軍援助的方式問題，是配合中國地面部隊進入朝鮮作戰還是只負責中國領土的防空或掩護中國部隊的後方供應線？從蘇聯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戰略方針來分析，斯大林顯然寧願下功夫武裝中國的空軍，將來讓他們承擔起入朝作戰的任務，而避免在使用蘇聯空軍的問題上過早地做出明確和具體的承諾。但是對於中國方面來講，要求蘇聯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關鍵就是蘇聯空軍能夠協同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一支真正的空軍部隊，一旦戰爭打起來，在空軍方面只能依靠蘇聯。

決定出兵以後，中國軍事指揮員對這方面的要求就顯得非常迫切了。在10月9日彭德懷召開的志願軍軍以上幹部會上，很多與會者特別提出了這個問題，以至會議尚未結束，彭德懷和高崗便向毛澤東發急電詢問：「我軍出國作戰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鬥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並由何人負責指揮？」志願軍總部很多領導人也認為，在沒有空軍配合的情況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議「三兩月內新的裝備確有保證(尤其是空軍能夠出動)，則可按原計劃進行。否則，推遲出動時間的意見是很值得考慮的」。這裡說的空軍部隊當然是指蘇聯空軍。

但是，斯大林與周恩來10月11日會談的結果卻是蘇聯空軍將推遲出動的時間，同時，蘇聯將來會以什麼方式提供空軍援助的問題仍然沒有明確下來。

由於蘇聯空軍推遲出動，斯大林和周恩來會談的初步結果是中國暫不出兵朝鮮。然而，朝鮮戰場局勢的急劇惡化已經不容這兩個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討價還價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來聯名電報發出不到兩天，斯大林和毛澤東幾乎同時做出了最後的決定，儘管這兩個決定的目標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蘇聯海軍總參謀長的報告：本日清晨，在咸興地區海面發現美國1艘戰列艦、3艘重型航空母艦、2艘護航航空母艦、3艘重型巡洋艦、3艘巡洋艦、12艘驅逐艦，以及掃雷艦分隊和水陸兩棲部隊，同時，「咸興遭到來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轟擊」。咸興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就估計到美國軍隊將要再一次實施兩棲登陸作戰。這一次不是在朝鮮南方的仁川-漢城一線，而是在朝鮮北方的平壤-元山一線，朝鮮人民軍的後方完全沒有防禦，聯合國部隊可以毫無阻擋地向朝中和朝蘇邊界的鴨綠江和圖們江前進。

對於斯大林來說這的確是決定性的時刻。指望中國出兵已經不可能，軍情又如此緊急，斯大林必須當機立斷了。當天下午，斯大林給什特科夫發出一封轉交金日成的電報，通報了他與周恩來和林彪會談的情況，並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來已經表示中國人還不準備參與戰爭，因此，斯大林建議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殘餘部隊從朝鮮撤到中國和蘇聯，還命令什特科夫幫助金日成制定一個執行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計劃。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於當天晚上會見了金日成和朴憲永，並向他們讀了斯大林電報的內容，「電報的內容使金日成和朴憲永感到驚訝」，「金日成說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難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這樣的建議，他們將照此執行。」金日成還要求蘇聯人對擬定撤退計劃給予幫助，並於當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

在同一天，莫斯科還做出另一項決定。蘇聯駐聯合國的代表維辛斯基在成功湖發表講話，呼籲美國放棄「強硬化」政策，恢復與蘇聯戰時的合作關係，他還保證蘇聯會對美國做出「遷就」。看來，斯大林是決定放棄朝鮮了。

而此時中國則做出了恰恰相反的決策。

接到斯大林和周恩來的電報后，北京也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因莫斯科與北京時差5個小時，11日的聯名電報到北京時是12日子夜，再由蘇聯使館送到中共中央辦公廳轉呈毛澤東，大約已是12日下午。毛澤東得知蘇聯已確定暫不出動空軍的消息后緊急發出兩封電報，指示東北的彭德懷、高崗以及華東的饒漱石、陳毅：「10月9日命令暫不實行」，「13兵團各部仍就原地進行訓練，不要出動」，「宋時輪兵團亦仍在原地整訓」。同時，請高崗和彭德懷赴京商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擔心電報轉輾延誤時間，又於當晚7時許匆忙趕到軍委作戰部值班室，直接用電話找到正在安東察看渡口的彭德懷，告訴他情況有變化，回北京當面談。

10月13日中午，彭德懷和高崗抵達北京。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對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關係再次展開討論。毛澤東再次掌握了會場，他說服彭德懷和其他與會者，雖然蘇聯空軍在戰爭開始階段不能進入朝鮮，但斯大林已答應對中國領土實行空中保護，並向中國提供大量軍事裝備。會議最後決定，即使暫時沒有蘇聯空軍的支援，在美軍大舉北進的情況下，不論有多大困難，也必須立即出兵援朝。14日，毛澤東與彭德懷、高崗詳細研究了志願軍入朝後的作戰方案。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即給周恩來去電：「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由於沒有空軍掩護，毛澤東決定初期只與南朝鮮軍隊作戰。毛澤東在電報中還要求周恩來「留在莫斯科幾天」，同蘇聯領導人商議蘇聯以何種方式提供武器裝備和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及方式。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用租借辦法保持二萬萬美元預算用於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則我軍可以放心進入朝鮮進行一場長期戰爭，並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只要蘇聯能於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除出動志願軍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外，又能出動掩護空軍到京、津、沈、滬、寧、青等地，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只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如遇美軍空襲則要忍受一些損失。」第二天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通報了具體的作戰部署和方案，並說明志願軍出動的日期是10月19日。

同樣在13日，毛澤東把出兵的決定通知了蘇聯大使，其中又特彆強調了空軍援助的問題。毛澤東先解釋說：「我們的同志以前下不了決心，是因為他們對國際局勢問題、蘇聯的軍事援助問題、空中掩護問題還不清楚。現在，所有這些問題都已經清楚了。」然後，通知了中國的決定：「中國人有義務派出部隊。」「暫時先派出由9個師組成的第一梯隊，雖然裝備差，但它能夠打李承晚部隊。在此期間，中國同志將努力準備第二梯隊。」此後，毛澤東提出：「主要問題是必須有掩護我們的空軍。我們希望空軍儘快到達，無論如何不遲於兩個月。」毛澤東又接著指出中國政府「目前無法為提供的裝備付現款」，而「希望以貸款方式得到這些裝備」。電報最後說，為此，周恩來「必須與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討論這些問題」。

中國領導人單方面做出的這一決定的確出乎斯大林的意料。接到此電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轉告金日成：「我剛收到毛澤東來電，他在電報中通報說，中共中央重新討論了形勢，決定儘管中國軍隊非常缺乏武器裝備，但還是要給朝鮮同志軍事援助。我正在等待毛澤東關於此事的詳細通報。鑒於中國同志的這個新的決定，請暫緩執行昨天發給你們的關於在北朝鮮進行疏散和將朝鮮軍隊向北撤退的電報。」當天，斯大林再次致電金日成強調：「此前通知您的關於中蘇領導同志會談時提出的建議應予撤銷。」

中國出兵的問題解決了，但關於蘇聯空軍提供援助的事情還要繼續討論。毛澤東電報中所說「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和「掩護我們的空軍」，顯然是指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問題入朝作戰的問題。也就是說，毛澤東在這裡接受了蘇聯空軍推遲出動的條件，但也更加明確地提出了蘇聯空軍提供援助的方式。而斯大林在得到中國已經決定出兵的消息后，則明確表示蘇聯出動空軍只是保護中國領空和中國軍隊的後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國軍隊入朝作戰。

周恩來接到毛澤東13日電報後於當夜約見了莫洛托夫，轉告了毛澤東來電內容，要求立即報告斯大林。14日又收到毛澤東兩封電報。第一封來電介紹了朝鮮前線敵友的最新情況和我志願軍出動后的初步考慮，並指出志願軍出動后擬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嶽地區組織防禦，「使美偽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如此，則我軍以不打仗而爭取時間裝備訓練，並等候蘇聯空軍到來，然後再打」，同時電報再次提出13日電中需要蘇聯政府明確答覆的兩個問題。第二封來電通報了志願軍出動時間和整個部署，說明要等6個月後再進攻元山和平壤。周恩來迅速將這兩個電報內容通知了斯大林。斯大林當即要莫洛托夫轉告周恩來：蘇聯將只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作戰。這無疑是向中國領導人表明，中國軍隊在發動進攻的時候不要指望得到蘇聯空軍的掩護。

正是由於出現了這一情況，10月17日毛澤東再次急電彭德懷和高崗，要他們火速回京商議，部隊出動時間「當再有正式命令」。

顯然，蘇聯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空軍和武器援助是中國做出決策和制定戰略部署時不能不認真加以考慮的重要因素。結果，斯大林在中國已經決定出兵后才明確表示蘇聯空軍只是掩護後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國軍隊入朝作戰，這不僅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失望，而且使即將出國的中國軍隊處於十分困難和窘迫的境地。因此，上文所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談到蘇聯不願意出動空軍，應該指的就是蘇聯空軍不能出動配合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這一情況。下面將要談到的蘇聯空軍參與朝鮮戰爭的實際情況也說明，蘇聯的空軍援助僅限於保護中國領空和中朝軍隊的後方運輸線。

以上情況表明，斯大林雖然一直答應為中國部隊提供空軍援助，但他在關鍵的時候決定推遲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並且拒絕派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部隊與美國作戰。當然，說斯大林完全背棄了他向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援助的諾言是有些牽強，因為斯大林從來沒有說不向中國提供空軍援助，而只是到最後才明確這種援助指的是掩護中國軍隊的後方，這足以展示斯大林高明的外交手腕和圓滑的外交語言。在這方面，中國領導人顯然是缺乏經驗的，直到10月13日前他們還在指望蘇聯的「空軍掩護」。周恩來去莫斯科談判的主要目的，即中國提出的主要出兵條件，就是要求蘇聯空軍為中國入朝作戰的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支援和掩護，而蘇聯卻在中國決定出兵后才明確表示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毛澤東後來在這個問題上對斯大林表示出強烈的不滿和抱怨情緒是可以理解的。由此也可以說明，雖然中國和蘇聯已經結成了同盟，但在關鍵時刻，斯大林把毛澤東推上了戰場，卻沒有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

儘管如此，中國人民志願軍主力部隊還是在10月19日渡過了鴨綠江，並於10月25日打響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仗。

在援助朝鮮的問題上，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而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支援，如果說這是兩個盟友之間的一場暗中較量，那麼其結果是斯大林佔了上風。不過，毛澤東在國內經濟困難重重、軍事上又沒有必勝把握的極其不利的條件下堅決主張派出軍隊赴朝作戰並不是出於斯大林的要求和壓力，而是有他自己的深層考慮。

斯大林考慮的是盡量避免使蘇聯捲入與美國的公開衝突，而在危急的關頭要中國在亞洲負起責任。那麼，毛澤東的動機呢？

關於這個問題，歷史學家已經做過很多推斷和論述，其中主要有兩個看法比較有說服力。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中國東北的工業基地，免除反動勢力對中國安全造成的威脅，中國只能進行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爭。現在發表出來的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的許多講話都可以成為這種觀點的證據。另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是出於革命的信念和意志，以及他渴望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激情和責任感，並以此作為一種革命的動力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手段。

這些看法都是從中美關係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的。問題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即中蘇關係的角度來觀察。中國出兵朝鮮雖然不是為了滿足斯大林的要求，但毛澤東也不可能不考慮到蘇聯的因素。如果金日成在戰爭中失利，其結果很可能是把戰火燒到中國東北，而莫斯科對戰爭局勢繼續惡化的對策和安排顯然大大增加了這種可能性。蘇聯駐朝鮮軍事代表團團長扎哈羅夫曾建議金日成將失去戰鬥力的部隊轉移到滿洲整編，斯大林在與周恩來會談時也提出「要朝鮮同志做有組織、有計劃的撤退」，並答應他們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資和部分工作人員、幹部撤到中國東北，以後便於重新進入朝鮮。斯大林甚至通知中共中央，要金日成到中國東北組織流亡政府。這樣，一旦戰爭擴大，中國東北就會成為中美之戰的戰場。毛澤東當然會考慮到，如果美國跨入中國境內，斯大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軍進入中國東北援助中國作戰。這一點，如前文所引，斯大林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已經表露得很清楚，如果戰爭擴大，由於中蘇同盟的關係，蘇聯也將參與進來。毛澤東不會忘記，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對日作戰出兵中國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毛澤東也不會忘記，新中國領導人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了艱苦談判，中蘇新條約規定蘇聯歸還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是「虎口奪食」逼出來的。因此，一旦讓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出兵東北，那麼，這一地區不是被美國佔領就是被蘇聯控制。就是說，無論戰爭勝敗如何，中國都無法保證對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做法，當然是把戰爭阻止在中國邊境以外。

從上述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初期中國和蘇聯的同盟關係是複雜而微妙的。中蘇同盟的建立是雙方國家安全利益和經濟發展利益的需要，在戰爭的條件下，維持這種盟國關係更是中國和蘇聯實現各自戰略目標的必要保證。

蘇聯在進入冷戰狀態后已經確定了與美國和西方進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戰略，非常需要有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作為保證其遠東地區安全的屏障，同時也作為對美國政策和實力進行試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並不是被迫接受中國出兵朝鮮的要求，相反，當斯大林認為蘇聯的實力尚不足以與美國發生公開的和直接的軍事衝突時，他恰恰需要中國為其對抗美國打前陣，在亞洲消耗和拖住美國。在莫斯科看來，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同盟國應盡的義務。

中國共產黨剛剛建立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面對帝國主義的敵視和壓迫，中國必須藉助社會主義蘇聯的力量，這是毛澤東決定與蘇聯結成同盟的基礎。特別是在美國軍隊逼近中國東北邊境的緊急情況下，中國要對抗美國的侵犯和保衛國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蘇聯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因此，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與美國對陣的條件是必須得到同盟國蘇聯提供軍事援助的保證。

然而，斯大林在戰爭中的基本目標和政策使他無法完全滿足中國提出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提供空軍協同與美國作戰的要求。這樣，中蘇之間在參與朝鮮戰爭問題上雖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雙方在目標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著分歧和矛盾。

毛澤東最終做出的中國出兵朝鮮的決定化解了中蘇同盟在剛剛形成時就出現的危機，並贏得了對蘇關係的主動。儘管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從主要方面說，中國出兵朝鮮作戰後，協調與合作已經成為中蘇同盟關係中的主流。

2009年3月27日

第五章 邁上新台階——在戰爭中全面合作的中蘇同盟

眾所周知，斯大林過去一直對毛澤東和中國革命存有疑慮，認為毛澤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擔心中國走「鐵托式」的道路，與蘇聯結盟是另有所圖。這種看法在中國是否出兵朝鮮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結果，毛澤東在極其困難——由於蘇聯空軍不能出動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這一困難就尤為突出——的條件下，毅然決定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從而對斯大林的認識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於這一點，中國領導人是深有體會的。周恩來曾說過：「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毛澤東也認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

但是作為同盟國，中蘇之間的真正合作是從中國出兵朝鮮以後開始的。在戰爭期間，中蘇雙方加深了信任和理解，至少在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是這樣。正如俄國軍事史學家沃爾科格諾夫在其著作中指出的：「朝鮮衝突加強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的信任，從而也加強了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
　
一、中蘇之間的信任和理解

毛澤東決定中國出兵以後，斯大林做出的最快反應就是立即命令蘇聯空軍投入掩護中國軍隊後方和運輸線的戰鬥，而沒有等到兩個月以後。目前尚無蘇聯軍事調動的直接文獻，但實際情況是蘇聯空軍在11月初，即中國軍隊入朝後不到兩個星期，就在中朝邊界的上空投入了戰鬥。英國記者喬恩.哈利迪利用對許多當年參加過朝鮮空戰的俄國軍事人員進行採訪的大量材料，詳細描述了蘇聯空軍投入的這場實際上是與美國空軍直接作戰的經過。據他的考察：

俄國人駕駛的米格-15盡機首次進入朝鮮戰區的時間顯然是在1950年11月初。但是，他們首次作戰究竟是1950年11月初還是1951年1月中旬，仍然眾說紛紜。一位了解內情的俄國人在採訪中告訴我：朝鮮天空出現的第一架噴氣式飛機是由俄國人駕駛的。1950年11月1日，米格飛機首次出現在朝鮮上空；11月18日，進行第一次噴氣機空戰。被採訪的其他俄國人則說，他們的空軍是11月下半月才第一次進入朝鮮作戰的，但是，沒有告訴我準確的日期。洛博夫(Lobov)將軍在他撰寫的空戰回憶中說，他進入朝鮮新義州的「確切日期，是在美國大規模空襲新義州之後」。對新義州的大規模空襲發生在1950年11月8日，由此推論，洛博夫是在1950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到達中國的。

現在已有檔案文獻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了。根據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11月2日給斯大林的戰況報告，朝鮮戰爭中的第一次空戰是發生在1950年11月1日。這一天，朝鮮飛行團的6架雅克-9飛機「首次在安州地區執行戰鬥任務。這次戰鬥的結果是擊落兩架B-29轟炸機和一架野馬式戰鬥機。戰鬥任務中，有兩架雅克-9飛機未能返回。」蘇聯飛機是在安東-新義州地區投入戰鬥的：「我們的飛行員用米格-15飛機擊落兩架F-82，另兩架飛機是被高射炮擊落的。共擊落4架飛機。在空戰中，我方沒有損失飛機。」「別洛夫(Belov)同志的米格-15是從瀋陽和鞍山兩個機場起飛的，每個機場共起飛了8個架次。」

在斯大林眼中，空軍問題是最敏感的，而蘇聯空軍在志願軍於10月25日正式打響地面戰鬥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戰鬥，儘管只是在後方，但也足以說明斯大林的決心和對中國的支持。此後，隨著戰爭的發展和中國方面的要求，蘇聯空軍部隊也不斷有所加強。

朝鮮空戰打響后一個星期，斯大林便決定分兩批為參加朝鮮空戰的別洛夫空軍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戰鬥機。對此，毛澤東十分感激。

由於中國軍隊後方運輸線遭受敵機嚴重破壞，軍需供應十分困難，1951年2月23日，周恩來、聶榮臻和彭德懷向扎哈羅夫大將提出，要蘇聯出動兩個空軍師進駐鴨綠江北側，掩護三八線以北的交通線。扎哈羅夫予以拒絕，使彭德懷非常不滿，並於25日和28日兩次找毛澤東，商議直接向斯大林提出這一要求。於是，毛澤東在3月1日致電斯大林指出：「目前，在朝鮮作戰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是：敵人擁有火力上的優勢，而我方運力薄弱，我們因無航空兵掩護，在敵機襲擊下，結果使運往前線的物資喪失了30-40％。」因此，毛澤東謹慎地提出：「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最好是由蘇聯航空兵擔負起對平壤-元山及該線以北的機場的掩護任務，同時最好是將蘇聯航空兵從現在所駐紮的機場轉到位於朝鮮境內的機場。」「如不採取上述措施，則位於朝鮮境內的機場無法加以修復，中國航空兵不可能參加朝鮮作戰，坦克和火炮的轉移將遇到嚴重困難。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視整個國際形勢而定。因此，我們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動。」

斯大林沒有像以前那樣猶豫，立即回電說：「如果您能夠在安東地區留兩個中國空軍師掩護當地的電站和交通線的話，我們同意將別洛夫將軍指揮的第151和第324兩個殲擊機師的基地轉移到朝鮮境內去，以便掩護中國和朝鮮的後方。如果朝鮮人有一條金屬飛機跑道的話，那我們可以從蘇聯再提供兩條跑道。」斯大林還主動提出：「如果您同意，我們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護機場，並供應高射炮炮彈。」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羅夫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除了上封電報同意派出兩個空軍師外，「由於即將到來的幾個大的戰役，你們必須有儘可能多的殲擊機在前線。因此，我們決定從蘇聯再調撥一個大型的殲擊機師到安東去，以便兩個原定掩護安東的中國殲擊機師調往前線。」

儘管後來由於朝鮮境內機場的修建工作屢遭破壞，蘇聯空軍未能進駐朝鮮，但駐瀋陽和鞍山的蘇聯空軍部隊不久便轉移到安東以西僅20公里的廟溝機場，以後又進入了距邊境不遠的大蒲和大孤山機場。這些情況充分說明，斯大林在使用蘇聯空軍問題的考慮上確實比以前有了很大改變。如果不是對毛澤東和中國軍隊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會這麼做的。

在朝鮮戰爭中，由格奧爾基.洛博夫將軍統一指揮的第64防空集團軍總共有12個飛行師，平均有57%左右可在同一時間參加作戰。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72000人，1952年為最高年份，達26000人。據什捷緬科的報告，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蘇聯空軍共擊落敵機569架(其中高射炮擊落59架)，損失63架。從蘇聯空軍參戰的規模和取得的戰果看，蘇聯實際上是參加了朝鮮戰爭的，雖然蘇美雙方當時對此都保持沉默並封鎖了消息。

當然，斯大林還是掌握著不在前線使用蘇聯空軍的原則，這一點，他在一封電報中說得很清楚。斯大林指責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空軍元帥克拉索夫斯基(Krasovskii)和別洛夫將軍培訓中國飛行員的工作進展太慢，並認為「中國軍隊不能在沒有空軍掩護下戰鬥，因此，應當儘快建立一個由8個中國空軍殲擊機師組成的集團軍並將它們派往前線。現在這是您最重要的任務」，同時要求「別洛夫的一個師可派往靠近中國東北邊境的地方，兩個師可放在北朝鮮後方，從而給中國殲擊機師靠近前線騰出兩個機場。這是絕對必要的。應當這樣來進行安排，即中國人在前線只能靠自己的空軍」。

許多當年參加朝鮮空戰的蘇聯軍人都承認，「他們的空軍與中朝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還有人說「中國人沒有空戰經驗，他們要求蘇聯空軍提供空中『掩護』，但蘇聯拒絕了」。洛博夫在接受採訪時強調：「我們沒有轟炸機。我們不曾有過一架轟炸機對美國軍艦進行過轟炸」，因為「那不是我們的任務」。曾參加朝鮮空戰的蘇聯空軍王牌飛行員別列亞耶夫(Pepelyayev)則肯定地說：俄國人在作戰中沒有出動過轟炸機，而且也沒有準備這樣做。中國的資料也證明，朝鮮戰爭中的空戰大都發生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間的地區，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交通運輸線和機場的修建」，「保衛水豐發電廠、鴨綠江大橋和第一線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線」，僅有的一次轟炸西海岸大和島等地美韓軍隊情報站、配合地面部隊登陸作戰的任務，也是中國空軍第8師獨立完成的(軍中蘇聯顧問在戰鬥前已經回國)。

這些情況說明，斯大林始終沒有滿足中國領導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蘇聯空軍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不過，中國領導人對此後來也表示理解，他們再也沒有提出這一問題。毛澤東在要求蘇聯空軍援助的歷次電報中都特別注意提到只需要蘇聯飛機掩護後方交通運輸線。從前面所引電報的措詞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講到這一問題時的謹慎態度，實際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難處。這就是說，中蘇這兩個盟國在具體戰鬥中沒有進行軍事方面的合作，是雙方領導人有默契和理解的。

當然，不是說中蘇之間在戰爭中沒有任何分歧和矛盾，有時，斯大林和毛澤東在戰役的具體指揮和戰術的具體運用上也會發生意見分歧。但他們能夠坦率地交換意見，使問題得到解決。

國內戰爭使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形成的思維定式之一是通過運動戰大規模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朝鮮戰爭初期的戰果更使他相信這是行之有效的戰術，當戰爭進入僵持狀態時，他仍然主張採取這樣的戰術。1951年5月26日毛澤東指示彭德懷：以往採取大迂迴包圍美軍一個師甚至一個團都難以實行殲滅，以後「每次作戰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美、英、土軍一個整營，至多兩個整營，也就夠了」，「過去我們打蔣介石的新一軍、新六軍、五軍、十八軍和桂系的第七軍，就是經過這種小殲滅戰到大殲滅戰的過程的」。同時，毛澤東仍然主張採取運動戰的方式，把敵人放進來打，「至於打的地點，只要敵人肯進，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過平壤-元山線就行了。」

當毛澤東把這一看法告訴斯大林時，斯大林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在回電中說：「該電報中所述的計劃我覺得是冒險的。這種計劃僅能成功地實施一次或兩次。」「英、美軍很易識破這種計劃，從而他們會改變其戰術，使你們不可能每次都不受損失地把敵主力引到北面。」「此外，還應考慮到，英美軍向北推進時將一道接一道地建立起新的防線，從而使你們在一旦需要實施進攻時，不付出巨大損失就難以突破英、美軍防線。這當然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拿蔣介石軍隊作類比，這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為：第一，你們現在所對付的是不同的軍隊；第二，還沒有任何根據可以認為，英、美軍會像蔣介石那樣愚蠢，使你們能夠按照你們的選擇，每次殲滅敵一個整營地殲滅其軍隊。」斯大林還提醒說：「如果平壤再次落入敵人手裡，這一方面會降低朝鮮人民和朝鮮軍隊的士氣，另一方面將提高英美軍隊的士氣。」

毛澤東接受了這一意見，此後的戰爭便是以陣地戰為主了。在過去斯大林與毛澤東的交往中，任何一方提出自己的看法從來都是謹慎的、間接的或試探性的，實際上反映了他們之間互相猜疑和缺乏理解的狀態。此時斯大林能夠如此直率地向毛澤東提出不同意見，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斯大林對毛澤東的看法有了很大轉變，至少是有了一定的信任感。

毛澤東對斯大林也表現出信任和尊重。從俄國解密的檔案材料看，在整個朝鮮戰爭中，從戰爭到和談，從戰略方針到戰役指揮，甚至在戰術運用和後勤供應的具體問題上，毛澤東都徵求並且尊重斯大林的意見。

中共領導人特彆強調中蘇友誼和中蘇關係的牢固性。例如，1950年12月29日中共東北局發出與蘇聯軍事人員搞好關係的指示電后，毛澤東於1951年1月4日將這一指示電批轉全國和全軍，要求「各地凡有蘇聯軍事人員之處均應採取此種態度」。正如葉劍英在同蘇聯駐廣州領事馬盧欣(Malusin)談話時所說的：「中共中央對聯共(布)中央任何時候也不保密。我先後在上海、延安、華北各地方工作過，我一直知道中共領導人這一觀點。我經常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我清楚，政治局沒有背著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做過任何決議。只有聯共(布)和蘇聯能夠和正在給予中國友好的援助。因此，很自然，中共和中國領導人應當認真地向蘇聯黨和政府通報中國的真實情況。對中國人民最重要的與蘇聯友好的事業首先取決於正確的政策和中國人的友好行為。這是毛澤東的觀點。」葉劍英還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950年中國領導同志向毛澤東抱怨同在京的蘇聯同志有磨擦，對此毛澤東提醒中國領導人說，如果與蘇方關係變壞，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中共中央首先認為是中國同志做得不對。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朝鮮戰爭期間中蘇關係就完全和諧了。在涉及國家利益時，雙方還是都有各自不同的考慮的。例如，在種植橡膠的問題上就反映出這種矛盾。被斯大林稱為「液體金子」的橡膠是蘇聯急需的戰略物資，由於西方列強的經濟禁運，斯大林曾多次建議中國單獨或與蘇聯合作在中國的南方種植橡膠。蘇聯傾向於通過中蘇合股公司的形式開發橡膠的生產，但毛澤東堅決反對。他告訴斯大林：「在對這一問題經過多次研究后，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急需蘇聯專家方面和技術方面的援助，但按中蘇合資形式創辦中蘇股份公司來開發橡膠，在中國目前政治情況下不太合適。」毛澤東建議，蘇聯可以提供貸款，中國以每年生產出來50%以上的橡膠償還貸款，其價格可以低於世界市場。1952年9月周恩來到莫斯科簽訂有關橡膠的協議時，斯大林在會談時說：「我們每年想從你們那裡得到1.5-2萬噸橡膠。你們說有困難，好像不同意。問題是我們需要橡膠，因為製造汽車和卡車需要大量橡膠，而這些車都是供給你們的。」當周恩來表示無法保證這樣大量的要求時，斯大林說，只要中國盡量供貨，協議的寫法可以留有餘地。但如果中方不能如數提供橡膠，蘇聯將減少中國的卡車訂貨。

不過，從總的情況看，這種矛盾在當時還是個別現象，因為中國在戰爭期間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主要依賴的畢竟還是蘇聯這個盟國，而斯大林也確實向中國提供了巨大的援助。

　二、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和支持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出兵朝鮮本身就是對蘇聯實現其遠東戰略目標和利益的援助和支持，斯大林對這一點非常明白。因此，無論從什麼角度看，蘇聯都有義務保證對正在戰場上殊死搏鬥的中國軍隊提供援助和支持。斯大林的確這樣做了。

從武器裝備上來說，中國要單獨應付這樣一場現代化戰爭是不可能的。僅供應足夠的彈藥這一項任務中國本身就根本無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鮮戰場上所需彈藥約14100多噸，而國內的軍工生產能力只能完成1500多噸，而當時唯一可能供應武器彈藥的國家只有蘇聯。斯大林基本滿足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要求，特別是在停戰談判開始以前，幾乎是有求必應。

俄國檔案文件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

朝鮮戰場的戰鬥打響后不久，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魚雷快艇、裝甲艦、獵潛艇、岸炮等海軍武器裝備，並擬派海軍司令員肖勁光飛赴莫斯科進行商談。斯大林第二天便回電錶示同意。11月17日，周恩來致電斯大林：「新的戰役即將開始」，而「鴨綠江鐵路橋每天都在遭受敵機轟炸」，為解前方作戰燃眉之急，需要立即從駐遼東半島的蘇聯部隊中抽調500輛汽車。斯大林當天便答覆：「為了儘快將汽車移交給您——我是說給您新車，已指示我軍司令部不是從旅順，不是從舊車中調撥，而是在滿洲里交付新車。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輛，11月25-26日移交355輛，剩餘車輛將於今年12月5日前儘快發出。在滿洲里站還將交付1000輛汽車。」對於周恩來提出的請蘇聯為中國正在組建中的一個空軍集團軍派遣15名軍事顧問的要求，斯大林也是立即予以滿足的。

為了加強志願軍的空軍作戰能力，斯大林還主動提出無償向中國提供大量新式飛機。他在1951年5月22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

滿洲和北朝鮮邊境上的空戰終於使我們確信，米格-15噴氣式殲擊機如有優秀飛行員使用，完全可以對付美國和英國最好的噴氣式戰鬥機，尤其是轟炸機。

你們從蘇聯得到的殲擊航空兵師目前已有10個，其中6個為米格-9殲擊機師，4個為米格-15殲擊機師。為使中國殲擊航空兵師能夠成為更加富有戰鬥力的殲擊航空兵，應用米格-15殲擊機取代米格-9殲擊機，為此，需要從蘇聯給你們運去372架米格-15飛機。我們由於飛機不夠一直未能做到這一點，但現在已能做到這一點。我們打算將這372架米格-15飛機無償提供給你們，僅支付從蘇聯到中國的運費即可，運費可從軍事貸款中扣除。至於你們現有的米格-9飛機，可以留下來供你們大規模訓練噴氣式飛機飛行員之用，還可用以同轟炸機和不太現代化的戰鬥機作戰。你們的已學會米格-9的飛行員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飛機，在我們蘇聯為此僅需10天以內的時間。

我們已擬定了將372架飛機運往中國的計劃：第一批為72架，6月20日以前運抵；其餘各批也將陸續運抵，保證你們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飛機。

幾天後，斯大林對蘇聯的這一決定做了如下的解釋：

我們俄國人犯了一個錯誤：原先估計米格-9殲擊機能比得過英美最好的噴氣式戰鬥機，現在，經過北朝鮮空戰之後，此估計的錯誤已顯而易見了。這一錯誤的意義在於，如不糾正這一錯誤，它會有損於中國的空防。既然造成這一錯誤的責任完全應由我們——俄國人來負，那麼我們就責無旁貸地要消除我們的錯誤，用米格-15殲擊機來取代米格-9殲擊機，其費用應由我們來負擔，即無償向中國提供。我們既然認為加強自己盟友——中國的國防是我們的目的，那我們也就只能如此行動。至於你們現有的米格-9殲擊機，我們本該將其帶回蘇聯，由於這些飛機目前對你們的需要來說要比我們大許多倍，因此，我們決定將其留給你們。你們曾為我們買來了天然橡膠，那麼就讓米格-9殲擊機留給你們，作為我們為你們所給予援助的回報。

斯大林這一舉動表明了蘇聯作為一個盟國的誠意，毛澤東對此非常感激。從中蘇兩國領導人往來的電報中可以看出，中國和蘇聯之間的盟友關係在相互支援與合作中得到了加強。

當然，中蘇關於軍事援助的交涉並非沒有矛盾和分歧，特別是在戰爭進入邊談邊打的僵持階段以後，毛澤東仍然要求蘇聯大規模提供裝備，而斯大林似乎認為中國關於軍事方面援助的要求已經不再是完全必要的和緊急的。

1951年5月25日，即第五次戰役後期，毛澤東派高崗和總參謀長徐向前率代表團赴莫斯科，談判購買60個師的蘇聯武器裝備問題。根據徐向前與蘇聯總參謀部的代表進行預備談判后發來的電報，蘇聯方面認為，在這60個師裝備的總數中，1951年只能供給16個師的裝備(其中含3個朝鮮師的裝備)，其餘44個師的裝備將在1952-1953年提供。

毛澤東對此很不滿意，他在6月21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我軍在朝鮮參戰8個月的經歷清楚地表明了我軍與敵軍在裝備上的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軍裝備。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派高崗同志去請您供應60個師裝備的原因，對此您是答應過的。這是我們在朝鮮參戰部隊今年起碼的要求。」對於蘇聯總參謀部的意見，毛澤東認為「這與朝鮮戰場的需要和時間是相抵觸的」。毛澤東要求斯大林：「為滿足朝鮮戰場的迫切需要，請您研究一下高崗同志轉給徐向前同志的申請，以及從7月到今年年底按每月六分之一的比例提供全部輕武器、大炮、坦克、飛機、汽車、汽車備件及燃油料、藥品和其他軍用物資的可能性，以便使赴朝參戰各部隊根據現實的編製得到補充。這對軍事行動的展開是有利的。」

斯大林則答覆：「關於裝備60個師，我應當直言不諱地對您說，要在一年內完成這些訂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說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認為，在今年內提供10個師以上的武器裝備就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內，也就是三年內有可能完成60個師的訂貨，但還是有很大困難。這就是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的最後意見。我曾經千方百計想縮短這個期限，那怕縮短半年也好，但遺憾的是，經過檢查，結果沒有可能。」

談判從6月上旬開始，持續到10月中旬，最後雙方達成協議：1951年只能解決16個師的裝備，其餘44個師的裝備按每年三分之一計算，到1954年全部解決。實際上，直到1952年4月，蘇聯只提供了4個師的裝備，而且其中3個師的裝備是要移交給朝鮮人民軍的。

不過，客觀地講，斯大林說蘇聯生產有困難是實情，而毛澤東堅持急需的這些裝備，其真實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問題。朝鮮戰爭期間，中國軍隊的確是通過輪番赴朝作戰並配置整套蘇聯裝備而實現改裝的。時任軍委作戰部參謀、彭德懷辦公室秘書的王亞志老人在接受採訪時告訴了筆者如下情況：

關於陸軍裝備，50年代前期中國共有106個陸軍師，其中56個師是完全按蘇軍編製裝備的，也就是在戰爭期間談判的這60個師的裝備(其中無償贈送給朝鮮人民軍3個師，另1個師拆散給各軍事院校作訓練用)，另外50個師則是用國產的仿蘇武器換裝的。這56個師的編製配備與蘇軍完全一樣，即每個師(14963人)有3個步兵團，1個炮兵團，1個坦克自行火炮團，1個獨立高炮營，1個獨立57反坦克炮營。炮團裝備有122毫米榴彈炮、76.2毫米野炮、120毫米迫擊炮各1個營(12門)；坦克自行火炮團裝備Т-34坦克24輛，76毫米自行火炮16輛；獨立高炮營裝備37毫米高射炮12門；獨立反坦克炮營裝備57毫米反坦克炮12門；全師步兵武器13938件，炮303門，汽車261輛，特種車84輛，馬車517輛，馬1136匹。這些部隊主要是在國內駐防，真正到朝鮮前線作戰的僅有3個師。主要原因，一是裝備時間晚了，部隊全部換裝后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二是蘇軍的裝備不太適合朝鮮的山地作戰。

關於裝甲兵裝備，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為建立和培訓中國的坦克裝甲兵部隊，根據中蘇協議，蘇軍派遣10個坦克自行火炮團於1950年11月來華，由中國組織10個團的機構對口接收裝備和接受訓練，其裝備有Т-34中型坦克300輛，ИС-2重型坦克60輛，ИСУ-122自行火炮40輛。中國用上述裝備組建了3個坦克師(每師2個團，再配以摩托步兵團、炮兵團)、3個獨立坦克團以及基地訓練團。

關於高炮部隊，戰爭期間，中國利用蘇聯提供的37毫米高射炮編組了101個獨立高射炮營，其中有53個營先後入朝作戰，另40個營則編入國內各大城市防空高射炮師、團，4個營編入坦克師，4個營編入海軍基地。此外，還組建了5個野戰高炮師和1個城防高炮師(用蘇聯85毫米高射炮裝備了24個營，用76.2毫米高射炮裝備了14個營)，這些部隊均曾入朝作戰。

炮兵方面，中國軍隊在50年代還用蘇聯武器裝備了火箭炮師2個(9個團)、榴彈炮兵師14個、反坦克炮兵師2個、高射炮團33個、探照燈團4個、雷達團1個、獨立雷達營8個。

工兵方面，用蘇聯的工程器材、舟橋裝備了28個工兵團，其中入朝作戰13個團。

鐵道兵方面，入朝的鐵道兵10個師，加上鐵路員工共15萬餘人，其工程器材基本上購自蘇聯。

通信器材和防化器材也是向蘇聯購進的，用於全軍各通信分隊和防化分隊。

空軍方面，到1954年初，中國共組建了28個空軍師，5個獨立飛行團，共有飛機3000餘架，均是蘇聯贈送和售予的。

至於海軍，由於資金和技術問題，雙方的談判進展緩慢。中蘇第一個海軍協定，即《關於供應海軍裝備及在軍艦製造方面對中國給予技術援助的協定》(簡稱《六四協定》)簽字時，朝鮮戰爭已經接近尾聲了。

不過，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並不都是新式的和先進的，有的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提供給蘇聯的租借物資中的剩餘裝備，如配備彈藥有限的美製76.2毫米海岸炮等。1952年5月中國兵器工業委員會決定生產18種制式的標準武器，其中除3種仿美製式外，15種都需要按照蘇聯的圖紙生產。下半年蘇聯方面派出專家來中國考察，並提供了圖紙，但後來得知，蘇聯提供的都是在本國已經停產的武器的圖紙。還有，1952年8月彭德懷到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加強中國空軍問題，彭德懷提出要蘇聯援助伊爾-28新型轟炸機，斯大林滿口答應下來，但其條件是要中國購買足以裝備4個師的120架圖-4轟炸機。由於支付能力有限，中國只買了10架。後來才知道，蘇聯當時剛剛研製出圖-16新型轟炸機，而圖-4轟炸機是即將被淘汰的。此外，中國用蘇聯提供的3億美元貸款中的2000萬購買了第一批魚雷快艇，其主機都是翻修過的，壽命不及新主機的一半。中國海軍後來購買的兩艘潛水艇和4艘驅逐艦也都是舊貨。

總的來說，蘇聯是當時能夠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的唯一國家，這種援助對於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取得的戰果是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的。

在朝鮮戰爭期間，中蘇之間的經濟關係也得到了加強和發展。

參與戰爭加重了中國經濟的困難局面，據周恩來的通報，中國1950年的軍費開支占整個預算的44%，1951年佔52%。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對中國經濟發展造成很大損害，僅1950年底至1951年7月進口原材料和器材價格上漲幅度一般在一倍左右，有的上漲了四倍。同時，出口產品則大大減少，1950年中國土產品出口約4億美元，1951年計劃減少為2.3億美元。中國與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的貿易總額與歷史最高水平相比均減少90%以上，與亞洲各國的進出口貿易也遇到重重困難。

周恩來曾在同羅申的談話中把中國的經濟困難主要歸結為兩點：一是財政非常緊張，二是技術幹部嚴重不足。在這兩方面蘇聯都向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

蘇聯的經濟援助為中國恢復社會經濟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1950年，中國請求蘇聯提供15.044億盧布(2.838億美元)的貨物，其中包括冶金、礦山、起重運輸、能源動力等設備，以及黑色金屬軋材、金屬切削機床。這些都是中國恢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物資，而當時這些物資只能從蘇聯那裡得到。經過研究，蘇聯部長會議批准了價值1.357億美元的供貨，同時蘇聯從中國進口了價值1.508億美元的貨物。中蘇貿易額1949年為2630萬美元，1950年增長了9倍多，為24190萬美元。中蘇貿易額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即躍居第一位。進口最多的是機器和工具，其次是石油產品和鋼材，都是中國「生產建設上所急需的物品，同時也是帝國主義國家不肯出賣的物品」。蘇聯在對華貿易中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例如對中國進口的商品價格，都比同期資本主義市場的價格低——如矽鋼片的價格為香港市場價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價格固定不變，不受國際市場價格上漲的影響。此外，蘇聯政府為了幫助中國恢復生產，對於他們本可自給而無須進口的許多貨物也都設法增加其國內的消費量，大量向中國購買。對於中國臨時急需的各種商品，雖然在中蘇貿易合同之外，蘇聯也都盡量供給。因此，大量地開展對蘇聯的貿易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確定的方向。

