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是怎樣被閹割的

1916年的夏天，一群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凱約嘉湖泛舟遊覽。興緻正濃時，突然黑雲壓城，風雨交集，這幫青年男女就趕緊棄舟登岸，躲避風雨。慌亂中竟然弄翻了船隻，弄濕了一個叫陳衡哲的女生的裙子。在場的男生任鴻雋就寫了一首叫《凱約嘉湖上覆舟》的詩寄給胡適，內容不外乎「言棹輕楫，以滌煩痾 」，「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一類。遠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胡適看了此詩，很不以為然，認為死的文字不可能寫出好詩。任不服氣，就寫信和他辯論起來，後來，哈佛的梅光迪也路見不平，加入到任的陣營，和胡適叫起板來。幾個朋友就這樣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張明信片地討論起漢語的改革以至存廢問題，最後竟掀起一場叫白話文的運動來。



白話通行以後，中國人口裡說的和筆下寫的基本取得了一致。一個生活在漢語文化圈中的人，不管他的程度有多低，也不管他是什麼出身，只要他識得一千個漢字，就可以自由地表達和書寫，不需要經過從私塾到縣學、府學十幾年的訓練。「我手寫我心」，心裡怎麼想就怎麼寫，不需要考慮對仗押韻、破題入典等繁難規則。一個貧寒之家過去要三個到四個勞動力的艱辛勞作才能供養一個讀書人的生活消費，現在只需要兩個甚至一個就夠了。因為白話的通行使得知識的獲得和普及變得更為容易了。比如，在文言文時代，一個男人要向一個女人求愛，得從「開闢鴻蒙，誰為情種」寫起，過渡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最後還要引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類，現在只說「我愛你」就可以了；過去人們談生意，先得講「義利之辨」，最後還要說「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之類，現在只說「我想發財」就夠了。



因而，從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的1917年算起，白話文成為中國人通行的大眾語言差不多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了。在這一個世紀的歲月中，白話文和它的使用族群一樣經歷了許多歷史的潮漲潮落，甚至直到今天也有人說，「五四」激烈地反傳統是錯的，白話文不及文言簡潔，也缺少文言的音韻美，但沒有人敢說，文言淡出、白話暢行從方向上就是錯的。因為白話文運動是一場真正的草根運動。儘管提倡者從階級的觀點看已經很不「草根」，看銀行的存款，他們中有的甚至屬於上流社會人士，但他們的襟懷、他們的氣量、他們著眼未來的目光使得他們超越了自身的利益羈絆，真正做到了大愛無疆。



我曾在一份舊報上，看到胡適為家鄉安徽績溪的一個墓園撰寫的公墓啟。這墓啟的寫作緣起是：1931年，安徽績溪的地方賢達余亞青等42人，想在城區興建一個「址源公墓」，就請當時績溪籍的名人、著名學者胡適作為發起人並親筆撰寫了墓啟。墓啟不長，全文引用如下：



最文明的葬法，是用電火把死者燒成灰，裝進一個小盒子，然後下葬，這辦法既潔凈又不佔地方，又容易保存。



但我們這個時代，多數人還做不到這樣文明的葬法，只好在土葬上想出比較方便的公墓辦法。公墓辦法是選定公共的墓地，做好墳墓，由私家務價分葬，每棺只許佔一定的地。這個辦法有幾層好處：第一，可免去私家尋地做墳的困難；第二，可以定時安葬，免得停喪不葬；第三，可以破除風水迷信；第四，可以省地；第五，可以省費；第六，可以稍稍講究建築的壯麗，墓樹的培養，而不必由私人獨力擔任，可不愁損壞了無人過問。



徽州是風水之學的中心，所以墳地也特別講究。徽州的好山好水都被泥神和死人分佔完了。究竟我們徽州人民受了風水多少好處呢？我們平心想想，不應該及早覺悟嗎？不應該決心懺悔嗎？

現在績溪縣的幾位明白事理的人，發起在本鄉建築公墓。這是最可喜的事。我盼望明事理的同鄉都能熱心贊助這件美事。



                                 ——民國廿年五月四日胡適



我不知諸位看了這墓啟有何感想，我只知道我自己讀完了，竟有一種莫名的感動。無論是胡適，還是稍後的陳獨秀、錢玄同以及周氏兄弟，都已經靠古文在社會上取得了地位，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從古文中打拚了出來。按照人性趨利避害的原則，他們本不應該向給了他們榮譽和地位的古文開戰；不僅不應該，文言文作為他們立身的資本，應該成為炫耀的工具、晉陞的台階才對，但沒有，我們看到的是，這些人從古文中來，但卻自廢武功，肩住古文黑暗的大門，向同時代以及後來的人大聲喝道：「此路不通！」



