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朱大可：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復甦

　　　　　　　　　　　　　　　　　　　　　　　　　　　　　　　
在嶺南大講堂公眾論壇上的演講

中國文化現在正面臨著一系列的嚴峻問題，去年前年很多學者都在提文化復興的問題。出發點很好，但我沒有那麼樂觀，我用的詞是「復甦」。復甦而已。復興之路太遠，因為我們今天沒有獲得文化復興的基本條件，比如，大批文藝復興式的天才、自由原創的環境、內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間商人對藝術家的支撐，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復甦卻是有可能的。我今天的主要話題，一是看今天的文化到底走到了什麼地步？二是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三是我們如何來完成文化復甦的使命。

文化在文明構造中的意義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以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主要尺度是產值，直到這幾年才開始發現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緊的是軟實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詞。而文化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它的核心其實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並且從我們的床、我們的餐桌和我們的閱讀方式開始。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強調GDP的弊端，我在這裡不想多講，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道理，例證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新加坡一直被認為是華人經濟發展的重要標桿，但是跟台灣相比，它就是一個文化沙漠。這些年來，新加坡都在說一個謊言，自稱是「儒家國家」，其實新加坡根本不允許華夏文明存在，它長期排斥華語，社會中上層人才都由英語學校提供，而從華語學校畢業的那些人、也就是「華校生」，在新加坡是永無出頭之日的，他們只能是最底層的、地位卑微的藍領。華校生的反抗遭到了嚴厲的鎮壓，他們的領袖被捕入獄，有的流亡異國他鄉。這種文化專制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突然發現，利用「儒家社會」這個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國家形象，並跟中國政府及其市場套個近乎。這時他開始宣稱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國家。

但我們仔細觀察后就會發現，一方面，英語佔主導地位，但卻是最膚淺表層的英語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沒有紮根，另一方面，華語和華夏文化遭到打壓，這種雙重的膚淺化，導致新加坡的文學、電影、電視、戲劇都呈現為沙漠形態。新加坡華文作協主席寫出來的東西，甚至還不如我們大學中文系培養的學生。這和台灣真有天壤之別。新加坡確實有過很強的經濟實力，一度號稱「亞洲四小龍」之一。但它的後續發展已經面臨問題，新加坡的實力正在衰退，這是因為它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動力。近年來它在中國大陸到處招募文化人才，試圖改變這種沙漠化狀況，但為時可能已經太晚。任何人文種籽的生長，都需要漫長的時間。

衡量「軟實力」還有一個檢驗標準，就是民族創新創意能力。創造力實際上是民族實力的軸心，但是我們的創造力在嚴重衰退，我們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國家，絕大多數產品依靠複製、模仿和抄襲，因為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最低。當然，日本和韓國都經歷過這種模仿期。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甚至號召本國女人跟西方男人做愛，生下混血兒來改造民族基因。你們看，克隆和複製到了肉體的深度。但是他們很快就轉向了創新。日本現在是全球科技創新力最強的國家，發明專利遠遠超過美國，壟斷了整個高科技創新領域，而且文化創意力也很亮眼。毫無疑問，什麼時候中國成為科技創新和文化創意的大國，那麼中國就成了真正偉大的國家。

去年微軟企圖通過黑屏來解決中國用戶的盜版問題，很多人憤怒聲討，我也很不愉快，因為大家都用盜版軟體慣了，但是回過來理性地想一想，這其實是在逼著我們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就因為過於依賴模仿和剽竊，我們的創造力才會日益萎縮。感謝微軟，現在我們終於有了創新的歷史契機。

中國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必須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連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繼承的話，那麼我們的文化復甦，就會出現嚴重的偏差。這裡我只想列舉四個弊端來加以說明。