與此同時，蘇聯還向中國派遣了大量的經濟專家和技術人員，並同意邀請中國人員赴蘇學習。朝鮮戰爭開始之時，中國政府請求蘇聯政府延長正在中國工作的126名蘇聯專家的期限，時間為一年，同時要求蘇聯接納一批中國的經濟工作人員(133名幹部和33名翻譯)到蘇聯進行考察和學習，時間為3個到半年。這兩項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到1952年3月，在中國已有蘇聯的顧問和教師332名，各種技術專家471名。因有些專家回國，1952年9月21日周恩來又致函莫洛托夫，要求1952-1953年向中國派遣239名專家。這些專家顧問的到來，對中國的經濟建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總之，戰爭不僅加強了中蘇之間的軍事合作，也鞏固和擴大他們之間的經濟關係。因此，韋斯塔的判斷是有道理的：在朝鮮戰爭中，「很可能是由於中國人的表現給斯大林留下了足夠深刻的印象」，「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斯大林還是計劃通過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蘇同盟進入一個新階段」。

三、中蘇在戰場上的協調和統一

從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直到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前，毛澤東與斯大林在估計戰爭形勢和確定戰略方針等方面都有基本一致的認識，所以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很容易進行協調並形成統一的意見，儘管他們可能出於不同的考慮，而且這些共同看法也不一定都是正確的。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取得了顯著戰果，不僅解放了平壤，而且把戰線推到了三八線附近。這時，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線以南發動第三次戰役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

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認為：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急需休整補充；後勤供應沒有保證，大部分部隊還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而且越向前進此種情況就越會增加。因此，彭德懷提出第三次戰役可考慮放在明年二三月間再打。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后，也認為部隊經兩個多月連續作戰非常疲勞，物資裝備損耗也大，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佔絕對優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

然而，毛澤東堅決主張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12月13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彭德懷即與志願軍總部領導共同研究了情況，並決定放棄原定過冬休整的計劃，堅決克服連續作戰部隊異常疲勞、兵員不足及供應不及等困難，發動第三次戰役，打過三八線去。彭德懷說：現在既然政治形勢要求我們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們打，而我們現在打起來實際上又有很多困難，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適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們突破三八線，那麼，我們就堅決突破三八線。以後，採取穩進方針。

12月19日彭德懷又致電毛澤東：「據我看，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禦，戰線縮短，兵力集中，縱深加強，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美偽軍士氣雖較前低落，現在還有26萬多兵力。從政治上看，敵人馬上放棄朝鮮對其陣營是很不利。如再被消滅兩三個師，可能退守幾個橋頭陣地，也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我軍目前仍應採取穩進，對部隊不要太傷元氣。我8日給你的電報中提到暫不越『三八線』作戰，以便充分準備來年開春再戰。得你13日複電后，現已遵示越『三八線』作戰。如無意外變故，打敗仗是不會有的，但攻擊受阻或勝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實際上，在是否越過三八線的問題上斯大林與毛澤東早已達成了默契。

12月5日蘇聯就表示出傾向性意見。在葛羅米柯與中國大使王稼祥會談時，王稼祥探詢蘇聯方面對於在目前條件下美國人是否會就朝鮮問題同中國和蘇聯舉行談判的看法，葛羅米柯回答說現在美國方面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局勢的建議。接著，王稼祥問起：「從政治角度看，中國軍隊在成功地繼續進攻的情況下，是否應該越過三八線。」葛羅米柯回答：「鑒於當前朝鮮的形勢，提出『趁熱打鐵』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十分恰當的。」王稼祥對此表示同意。儘管王稼祥和葛羅米柯都事先聲明這個談話完全是非正式的，並且只代表他們自己的看法，但顯然經過雙方領導人的授意在互相摸底。

就在這一天，緬甸、埃及、印度等11個亞、非國家呼籲中朝軍隊不要越過三八線，聯合國和英、印等國家還不斷向中國探詢停戰條件。

為了掌握主動，並表現出積極性，中國政府擬定了五項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台灣海峽和台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並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不過，毛澤東沒有忘記事先徵求蘇聯的意見，於是周恩來召見羅申，轉達了中國政府關於停戰談判的條件，並說：「在有關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現有條件送達伍修權之前，中國政府想同蘇聯政府商量，並請蘇聯政府就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周恩來還懇切地提出，中國政府希望當天就得到答覆。蘇聯政府立即回電錶示「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五項條件，並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停止」。同時，蘇聯還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為了與中國協調行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決議，通知在聯合國的代表團，在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建議中應加上兩條，即中國五項條件中的第1條和第3條。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時停止進攻的意見。顯然，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的「政治」不僅是對英美而言，也考慮到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傾向性意見，正如他在12月29日電報中說的，如果不打這一仗，「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

然而，第三次戰役雖然取得了一定勝利，但對於中國志願軍來說已是強弩之末。在戰鬥中，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而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麼創傷。由於志願軍的困難處境並沒有絲毫減少，突破三八線並攻佔漢城后，彭德懷於1月8日命令出國連續作戰已近三個月的志願軍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毛澤東和斯大林都不是沒有軍事常識的人，這一次他們支持了彭德懷。

對於志願軍停止繼續進攻，朝鮮方面和在華蘇聯顧問都表示強烈反對。1月9日上午，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作戰室，當他得知戰役已經結束、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后，立即表示出極大的不滿和不理解。他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聶榮臻耐心的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已見。與此同時，彭德懷在前方也遭到朝鮮領導人和蘇聯大使的反對。蘇聯新任大使拉祖瓦耶夫(Razuvaev)極力主張志願軍應繼續南進。金日成和朴憲永則要求立即與彭德懷會面，並表現出對志願軍的決定非常不滿，他們還直接向毛澤東和斯大林告彭德懷的狀。

分歧意見反映到中蘇兩國最高層，又是通過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協調才化解了這次矛盾。首先，他們都一致贊同和支持彭德懷。斯大林說真理在彭德懷一邊，彭德懷是當代的軍事家。斯大林還來電建議，為了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中國人民志願軍可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令朝鮮人民軍繼續向南追擊。在這種情況下，當金日成再次要求縮短休整時間繼續南進時，毛澤東就致電彭德懷指出，人民軍可放在漢江以南第一線，而志願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南進的人民軍可由朝鮮政府自己指揮，志願軍則擔任三八線以北的守備任務。朝鮮軍隊當然不會孤軍深入，金日成不得不接受彭德懷關於部隊休整的主張。此後，1月14日，毛澤東又電示彭德懷和金日成，只有經過2-3個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終解決南朝鮮問題」，「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到9月所犯過的錯誤」。

正是由於中蘇領導人的協調，在前線的中朝指揮員之間才消除了分歧，取得了一致意見。

當然，毛澤東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暫時休整，而不是主張完全停止進攻，因為他們一致確定的戰略目標是把美國軍隊全部趕出南朝鮮——儘管實現這一目標實際上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當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新議案於1951年1月11日提出並於13日在聯合國大會通過後，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拒絕。

這個議案共有五個部分：立即實現停火；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恢復和平；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並做出適當安排使朝鮮人民能夠選舉其政府；為統一和管理朝鮮做出安排；停火之後召開一次由英國、美國、蘇聯和共產黨中國參加的會議，以解決遠東的問題，其中包括台灣的地位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這個事先幾個小時才通知美國的新議案使美國政府進退維谷。正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指出的，同意這個議案將「失去朝鮮人的信任，並引起國會和輿論界的憤怒」，不同意則會「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支持」，而國務院最後決定支持這一議案，是「熱切地希望並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

與美國政府的處境相反，如果接受這一議案，中國政府則可以左右逢源：恰如陳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願軍可以合法地佔據三八線以南已有的地盤，即使停火失敗亦可使他們獲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潛力。然而，毛澤東與斯大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政府1月17日以堅持先撤軍后停火為由拒絕了聯合國的決議，這不僅使艾奇遜鬆了一口氣，而且也使中國喪失了一次在絕對有利於己的條件下實現停戰的機會。

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還為敵人的反撲提供了借口。正當中朝部隊進行休整時，新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立即發動了大規模反攻，中朝聯軍的處境十分危急。

彭德懷對敵人的反攻並不感到意外，但敵人由潰退到反攻行動如此之快卻出乎他的意料。當時中朝高級指揮正在開會，他們對形勢進行分析后認為，中朝聯軍極需休整補充才可再戰。經與朝方商議，彭德懷於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說，根據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決議，「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志願軍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

但毛澤東對形勢仍持比較樂觀的看法，他於第二天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繼續南進：「我軍必須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2-3萬美軍和偽軍及佔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在準備此次戰役過程中，必須保持仁川、漢江南岸橋頭陣地和漢城，還必須誘使敵軍主力進入水原-利川地區。戰役開始后，北朝鮮和中國軍隊必須突破敵在原州地區建立的防線，爾後向榮城-安東方向發起進攻」。毛澤東還特彆強調：「中國和北朝鮮軍隊向北後撤15-30公里及發布關於贊同暫停軍事行動的公報，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敵人恰好希望當我軍向北撤至一定距離以便使他能封鎖漢江時才停止軍事行動。」最後，毛澤東要求彭德懷「在高級指揮員會議上做出解釋，一定要把這一會議引導到準備第四次戰役上來」。同一天，毛澤東將他的決定報告斯大林並詢問「這樣做從國際形勢的角度來看是否合適」，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表示「從國際的觀點看，不讓敵人佔領仁川和漢城，以使中朝部隊給敵人的進攻部隊以重大打擊，是完全合適的」。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澤東設想的第四次戰役的目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當戰爭在三八線附近陷入僵局后，又是毛澤東和斯大林之間的協調，促成蘇聯駐聯合國和安理會代表馬立克提出了立即停火的主張。

經過彭德懷面見毛澤東力陳志願軍的困難處境，毛澤東認識到：「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在此種情況下，我軍擬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我第二番志願部隊九個軍到齊后，再進行有力的新的戰役。」「總之，在美國堅持繼續作戰、美軍繼續獲得大量補充並準備和我軍作長期消耗戰的形勢下，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毛澤東和斯大林於3月初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后取得了一致的認識。

在此後的戰鬥中，志願軍雖將美軍的進攻制止在三八線附近，但犧牲巨大，損失嚴重。

1951年5月下旬，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對中國在朝鮮的戰略進行了一次全面回顧。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在他的回憶錄中概括此次回顧的過程和後果時是這樣寫的：「第五次戰役之後，中央開會研究下一步怎麼辦，會上多數同志主張我軍宜停在三八線附近，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我當時也是同意這個意見的。我認為，把敵人趕出朝鮮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停在三八線，也就是恢復戰前狀態，這樣各方面都好接受。」會議確定了這一方針。

6月3日金日成抵達北京，中共中央經與朝鮮方面協商，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正式決定採取在準備長期堅持戰爭的同時爭取和談結束戰爭的新的戰略方針。

但是，如何貫徹這一方針有一個與蘇聯協調步驟的問題，於是，毛澤東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實際上，斯大林在此之前已經開始考慮和談問題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Tsarapkin)於5月初便開始與美國方面接觸，透露蘇聯有進行和談的意願。5月18日，在普林斯頓大學執教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應召去華盛頓面見艾奇遜，接受與馬立克會談的任務。6月5日，馬立克在與凱南的第二次會談時表示：「蘇聯政府希望和平並希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越早越好。但是，蘇軍既沒有參加在朝鮮的衝突，蘇聯政府不認為它能參加關於停火問題的任何討論。」馬立克隨後說：倘使凱南先生願意聽聽他個人的意見，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和朝鮮與中國就此事進行接觸。凱南注意到，馬立克在會談時根本沒有提到更為廣泛的遠東國際事務問題，諸如台灣和對日和約等。顯然，這表明蘇聯已經考慮不以中國在1月份提出的條件為前提進行和談了，儘管當時美國國務院對莫斯科的用意還捉摸不透。

高崗和金日成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彙報。斯大林也來電錶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毛澤東當日給高崗和金日成回電，又提出了一個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問題：

關於如何提出停戰談判的問題，我們認為現在由我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對朝鮮和對中國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在最近兩個月內，朝鮮軍隊和志願軍都在採取守勢。

最好這樣做：

1、等待敵方提出。

2、最好由蘇聯政府根據凱南的聲明向美國政府試探停戰問題。

可以同時進行上述兩種方法，即一方面由蘇聯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方面，如果敵方提出停戰問題，朝鮮和中國將表示同意。最好請你們交換意見並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決。

3、停戰條件：恢復三八線邊界；從北朝鮮和南朝鮮劃出一條不寬的地帶作為中立區。絕不允許中立區只從北朝鮮領土中劃出的情況發生。南北朝鮮彼此有所交錯。至於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不提出這個問題作為條件，因為中國可以援引聯合國實際上已成為侵略工具，所以中國現在不認為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有特別意義。

應當考慮一下，是否值得把台灣問題作為條件提出來？為了同他們討價還價，我們認為應當提出這個問題。

在美國堅持台灣問題單獨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將做出相應的讓步。

儘管馬立克曾向美國方面表示蘇聯不能出面提出和談問題，但由於美國和中國都不願主動表示出和談的意願，斯大林最後決定還是由蘇聯提出這一問題。6月23日，馬立克在聯合國發表廣播演說，提出交戰雙方立即停火的建議。經6月27日美國駐蘇大使柯克(Kirk)與葛羅米柯會談后，美國確認馬立克的演說代表了蘇聯政府的觀點。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通過廣播電台正式提出停火建議。7月1日，中朝方面對李奇微的建議做出了積極的反應。從此，朝鮮戰爭進入了漫長而艱苦的「邊談邊打」的階段。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如果斯大林與毛澤東之間沒有如此默契的合作，即如果斯大林堅持蘇聯不能出面提出和談問題，戰爭僵持的局面還會延續下去，而中朝軍隊面臨的局勢也會更加困難。

馬立克發表演說的第二天，斯大林就致電毛澤東，有意向他表明蘇聯所採取的是尊重中國意見的合作態度：「您應當從馬立克的發言中知道，我們關於提出停戰問題的承諾已經兌現。」毛澤東也承認「馬立克的講話保證了我們在進行和平談判方面的主動權」，同時又提出「如果談判開始，最好您親自領導他們，以免出現不利的局面」。後來，雖然斯大林沒有直接領導中朝方面進行停戰談判，但從俄國檔案文獻可以看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電報頻繁往來，中朝方面所採取的每項具體措施和確定的每個具體方針都是經過請示斯大林並得到批准的。在這方面有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當談判陷入僵局時，朝鮮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讓步以便迅速達成停戰協定，毛澤東則堅持不能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退讓，這時斯大林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並共同說服了金日成。

到1952年1月底，朝鮮方面已經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後來，停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拖延下來。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澤東提出應接受美國方面的條件，以便立即實現停戰。毛澤東在7月15日的電報中竭力說服金日成，告訴他，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著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並不斷蒙受損失，使蘇聯的建設和世界民族革命運動得到發展，「這將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在表示中國將「竭盡全力保證朝鮮人民渡過難關」的同時，也告訴金日成「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解決您的問題，那我們將同您一起去請求菲利波夫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國的這一建議和方針「會告訴菲利波夫同志並徵求他的意見」。金日成在7月16日的回電中雖然表示接受中國的意見，但他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還是堅持：「在開城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開城的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對此，斯大林表示支持毛澤東，認為中國「在停戰談判中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8月20日斯大林與周恩來進行了會談，當周恩來反映中朝之間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存在分歧時，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當然，要理解朝鮮人，他們有很大犧牲。但應該向他們講明白，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

總之，從中國出兵朝鮮到斯大林去世，中蘇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在有關戰爭的一切重大問題上一直保持著協調的步驟和統一的立場。

1953年3月，在朝鮮戰爭的軍事衝突和停戰談判都處於僵局的時候斯大林去世了。

如果說決定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是斯大林一生中做出的對國際局勢產生重大影響的最後一次決策，那麼派遣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則是毛澤東在創立新中國后做出的對共和國未來命運產生深遠影響的第一次決策。他們之間的這次合作為中蘇同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同時也必須看到，蘇聯的政治和經濟實力，斯大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黨內的威望，以及斯大林成熟的外交手段，這一切迫使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與蘇聯的交往中處於一種被動的和服從的地位。而這就構成了隱含在中蘇同盟關係之中的一種分裂因素，特別是從毛澤東的個性來看，這種狀況只能是暫時存在的，一旦情況發生變化，毛澤東勢必會將對斯大林的怨氣發泄到蘇聯未來新領導人的身上。

斯大林去世以後，蘇聯新領導人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趨向讓步和緩和的方針佔了上風。儘管毛澤東對此可能仍然堅持強硬立場，但他還是聽從了蘇聯的意見。

步履維艱的板門店談判終於有了結果。1953年7月朝鮮戰爭結束了，中蘇同盟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2009年3月27日

餘論一 中蘇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先後來到莫斯科，與斯大林及其他蘇聯領導人進行了長時間的協商和談判，終於簽訂了替代1945年中蘇條約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從而將中國與蘇聯的戰略同盟關係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這無疑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動，也是中蘇關係史上最值得研究的歷史事件之一。

然而，由於相關檔案文獻的缺乏，以往研究者依據現有的材料無法肯定和明確地回答下述問題：對於簽訂這樣一個新的同盟條約，中蘇雙方各自的立場、方針和設想究竟是怎樣的？在他們的協商和談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爭論？簽約雙方是誰做出了讓步才形成了最後的一致意見？化解利益衝突的結果對蘇聯的遠東政策發生了怎樣的作用？甚至因當事人記憶上的模糊或錯誤，導致人們得出了一些與歷史事實大相徑庭的結論。

1997年，筆者在俄國的解密檔案中發現了一批關於這次中蘇條約談判的歷史文獻，共有70多件，其中包括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會談記錄，毛澤東、周恩來與蘇聯其他領導人的會談和談判紀要，中蘇雙方各自擬定的有關條約和協定的最初文本及歷次修改稿，以及蘇聯有關部門和專家呈報的對於條約、協定的建議和意見。儘管這還不是有關中蘇條約談判的全部檔案文獻，但對這些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並與中國發表的有關文獻和回憶錄結合起來，已經可以對1950年中蘇條約談判的主要內容及其過程做出比較清楚的描述，從而在一個比較可靠的基礎上正確地判斷中蘇同盟的歷史地位，並回答上述幾個問題。

一、中蘇關於同盟條約的不同設想

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為了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加強與美國對抗的實力，斯大林無疑需要新中國加盟蘇聯的東方集團。即將取得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從意識形態、安全利益以及未來國家的經濟建設等各方面考慮，顯然也要求與蘇聯保持密切的聯盟關係。在這一點上，斯大林與毛澤東有著目標一致的共同願望。

然而，如何以法律條文的形式——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雙方的利益衝突——實現這一願望，中蘇之間卻有不同的設想。斯大林希望與新中國結盟的方式和表現形式不致破壞雅爾塔體系及損害蘇聯在中國東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澤東考慮的則是如何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在中蘇條約中保證中國的經濟利益。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上。

中蘇雙方最早接觸到這個問題是在1949年初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期間。儘管這次會談沒有直接提出是否廢除1945年中蘇同盟條約的問題，而是從新疆、蒙古和東北一些具體問題談起的，但恰恰是這些問題涉及到中蘇之間的主權和利益分歧。

據俄國的檔案文獻，在西柏坡會談中蘇聯採取了當年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時同樣的策略，即以在新疆問題上的讓步來換取中國在蒙古和東北問題上保證蘇聯的利益。當毛澤東暗示蘇聯插手新疆問題時，米高揚立即表明蘇聯在新疆問題上沒有任何要求和企圖。而在毛澤東試探性地提出蒙古的統一時，米高揚則明確表示蘇聯不支持內外蒙古的統一，理由是如果蒙古實現統一，那將是內蒙古統一到外蒙古去。隨後，斯大林又來電錶明了同樣強硬的立場，毛澤東只得表示不再提出蒙古問題。關於東北問題，中蘇雙方都採取了后發制人的策略。談到旅順海軍基地問題，毛澤東一方面通過中國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揚提出「在革命政府掌握中國政權后，蘇聯再在旅順口保留軍事基地就沒有意義了」，一方面又表示中國的共產黨人「主張保留這個軍事基地」，「待到中國十分強盛，有能力抵禦日本侵略了，那時蘇聯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順的基地了」。毛澤東用這種委婉的說法表明了對於旅順口中國應該收回而目前暫不收回的立場。斯大林很清楚，新中國沒有海軍，因此目前尚無力收回旅順港，於是，在得到米高揚的報告后致電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人掌握政權后，形勢就根本改變了。蘇聯政府已經決定，一旦同日本簽訂和約，而且美國也從日本撤軍，蘇聯就取消這個不平等條約，並從旅順撤軍。然而，如果中國共產黨認為蘇聯軍隊立即撤出旅順地區為宜，那麼蘇聯準備滿足中國共產黨的願望。」對此，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人立即表示不能馬上撤退蘇聯軍隊和撤銷旅順口基地，但毛澤東還是沒有忘記補充一句：中國人民感謝蘇聯的這個條約，當我們強大起來時你們再離開中國，到那時我們再簽訂類似蘇波條約那樣的中蘇互助條約。所以，米高揚當時的感覺是正確的：毛澤東「有自己的策略考慮，但他沒有明說」。

斯大林最為關心的是如何確定中國長春鐵路的歸屬——如果說確立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是蘇聯遠東戰略的核心，那麼中長路則是這一戰略的生命線，他十分擔心毛澤東會提出1945年中長路協定的有效性問題。據隨同米高揚來華的科瓦廖夫回憶，斯大林在會談期間「不止一次以無線電報向我詢問，中國同志對中長路協定的真正態度如何，他們是否認為中長路協定是真正平等的條約」。米高揚在會談時則坦率地告訴中共領導人，蘇聯不認為有關中長路的協定是不平等的，「因為這條鐵路主要是由俄國出資建成的」，「可能在這個條約里，平等的原則未能得到充分體現，但我們準備與中國同志友好地討論並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在這個直接涉及中蘇經濟利益的問題上，中共領導人沒有像前兩個問題那樣表示明確的態度。毛澤東含糊地回答米高揚說，在中長路產權歸屬問題上存在的一些磨擦是可以就地解決的，但他接著又暗示將一些東北企業歸屬中長路是違背有關協定的：國民黨軍隊掠奪了中長鐵路及部分企業，隨著人民解放軍的開進，這些企業又歸還給了中長路。不過老百姓傳說，國民黨是根據中蘇條約佔據這些企業的，而人民解放軍把企業交給中長鐵路似乎是破壞了條約。為了留有餘地，毛澤東最後還是同意了讓高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這個問題並向中共和聯共(布)中央彙報。然而，斯大林已經從科瓦廖夫那裡了解到：高崗和陳雲表面上都承認中長路協定是平等的和令人滿意的，但「實際上中國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鐵路，他們正在儘力從蘇聯人手中奪取對這條鐵路的管理權」。所以，在莫斯科看來，最好的辦法還是先把問題擱置起來。

但是對於即將成立新政府的中共領導人來說，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等待的。至遲1949年4月，如何處理舊中國簽訂的對外條約問題已經提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對民主人士談到：過去的「對外條約有的廢除，有的則要加以修改，有的還可以保持」。這裡談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條約，顯然是考慮到了1945年的中蘇條約。對於新中國來說，最好的結果當然是以新約代替舊約，不過毛澤東此時還沒有揣摩到斯大林的真實意圖。劉少奇訪蘇出發前，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與劉少奇和王稼祥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當講到去莫斯科如何處理原中蘇條約的問題時，毛澤東只是說「可以談談看」。

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在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莫斯科期間，按照事先的準備向蘇聯提出了如何處理中蘇條約的問題。在給斯大林的書面報告中，劉少奇表示新中國政府願意繼承現有的中蘇條約，但同時又提出，在蘇聯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時需要對這個條約加以處理。劉少奇舉出了三種處理方式：(1)由中國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認這個條約繼續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根據原來條約的精神，由兩國政府代表重新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3)由兩國政府代表換文，暫時維持這個條約的原狀，但準備在適當時機重新加以簽訂。此時，斯大林仍然沒有急於回答中方提出的問題，他在劉少奇的報告上批道：「等毛澤東到莫斯科后再決定這個問題。」顯然，中蘇雙方領導人都想摸到對方在即將開始的外交談判中的底線。

新中國成立以後，解決中蘇之間同盟條約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領導人開展外交活動和形成外交決策的當務之急，而且他們寄希望於以中蘇新型關係的表現形式為榜樣廢除舊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因此，毛澤東在外交問題上首要考慮的就是直接與斯大林進行會談，而且明確地向斯大林透露，會談的目的是要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

1949年11月8日，毛澤東致電莫斯科表達了出訪蘇聯的願望，還特別說明訪問期間要提出中蘇條約問題。電報又補充說如果要簽訂條約，周恩來將前往莫斯科簽字。11月9日，中共中央給中國駐蘇大使王稼祥的電報也說明了同樣的目的。在此期間，身為聯共(布)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報告說：毛澤東曾經告訴他打算出訪三個月，第一個月在蘇聯與斯大林會談，要簽署新的中蘇條約，第二個月訪問東歐，第三個月在蘇聯南方養病。因此，中國人希望斯大林將中蘇條約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看來，毛澤東去莫斯科一是要與蘇聯結成同盟，二是要以一個新條約的形式表現這種同盟關係。這一點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儘管毛澤東一再表明了訪蘇的目的，卻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所以他仍然不知道斯大林的意圖。否則，毛澤東也不會只身前往莫斯科了。

二、毛澤東堅持要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毛澤東於1949年12月16日到達莫斯科，六個小時之後便與斯大林舉行了正式會談。

根據俄國檔案中的會議記錄，這兩位領導人的第一次對話便在中蘇條約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當毛澤東談到劉少奇訪蘇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問題時，斯大林立即打斷他的話說「這個問題可以討論和解決」，但「蘇中之間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這個條約的」，所以蘇聯領導人「決定暫時不改動這個條約的任何條款，因為哪怕改動一條，都可能給美國和英國提出修改條約中涉及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等條款的問題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設想是要「尋求一種可行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這就明確表示了蘇聯不準備簽訂一個新條約的立場。對此，毛澤東不好直接反對，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國長春鐵路和旅順的現狀」，「眼下不必修改條約」，但同時指出「在中國討論條約時，我們沒有考慮到美國和英國在雅爾塔協定中的立場。我們應該按如何對共同的事業有利來行事，這個問題必須考慮周到」。會談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再次提出「是否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解決條約問題」，對此斯大林顯然很不高興，他回答說：「這個問題您必須自己決定。可能需要周來解決其他一些問題。」

在第一對話中，斯大林先聲奪人提出了處理中蘇條約問題的原則，而毛澤東卻未能明確表達出中方的立場。在12月18日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毛澤東講述了他對這次會談結果的理解，即蘇聯認為「不宜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裡撤軍。電報中還講到一段俄國檔案沒有記錄的內容：儘管毛澤東提出中國的社會輿論認為原條約已經失去了意義，斯大林仍然強調對原條約的修改大約要到兩年以後，並堅持不要周恩來去莫斯科。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這一問題並提出處理意見。

12月21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聯名致電毛澤東說，政治局會議研究后的意見是，如果「只準備就旅順駐兵問題及對一般政治問題發表一個聲明，則恩來同志去莫似無必要」。顯然，在北京的中國領導人此時意識到，通過這次中蘇最高領導人會談，已經不大可能按照中方的意圖簽訂一個新的中蘇條約了。

然而，毛澤東卻沒有放棄努力。他首先有意表現出對第一次會談的結果很不滿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觀察，那幾天毛澤東「悶悶不樂地呆在別墅里」，「情緒不好，心神不安」。為了進一步表明中國方面的態度，他於12月22日邀請科瓦廖夫去談話，並要求把談話記錄轉給斯大林。根據談話記錄，毛澤東提出下一次會見希望安排在12月23日或24日，並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談判的兩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解決中蘇條約、貸款協定、貿易協定、航空協定等問題，其中包括緬甸承認中國的問題。按照這個方案，需要周恩來前來莫斯科履行協議簽字手續。第二種方案是對第一方案中的各種問題從多方面進行磋商，但暫不履行相應的簽字手續。這樣，周恩來就不必馬上來莫斯科。毛澤東在交談中不止一次地強調，所有這些問題均由斯大林定奪。

毛澤東對第二次會談仍抱有極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談到：「已與斯大林約好23或24日談一次。在這次談話后可以確定方針電告你們。」

然而，在12月24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談中，雙方主要是談的是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亞洲兄弟黨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沒提中蘇條約的問題，毛澤東對此大失所望。這一次毛澤東真的動了氣，他後來曾向蘇聯大使尤金談起當時的情況：「關於簽訂條約的問題當時對我們來說事關重大，將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後發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會談時就提議簽訂條約，但是斯大林卻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會談時又重提這一問題」，斯大林還是找借口拒絕了。「後來斯大林避而不見我。我曾給他的住所打過電話，但得到的答覆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議我去見米高揚。」毛澤東說「這種做法使我很生氣，我決定呆在別墅里，什麼也不幹」。毛澤東還拒絕了科瓦廖夫和費德林關於去蘇聯全國遊覽的建議，而寧可「在別墅里睡大覺」。

根據汪東興的日記，12月25日中午斯大林曾來電問候毛澤東，26日和27日毛澤東與其他蘇聯領導人繼續進行過會談，此後直到1950年1月1日前的幾天，毛澤東與蘇聯領導人沒有任何接觸，也沒有任何公開的活動。

莫斯科的空氣顯得凝重而緊張，斯大林在等待毛澤東轉變立場，而毛澤東則在設法迫使斯大林做出讓步。

1950年元旦這一天，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奉外交部長維辛斯基之命拜訪了毛澤東。毛澤東向他聲明，因身體不適，「準備完全靜養一周，徹底恢復正常的睡眠」。毛澤東還強調他「不想參觀工廠，不想作報告，也不想發表公開演講」，並且取消了在蘇聯各地旅行的計劃。最後，毛澤東提出「想提前一個月，即在1月底離開莫斯科回國」。在談話中毛澤東還向蘇聯方面透露了一個消息：最近幾天「收到北京的報告，說緬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們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是，只要緬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國政府的條件，「他們可以派代表到北京進行談判」。毛澤東還告訴羅申：「不久英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也將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上採取明顯步驟。」

毛澤東並非是無意中談到這兩個問題的，而是在以一種東方式的外交語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滿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澤東不是真的要休息養病和提前回國。儘管他在私下表示了這種意見，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澤東就以答塔斯社記者問的形式公開向外界聲明他來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問題，並表示逗留蘇聯的時間「部分地取決於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毛澤東還說「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這無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了簽訂新條約、捍衛新中國利益的決心。斯大林必須考慮到毛澤東的處境和可能做出的反應。

其次，英國和緬甸也不是最近幾天才提出承認中國的問題的。早在1949年12月16日周恩來主持政務院會議時就透露「英國政府傾向於承認我國」，而12月18日周恩來已複電緬甸外交部長，同意在緬甸政府與國民黨殘餘力量斷絕關係的基礎上建立中緬外交關係。毛澤東選擇這個時候向蘇聯傳遞這些信息，顯然是在外界傳聞毛澤東在莫斯科被「軟禁」、中蘇關係出現緊張狀態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壓力。無論如何，當中蘇談判陷入僵局時，中國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關係出現轉機，對斯大林無疑是一個震動，他感到這是中美關係緩和的先兆。顯然，考慮到國際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動以及中美緩和對蘇聯在亞洲利益形成的威脅，斯大林也不會讓毛澤東空手而回。

這一招果然奏效，第二天中蘇條約談判的僵持局面便開始緩解，做出讓步的是斯大林。1月2日晚8時，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來到毛澤東下榻的別墅，特地詢問他對簽訂中蘇條約等事項的意見。毛澤東講了三個方案：(1)簽訂新的中蘇條約；(2)由兩國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公報，說明兩國對舊的中蘇條約交換了意見，而實際上把這個問題拖下來；(3)簽訂一個聲明，內容是講兩國關係的要點。莫洛托夫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澤東又追問：「是否以新條約代替舊條約？」莫洛托夫明確回答：「是的。」毛澤東當即說出了他的安排：「我的電報1月3日到北京，恩來準備5天，1月9日從北京動身，坐火車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約10天時間談判及簽訂各項條約，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國。」

根據汪東興的日記，1月3日這一天毛澤東「精神特別好」，「有說有笑」。

籠罩在莫斯科上空的烏雲終於散開了。

三、蘇聯對同盟條約的精心設計

中蘇第一回合談判確定簽訂一個新條約以代替1945年的條約，問題在原則上似乎得到了解決。然而，斯大林此時的讓步不過是做了一篇表面文章，關鍵的問題在於簽訂一個什麼樣的新條約。在這個實質問題上，莫斯科精心設計了一系列條約草案，其目的是全面維護蘇聯在1945年條約中的既得利益。此前，斯大林堅持的原則是條約的形式不能改變，即必須保留舊的中蘇條約，而對其實際內容可以進行修改。但在確定了廢除1945年條約的原則以後，蘇方最初提出的新條約的各種草案卻完全沿襲了舊條約的內容。由此看來，斯大林所謂重新簽訂中蘇條約將引起破壞雅爾塔體系的連鎖反應的說法不過是一個借口，至多也只是表面層次的理由，其真實意圖還在於維持蘇聯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和既定目標。

毛澤東此時對條約和有關協定的具體內容似乎還沒有認真考慮，他在1月6日與維辛斯基和1月9日與科瓦廖夫的談話中只是強調「簽訂一個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同時表示在具體簽約時會考慮蘇聯與雅爾塔協議的關係；中國政府「將依據包括蔣介石與資本主義國家簽訂的條約在內的一切現存條約為起點，重新進行談判」。而作為中方談判主角的周恩來則正在準備趕赴莫斯科的行裝。

然而，蘇聯方面對條約及有關協定草案的準備工作已經緊鑼密鼓地開始了。1950年1月5日，蘇聯外交部起草了名為《蘇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關係的條文外，該草案第七條明確指出：「締約國雙方承認，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長鐵路、大連和旅順口協定繼續有效。」顯然，蘇方最初的設想是在簽訂一個新條約的同時繼續保留1945年的三個協定。

1月9日，蘇聯外交部條法司司長格利巴諾夫、遠東司副司長費德林、駐華大使羅申等人聯名呈報了他們起草的條約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條將「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改成比較具體的內容：「鞏固和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繫」，第七條則改為：「締約國雙方聲明，根據蘇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規定，完全保留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中蘇大連港協定和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旅順口協定及其附件，並使其成為本條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裡，蘇聯外交部進一步明確和強調了1945年關於大連和旅順協定的有效性，至於中長鐵路問題則轉由蘇聯交通部去專門處理。

基於斯大林以前曾答應中國在對日和約簽訂后蘇聯軍隊撤出旅順海軍基地，維辛斯基對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見。根據這一指示，格利巴諾夫等人於1月10日又提交了條約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條增加了「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一句，第七條增加了以前斯大林提出過的說法，改為：「締約國雙方同意，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內撤出，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在規定期滿后應重新修訂。」

但這裡有一個明顯的漏洞：既然已確定蘇軍提前撤出，為什麼該協定還要等到期滿即20多年後再重新修訂？於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條中重新修訂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的日期提前到「簽訂對日和約以後」，而在第五稿中則把蘇軍「撤出」改為「縮減或撤出」。

1月16日，維辛斯基將外交部最後確定的文本(第六稿)呈報給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條的寫法是：「締約國雙方同意，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的期限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於1950年開始。締約國雙方還同意，中蘇之間1945年8月14日簽訂的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以及大連港協定議定書在簽訂對日和約后重新審議。」

這一草案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即該文本將條約的名稱由《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改為《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新的中蘇條約便沿用了這個名稱。鑒於前文提到的毛澤東在12月16日和1月6日的會談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條約」的說法，顯然，維辛斯基在最後確定條約名稱時注意到了中方的這一說法。

為了在新條約中保留舊條約的部分內容，蘇聯需要從國際慣例和國際條約的有關理論中找到法律根據。蘇聯外交部條約法專家杜爾金涅夫斯基進行了這方面的工作，他在1月13日致維辛斯基的備忘錄中指出，在「關於1928年2月20日條約的哈瓦那公約」和其他國際條約理論中，都沒有談到在舊條約失效的情況下其內容被新條約所吸收的問題，但是在實踐中不乏在舊條約沒有被明確廢除和取消的情況下其內容與新條約并行有效的例子。杜爾金涅夫斯基列舉了道威斯和楊格計劃，關於同販賣婦女、兒童作鬥爭的公約，1890年和1906年中英西藏協定，以及蘇聯先後與法國和南斯拉夫簽訂的友好互助條約等一系列實例，並提出了這樣的建議：「在同一問題上『吸收』了以前條約相似內容的條約可以被認為具有并行效力。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認為以前的條約就一定失效了。但由於可能出現各種解釋，所以，對保留與新條約不矛盾的一部分舊條約作補充說明是適宜的，這樣的補充說明可以寫在新條約的文本或簽字議定書以及專門的照會中。」外交部此舉的意圖主要是針對中長鐵路和大連問題的。鑒於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已經表示不會在近期收回旅順港軍事基地，因而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就主要體現在對中長鐵路及其終點大連港的控制權上，所以，莫斯科極為重視有關中長鐵路及大連港的協定，其方針就是將這一問題與條約本身(含旅順問題)區別開而單獨提出。

蘇聯外交部首先確定了處理中長鐵路協定的原則。根據法律專家的建議，維辛斯基在1月16日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確認中國長春鐵路協定有效的議定書》和相同內容的《聲明》草案，其中專門提出「完全根據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簽訂的中國長春鐵路協定中指明的期限確定該議定書的有效期」，同時建議在中蘇條約簽字時以《補充條款》的方式聲明「本條約的締結不承擔蘇中雙方在以前條約中各自的債務」。

接著，蘇聯交通部便提出了關於中長鐵路及大連港協定的具體修改建議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長貝舍夫在1月19日給莫洛托夫的報告中說明了他們如下的修改建議：

關於中長鐵路協定：

一、重新規定中國長春鐵路的資產組成。1945年的協定沒有把位於南線(哈爾濱-大連)上的工廠及其附屬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業列入鐵路的資產組成，而新修訂的條款應規定將上述這類企業，即確保鐵路正常營運所必須的企業，列為蘇聯和中國共同擁有，而不論它們建立的時間。

二、規定由中蘇雙方人員輪流擔任鐵路局的理事長、監事長、局長和總稽核等職務及其副職，每三年輪換一次。而以前這些職務是固定由中蘇雙方人員分別擔任的。

三、新增加的條款是，對中國長春鐵路及其所屬企業和機關所需的進口貨物免征海關稅、各種特別稅及其他貨運稅。

四、將舊協定中國長春鐵路應與中國的國營鐵路一樣向中國政府「繳納稅捐」一句改為「繳納同樣數額的稅捐」。

關於大連港協定：

一、儘管大連港未被列入中長鐵路的組成部分，但在原協定的第三條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長鐵路局局長從蘇聯人員中委派。

二、為了共同經營大連港和大連的工廠，建議組建一個中蘇合營的遠東海運公司，並將該公司蘇聯方面的領導權委託給蘇聯海軍部。

貝舍夫在報告的結尾還特別說明，把在1945年以前屬南滿鐵路管轄的地段列為中長鐵路資產組成是出於經濟利益上的考慮，因為這段鐵路「每年都能產生很大利潤，1943年其利潤是1.63億盧布」，「從1946年開始，在確保中國長春鐵路正常營運時，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數額的利潤」。而目前「滿洲地區工業的恢復和經濟的發展，以及滿洲與中國其他地區經濟聯繫的擴大，正在引起貨運量和旅客運輸量的增長，特別是在南線即哈爾濱-大連的鐵路線上」。這就是說，保證對中長鐵路的控制，對於蘇聯不僅有戰略利益，而且還有直接的經濟利益。

1月21日，葛羅米柯、貝舍夫、科瓦廖夫、羅申等六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揚和維辛斯基呈上了委託他們起草的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決議的草案和中長鐵路兩個議定書的草案。其要點是：

一、確定將外交部起草的重申1945年協定有效期的中長鐵路協定的議定書草案作為蘇中談判的基礎。

二、關於從1950年2月開始恢復對中長鐵路實行共同經營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須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

三、確認根據交通部的建議起草的關於中長鐵路補充議定書所述各項條款，並且必須就有關條款的修改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

四、在確定中長鐵路的全部資產前，在與中國政府談判時，應提出將鐵路的固定資產列為蘇聯和中國共同所有的建議。為確定轉為蘇中共有的資產，批准成立蘇中聯合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團。

五、委託外交部維辛斯基和交通部貝舍夫就上述兩個議定書草案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

1月22日，莫洛托夫、米高揚、維辛斯基將各專門委員會起草的12個草案呈報斯大林，其中包括蘇中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中關於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的議定書、蘇中關於中長鐵路協定的議定書、蘇中關於蘇聯向中國提供貸款的協定、關於成立蘇中航運股份公司的議定書、關於在新疆成立蘇中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股份公司的議定書、關於在新疆成立蘇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議定書、關於蘇中易貨和支付的議定書、關於蘇聯與新疆貿易的議定書、關於蘇聯專家的費用支付條件的協議、蘇聯部長會議關於蘇聯機構和蘇中合營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滿洲和遼東半島地區內不動產的決議、蘇聯部長會議關於派遣蘇聯專家和教師組到中國工作的決議。聯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這些草案。

蘇方最後確定的中蘇條約及關於中長鐵路、旅順口和大連的議定書草案與外交部和交通部呈報的草案沒有原則上的變化，只是將條約第七條的內容單獨列出，形成了《蘇中關於旅順口和大連港協定的議定書》。但這裡有一個特別應當引起注意的問題：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2個草案幾乎包括了中蘇談判可能涉及的所有問題，卻惟獨沒有旅順口、大連港協定和中長鐵路協定本身。原因何在？顯然，根據蘇方的設想和願望，這兩個協定根本沒有必要重新起草，因為原中長鐵路協定繼續有效，原旅順口協定和大連港協定要等到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后再重新審議，而蘇聯提出的有關修改部分已經體現在兩個協定的議定書草案中了。況且，莫斯科也不願為中方代表提供討論這三個協定具體內容的機會。

至此，蘇聯方面已經為中蘇第二回合談判準備好了所有的文件草案，其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關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除了在原則上確定了中蘇聯盟的關係外，沒有涉及雙邊實際利益的內容；關於中長鐵路問題，與1945年的協定相比，不僅保留了原來的30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領導職務採取輪換制以外，其他如資產確定、免征海關稅和貨運稅、繳納鐵路營業稅等規定都是更有利於保障蘇聯利益的；關於旅順口和大連問題，除規定蘇聯駐軍應從1950年開始撤退，並在條約生效后2-3年內撤退完畢外，其餘一切照舊，要等到對日和約簽訂后再行審議。

這是中蘇條約正式談判開始之前蘇聯方面的全部設想和期望，接下來就要看剛剛到達莫斯科的周恩來拿出的是什麼方案了。

四、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讓步

中蘇關於簽訂新條約談判出現的戲劇性變化在於，同蘇聯改變其談判方針一樣，中國提出的條約方案也完全背離了談判開始時本身提出的方針。中方原先提出在形式上必須以新條約取代1945年的條約，而在實際上可以保留舊條約的具體內容。但在確定了要簽訂一個新條約的原則以後，中方最初提出的協定文本卻與舊條約的內容大相徑庭。

正是在涉及雙方實際經濟利益的談判中，中蘇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便暴露出來了。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率領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來到莫斯科，並於22日參加了斯大林與毛澤東的第三次正式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與斯大林就幾個原則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第一，對中蘇條約應當修改，重新簽訂。第二，宣布在簽訂對日和約以前旅順口協定依然有效，此後蘇軍撤出旅順。第三，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長鐵路協定有效的原則作為基礎，而實際上進行適當的修改。第四，蘇聯放棄在大連港的權利，由中方決定大連的問題。第五，中方原主張中長鐵路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局長的職務由中方擔任，后同意採取輪換制。第六，周恩來提出修改雙方對中長鐵路的投資比例，把中方的投資比例增加到51%，后同意從保障雙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還討論了貸款協定、新疆貿易等問題，並決定委託米高揚、維辛斯基、周恩來、李富春進行具體談判。

1月23日，中蘇雙方代表進行會談，並首先討論了蘇方提出的條約草案。1月24日，毛澤東、周恩來等研究蘇方的草案，並擬定了中方修改後的文本。1月24日23時，由中國大使館參贊戈寶權將中方修改後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遞交給蘇方談判人員庫爾久科夫。

把雙方的草案進行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方的修訂草案除調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個別修飾詞以外，從名稱到內容與蘇方的草案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區別。這一點與中國方面有關回憶錄和研究著作中的說法完全不同，按照以前中國方面的說法，1950年中蘇條約的最初文本是周恩來起草的，或蘇方按周恩來的意思起草的，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是缺乏依據的。

無論如何，就條約本身而言中蘇雙方沒有什麼分歧。儘管後來雙方又有兩次對條約文本的修改，但都是個別文字的改動或調整。對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條約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國的侵略、加強雙邊的協商與合作等內容都是中蘇雙方的共同願望和要求。真正涉及雙方利害衝突的是在中長鐵路、旅順和大連等實際問題上。

經過雙方接觸以後，蘇方在上述提交給中方的草案的基礎上，於1月26日又提出了一個關於大連港協定的草案，其內容主要是：(1)中國政府同意從大連港內劃撥出一些碼頭和倉庫轉租給蘇聯；(2)凡經大連港的蘇聯的進出口貨物，或蘇聯為港口設施提供的材料和設備，均免征關稅；(3)大連的行政管理機關隸屬中國，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職務則由中蘇兩國人員輪換擔任；(4)在締結對日和約前，大連港實行同旅順海軍基地一樣的軍事管制；(5)該協定將在對日和約生效后重新審議。看來，蘇方對於涉及實際利益的關鍵問題的確是有周密考慮的，他們在中方尚未提出對應方案之前提出超出原協定內容的要求，不外是為下一步談判留出讓步的餘地。

然而，莫斯科萬萬沒有想到，中方卻提出了與蘇方設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

經過兩天的研究和討論，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的草案。該草案首先在形式上與蘇方草案不同，即將幾個利益攸關的重大問題放在一個統一的協定中解決，這實際上等於否定了蘇方關於在簽署對日和約后再重新審議有關協定的意見，而是要求立即一攬子解決所有協定的重新審議問題。在內容上，雙方設想的差距就更大了。關於旅順口、大連港和中長鐵路領導職務採取輪換制的問題，中方沒有異議。針對斯大林與毛澤東會談中本來已經確定的蘇軍在對日和約簽訂後撤出旅順口的原則，中方草案增加了補充條件：如果「由於某些原因阻礙了對日和約的簽訂，而本協定生效已超過三年期限且未再締結相應的條約，則蘇軍將立即撤出旅順口地區。」最要害的問題是中方提出了蘇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問題，這主要是：第一，蘇聯放棄租用旅順口作為海軍基地的權利，放棄在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同時聲明將上述所有權利和義務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目前由蘇聯臨時代管或租用的在大連和旅順口地區的一切財產，均由中國政府接收。第三，對日和約簽訂或本協定生效三年後，蘇聯政府立即將中長鐵路及其所屬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所有。

除旅順撤軍問題外，中方的草案幾乎完全推翻了蘇方的原有設想，這是蘇聯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來的草案后蘇方進行了緊張研究和反覆修改。筆者在俄國檔案文獻中發現了對中方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儘管字跡潦草，不易辨認，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別修改的，而且刪改之處非常多，特別是斯大林本人批閱的一份文本，幾乎把中方草案的內容全部勾劃掉了，其字裡行間透露了斯大林的惱怒和憤慨。

然而，在經過冷靜商討和慎重考慮之後，斯大林還是決定做出讓步。蘇方於1月28日交給師哲的協定修改稿已經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蘇方的這個協定草案中，沒有提蘇聯放棄在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的一切權利和利益的問題，並增加了由中國「償還蘇聯自1945年以來用於旅順口修復和建設工程的費用」的條款。除此以外，蘇方接受了關於旅順口的條款(不包括移交財產)，也接受了大連的行政完全隸屬中國管轄、立即由中國政府接收大連(不包括旅順口)的一切財產的條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方還接受了在對日和約簽訂后或不遲於1952年末無償地向中國移交中長鐵路的權利及全部財產的條款。不過，蘇方在同時提交的該協定的議定書中又增加了三條：對於蘇聯運入、調出旅順口的物資和原料免征一切稅收；上述物資和原料免受中國海關檢查；蘇聯軍隊和軍用物資可以沿中長鐵路自由調運，其運費按中國軍隊調運的現行價格計算。

1月31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據蘇方草案相應修改的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及議定書草案。對於協定本身中方几乎沒作改動，但在議定書中，針對蘇軍沿中長鐵路調運的問題，中方提出增加一項條款，即中國的軍隊和軍用物資也可以自由地沿蘇聯境內的鐵路調運。對此，蘇方不能再容忍了。於是，中蘇雙方在談判中發生了激烈爭論。

1月31日至2月2日，米高揚、維辛斯基與周恩來連續進行了三天會談，會談涉及到中蘇雙方提出的所有問題。維辛斯基關於會談情況給斯大林的報告顯示，中蘇雙方對條約文本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的協定以及貸款、航空、貿易、派專家等協定也沒有原則性的分歧，爭論發生在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的議定書上。對於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國軍隊和軍用物資沿蘇聯鐵路調運的條款，蘇方表示堅決反對。一方面，作為讓步，蘇方在修改議定書時根據中方的願望對第一條作了改動，規定只有在遠東地區出現針對蘇聯的戰爭威脅的情況下才能沿中長鐵路調動部隊。但另一方面，蘇方認為中國軍隊從滿洲沿蘇聯鐵路向新疆調動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議實質上是對蘇聯建議的「反提案」，是「隱諱地反對蘇聯這一建議的一種特殊方式」，因此「沒有任何必要，也絕對不會被接受」。周恩來對此做了詳細的解釋，說明中方提出這一條款是因為蘇方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堅持必須在議定書中列入這一條款。米高揚隨即指出，如果這樣，那麼就取消蘇方的這一建議，而把議定書中已經縮短的中長鐵路協定有效期再保留十年。顯然，蘇方是在以取消已經形成的談判結果相要挾。周恩來無法再表示反對，但提出要向毛澤東報告。在第二天的會談中，周恩來接受了蘇方的條款，只是要求蘇聯口頭承諾，在必要的情況下中國可以沿西伯利亞大鐵路調運軍隊。米高揚對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對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表示驚訝。他氣憤地說：「作為同盟者，蘇聯無償地轉讓了巨額財產，包括中長鐵路、大連、旅順口以及在這些地區我們擁有的一切權利，而中國卻連蘇聯在一條鐵路上調動軍隊都不願意同意。如果連這樣的讓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們還算什麼同盟者呢？」周恩來沒有再發表不同意見，因為做出重大讓步的的確是蘇聯方面。

2月5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將已經定稿的關於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議定書、貸款協定和議定書以及關於外蒙古獨立和廢除1945年中蘇條約的照會等文件發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進行討論並通過。

現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有時間和閑心在莫斯科參觀工廠和集體農莊了。

根據俄國檔案材料，2月11-13日雙方代表進入了一輪新的談判，又舉行了三次會談。2月10日，中國代表團收到莫洛托夫轉交的一個新協定草案，其中規定在蘇聯遠東地區和各中亞共和國的領土上以及在中國的滿洲和新疆境內不得向外國人提供租讓，並不允許有第三國的資本或這些國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的工業的、財政的、商業的及其他的企業、機關、公司和團體的經營活動。這就是所謂的《補充協定》。會談中周恩來說，毛澤東同志同意這個協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幾處不大的意見。比如，將「協議如下」改為「雙方達成本補充協定」，將「租讓」改為「租讓權」。周恩來還提出，中國準備採取經濟措施逐步減少外國公司和組織在東北和新疆境內從事的經濟活動。會談還涉及有關條約和協定的簽字和公布問題。周恩來要求籤字儀式在2月14日18時舉行，並提出貿易協定、航空協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屬股份公司的協定不能簽字，因為關於這些協定的文本尚需進一步協商和明確。周恩來還說，他和毛澤東商議的意見是，即將在莫斯科簽字的所有協定都應公開發表。這顯然是針對《補充協定》而給蘇方出的一個難題。維辛斯基表示這樣的問題必須加以討論，並答應向蘇聯政府彙報。

2月14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通知說，中國政府和政協負責人的聯席會議同意就有關條約和協定簽字。當天晚上，斯大林和毛澤東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中蘇條約簽字儀式。不久以後，中蘇兩國的報紙上刊登了有關的條約和協定。當然，如眾所周知的，雙方都沒有公布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的議定書和那個《補充協定》。

至此，中蘇結盟談判中經濟利益的衝突總算化解了，做出讓步的實際上是蘇聯方面。這裡，人們不禁要問，斯大林為什麼會在涉及蘇聯遠東戰略利益的問題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

五、斯大林對中蘇關係的深層考慮

中蘇同盟關係的建立，在政治和軍事上對於中蘇雙方無疑都是有利的，但是從經濟和外交的角度觀察，中蘇兩國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

應該說，2月14日正式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文件在總體上講還是符合中國的願望的，其結果保護了中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也為新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開啟了大門。儘管個別條款尚有不盡人意之處，但中國在1945年失去的大部分東西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收回了。

而對於斯大林來說，這意味著蘇聯在戰後通過雅爾塔協定和中蘇條約實現的遠東戰略目標——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至遲到1952年底將不復存在。難道斯大林真的願意犧牲蘇聯多年來夢寐以求且來之不易的戰略利益嗎？蘇聯堅持要在軍事方面使用中長鐵路和簽訂秘密的《補充協定》，其目的當然是要以此為補救措施來保證蘇聯在亞洲的經濟利益和安全利益，但僅僅如此焉能彌補蘇聯在遠東戰略利益的損失？那麼，斯大林能夠在中長鐵路和大連港問題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還有什麼迫不得已的原因或深層的考慮？

第一，作為構成蘇聯在遠東戰略目標的兩大要素之一，蒙古問題在中蘇談判中得到順利解決，這使斯大林去掉了一塊心病，但同時斯大林也明白，中方是以在蒙古問題上的讓步作為解決中長鐵路等問題的交換條件的。

儘管如前所述，毛澤東已經許諾不再提出蒙古統一的問題，但是在正式談判中將如何處理這一問題，中國是否還要舊話重提，斯大林實無把握，因此蘇聯在這方面也是做好了充分準備的。根據外交部的要求，1月16日杜爾金涅夫斯基向維辛斯基報告說，已經為他準備好了1945年11月關於蒙古獨立的全民投票議定書的文本，還在檔案管理局和第一遠東司找到了批准承認獨立和準備互換外交代表的公報和1946年2月14日中國外交部與蒙古代表蘇倫扎布互換的照會書。然而，蘇方準備的這些材料都沒有用上。就在1月26日中方遞交了關於中長路、旅順和大連的議定書而使蘇方大傷腦筋的時候，周恩來突然提出了蒙古問題。令斯大林感到意外的是，中方竟主動提出新政權承認蒙古於1945年宣布獨立的既成事實，並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解決這一使蘇聯感到棘手的問題。周恩來隨後便向維辛斯基遞交了中方起草的中蘇關於蒙古問題的互換照會文本。照會全文如下：

根據今日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和大連的協定，我謹以此聲明，締約的雙方在如下事項中應達成理解：

一、由於上述條約和協定的簽訂，締約的雙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蘇之間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無效。

二、締約國雙方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地位，這一點因為1945年在外蒙古進行的證明其要求獨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而獲得了充分保證。

在得到您，部長先生，對上述兩點的確認后，本照會和您的答覆將成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組成部分。

這時斯大林才明白了中方的真實意圖，即順利地解決蒙古問題是以廢除1945年中蘇條約及協定和所有附件為前提的，否則中蘇同盟條約將無法成型。對此，斯大林不得不認真權衡利弊：如果魚與熊掌不可兼得，蘇聯就必須在蒙古和東北兩者之間做出選擇。兩天後，蘇聯原則上接受了中國的方案。

第二，在蘇美之間已經形成冷戰狀態的國際政治格局中，將中國納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斯大林控制和影響亞洲局勢以對抗美國的戰略安排，也是蘇聯與中國結成同盟關係的基本出發點。如果與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戰略目標比較起來，蘇聯在東北的經濟利益自然要排在第二位了。

斯大林對毛澤東是不信任的，他一直擔心中共會走鐵托式的道路，特別是對新中國與美國關係的發展耿耿於懷，而蘇聯掌握的情報充分表明，美國在千方百計離間中蘇關係，並策動新中國擺脫蘇聯的控制和影響。作為中共情報部門負責人及當時毛澤東與蘇聯大使的聯絡人，李克農於1949年11月17日在蘇聯大使館的一次談話中指出，美國曾經有一個「把中共變成第二個鐵托集團」的計劃，目前美國間諜機構在華活動的首要任務就是「破壞中蘇之間的友誼」，其宣傳重點是「挑釁性地把中蘇貿易說成是掠奪中國的糧食和自然資源」，攻擊1945年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和帝國主義性質的條約，其結果導致中國喪失了東北及在滿洲的所有工業設備」。1950年1月17日蘇聯駐華使館再次報告了美國挑撥中蘇關係的計劃。報告說，根據可靠情報，「現在美帝國主義在對華政策中非常重視中蘇關係問題。美國把希望寄托在當它承認人民政府之後，就可以藉助貿易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於它，然後再對中國施加政治影響。美國害怕中國參加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體系。」現在美國將通過英國承認中國的機會試探與中國發展貿易關係的前景，並通過英國人獲得所需情報，「作為將來同人民政府建立關係的橋樑」。幾天後，蘇聯使館又傳來了美國人在關島建立美中間諜學校的秘密情報。

這些消息對斯大林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刺激。特別是當艾奇遜1月12日關於中蘇之間相互關係的公開講演傳到莫斯科后，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派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去見毛澤東，轉交了艾奇遜講話的全文，希望中蘇共同以相應的方式對此做出反應，並要求中國政府首先發表聲明。至於毛澤東後來為什麼堅持以新聞總署署長的名義發表聲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對此大為不滿並指責毛澤東打亂了原定步驟，卻充分說明他對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如果因為中蘇之間經濟利益的分歧而破壞了雙方的政治關係，對於蘇聯的全球戰略來說當然是得不償失的。無論如何，斯大林都不會讓美國人破壞蘇聯與中國建立同盟關係的計劃。

第三，斯大林很可能還有一個更為精密和深遠的考慮，使得他可以在同意中國的主張、放棄蘇聯在東北利益的情況下仍然繼續保持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這一計劃的核心就是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即從蘇聯一直堅持的以三八線為界的防守戰略轉變為一種在不損害美國利益的前提下的進攻性戰略。

如果斯大林必須接受毛澤東締結同盟條約的條件而又不想失去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如果斯大林必須尋求一種補救措施來保證或維持蘇聯在遠東這一傳統戰略的實現，那麼在莫斯科的地圖上，只有控制朝鮮半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滿足斯大林的願望。事實是，就在周恩來提出《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國長春鐵路的協定》的一攬子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案迫使莫斯科做出抉擇時，美國國務卿的演講和蘇聯駐平壤大使館的一封電報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並為其提供了化解這一矛盾的機會和途徑。1月12日艾奇遜宣布美國在遠東的軍事防禦線時排除了南朝鮮。1月19日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報告金日成一再強烈要求面見斯大林商談朝鮮的統一問題，對此斯大林遲遲沒有做出反應，因為蘇聯不願看到在遠東出現一場可能引發與美國直接衝突的戰爭，1949年9月蘇聯領導人還專門為此做過決議。然而，就在1月30日，即收到中方草案兩天以後，斯大林改變了主意，他親自複電平壤明確表示願意同金日成直接進行商談。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到，在朝鮮半島出現的武裝衝突，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因為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就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鮮的港口將可以替代旅順口和大連港作為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基地。而艾奇遜的聲明則使斯大林意識到蘇聯的舉動並未危及美國的利益。即使戰爭失利，蘇聯仍然能夠如願以償，因為東北亞的緊張局勢會迫使中國要求蘇聯軍隊留駐旅順、大連。同時，由於中蘇雙方商定，一旦出現戰爭局面蘇聯軍隊有權使用中長鐵路，這樣，通向太平洋的鐵路線自然也就繼續在蘇聯的掌握之中了。

儘管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斯大林的上述設想和動機，但也不是沒有歷史根據的。早在1945年6月29日，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的報告就指出了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對於保障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重要性。甚至在是年9月美蘇已經確定以三八線為界劃分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以後，蘇聯外交部仍然向斯大林建議，一旦對朝鮮實行託管，在朝鮮南方的「三個戰略地區釜山、濟洲島和仁川必須控制在蘇聯軍事指揮官手裡」。「如果關於把朝鮮的這些戰略地區給予蘇聯的建議遭到反對，那麼可以提議蘇聯和中國共同控制這些戰略地區」。外交部的另一份報告則提出：「在締結四大國對朝鮮實行託管條件的協定時，按照聯合國憲章第82款的規定，釜山、濟洲島和仁川必須規定為進行分配的戰略地區。這些地區對於確保蘇聯與中華民國共同使用的旅順海軍基地的可靠海上交通和通道是非常重要的」，「它們必須處於由蘇聯政府實施的特殊的軍事控制之下」。只是由於當時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已經基本實現了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而後來美蘇之間爆發冷戰時斯大林的注意力又首先集中在歐洲，蘇聯不願意也沒必要在朝鮮半島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所以，斯大林放棄了對朝鮮南部戰略目標的要求。直到毛澤東訪蘇之前，斯大林的本意還是維持原有的中蘇條約，這樣自然可以保證蘇聯在東北亞的既得利益，而沒有必要在朝鮮再引發一場可能導致與美國發生衝突的危機。但是，當斯大林感到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即將失去時，對朝鮮半島戰略目標的控制當然就提上了議事日程。

對此還可以指出的間接證據是，在對外政策中使用「交換」勢力範圍的手法在俄國歷史上是有傳統的。沙皇俄國在1905年日俄戰爭失敗后調整了遠東政策，為此曾策劃外蒙古地區獨立，並與日本達成妥協，推行了一個「用朝鮮『交換』蒙古」的計劃。斯大林利用與西方交換勢力範圍或被佔領國領土來保證蘇聯國家安全利益的做法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不僅戰時斯大林與丘吉爾在巴爾幹問題上的交易是眾所周知的一例，而且就在朝鮮半島斯大林也曾進行過同樣的嘗試。當美蘇之間討論三八線的劃分問題時，斯大林就試圖以美國對朝鮮半島南部領土的佔領來交換蘇聯對三八線以北日本本土部分領土的佔領。儘管由於麥克阿瑟的強硬立場，蘇聯的計劃未能實現，但斯大林以交換勢力範圍來實現其對外戰略目標的手段和意圖卻是顯而易見的。

總之，斯大林在解決與毛澤東結盟中的經濟利益衝突時，對蘇聯在遠東的戰略方針是有縝密的通盤考慮的。而如此設想和計劃的結果是，蘇聯既可以通過軍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國加入莫斯科的東方集團，又能夠保證其在遠東的戰略權益。

通過對中蘇外交談判進程的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雖然在形式上保證了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盟友關係，但實際上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的猜疑和不滿反而加強了。蘇聯被迫做出的讓步和犧牲固然使斯大林心中充滿怨氣，而毛澤東儘管對《補充協定》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後來他常把東北和新疆稱為蘇聯的兩個「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說法，也表明他當時接受這個協定並非心甘情願。所以，中蘇同盟從一開始就籠罩在一種不祥的陰影中。只是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特別是中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依然決定出兵幫助朝鮮，才開闢了中蘇同盟的新天地，鞏固和發展了這個同盟關係的政治和經濟基礎。

（原載《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其日譯文發表在(日)《思想》雜誌2001年8月號，英譯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2002年第3期，俄譯文發表在(俄)《遠東問題》2002年第4期。現略有改動。）

2009年3月27日

餘論二 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

在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中，北京與莫斯科在蘇聯出動空軍協同志願軍作戰的問題上有過一番討論和爭執，這無疑是對剛剛形成的中蘇同盟關係的一次嚴峻考驗.然而，毛澤東力排眾議，在中國面臨極其困難——由於蘇聯空軍擬推遲出動並表示不能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這一困難就尤為突出——的條件下，毅然決定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這件事感動也震動了斯大林，從而使他改變了對毛澤東和中共的認識。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本人是深有體會的，幾年以後，毛澤東在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時說「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

斯大林對毛澤東表示信任，同時也是對贏得朝鮮戰爭恢複信心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他本人關於出動蘇聯空軍援助志願軍作戰而設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10-11日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期間，莫斯科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表示了兩條意見：斯大林先是提出，蘇聯尚未做好準備，「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在朝鮮作戰」。 對此，毛澤東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到：「我們希望空軍儘快到達，無論如何不要遲於兩個月。」當毛澤東決定中國先行出兵，等待蘇聯空軍到達再投入作戰後，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來，蘇聯空軍只在鴨綠江北岸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掩護中國軍隊作戰。 然而，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並打響第一戰役后，情況有了變化：蘇聯空軍不僅立即投入了朝鮮的空戰，而且不久又把作戰半徑從鴨綠江上空推進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線。

戰爭初期，美國空軍動用了44個駐紮在遠東地區航空大隊的657架作戰飛機來對付北朝鮮，而朝鮮人民軍空軍當時還沒有噴氣式殲擊機，只有20架性能落後的戰鬥機，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國空軍的戰略轟炸機甚至可以在白天沒有殲擊機掩護的情況下進行作戰飛行。而且，美國航空兵對平壤附近的北朝鮮空軍基地進行了若干次密集襲擊之後，朝鮮人民軍的空軍實際上已被摧毀，完全失去了作戰能力。而中國空軍的作戰部隊當時還沒有真正組建起來。當中國幾十萬大軍和大量軍需物資湧入狹長的朝鮮山地時，美國飛機如入無人之境的輪番轟炸將給中國軍隊帶來如何的重創和災難是可以想見的。

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朝鮮戰爭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戰爆發了。

蘇聯空軍部隊共有13個師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後進駐中國東北、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其中別洛夫航空師是根據斯大林的提議於8月到達東北擔負防空任務的。這是在朝鮮參戰的蘇聯空軍的第一支部隊。

1950年11月1日，蘇聯飛機出現在朝鮮上空。根據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給斯大林的戰況報告，這一天，朝鮮飛行團的6架雅克-9飛機「首次在安州地區執行戰鬥任務。這次戰鬥的結果是擊落了兩架B-29轟炸機和一架野馬式戰鬥機。從戰鬥任務中，有兩架雅克-9飛機未能返回」。參戰的蘇聯飛機是在安東-新義州地區投入戰鬥的，「我們的飛行員用米格-15飛機擊落了兩架F-82，另兩架飛機是被高射炮擊落的。共擊落4架飛機。在空戰中，我方沒有損失飛機。」「別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從瀋陽和鞍山兩個機場起飛的，每個機場共起飛了8個架次。」在斯大林眼中，出動空軍為中國軍隊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問題，而蘇聯空軍在志願軍於10月25日正式打響地面戰鬥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戰鬥，儘管只是在鴨綠江上空，也足以說明斯大林的決心和對毛澤東出兵決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戰取得成功后不久，蘇聯空軍在駐守瀋陽地區的第151和第324這兩個殲擊機師的基礎上組建了由別洛夫少將指揮(以後是洛博夫繼任)的第64獨立殲擊機航空軍。蘇聯空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護鴨綠江上的橋樑、發電站和大壩，以及在中朝邊境以南75公里之內北朝鮮領土上的交通線和飛機場，以免遭敵機的襲擊。此時，第64航空軍也從瀋陽和鞍山基地轉場到中朝邊境上的安東機場。僅在11月上半月，蘇聯飛行員便取得了擊落23架美國飛機的優秀戰果。同時，斯大林決定分兩批再為別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戰鬥機。

除了米格-15飛機的性能可以同美國的F-86飛機相匹敵外，蘇聯空軍在朝鮮戰爭中的整體實力與美國相差很遠，不僅飛機和飛行員以及後勤人員的數量大大少於美國，而且在地面導航、無線電干擾、雷達偵察、通訊聯絡等技術裝備方面十分落後，甚至為空勤人員提供的服務和生活條件也遠不如美國。但蘇聯噴氣式殲擊機投入戰鬥還是對朝鮮的整個空戰局面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對被稱作「空中堡壘」的B-29戰略轟炸機造成極大威脅。「第64航空軍的飛行員與B-29多次交鋒，每一次交鋒都以美國人遭受沉重損失而告終，重創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為四個發動機的轟炸機價值昂貴，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機組人員也同機死亡。正如美國人承認的那樣，噴氣式護航殲擊機保障不了轟炸機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讓美國遠東空軍司令部感到頭痛的是無法在鴨綠江地區為實施戰略目標轟炸的美國飛機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國駐遠東空軍司令喬治.斯特拉特邁耶將軍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戰略轟炸機兵團摧毀鴨綠江上6座戰略橋樑和10個北朝鮮的邊境城市，但蘇聯空軍的加入使美國空軍未能完成任務。過去，美國飛機可以在300米低空俯衝轟炸，還可以反覆轟炸，而現在蘇聯防空火炮的對空射擊迫使戰略轟炸機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實施轟炸，從而大大降低了投彈的準確性；而性能優越的米格-15飛機的參戰又迫使美國轟炸機只能在目標區停留很短的時間，這樣也阻滯了美國空軍執行其轟炸任務。戰爭開始以來美國軍隊的空中優勢第一次受到懷疑。

儘管如此，美國在朝鮮戰場上仍擁有強大的空中力量。特別是隨著中國軍隊向南推進，其後方補給線不斷延長，而遭受美國空軍轟炸和襲擊的威脅也日益嚴重。顯然，蘇聯空軍只在鴨綠江上空作戰遠遠無法保證中國軍隊物資和兵源的補給。為了掩護中朝軍隊的後方交通運輸線，經與蘇聯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蘇聯空軍出動兩個師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條鐵路運輸線，以保證後勤供應。

然而，戰局的進一步發展要求蘇聯空軍的作戰半徑繼續向南擴展。在第三次戰役時中朝軍隊已經越過三八線，而蘇聯空軍由於其基地在中國境內，受到飛行距離的限制，無法進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聯軍在江界、安州一線以南地區的物資運輸和部隊調動完全處於敵方空軍的威脅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聯軍剛剛開始補充休整時，聯合國軍發起了大規模反攻。為配合地面行動，美國遠東空軍司令部制定了轟炸中朝軍隊後方戰略目標的方案，北朝鮮被劃分為11個區，172個目標，其中包括45座鐵路橋和12座公路橋、13個隧道、39個鐵路樞紐和63個物資供應站。安東-新義州被認為是最重要的「A」區，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飛機轟炸這些目標。到1951年4月，據蘇聯軍方統計，美國空軍完成飛行1416架次(轟炸機420架次，殲擊機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飛行，其中轟炸機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間70架次)，殲擊機——主要是噴氣式殲擊機——達3200架次。美國空軍的主要攻擊方向是安州地區的渡口，平壤地區建設中的機場，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鐵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區的各個目標。轟炸機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機群和單機行動，飛行高度3000-4000米。

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延長了幾百公里的中朝聯軍後方供給線受到嚴重破壞，「兵員、彈藥、糧食全無補充」，志願軍戰士甚至「赤腳在雪裡行軍」。為了解決遭受敵機嚴重破壞的後方運輸問題，1951年2月24日，聶榮臻和彭德懷向扎哈羅夫提出，要蘇聯出動兩個空軍師轉場至朝鮮境內，掩護三八線以北的交通線。遭扎哈羅夫拒絕後彭德懷非常不滿，於26日和28日兩次與周恩來一同找毛澤東商議，堅持應直接向斯大林提出這一要求。

毛澤東於3月1日致電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鮮作戰的困難，仍為敵人火力強，我方運輸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資被炸毀，敵軍將逐步獲得補充，有六七萬人將於6月底到朝鮮，而我方則無空軍掩護。」中國可以派出10個航空兵團入朝，但在朝鮮境內找不到一個可用的機場。主要問題是「若無可靠的空軍掩護」無法進行機場的修復工程。毛澤東深知，此前蘇聯空軍只在中朝邊境作戰，進入朝鮮縱深地區對斯大林來說又是一個難題，因此他謹慎地提出：「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最好由蘇聯航空兵擔負起對平壤-元山及該線以北的機場的掩護任務，同時最好是將蘇聯航空兵從現在所駐紮的機場轉到位於朝鮮境內的機場。」「如不採取上述措施，則位於朝鮮境內的機場無法加以修復，中國航空兵不可能朝鮮作戰，坦克和火炮的轉移將遇到嚴重困難。然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必須視整個國際形勢而定。因此，我們尚不知可否如此行動。」

這一次斯大林沒有像以前那樣猶豫不決，他立即回電答覆毛澤東：「如果您能夠在安東地區留兩個中國空軍師掩護當地的電站和交通線的話，我們同意將別洛夫將軍指揮的第151和第324兩個殲擊機師的基地轉移到朝鮮境內去，以便掩護中國和朝鮮的後方。如果朝鮮人已有一條鋼板飛機跑道，我們可以從蘇聯再提供兩條鋼板跑道。」斯大林還主動提出「如果您同意，我們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護機場，並供應高射炮炮彈。」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羅夫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除了「在前一封電報中，我們採納了您關於將別洛夫的空軍基地轉移到朝鮮你們部隊的後方去的建議」外，「由於即將到來的重大戰役，你們必須有儘可能多的殲擊機在前線。因此，我們決定從蘇聯再調撥一個大型殲擊機師到安東去，以便兩個原定掩護安東的中國殲擊機師調往前線」。毛澤東對此「深表感謝」。這些情況充分說明，斯大林對於使用蘇聯空軍問題的考慮確實比中國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觀。顯然，如果不是對毛澤東和中國軍隊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會這麼做的。

後來由於朝鮮境內機場的修建工作屢遭美國轟炸機的破壞，蘇聯空軍部隊未能進駐朝鮮，但隨著中朝邊境地區廟溝、大堡和大孤山三個新機場的建成，大批蘇聯空軍後續部隊加入了掩護中朝聯軍後方的戰鬥，從而使第64航空軍在機場或空中進行作戰值班的殲擊機數量從2-3個航空團增加到4-5個航空團。總的說來，到1951年春蘇聯殲擊機在朝鮮上空的軍事行動取得了相當成效，完成了掩護鴨綠江大橋的任務，對中朝聯軍的運輸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雖說由於受飛行距離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國航空兵對朝鮮中部和東部地區機場和交通線的轟炸和襲擊，但是在朝鮮西北部鴨綠江至清川江地區的上空，「米格-15殲擊機已成為美國飛行員越來越感到恐懼可怕的敵人」。

1951年8月開城停戰談判中斷後，美國又恢復了大規模轟炸，從8月18日開始對北朝鮮的交通樞紐實施密集空襲。8月上半月，美軍飛行強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達到248架次。

此時，第64航空軍有3個航空師(151、303、324-R)，2個高射炮師(82和92-R)，武器有能夠自動定位的高射炮，用於警戒和指揮炮位瞄準的雷達站，1個航空供應師，2個獨立探照燈航空團，以及醫院和其他後勤分隊。但飛機總體數量很少，在安東地區部署的性能優秀的新型米格機只有190架，處於戰備狀態的米格飛機的數量還要少。這支空軍所要對付的美國駐朝鮮的空軍有不同型號戰略、戰術和海軍航空兵的飛機達1500架。

儘管如此，蘇聯空軍還是從9月1日開始了反擊美國空軍的積極行動。在9月19日的空戰中，米格飛機打下了3架「佩刀式」飛機和3架殲擊轟炸機。在10月23日的戰鬥中，8架B-29飛機雖有34架F-86、55架F-84的嚴密掩護，但仍被擊落3架。10月24日當34架美國飛機轟炸順川大橋時，40架米格飛機起飛迎戰，美國又損失了一架F-84飛機和一架B-29飛機。10月30日，56架處於戰備狀態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戰由21架B-29飛機和200架護航殲擊機組成的美國機群，敵人損失了12架B-29飛機和4架F-84飛機。其結果是，在蘇聯米格飛機活動的鴨綠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軍已經佔有明顯的空中優勢，以至美國軍人把這片區域稱為「米格走廊」。蘇聯空軍的英勇戰鬥，使美國飛機無法對這一區域選定的目標實施有效的轟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轟炸平壤地區的目標。最後，米格飛機在朝鮮西北部地區的空中優勢，迫使美國遠東空軍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戰略轟炸機，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據蘇軍總參謀長什捷緬科報告，從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蘇聯空軍共擊落敵機569架(其中高射炮擊落59架)，自己損失63架飛機。

第64航空軍的另一項任務是幫助中朝聯合空軍，不僅為其訓練飛行員，而且協助他們作戰。中朝聯合空軍是在1951年秋天以後參加作戰行動的，由於語言的障礙，中朝空軍與蘇聯空軍並沒有混合編隊和聯合作戰，但雙方在協調作戰方針、統一使用兵力等問題上始終都是經過協商的。第64航空軍的機組人員負責擊退在F-86殲擊機強大掩護下的大批轟炸機，而中朝聯合空軍的飛行員只是負責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增援。他們在前線主要是與小股敵機進行戰鬥。蘇聯殲擊機還需要為中朝空軍提供援助，如在危急情況下攔截追擊中國和朝鮮駕駛員的F-86飛機。甚至當中朝聯合空軍在前線機場安東、廟溝、大堡、大孤山的飛機總數超過了第64航空軍的米格飛機時，蘇聯飛行員仍然需要繼續完成比較複雜的任務。如在1952-1953年冬天，複雜的氣象條件使得飛行技術尚不熟練的中朝聯合空軍部隊無法投入戰鬥，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軍的作戰任務。1953年蘇聯空軍戰鬥飛行的月平均數量與上一年相比增長了33%。

必須指出的是，蘇聯空軍在朝鮮的作戰受到來自莫斯科的種種限制，而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戰技術的發揮方面都給蘇聯飛行員造成了障礙。在所下達的命令中，嚴禁任何飛機從蘇聯領土起飛投入作戰；蘇聯飛機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標誌：有的偽裝成中國飛機，有的則塗上朝鮮飛機的顏色；所有蘇聯飛行員都要穿上中國的軍服，並寫下保證書，宣誓決不泄露他們曾到過朝鮮作戰；蘇聯飛行員還奉命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話時使用俄語。最為重要的是，絕對不能有蘇聯飛行員被俘，因此，嚴格禁止蘇聯飛機在聯合國軍控制區和靠近前線地區的上空飛行，以及在黃海上空作戰，嚴格禁止米格飛機跨越平壤-元山一線往南追蹤敵機，即不得飛越北緯39度線，雖然1951年前線已經穩定在三八線。所有這些說明，斯大林在使用蘇聯空軍的問題上始終掌握著一條他最初制定的原則，即不允許蘇聯空軍在前線協同中國軍隊作戰。

斯大林在一份電報中指責空軍元帥克拉索夫斯基和別洛夫將軍培訓中國飛行員的工作進展太慢，並說「中國軍隊不能在沒有空軍掩護下戰鬥。因此，應當儘快建立一個由8個中國空軍殲擊機師組成的集團軍並將他們派往前線。現在這是你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時要求「別洛夫的一個師可派往靠近中國東北邊境的地方，兩個師可放在北朝鮮後方，從而為中國殲擊機師靠近前線騰出兩個機場。這是絕對必要的。應當這樣來進行安排，即中國人在前線只能靠自己的空軍」。

據第64航空軍報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戰鬥中，中朝軍隊「由於沒有航空兵支援，在敵人優勢兵力的攻擊下被迫撤退」，而為了避免遭受敵軍的空中打擊，反攻「大多數是在夜間和惡劣天氣條件下實施的」。 許多當年參加朝鮮空戰的蘇聯軍人都強調，「他們的空軍與中朝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沒有通過軍事顧問進行過這種工作。由於缺乏聯繫，竟然發生過北朝鮮高射炮向蘇聯飛機開火，以及蘇聯飛行員擊落中國飛機的事件。

蘇聯空軍在作戰中沒有出動過配合地面部隊作戰所必須的轟炸機，而且也沒有準備這樣做。洛博夫在接受採訪時承認：「我們沒有轟炸機。我們不曾有過一架轟炸機對美國軍艦進行過轟炸」，因為「那不是我們的任務」。中國的材料也證實，僅有的一次轟炸西海岸大和島等地美韓軍隊情報站以配合地面部隊登陸作戰的任務，是中國空軍第8師獨立完成的(軍中蘇聯顧問在戰鬥前已經回國)。

不過應當指出，由於受飛行技術的限制，中朝聯合空軍也很少在前線作戰，他們只是在天氣好的情況下才配合步兵作戰，而「在惡劣天氣下不實施戰鬥行動」。到1951年12月，中央軍委根據實際情況，對志願軍空軍的任務也不再強調直接支援地面部隊作戰，而改變為奪取並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區的局部制空權，有重點地保衛重要交通運輸線、軍事目標和工業目標，間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隊作戰。

斯大林所顧慮的，當然是擔心蘇聯空軍參戰的事實暴露以後激化美蘇之間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與莫斯科有同樣的顧慮，因此，美國人需要與蘇聯人共同保守蘇聯空軍參戰的秘密。實際上，美國空軍很早就知道他們真正的空中對手既不是朝鮮人，也不是中國人——美國飛行員不僅在空中看到了歐洲人的面孔，而且在無線電通話中聽到了俄語。這一情況上報以後，美國決策機構認為對此必須保持沉默並封鎖消息，以免刺激輿論迫使政府採取報復行動，從而導致戰爭升級。在決策機構關於是否應將俄國人參戰的消息公諸於眾的辯論中，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保羅.尼采起草的建議保密的文件對此做出了結論。尼采對後來的訪問者說：「如果我們公布真相，公眾將要求我們對此採取相應的行動。最終，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擴大戰爭，捲入與蘇聯更加嚴重的衝突。」艾森豪威爾政府也一直將這一消息「束之高閣」，因為如果「泄露出去，將形成與俄國開戰的巨大壓力」。正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這種默契，使蘇聯空軍參加朝鮮戰爭的歷史沉寂了40年。