第一弊端，是帝國專制制度對奴性的培育，以致獨立人格無法確立。我們今天的體制，總是習慣於把成人當作兒童、而將兒童當作成人，由此塑造著「開襠褲人格」。穿文化開襠褲的時間過長，導致兒童人格發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網路上隨地大小便，製造了大量穢語暴力。但是早在80年代，啟蒙運動試圖改變這種歷史現狀，當時以周揚和王元化等人提出「人和人性的全面發展」的重大命題。他們研究了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就是人道主義，而人道主義的核心，則是每一個人的「人性」、「主體性」（也就是獨立人格）和「人性的全面發展」。可惜這場啟蒙運動中途夭折，導致今天的社會人格和核心價值，始終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第二個是儒家教義對終極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關係限定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放棄了人和自然的和諧關係，也放棄了人和神的關係，放棄了內在的超越和終極關懷。儒家現實主義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語亂力怪神」，拒絕言說神話和童話，以致中國上古的起源神話蕩然無存。一個民族沒有自己開創性的神話以及對未來的想象，這個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與厚黑。

第三是流氓傳統對核心價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國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這個流氓不是我們講的那個司法定義的流氓，我講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喪失之後的那種狀態。如今機場書店裡賣的那些暢銷書，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麼利用陰謀和權術去戰勝對方，這些都是流氓主義的教科書。這種強大的流氓意識形態，支配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第四是形象思維對科學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維很重要，但它和科學理性不能對立起來，但是中國人是把它們對立起來了，由於這種排斥，長期以來我們的科學思維和理性精神得不到發育，始終處於低幼狀態。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本土受教育的學者無法拿到諾貝爾科技獎的原因。而社會理性的發育不良，也導致公共平台傾斜，無法建立良性循環的對話形態。

漢文化傳統的三次顛覆和復甦

我們講的中國文化，通常在狹義地指稱漢文化。漢文化傳統的第一次顛覆，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當然，這一次實際上比較有限，它的毀壞性被歷史學家誇大了，當時其實也就坑了460多個儒生而已。而且所謂儒生主要是術士，煉長生不老丹藥和春藥的，跟儒家沒什麼關係。始皇帝自幼身體有殘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沒用，一怒之下，就把他們全活埋了。秦始皇沒有燒科技書，燒的主要是文藝和歷史書，自然也包括當時盛行的創世紀神話。所以漢朝出現了《山海經》，大家都很震驚，其實它不過就是拼湊起來的環球地理與民族神話的碎片而已。漢是個偉大的時代，做了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和闡釋工作，先秦文明開始逐漸復甦。

第二次是元代的異族大圍剿和明代的文化復甦。宋代之後，中國文化已經達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貿易也非常發達。但到了元代，儘管版圖和貿易還在不斷擴張，但是漢文化卻嚴重凋敝，僅以文學為例，它只能以大眾文學的樣式，苟活在酒肆和戲欄里，就像我們今天的歌廳。明代知識分子在宋明理學的支持下，跟嚴厲的專制政府展開了艱苦的抗爭，同時也學會了隱忍和退讓，一直退隱到江南去建立家園，從而發展出詩意的江南園林，這對中國文化的復甦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江南園林是包羅萬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壘，從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藝術形態，全面復甦和推進了中國文化體系。

第三次是20世紀以來的文化大圍剿和當下文化復甦運動。這場文化圍剿以「文革」為高潮。「文革」中被毀棄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來，真的是小巫見大巫了。圓明園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毀的，但文革究竟燒了多少個圓明園呢？我們每個中國人家裡，都有一座小小的圓明園，都在那時被付之一炬了。還有，人的愛、尊嚴、自由、教養、藝術、語言方式，所有這些東西都蕩然無存，這是精神的圓明園啊。人和人之間，只剩下嚴酷的鬥爭關係。我記得，那時我們和親戚朋友都不敢來往，整天躲在家裡，拉著窗帘，因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種如履薄冰的恐懼感，是你們今天所無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結束的那一刻，我們突然發現，我們面對的，是一座歷史上龐大的絕無僅有的廢墟，這才重新開始艱苦地修復。但這場修復運動，又伴隨著新的毀損。