但無論如何，蘇聯空軍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在整個戰爭期間，先後有12個蘇聯空軍師投入了空戰，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72000人，1952年最多時達到25000-26000人。蘇聯空軍的殲擊機總共擊落了1097架敵機，高射炮兵總共擊落了212架敵機。根據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的統計數字，在朝鮮蘇聯航空兵損失了335架飛機和120名飛行員。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軍人的總的損失為299人。

總之，蘇聯空軍不僅參與了朝鮮戰爭，而且在空戰中成為中朝方面的主力軍。雖然斯大林始終沒有滿足中國領導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蘇聯空軍與中國地面部隊協同作戰，不過，中國領導人後來對此也表示理解，他們再也沒有提出這一問題，毛澤東在要求蘇聯空軍援助的歷次電報中都特別注意提到只需要蘇聯飛機掩護後方交通運輸線。從前面所引電報的措詞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講到這一問題時的謹慎態度，實際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難處。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009年3月27日

餘論三 論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是非和得失

朝鮮戰爭爆發及中國出兵朝鮮至今已經整整50年了。就在十幾年前，由於缺乏資料，關於中國介入戰爭的研究還是一個令國際學術界感到頭疼的問題。然而，從1987年起，中國關於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研究著作及回憶錄不斷問世，特別是1994年以來俄國檔案解密增添的大量鮮為人知的史料，為各國學者重新開啟了研究之門。於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因和過程立即成為國際歷史學界的熱門課題，有關的研究論著相繼湧現。

在利用和分析檔案文獻和口述材料的基礎上，本文試從決策學的角度對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的決策動機、戰略方針及其所付出的代價做一番歷史考察。

中國被迫出兵朝鮮的合理動機

以往對於中國出兵動機的考察，歷史學家已經做過很多推斷和論述，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觀點大體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東北的工業基地，免除反動勢力的威脅，中國必須進行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爭；另一種看法認為毛澤東的舉動主要是出於革命的信念和意志，及其渴望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激情，並以此作為繼續革命的動力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手段。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應該說毛澤東對出兵朝鮮的考慮的確包含了這兩方面的因素，而不僅僅是出於某一方面的考慮，但也不是這兩種因素的簡單綜合。面對當時中國所處的複雜環境和條件，毛澤東的決策動機並非如有些國外學者認為的那樣「混亂不清」，而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且隨著朝鮮局勢的變化而逐步臻於成熟。

第一，由台灣問題引發出對抗美國的革命激情。

由於錯誤地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的行動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總體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的反應迅速而強烈。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美國對朝鮮戰爭的第一反應竟是於1950年6月27日宣布台灣地位未定，並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也就是說，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杜魯門首先把中國而不是朝鮮擺在了美國的對立面。對此，毛澤東做出了激烈的回應。人們應該注意到，對戰爭的突然爆發，除了進行新聞報道以外，中國政府在最初幾天並沒有發表正式宣言或聲明。而對於美國將在台灣海峽採取的武裝行動，中國則立即提出了嚴正抗議。27日毛澤東的講話，28日周恩來的聲明，29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以及隨後的各民主黨派的聲明，全都把攻擊的矛頭集中在美國對台灣的軍事舉動上。直到7月中旬，全國的抗議活動都是把台灣問題擺在朝鮮問題之前。

當毛澤東憤怒地指責美國撕毀了「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時，的確表明了他心中對美國的怨恨。自國共內戰開始以來，美國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對中國內政不干預的立場，在中國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的時候，為了分離中蘇，杜魯門1月5日的講話甚至透露出美國將放棄台灣的信息。同樣，中共雖然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且與蘇聯結成了政治同盟，但並沒有斷絕與西方國家的聯繫，也沒有存心針對美國採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動。即使僅從保持新政權穩定及其在國際環境中的主動地位出發，毛澤東也需要保留與美國人周旋的外交餘地。然而，美國對台灣海峽的行動毀滅了毛澤東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夙願，使解放台灣的計劃功敗垂成。對於毛澤東來說，解放台灣是他前半生可以為中國做的最後一件大事，而美國對台灣的行動，在毛澤東看來就等於是對中國宣戰，這不僅是因為第七艦隊的入侵在軍事上阻礙了解放台灣的戰役，更嚴重的是「台灣地位未定論」意味著在法律上剝奪中國統一的合法性。毛澤東的確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熱情和好鬥精神再次被激發出來。固然，正如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出兵的原因時指出的，美國人低估了他們向鴨綠江挺進時中國感受到威脅的程度，但美國政府更應該想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仇恨和接受挑戰的決心早在杜魯門宣布對台新政策的時候就產生了。從這時起，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與美國人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儘管到7月初毛澤東還沒有最後確定把自己的攻擊力量放在台灣和朝鮮兩個方向中的哪一邊，但是有三點是十分肯定的：第一，這兩個方面的挑戰或者威脅都是來自美國；第二，毛澤東已經決心應戰美國；第三，按照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一貫戰略思想，他必須在台灣和朝鮮南北兩個方向上做出選擇。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後來決定在朝鮮戰場與美國人一決高低的決策，最初起源於在台灣問題上被美國激發出來的革命激情。後來劉少奇關於中國出兵對蘇聯大使的一番談話表明了中國領導人決策中的革命因素：「中國革命還沒有結束。為了完成革命，還需要幾年。如果不得不同美國侵略者作戰，那我們完成革命的日期就臨近了，因為我們有堅定的信念，美國侵略者必敗。」 打敗美國，完成革命，無論是對外與帝國主義抗衡還是對內鞏固社會主義政權，毛澤東此時的衝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革命情結。

第二，根據國際分工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責任和義務。

隨著美國地面部隊捲入戰爭，毛澤東的注意力也漸漸轉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軍委最後決定將解放台灣的戰役推遲到1951年以後，到9月底，毛澤東甚至親自指示取消在國慶節慶祝活動中使用許諾限期解放台灣的口號。

中國軍事部署的調整，首先當然是出於對東北地區安全的考慮，但不僅如此，其中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國際主義的責任和義務。早在1949年夏天劉少奇秘密訪問莫斯科時中蘇兩黨就達成了一種共識，即在國際革命運動中應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國今後多擔負一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擔的責任」。所以，儘管毛澤東不願看到在中國北方鄰國發生一場可能導致美國干涉亞洲事務的戰爭，而且一再向金日成表示只有在中國完成統一事業后才能向朝鮮提供軍事援助，但是，當1950年5月14日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經就採取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時，作為東亞地區革命事業的「負責人」，毛澤東還是同意了在解放台灣之前先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並表示願意給朝鮮以各種援助。而現在朝鮮革命真的遇到麻煩了，毛澤東自然要考慮如何履行自己的諾言和義務。7月初，周恩來對即將赴朝工作的柴成文表示，中國要儘力幫助和支持朝鮮人民。同時，中國政府還答應將東北軍區部隊中的200名朝鮮籍幹部集中後送回朝鮮，以便加強朝鮮人民軍的幹部素質。顯然，中國領導人考慮到了自身承擔的責任，特別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國介入戰爭的意向後，這方面的因素更加突出了。

美國軍隊捲入戰爭后，斯大林立即想到應該把中國拖入戰場，隨後又要求中國立即集中9個師於中朝邊境，準備入朝作戰，並答應提供空中掩護。毛澤東未必沒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國為蘇聯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壓力從社會主義陣營分工的角度講顯然無可指責，這進一步促使中國在南北兩個戰場選擇的問題上迅速做出決斷。從7月初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到8月5日毛澤東關於邊防軍「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的指示，充分表明此時中國已經有了出兵朝鮮的打算和準備。如果僅從守衛國土的角度考慮問題，那麼當時北朝鮮在軍事對峙中尚無敗跡，中國只需屯兵東北以備不測就可以了。而此時就考慮到出兵朝鮮的問題，顯然包含有為社會主義陣營承擔國際主義責任和義務的因素。顯然，一旦朝鮮政權的存亡受到威脅而中國袖手旁觀，那麼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地位以及中共作為馬列主義政黨的形象無疑將受到極大損傷。毛澤東和周恩來在 8月4日政治局會議上對此所做的解釋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站在了亞洲革命領導者的崗位上。

分析毛澤東此時的動機，更多的成份是出於意識形態，而不是站在現實基礎上的考慮。首先，以新中國現實的政治狀況、經濟基礎和軍事力量，是否能夠保證其戰勝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美國？新政權立足未穩，剛剛開始的經濟建設將遭受嚴重破壞，多年戰爭造成的厭戰情緒，中美軍事實力的明顯差距等等，多數中國領導人最初反對介入戰爭的立場正是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考慮。其次，如果沒有必勝的把握，那麼中國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參與這場可能把革命新政權帶進毀滅深淵的戰爭呢？也就是說，如果中國自身的安全和生存沒有受到威脅，那麼非要為了某種信念拿國家存亡進行賭博，這種決策是否明智？最後，這次出兵作戰不像國共內戰那樣可以由中共隨意選擇戰場，朝鮮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如果沒有提出要中國援助的請求，毛澤東也是無所作為的。因此，僅僅出於對美國行為的革命義憤和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責任感，還不足以促使毛澤東做出最後決策。

第三，對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憂慮。

當麥克阿瑟仁川登陸成功，特別是在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的趨勢日益明顯的時候，現實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急劇變化，一切因素都允許和迫使毛澤東迅速做出參與戰爭的最後決策：如果中國不出兵，其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就將面臨嚴重的威脅。實際上，中國領導人早就把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行為作為判斷這場戰爭是否對中國安全構成威脅的標準了，周恩來7月2日與羅申談話時已經提到中國出兵朝鮮的客觀條件就是美國越過三八線。仁川登陸的第三天，中央軍委決定向朝鮮派出軍事先遣小組，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毛澤東還帶信給高崗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9月25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得非常明確：「中國對美國突破三八線決不會置之不理」。9月30日周恩來又發表演說，公開對美國政府提出嚴正警告。但此時的白宮和五角大樓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麥克阿瑟正在安排聯合國軍向三八線以北挺進，根本聽不進中國的警告。

到9月28日，當朝鮮戰場的形勢已經變得極其危險的時候，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向蘇聯要求空軍支援，同時給毛澤東寫信，懇請中國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莫斯科當然不會在這種時候公開介入朝鮮戰爭。在10月1日給平壤的信中，斯大林一方面指示北朝鮮迅速組織三八線防禦，一方面提出「組織人民志願軍」的問題「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當天，斯大林便以不容商量的口氣向中國提出了派兵援助朝鮮的要求。接著，金日成的信使也趕到了北京。

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鮮的責任終於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中國的安全利益已經受到實際威脅，而且蘇聯和朝鮮也明確請求中國出兵時，10月2日，毛澤東電令鄧華「隨時待命出動」，並草擬了給斯大林的電報，表示中國同意出動12個師赴朝作戰。由於領導層意見分歧，毛澤東答應出兵的電報沒有發出。面對國內極其困難的局面，10月3日周恩來做了最後一次努力：通過印度向美國傳遞信息，再次警告美軍不要越過三八線。一方面是美國對此置若罔聞，一方面是朝鮮局勢日益危急，中國領導人迫不得已做出了最後決定。彭德懷在10月5日下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關於讓美國佔領朝鮮中國無法安心搞建設，不如打爛了再建設的一番慷慨陳詞，無疑反映的是當日上午毛澤東與他談話時表示的決心。毛澤東甚至做好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最壞打算。只是出於爭取蘇聯軍事援助的策略考慮，毛澤東沒有立即將這一決定告訴斯大林，而是派周恩來和林彪赴蘇商談。

就在10月13日斯大林已經決定在朝鮮實施全面撤退計劃後幾個小時，莫斯科收到了毛澤東決定出兵的通知。在援助朝鮮的問題上，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而毛澤東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支援，如果說這是兩個盟友之間的一場暗中較量，那麼其結果是斯大林佔了上風。不過，毛澤東在軍事上沒有必勝把握的極其不利的條件下仍然堅決主張派兵赴朝作戰，並非是懾於斯大林的壓力，而主要是出於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考慮。在麥克阿瑟叫囂要打過鴨綠江和美國飛機不斷中國東北邊境城市的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對戰爭是否會推進到中國境內的擔心是十分現實的。因此，除了從地緣政治角度對安全利益的擔心外，毛澤東很可能還有對中國主權完整受到威脅的更深層的憂慮。問題在於，如果朝鮮按照蘇聯的計劃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並將其殘餘部隊撤到東北休整，因此而將戰火引致中國境內，斯大林便極有可能根據中蘇同盟條約派幾十萬蘇聯遠東軍進入東北，援助中國作戰。毛澤東不會忘記，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對日作戰出兵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毛澤東更不會忘記，新中國領導人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進行了艱苦談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歸還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的協定。很有可能，「東北王」高崗與莫斯科的特殊關係也是毛澤東在考慮東北命運時的心腹之患。因此，一旦讓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出兵東北，那麼其結果必然是：無論戰爭勝敗如何，中國都無法保證對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做法當然是把戰爭阻止在國門之外了。當然，毛澤東關於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考慮可能還有更多的內容，比如台灣問題、日本問題等等。斯大林在10月初勸說中國出兵時就談到，其後果將迫使美國「向有蘇聯盟國為其後盾的中國做出讓步」，朝鮮就不會成為美國或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美國最後不僅會「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和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即使沒有看到斯大林的這封電報，毛澤東也會想到這些保證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附帶收穫。

歸納起來，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十分貼切的反映了毛澤東對出兵問題的全部考慮：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對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特別是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這三者構成了毛澤東決策出兵的基本動機和目的。所以，儘管從總體上講中國是被迫捲入這場它並不希望看到的戰爭的，但是當戰局的發展明顯不利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並威脅到新中國的安全利益時，中國領導人最終下定了參與這場戰爭的決心。如果說在對外戰略決策中應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的話，那麼，毛澤東的這些考慮，無論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黨，乃至對他的整個民族和國家，無疑都是適合的，最終都體現為對美國越過三八線決策被迫做出的合理反應。同時，對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決策做出合理性判斷的必然結果是把美國越過三八線看作是一次純粹導致災難的行動，因為，只要聯合國軍實際上越過三八線，並逼近鴨綠江，那麼，無論是美國做出不會威脅中國的保證或提出建立緩衝區的建議，還是以擴大轟炸甚至使用核武器進行威脅，都不足以阻止毛澤東對美軍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了。

毛澤東設定了超越現實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在他第一次決定出兵時就明確地設定了這樣的戰略方針——「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而且必須速戰速決。毛澤東以其與國民黨作戰的經驗盲目地認定，中國軍隊一個戰役即可消滅美軍幾萬人。得知蘇聯空軍要在兩個半月以後才能出動的消息后，毛澤東只是調整了入朝作戰的部署，即只與南朝鮮軍作戰，或在平壤至元山以北山區組織防禦，爭取時間裝備訓練，等候蘇聯空軍到來后再打。但這並不表明毛澤東改變了戰略方針，因為毛澤東緊接著又指出「在六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題」，即在「空中和地上均對敵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之後，再去攻擊平壤、元山等處」。毛澤東還提到下一步要「打大仗」。

當戰場的實際情況不允許中國部隊阻擊待援時，毛澤東和彭德懷確定了以運動戰消滅敵軍的策略，但仍然沒有改變整體戰略。在列舉了不應準備進攻的平壤、元山、漢城、大丘和釜山等城市后，毛澤東緊接著便指出：「待我飛機大炮的條件滿足之後把這些城市逐一打開。」儘管毛澤東這時提到了一個與後來戰爭命運悠關的問題，即「迫使」美國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的可能性，但他對這種前景似乎並沒有寄予很大期望，在毛澤東看來，美國政策的改變只會出現在幾個美國師被殲滅之後。

總之，不管環境和條件如何，毛澤東在未與美國開戰之前就確定的戰略方針是在最短的時間內消滅或驅逐美國軍隊，而事實證明，這一方針是中國軍隊力所不及的，也超出了其安全目標需要的客觀限度。

當中國軍隊帶有某種偶然性地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以後，不僅莫斯科和平壤受到極大鼓舞，要求毛澤東按照其既定戰略走到底，就是毛澤東本人也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如同仁川登陸成功使美國產生了輕敵思想一樣，志願軍首戰告捷使毛澤東毫不懷疑其戰略方針的正確性。然而，恰恰在這時，現實環境和客觀條件表明毛澤東設定的戰略方針是難以執行的。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看到，經過兩個戰役後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因此，他在12月8日的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並建議在三八線以北數十里停止進軍，來年春天再戰。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后也認為部隊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佔絕對優勢，因而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

但在彭德懷發出電報的同一天，金日成發表了告人民書，號召「向祖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總進軍」，把「美國武裝侵犯者和李承晚賣國匪幫送進墳墓」，莫斯科也建議中國應「趁熱打鐵」繼續進攻。這時，聯合國及印度、英國、瑞典等國代表不斷探詢中國接受停戰的條件。為了掌握主動，周恩來請示莫斯科，準備以書面方式遞交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停戰條件。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條件，同時強調「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於是，周恩來確定對停戰談判採取「他急我不急」的方針。

在這種背景下，北京當然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停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他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於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從毛澤東完全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后全軍主力就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的態度看，他下令越過三八線多少是迫於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壓力，但也必須注意到，毛澤東此時並沒有要改變其整體戰略方針的念頭。當志願軍攻佔漢城後轉入休整時，毛澤東向斯大林解釋說，為了避免重犯人民軍所犯過的錯誤，必須要有兩三個月的休整，如此才能「最終解決南朝鮮問題」，「才能保障取得最後勝利」。顯然，毛澤東只是等待機會以實現其內心的設想。正是毛澤東這種非要消滅或驅逐聯合國部隊的心態，使中國軍隊坐失了以勝利者結束戰爭的一次極其有利的機會。

1951年1月13日，即中國軍隊取得第三次戰役的勝利以後，聯大政治委員會討論並通過了「朝鮮問題三人委員會」在十三國提案基礎上提出的關於解決朝鮮問題基本原則的「補充報告」。該報告建議：立即實現停火；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恢復和平；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並安排朝鮮人民進行選舉；為統一和管理朝鮮做出安排；停火之後召開一次由英、美、蘇和共產黨中國參加的會議，以解決遠東的問題，其中包括台灣的地位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這個事先幾個小時才通知美國政府的新議案使白宮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正如國務卿艾奇遜指出的，同意這個議案將「失去朝鮮人的信任，並引起國會和輿論界的憤怒」；不同意則會「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支持」。而國務院最後決定支持這一議案，是「熱切地希望並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

對於中國來說，這的確是一次實現停戰的絕好機會。如果中國軍隊屯兵三八線附近，接受聯合國的條件，開始停戰談判，那麼無論在政治、外交還是軍事上都對中國極為有利。應該指出，毛澤東在確定戰略方針時的失誤不僅在於超越了現實條件，還在於超越了現實目標。實際上，為解除中國在出兵朝鮮決策時所擔憂的三個問題，並不需要在整個朝鮮半島消滅和驅逐美國軍隊。當志願軍把美國軍隊趕過三八線時，毛澤東賴以決定介入戰爭的三層考慮基本上都已經變成了現實：美國此時接受停戰，就等於是以戰敗者的身份來到談判桌前，毛澤東的革命激情和信念得到了充分展示；北朝鮮政權得以完整地保留，莫斯科所擔心的引起美蘇直接衝突的遠東危機也煙消雲散，中國履行了其為社會主義陣營所承擔的責任和國際主義義務；有北朝鮮作為緩衝地帶，毛澤東對中國安全和主權受到威脅的擔憂自然可以化為烏有，甚至台灣問題和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都有可能得到較為有利的解決。

然而，正像艾奇遜期望的那樣，中國的答覆恰恰是否定了這個聯合國議案。1月17日周恩來宣布了中國拒絕停火的決定，其理由在於「先停火后談判」只是美國尋找喘息機會以利再戰的陰謀。實際上，需要「喘息」的應該是已經成為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而中國所謂先撤軍再停火的主張在執行起來顯然也是不現實的。至於說陰謀，恐怕只是中國拒絕停火的借口。因為不難推斷，同拒絕贊成十三國提案的可能結果一樣，美國在朝鮮停戰後再捲土重來所面臨的聯合國及其盟國的壓力也是它承受不起的。退一步講，即使停火失敗，恰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的，志願軍也可以合法地佔據三八線以南的地盤，並獲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潛力。相反，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一方面導致聯合國立即通過了指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造成中國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被動，一方面為美國軍隊繼續進行戰爭提供了合理的借口，使中朝聯軍的軍事處境也十分危急。

面對聯合國軍立即發動的大規模反攻，彭德懷立即想到了利用聯合國決議的問題，他於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說：「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志願軍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但毛澤東對美軍意圖和敵我力量對比做出了明顯錯誤的估計。當筋疲力盡、缺糧少彈的中國軍隊無疑應該力求停火以圖他謀的時刻，毛澤東卻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2-3萬美軍和偽軍及佔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斯大林也表示支持這一主張。

事實表明，由於敵我軍事力量對比懸殊，在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下中朝聯軍不得不向北撤退，第四次戰役失敗了。彭德懷回國面見毛澤東，力陳志願軍的困難處境，使毛澤東認識到「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並決定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志願軍後續部隊到齊后再戰。毛澤東就此與莫斯科商議，斯大林亦表示贊同。直到這時，毛澤東還是不願改變初衷，還以為自己可以實現消滅美軍的戰略方針。其結果是，在此後幾個月的戰鬥中，志願軍雖竭盡全力，並付出了巨大犧牲和嚴重損失，也不過是將對手的進攻制止在三八線附近。1951年6月，當條件已經變得對中國極為不利的時候，毛澤東不得不請求莫斯科出面提出停戰談判。

人們會感到奇怪，毛澤東一向具有戰略眼光，在與國民黨鬥爭的幾十年中，軍事手段和統戰工作雙管齊下，在東北戰場三國四方的爭鬥中也遊刃有餘，周恩來則在與國民黨的長期談判中表現出傑出的外交才能，為什麼在朝鮮戰爭中竟死死抱定一個軍事目標不撒手，而未能同時在外交戰線有所作為？為什麼中國沒有在暫時取得戰爭優勢后及時罷手，同時在聯合國為周恩來創造一個施展其外交天賦的舞台？

究其原因，一，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得毛澤東在欣喜之餘產生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更為遠大的理想和抱負，不期而遇的朝鮮戰爭和初戰勝利為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二，美國軍隊意外地「不堪一擊」以及蘇聯空軍的及時參戰使毛澤東充滿了必勝的信心，從而對戰爭總體形勢做出了錯誤的判斷；三，蘇聯、朝鮮施加的壓力使他無法在眼見的成功面前打退堂鼓；四，剛從山溝走進大城市的中國領導人缺乏在國際舞台上的外交經驗和知識，如此等等。

可以想到的解釋也許還有一些，但無論如何，此時毛澤東心裡總算明白了，他為中國軍隊所設定的戰略方針是不現實的。

為實現同一目標付出的多餘代價

毛澤東被迫採取的長期作戰和邊談邊打的持久戰方針，實際上表明戰爭已經處於他在參戰以前竭力要避免的對中國最不利的僵持狀態。從開城談判，到板門店談判，直到最後簽訂停戰協定，中國基本上都處於守勢和被動地位。無論是最初的停火分界線問題，還是最後的遣返戰俘問題，其結果大體上都是接受了美國的方案。

至於說到得失，中國人無疑是感到驕傲的。這場戰爭的確使中國在世界上恢復了一個大國和強國的形象。在此前屈辱的一個世紀內，中國對西方和日本屢戰屢敗，不是大量割地就是巨額賠款。而在長達33個月與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戰爭中，中國以弱抗強，竟然能夠堅持到底，且與美國代表平起平坐地簽訂了停戰協定，這不能不令世人對新中國刮目相看。此後，中國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佔據了國際舞台的中心位置」，周恩來又在不久后召開的象徵「亞洲和非洲復興」的萬隆會議上扮演了「主角」。由此開始的歷史進程消除了長期埋藏在中華民族內心的屈辱感，中國人民真正可以自豪地呼喊「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統治地位也因而得到了政治上的鞏固。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然而也必須看到，這種「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所謂勝利，應該是指戰爭決策者確定的戰略方針得以實現，而毛澤東顯然沒有實現他把美國軍隊趕出朝鮮半島的戰略方針。況且，中國為此還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當然，就中國出兵決策的最初動因而言(國際義務和國家安全)，戰爭的最後結局也算是達到了預期目的，不過，如前文所說，這些目標早在1951年初，即朝鮮停戰兩年半以前就實現了。問題在於中國此後又為重新實現這些目標付出了本不應該付出的多餘代價。

志願軍在戰爭中陣亡11.4萬人，負傷25.2萬人，失蹤2.56萬(其中被俘2.1萬)人，因傷病致死的3.46萬人。總計損失兵員達42.62萬人，其中僅團以上的指揮員就犧牲了200多人。比較起來，按保守的數字計算，中國軍隊的損失也遠遠超過了美國，其比例為：陣亡3.39:1，負傷2.47:1，失蹤或被俘5.02:1，傷病致死1.68:1,兵員總損失2.62:1。需要注意的是，中方的兵力損失絕大部分發生在中國拒絕聯合國議案、美軍發起反攻之後。總結前三次戰役，中朝軍隊和美韓軍隊在戰場直接兵員損失的比例為0.7:1，此時中國軍隊傷亡約5.65萬人，加上凍傷5萬人，僅為整個戰爭兵員損失的1/4。這就是說，由於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而使戰爭延長，中國竟付出了三倍於前的人員代價，而付出第二次代價所達到的目標，同兩年半前相比，從軍事的角度看幾乎是相同的，但從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看就相去甚遠了。

決策失誤所帶來的後果並不僅僅體現在人員和兵力的損失，戰爭的延長對中國經濟建設的影響更為嚴重。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曾設想在1951年將軍費開支從1950年占預算總支出的43%減少到30%，而用70%來進行經濟建設，但戰爭的爆發，特別是轉入持久戰，迫使中國把1951年國家預算中軍費開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如果說因情勢緊急，中國決定將蘇聯提供的3億美元低息貸款全部用於購買武器裝備(原計劃僅4000萬美元)尚屬不得已而為之，那麼從1951年起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就完全是戰爭長期化的結果了。當年的總預算因戰爭增加了60%，而總預算中直接用於朝鮮戰場的就佔32%。 兩年以後用於經濟建設的貸款仍然很緊張。1952年9月周恩來訪蘇時請求蘇聯在今後5年中再貸款40億盧布，但其中大部分還是用于軍事和國防，購買工業設備的僅有8億盧布。中國在朝鮮戰爭期間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餘萬噸，戰費開支達人民幣62億元，其對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中國未能及時改變戰略方針的另一個後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朝鮮戰爭爆發前，關於聯合國的代表席位問題已經出現了有利於新中國的趨向，特別是與印度建交和與英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情況對聯合國其他成員國頗有影響，以至美國國務院也決定不再使用否決權阻撓聯合國接受新中國的代表席位。直到1951年1月8日英國首相艾德禮還致信杜魯門指出，英國政府歷來反對「由聯合國通過一項譴責中國是侵略者的決議」。然而，當中國表示拒絕聯合國提案后一切都變了。十三國提案(特別是補充意見)本來是出於對中國的同情立場，聯合國能夠通過該提案也表明了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以及要求和平的願望。中國決策的根本失誤就在於不僅拒絕這一提案，而且還指責其為美國的陰謀，結果傷害了許多國家的感情。1月30日聯大政治委員會即以44票對7票(7票棄權)通過了美國提出的控訴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這無疑表明了聯合國多數國家對中國的失望，儘管其中不乏受美國操縱的因素，但人們由同情轉為反感的心態也是明顯的事實。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從此被長期擱置起來。

不僅如此，5月18日聯合國大會又通過了一項實際上以美國要求為藍本的決議，即對中國大陸實行禁運。大約半年之後，美國經濟事務助理國務卿索普在一份聲明中宣稱：「已經有43個國家接受和積極貫徹了聯大決議，它們原來都是向中國出口戰略物資的主要國家。」經濟封鎖的結果是迫使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不得不過分依賴於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貿易額的比重1950年為32.4%，1952年為52.9%，1953年為72%，此後直到50年代末一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對蘇貿易額佔總貿易額的50%。作為工業發展的基礎，建國初期中國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產品的生產能力基本是靠蘇聯的50項援華工程實現的。1950-1952年中國全部固定資產實現新增金額合計59億元，而蘇聯援建的部分重點項目建成后將實現新增固定資產即達41.39億元，蘇聯因素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由此可見一斑。而一旦中蘇關係惡化，過分倚重於蘇聯的經濟紐帶斷裂必然會使中國蒙受重大損害。

對於新中國的統一大業來說，朝鮮戰爭的延長無疑也起到了決定性的阻礙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本來是指日可待的，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雖然對此有所延擱，但美國這時仍有意與台灣的蔣介石政權保持一段距離。如果及時停戰，並按照聯合國建議由英、美、蘇、中四國會議討論台灣問題，據當時聯合國多數成員國的傾向性意見看，台灣問題的解決要比後來簡單和有利得多。但在中國拒絕了聯合國的建議后情況發生了極大變化，不僅多數國家的立場轉向不利於中國，美國政府也迅速加強了對蔣介石政權的援助。根據國務院的要求，1951年2月杜魯門專門撥出5億美元作為對國民黨陸軍的無償援助。此外，國防部還為援助台灣準備好了價值520萬美元的海軍裝備和1600萬美元的空軍裝備。1952年美國又對台灣提供了大約3億美元的援助。特別是1952年3月22日由參謀長聯席會議起草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128號文件，標誌著美國對台政策的根本性改變。文件強調了台灣對美國在遠東的地位的「極端重要性」，還提出了三點政策性主張：第一，在必要時採取單方面行動，確保台灣能用作美國軍事基地；第二，第七艦隊繼續行使保護台灣的使命；第三，發展台灣的軍事潛力。這種政策性轉變隨著戰爭的拖延而愈加走向極端，直到戰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兩岸統一終於成為遙遙無期的政治願望。

從國際政治格局的更為廣闊的視野觀察，人們發現，戰爭結束以後世界並沒有得到和平和安寧。朝鮮戰爭大大加劇了以美蘇對抗和兩大陣營對峙為特徵的冷戰狀態。中國介入朝鮮戰爭被看作是「國際戰爭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衝突延長兩年多的結果是助長了在戰爭爆發后出現的一些令人擔憂的趨勢，如軍備競賽和北約擴充及其軍事化，同時也無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殘存的一點恢復中美友好關係的希望。戰爭使美國對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戰立場，其結果不僅讓美國最終背上了蔣介石這個它曾經一再想擺脫的包袱，還迫使美國不斷加強軍備，擴大其在經濟和軍事上所承擔的義務，並由於實施對華遏制方針而邁出了通向越南戰爭的第一步。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人們眼中的世界強國的副作用在於被認定是「蘇聯軍事力量的延伸」，中國的參戰，特別是頑固地拒絕聯合國議案，被西方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統一指揮的傑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結果之一是在西方國家眼中中蘇確實已成為「鐵板一塊」。中國終於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衝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

總而言之，中國出兵朝鮮的主觀動機和客觀目的本來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毛澤東為此而設定的戰略目標和方針卻是脫離現實條件的；中國決策的根本失誤在於錯過了在有利條件下及時停戰的歷史機會；同美國越過三八線時所犯的決策錯誤一樣，中國失誤的主要原因也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從實現決策方針的結果來看，中國雖然最後也算實現了迫使其出兵的最初目標，但付出了不必要的過量代價，而最後被迫放棄消滅和驅逐美國軍隊本身則證明了其戰略方針的失誤。

50年後回顧這場代價巨大的戰爭及其結局，如果從軍事上講，人們已經總結出「有限戰爭」的概念，那麼在更廣闊的政治層面，是否可以說，是朝鮮戰爭第一次告誡了世人：在大國之間，特別是當他們掌握了核武器之後，戰爭是不會有最後贏家的！

　　（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10月號，略有改動。）

2009年3月27日

餘論四 朝鮮戰爭期間的蘇聯駐華軍事顧問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和朝鮮戰爭期間，有大批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來到中國，其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大概是空前絕後的。但是，對於這樣一個歷史現象至今還缺少專門的研究和詳細的考察。本文擬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俄雙方的史料，對1950-1953年來華蘇聯軍事顧問的情況及其與朝鮮戰爭的關係做一個簡要的說明。

駐華蘇聯軍事專家知多少

如果不算大革命時期參加北伐戰爭的加倫(布柳赫爾)將軍，那麼作為政府之間的行為，蘇聯軍事顧問最早來援助中國應該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了。1938年5月，作為蘇聯大使館武官的М.И.德拉特文將軍便接替德國人出任中國軍隊的軍事總顧問了。以後依次接任在華軍事總顧問的是А.И.切列潘諾夫(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К.М.卡恰諾夫(1939年9月至1941年2月)、В.И.崔可夫(1941年2月至1942年2月)。從1937年底到1942年蘇聯撤走在華軍事人員為止，在中國的蘇聯軍事顧問總計超過300人，此外還有技術專家200多人，其中包括志願飛行員、大學教師、設計師、道路和橋樑專家、運輸專家、醫學專家等。蘇聯軍事顧問的級別甚高，僅元帥就有6人，還有15名將軍。蘇聯顧問不僅幫助訓練中國軍隊，而且為總參謀部和各戰區制定了數百個防禦戰役和進攻戰役的計劃，其中較大型的有：武漢戰役、南昌戰役、長沙戰役、襄陽-南陽戰役、宜昌戰役等。儘管出於某種政治原因，國共雙方後來對此都很少提及，但這些蘇聯顧問和專家對於中國反侵略戰爭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與此相比，朝鮮戰爭期間在華蘇聯軍事顧問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來華軍事顧問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第二，蘇聯顧問的作用主要是幫助訓練中國新建的空軍和海軍部隊及少數特殊兵種，幾乎沒有直接參與戰爭本身的策劃和行動。

最早一批來的蘇聯軍事專家是空軍顧問和教官。根據1949年8月空軍司令員劉亞樓訪蘇達成的協議，由蘇聯幫助中國建立6所航校，出售各型飛機434架，派遣專家878名。10月19日，第一批空軍專家來華，即分赴各地考察和選擇校址。11月中旬以後，包括從校長、教官直到地勤保障人員的大批專家陸續到達，並立即分配到各航校參加建校工作。接著是海軍聘請的以克洛契柯夫為首的84人於1949年10月25日到達瀋陽，隨即被送往大連海校幫助建校辦學。11月，華東海軍司令員張愛萍訪蘇回國又帶來6人。到12月，更有621名海軍顧問來華。儘管這批顧問和專家在華工作期限一般是1-2年(此間朝鮮戰爭已經爆發)， 但他們只是幫助培養軍事院校的教員、訓練飛行人員和其他技術兵種，與朝鮮戰爭沒有直接關係。目前有關資料記載，到朝鮮戰爭結束前夕，在中國陸軍系統的顧問共294人，輔助人員79人，在海軍系統的顧問103人，輔助人員12人，總計488人。同期蘇聯顧問在空軍和海軍系統的人數不詳，但根據上述資料統計，已經達到1500人。大體說來，朝鮮戰爭期間在華蘇聯軍事顧問總數至少應在2000人以上，大大超過了同期在華經濟專家的人數。

此外，筆者在台灣做訪問學者時看到過這樣一份檔案文獻，即「國防部」第二廳根據所收集的情報編印的一份1950年6月至1951年9月在中國大陸蘇聯顧問和專家的名單。據台灣的情報說，此期在華顧問和技術人員共約8萬人(大概是把協助防空的蘇聯空軍部隊人數計算在內了)，其中首要者和領導者442人(「其中除因原報不甚詳實者均未列入外，尚有極大多數未曾查明其姓名職務與活動狀況，不能一一列入」)。按其分類，軍事顧問310人，政治(包括外交、教育、法律)顧問47人，經濟顧問和專家72人，專業間諜13人。這個數字當然很不準確，但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建國初期來華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絕大部分屬於軍事人員。

蘇聯在中國設有軍事總顧問團，領導在中國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和軍事院校的蘇聯顧問和專家。軍事總顧問最初是由蘇聯首任駐華使館武官科托夫中將兼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作戰後，斯大林派蘇軍副總參謀長扎哈羅夫大將作為其私人代表來到中國，不久便接任了軍事總顧問的職務，科托夫為副總顧問。1951年4月中旬扎哈羅夫奉命回國后，由空軍上將克拉索夫斯基接任。1952年7月克拉索夫斯基回國，繼續由科托夫兼任總顧問。1953年7月科托夫任職到期，原華東軍區首席軍事顧問彼得魯舍夫斯基上將接任總顧問。1957年7月彼得魯舍夫斯基回國，由杜魯方諾夫上將接任，直至1960年7月回國。

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在業務和技術上負有對中國軍隊全面指導的職責，其中包括：一、軍委領導機關、各總部、各軍兵種和大軍區機關的領導業務；二、各技術兵種部隊有關日常訓練、軍事工程建設、常規和尖端武器的使用以及裝備、測試場地、基地維護的技術傳授和指導業務；三、軍事指揮學校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業務；四、軍事工程技術院校的專業知識傳授業務。與在中國政府部門的顧問和經濟技術專家不同，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不屬蘇聯駐華使館和總顧問領導，而是直接受命於蘇聯軍方。

如果說戰後蘇聯向東歐各國派遣顧問(主要在軍事和國家安全系統)是出於控制和滲透的目的，因而多少有些強加於人，那麼，到中國來的蘇聯顧問和專家，無論是在經濟、文教部門，還是在軍事或行政單位，則完全是中國政府自己請來的，完全是為了滿足中共鞏固新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需要。

他們直接受命於斯大林

筆者在查閱檔案和其他資料時發現，在斯大林時期，有關蘇聯軍事顧問來華的問題幾乎都是由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出面與蘇聯領導人聯繫或協商的。例如，1950年2月11日毛澤東致函斯大林請求為空軍司令部和氣象部門派遣12名顧問。2月25日毛澤東再次要求派遣205名顧問，用以擴大航空學校和組織空軍陸戰師。3月22日，周恩來致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布爾加寧，對蘇聯政府準備照軍事訂貨單給中國空海軍以所需的顧問人員及器材表示感謝，同時請求提早運交所訂物資和設備，還特別提出因擴充航校新生，需新增教員和指導員，並希望這批教員和指導員能在5月1日開學前到達中國。經與科托夫商定，4月13日又要求為新編成的空軍團、師指揮部和技術服務隊聘請43名軍事顧問。6月23日周恩來得到通知，蘇方答應再派炮兵顧問8人至瀋陽，幫助中國辦炮兵學校。

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領導人更是頻繁地向斯大林提出派遣軍事顧問的請求，這既是為援助朝鮮對美作戰，也是為改善中國軍隊的素質。蘇聯基本上滿足了這些要求。8月22日，周恩來與蘇聯軍事總顧問商議並向毛澤東及中央軍委報告，需要為軍委和各大軍區及軍隊院校增加顧問208人。23日又致函布爾加寧，請蘇聯派遣10名裝甲兵顧問，於9月來華工作。8月27日，針對中國要求向華東軍區和東北軍區派遣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的電報，斯大林告訴周恩來：38名顧問，其中10名為防空專家，28名為空軍專家，即將派出。至於派遣其餘26名顧問的問題，蘇聯的意見是，這些顧問的工作可由已派往中國的如下一些顧問來擔任：防空兵參謀長顧問可負責軍區防空作戰處和情報處處長的顧問工作；空軍參謀長顧問可負責軍區空軍司令部作戰處處長的顧問工作。或許是因為這些顧問尚不能滿足需要，10月8日毛澤東以中央政府名義寫信給斯大林，再次請求擴大蘇聯顧問和教官的數量。1951年2月12日周恩來致電斯大林：中國正在組建一個空軍集團軍，將用於參加朝鮮作戰，為幫助該集團軍制定計劃和領導作戰，希望蘇聯能派15名有關顧問並於2月來華。17日收到斯大林回電，同意滿足中國的要求，即派遣既了解中國又同朝鮮空戰有關係的顧問來華，並指定由戈盧諾夫少將擔任空軍司令部的顧問。10月24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再次要求加派訓練飛行員的空軍專家。11月13日斯大林答覆：「如果需要進一步派遣我方飛行員訓練米格-9飛機的中國飛行員，可以使用在安東、唐山和公主嶺駐紮的3個殲擊機航空兵師的教練員，為期3個月；對於1個強擊機航空兵師的訓練，我們的軍事專家認為，作為中方第5和第11強擊機航空兵師顧問的在中國的蘇聯飛行員可以成功地完成這項任務；為了訓練中國的偵察團，我們將從在中國的洛博夫將軍部隊的偵察團中派遣教練員。」斯大林答應將為中國的圖-2轟炸機航空師和拉-9航空兵團派遣19名顧問。直到戰爭接近尾聲，1953年1月7日，毛澤東還要求蘇聯派遣海軍航空兵顧問和教官12名，斯大林1月27日答覆擬再補派3位海軍航空兵方面的顧問，而其他專家則從目前已在中國的蘇聯海軍顧問中派出。

以上情況，一方面說明蘇聯對向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和專家的事情非常重視和謹慎，同時也反映出中國領導人急於聘請這些顧問和專家的迫切心情。不過，從上述往來函電的內容也可以看出，中國聘請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的目的基本是為了部隊訓練和掌握蘇式武器，儘管這些部隊和武器後來大多也用在了朝鮮戰場，但與蘇聯顧問畢竟沒有直接關係。關於蘇聯軍事顧問幫助訓練部隊的具體情況，中國方面有大量的回憶史料。

中國國防現代化的啟蒙者

蘇聯軍事顧問最早幫助創建的是6所空軍航校。根據中方儘快培訓出350-400名飛行員的要求，蘇聯空軍建議組建4所殲擊航校，每所學校配備100名專家，6所轟炸航校，每所學校配備120名專家，此外還有地勤人員、理論教員、航空醫生、後勤保障人員，及少量派駐空軍司令部的專家，共計878名。按這個設計，就相當於兩個專家培訓一名飛行員。1949年12月2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航空學校正式成立時，第一批學員編有速成班110人，一期甲班677名，學制分別為6個月和1年。即使增加了學員，也差不多是1名專家培訓1名飛行員。蘇聯專家按照學制和培養目標制訂出學員航空理論教育和飛行訓練的全套計劃，並負責具體組織實施，從課程設置、教學計劃、教材內容、教學制度到課堂授課、教學考核等都由專家負責。上課時由蘇聯教官帶著翻譯去講課。蘇聯專家教學非常認真，對學員也非常熱情、耐心。在飛行訓練階段，全部組織實施和機務保障也由專家負責。蘇聯飛行教員手把手地教授學員，儘管語言不通，學員文化程度又低，但這些蘇聯專家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嚴格要求。在蘇聯專家的嚴密組織和精心教學下，經過學員的努力，首批速成班和一期甲班學員終於按計劃完成了訓練任務，速成班於1950年5月畢業，一期甲班於1951年1月畢業。截止1951年5月1日，航校培訓畢業的飛行人員保證空軍連續組建了17個航空兵師、34個航空兵團。

航空部隊組建以後，作戰訓練同樣是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進行的。1950年春天以後，有幾十個蘇聯空軍師陸續來到中國擔任防空保衛，於是，新組建的中國空軍部隊經過短期預科教育后，便成建制地駐紮在蘇聯軍隊營地，採取了「專家包教、我們保學、突擊速成」的培訓方法。從空中飛行、作戰指揮到地勤服務和飛機維護保養，「一級帶一級，一套教一套」，兵對兵、將對將地進行培訓。這樣經過幾個月的突擊訓練，達到大隊編隊水平后，中國部隊便接管了全部裝備，只留下少數蘇聯顧問繼續幫助訓練或改裝。1952年以前，大多數空軍部隊都是採取這種方式進行戰鬥訓練的。

海軍兵種複雜，技術含量高，對蘇聯專家的需求最為迫切。從1949年10月就不斷有蘇聯專家和顧問來到海軍領導機關及各部門、各個部隊和院校，他們對中國海軍的組織建設、作戰、訓練、裝備建設、工程建設、後勤保障、學校建設等各方面進行了全面幫助。

不過，顧問和專家最集中的地方還是在海軍的院校。1950年2月創建的大連海校(後分為海軍大連艦艇學院和海軍工程學院)是新中國第一所正規的海軍學校。蘇聯專家早在1949年10月就來到了瀋陽，首先沿渤海和黃海岸邊進行考察，並選定了校址，以後又幫助學校制定了教學計劃，編寫了各科教學大綱和教材，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教學制度，使學校教學工作一開始就能走上正規的道路。位於南京的華東海校1950年4月改為海軍聯合學校后也來了蘇聯顧問組。在海軍學校創辦初期，蘇聯顧問和專家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從制訂教育計劃和教學大鋼，編譯教材，培養教員，研究教學方法，籌辦教學設備，建設實驗室，到教學的組織領導，建立各種規章制度和培養學員的正規生活習慣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蘇聯專家熱情的幫助和指導。直到1953年，由於海軍各學校提高了獨立辦學能力，教學工作已逐步走上了軌道，蘇聯專家數量才逐年減少。

這一時期來華的軍事顧問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幫助組建特種兵部隊。例如，中國的第一支空降兵部隊就是蘇聯顧問幫助建立的。經過與蘇聯軍方商談，1949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空降兵部隊，並於1950年2月15日與蘇方談定，聘請41名顧問，訂購300具降落傘。4月17日中央軍委正式發布命令成立空軍陸戰第1旅。到7月底，以沙別里車夫上校為首的蘇聯顧問團先後到達北京和開封營區。一個旅配備41名顧問，可以說是面面俱到了，從旅長、政委、參謀長，到旅機關的炮兵、作戰、傘降、通信、工兵和後勤、醫務等部門，都安排有蘇聯顧問，同時還為下屬7個營的營長、傘兵科科長乃至疊傘員都配備了顧問。顧問團負責幫助進行軍事訓練和加強行政管理，並對各項工作實施全面督促檢查和提出建議。在蘇聯顧問的幫助下，空軍陸戰旅於1951年3月勝利完成了跳傘訓練，並於6月28日參加了南京軍事學院組織的河川進攻聯合演習。

蘇聯培訓中國軍隊的特殊兵種還有一種方式，即將中國部隊整建制地編入蘇聯軍隊中，在專門教官的指導下與蘇軍官兵一起進行訓練。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就是這樣誕生的。1950年10月8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希望蘇聯派來潛艇全套艇員，「以便有效地幫助訓練，待完成任務后返回蘇聯」。1951年2月7日，蘇聯同意於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長一年)在旅順基地為中國培訓4艘潛艇的艇員，並撥出兩艘潛水艇供培訓使用，訓練完畢再移交給中國。1951年4月20日至5月初，由傅繼澤、李克明等275人組成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潛水艇學習隊先後到達蘇聯紅海軍太平洋艦隊潛水艇分隊。5月14日正式開始學習和訓練，蘇軍指派10名教官和2艘潛艇的全部艇員負責學習隊教育和訓練。中國的潛艇學習隊是一支由4艘潛艇艇員組成的大隊，作為一個完整的建制單位，歸中國海軍直接領導，但生活在蘇聯潛艇部隊中，學習和行政均由蘇軍領導。全體人員身著蘇聯海軍服裝，伙食按蘇軍潛艇標準，與蘇軍潛艇官兵一同進餐，執行的是蘇軍條令條例。黨的關係、政治工作由旅大市委領導。1954年6月19日，旅順潛艇學習隊結業，並獨立操縱著從蘇聯購買的兩艘潛艇於6月29日駛抵青島。7月22日，組建了海軍獨立潛水艇大隊。從此，中國海軍有了自己的潛艇部隊。

在培訓中國軍隊掌握現代化武器裝備方面，蘇聯顧問和專家的作用的確是不可替代的。至於說到直接參與或干預在朝鮮戰場作戰指揮的情況，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扎哈羅夫與聶榮臻的爭論

對於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戰略決策和作戰方針，莫斯科的意見的確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但那只是高層領導人之間的事情，而筆者所見的史料表明，在戰爭中蘇聯軍事顧問們幾乎沒有直接發揮作用。

關於蘇聯顧問直接參與戰略決策的事例的確有過一次，但結局令人很不愉快。

當志願軍勝利地結束了兩次戰役將戰線推至三八線附近后，作為戰地指揮官，彭德懷考慮到戰場的實際情況，要求部隊進行休整。但毛澤東出於政治方面的原因強令志願軍立即發動第三次戰役，越過三八線。不過在軍事策略上毛澤東還是贊成彭德懷提出的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同意越過三八線打一仗后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後幾十公里進行休整。

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並攻佔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佔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人有生力量造成什麼創傷。1951年1月3日彭德懷電告金日成：敵人在防線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戰果不大，只俘虜3000餘人。如敵繼續南逃，即跟蹤追擊至水原待命。此役以佔領漢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後即停止前進，準備休整補充。如敵以重兵防守漢城，則我暫不強攻，因各種條件均不成熟。毛澤東也把這一決定轉告了斯大林。1月8日彭德懷命令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此舉引起朝鮮方面和蘇聯顧問的強烈不滿和反對。

由於前期作戰失敗的教訓和壓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過三八線后休整兩個月的部署。但就在停止進攻的當天，金日成向中國駐朝鮮武官柴成文表示部隊休整不宜過長，有一個月足矣，若時間過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將增加部隊運動困難，且敵人企圖拖長時間以利補充裝備和部隊喘息。金還擬赴彭處面談。彭即將金的意見電告毛澤東，但堅持部隊必需休整補充的決定。蘇聯新任駐朝鮮大使拉組瓦耶夫也通過朝鮮外務相朴憲永轉達了反對意見，彭德懷仍不為所動。

1月9日上午，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得知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后表示堅決反對，他來到軍委作戰部，不滿地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雙方發生了激烈爭吵，雖經代總參謀長聶榮臻耐心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

恰在此時，斯大林來電稱，為避免國際上對中國的責難，建議由志願軍控制三八線以北及其兩側海岸，而朝鮮人民軍可以繼續南進追擊。毛澤東隨即將此電轉發彭德懷。人民軍當然無力單獨作戰，蘇聯顧問和朝鮮方面不得不聽從彭德懷的意見同意部隊轉入休整。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間在軍事指揮上的爭論后，曾在一封電報中說：「中國志願軍的領導是正確的」，「毫無疑義，真理在彭德懷同志手裡」，稱讚彭以那樣劣勢的裝備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斯大林還批評蘇聯駐朝大使不懂軍事，不准他再干擾彭德懷的指揮。

這件事發生以後，在朝鮮作戰問題上蘇聯顧問就不再多發表意見了，而將主要工作放在為志願軍幹部講課和培訓方面。1951年1月13日，東北軍區通知志願軍總部說，蘇聯軍事顧問建議利用休整時間為志願軍部分師以上幹部在瀋陽辦短期(2個星期)集訓班，由蘇聯顧問講授蘇德戰爭各大戰役中的反攻和進攻經驗，以及介紹現代戰爭的知識。彭德懷接受了這個意見，決定從西線各軍抽調部分師以上幹部去瀋陽參加集訓。

科切爾金給莫斯科的報告

從中俄雙方公布的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可以看出，蘇聯軍事顧問在有關戰爭方面的主要任務就是為雙方領導人轉交函電、傳遞信息及協助商談武器援助和派遣專家等問題。

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在華軍事顧問科切爾金少將1951年6月16日給蘇軍總參作戰部長的報告。其中特別講到對志願軍的看法及蘇聯顧問與志願軍作戰指揮的關係，現摘錄如下：

現在我報告1950年11月至1951年6月我在中國工作期間形成的對某些問題的看法。

一、中國人民軍的戰鬥素質

我看過的許多文件以及同有機會接觸過中國人民軍的中國同志和我們的同志座談都表明，這支軍隊有很好的戰鬥素質。廣大指戰員堅忍不拔，戰鬥勇敢頑強，不怕流血犧牲，勇於克服一切艱難險阻。

部隊善於在山地作戰，能廣泛利用夜間和惡劣天氣。與此同時，中國軍隊不適應在冬季條件下作戰，因為棉衣不足，有時甚至完全沒有禦寒衣物，同時還缺少禦寒的經驗。

部隊優秀的戰鬥素質和高昂的士氣是由堅強的政治工作來保障的。這說明了為什麼部隊有時雖然傷亡慘重，但仍有戰鬥力並準備迅速由防禦轉入進攻。

開始存在的「恐美症」經過幾次勝仗之後基本上消除了。的確，在春季戰役中「恐美症」又有所複發，這表現在迴避攻擊美國人所守衛的戰線地段。如果必須進攻這些地段，則常表現出不堅定，戰鬥不是都進行到底。在很多情況下都沒有堅決消滅被合圍的美軍部、分隊，甚至有時給被合圍的美軍部隊提供逃跑的機會，以免遭受大的傷亡和浪費不多的彈藥儲備。

二、對朝鮮戰鬥行動的評價

下面兩種基本情況給中國軍隊在朝鮮的戰鬥行動特點打上了自己的烙印：(1)與美國人相比，部隊技術裝備差；(2)後勤組織薄弱。

雖說糧食、彈藥儲備充足，但滿足增長需求不超過40－50%。前線部隊吃不飽，有不少時候簡直挨餓，因此部隊不僅沒有能力把順利開始的戰役進行到底，甚至不能守住已奪取的領土。

不能充分保障前線部隊給養的原因是：(1)由於美航空兵對交通線的轟炸，火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只能晚上運行；(2)汽車和馬車數量不足；(3)整個後勤系統組織不得力。……

三、中國人民軍總參謀部(總部)的作用和地位

儘管形式上有總參謀部，但至今它沒找到自己的恰當位置，在領導武裝力量和軍事行動中沒發揮應有的作用。

總參謀部有作戰部(也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作戰部)，它是由10-12名軍官編成的一個小組，為政府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起草報告。

研究形勢和制定提案不是作戰部的職能。它只滿足於被動地收取情報，並不考慮哪些應該核實或查明。可以認為，如果沒接到什麼情報，彭德懷司令部里也不會有這些情報。

對提出的戰役計劃不給予研究，也不提出自己對戰役計劃的看法。認為彭德懷清楚該怎麼辦。另外，他是副總司令，由於朱德總司令有病或者其他原因離開了部隊指揮，實際上對彭德懷給予什麼指示的只有毛澤東同志一人。但毛澤東同志認為不需要干預彭德懷的計劃，認為彭德懷親臨現場最清楚該怎麼辦。

履行總參謀長之職的聶榮臻同志在軍隊領導人之中是比較年輕的，由於中國墨守成規的傳統，他避免了許多可能損害他和其他軍事領導人關係的行動。因此，作為總參謀長，他猶豫不決，甚至不想提出關於確定總參謀部在軍隊指揮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

四、關於我軍事顧問的作用

中國的同志們對我軍事顧問態度很好。他們認真聽取我們顧問的所有意見和考慮，但對他們非常謹慎，尤其是涉及到朝鮮戰爭問題。在朝鮮戰爭問題上，中國同志們害怕我們把不符合中國軍隊發展水平和技術裝備水平的戰法強加給他們。當他們感覺到這一點的時候，就不客氣地說：「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同你們觀點不同。」(聶榮臻語)一次彭德懷說，他甚至還有考慮把部隊開到鴨綠江邊，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依靠這麼短的距離，他將有更好的機會粉碎美國人。

中國的同志們擔心敵人在自己背後登陸，所以把很多部隊部署在沿海地區，不想深入南朝鮮。他們半開玩笑地說要在朝鮮打10年戰爭，要在這種持久戰中消耗敵人的力量，認為在短時間裡粉碎敵人是不可能的。

他們以十分謹慎的方式表示，他們對不給他們現代化的技術裝備不滿(100毫米高射炮，以及各種不亞於美國人的自動武器)。……

我們的顧問在幫助中國同志克服在組織部隊和戰術方面存在的不正確的觀點上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堅定性，遇到中國同志的推辭(等一等，不著急)，常妥協退讓。

現在感覺不到中國人民軍運用我們的戰鬥經驗。這特別涉及戰鬥的指揮、組織問題，炮兵、坦克和其他兵種的使用問題。

在外省工作的顧問更是聽其自便。在我在中國期間，軍事總顧問只去外地一次(瀋陽)，此外只開過一次會交流工作經驗。

儘管科切爾金把中國人民志願軍誤寫為「中國人民軍」，但據筆者看到的中國材料以及與當事人的交談，這個報告所講的情況大體是準確的。從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結論：在朝鮮戰場的作戰問題上，中國軍方領導人與蘇聯顧問之間很少進行認真的討論，中方在聽取蘇方意見時非常謹慎，而蘇方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也是小心翼翼。很可能是受到科切爾金報告的影響，斯大林在向志願軍部隊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上未能滿足毛澤東的要求。

在志願軍總部的蘇聯顧問

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以後，1951年8月27日和9月8日，毛澤東連續兩次給斯大林發電要求蘇聯派遣軍事顧問到志願軍總部和各部隊中工作。毛澤東在電報中說：經過研究並與克拉索夫斯基協商后，中國方面認為必須派出83名顧問，其中包括派往志願軍司令部的顧問10人，派往5個兵團的顧問共10人，派往21個軍的顧問63人。毛澤東要求「上述顧問最好於1951年9-10月取道北京前往朝鮮」。毛澤東對此做何考慮不甚清楚，或許是因為中國軍隊不善陣地戰，或許是因為大量蘇式武器已運抵朝鮮戰場，總之，此時志願軍需要加強蘇聯顧問的幫助和指導。

不過，斯大林的答覆卻令毛澤東感到失望。9月10日斯大林回電稱，同意派遣以陸軍大將扎哈羅夫為首席軍事顧問的一個軍事專家小組作為在朝鮮志願軍司令部的軍事顧問。關於是否向軍部或兵團司令部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將在首席軍事顧問進入實地熟悉情況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后合理地加以解決。兩天以後，未等毛澤東答覆，斯大林再次去電說：「我們認為，有5名軍事顧問就足夠了。關於向軍和兵團派遣軍事顧問的問題，我們認為，按照朝鮮的實際看是不適宜的，我們不同意向軍和兵團派遣軍事顧問。」

斯大林不願向朝鮮戰場派遣蘇聯顧問固然是出於蘇聯在朝鮮戰爭中一貫堅持的原則，即蘇聯不能公開參戰，特別是不能造成蘇聯軍人有可能在戰場被俘的機會，為此，斯大林曾規定派往朝鮮人民軍的蘇聯顧問只能以《真理報》記者的身份出現，蘇聯空軍參加戰鬥只能在中朝軍隊的後方上空活動。但另一方面，根據科切爾金報告的情況，蘇聯顧問即使呆在戰場大概也不會起多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舉？

後來的事實證明，來到朝鮮戰場的蘇聯顧問其職責主要也是了解戰場敵我雙方的情況。據在志願軍總部負責接待蘇聯顧問的作戰處副處長楊迪回憶，後來陸軍大將扎哈羅夫並未到志願軍總部，顧問團團長是蘇軍總參謀部的一位炮兵中將，另外還有1名少將和2名上校，以及1名文職翻譯人員。鄧華副司令員向作戰部交待任務時也強調：顧問團的主要任務就是了解情況，可指定人專門與他們聯繫，只談敵我戰場情況，其他與我無關的事就不要說了。另據軍委作戰部參謀王亞志回憶，於1951年10月到志願軍總部的蘇聯顧問都是搞情報工作的，他們的任務就是定期向莫斯科傳遞戰局發展的情況。這些顧問在司令部只聽不說，從不發表不同意見。

正是由於蘇聯顧問在朝鮮作用不大，1953年1月17日蘇聯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長索科洛夫斯基向斯大林請示召回在志願軍總部的顧問組，理由是彭德懷已經回國，與志願軍司令部的聯繫可以由在華軍事總顧問負責，而有關朝鮮前線形勢的情報則繼續由駐朝鮮大使拉祖瓦耶夫和在華軍事總顧問負責。於是，這些蘇聯顧問在3月斯大林去世后全部回國。

由此可以做出結論：在朝鮮戰爭期間，蘇聯駐華軍事顧問雖然人數眾多，但其主要任務是幫助中國部隊進行訓練，收集和傳送有關戰爭的情報，聯繫和協商對華軍事援助的問題，而沒有參與對戰爭進程的指導，更沒有對中國的戰略部署和作戰方針產生影響。

（原載《百年潮》2003年第3期。）

2009年3月28日

餘論五 對50年代蘇聯援華貸款的歷史考察

20世紀50年代，特別是50年代的中期，蘇聯給予了中國大規模的經濟技術援助，提供貸款是蘇聯援助中國的方式之一。然而，蘇聯究竟向中國提供了多少貸款，其中有多少屬於軍事貸款，有多少屬於經濟貸款，這些貸款的具體情況如何，學術界至今沒有一致認可的說法。中蘇雙方政府從未公布過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貸款全面情況，故而曾引起外間各種猜測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報告說，從1950年到1956年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約13億美元(52億盧布)的貸款，其中4.3億美元用於經濟發展，其餘部分主要用於購置軍火。也有的美國專家估計為22億美元(合88億盧布)，其中4億多美元用于軍事援助，其餘的用於工業化建設。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說法則高達26.5億至30億美元(120億盧布)。 作為歷史研究的結論，中國方面和蘇聯方面的統計差別很大，就是中國國內不同著作中的說法也不盡相同。總之，在中蘇關係歷史的研究中，這是一個尚未說清楚但必須說清楚的問題。

本文擬利用中國和俄國兩方面的檔案文獻和相關史料，對蘇聯1950年代援華的貸款數額、用途及其條件做一點考察。

一、關於貸款數額

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簡稱《外交史》)提供了有關蘇聯對華貸款的比較全面的材料。為了便於考察，現將該書提供的材料按時間順序重新編排，製成下表：

《外交史》關於蘇聯對華貸款的統計

序號        時 間          金額(舊盧布)      用 途
1       1950年2月14日         12億          經濟建設
2       1951年2月1日         9.86億       購買軍用物資
3       1952年9月15日        0.38億         種植橡膠
4       1952年11月9日       10.36億     購買60個步兵師裝備
5       1953年6月4日         6.1億        購買海軍裝備
6       1954年1月23日        0.035億      有色金屬公司
7       1954年6月19日        0.088億       有色金屬和石油
8       1954年10月12日      5.46億       特種軍事用途
9       1954年12月12日      2.78億     轉讓中蘇合營公司蘇聯股份
10      1955年2月28日       2.47億        轉售安東蘇軍物資
11      1955年10月31日      7.23億     轉售旅大軍事基地蘇軍物資
總計         56.76億


《外交史》提供的這個數字最早大概是周恩來說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常務委員會委託作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長篇報告，其中講到，朝鮮戰爭及後來蘇聯給中國的貸款數額總計為56.76億盧布(其中軍事貸款43億盧布)，加上利息15億盧布，總共62億盧布，預計到1965年可以還清。 1989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一書說，蘇聯1950-1955年向中國貸款11筆，總計金額為56.6億舊盧布，主要用於經濟建設、抗美援朝戰爭和償付蘇聯移交物資等方面。這與《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體相同。同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也說貸款共有11筆：「除1950年貸款3億美元外，1951-1955年中蘇兩國政府又簽訂了10項貸款協議，其中一筆為無息，9筆年息2%，償還期2-10年」。但其統計的貸款總金額略少：12.74億新盧布(摺合人民幣53.68億元)。

現在看一下蘇聯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1972)、著名經濟學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蘇中經濟貿易關係史(1917-1974)》(以下簡稱《經貿史》)一書中使用的貸款數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蘇聯公布的新盧布牌價計算的，為了便於對比，現摺合成舊盧布(1個新盧布摺合4.45箇舊盧布)，也列表於下：

《經貿史》關於蘇聯對華貸款的統計

序號         時間         金額(新盧布)        金額(舊盧布)
1           1950年          2.7億                 12億
2           1951年          4.33億               19.269億
3           1952年          2.415億              10.747億
4           1953年          1.352億               6.016億
5           1954年          1.882億               8.375億
6           1955年          2.182億               9.710億
總計                        14.861億             66.117億


兩方材料比較，蘇聯方面提供的貸款金額比中國方面提供的數字多9.357億盧布。如果除去新舊盧布換算時出現的微小差額不計，主要差別出現在對1951年貸款數額的計算上，其他各項大體相同。再對比其他材料，逐項核查以上兩表所列數字，可以看出，主要問題也出在1951年的貸款數額上。1952年9月的橡膠貸款，簽訂協定時確定的金額為7000萬盧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擴大會議，基本上同意了周恩來提出的暫停在雲南種植橡膠和壓縮在華南種植橡膠的計劃的主張。可以推斷，此項計劃的提前結束導致貸款中斷，故實際使用只有3800萬盧布，這與《經貿史》上的數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種貸款，協定簽訂的金額是5.2億盧布，很可能是在實際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萬)。這些均可略去不計。至於其他項目的數額，雙方的統計則完全一致。因此，關鍵是1951年的貸款，中蘇雙方的計算相差9億多盧布。最近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中特別提到了這個差額。《楊尚昆日記》1960年10月16日記載：蘇聯方面提出中國共貸款 66億盧布，實際情況是貸款總額為56.76億，不是66億，蘇聯多算了9億。抗美援朝貸款為9.86億，而算作了19億。

那麼，這個差額是怎樣出現的呢？

首先應該確定1951年2月1日貸款的數額。關於這一數額，《外交史》說是9.86億盧布，《經貿史》說1951年2月貸款為19.161億，不過這是將折扣的9.297億計算在內了，減去折扣，恰好也是9.86億盧布。但《經貿史》在另一處又稱1951年的貸款是19.269億盧布，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貸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筆。

1951年2月1日的軍事貸款協定是由周恩來和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亦譯沙哈羅夫)簽訂的，當時確定的數額為12.35億盧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來關於《蘇聯政府五項貸款逐步償還初步計算》給中共中央各領導人的信函中說，我國政府將於1954年至1963年間償還蘇聯五項貸款，金額總計為40.08億盧布。這個數額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項的貸款數額之總和，其中橡膠貸款當時已經確定縮減，而1951年2月1日貸款仍然是按協定數額12.35億盧布計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來致電在莫斯科的外貿部副部長李強，要求對這筆貸款的使用情況進行清算。3月下旬，中蘇雙方草簽了關於結束使用抗美援朝軍事貸款的議定書。4月13日周恩來的批示中有這樣一段話：2月1日貸款最後核算只用了19億多盧布，未使用2.4億多盧布，蘇方提議取消，因朝戰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價、鐵路器材3/4計算，共為9.8億多盧布。對周恩來這段話應作如下理解：實際使用19億多盧布，而欠款只能算9.8億多盧布，原因是「按武器半價、鐵路器材3/4計算」，即減去了折扣數額9億多。綜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斷：2月1日協定貸款數額12.35億，實際使用9.86億，剩餘2.4億多由蘇聯收回。所以，周恩來批示中所說「19億多盧布」和「9.8億多盧布」，都是針對1951年2月1日這一項貸款數額而言的。

但是，蘇聯方面在清算時確定1951年貸款的實際使用數額為19億多盧布，很可能是將1951年內的所有貸款計算在內了。既然中蘇雙方對1951年2月1日的貸款數額9.86億盧布沒有異議，那麼問題就在於，除此之外，1951年可能還有其他的貸款。

根據查閱《周恩來年譜》和近幾年俄國解密檔案的結果，1951年中國的確還向蘇聯提出了補充貸款的要求，而且蘇聯方面也確實提供了這些貸款。

證據一：1951年 9月5日周恩來審改毛澤東致斯大林電，電文說，今年2月1日中蘇關於軍事貸款的協定所規定的貸款和4月10日來電所增加的軍事貸款至6月均已用完，鑒於「目前我國財政赤字甚大，戰費極巨」，請蘇聯政府考慮按照2月1日軍事貸款協定的條件再增加6億盧布的軍事貸款，並希望新的軍事訂貨能於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同月12日斯大林複電說，同意按以前規定的條件給中國增加6億盧布的軍事貸款，但追加的軍事訂貨最早也要在6個月內交付。這就是說，除2月1日貸款外，4月10日還有一筆補充貸款，在此之外，毛澤東又要求蘇聯提供新的6億盧布軍事貸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證據二：1951年9月20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說：「您1951年9月12日發來的電報已收到。感謝您滿足我們提出的給我們提供6億盧布軍事補充貸款和向駐朝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派遣軍事顧問的要求。」這進一步說明，斯大林同意提供新的6億盧布的軍事貸款，並且中方已經得到答覆。

證據三：1952年3月28日毛澤東致斯大林電說：「按我們計算，從1951年2月1日開始，你們按提供軍事貸款協定條件三次提供的軍事貸款總額的剩餘額是4億多盧布。我們打算用這4億多盧布購買我們的空軍所必需的飛機、設備和彈藥」。這再次證明，1951年總共有三筆同等條件的軍事貸款，即2月1日根據周恩來與扎哈羅夫協定的貸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電報追加的貸款，而且這些貸款已經在使用過程中。

至於1951年後兩次補充貸款的數額，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億盧布，而4月10日補充的貸款，根據蘇方提出1951年貸款總計19.269億，減去2月1日的9.86億，再減去9月12日的6億，應為3.4億盧布。如此計算的結果，在整個50年代蘇聯給中國的貸款應為13筆，而不是11筆，總金額大約是66億舊盧布，而不是56.76億。中方少算的兩筆貸款，並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說是沒有將蘇聯轉讓中蘇合營公司股份的貸款計算在內 ——沒有材料證明應該把蘇聯轉讓的股份作為貸款，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兩筆追加的軍事貸款，其原因恐怕在於這兩筆貸款沒有簽訂正式協議，而只是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電報中商定的。

當然，如果計算蘇聯向中國提供的全部貸款，還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貸款。1961年3月為幫助中國解決飢荒問題，蘇聯提出以貸款方式向中國供應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轉口古巴蔗糖，經商議中國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這筆貸款為3.296億新盧布。

二、關於貸款用途

那麼，在這些貸款中究竟有多少是經濟貸款，有多少是軍事貸款，在軍事貸款中又有多少屬於對中國抗美援朝的貸款呢？由於統計方法不同，或核算缺項，各種材料提供的說法也是大相徑庭。這裡有必要加以詳細計算和說明。

按照《外交史》提供的數字和分類計算，在貸款總額中，軍事貸款佔73%，經濟貸款佔23%，此外，僅抗美援朝貸款就占貸款總額的60%。另有著作計算的結果是：軍事貸款佔76.1%，經濟貸款佔23.9%。 顯然，上述計算都是根據貸款協定的條文來確定貸款用途的，但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

首先，《外交史》將1950年2月14日的12億盧布貸款全部算作「經濟建設貸款」是不妥當的。儘管貸款協定第二條規定其用途是「償付為恢復和發展中國人民經濟而由蘇聯交付的機器設備與器材，包括電力站、金屬與機器製造工廠等設備，採煤、採礦等礦坑設備，鐵道及其他運輸設備，鋼軌及其他器材等」， 但實際上這筆貸款究竟有多少用於經濟建設，值得研究。

在這筆貸款的協定商談完畢但尚未簽署時，中國方面已經確定了第一年的貸款數額的用途。1950年1月10日周恩來在給劉少奇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電報中說：「本年內貸款只能支付6000萬美元，已購之飛機(340架)、汽車、降落傘、鋼軌(43089噸)、高射炮、炮彈、汽油及空軍各種器材共值4000萬元美金。」這筆貸款以每年同等數目分五年支付，即一年2.4億盧布(6000萬美元)，而第一年貸款中的4000萬美元，除鋼軌外，大體上定購的都是軍用物資。剩餘的2000萬美元則決定給海空軍定貨使用。這就是說，第一年的貸款基本上用于軍事方面了。

後來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出兵需要蘇聯保證武器和裝備的供應。為了得到這些軍事裝備，又不影響經濟建設，毛澤東在1950年10月13日致電在莫斯科的周恩來，要求蘇聯政府以租借辦法保持2億美元「用於經濟文化等項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同日，毛澤東又告訴蘇聯大使羅申，中國政府目前無法為軍事裝備付現款，「希望以貸款方式得到這些裝備」。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蘇聯方面決定將一部分軍事裝備列入了1950年2月14日的貸款協定。斯大林在1951年1月4日通知毛澤東，至1950年10月中旬(即中國出兵朝鮮)以前，蘇聯根據1950年2月14日貸款協定已向中國提供了總價值為1.4億盧布的軍用物資。此外，蘇聯武裝力量部部長華西列夫斯基也向斯大林報告：經與中方商定，「在明確規定1950年實際供貨數額后，按提供中國規定額度軍事貸款的決定，納入1950年2月14日貸款協定和商品流通的供貨價值，總數定為2.65億盧布(1.4億盧布屬1950年貸款，1.25億屬商品流通)。這些數目的說明書已於今年1月9日由外貿部告知扎哈羅夫同志和米庫諾夫同志」。這就說明，在12億盧布的經濟貸款中，至少在1951年初已有1.4億轉為軍事貸款了。至於這筆貸款最終的使用情況目前尚無文獻證明，但據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回憶，原來中央軍委曾計劃將這3億美元軍事貸款的一半撥給海軍使用，後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志願軍出國作戰急需空軍支援，結果這筆貸款中的絕大部分都用於空軍購置飛機了。1950年和1951年實際執行的結果，海軍建設從原先確定的這筆經費中只開支了約2000萬美元。肖勁光使用的「軍事貸款」這個用語表明，在軍方領導人的心目中這筆貸款原本就是為軍事方面提供的。據以上材料估計，1950年的貸款儘管未必完全算作軍事貸款(軍事貸款有折扣)，但看來實際上主要用於購買軍事物資了，而且似應算在抗美援朝貸款項目下。

同時，《外交史》算在抗美援朝項下的五筆貸款也不大合理。1951年2月1日的軍事貸款屬於抗美援朝貸款，這一項沒有問題，而1953年的海軍貸款、1954年的特種軍事貸款、1955年的轉售安東軍用物資貸款都發生在朝鮮戰爭即將結束或結束以後，而且其條件也不是如戰爭期間的半價支付，把這些都算作抗美援朝貸款未免牽強。

至於1952年11月9日簽訂的60個步兵師裝備的貸款，情況稍微複雜一些。實際上，這60個步兵師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在1951年就已經開始提供了，只不過當年提供的4個師裝備中，3個師的裝備經協商轉給了朝鮮人民軍。中國本來希望在1952年內完成其餘裝備的交貨，后因斯大林提出1951年只能交貨10個師的裝備，其餘將在兩年內交齊，周恩來代毛澤東起草電報，指示正在莫斯科談判的徐向前，「提前於明年交完的問題不要再提」。7月31日，中央軍委下達自本年8月至1954年10月60個師的換裝計劃。以後，交貨日期再次推遲。1952年3月，毛澤東在一封電報中又要求，其餘應提供的裝備交付期限為1952年16個師，1953年20個師，1954年20個師。關於這批武器裝備的貸款問題，毛澤東說，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辦理的具體程序進行談判。後來協定簽訂了，但用這筆貸款改裝的部隊只有3個師在朝鮮停戰前入朝作戰，用這筆貸款購買的武器，也只有37高射炮炮彈及部分122榴彈炮炮彈用於朝鮮戰場，其餘均未用於朝鮮戰爭。另外，這60個師裝備的貸款條件也不是像1951年2月1日軍事貸款那樣按照援助志願軍出國作戰的條件擬定的。

這裡就涉及到了所謂抗美援朝貸款的折扣問題。關於1951年2月1日的貸款條件，蘇方提出的意見是：「1950年10月19日後，即中國參戰以後和與此直接有關而交付的軍用物資的價款，按已交付物資的半價從貸款中支付。中國軍隊入朝以前，即1950年10月19日以前所提供的軍用物資，以及1950年10月19日以後提供的但非用於與中國赴朝參戰直接有關目的的軍用物資的價款，由1950年2月14日的貸款協議和按商品流通方式支付。」經中蘇雙方反覆協商，最後確定為：在1950年10月19日出兵朝鮮前的軍事訂貨以全價付款，抗美援朝以後的軍事裝備與彈藥的訂貨以半價付款，鐵路器材的訂貨則以七五折付款。顯然，這種給予特殊優惠條件的貸款是專門針對中國抗美援朝的情況而定的，原因就在於中國志願軍不顧艱難困苦出兵朝鮮作戰，直接是援助了朝鮮，間接則是幫助了蘇聯，是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戰。順便說一句，這個道理斯大林心裡最清楚不過了，所以蘇聯方面後來在討論償還貸款時總把這個折扣問題掛在嘴邊，實在是沒有道理的。

至於60個步兵師裝備的貸款則沒有按上述條件提供。由於中國急需現代武器改裝部隊，又只能採取貸款的方式購買這些裝備，而斯大林則表示蘇聯提供貸款有困難，所以周恩來提出這60個師的裝備貸款中國將全額支付。在1952年9月19日周恩來與斯大林的會談中，莫洛托夫又特意提到這一問題，請周恩來確認支付中國60個師裝備的軍事貸款不屬於蘇聯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協定向中國提供的軍事貸款，即這60個步兵師的裝備供貨將用中蘇特別協定的貸款全額支付。當周恩來表示肯定的態度后，斯大林立即說，在這種情況下要簽一個特別協定。所以，這60個步兵師的貸款，從條件上看，蘇聯似乎也沒有把它計入抗美援朝的貸款。

歸納一下，蘇聯向中國提供的軍事貸款應為前表所列第1、2、4、5、8、10、11項及1951年兩筆補充貸款，總計62.88億盧布，佔50年代全部貸款的95%。其中抗美援朝貸款應為1950年貸款的基本數額和1951年貸款的數額，再加上60個步兵師裝備貸款中3個師的數額，總計大約是32億舊盧布。這個數字與國家統計局1953年3月11日報告的1950-1953年由蘇聯進口的特殊訂貨共計31.948億盧布(結匯數字)基本吻合。因此，抗美援朝貸款在貸款總數中所佔比例也不是《外交史》計算的60%以上，而是大約48%。至於經濟貸款，如果不算1961年的3.296新盧布蔗糖貸款(合14.6億舊盧布)，那麼還不到3.3億舊盧布。

根據上述分析和考察再列表如下。鑒於蘇方材料使用的是新盧布，且相應的具體數字與中方材料相差無幾，故此表基本採用中方材料提供的數據：

50年代蘇聯給中國貸款的統計　金額單位：億（舊盧布）

序號         時間           協議金額          實際使用         軍事(其中抗美援朝)       經濟
1         1950.2.14           12                 12                 12(基本全部)
2         1951.2.1            12.35             9.86                  9.86(9.86)
3         1951.4.10           3.4                3.4                   3.4 (3.4)
4         1951.9.12           6                  6                       6(6)
5         1951.9.15           0.7              0.38                      0.38
6         1952.11.9          10.36             10.36                10.36(大約1)
7         1953.6.4            6.1              6.1                        6.1
8         1954.1.23          0.035            0.035                      0.035
9         1954.6.19          0.088             0.088                     0.088
10        1954.10.12           5.2              5.46                     5.46
11        1954.10.12          2.78             2.78                      2.78
12        1955.2.28           2.47             2.47                      2.47
13        1955.10.31          7.23             7.23                      7.23
總計                         68.713           66.163                62.88 (約32億)   3.283

三、關於貸款條件

從中蘇結成同盟關係的角度看，拋開戰爭的因素，這個貸款數額，無論就借方的能力還是貸方的需求來說都不算多。根據蘇聯公布的材料，截至1957年7月為止，蘇聯向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貸款數目達到280億盧布。對於發展中國家，1954-1957年給印度貸款10億多盧布，償還期12年。1954-1956年給阿富汗貸款4.13億盧布，償還期30年。1956-1957年給印度尼西亞貸款4.264億盧布，償還期6-12年。1959年又增加對印度貸款共25億盧布。此外，1953年蘇聯還向朝鮮提供了無償經濟援助10億盧布，以後又增加了7.6億盧布貸款，並經1960年10月簽訂協議免於償還；1955年向越南提供無償援助4億盧布。與此相比，蘇聯給中國的貸款總額為數應不算少，約佔給社會主義國家貸款總額的2/5，但這主要是因為戰爭及冷戰環境而需保證國家安全的原故，作為經濟援助的項目，蘇聯給中國的貸款數額卻少的可憐，即不足給印度貸款的1/10。

這裡的問題並不完全是蘇聯不願提供貸款，在很大程度上同中國領導人對貸款這種經濟運作方式的認識有關。除了戰爭期間對武器彈藥的緊迫需求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領導人似乎並不願意對外借債。第一筆向蘇聯提出的3億美元貸款數額並不大，據查，僅1948年2月蘇聯向波蘭提供工業設備一項即貸款4.5億美元。但當時並非蘇聯不願給予，而是中國沒有提出要求。毛澤東為此對國內的解釋是：「我們所以不提較多的要求，是因為在目前數年內多借不如少借為有利。」不過，此時中國不願過多借債，到急需貸款時蘇聯又未能如願以償地給予援助。

情況的變化發生在朝鮮戰爭爆發以後。為了解決戰場的燃眉之急，中國不得不一再向蘇聯提出貸款的要求。如前所述，1950年10月出兵前，毛澤東要求蘇聯在經濟貸款之外另行提供軍事貸款；中國出兵以後，特別是1951年初，毛澤東又屢次要求斯大林增加軍事貸款。對中國的這兩次要求蘇聯方面立即給予了滿意的答覆，但關於60個步兵師裝備和海軍設備供應的談判進展則十分緩慢，為此，中國方面顯得非常急迫，而蘇聯方面似乎也確有為難之處。