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我們在恢復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毀的圖書，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總是以現代化和消費主義的名義，摧毀著舊建築和傳統道德，摧毀器物文明和倫理文明。

這種摧毀首先體現在個人自由和獨立人格的缺失上。應試教育在其間起了強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所謂應試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試為最高目標。當然考試的確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來衡量教育質量的一種手段而已，現在這個被顛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標，而教育目標則異化成了手段。這種本末倒置成了當下教育體制的最大弊端。學生只要記住老師設定的標準答案就夠了，而調查、研究、思辨、反思、質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義精神中最重要的東西。片面、簡單、被動的接受，大面積地塑造著奴性和功利主義，迫使學生逐步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第二是公平與民主，因為權力壟斷和資源壟斷，這些東西也都喪失了。第三是社會正義，對嚴重的社會不公現象，大家的反應越來越冷漠。到了裝聾作啞的程度。第四是漠視公共道德，把損害他人利益作為尋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這些普適價值的危機，還導致了另一個結果――源於儒釋道的三大本土核心價值遭到毀棄。儒家精神強調人的教養和禮儀，「禮」是儒家裡和「仁」並列的概念，而我們卻越是粗鄙、越是無禮越好。這種粗鄙美學上升為我們的國家美學。與自然的和諧是道家的基本價值觀，而我們一直把破壞生態讚美成「人定勝天」，直到今天還有所謂的「科學院院士」在胡謅這種反科學理論。整個華夏民族都置身於破壞生態的嚴重後果中。第三，以善為本，這是佛家的精神，結果卻變成以階級鬥爭為美，與人斗其樂無窮。於是，人們不僅摧毀了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摧毀了民族自身的核心價值。

中國文化的若干危機

鑒於這樣的背景，我們不得不面對中國文化的多重危機。首先是身體文化的過度膨脹。身體和靈魂的解放是應該對應的。過去對身體太壓抑，後來卻走向反面，變成放縱過度和娛樂過度，而心靈和精神領域卻在急劇萎縮。其二是道德體系的崩潰，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從食品到藝術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藝術造假，卻能在中國橫行20多年，也算是一種文化奇迹吧。第三是審美感知體系的退化。現在交響樂早沒人聽了，要聽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這種扁平的二維聲音，取代了渾厚的多層次的聲音織體，由此導致藝術知覺的退化。這是藝術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徵。

文學也是如此，對於作品的好壞失去了判斷的尺度，所以讀者很容易被忽悠，幾個媒體一頓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傑作。各種電影大片雲集，但沒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為一場視覺災難。這兩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進步，前兩年我們看《英雄》、《十年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覺，到了看《無極》的時候，差不多就該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蘭芳》繼續在胡編個人史，掩飾歷史真相。但奇怪的是，這些大片居然還能製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問題，又怎麼解釋這種荒謬的現象？

第四是教育體系的扭曲。這點我不再多說了。第五是知識體系的混亂。很多記憶被蓄意製造了空白。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創傷記憶，文革就是我們最重要的創傷記憶。一個健康的民族不應該迴避歷史的滄桑，恰恰相反，應該藉助反思來獲得民族生長的動力，這種記憶和反思是自我進化的重要財富。但是現在它被抽空了，成為歷史的盲點。總的來講，我們的整個文化智力曲線在急劇下降，而這跟記憶空白化、知識謊言化有很大關係。

這種情況導致了第六個危機――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們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機，北島的詩歌明確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號，到80年代，信仰危機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惡化成了信念危機。到21世紀，事態還在繼續惡化，在信仰和信念都喪失了之後，出現了更低層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機。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時都會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嗎？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題。人的各個肢體或器官之間，人和物之間、人和人之間，都出現了普遍的信任危機。這難道不是一種嚴重的社會病態嗎？