1951年6月，高崗和彭德懷受命到莫斯科與斯大林商談朝鮮停戰問題，會談時提出了中國軍隊更換裝備的事情。當時斯大林表示「關於供應60個師的武器。我們方面沒有反對意見」。然而，在莫斯科進行預備談判的總參謀長徐向前報告，按蘇聯總參謀部的安排，在這60個師的裝備中，當年只能供給16個師的裝備(其中含3個朝鮮師的裝備)，其餘44個師的裝備將在1952-1953年提供。在6月21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我軍在朝鮮參戰8個月的經歷，清楚地表明了我軍與敵軍在裝備上的較大差距，迫切需要改善我軍裝備。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派高崗同志去請您供應60個師裝備的原因，對此您是答應過的。這是我們在朝鮮參戰部隊今年起碼的要求。」因此，毛澤東提出，蘇聯的安排「與朝鮮戰場的需要和時間是相抵觸的」。毛澤東的要求是在1951年下半年，即「在6個月內提供所有的一切」。

6月23日，徐向前會見蘇軍總參謀長什捷緬科，提出了與毛澤東電報中的同樣要求，並提交了經過修訂補充的60個師裝備的最後訂單。第二天，斯大林答覆毛澤東說：「關於裝備60個師，我應當直言不諱地對您說，要在一年內完成這些訂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說也是不可思議的。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們認為，在今年內提供10個師以上的武器裝備已經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了。只有在1951、1952、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內，也就是3年內有可能完成60個師的訂貨，但這仍有很大困難。這就是我們的廠家和軍事專家們的最後意見。我曾經千方百計想縮短這個期限，那怕縮短半年也好，但遺憾的是，經過檢查，結果沒有可能。」6月30日毛澤東無可奈何地回復：關於提供60個師裝備的期限，「我們應該只依據蘇聯的生產和運輸能力來辦，即在3年內完成60個師裝備供應，而在1951年完成10個師的供應」。此後，蘇聯又提出1951年只能完成4個師裝備的供貨，其餘6個師的裝備推遲到1952年上半年，毛澤東也表示同意，並提出，因此「全部60個師所需武器裝備和軍用物資發貨的結束時間也推遲半年，即於1954年底發貨完畢」。

發貨的時間和數量基本確定下來以後，中方提出了供貨方式的問題。毛澤東在10月4日的電報中提醒斯大林：「今年6月高崗同志在莫斯科就60個師所需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交貨問題進行談判時，曾達成一致意見，確定上述武器和軍用物資的總價值將由中國政府用軍事貸款於8年內分期償付。」所謂「軍事貸款」，就意味著按照2月1日貸款協定，即以半價償付的條件執行。毛澤東的意圖是清楚的，但蘇聯方面遲遲沒有答覆。直到次年4月，斯大林才表示同意就「支付60個師和海軍所需武器和物資價款條件問題」進行談判，但提出的建議是「根據提供航空物資的支付條件」。沒有看到談判過程的歷史文獻，但其結果如前所述，這60個師的裝備貸款沒有按照2月1日軍事貸款的條件按半價執行，而是需要按全價付款。

與此同時，對於中國提出的海軍裝備貸款總額蘇聯則表示難以接受。關於海軍裝備的貸款，毛澤東在1952年3月28日提出的數額是18億盧布，要求「訂貨必須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並擬派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參謀長羅舜初和兩名中國海軍工程和造船專家到莫斯科與蘇聯海軍部進行談判。蘇聯同意來人進行談判，但談判實際進展極不順利。到是年9月，周恩來只得親自向斯大林提出要求。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安排，周恩來告訴斯大林，中國想要得到40億盧布的貸款，大體安排是60個師的裝備9.85億盧布，海軍供貨21.26億盧布，採購橡膠1億盧布，工業設備8億盧布。另外18億的飛機貨款中國打算用現金支付。斯大林同意提供貸款，但明確表示不能接受40億這個數字。斯大林強調，問題不在貸款多少，而是蘇聯不可能生產出這麼多的設備，至於究竟能夠提供多少貸款需要計算，時間為兩個月。蘇聯方面是如何計算的，不得而知，但眾所周知的是，兩個月內只確定了橡膠和60個師裝備的貸款(合計11億多盧布)，海軍貸款經過9個月的「計算」，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才確定下來，實際數額是6.1億盧布，而工業貸款則沒有再提起。

也許是蘇聯方面確有實際困難，也許是斯大林不願提供大量的經濟貸款，不過從中國的角度來說，沒有強求增加經濟貸款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蘇聯在1950年2月的貸款談判中提出的貸款條件令人感到不滿。最初，蘇聯方面並沒有談到貸款的附加條件問題。例如，在1月22日莫洛托夫等人提交的和聯共(布)中央批准的有關中蘇條約的12個文件中均沒有關於貸款附加條件的內容，斯大林在與毛澤東和周恩來進行正式會談時也沒有提出這一問題。此時，毛澤東對蘇聯給予年息1%的優惠條件是非常滿意的。但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當1月26日斯大林收到中方關於旅順口、大連和中長鐵路協定草案后，對其中要求蘇聯立即放棄在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權利的條款感到非常意外和不滿。儘管後來蘇方經過反覆考慮還是大體上滿足了中方的要求，但隨之便提出了一系列補充協定，其中就包括貸款協定的議定書。

經過一輪談判后，作為貸款的附加條件，蘇聯要求「將中國不再使用的全部剩餘的鎢、銻、鉛、錫提供給蘇聯政府」，期限為14年，前4年以易貨方式提供，從1955年開始作為償還貸款的供貨。蘇方要求的數量令周恩來頗感為難：「鎢第一個兩年每年8000噸，第二個兩年每年9000噸，最後10年每年10000噸；銻第一個兩年每年6000噸，第二個兩年每年7000噸，最後10年每年8000噸；錫第一個兩年每年7000噸，第二個兩年每年8000噸，最後10年每年10000噸；鉛第一個兩年每年5000噸，第二個兩年每年6000噸，最後10年每年8000噸。」上述戰略物資中國確有一定儲藏量，但開採和生產極為落後，解放前鎢砂最高年產11458.3噸，而1949年僅2766.58噸，1936-1948年平均年出口約7386.6噸；銻礦最高年產為22401噸，1949年僅1204.77噸，1937-1947年平均年出口約4512.7噸；錫年產分別為11710噸和3500噸，1939-1948年平均年出口3787.1噸；鉛最高年產約10000噸，自給略有剩餘。所以，蘇聯提出的條件顯然是中國力所不及的。

據此，周恩來在談判中提出免除鉛的供貨，減少錫和銻的供貨。經過反覆談判蘇方最後接受了中國的請求，不過，蘇聯提出的這個附加條件使毛澤東感到莫斯科處事多少有些盛氣凌人的味道。針對這種情況，中方在起草關於貸款的議定書時特意首先提到：「鑒於蘇聯缺乏戰略原料(鎢、銻、鉛、錫)的困難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幫助蘇聯政府，同意將中國不再使用的全部剩餘的鎢、銻、鉛、錫提供給蘇聯政府。」當這個文件發回北京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后，劉少奇給毛澤東去電彙報說，政治局會議認為貸款議定書前言中幫助蘇聯政府數句似可刪去。但毛澤東堅持這種說法，他在複電中稱：「借款議定書前言數句，意即為中國對蘇聯之報酬，不宜刪去。」顯然，因為這種條件表明中國得到蘇聯貸款並非是單方面的求援，而同時也為蘇聯提供了幫助。

在經濟貸款中還有一件事更使中國人對蘇聯的條件感到不滿，這就是關於向蘇聯提供橡膠的問題。橡膠是蘇聯本身無法生產而在冷戰環境中又很難從其他國家進口的戰略物資，因而希望通過中國的途徑搞到。早在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時斯大林就詢問中國南方是否能夠種植橡膠。1950年11月斯大林要求中國為蘇聯代購橡膠5000噸，周恩來為此致信毛澤東等人，告以莫斯科來電內容，並建議不管中國如何困難，都應轉賣蘇聯5000噸。后經毛澤東同意，並與陳雲商定：多給蘇聯3000噸，共8000噸橡膠，並可代訂5-7萬噸。但隨後美國開始實行對中國的經濟封鎖政策，中國要進口橡膠也非常困難了。儘管如此，中國政府還是在1951年上半年利用在天津和廣州的兩家英國公司進口了4800噸橡膠。

斯大林對中國能夠向蘇聯提供橡膠表示滿意，但又感數量不足，希望中國大量種植橡膠，以保證這種戰略物資的供應。20世紀初中國從馬來亞半島引進橡膠樹，但只有海南島地區適宜種植。解放初期，種植面積29332畝，年產橡膠約7500擔，尚不能滿足國內的需求。1952年3月，斯大林提出以創辦中蘇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國開發橡膠生產。斯大林沒有想到股份公司的方式更為中國領導人所反感。毛澤東同意在中國南方種植橡膠，但認為採取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中國目前政治情況下不太合適」，建議由蘇聯提供貸款和技術設備，而中國以生產的橡膠償還貸款，並答應按低於世界市場的優惠價格向蘇聯提供年產橡膠量的50%以上。

1952年9月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時雙方簽訂了橡膠貸款協定。斯大林在會談中直率地提出：「我們想從你方每年得到1.5-2萬噸橡膠。你們說有困難，好像不同意。問題是我們需要橡膠，因為製造汽車和卡車需要大量橡膠，而這些車都是供給你們的。」周恩來回答：中國將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如數供應，但考慮到「敵人的封鎖和其他反華措施」，擔心無法完成義務而被視為違反協定。斯大林對此表示理解，但又不客氣地指出，中方應千方百計地按規定數量完成供貨，至於協定的寫法可以緩和些。如果中國不能按商定的數量提供橡膠，蘇聯只好減少中國的卡車訂貨。同時，對於周恩來提出的1億盧布的貸款數額斯大林也表示有困難。 9月15日雙方簽訂了關於在中國種植橡膠的技術合作協定。協定規定：蘇聯向中國貸款7000萬盧布，在出產橡膠之前，中國每年需從第三國為蘇聯儘可能購得1.5-2萬噸橡膠，不足部分以鎢、鉬、錫、鋁、銻等原料頂替；出產橡膠后，每年產量的70%提供給蘇聯，1963年以前按國際市場價格計算，以後則按低於國際市場8%的價格售與蘇聯。顯然，簽訂這個橡膠貸款協定使中國成為了蘇聯的橡膠生產基地，這是中方所不情願的，所以斯大林去世和朝鮮戰爭結束后不久，如前所述，中國就提出中止這一協定。作為替代，1953年5月15日中蘇兩國簽訂的協定規定，在1954年至1959年間中方向蘇方提供鎢砂16萬噸、銅11萬噸、銻3萬噸、橡膠9萬噸等戰略物資，作為對蘇聯援建項目補償的一部分。

到1964年，中國提前一年還清了50年代蘇聯的全部貸款和利息，1965年10月以前又還清了蔗糖貸款和貿易欠款。至此，中國還清了所欠蘇聯的全部債務。同年12月3日，外交部長陳毅接見日本記者時宣稱，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沒有任何外債的國家。中國人民當時的驕傲和喜悅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這同時也表明，對於如何在國家經濟建設和發展中利用外資、「借雞下蛋」的道理，中國領導人當時尚未參悟。至於傳聞中所說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后曾追逼還債，筆者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期，略有修改。）

2009年3月28日

餘論六 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狀況來自·中國和俄國雙方的檔案材料

新中國成立后首先開展的最重要的外交活動就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對莫斯科進行的前後長達兩個月的訪問。中國領導人訪蘇的主要目的就是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同時爭取得到蘇聯的大規模經濟援助。經歷了一番艱苦的外交談判，毛澤東終於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讓步，同意廢除1945年的中蘇條約，重新簽訂新的中蘇條約。

那麼，《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后中蘇之間在經濟關係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蘇聯是否對中國剛剛起步的經濟建設給予了必不可少的援助？從客觀上講，中蘇結成同盟關係後進一步加強了新中國在經濟上對蘇聯的依賴性，蘇聯也有義務為其盟友提供全面的經濟援助。然而，中蘇條約談判的過程及結果使得斯大林和毛澤東都心存芥蒂，他們之間的猜疑和不滿必然形成中蘇經濟關係發展中的心理障礙。如果不是4個月後朝鮮戰爭的爆發，如果不是中國在蘇聯最需要援手時出兵朝鮮，那麼，蘇聯履行各項經濟協定的程度以及中蘇經濟關係在戰爭時期的發展前景的確是難以預料的。所以，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對蘇聯的依賴，以及蘇聯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回應，就構成了從中蘇條約簽訂到朝鮮戰爭結束這一時期中蘇經濟關係發展的前提，同時也決定了此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基本內容、形式及其結果。

中國對蘇聯的經濟依賴首先在於，中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經濟發展最落後的國家之一。舊中國的經濟發展長期滯后，近代工業產值僅占工農業總產值的12.3%，而其中生產資料的生產比重又僅佔5.5%，加上長達十幾年的戰爭，工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到1950年初，這種破壞在電力工業達50%，鋼鐵工業達90%，而工業集中的東北地區一般則在50-70%之間。同時，因工業設施不配套、分佈不合理以及供銷不暢通，即使在完好的工業企業，其設備利用率也只有45%左右。由此造成社會失業現象嚴重，當時全國失業的工人和知識分子約150萬人，尚有相當數量的半失業人口。農業生產同樣落後，1949年糧食平均畝產137斤，棉花21斤，此外，因大面積農田(12795萬畝)受災，農業總產量只有2100億斤，為戰前平均水平的75%，糧食減產150億斤以上，災民達4000萬人。交通運輸業也遭到嚴重破壞，1949年的現代化運輸貨物周轉量只有229.6噸公里，僅及1936年的52.7%。生產落後和衰敗直接導致了新政府的財政困難，1949年財政赤字達財政總支出的46.4%。

總之，在這種情況下，正如劉少奇1951年7月5日在一次報告中承認的，中國的經濟還無法做到真正獨立。鑒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和中共宣布的「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新中國當時可以指望的經濟援助只能來自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

在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后的一個多月里，中國主要領導人與蘇聯大使羅申頻繁接觸，不斷反映新中國面臨的困難，要求蘇聯給以幫助。朱德希望蘇聯及時提供大功率拖拉機和其他農機設備，幫助新疆地區順利開展春播。劉少奇強調新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是鞏固中蘇友誼，並表示願意提供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以使蘇聯同志熟悉中國的情況。郭沫若談到科學院大量儀器和資料被國民黨運往台灣的情況。董必武則講述了國民黨特務對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破壞活動。陳雲和周恩來更為詳細地介紹了經濟方面的嚴重情況：因民族資本家大量轉移資金，華南地區生產嚴重下降，而由於海岸封鎖，對外貿易也處於半停頓狀態，唯一能夠使用的天津港每月交易額僅300萬美元左右。1949年10月戰爭仍在進行，政府不得不動用國庫和多印發兩倍以上的鈔票來補償450萬軍隊及150萬國家機關和企業職工的費用。由於大量發行紙幣，建國伊始僅一個多月物價即出現災難性暴漲，達5-6倍，儘管政府為穩定物價而向市場投放了大批糧食，但預計1950年的糧食價格至少還得上漲一倍。此外，人民政府正在制定1950年國民經濟恢復和生產計劃，而中國的技術人才嚴重短缺，希望蘇聯專家幫助進行這一複雜的工作，尤其幫助搞好以前處於隔離狀態的各原料產地和工業區之間的經濟聯繫。顯然，中國領導人期望羅申將這些情況轉達莫斯科，從而為毛澤東親自訪蘇解決蘇聯提供經濟援助的問題進行鋪墊。

應該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莫斯科長達兩個多月的外交談判是成功的，達到了締結新盟約和爭取蘇聯援助的預期目的。不過，蘇聯被迫接受中國的締約條件也的確在斯大林心中留下了對毛澤東不信任和不滿意的陰影，這對於中國期望從蘇聯得到大量經濟援助前景顯然是十分不利的。然而，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改變了一切。當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朝鮮戰局發生急速逆轉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把挽救北朝鮮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而毛澤東在經濟面臨重重困難、軍事裝備極其落後、特別是蘇聯拒絕出動空軍協同作戰的情況下，毅然在與莫斯科的談判中做出讓步，決心單獨出兵朝鮮與美國較量。毛澤東在危急關頭做出的決定不僅解救了金日成，也使斯大林如釋重負——蘇聯由此擺脫了因做出朝鮮戰爭的輕率決策而在冷戰格局中所處的尷尬境地，其結果一方面化解了中蘇同盟在剛剛形成時就出現的危機，一方面也使莫斯科轉變了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看法。對此，中國領導人深有體會。周恩來曾說過：「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時才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毛澤東也認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入朝作戰」。

在這樣的前提下，中蘇同盟出現了新的局面。中國的經濟恢復和朝鮮戰爭幾乎是同步的。在整個戰爭期間，中蘇不僅在軍事和外交方面配合默契，協調一致，而且經濟關係方面的相互合作和援助也迅速發展起來。

此期中蘇經濟關係主要表現為蘇聯對華援助，所以對這一問題的考察也是以蘇聯援華的內容為主。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當時中國經濟狀態正處於從無序向有序的轉化過程中，中蘇雙方對於他們之間將要形成的經濟關係既沒有準備，又缺乏經驗，因而在操作過程中出現矛盾、混亂、重複、遺漏的情況是完全可以想見的。出於同樣的原因，呈現在研究者面前的史料也是零亂龐雜的。筆者在考察中，把建國初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方式和途徑分為提供低息貸款、援建重點項目、發展雙邊貿易、開辦合股公司、提供技術資料、派遣蘇聯專家、培養中國專家和協助編製經濟計劃等幾個方面。這種劃分或許不夠科學，但採取這種條理化方式考察的嘗試，無非是希望把複雜紛亂的經濟現象看得清晰一些。

一、提供低息貸款(略)

二、援建重點項目

可以說，在恢復時期，中國現代工業基本建設的核心就是蘇聯幫助援建的重點項目，即人們常提到的156項引進工程中的第一批50個項目。1950年2月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結果是蘇聯政府答應幫助中國援建恢復經濟急需的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化工、機械和軍工部門的50個重點項目。在執行過程中，因情況變化撤消了1個項目，合併了2個項目，實際建設項目為47個。具體情況如下表：

表一 第一批蘇聯援建項目情況（略）

表中的3項，即能源工業項目21個，佔44.7%，改建和擴建項目22個，佔46.8%，東北建設項目36個，佔76.6%，充分說明這一援建工程帶有為工業化打基礎和經濟恢復的性質。隨著設計工作的進展和朝鮮戰局趨向緩和，這些項目在恢復時期內陸續開始破土動工。從成套設備進口的完成情況看，有些項目是分階段建成投產的。按國家統計局1953年3月11日的統計報告，1950-1953年中蘇共簽訂技術成套設備進口合同68394萬盧布，3年累計實際進口46974萬盧布，完成合同68.7%。在上述企業中，已經全部完成進口合同的有撫順電站(一期)、阜新電站(一期)、西安電站(一期)、鄭州電站、烏魯木齊電站、豐滿水電站(一、二期)、重慶電站、瀋陽風動工具廠等8個項目，完成80%以上的有鞍山鋼鐵公司、撫順鋁廠(一期)、哈爾濱量具刃具廠、瀋陽機械一廠、富拉爾基電站(一期)、太原電站(一期)、大連化工廠等。 所以，儘管這些重點項目完全建成投產尚待時日，但與恢復時期全部新增固定資產金額和生產能力數量比較，以下重點項目建設的基本情況(如表二所示)足以說明1950-1952年蘇聯援建的項目對於新中國國民經濟恢復以及未來工業化建設的重大意義。

表二 恢復時期蘇聯援建的部分重點項目基本情況（略）

1950-1952年全國固定資產實現新增金額合計59億元，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產品生產能力實現新增：電力22.2萬千瓦，煤炭開採1563.7萬噸/年，生鐵76.4萬噸/年，鋼錠55.8萬噸/年，鋼材33.6萬噸/年。 而表二所列部分重點項目完全建成后將實現新增固定資產合計達41.39億元，實現生產能力新增：電力87.55萬千瓦，煤炭開採780萬噸/年，生鐵250萬噸/年，鋼錠320萬噸/年，鋼材250萬噸/年。蘇聯援建項目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蘇聯還應中國政府要求援建了一些臨時提出的項目。如1951年1月重工業部部長何長工和段子俊、沈鴻受命前往莫斯科談判由蘇聯緊急援建中國航空工業的計劃。蘇聯對此十分重視，組成了以維辛斯基為首的七人委員會與中方談判。經過一個多月的商談，蘇聯答應幫助中國迅速建造起年修理能力為3000台發動機和600架飛機的修造廠，當年即大修發動機1500台，飛機300架，而且同意了中方的意見在中國進行設計，並儘快派專家赴華開展工作。考慮到航空工業對中國的緊迫性，蘇聯援助中國建設航空工業的協議送交斯大林審批后，只用三個小時就批准了。在這個基礎上，1951年4月中國政府頒發了《關於航空工業建設的決定》。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必須也只能依靠蘇聯的幫助，這一點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看得十分透徹。1952年1月16日他給周恩來寫信提出，中國今後工業化的方針必須把自力更生同充分依靠與信任蘇聯的援助密切結合起來。張聞天認為，對於中國今後工業化有決定意義的大型工廠和礦場的建設必須完全依靠與信賴蘇聯的援助，從初步設計、技術設計、施工詳圖直到成套設備訂貨及安裝，都應全部地、徹底地採用蘇聯的計劃、裝備與專家，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從一開始就真正建立起最新式的、最進步的、最現代化的工業工廠。這樣的工廠，只要充分依靠與信任蘇聯的幫助即可最迅速的建立起來，用不著走彎路，用不著摸索又摸索，而且也不會發生亂子。因為蘇聯同志們有充分的經驗，有足夠的設備，並且有最可靠的政治保證，在中國革命勝利之後，今後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最大的、最有效的援助就在這一方面。張聞天此信引起中共中央極大重視。毛澤東於1952年2月8日批示：「關於工業問題，請陳<雲>、李<富春>注意隨時提到中央會議加以討論。」中財委黨組幹事會於2月18日討論了張聞天的信和有關來電，並制定了相應的措施：一、凡屬開辦新工廠或在舊廠中改建重要裝備而我無改進把握者，均應聘請蘇聯設計組，而且對於接收定貨、保管裝備、施工安裝、試車運轉均需聘請蘇聯專家或專家組加以協助指導。二、初步設計批准后，凡我不能自制的裝備必須依靠蘇聯供應。三、因今後貿易部進口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向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購買工業裝備和器材，一切工業部門必須抽出一批熟悉蘇聯設備和器材的幹部及可靠的技術人員給進口公司。四、凡屬向蘇訂購成套裝備或訂購大量器材的廠礦，必須派出該廠礦的第二負責人帶隊常駐蘇接洽定貨、催貨。不派重要負責人者不予定貨。五、對於重要工廠的設計和定購裝備工作，中央財經各部的負責人必須十分重視，必要時必須親去蘇聯接洽。六、中央各部及各廠礦所開定單事前必須慎重確定，一經我方商務代表團與蘇方簽訂了議定書之後就不能變更。七、各部門各廠礦經中貿部向蘇聯提出的定貨單的金額及定單中的主要裝備必須仍由中財委批准，未得中財委批准不得變更。八、已徵得外交部同意加派四個來往於中蘇的外交信使專送財經信件，如此等等。中共中央於同年3月7日致電張聞天和各中央局，表示同意報告中提出的意見。

156項工程的第二批項目是伴隨中國經濟發展一五計劃的制定開始的。1952年8-9月，周恩來率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政府商談即將於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制定和中國工業化建設問題。原則確定之後，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李富春等繼續留下與蘇方商談蘇聯援助的具體細節，歷時8個月。蘇聯政府對周恩來交付的一五計劃重點工業項目逐一進行了極為詳細周密的研究，除少數中國自己能辦或因地質資源不明和一五計劃期間無法上馬的項目外，同意滿足中國政府的要求，甚至增加了一些應該開辦而中方沒有考慮到的企業。雙方最終確定，在1953-1959年內由蘇聯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企業。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揚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其中確定的蘇聯援建項目為2個鋼鐵聯合企業，各年產鋼120-150萬噸；8個有色金屬企業，年產錫3萬噸，鋁1.5萬噸，鉬精礦1萬噸，鎢精礦3萬噸，釩鈦精礦13萬噸；8個礦井、1個煤炭聯合廠，年產煤1990萬噸，3個洗煤廠，年產煤450萬噸；1個石油煉油廠，年處理原油100萬噸；32個機器製造廠，其中年產冶金、礦山、石油設備7.5萬噸，金屬切削機床3.6萬噸，載重汽車6萬輛，拖拉機1.5萬輛，軸承1000萬個；16個動力機器及電力機器製造廠，年產發電機組各為36萬千瓦，並能擴大到60萬千瓦，以及其他無線電和電氣產品；7個化學廠，其中3個化學廠年產氮肥18萬噸，合成橡膠1.5萬噸；10個火力發電站，年發電量共41.3萬千瓦；2個醫藥工業企業；1個食品工業企業，共91項。同時，還要幫助中國35個國防工業企業完成設計、設備供應，並給予其他各種技術援助。作為償付，中國則要在1959年以前供應蘇聯16萬噸鎢精礦、11萬噸錫、3萬噸銻、3.5萬噸鉬精礦、9萬噸橡膠，以及相當數量的農副產品。李富春報告說，包括在建的50個項目在內的這141個企業的建成，到1959年中國的工業能力將大大增長，在黑色冶金、有色金屬、煤炭、電力、石油、機器製造、動力機械製造和化工方面都將超過現有生產能力一倍以上，中國不僅將有自己的汽車工業和拖拉機工業，鋼鐵、煤炭、電力和石油等主要工業產品將達到蘇聯一五計劃時的水平，接近或超過日本1937年的水平。

當時，蘇聯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已經蘇共十九大通過，為了幫助中國建設和改建這些企業，蘇聯必須重新調整計劃、調度生產和安排人員。例如，除需派遣大量技術專家來華外，僅國內設計單位就要增加3萬人。此外，從選擇廠址，搜集設計基礎資料，進行設計(蘇方承擔70-80%)，供應設備(蘇方承擔50-70%)，無償提供技術資料，直到指導建築安裝和開工運行，蘇聯都將給予全面的援助。

總之，正如周恩來給蘇聯政府備忘錄的迴文中所說，蘇聯政府對於建設和改建中國的91新企業和正在進行中的50個企業的援助以及其他方面對於發展中國經濟的種種援助，將使中國人民「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強大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這對於中國工業化和走向社會主義是具有極其重大作用的」。

三、發展雙邊貿易

通過商品貿易換取恢復和發展經濟急需的生產資料是建國初期中國對外經濟交往的主要目的之一，在這方面新中國所能依靠的也只有蘇聯及東歐幾個國家。建國前夕，美國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1946-1948年間在中國進出口總額中美國所佔份額平均分別為27%和51%，即使到1949年也分別保持在13.7%和24%。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政策，1950-1951年期間中美貿易逐漸減少，直至完全停止，中國與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往來也處於癱瘓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如同蘇聯與東北民主政府的貿易有力地支持了中國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壯大一樣，中蘇貿易關係的迅速發展對新中國經濟的恢復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50年1月5日，主政新疆的包爾漢和王震給中央政府的報告反映了當地要求儘快開展對蘇貿易的強烈願望。報告說，新疆和平解放以後「堅決執行中蘇友好合作的政策，新疆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迅速恢復和蘇聯的通商，來克服本省經濟上的困難，和依靠蘇聯的幫助進行各項生產建設，從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報告要求在中蘇兩國通商條約尚未簽署之前允許新疆與蘇聯開展地方非正式的貿易往來。是年，中國政府請求蘇聯提供的貨物便達2.838億美元，其中包括冶金、礦山、運輸、能源等方面的設備和材料，都是恢復國民經濟所必需的物資。

據中國有關部門當時的報告，蘇聯對華貿易是「帶有政治性質」的，「確實是站在幫助我方經濟建設的立場來進行貿易工作的」。例如，1950-1952年中國進口最多的是工業設備器材及油脂(佔63.7%)、鐵路設備器材及油脂(9.9%)、交通通訊器材及油脂(7%)和農業機器及種畜籽種(4.8%)，其中很多都是中國生產建設急需而西方國家不肯出賣的產品。雖然有些品種的供應對於蘇聯來說也具有相當難度，但還是盡量滿足了中方的要求，甚至在沒有議定價格和沒有簽訂合同之前就按中方提出的日期把一些急需商品運往中國，既不需付款，也不要定金。在價格方面，蘇聯也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凡供應中國的商品價格都比同期資本主義市場的價格低。如矽鋼片的價格為香港市場價格的一半，而且按合同價格固定不變，不受國際市場價格上漲的影響。對於中國臨時急需的各種商品，雖然在中蘇貿易合同之外，蘇聯也都盡量供給。如1950年秋為幫助中國穩定糖價，蘇聯從遠東地區調撥大量食糖賣給中國。至於中國的出口商品，蘇聯政府為了幫助中國恢復生產，對於他們本可自給而無須進品的許多貨物都設法增加其國內的消費量，大量向中國購買，如大宗進口東北的蘋果和魚產等。即使對一些並不需要的「冷貨」蘇聯也照收不誤。到1953年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對蘇貿易在新中國最初的工業化建設中更具有關鍵意義，因為恢復時期引進的重點項目主要是通過貸款方式，而同 「一五計劃」直接有關的成套設備進口則更多地要採取貿易形式。經過對1953年中蘇貿易總貨單的認真研究，1953年2月13日，在莫斯科的李富春、張聞天、葉季壯、李強等聯名向毛澤東和周恩來報告，認為「蘇方交來之貨單是經過慎重考慮研究的，進口方面絕大部分滿足了我們的需要」。

不過也應該看到，此期中蘇貿易往來並不是完全和諧的，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確定盧布與人民幣的匯率。還在1950年2月雙方進行貿易協定談判時就在匯率問題上發生了矛盾。作為中方談判代表，伍修權認為由於中國有求於對方而做出了讓步和妥協，兩國貨幣的比值實際上是在相對不平等的條件下確定的。當時的合理匯率應如何確定現在恐怕很難考察了，不過，蘇聯對盧布與人民幣的匯率問題的確是非常重視的，特別是斯大林本人對此頗有些計較。1951年2月24日蘇聯大使羅申報告：中國政府從1950年12月19日起連續4次降低美元匯率，即從1美元兌換30410元人民幣(舊幣)降到11890元。由於盧布與人民幣的比值是按美元計算的，所以美元匯率的降低直接導致盧布兌換人民幣匯率的下降，即從1盧布相當於人民幣7500元降低到5720元。考慮到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含金量雖尚未確定，但銀行是按固定的官方價格收購黃金的，羅申估計，根據美元計算的盧布和人民幣的匯率比按黃金計算的匯率大約低20%。因此，羅申認為美元在中國的匯率降低自動導致盧布對人民幣匯率的降低是不正常的，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對蘇聯不利，特別是1951年蘇中之間貿易結算和非貿易結算將進一步增長，情況會更加不利。蘇聯使館建議，蘇聯財政部和國家銀行應與中國進行談判，以便確定按黃金價格計算盧布和人民幣的比價。 至於蘇聯政府如何處理羅申提出的問題，目前在俄國檔案中尚看不到下文，但據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蘇聯外交家多勃雷寧回憶，當時蘇聯外交部和財政部曾聯合起草了一份有關人民幣與盧布匯率的文件，其決定是有利於中國的。當外交部主管中國事務的副部長佐林把這份文件呈送代理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審定時，葛羅米柯一方面出於謹慎，一方面以為匯率並非重大問題，不便打擾斯大林，遂將文件擱置起來。後來，中國政府和蘇聯使館再次催促，佐林亦表示支持，於是，葛羅米柯未經請示斯大林就批准了這一文件。斯大林得知此事後大為惱怒，向政治局宣布將葛羅米柯貶為駐英國大使，佐林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和警告。

此外，在要求中國供貨方面蘇聯也曾提出過一些強人所難的條件，橡膠問題就是其中一例。中國領導人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周恩來便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暫停在雲南種植橡膠和緊縮華南植膠的計劃。

但無論如何，中蘇貿易的發展趨勢還是十分明顯的。1949年中蘇貿易額僅有2630萬美元，1950年即為24190萬美元，增長8倍多。在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中，中蘇貿易額的比重1949年占第3位，1950年則躍居第1位，為30%，1953年更上升為56.3%。

四、開辦合股公司

在50年代初的中蘇經濟關係中，開辦中蘇合股公司是一件頗為引人注目的事情。有的著作認為股份公司協定表現了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從後來毛澤東與蘇聯大使的談話記錄看，中國領導人對股份公司也頗有不滿，似乎開辦合股公司是蘇聯強加給中國的。這樣說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

蘇聯對於在中國開辦合營股份公司的事很有興趣，早1939年9月蘇聯就與國民黨政府共同組建了以哈密-阿拉木圖為定期航線的中蘇航空公司(有效期10年)，1949年又提出要簽訂新疆金屬和石油股份公司的協定。到1950年初周恩來率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之前，蘇方已經起草了蘇中航運股份公司、蘇新金屬公司、蘇新石油公司的議定書及管理東北地區蘇中合營股份公司的決議，正如周恩來所說，「蘇聯對經濟合作頗感興趣」。這些都是事實，說明蘇聯從其經濟利益出發急於建立幾個中蘇合股公司。

但同時必須看到，新中國領導人對於合股公司的事情同樣是積極的，當米高揚在西柏坡時任弼時就提到了蘇中經濟聯合體和租讓企業的問題。1950年1月2日，劉少奇致電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說：彭德懷帶來了蘇聯與國民黨政府關於在新疆設立金屬和石油兩股份公司的協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與蘇聯政府亦簽訂大體相同的協定草案，「以便利用蘇聯資本開發新疆資源，發展新疆生產」。劉少奇認為此事可行，只是經營期限應從45年縮短為20或25年為宜，還提出不只在新疆，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可能合辦這種企業。劉少奇與在京領導人商議后建議毛澤東親自向蘇聯提出這一要求。應該說，中蘇合辦股份公司是雙方的共同要求，也是對雙方都有利的。

然而，當中蘇關於新疆石油和有色金屬兩個合股公司協定的消息發布以後，不僅西方國家的報紙紛紛指責中蘇石油和金屬兩公司協定是「蘇聯吞併新疆的行動」，是最卑劣的「經濟帝國主義」行為，而且在北京的學生當中也「引起了極大的波動」，他們「懷疑這兩項協定是否要損害中國主權。許多青年團員提出質問，要求解釋。甚至有罵蘇聯侵略、人民政府賣國者。並有要求退團和向人民政府請願者。」西方的指責自有其政治目的，而國內學生的騷動，現在看來則是一種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流露，也是對利用外資等現代經濟運行方式缺乏了解的表現。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股份公司的形式，而要看協定的內容是否公平互利。

中蘇股份公司主要是指1950年3月27日簽訂協定的中蘇金屬公司、中蘇石油公司和中蘇民航公司，以及1951年7月28日簽訂協定的中蘇造船公司。根據協定，中蘇雙方股份各佔50%，公司領導職務也是雙方按期輪換，股份公司贏利的20%應作為稅款交給中國政府，而蘇聯有權出口的50%產品還應向中國海關交納關稅。對比國民黨政府時期的中東鐵路協定、中蘇航空公司協定以及蘇聯提出的中蘇金屬和石油公司的條款，在公司實際管理權和交納關稅等方面有了很大改進。儘管從現在的觀點看，蘇聯堅持平分股權和較長的期限顯然是出於對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但並沒有損害中國主權的意圖和表現。據參加股份公司談判並擔任文字翻譯的伍修權回憶，會談中雙方都強調了真誠合作、平等互利和平權合股的原則，「我國保持獨立而不依賴，蘇聯儘力幫助而不剝削」。

事實上，這些合股公司的建立對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起到了極大的帶動作用。1955年2月23日蘇聯駐華使館曾向國內提交了一份關於上述4個中蘇股份公司的詳細情況報告，反映了這些公司運營的基本狀況：

中蘇金屬公司的業務是在中國新疆地區普查、勘探、開採和加工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協議規定公司股份資本2800萬盧布，雙方股份額均等。後來雙方協商將公司股份資本增加到1億盧布，每方資本5000萬盧布。公司職工共8924人，其中蘇方400人。公司經營正常，產量逐年增長(見表三)。

表三 中蘇金屬公司主要產品產量（略）

由於建設初期地質勘探和其他公用設施投入較大(佔3年總支出的52.3%)，且沖銷成本數額增加，1953年又開繳營業稅(184.2萬盧布)，以及礦石中金屬含量下降等因素，該公司經營成本較高，特別是自1953年9月1日起人民幣對盧布比價提高了26%，而蘇聯購買的公司產品是以盧布支付的，從而相應地降低了以人民幣計算的產品出廠價格，導致1953年公司虧損686.8萬盧布。此外，蘇方的虧損還要額外加上支付蘇方工作人員生活補貼費用719萬盧布。不過，除去匯率變動的因素，這種虧損應該說是正常的。所以，蘇聯使館的結論是：金屬公司目前已經具有可靠的原料基地，並且繼續發展生產的前景美好。

中蘇石油公司的業務是在新疆勘探、開採原油，並提煉各種工業用油。公司協定總資本4600萬盧布，后經換文增加到2億盧布。公司職工5603人，其中蘇方人員357人。在蘇聯幫助下，中國石油工業從無到有，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便迅速發展起來。最初只有獨山子一地，僅有職工100多人，兩口油井日產原油2-3噸，煉油廠每日處理原油7噸左右。到1952年中，採油點已擴展到南疆和北疆十幾個地區，共有油井10口，日產原油200噸，煉油能力也提高到日處理250噸，石油產品全部在中國國內銷售。1951-1953年生產情況如表所四示：

表四 中蘇石油公司主要產品產量（略）

表中數字顯示，石油公司產量不僅逐年增加，而且漲幅較大。由於石油產品全部內銷，不受匯率影響，所以公司經營是贏利的。如果不計無效鑽探的費用和蘇方人員的補貼，隨著產量增加，公司獲得總利潤1951年為52萬盧布，1952年為66.4萬盧布，1953年為239.5萬盧布。另據中國報紙當時的報道，與1951年比較，1953年的鑽井生產增長6倍，勘探面積擴大10倍，原油產量增長18倍以上。公司還培養出了2000多名優秀的中國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

中蘇民航公司經營的航線包括北京-蒙古-伊爾庫茨克，北京-瀋陽-赤塔，北京-烏魯木齊-阿拉木圖，以及1953年底投入運營的烏魯木齊至喀什新航線。公司股本確定為4200萬盧布。公司職工896人，其中蘇方236人。自1950年7月1日至1953年12月31日公司運營期間共獲利536.72萬盧布，其中蘇聯分得利潤228.5萬盧布，中方獲利潤和稅收共計308.22萬盧布。航空公司對中國的最大幫助是培養了中方的場站管理和地勤技術人員，截至1953年底，公司在經營期間總共從中國公民中培訓出244名專業人員，其中部分航空機械員和無線電專業人員後來被調到中國民航工作，以彌補中國民航嚴重缺乏幹部和經驗之不足。

成立中蘇造船公司的目的是建造和修理船隻及其他水上工具。公司協定股本1.4億盧布，公司職工9400人，另有78名蘇聯專家。造船公司雖然成立較晚，但形成生產能力很快，1952年便完成了生產計劃額定4960萬盧布的94%，造船54艘，總排水量為11000噸，並大修、中修和小修船隻18艘，完成了中方180萬盧布的定貨。1953年則完成了計劃定額5000萬盧布的105.6%，造船19艘，總排水量10000噸，修船14艘，完成了中方定貨3200萬盧布。

當然，在經營過程中，中蘇之間確實也存在一些經濟利益方面的矛盾和分歧，例如中蘇金屬公司的投資和估價問題。按照協定，公司股本2800萬盧布，中蘇各應投資一半。蘇方以機器設備作為投資，中方則以礦產、地皮、房屋及當地建築材料作價入股。1951年公司成立時，蘇方投資計算價值為2200萬盧布，而對中方投入的房屋、機場、草場等依照當地價格僅作價60萬盧布。作為主要投資構成的礦產，因中方毫無經驗，無法估價。此時，蘇方堅持要將協定附圖中所指定的礦產及所需地段和現有房屋等總共作價1400萬盧布。換句話說，中方不僅要將該地段30年內開採的全部礦石算作中蘇共有資產，而且還要再投資現款800萬盧布。蘇方如此苛刻，以至自認外行的中方當事人也感到如此計算中國太吃虧，要求中央政府定奪。此外，在具體工作中也有矛盾。如在金屬公司喀什礦務管理處，由於中方管理人員多系部隊轉業幹部，既不懂技術，又不會俄語，而翻譯人員也極為缺乏(全礦區只有一名)，很難與蘇方專家和幹部合作，甚至產生了「沒有看見蘇聯同志先進經驗」的錯誤想法。同時，由於同樣原因，蘇聯專家有事也很少與中方商量，以至造成雙方管理人員的不合。