傳統文化復甦的幾個熱點

正是在文化危機的背景下，出現了傳統文化的復甦和拯救運動，出現了儒學熱、國學熱和大師熱。國學變成一種生意經，開一個星期的國學課程，學費昂貴，舉辦者可以賺入大筆銀子，成了一個狂熱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師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這情形是不是很荒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為大師，結果遭到了普遍的質疑，最近又有位大師出了問題，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師的時刻，標準出了嚴重偏差。人們忽略了其必須具備的重要稟性――強大的文化原創力、價值體系的建構力。他不應該只是一個學術闡釋者。

但人們今天封的所謂「大師」，其實都是闡釋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連「中國學」的闡釋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學的闡釋者而已，媒體給他戴上「國學大師」桂冠，邏輯上根本講不通。大師的泛濫造成了一個惡果，那就是「大師」這個詞，正在走向反面，淪為罵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對此很敏感。人家戲稱他是大師，他當場回敬說：你才是大師！你媽是大師！你們全家都是大師！「大師」稱謂的這種變異，只能是中國文化的恥辱。

近年來的民俗熱，也是傳統復甦的一個方面。前段時間我和一位民俗學家公開辯論過，他說要保衛春節，還說磕頭是好民俗，應該提倡。我說磕頭雖然是傳統，但恰恰是一種歷史糟粕，磕頭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徵。你尊重家長和父輩當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愛他們，那就拿你的心靈和行動去表達吧，請不隨便忽悠民眾，拿他們的腦袋去撞擊大地。人本主義，首先就要求人捍衛其挺胸站立的尊嚴。

原生態熱，也是文化復甦的一項成果。這幾年在當局推動下，對原生態文化的發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楊麗萍的《雲南印象》，她是一個罕見的天才，整場歌舞令人震撼，水準超過了非洲黑人和紐西蘭毛利人的歌舞。但後來我在想一個問題，把這些質樸的農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們的靈魂在演第一場和第一百場的時候，會是同一種狀態嗎？我想一定會有劇烈的變化，一定會有某種東西從裡面悄悄地消失掉。這就是我常說的「楊麗萍悖論」。原生態的文化遺產，你不去拯救它，它會死掉，你動手去拯救它，它同樣也會死掉。似乎沒有人能超越這種深刻的悖論。

拯救過程中出現的誤區

在文化拯救過程中出現了大量誤區。 第一是生吞活剝，比如現下流行的漢服運動。穿上那些被簡單複製的漢服，就像與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戲子。這方面我們似乎應該向當年的上海裁縫學習。他們引進了滿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後加以徹底改造，測量人體的18個尺寸，從而打造出東方窈窕淑女的身體曲線，而這才是有價值的傳承方式。

其次是文化造偽。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圓明園，這個消息讓許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來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無法還原傳統的工藝，像榫卯結構，結果勢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贗品，頂多就是一個只能遠觀而不能近賞的影視布景而已。還有就是民族節日，借元宵節推銷湯圓，借端午節推銷粽子，借中秋節推銷月餅，這不都是商人進行文化造偽的例證嗎？

道德過度也是一個需要反省的問題。一方面道德匱乏，一方面卻又道德過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針對個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種雙刃劍，在社會正義方面，比如說對貪官的追蹤方面，它扮演過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幾個貪官被摘掉烏紗帽，就是緣於網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間政治監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對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圍剿，我認為還是過度了。搜索權力的邊界究竟在什麼地方？這是需要儘快加以界定的。

篡義闡釋往往也是災難性的。我們今天闡釋古代文獻時，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語義，當然你可以在這個前提下發揮，但不能嚴重脫離原義。隨便舉個例子，《論語》中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句話是儒學現代化的價值瓶頸，今天很多人要繼承儒家傳統，卻從這句話里發現它是愚昧落後的東西。為了完成儒學的現代化，必須對這句話開刀，加以全新闡釋。於是就有人說，這句話表明孔夫子對婦女和兒童的尊重，因為「小人「可以解釋為兒童，「難養」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們，好好地伺候著他們，這不是非常符合現代價值觀嗎？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語典里是有特定含義的，它有時是指底層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對，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麼能把「小人」隨意闡釋為「兒童」呢？