此外，蘇聯駐華使館黨組書記瓦日諾夫在1954年2月25日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也反映了股份公司蘇方人員存在的許多問題。比如蘇方代表在公司管理工作中違反平等原則，長期佔據公司及其管理機構的領導職位而不按規定進行輪換。蘇方領導人常常不理睬自己的中方副手，有時還干預中方的職權，不向中方工作人員傳授自己的全部工作經驗或隱瞞地質勘探結果。破壞平等原則的另一個表現是在公司的許多企業里，財務和其他方面的報表、指令都只使用俄文。蘇方領導人選用幹部任人唯親，不是選用精通業務的當地幹部，而常常讓蘇聯專家的妻子頂替。還有，蘇方有關機構的官僚主義作風也給企業經營造成了損失，提供給公司的設備和材料往往不考慮實際需要，例如，給阿爾泰礦山管理局運來的T-45型傳送帶和電力機車在當地條件下根本不能使用，公司倉庫里積存了大量布匹和皮革。如此等等。

不過，這些大多不是蘇聯的政府行為，更不能證明合股公司的形式不可取。總體說來，建國初期的幾個合股公司在經營上是成功的，對中國經濟恢復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按企業資產計算，除中蘇航空公司外的3家股份公司共有資產4.4億盧布，合人民幣約5.86億元，而1950-1952年全國新增工業固定資產僅為19.3億元，可見這幾家股份公司在工業發展中的重要性。同時，從經濟效益上講，中蘇合營企業也是比較突出的。除4個中蘇股份公司外，建國初期還有一些中蘇合營企業。1949年底共有中蘇合營企業109個，根據中蘇關於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在1950年間大部分企業已經移交給中國，到1950年底還有38個。據表五 顯示，在1950年底國營工業企業的整個發展中，中蘇合營企業的效益最好，其平均產值為413.26億元，大大超過了國家公營(162.75億元)和公私合營(131.60億元)企業。

表五 1950年底國營工業企業發展概況（略）

這裡還應提及的是建國初期蘇聯向中國移交的企業和資產。雖然移交是根據中蘇協定辦理的，說不上是對中國的特別援助，但這些企業和資產對中國經濟恢復和發展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1950年蘇聯政府將大連市蘇聯代管或租用的財產、蘇聯經濟機構從日本所有者手中獲得的財產以及過去北京兵營的全部房產無償移交給中國，其中包括47個工廠、11所電影院、188處宅舍、33個倉庫、23處地產，共302處。移交財產總數比協定簽訂時蘇聯照會所列清單還多18處。而且，蘇聯在移交前還為以後照常生產作了重要準備。如中蘇合營的遠東電業公司，所屬工廠從12個擴大到21個，工人增加了4.5倍，產品種類也由原來的十幾種增加到幾百種。某機械廠的設備比建廠初期增加了200%，生產總值提高了439%。大連修造廠的生產率也比戰後初期提高了36倍。對中國建設尤為有益的是這些企業培養了大批中國技術人才，僅上述3 個工廠就培養出技術人員4650餘名。

從性質上講，中國長春鐵路公司也屬股份公司，但由於歷史原因，簽訂協定時只說是中蘇共同管理，稱為合辦公司。蘇聯移交的中長鐵路包括基本幹線，連同服務於該路的土地、鐵路建築與設備、機車車輛、發電站、電話所與電報所、通訊器材與通訊線路、鐵路輔助支線、公務技術建築物及居住建築物、經濟組織、附屬企業及其他企業與機構，以及在中蘇共管期間購置、恢復和新建的財產與1950-1952年固定資產清查登記時查出的財產，總資產共達22.8億元，其中固定資產22.4億元。更為重要的是中長鐵路為中國鐵道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經驗。從1950年5月開始工作到1952年12月無償移交給中國，中長鐵路貨運量增長53.3%，勞動生產率提高56.8%，運輸成本降低27%。公司利潤則逐年增加，1951年比1950年增長110%，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長97%。同時為中國培養出39138名技術和管理幹部。鐵道部提出了全國鐵路必須學習中長路的號召，先後選派上萬名幹部職工去中長路參觀學習。按照鐵道部長滕代遠的說法，在中蘇合辦的32個月中，中長路以其「突出的效率高、成本低、利潤大的模範行動成為全國鐵路」的「旗幟和榜樣」。而中長鐵路的全部經驗貫穿了體現在1500多名蘇聯專家身上的「政治品質、技術修養和經驗知識融合為一體的完整的社會主義思想」。

五、提供技術資料

對於中國經濟建設必不可少的科學技術資料，蘇聯主要是通過兩種途徑提供的，即圖書資料交換和項目或設備進口合同。

在1949年索菲亞經互會第二次會議上，確定了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無償交換科學技術資料的原則。中國雖不是經互會成員國，但蘇聯比照這一原則，以圖書交換的方式向中國提供了大量科技情報和文獻。通過蘇聯科學院圖書館、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社會科學基礎圖書館與中國相應單位之間的交換，蘇聯提供了大量基礎性科技情報材料、圖書和雜誌。1950年9月29日，蘇聯科學院主席團下達指示，責成蘇聯科學院圖書館「重新審察1951年國際圖書交換計劃，目的是大大增加給人民民主國家科學機關的寄書量，其中要特別重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圖書交流」，指示還提出「同人民民主國家進行圖書交換，不要求他們數量相等」。在1952年通過的決定中規定，從1953年起按照不對等原則向人民民主國家每年多寄25%的科學書籍。因此，蘇聯科學院圖書館提高了給中國的寄書量(見表六)。1953年，接受蘇聯科學出版物的中國機關達到300個，其中有31個大型圖書館。

表六 中蘇圖書資料交換情況（略）

涉及援建工程或中國特別要求的具體項目和設備的技術資料，是通過雙方外貿進出口公司提供給中國的。對於蘇聯提供的科學技術文件，中方實際上只需付移交材料的成本費和複印費，即使這點費用也不是每每收齊。而1953年5月15日簽訂的中蘇經濟合作協定則第一次以獨立條款的形式確定了無償向中國提供技術文件的原則。對於中方提出的要求蘇聯總是能夠及時給予滿足。如為了配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製工作，周恩來致信莫洛托夫，希望蘇聯政府繼續向中國提供以下方面的技術資料：蘇聯現行的工業產品標準，即國家標準、全蘇標準、暫行技術條件及各企業的製造規格；建設礦山、工廠、學校、醫院的典型設計；工業及交通企業的技術操作規程；機器製造圖紙和先進企業的原材料、電力、燃料消耗的技術經濟定額等。兩天以後，莫洛托夫便答覆同意滿足中方的要求。

從1950-1953年，蘇聯根據中蘇兩國政府間科學技術協定向中國提供科學文獻和技術資料共2928套(件)，具體情況如表七所示：

表七 蘇聯向中國提供的科學文獻和技術資料（略）

六、派遣蘇聯專家

新中國經濟建設所面臨的嚴重問題之一就是缺乏科學技術人才。建國之初，政務院副總理陳雲便告訴蘇聯大使，恢復國民經濟的一個嚴重障礙是缺少懂專業而又忠於人民政府的技術幹部。新中國從國民黨那裡接收下來的工程師和專家總共只有2萬人，而他們大多數人的政治觀念是反動的，親美的。以最大的鞍山鋼鐵企業為例，那裡的70名工程師中竟有62名是日本人，他們在心理上仇視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情況確實如此，據中國有關統計資料，作為全國鋼鐵工業中心的東北，在日本人被遣送回國后，其技術人員占該行業人員總數的比例已經降至0.24%。1951年7月，周恩來仍然認定技術幹部嚴重不足「將是中國工業化的一個主要障礙」，儘管中國政府正在努力「組織訓練班和技術大學，派大批學生到蘇聯留學，但是，目前戰爭還在繼續，這個問題很難解決」。直到恢復時期結束，全國也僅有16.4萬工程技術人員，地質專家總共不到200人。顯然，派遣大量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早在1948年夏，蘇聯已經派遣專家技術小組到東北幫助修復鐵路，1949年8月劉少奇訪蘇后又帶來一批幫助制定經濟恢復計劃的專家，到建國前在華蘇聯經濟技術專家已有600餘人。中國領導人對蘇聯專家非常重視，當第一批蘇聯顧問團到達瀋陽時，劉少奇在東北局召開的歡迎大會上告誡中國同志：要「把他們當作很好的老師」，「與蘇聯專家的關係只能搞好，不能搞壞」，如果出現問題，中國同志要負責任，「有理扁擔三，無理三扁擔」。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接見了來京的全體蘇聯專家及蘇聯專列的服務員，周恩來則邀請蘇聯專家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開國大典。隨後，毛澤東又同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一起前往座落在鐵獅子衚衕的蘇聯顧問總部參加專家工作會議，並發表了重要講話。周恩來親自領導了蘇聯專家工作指導小組，日常工作由伍修權、楊放之主持。 中國領導人對這批蘇聯專家的生活起居也給予特別的關照，劉少奇曾專門致電周恩來，對到京專家的住房、辦公室和用車，乃至被褥、洗漱用具和紙筆，每個細節都作了認真交待。

蘇聯在華專家總顧問最初是科瓦廖夫，因其給斯大林寫報告攻擊中共領導人，很快便被調回國內。接替科瓦廖夫職務的是阿爾希波夫，在華工作一年多后也奉調回國。1952年年中來華擔任總顧問的是畢考爾金，曾負責協助中國政府研究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一年後阿爾希波夫再次來華擔任總顧問，一直在中國工作達八年之久，經常與中國領導人接觸，並結下了深厚友誼。

關於1950-1953年來華蘇聯專家的人數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和統計。有俄國學者說，到1952年3月，在中國已有蘇聯顧問和教師332名，各種技術專家471名。1953年7月中國政府又要求在現有277名專家的基礎上再增派172名。而據1952年9月21日周恩來給莫洛托夫的信上說，當時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共有252名，除明年需辭聘31名和聘期滿后回國需另聘37名外，請在明年再增派237名來。鑒於他們人數大量增加，且分散在許多城市，因此「有必要增加脫離其他工作的兩名副總顧問，一名具有蘇聯高等學校教育工作及領導工作經驗的，負責領導全體在中國的蘇聯教員的工作，一名負責領導在財經機關及各工業部工作的蘇聯專家的工作」。 就專家總數而言，據中國檔案材料，自1950年至1953年先後到中國幫助經濟建設工作的蘇聯專家共計1093人，截至1953年底已回國741人，留在各廠礦企業的尚有342人(其中重工業部系統159人，燃料工業部系統102人，第一機械工業部系統52人)。而蘇聯有關材料統計，到中國工作的高級專家1951年為557人，1952年為258人，1953年為395人。按這個統計，不算1950年，蘇聯來華專家(還是高級的)已達1210人。考慮到在華專家工作狀況的複雜性(即有到期回國者和續聘、新聘者之交叉)，以及計算標準的差異性(即有高級顧問、技術專家、教師和一般工作人員之分)，出現上述統計上的差別是正常的，特別是由於最初派遣專家工作缺乏計劃性，想要得到精確數字也未必可能。不過，大體可以確定的是，在本文考察時期，蘇聯來華的經濟技術專家(不算教師)總數至少在1100人以上，同期在華工作的大約保持在250-480人之間，專家來華的高潮在1951年和1953年，即兩次確定援建重點項目之後。

蘇聯專家對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經濟建設的起步階段，中國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設計力量，到1953年，全國總共只有78個設計單位，每個單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單薄的力量根本無法滿足中國全面恢復經濟和建設的需要，於是應中國政府要求，蘇聯派遣了大批設計專家來華。與確定第一批蘇聯援建項目相適應，1950年2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訪蘇時聘請了第一批16個蘇聯設計組。朝鮮戰爭爆發后，為了建設東北部地區工業基地，中國政府又聘請了第二批3個蘇聯設計組。第三批23個蘇聯設計組是1951年聘請的。這樣，到1951年夏，僅設計專家蘇聯就派來了42個小組，其中30個安排在東北地區。為了執行一五計劃，中財委決定再請求蘇聯政府派出5個綜合專家組於1952年下半年來華進行全國性規劃、配置和設計工作，其任務是全國電氣化規劃、全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遠景和產品品種方案確定、全國機械製造工業現有工廠調整和新廠建設規劃、全國船舶工業工廠及鐵路機車車輛製造廠的調整、擴建和新建規劃。同時還有6項地質勘察工作需請求蘇聯幫助。對於中方提出的設計要求蘇方都是盡量予以滿足的。據李富春和財經委員會計劃局局長宋邵文報告，在1952年底關於煤礦設計項目的談判中，對於中國提出的設計要求，蘇聯方面在可能的範圍內全部予以接受，即使地質資料不完備，他們也「勉強接受設計」。

在具體工作中，蘇聯專家的意見和建議為中國經濟建設提供了巨大幫助。例如，過去中國被認為是貧油國家，而蘇聯專家根據石油生成的原理並將中國地層構造與周邊國家比較后指出，「中國處在油田國家的中間，中國地下石油資源是豐富的」。同時，蘇聯專家還傳授了先進的油田勘探方法，解決了低壓油田的產油問題。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三年來中國石油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3倍，1952年的原油產量已超過解放前最高產量的19.66%，從而為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電力工業方面，蘇聯專家在阜新發電廠安裝發電機工程中推廣了16種先進施工方法，結果安裝一部鍋爐就節省人工25000個，透平發電機的基礎工程縮短工時4/5。整個安裝工程提前一個月竣工，降低成本60億元，質量完全合乎蘇聯先進標準，受到毛澤東和高崗的嘉勉。在煤炭工業方面，中國煤炭管理總局曾認為國內現有淺部煤層已開採完，而受技術條件限制又無法開採深部煤層和擴大採掘範圍，因此要在1957年以前廢棄120個礦井。后經蘇聯專家研究，恢復和擴建了大部分礦井，使得1952年全國煤礦生產能力比上年提高60%，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礦井的服務年限延長了20-40年。各礦還根據蘇聯專家的建議實行蘇聯新式採煤法，使厚煤層的回採率提高了20-30%。在鋼鐵工業方面，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僅僅一年各地煉鐵爐且均已突破原設計能力，其中石景山250噸煉鐵爐可煉鐵376噸，太原50噸煉鐵爐則創造了106噸的紀錄。太原馬丁爐接受蘇聯專家建議，採用熱裝法和吹風熔煉法鍊鋼，將每爐冶鍊時間由過去的10小時42分縮短到4小時54分。天津馬丁爐去年採用蘇聯專家的熱修法，修爐時間由180小時減至60小時，提高效率兩倍。重慶某鋼廠軋制鋼軌的設備已廢置不用達十餘年，經蘇聯專家幫助，不僅重新啟用，而且在國內首次軋制重型鋼軌成功，使四川人民盼望了40年的成渝鐵路得以動手修築。在林業方面，蘇聯專家提出的木材流送新方案把流送損失率從10%降到1.37%，而他們的林業方格調查法將使東北森林調查所需時間由25年縮短為5年。農業部水利局修建渾河水庫的設計經過蘇聯專家修訂，蓄水量增加2.25倍，節約投資2000億元(舊幣)。在農業方面，蘇聯專家介紹的深耕、密植、輪作、合理灌溉和施肥等先進經驗對於提高中國的農作技術貢獻很大。北京雙橋國營農場在蘇聯專家盧森科的直接指導下實行棉花密植，每畝產量提高了一倍。在工礦企業的經營管理方面也因得到蘇聯專家的幫助而大為改觀，對於制定生產計劃、確定生產責任制度、簡化統計表報、建立經濟核算制等各項工作，專家們都提供了許多寶貴意見，並收到良好效果。此外，蘇聯專家還通過講課等方式向中方人員傳授經驗和技術，在實際工作中為中國培養了大批技術骨幹，如1952年東北計劃統計幹部3萬多人，其領導骨幹大部分都是蘇聯專家親自培養的。

蘇聯專家的工作態度也是認真負責的。據重工業部報告，為了正確的規定設計任務書中的產品方案，吉林鐵合金廠蘇聯設計小組收集了中國所有鐵合金廠的設備能力及生產情況，並研究了鋼鐵工業發展遠景，經過5個月時間的研究，編製了4個方案，加以反覆比較，才將產品方案最後確定下來。在西北鋼鐵公司鋪煉二號馬丁爐爐底的五天五夜，蘇聯專家赫力浩夫除每天休息4-5個小時外，未離開現場一步。天津制鋼廠修馬丁爐時，蘇聯專家馬里謝夫一連在現場工作19個小時。在整修北京下水道工程中，為了考察下水道是否需要重建，蘇聯專家高萊托夫親自鑽進污臭的暗溝，察看溝磚被浸蝕的程度，證實這些在明朝修建的暗溝再使用幾十年也沒問題，從而大大節省了費用，也加速了工程進度。1952年1月周恩來出席政務院召開的財經部門蘇聯專家工作座談會時，對蘇聯專家在財政、工業、交通、銀行、貿易、水利等部門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讚揚。

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十分強調發揮蘇聯專家的作用。1952年2月中央財經委的總結報告說：「兩年經驗證明，由中國技術人員來設計的小工廠或小規模恢復改建工廠在設計技術上的缺點弊病已經很多，浪費很大。而巨大複雜工廠的設計，一個也沒有成功，都是半路回頭再請蘇聯設計的。所以若干年內在中國高級技術人員未養成時，聘請蘇聯設計組是一種迅速省錢又十分穩當的辦法。」1952年3月5日，陳雲、薄一波、李富春在一份報告中提出，中財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規定，凡屬舉辦性質重要、其產品在我國尚未生產過的新工廠，或在舊的大工廠中改建重要裝備而我無改建把握者，均應聘請蘇聯設計組，而且接收定貨、保管裝備、施工安裝、試車運轉均需聘請蘇聯專家或專家組加以協助指導。若干新工廠在開工之前還需派實習組到蘇聯工廠中去實習。1952年12月中財委贊同並轉發的第一機械工業部關於專家工作情況的報告認為：「對於蘇聯專家的意見必須採納。以為蘇聯專家不了解我國情況的觀點應當改變，事實上他們是不輕易發言的，他們的意見基本上是從我們的實際情況提出的。」採納蘇聯專家的意見「應當是堅決的，因為我們自己沒有更好的辦法。動搖不定又想依靠又打折扣的態度是錯誤的。」報告還建議必須設立由部長直接領導的專門機構，管理和協助專家工作，並支持檢查執行專家意見的情況，及時總結經驗。

當然，在專家問題上中蘇之間也曾有過分歧和矛盾，這主要表現在支付蘇聯專家的待遇和報酬方面。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曾表示派往中國的專家其待遇只須與中國的優秀專家相同即可，其餘部分則由蘇聯政府補貼。根據這一原則，劉少奇曾指示陳雲和薄一波：「蘇聯專家臨時薪資，暫訂最高標準為2500斤小米」，另須適當規定食堂飯食價格並設特別商店，對專家給予照顧，具體事宜與科瓦廖夫商議。

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訪蘇時，特別是中方提出關於中長鐵路等新條款后，情況有了變化。蘇方提出，在支付專家工資之外中國還應支付一筆補償費用。在2月11日與米高揚會談時，周恩來表示不理解第一條款的含義，即蘇方提出中國政府應每月支付給每個專家2000-4000盧布的補償費用，是用於贍養專家的家庭，還是給國家或者直接付給專家以前工作的企業。米高揚和維辛斯基明確說，這筆錢將用作對專家以前工作的企業的補償，應交給蘇聯政府，這一條款適用於所有專家。對於周恩來提出的希望中國可以用實物支付這筆費用的要求，米高揚回答：支付協議草案所規定的支付可以是提供實物，也可以用黃金、美元和英鎊。第二天，羅申受葛羅米柯委託會晤周恩來，周恩來要求羅申向米高揚和維辛斯基轉告，昨天會談后他又仔細考慮了支付專家費用協定的第四款，並同毛澤東進行了協商，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如果規定每月支付蘇聯專家的補償費用2000-4000盧布以美元結算，那麼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將是非常難以接受的。周恩來強調說，這筆費用相當於每月10000至18000斤小米，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們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長們只有2800斤小米。因此，中國政府認為：「如果採用提供各種食品和商品的方式作為補償金，對於中方來說，比支付美元要輕鬆得多。」

然而，周恩來在莫斯科時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後來，蘇方同意將補償金降到1500-3000盧布，但堅持應以外匯(盧布)結算。在3月8日葛羅米柯與王稼祥的會談中，中方又提出：根據一些在華專家的要求，是否可以將這筆費用的一部分直接支付給在中國的多子女專家本人，其目的當然還是希望減少外匯的支出。對此葛羅米柯予以否定。此外，蘇方準備把在華蘇聯軍士的工資提高到低級專家水平，即每月應為他們支付1500盧布的補償費用。甚至對於普通士兵，中方在提供實際生活費以外也應支付補償金。王稼祥指出，在蘇聯顧問中軍士占相當大的部分，而他們在蘇聯每月收入只有500-600盧布，因此不應該把對專家的條件擴展到軍士身上，況且，從目前中國的財政狀況來看這樣的標準也太高了。葛羅米柯則認為蘇方的立場「是以許多恰當的理由為基礎提出的」。儘管王稼祥後來暗示暫時不要提出關於軍士和士兵的支付問題，但蘇方堅持己見。

情況彙報到北京，3月19日周恩來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答覆電：關於專家協定條款「不必再爭，即照蘇聯政府所提條件辦理，我們由此取得經驗，加緊學習，謹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減專家，亦甚有利」。3月27日，蘇聯專家在華工作條件協定在莫斯科簽字。5月30日蘇聯部長會議做出了第2264-883сс號「關於在華各機關、企業和組織工作的蘇聯軍事和文職專家的薪金」的決議。10月25日雙方又簽署了關於對技術專家報酬條件的協定，其基本原則同3月27日的協定一樣：中國應向蘇聯專家支付相當於中國專家工資水平的工資，另外再支付專家出差的補償金，按每人每月1500-3000盧布計。鑒於大批設計專家來華工作，1951年4月18日中蘇又簽訂了有關蘇聯設計專家來華收集設計資料的《00348號合同》，其中作為附件的「技術援助條件」仍然規定：蘇聯專家的「工薪按中國當地相當職務與能力之專家現行工薪標準支付，其中包括工薪外之津貼及獎金」。當然，在實際執行中，中國政府給予蘇聯專家的工資待遇是遠遠高於國內標準的。

此外，由於中方缺乏經驗，派遣專家工作中也出現了一些麻煩和矛盾，主要表現在聘請專家沒有計劃性，管理混亂，以及不能滿足專家要求的工作條件等等。由於沒有統一計劃和管理，造成有些專家已經來到中國，而用人單位尚未接到通知。有些單位聘請專家時沒有考慮住處和翻譯等相應條件，不得不一再削減人數，造成雙方被動。為蘇聯專家進行設計而收集原始資料的工作也存在嚴重缺點，主要是不能按時交付齊備的資料，致使蘇聯專家的設計進度受到影響。如1951年鞍鋼對收集原始資料工作沒有統一領導機構，以致造成了零星分散和缺乏專責制的現象，結果使電氣、土建、水道、供熱、總平面圖等工作互相配合不起來，導致返工延誤。按中國重工業部統計，1953年以前，除由專家在華直接領導收集的項目外，所有各廠礦的資料大都延期交付，據初步計算，延期提交的原始資料約佔全部原始資料的一半以上。此外，由於中方提供的資料不準確造成設計失誤的事情也時有發生。為此，中國加強了對專家工作的管理和領導。1953年6月8日，周恩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庫茲涅佐夫和軍事總顧問柯托夫、政府代總顧問布拉金時，接受了蘇方提出的今後統一由蘇聯大使館辦理各系統增聘、延聘、辭聘專家的手續的意見，並表示今後凡帶方針政策性和涉及各部門全面計劃性的工作問題都吸收首席顧問或專家組長參加黨委會議進行討論。6月13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等人提出：為統一管理蘇聯專家工作，並負責對蘇聯專家的聘請和分配，建議政務院下設以伍修權為組長的專家工作小組，以及專家工作辦公室和專家招待處，為專家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擬於月內召集一次聘有蘇聯專家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會議，討論改進專家工作問題，並將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一個關於加強專家工作的決定送中央批准。9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於加強發揮蘇聯專家作用的幾項規定》。

七、培養中國專家

從根本上解決缺乏科學技術人才問題的途徑當然是培養中國自己的專家，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這方面的困難也是非常突出的。本來舊中國的高等學校就不多，而在校學生的成份又令中共很不放心。如同郭沫若對蘇聯大使所說：「這些大學的學生絕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資產階級的孩子；高校學生中不僅沒有工農子弟，甚至連富農的子弟都很少。」 然而，從中共黨員中培養科技人員則受制於普通教育和文化程度的普遍低下。根據1950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領導人員中(區委和區委以上)，將近50%的人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陸定一說，中共領導準備用2-3年時間在上述黨的幹部中掃除文盲，用5年時間在一般黨員中掃除文盲。顯然，對於這些可以依靠的力量近期是無法指望的。同時，直接從科研機構中選拔和培養人才也很困難。解放前夕中國的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少得可憐，國民黨政府成立的中央科學院僅有13個研究所，科研人員207人，涉及的學科也只有物理、數學、生物、地質及人文科學。北平科學院下設9個研究所，共有科研人員42名。 因此，迅速培養出中國自己的專業技術人才，也需要得到蘇聯的幫助。

蘇聯幫助培養中國專家主要是通過接受中國留學生學習和技術幹部實習兩種途徑。1951年8月毛澤東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向斯大林要求，為了適應今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希望蘇聯為中國培養技術人才，並提出準備派遣375名學生和88名幹部赴蘇學習和實習。中蘇於1951年12月6日簽訂了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進行生產技術實踐的條件的協定，1952年9月1日簽訂了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的協定。在這兩個協定中蘇聯都給予了比較優惠的條件，在蘇聯廠礦企業實習的中國技術幹部只需支付蘇聯專家和教師的講課費以及少量的實習費，其數額僅為實習指導者工資的10-20%。而對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大學生和研究生，除教科書費和公用事業費外，中國政府僅向蘇聯政府支付50%的助學金。

據中國有關檔案材料計算，1952年由中央和東北計委抽調在職幹部273名，教育部及各經濟部門所屬高等院校挑選學生287名，派往蘇聯留學。同年到蘇聯實習的技術幹部為中央9個部委174名，東北工業部所屬各公司560名。1953年教育部準備送往蘇聯的留學生1100名，其中財經系統650名。在留學生派出計劃之外，中央財經委還擬選派500-600名實習生。另外，根據當年中國技術進口公司和蘇聯技術出口公司簽訂的相應合同，蘇聯以提供科學技術援助的方式接收了144名中國專家在蘇聯進行生產技術實習。中國留學生和實習生的專業主要集中在重工業和燃料工業系統，如在1952年中央各部派出的實習生中佔64.4%，在1952年財經系統的留學生中佔58.6%。此外，在蘇聯科學院及其科學機關里學習的中國研究生1952年有11人，1953年有13人。

八、協助編製經濟計劃

新中國的整個經濟建設方針是以建立蘇聯模式為目標的，其核心就是在經濟恢復的基礎上形成以國有經濟成份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51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便提出了為進行大規模計劃經濟建設做準備的設想。會議採納周恩來的提議，成立了由周恩來、陳雲、薄一波、李富春、聶榮臻、宋劭文六人組成的編製第一個五年計劃領導小組。到1952年8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的報告》和《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任務》。文件指出：「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鐵序已經安定，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已經鞏固，在長期戰爭中被破壞的經濟情況已經恢復。」報告提出了今後五年經濟建設的方針，其基本任務是：為國家工業化打下基礎，發展農業，加強國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並保證中國經濟向社會主義發展。五年建設的中心環節是重工業，特別是鋼鐵、煤、電、力、石油、機器製造、飛機、坦克、拖拉機、船舶、車輛製造、軍事工業、有色金屬、基礎化學工業，在不妨礙重工業發展的範圍內，按人力、物力的可能來發展其他的經濟部門。工業建設的速度每年可遞增20%。既要反對保守傾向，同時也要防止脫離實際的冒險傾向。首先在現有工業基礎上發展，並準備和開始在中國大後方建立新的工業基地。工業建設必須採取蘇聯先進的統一的技術標準，並依靠於蘇聯專家的指導和技術的援助。總之，全黨的領導和工作重心要轉到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工業建設方面。

第一次經濟計劃方案的制定自然要尋求蘇聯的幫助。1952年8月15日周恩來親自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訪問。8月23日和28日，周恩來分別將《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後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的主要任務》、《中國國防軍五年建設計劃概要》等文件的俄譯本送交蘇聯政府代表團和斯大林。雙方約定，在蘇聯黨政領導人看完這些文件后，中國政府代表團將與斯大林本人進行會談。在9月3日與周恩來的會談中，斯大林對中國的五年計劃方案提出了如下意見：一、認為在計劃中規定工業發展的增長率為20%過高，應留有餘地。經周恩來解釋，以往三年的經驗證明中國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斯大林便建議將總增長率定為15%，而在年度計劃中定為20%。二、計劃中沒有列入軍事工業，並且對全部供貨問題缺少總體說明。經周恩來說明，斯大林接受了軍事工業投資佔全部工業投資12-13%的比例，中國可以按這個比例編製整個供貨申請單。三、計劃中沒有需要蘇聯援助項目的具體數據，而蘇聯方面研究這些計劃並給予答覆至少需要兩個月的時間。最後，斯大林同意周恩來先行回國，由李富春留下商談具體計劃。

1952年10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時，蘇聯國家計委主席薩布羅夫同劉少奇、李富春繼續討論一五計劃問題，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建設性意見。薩布羅夫認為，把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的增長速度定為18%是難以實現的，建議改為11-12%。關於蘇聯提供工業設備的問題，薩布羅夫認為不宜要求過多，儘管蘇聯可以提供這些設備，但要考慮到技術更新很快，應留有足夠的資金購買新設備。關於派遣蘇聯專家的問題，薩布羅夫也提出蘇聯專家不能太多，更不要由專家包辦。中國應多派留學生和技術工人到蘇聯來學習和實習，逐漸形成中國自己的技術隊伍。

經過對中方計劃的充分研究，1953年2月，蘇聯組成以薩布羅夫為首的代表團與中方代表進行會談，分組研究中國的五年計劃方案，並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中國領導人很重視這些意見。2月14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復李富春電，認為蘇方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所提的各項意見都是很可貴而應該予以重視的。根據中國的客觀實際和蘇方的意見，五年計劃確應放在可靠的基礎上，減低工業生產總值每年遞增的速度是肯定的。因此，可根據來電所提原則與其進行各項磋商，進一步考慮和修改我們原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輪廓。2月17日、23日，周恩來召集朱德、習仲勛、曾山、賈拓夫和有關各部部長、國家計委委員及各局局長開會，討論蘇聯國家計委對中國五年計劃方案所提的意見，一致認為蘇方的意見對中國制定五年計劃有很大的幫助。同意將五年計劃中的工業生產增長速度定為13.5-15%，年度計劃爭取為20%左右，以保證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隨後，周恩來複信通報了北京討論的情況。

1953年5月18日，周恩來和高崗收到庫茲涅佐夫大使送來的蘇聯國家計委關於中國一五計劃任務的正式意見書，並報告給毛澤東和各中央領導人。意見書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在肯定恢復時期中國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意見書認為，規定中國全部工業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0.4%，其中國營和公私合營工業為24%，都是過高的。工業發展速度提得過高會使物資和熟練幹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計劃的重要任務無法完成。蘇方建議自1953年至1957年工業總產量年增長速度由20.4%改為14-15%。意見書還提出，大工業的發展必須和能大量生產民用必需品的手工業的發展配合起來。中國擁有極豐富的勞動力和有經驗的手藝人，手工業的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因為應該把這一點估計在五年計劃之內。國家必須指導手工業的發展，供給其原料，實行手工業合作化，以保證其獲得必要的發展。五年計劃中還必須特別注意農業問題，五年計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應當是保證以糧食供應城市居民，以農業原料供應工業，尤其要注意擴大技術作物的生產，以適應日益發展的工業的需要。意見書接著指出，中方的草案沒有對國家財政和金融問題給以應有的說明，而要完成五年計劃的任務，尤其要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同時又要提高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須制定有關財政和金融方面的措施。此外，草案中對培養為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所需幹部的計劃問題也沒有很好地給以說明。蘇聯經驗證明，國家工業化最艱巨的任務之一就是大量培養熟練幹部，從勞動人民中培養知識分子。應當專門做出培養熟練工人幹部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計劃。第二天，中共中央討論並通過了蘇方的意見書。20日中央向莫斯科迴文，並以電話將中央的意見通知李富春。 至此，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原則上確定下來。

在一五計劃的基礎上，中國開始了全面工業化建設。當然，還是離不開蘇聯的幫助。正像劉少奇在北京各界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三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的：「從今年起，我國已經進入大規模的計劃建設的時期。為了把我們國家的建設工作做好，我們必須努力向蘇聯學習，必須把虛心學習和運用蘇聯的先進經驗看作是推進我們國家建設工作的首要條件之一。」  

對建國初期中蘇經濟關係狀況進行考察的結論如下：

一、中蘇已經結成政治和軍事同盟，因而在經濟上也需要密切雙邊關係，這一點對於中國尤其重要。因此，蘇聯的經濟援助是及時的，且為中國所必需。

二、新中國經濟十分落後，又處於戰爭環境中，因而其經濟建設和發展必須依靠蘇聯。而蘇聯的全面援助確實對於中國的經濟恢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三、斯大林很不情願地按照中方提出的要求締結了新的中蘇同盟條約，因而在經濟利益方面頗有計較。所以，蘇聯的對華援助是有條件的和要求回報的。

四、儘管蘇聯政府在援華專家的條件方面毫不讓步，但蘇聯的經驗和技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保證，且蘇聯專家確實做到了盡職盡責，全心全意，令中方人員感動不已。

五、中國方面全無經濟建設的經驗，同時，在戰爭的條件下，蘇聯也沒有把經濟援華作為一項特別突出的任務，因而整個對華援助工作顯得缺乏計劃性，出現了不少矛盾和混亂現象。

總之，從1950年至1953年，中蘇不僅在軍事和外交方面全面合作，在經濟領域也是協調和互助的。蘇聯對中國大規模的經濟援助，以及在此基礎上中國經濟建設的恢復和發展，構成了此期中蘇同盟的經濟背景。至於對蘇聯援華政策的評估，應該指出，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既是慷慨的，又是有限的，既有效地幫助了中國的經濟恢復，也遺留了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如果說斯大林的對華經濟政策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未免有些牽強，但此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確是有條件和有保留的。這就是赫魯曉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後面對的現實。

（原載《黨史研究資料》2001年第3、4期，略有改動。）

2009年3月28日

餘論七 中蘇領導人對朝鮮停戰的政治考慮

1953年無論對於東方還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這不僅是因為美國共和黨在闊別白宮16年後推出艾森豪威爾重登總統寶座，以及最著名的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宮迎來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矚目的是引起東西方兩大陣營嚴重衝突的那場戰爭——朝鮮戰爭結束了。

在歷史研究中，朝鮮戰爭的結束同它的源起一樣給史學家留下了許多令人疑惑的謎團。80年代，不少西方學者認為阻礙談判雙方達成停戰協定的戰俘問題得以順利解決，主要是因為美國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懾發生了作用，儘管爭論頗多。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和俄國檔案文獻的問世，蘇聯和中國領導人在打破停戰談判僵局中的作用開始受到注意。但是人們仍然有一些問題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結束這場戰爭的，還是蘇聯新領導人迎合了毛澤東的停戰主張？

本文試圖依據最近幾年披露的中俄雙方的檔案資料，闡釋在1953年朝鮮實現停戰的過程中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以及他們之間的合作與分歧。

中蘇決心與美國對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著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支持毛澤東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可以說，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蘇在朝鮮問題上的基本戰略是一致的。

當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在簽訂停戰協定后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的協議時，金日成就主張儘快結束談判。蘇聯駐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去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至於中國領導人的態度，拉祖瓦耶夫的報告說，他們「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者中斷」，同時，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毛澤東在回電中竭力向金日成說明，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著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並不斷蒙受損失，使蘇聯的建設和世界民族革命運動得到發展，「這將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在表示中國將「竭盡全力保證朝鮮人民渡過難關」的同時，也告訴金日成：「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解決您的問題，那我們將同您一起去請求菲利波夫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國的這一建議和方針「會告訴菲利波夫同志並徵求他的意見」。金日成雖然表示接受中國的意見，但他與蘇聯大使談話時還是堅持：「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根據現在披露的檔案材料，金日成主張在戰俘問題上對美國讓步，放棄「全部遣返」的原則，除了擔心人員傷亡加重、經濟建設受阻以外，還有一個迄今為止不為人知的背景，即北朝鮮當時已經暗中扣留了大量南朝鮮的戰俘。據後來蘇聯駐朝鮮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北朝鮮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朝鮮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金日成當然不願意在戰俘問題上糾纏不休了。

看來問題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決。1952年8月周恩來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對朝鮮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第一可以打退敵人進攻，第二能夠守住現有陣地，第三還可以發動進攻。總之，「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這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還向周恩來提出了一個他認為毛澤東耿耿於懷的問題，他提醒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然而，美國不但沒有任何讓步的表示，反而於10月8日宣布無限期休會。此後，戰俘問題轉為在聯合國內展開討論。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項議案，建議應允許拒絕遣返的戰俘在朝鮮問題實現政治解決之前暫時居住在其他國家，此後他們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園，並對他們的生命和自由給予保證。該議案遭到蘇聯拒絕。維辛斯基在發言中提議先實現停火再解決戰俘問題，但必須依據全部遣返戰俘的原則。11月17日印度代表團又提出了一項比較接近中國第二方案的議案，即設立一個特別遣返委員會，由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個中立國的代表組成，但安理會成員國的代表不得參加。雙方應在議定的非軍事區的交換地點按議定的人數將戰俘移交給遣返委員會。願意接受遣返的戰俘在該委員會監護下即時返回家園，在停戰協定簽署期滿90天後，仍未遣返的全部戰俘應提交給停戰協定規定召開的政治會議解決。11月28日，周恩來發表聲明表示贊同蘇聯提出的先停戰然後解決戰俘全部遣返問題的建議，並重申：「戰俘全部遣返問題仍然須依照日內瓦公約的原則和國際處理戰俘的慣例來解決。這是不可動搖的原則。」對於聯大通過的經過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聯大主席皮爾遜收到了周恩來的否定答覆，中國斷言這是強行扣押戰俘的借口，並敦請聯大撤銷該決議，呼籲恢復板門店談判，而談判必須以蘇聯的建議為基礎。由於周恩來在聲明中沒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國和印度有人認為中蘇之間在戰俘問題上意見有分歧，中國的拒絕是因為蘇聯施加壓力的結果。 從目前中方的檔案文獻可以看出，毛澤東本人一直是反對自願遣返戰俘的原則的，至於沒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澤東的態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謬」的，且已在聯合國通過，故對於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議的要求「無答覆必要」。

此時中國領導人關注的不是解決戰俘問題，而是如何應付戰爭進一步擴大的威脅。11月24日，總參作戰部在給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報告中認為，雖然目前美國因選舉和季節原故「對朝政策不會有大的變化」，但新總統上台後有可能在軍事上採取某種行動，時間估計在「明年3月下旬解凍以後」。12月4日，志願軍代司令員鄧華在給毛澤東的書面報告中也分析說：共和黨上台後對朝鮮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進一些，華爾街用艾森豪威爾表明美國將更積極地準備戰爭，杜勒斯任國務卿則會推進美國的遠東政策，而直接指揮作戰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請求增兵，並對側后登陸很感興趣。報告對志願軍的狀況進行分析后斷言，已經「能與敵人進行更持久的鬥爭了」。對此，毛澤東指示：「應肯定敵以5至7個師在漢川鴨綠江線大舉登陸，並在我后(方)空降，時間應準備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應十分加強地堡和坑道，部署5個軍於這一線，其中要有4個有經驗的軍。劃定防區，堅決阻敵登陸，不可有誤。」此時，總參謀部又接到蘇聯方面的通報：「美軍將在1953年2月在朝鮮發動大規模的攻勢，準備佔領全部北朝鮮，直抵鴨綠江。」通報中還列舉了駐日美軍總部索要北朝鮮東西海岸地圖、聯合國軍在朝鮮的調動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國再增派4-5個師來朝的情況。這一情報更增強了中國備戰的決心，毛澤東12月9日電令鄧華：「應估計敵已決策在漢川至清川江線登陸，並在積極準備中，我方必須火急準備對敵，粉碎其登陸計劃。」同日，彭德懷召集會議研究防敵側后登陸及各項戰備工作，並將朝鮮鐵路的修建與改善、國內新兵動員以及遼東、山東兩半島的設防等具體部署報告毛澤東。12月11日毛澤東批准了有關部署，指示「抓緊檢查，務必完成任務」。總參謀部隨即要求志願軍「提起嚴重注意，加緊準備打敵在我後方登陸，務必完成任務」，並應「特別注意漢川江、清川江、鴨綠江一線」。中國方面認為「這是戰勝敵人的關鍵所在」，只要戰勝「側后冒險登陸」，美國「最後失敗的局面就確定下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對戰爭做了長期化的準備。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說，在朝鮮戰場上「我們要繼續鬥爭下去，要在這條戰線上打得美帝國主義罷手，不管一年也好，兩年也好，繼續下去也好，總有一天要打得它罷手。」又在政務院會議上說：「現在雖然我們已擋住敵了人，並給予敵人很大殺傷，但還沒打到使它非停戰不可的程度。美國之所以破壞戰談判就是這個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鬥爭還應加強，繼續實行『邊打、邊穩、邊建』的方針，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罷手為止。」彭德懷也向部隊宣布：朝鮮戰爭明年有可能擴大，我們的方針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設。面對聯合國軍前線部隊的大量增加，中國對和談已失去興趣，不僅壓縮了談判代表團的人員，也不擬再與印度接觸商談戰俘問題。至1953年1月下旬志願軍戰場部署的調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隊調動外，還包括在國內徵召新兵、向朝鮮戰場增兵25萬人、在朝鮮東海岸和西海岸構築縱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鐵路線和改善現有鐵路線的狀況、修建新公路和加寬現有公路等等措施。為此，毛澤東要求蘇聯滿足1953年朝鮮戰場一切軍需用品和軍工生產材料的供應。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強調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是在為蘇聯而戰，為世界革命而戰， 所以，蘇聯有義務滿足中國的要求。斯大林對形勢的估計與中國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複電中認為，1953年春季美國可能進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魯門政府中軍人的計劃，而艾森豪威爾上台則完全有可能改變這些計劃。儘管如此，他還是支持毛澤東應做最壞的準備。至於在1953年1-4月供應624門各式火炮和235.5萬發各種炮彈的要求，斯大林說這超出了蘇聯的供應能力，因為按原計劃蘇聯應在1953年向中國提供20個師的武器和彈藥，其中已有1320門火炮和80萬發炮彈。不過，考慮到毛澤東所說的情況，斯大林答應1953年再增加供應332門火炮和60萬發炮彈。毛澤東在1月4日電報中同意按此數量供應，但要求必須在1-4月，而不是蘇聯所說的年內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電錶示同意，只是把20個師裝備的供應推遲到5月開始。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報告中國將派出海軍部隊到朝鮮作戰，並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魚雷快艇，60門岸炮，103架飛機。斯大林回電贊同中國出動海軍的決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毛澤東的要求(18艘魚雷快艇、34門岸炮、83架飛機)，並答應補派3名海軍航空兵顧問。考慮到蘇聯戰後的經濟實力，斯大林能夠如此不厭其煩地滿足中國的請求也算是儘力而為了。當然，究其根源還在於蘇聯與中國的基本利益和方針的一致性。對於斯大林來說，最有利的局勢是處於不戰不和的狀態，既不擴大戰爭——以免將蘇聯捲入衝突，也不實現停戰——以便把美國長期拖在朝鮮戰場。