對歷史器物的胡亂開發，常常會製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奧運開幕式上「擊缶而歌」，就是一個典型的禮制錯誤。這個缶從先秦以來就是專用的喪器，人死了之後，敲它一敲，表示人們的哀傷之情。莊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這種玩意兒。秦國也流行過擊缶作樂，那是因為它雖然軍事上很強大，音樂和文學卻很低級，六國都瞧不起它。漢滅秦之後，缶就只剩下喪器的含義了。到現在湖北民間還有喪歌隊的傳統，正在申請文化遺產，也就是集體擊缶，專門給死者唱輓歌。在奧運會開幕式上，讓幾千個士兵在那裡奮力擊缶，請問導演先生，我們是不是得感謝你精心設計的政治暗示？

文化拯救的正確途徑

究竟如何進行文化拯救，是我們共同面對的難題。我想至少下面幾個方面是必須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問題，不能由文化自身來解決，應當從文化體系的外面，也就是從制度的層面去解決，否則，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纏繞的邏輯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題，就應當是為文化提供自由發展的空間。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結果,也不是用金錢喂出來的，而是自由放養的結果。1927到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為沒有文化部門去干預作家和藝術家的自由創造，由此打造一個健康生長的創新型社會。

必須承認普世價值和人類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個人尊嚴、教養和博愛等等。價值的人類普適性，也就是承認人類共同的人性、人類經驗和價值訴求，是馬克思主義在全球擴展的邏輯前提。反對普世價值，就是在取消馬克思主義的生存依據。一方面遵循「馬克思主義原則」，一方面卻要對普世價值說「不」，這種自相矛盾的理論現狀難道不很奇怪嗎？

學習西方和台灣的文化保衛經驗，尤其是台灣的存在，為我們提供了文化傳承的傑出樣本。這個地區完整保存了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並且完成了制度現代化的轉型。他們的成功經驗，就是對我們展開文化復甦的最大鼓舞。

毫無疑問，我們還要依據普世的價值尺度，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堅決剔除，並徹底改造現存教育體制,糾正應試教育的惡弊。不僅如此，我們還要建立正確的文化闡釋體系，重構正確的知識-記憶體系，讓教科書開始說人話和說真話，讓所有的歷史空白都被正確的記憶所充填。讓每個公民在人格上獨立起來，成為有權力、義務和教養，善於反省和敢於反叛的理性責任主體。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經80多年了，早就應當成為每個中國公民的精神指南。

我的結語是：我們正處於文化危機的焦慮中，我們守望著文化的最後領地，我們正在為文化的修復而吶喊，我們的工作沉重而艱難。文化復甦，從每個人的獨立的反思開始。謝謝大家。

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我感覺中國文化的優勢和劣勢都在於其源遠流長。
五千年文明既創造了四大發明，四大名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但也帶來了慣性和惰性。

百事孝為先，傳統的，經過了歷史洗滌的東西總有其道理。中國哲學宣揚更多的是去接受，去繼承，去再循環，而不是去質疑，去反思。實際上這也無可厚非，因為如果質疑多了，必然導致繼承的不流暢，我們或許也就沒有今天5千年可以引以為豪的文化歷史了。

這種繼承與循環一直到清朝滅亡，新中國成立開始有所轉變。但物極必反，大談馬克思主義，全盤西化都不可能改變傳統的力量。而中國文化的復甦本來便是中國人自我創新的開始。從這一點來說，傳統的反而變成了創新。

其實文化是死的，而人是活的， 所要做到的是創新與繼承並存。既不要全盤照搬他人的模式，更不應該回到以前循環中去。而是應該像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