顯然，在戰與和的兩手準備中，毛澤東的策略是只要條件有利就把戰爭堅持下去，直到對方讓步為止。蘇聯提供的大規模及時援助更堅定了中國的信心。1953年初，中國在朝鮮戰場的軍事實力，無論是兵力、裝備、訓練、工事和交通，還是彈藥和糧食儲備，都處於開戰以來的最佳狀態。在朝鮮領導人越來越感到戰爭造成的疲憊不堪、越來越感到必須休戰的同時，中國志願軍部隊則是「決心大、信心足、情緒高」，準備打好贏得最後勝利的「過關仗」。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針對美國新政府宣揚的「放蔣出籠」、封鎖中國等威脅性政策，毛澤東於2月7日做出了鏗鏘有力的回答：中國準備將戰爭進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願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

至於和談問題，曾在板門店指導中方談判的喬冠華等人2月19日對局勢分析后得出的結論是：「一動不如一靜，讓現狀拖下去，拖到美國願意妥協並由它採取行動為止。」毛澤東和周恩來贊同這種方針，毛澤東還估計美國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蘇聯出面。對於2月22日克拉克建議先行交換傷病戰俘的來函，志願軍談判代表丁國鈺請示是否給予答覆。由於對美國的舉動是有意表示讓步還是因即將召開聯大而採取的政治手腕一時無法做出判斷，況且戰場形勢對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國在戰俘問題有所鬆動，毛澤東決定觀察一段時間再說。

然而，就在中國方面積極備戰以迫美國做出讓步的時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隨即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立場。

莫斯科決定主動實行讓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國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蘇聯願意同美國合作，舉行首腦級會談，「因為蘇聯是關心結束朝鮮戰爭的」。如果以此斷定斯大林有意主動促成實現朝鮮停戰未免有些片面，應該說，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戰爭繼續擴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積極支持毛澤東堅持強硬立場。

斯大林並不擔心美國會採取新的行動，此時他得到的情報分析是：「美國軍事領導人並不相信在朝鮮使用原子彈的可行性。他們擔心，如果使用原子彈而又不能確保美國取得真正的絕對優勢，那麼轟炸將損害美國的聲望。此外，這樣做將會使美國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為威懾力量的重要性。」就在與美國記者談話發表以後不久，斯大林於1953年2月17日接見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農時明確表示，他對印度試探在朝鮮進行調停的努力不感興趣。梅農還預感到一種不祥之兆：他看見斯大林在一張紙上胡亂塗畫了一群狼，並喋喋不休地說農民應該殺死這些狼。2月28日，斯大林又將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召到他的別墅。在布爾加寧說明了朝鮮的軍事形勢后，斯大林再次確信朝鮮問題已處於逼和的局面，決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國人和朝鮮人建議：儘管最終還是要同意停止軍事行動，但在談判中要「爭到底」。隨後，維辛斯基在聯大政治委員會3月2日會議上發表演說。他沒有回應克拉克的建議，而是表示蘇聯仍堅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議，即朝鮮的交戰雙方應立即完全停火，聯大設立一個由直接有關的各方以及其他國家參加的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委員會，並責成委員會立即採取解決朝鮮問題的措施，其中包括盡量協助雙方遣返全部戰俘的措施。可見，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並無意改變在朝鮮問題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場。

蘇聯政策的改變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後，而這一改變來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對內和對外政策使蘇聯處於一種極度緊張的狀態之中，這不僅表現在國際關係方面和國內社會生活方面，而且發生在斯大林身邊，甚至連莫洛托夫和貝利亞這樣長期追隨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脅，因此，一種不安和不滿的情緒早已在蘇聯的權力中心醞釀成熟，人們迫不及待地企盼著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風，當克里姆林宮最高權力的覬覦者確認他已經不會再康復的時候，於3月5日晚緊急召開了一次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確定蘇聯黨和國家新的領導班子，調整黨和國家的組織機構，並任命一些重要部門的領導人。值得注意的是，在決議重新任命的名單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的職務，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職務都已經被解除了。在斯大林彌留之際做出的這個決議，與其說是斯大林繼承人之間的鬥爭，還不如說是莫斯科轉而實行「新方針」的前奏。無論出於什麼目的，蘇聯新領導人都在積極地甚至是爭先恐後地推動一場對內和對外政策的全面轉變。如同貝利亞在他管轄的內務部範圍內實行改革一樣，在國內政策的農業問題、烏克蘭民族問題，以及對外政策中處理東歐和德國問題，與土耳其、希臘、以色列、南斯拉夫、芬蘭和奧地利的關係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針正在悄然興起。自然，在這一切變化當中，首當其衝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對結束朝鮮戰爭的立場的轉變。

過去有著作認為，中國建議立即恢復停戰談判並導致朝鮮停戰，是毛澤東估計到艾森豪威爾試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並有意進行試探后，經與朝方商議主動做出的決定，或者是中國在莫斯科陷於爭奪繼承權的鬥爭而無暇他顧的情況下在外交上採取主動的結果。還有人堅持認為美國關於使用核武器的威懾作用是造成中國同意實行停戰的主要因素。這些說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檔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證明，莫斯科的新方針以及北京隨後對這一方針的贊同，是導致朝鮮停戰問題擺脫僵局的關鍵因素。

沒有人會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鮮問題竟是以保守和頑固著稱的莫洛托夫。據莫洛托夫回憶，當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結束朝鮮戰爭的建議，因為「形勢的發展趨勢是，我們已經不需要朝鮮人強加給我們的這場戰爭了」。此外，貝利亞在朝鮮問題上也「表現出積極的姿態」。

莫斯科改變政策的原因是，與斯大林的樂觀態度不同，蘇聯新領導人在大量情報評估的基礎上，對美國可能採取的冷戰措施「作了最壞的設想」。但是在做出決定之前，蘇聯並沒有徵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見。周恩來在啟程赴蘇「專誠弔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團赴蘇任務提綱」中的確列入了要同蘇共領導人討論朝鮮戰爭問題的內容，不過，從後來中蘇領導人會談的情況看，此時中國尚未考慮提出恢復停戰談判的問題。周恩來3月8日抵達莫斯科，在參加斯大林的葬禮活動后，3月11日與蘇聯領導人舉行了會談。但在這次一般性會談中，雙方沒有就朝鮮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儘管當天馬林科夫發表的講話提到「沒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的問題」，但很可能當時蘇聯尚未確定採取新方針的具體步驟。或許可以說明這一點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將克拉克關於交換病傷戰俘的信函發給莫斯科。顯然，蘇聯領導人這時已經開始認真研究結束戰爭的具體途徑了。第二天蘇聯便明確放出改變對外政策的信號，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上說：「目前，一切有爭議的或尚未解決的問題，都可以在有關國家共同協商的基礎上和平地加以解決。這適用於我們同所有國家的關係，包括同美國的關係在內。對維護和平感興趣的國家都可以在現在和將來對蘇聯堅定的和平政策放心。」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貝利亞和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關於朝鮮戰爭新政策的方案。

而這時中國方面對於是否答覆、如何答覆克拉克來函還沒有拿定主意。毛澤東在3月19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關於克拉克於2月22日要求雙方先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問題，我方尚未答覆。喬冠華根據你的意見已擬好一個採取駁斥態度的談話稿，在我處壓下來未發，等你回來商量后再辦。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後的一種試探做法。我方對策有二。一種是駁斥，一種是表示可以商談，在商談中看情形決定最後對策。你在和蘇聯同志談話時請將此事提出詢問他們的意見。」此時周恩來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參加哥特瓦爾德的葬禮。

同一天，在未與中方商議的情況下，蘇聯領導人已經確定了在朝鮮停戰問題上的新方針和貫徹這一方針的具體辦法，部長會議決定向中朝方面發出關於戰俘遣返問題的指示。在給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信中，蘇聯領導人開宗明義地說：「蘇聯政府注意到前一時期朝鮮事件發展全過程，全面研究了當前情況下朝鮮戰爭的問題。蘇聯政府由此得出結論，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蘇中朝三國人民關心世界和平的鞏固，一直在尋找儘可能快地結束朝鮮戰爭的可行途徑。」在批評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后，蘇聯政府強調指出：「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目前情況下，對朝鮮戰爭問題上僅僅機械地執行過去一貫推行的路線，而不試圖表現出一種主動精神，或者說，不利用敵方的主動精神，不按照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國和朝鮮脫離戰爭的出路。」接著，信中提出了蘇聯認為需要採取的措施和步驟：「1，需請金日成和彭德懷對克拉克將軍2月22日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發出的呼籲給予肯定的回答；2，緊接金日成和彭德懷的答覆發表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威代表(最好是周恩來同志)應在北京發表聲明，著重表明對待交換傷病戰俘建議的積極態度，同時指出積極解決整個戰俘問題從而保證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刻已經來到；3，與北京發表上述聲明的同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發表政治聲明，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上述聲明的正確性，並表示充分支持；4，我們認為這樣做也是恰當的，即緊接上述北京聲明和平壤聲明之後，蘇聯外交部表態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場；5，配合上述四項措施，蘇聯代表團在紐約聯合國代表大會上應採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以支持和推進以上新政策方針的實施。」

在隨後的說明中，蘇聯領導人再次明確：給克拉克的答覆應指出：「交換傷病戰俘對順利解決全部戰俘問題，從而對解決停戰問題和締結和約問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有鑒於此，建議恢復停戰談判主要雙方代表在板門店的會談。」而「在交換傷病戰俘的談判中，應該從這樣的考慮出發，即任務不僅在於使上述問題獲得積極的解決，而且還要使整個戰俘問題得到積極的解決，從而消除達成停戰協議和締結和約的障礙。」

在具體做法上蘇聯顯然是考慮到了聯合國此前通過的印度提案，因而指示中朝方面：「談判中應建議所有堅決要求遣返的戰俘立即被遣返，其餘的戰俘則交給中立國，從而保證公正地解決遣返戰俘問題。」

信件最後說：「當然，目前我們不能預見到蘇聯、中國和朝鮮政府以後將要採取的所有步驟和措施，然而，如果我們三國政府在推行此問題的總路線方面能達到我們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則其餘的問題可以在事情進程中商量決定。」

與此同時通過的發給聯合國大會蘇聯代表團的指令更明確地表達了蘇聯主動做出讓步的立場。指令責成維辛斯基堅定地支持中國和朝鮮將於最近發表的關於恢復朝鮮停戰談判建議和聲明，並特別要求維辛斯基與波蘭代表團商議，在波蘭提案中談到朝鮮問題的地方進行修改：刪去原提案中關於全部遣返戰俘的內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復雙邊停戰談判，既著眼於全力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達成協議，也著眼於全力就整個戰俘問題達成協議，從而全面消除妨礙結束朝鮮戰爭的障礙」。決議規定，給毛澤東的信函交由周恩來帶回北京。

可以看出，這封信還多少還帶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國主義、指手畫腳的遺風。不過，在與中國最高領導人交往中使用這種命令式的口氣這恐怕是最後一次了，因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壓力。

在3月21日周恩來返回莫斯科的當晚，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和新任駐華大使庫茲涅佐夫等人與他進行了單獨會談，專門討論朝鮮問題。周恩來首先發言表達了中國方面在朝鮮問題上的考慮，即利用美國單方面宣布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的無理行為，在恢復談判問題上再拖一段時間。周恩來解釋說：「對我們來說，為遣返戰俘而鬥爭是正義的，敵人故意刁難，並非我們節外生枝。」這樣做，「可以鍛煉我們，增強國防力量，增強國際和平運動」。周恩來還認為，拖延實現停戰可以消耗美國的兵力和資金，尤其是使敵人在戰略上處於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陣營的內部矛盾。蘇聯領導人則明確指出：「過去拖的路線應改為停的路線，不改是不正確的。因為拖下去，不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停下來，有利於蘇聯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決停戰的有利時機。」蘇聯方面認為，朝鮮戰爭繼續拖延，其結果是有利於美國擴軍備戰，推遲其經濟危機的到來，並便於美國脅迫各國服從其侵略目的。當周恩來問到美國是否仍將推行拖的政策時，蘇聯領導人回答說：「不能說沒有此可能，因為這是美國人的事情」，但是「如我方毫不讓步，美國拖的可能性就更大。如我方有此讓步，美國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難，有迫使其達成妥協的可能」。「這種讓步，在政治上是有好處的」。至於「停戰時機，可利用克拉克這封信」。收看了轉交給毛澤東的信件后，周恩來又問：蘇聯信件中所說「必須刻不容緩地採取一切一系列辦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聯合國開會的時機。蘇聯領導人回答：「是指聯合國開會期間，時間很有限。回去兩三天至四五天內予以解決為好。」周恩來最後表態說：這個讓步「是一個大的轉變」，是「一個新的方針」。「過去一個時期，我們弓弦拉得很緊。毛澤東同志在政協講話也強調了為遣返俘虜的正義性的鬥爭」。他堅持必須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經過討論后才能做出答覆。

會談結束后，周恩來立即將會談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報告，電報說：「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解決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據日內瓦公約109條雙方先行交換重傷病戰俘，其不願回者暫交中立國，並恢復板門店談判解決具體問題。然後即由中朝雙方當局分別發表聲明，主張戰俘按分類辦法實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餘則交由指定的中立國(如印度或其他國，視情況再定)，保證其得到公正解決。蘇聯外長跟著發表贊同聲明，然後蘇聯在聯合國代表即作同樣活動。」第二天，毛澤東即複電表示同意蘇方的提議。毛澤東沒有進行過多的解釋，只是說：「這實際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們向謝明諾夫同志所提三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後來因美國在板門店採取橫蠻態度，這個方案未能提出。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適合時機的。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願回家者和不願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願遣返』原則相衝突。具體步驟待你回來酌處。」

以上關於中蘇領導人在朝鮮停戰問題上交換意見的情況主要是依據中方文獻描述的，俄國有關檔案提供的卻是完全不同的說法。1966年蘇聯外交部為處理越南戰爭問題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關於朝鮮戰爭背景的報告，根據這一報告，在與蘇聯領導人的會談中「周恩來以中國政府的名義，急切要求蘇聯幫助加快停戰談判進程和簽訂停火協定。中國人的這一立場同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為確保在複雜形勢下各種有效措施得以實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別代表，攜帶著關於加速和平談判的建議前往平壤。到這時，朝鮮人也明確表示了他們以最快速度停止軍事行動的願望。」這份檔案的出現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但顯然，出於某種政治原因，當時蘇聯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虛假的情況，因此，在這一點上該文件提供的情況說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來尚未回國中國已開始調整政策。正是依從了蘇聯新方針的精神，毛澤東在3月23日給丁國鈺發出如下電報：「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並作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方著急。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在亞洲採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戰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具體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對於對方可能拒絕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絕召開聯絡官會議的情況，你們應就事論事，在會內外據理力爭，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對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後破裂，對方亦不會作此種表示。對於違反協議事件，過去我們採取不分輕重一事一抗的方針，本已有些被動。最近一星期內，如無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對方送抗議。」電報還通知說正在準備給克拉克的復函。3月26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彙報了同蘇共領導人商談的情況，並一起確定了中國政府應採取的方針和行動。

與此同時，蘇聯向西方做出了明顯地表示和解的姿態。3月21日，莫斯科電台報道說，蘇聯同意積極幫助使戰爭爆發以來在北朝鮮被俘的9名英國外交官和傳教士獲釋。幾天以後，莫洛托夫又致電金日成，勸說朝鮮當局釋放被扣押的法國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況下，對法國政府的上述要求給與積極回答在政治上是恰當的」。

莫斯科的新方針對於朝鮮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據說金日成得悉這一新情況后「非常興奮，激動得歡呼起來」。蘇聯特使報告說：「在3月29日的第二次會議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蘇聯政府在朝鮮問題上的建議，認為這一建議必須儘快實現。」金日成認為「目前的形勢進一步拖延下去對朝鮮和中國，或者對整個民主陣營都是不利的」，「蘇聯政府的建議是最明智和正確的」。他還抱怨說「朝鮮方面在前線和後方的損失(每天幾乎300-400人)非常大，而與美國人進一步討論關於遣返有爭議的戰俘的數字不是十分明智的」。這后一句話顯然帶有責怪中國人的意思。

的確，雖然中國方面對於停戰問題也有兩手準備，但在此時此刻接受蘇聯的建議主動對美國做出讓步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儘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計劃進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準備重開談判；李克農、喬冠華即將動身前往開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遞交了復函；3月30日周恩來發表了「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但毛澤東仍有自己的主張，在可能的條件下，中國還是要爭取最好的結果。

毛澤東力爭最佳停戰結果

在斯大林的繼承人中，無論是經驗和閱歷還是理論水平和實際能力，沒有一個人可以同毛澤東相比。因此，在中蘇雙方都崇尚個人作用的政治體制中，斯大林去世對於中蘇關係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一點首先反映在朝鮮停戰的問題上。從中國公布的有關文獻以及筆者收集的約500件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看，在戰爭過程中，斯大林在世時毛澤東幾乎事事向莫斯科請示和報告——儘管多數電文是周恩來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蘇聯提出新方針以後，毛澤東處理停戰問題時很少事先聽取蘇聯領導人的意見，更沒有親自與他們聯繫。在實現停戰的總方針上，毛澤東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見——主動提出讓步，而在具體談判和結束戰爭的實施過程中，中國完全是自作主張——繼續實行邊打邊談、打談結合的策略。在這方面，反倒是蘇聯領導人依從了毛澤東的決定。

在4月1日的公開聲明中，莫洛托夫特彆強調的是：不僅交換病傷戰俘，而且雙方恢復談判，通盤解決遣返戰俘的問題，以締結停戰協定和結束朝鮮戰爭。但中國領導人在考慮問題時仍然把繼續在戰場打擊聯合國軍放在首位。周恩來4月3日在政務院作「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報告時說：「恢復談判是定了的，結束戰爭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強了，但打的可能性還存在。我們還是兩句話：爭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戰爭。」4月5日周恩來為毛澤東起草致喬冠華並告金、彭電：「在6日雙方聯絡官會議中，可只談雙方在戰爭期間按日內瓦公約109、110兩條交換病傷戰俘問題，而暫不涉及我方新建議和復會時間問題。」4月8日又電告：在交換病傷俘虜達成協議時，應發表聲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將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對方收容下的我方病傷被俘員收容於中立國的權利」。這樣部署的原因很簡單——此時中國正在策劃發動新的戰役。

到1953年4月，志願軍已經基本完成反登陸作戰準備，擁有兵力19個軍135萬人(人民軍尚有6個軍團45萬人)，火力空前加強，陣地更為堅固，作戰物資十分充足，並且解除了後顧之憂，在戰略上更趨主動，可攻可守。1-4月，志願軍和人民軍正面部隊共進行大小戰鬥770餘次，殲敵5萬餘人，志願軍空軍在第一季度即出動戰鬥飛行399批4093架次，共擊落美機50架，擊傷16架。因此，全軍上下士氣高昂，積極求戰。3月31日，志願軍第9兵團司令員王建安致電志司並報中央軍委，建議在5月上旬發動一次戰役反擊。電報指出：在有充分組織準備和周密計劃部署的條件下，我一個軍攻殲敵人一個營的陣地是有條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軍一齊動手發動一次戰役反擊，就能給敵人以沉重的殲滅性的打擊，造成敵內部更大的恐慌。志願軍副司令員楊得志於4月1日複電：「建議發動一次戰役反擊甚好。」4月3日，彭德懷代軍委擬電復楊得志、王建安，認為此時發動小規模的殲擊戰，對於志願軍取得新的戰鬥經驗及促進停戰談判均有利。如確有把握，發動時間亦可提早，由楊得志根據實際情況決定。隨後毛澤東又指示：爭取和，準備拖，而軍隊方面則應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談，不要鬆勁，一切按原計劃進行。4月20日鄧華來電說：「這次恢復談判，停下的可能雖比過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不存在的。即使敵人迫於整個形勢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來還需要相當時間。且敵人狡猾，想採用軍事壓力來配合談判中的訛詐，多得一點東西；也想爭取一點時間，完成某些戰略措施」，因此「必須採取針鋒相對的方針，以積極行動來配合談判」，「反擊時間預定6月初開始到7月上旬結束，一切準備工作必須於5月底完成，而後視情況再定動作。」4月23日毛澤東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們好作攻擊準備。至於停戰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談判，則可於5月間適當時機再行決定。」

4月26日恢復的板門店談判進展的確並不順利。於是，中國一方面在是否把不願遣返的戰俘留在朝鮮、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進行解釋的期限、如何處理經解釋后仍不願遣返的戰俘等問題上提出了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並通過印度渠道積極與美方談判，一方面也在加緊發動新戰役的準備。4月30日彭德懷指示：應「增加戰術性的出擊次數，在有利情況下相機擴大戰果，一次消滅敵一至兩個連，使新到部隊輪番取得經驗和促進談判」。至於戰役性進攻，如談判無結果，在6月按計劃舉行。5月11日鄧華等指示各部隊：板門店談判仍有一些問題未解決，6月以前停戰簽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戰部隊一切準備工作務必於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開始按照作戰計劃同時向預定目標發起進攻。但是，當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無法接受的反建議——將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籍戰俘「就地釋放」——時，志願軍便在當天提前開始了夏季反擊戰役。5月16日，中央軍委指示：「目前停戰談判仍在拖延，何時能停尚難判定，因此，我們在朝的作戰方針仍然是堅持過去所提出的『長期的穩紮穩打』的方針。」同一天，板門店談判再次中斷。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在此期間直到6月初談判再次恢復並達成協議，中國曾就談判方案和發動戰役的計劃與蘇聯進行過協商。

關於6月4日恢復談判和8日達成停戰協議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認為是美國威脅要擴大戰爭並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試驗場的科學家於1953年初試製出可以用於戰術目標的原子彈，使美國軍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計限制在遠東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鮮停戰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批准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指示克拉克準備一項在停戰談判破裂的情況下發動進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計劃。5月21-22日杜勒斯訪問印度時要尼赫魯警告中國，如果不能達成停戰協議，美國可能採取更加強硬的軍事行動。5月25日美國駐蘇大使波倫會見莫洛托夫，又向蘇聯施加了壓力。

然而，這種看法未必站得住腳。華盛頓的確在積極制定核計劃，但問題首先在於美國是否有意明確傳遞這種信息以及中國是否收到了這樣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倫都沒有明確表示出美國有動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魯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國傳遞這樣的信息。至於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壓力，至今尚未發現此期雙方有過接觸的材料。而美國的檔案文獻表明，在4-6月華盛頓的指示和板門店談判代表的報告中都沒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國提出過任何警告，其中最強硬的說法也不過是：美國將不支持曠日持久、沒有結果的談判。

實際情況表明，即使中國當時得到了美國的警告也完全沒有把它放在眼裡。志願軍在5月25日美國提出修正方案后並沒有停止在戰場上的行動，而是從5月27日起發起了更大規模的夏季反擊作戰第二階段攻勢，只不過是調整了一下對進攻目標的部署。6月1日誌願軍司令部指示：根據目前的形勢和板門店的談判，確定「目前反擊作戰打擊對象主要是李偽軍，應堅決打擊，求得大量殲滅其有生力量，對英國等僕從軍隊暫不攻擊，對美軍亦不作大的攻擊(只打一個連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戰準備仍應進行，以便必要時再打，不管任何敵人，凡是向我們進攻，應該堅決地徹底粉碎之」。於6月16日停止的這次進攻擴大陣地面積58平方公里，共斃傷俘敵41000餘人。

至於說到6月8日達成的停戰協議，實際上是美國方面做出了讓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則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見。關於這一點，波倫在會見莫洛托夫時有如下表白：將聯合國的新建議「與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顯看出聯合國做了很大讓步。第一，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以前的提案，該提案規定不願遣返的朝鮮戰俘應在停戰協定生效之日予以釋放。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規定，朝鮮戰俘將同中國戰俘一樣，應移交中立國委員會。第二，聯合國的新提案規定允許朝中方面有3個月時間向戰俘作解釋工作。聯合國原先為此目的而規定的期限是2個月，而對方提出的期限是4個月」。此外，「在聯合國的新提案中，採納了對方關於將戰俘問題移交政治委員會的提案。作為對這一提案的補充，聯合國代表現在同意中立國委員會將以多數票的方式通過決議。因此，聯合國代表放棄了他們原先關於這一問題的提案，該提案規定了這個委員會的5個成員應一致同意的原則。」中國的檔案文獻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國的新提案是因為「對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針是相符合的」。

總之，當時中朝方面掌握著戰場和談判的主動權，至少中國領導人自己是這樣看的。6月5日周恩來對此總結說：「艾森豪威爾一上台就放空炮嚇人，提出五條辦法：(一)側面進攻；(二)轟炸東北；(三)沿海騷擾；(四)原子彈恐嚇；(五)進攻中國大陸。這五條都已經被我攻破。……前三條我們有準備，后兩條美帝的同盟國也不會同意，怕引起大戰。」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可能，中國自然還要爭取更好的停戰結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釋放戰俘」的行動不過是為中國提供了一個進一步擴大收穫的機會。事件發生后，中國一方面給克拉克發出一封措詞強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談判，準備再次採取軍事行動。6月19日彭德懷在準備赴朝簽字前就有意再給南朝鮮以軍事打擊，6月20日又致電毛澤東建議將停戰簽字推遲至月底，擬再消滅李承晚軍15000人。毛澤東第二天回電：「停戰簽字必須推遲，推遲至何時為適宜，要看情況發展方能作決定。再殲滅偽軍萬餘人，極為必要。」6月25日鄧華等下令一線各部隊加速準備，周密組織，狠狠打擊南朝鮮軍，並指示第20兵團在戰役任務達成后以2-3個軍向縱深有限度擴張作戰。李克農6月28日給毛澤東的電報分析說：「朝鮮停戰的前途是肯定的。談判雖然目前會拖一下，但準備停戰的實際工作不應受影響。我們要利用有利形勢，爭取一個比較穩定的停戰。」正是出於這種政治考慮，儘管克拉克6月29日來函承認「釋放戰俘」是一個嚴重的事件，聯合國軍將繼續努力幫助追回戰俘，並建議雙方代表團恢復談判以便確定停戰生效日期，中國仍然按原計劃積極準備發動新的攻勢。7月6日誌願軍第20兵團確定了7月13日晚發起攻擊，戰役時間為5-10天的作戰方案。翌日16時該方案得到中央軍委批准。

因停戰協定已經達成，只等雙方代表簽字了，此時發動新的戰役勢必引起蘇方的疑慮，所以這次中國領導人事先將自己的政治考慮和對策通知了莫斯科。據蘇聯使館報告，7月3日凌晨3點30分，根據周恩來的委託，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轉交了對克拉克6月29日來信的復函和中國政府關於「目前停戰談判情況及關於克拉克來信的對策」的報告。中國政府認為，克拉克來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國人將撇開李承晚而簽署停戰協定，其次是希望通過簽署停戰協定來加強對李承晚的控制，並擺脫「釋放戰俘」問題的困擾，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國是願意結束戰爭的。因此，儘管美國與李承晚之間在停戰問題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鮮達成停戰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報告說明了中國將採取的對策和步驟：一、準備於7月5日給克拉克複信，同意恢復談判。二、準備在協定簽字以前打擊李承晚軍，向南推進戰線，並根據其結果建議對分界線再行修正。如果對方不作讓步，則仍按1953年6月17日達成的協議來劃定分界線。三、準備在7月5日以後恢復協商會議，並提出關於停戰協定實施的有關問題。四、在會談工作開始的同時，參謀和翻譯人員應該進行簽署停戰協定的準備工作，並為停戰協定簽字準備場所。五、預計停戰協定的簽字可於7月15日左右進行。在轉交這份文件時，顯然是為了讓蘇聯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放心，伍修權又口頭通報說，李承晚所說如果美國人不在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問題上讓步他將命令南朝鮮軍隊戰鬥到底，這是虛張聲勢。美國只能有限地增加對李承晚的援助，因為美國人擔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規模的援助他就會採取嚴重的冒險行動，並且把美國也捲入其中。而對於美國人來說，他們不想在遠東捲入大規模的冒險行動。中國方面估計，李承晚有可能組織一些小的挑釁和破壞活動，但他不可能採取任何重大行動。雖然伍修權最後表示中方要聽取蘇聯領導人的意見，但實際上中國並無意等待莫斯科的答覆，儘管這一答覆很快就來了。

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便做出決定：同意中國「對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看法和擬訂的措施」。但莫洛托夫在複電中並沒有提到採取軍事行動的問題，卻在分析美國的狀況和意圖時提出了與中國領導人不同的看法。電報說：「至於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戰談判複雜化和拖延戰爭的挑撥行徑，我們認為這不是什麼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顯，李承晚集團近來圍繞這一問題所進行的挑撥和叫囂是執行美國統治集團的既定任務」。蘇聯認為，美國的目的不是如中國所說急於簽署停戰協定，而是要「維持不安定的半戰爭狀態的政治形勢，並想方設法地拖延締結停戰協議」，儘管美國未必能夠長期拖延在朝鮮停戰，但「這並不排除李承晚集團將採取各種手段繼續鼓噪，而且也可能為拖延朝鮮停戰協議的締結而做某些新的嘗試」。這種分析表明蘇聯擔心中國的軍事行動會影響朝鮮停戰，只是沒有明說罷了。中國領導人沒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釋，而是繼續準備軍事進攻。這裡的分歧是明顯的：如果說蘇聯強調以政治讓步求得儘快停戰，那麼中國則堅持以軍事打擊收取最佳結果。事態的發展證明毛澤東再次掌握了主動，並進一步爭得了有利於己的停戰條件。

7月8日深夜，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說，克拉克來信所做的保證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夠明確的，必須要有完全的保證使停戰協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實施，而不是儘力為之。中國同意停戰談判復會，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國代表所稱代表其簽訂停戰的聯合國軍是否包含李承晚軍在內，現在必須讓美國給一個毫不含糊的答覆，否則就無法停戰或停戰後還會遭到破壞。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志願軍談判代表團，要求復會後暫不向對方提修正軍事分界線問題，而是推遲到18日左右，視軍事進展情況再定；儘可能地取得對方對實施停戰協定的具體問題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戰簽字日期須推遲到7月20日以後。在毛澤東看來，此時停戰協定是否簽字只是繼續打擊敵人的手段：「我們的方針仍然是掌握主動，爭取停戰。如果能爭取停戰簽字，則不論李承晚參加停戰與否或參加了而在停戰後還是破壞，我們均可以停戰協定的簽字來瓦解聯合國軍陣營和美、李軍隊的士氣。如果不能簽字，則主動權仍在我們手中，可以繼續在政治上、軍事上打擊敵人。」

7月13日，即再次恢復談判3天後，志願軍發動了第三階段進攻——金城戰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的當天，戰役才告結束。中朝軍隊在這次戰役中共斃傷俘敵7.8萬餘人，收復土地192.6平方公里。毛澤東對此結果十分滿意，他後來興奮地談到：「今年夏天，我們已經能夠在1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21公里的陣地，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能夠打進去18公里。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也正是在這種心態下，毛澤東後來不無遺憾地對蘇聯大使說：「從純粹的軍事觀點來看，大致用一年的時間繼續打擊美國人，以佔領沿漢江更為有利的邊界，是可以的。」

中國在朝鮮停戰最後階段的努力的確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毛澤東也有理由為此感到振奮和驕傲，儘管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擔驚受怕。不過，毛澤東當時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學者披露的情況，也未曾想過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導致的結果：由於中國軍隊在談判進程中一再發動攻勢，「7月23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艾森豪威爾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停戰可能是一次危險的騙局』，並要克拉克保證即使在停戰協定簽字后也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部署。與會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戰協定遭到破壞，我們必須對中國共產黨人使用原子彈』。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艾森豪威爾關於美國解除了對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麼時候傳遞給蘇聯和中國的領導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國家安全委員會上的講話暗示，他並不認為共產黨同意簽訂協定是這些威脅的結果。然而有大量明顯的跡象表明，美國的忍耐正在逐漸消失，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則勢必升級。」

這個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確，莫斯科的擔心也不無道理——美國的猜疑和報復心態為朝鮮實現停戰而統一問題久拖不決埋下了伏筆。

（原載《世界史》2001年第2期，略有修改。）

2009年3月28日

後記 簡體字本出版後記

【後記】

一部嚴肅認真的書稿的產生，往往並非作者以一己之功力銖積寸累而成，它還得益於諸多學者友人的傾心施教，或助其去蕪存菁，或為之錦上添花，成就出一番模樣。而學問也正是在此教學相長之中升堂入室，鉤深致遠。本書的完成即是如此。

這裡，我首先要衷心感謝那些向我講述其親身經歷並提供珍貴史料的歷史見證人，他們或者直接參與了本書所述的歷史事件，或者與本書所涉及的重要歷史人物有著密切關係。他們是：本書所述歷史時期之中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中國駐朝武官及政務參贊柴成文、中央軍委作戰部參謀張希和王亞志、中國第一批駐蘇大使館官員榮植，以及蘇聯駐瀋陽總領事列多夫斯基(А．Ледовский)、蘇聯駐華使館參贊齊赫文斯基(С. Тихвинский)。

其次，我應該感謝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歷史研究所和遠東研究所，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關係史項目，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館。在我對俄國和美國進行學術訪問期間，這些機構給予了熱情的接待，並為我查找原始檔案和有關資料提供了方便和幫助。

我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曾與國內許多學術界同行和朋友交換看法和資料，進行磋商和討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對我都有很大幫助。在此，我對丁明、馬沈、牛軍、皮聲浩、華慶昭、曲愛國、朱元石、齊德學、李丹慧、李向前、李海文、李捷、李樵、楊奎松、陳東林、金沖及、聞一、徐焰、陶文釗、章百家、程中原、熊華源、薛銜天表示誠摯的謝意。

這裡，我還要特別感謝在國外的許多學術界朋友：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講座教授陳兼(Chen Jian)、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張曙光(Zhang Shuguang)、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教授卿斯美(Simei Qing)、美國獨立學者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俄國學者兼外交家岡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索科洛夫(Андрей Соколов)、挪威諾貝爾研究所研究員韋斯塔(Odd Arne Westad)、聯邦德國東歐與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海因茨希(Dieter Heinzig)、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英國著名記者哈利迪(Jon Halliday)、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張少書(Gordon Chang)和薛理泰(Xue Litai)等。他們或無償地為我提供檔案文獻和有關資料，或認真地同我討論學術問題，這些都使我在寫作本書時受益匪淺。

本書初稿完成後，又承蒙牛軍、陳東林、陳兼、李丹慧、李捷、楊奎松、章百家等人仔細閱讀並提出了重要而有益的修改意見。對此，我亦心存深深的感激之情。

本書正文部分完稿於1998年，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及時與廣大讀者見面。現僅作少量文字和技術性修改付梓，一則因出版時間緊迫，二則是筆者書中的思路和觀點至今基本沒有改變。至於近年來發現的新材料及產生的新看法，作為餘論附后，以饗讀者。

文以載道，而文責自負。囿於筆者疏才淺學，書中舛誤必多，僅以拙著就教於學界同仁和朋友。

沈志華

2003年9月於北京南郊半壁店
　
【簡體字本出版後記】

今年2-8月，我和丹慧同時應邀在香港大學歷史系作學術訪問。剛剛回到北京，便接到我在廣州的朋友楊茂東來電，說我的一本學術專著《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已經國家新聞出版署審查通過，作為國家重點圖書將在11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茂東要我立即抓緊時間修訂，期限只有20天。

說來真是起個大早，卻趕了晚集。記得還是2000年朝鮮戰爭爆發50周年的時候，中山大學請我去作學術講演，題目就是「朝鮮戰爭的歷史真相」。茂東當時也是聽眾之一。連續5個小時的講演結束后，他激動地找到我，希望我將講演的內容寫成專著，由他聯繫出版。茂東的熱情令人感動，但經驗告訴我，在中國大陸出版朝鮮戰爭的書絕非易事。1993年東北一家出版社就約我寫一本有關朝鮮戰爭的學術專著，我欣然應承下來。花費整整一年多的時間，我完成了出版社所交付的任務，書名為《三八線困擾世界——對朝鮮戰爭歷史的重新思考》。想不到出版社審稿時提出，書中的看法與當時的官方觀點相差太大，如不做重大修改無法出版。學術觀點豈是能夠隨便更改的？折騰了半年，沒有一家出版社敢接，我只好把書稿交給了一家香港出版公司。出版商為了佔有市場，將書名改為《朝鮮戰爭揭秘》，但好在對內容未做任何更改。1994年以後，隨著俄國總統葉利欽向韓國贈送了一批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件，俄國檔案館一度向學者敞開了大門，相關的歷史文件被大量公布或披露出來。利用這個機會，我在收集和整理俄國歷史檔案的同時特別留意了有關朝鮮戰爭的資料，並在此基礎上於1997年完成了另一部專著，取名為《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研究》。這次寫作的目標就是要在大陸出版，因此我十分注意在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上謹言慎行。這一次，出版社的審查關總算過去了，編輯部對書稿十分滿意，準備開機就印40000冊。哪知送到外交部審稿，答覆還是「目前不宜出版」。出於無奈，書稿又送到了香港，並很快出版了，書名改為《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有了這些經歷，我對茂東的提議沒有動心，並勸他也冷靜下來。

今年趕上朝鮮戰爭停戰簽字50周年，茂東舊事重提，年初又找我，希望在近幾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寫一部有關朝鮮戰爭的書。我確實也有此意，但鑒於出版界目前的狀況，這件事恐怕要過若干年再考慮。在茂東的一再鼓動下，我答應讓他先拿1998年在香港出版的這部書稿及幾篇已經發表的近作去送審，如能通過再考慮修訂或重寫。未曾想，這一次竟然通過出版審查。遺憾的是時間太緊，重寫或修訂都不可能了。經與出版社商議，在原香港繁體字本的基礎上作如下改動：

一、書名改為《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兼論冷戰在亞洲的起源》。

二、除個別文字和技術性改動外，正文基本保留原貌。好在經過幾年的研究，我發現自己以前的看法基本沒有改變，現在掌握的更多、更新的材料只是進一步充實和加深了對問題的理解。比較重要的改動或需要說明的地方，以「再版注」表示。

三、原書的註釋方式欠規範，現按照國際學術慣例加以全面調整。

四、鑒於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文件(450餘件)中文本已經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出版，故刪去作為原書附錄的十餘件俄國檔案譯文。

五、選擇幾篇本人近年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論文附於書後，以便讀者了解一下有關朝鮮戰爭歷史的最新研究成果。

朝鮮半島的問題確實牽動人心。到今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字整整半個世紀了。50年後，世事滄桑，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卻依然如舊。最近吵鬧翻天的朝核危機不禁使人想到，當年在板門店簽訂的只是停戰協定而不是和平條約，因此，從國際法的角度講朝鮮半島仍處於戰爭狀態。不過，在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格局中，愛好和平的人們有理由期待：朝核危機將不會引發一輪新的戰爭，而中美朝50年後的再次會談則有可能徹底消除朝鮮半島的戰爭狀態。

最後，我對廣東人民出版社同仁和楊茂東先生為本書出版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謝。

沈志華

2003年8月28日於北京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