為了親身踐履他的白話文主張，這個實驗主義大師，不惜用一種樸素得近乎簡陋的語言書寫白話，甚至連一個撰寫公墓啟的機會也不放過。我們今天不用說那些躺在課題經費上，靠「職稱文章」糊弄人的學者、教授，就是一個中學語文老師，敢不敢拿這樣一種婦孺老幼皆可誦讀的語體寫文章？一代啟蒙思想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良苦用心，即使在這樣一篇不足四百字的公文中也畢顯無遺。



                      被傷害的漢語



古時候人們說話和寫文章為什麼要用不同的語體？這個問題我想留給學者們評職稱；但大體說來，有這麼幾個原因：第一是因為漢字難寫，因為難寫，所以只好節省些，把那些可有可無的虛詞和襯詞都省掉，最後就變得不好理解了；其次是為了節約書寫成本。諸位知道，我國早期的字是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這樣一來，不要說寫長篇小說，就是記錄政府工作報告，也得盡量省字。如果那時的一個部落酋長年終總結時，拿著稿子一念兩小時，那得搞死多少王八？漢代以後文字記在竹簡和布帛上，那也相當昂貴。如果把政府要員每天的講話原原本本地記下來，天下人就都不要穿衣服了。



除了這兩項不得已的原因外，還有一個人為原因，那就是書寫者故意製造的繁難。文字這東西雖由民間產生，但一經產生就為特權者所壟斷。先是「巫」，再次是「 史」，最後是「士」，但不管是早期掌管意識形態的「巫」和「史」，還是後來人數更多的「知識分子」，都有一個明確的傾向，那就是要把文字弄得繁難，弄得神秘。因為一變簡單，村民愚婦都能口誦目念，他們的解釋權就變得岌岌可危了。我們鄉下人有病瞧不起醫生，就請神漢來畫符。符上的字沒有人能識得，但神漢們說，它的威力也恰好就在沒有人能識得。一個木匠、瓦匠來家做工，總要把他的行當說得神乎其神，說窗子上的圖案有講究，做上一個不吉的鳥，就要全家遭病。這家的婆姨就很害怕，每天做好吃的，小心伺候。泥瓦匠箍窯時，說只要他將鐵器留在窯洞的磚瓦間，這家人就會有滅頂之災。主人嚇得觳觫，他提出的工錢就不敢還價。知識分子故意要將文章作得誰也看不懂，道理就在這裡。



當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權者或陰謀家需要煽惑勞苦大眾跟著他乾的時候，文章就不能繁難了。洪秀全的「天王詩」雖然狗屁不通，但大都朗朗上口，易於背誦。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反對黨八股，原因也在這裡。你看人家不僅仗打得好，就連文章也作得這麼通俗易懂，還不捲起鋪蓋跟他走么？



這時，特權者或陰謀家利用的只是白話易懂的形式，至於白話表達的內容，諸如，人類幾千年積澱下來的文明，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歷史觀、人生觀，甚至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必須重新解釋。說的時候當然冠冕堂皇，彷彿每個字、每個詞都事關本民族甚至全人類的存亡繼絕，但實際上，能否煽起對舊制度、舊聖賢的滿腔仇恨，能否激起對新制度、新領袖的全面熱愛才是決定每個字、每個詞、每種理論是否繼續存在的唯一依據。



當然，在字詞的沿革問題上，古代的皇權主義者和現代的極權主義者略有不同：古代的皇權主義者是碰到皇帝的名字了，才換一個代替，叫做「避諱」；實在想玩新花樣，舊的字詞全部不動，硬造一個新的出來。如唐的武則天，就造了好幾個字玩，「曌」只是其中之一。但可惜的是，文字這東西惰性很強，硬要當倉頡，沒有人買賬。最好的辦法是仍然沿用舊的字眼，但完全改變這些字詞的意義。現代的極權主義宣傳家在總結古代皇帝失敗教訓的基礎上，堅持不造新字，不改文法，「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上一切好東西，且名之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在這方面受害最慘的，可能要數「人民」這個詞了。正如我們大家熟知的，在凡事需要開口的地方，「人民」總是隱匿不見；而在需要沉默的時候，我們又總是發現它揮舞著拳頭，和暴君站在一起。因為「人民」是一個抽象的「集合詞」。它沒有種族，沒有父母，不穿衣服，不長頭顱，更沒有面目，有的只是數量和生殖能力。它有一個別名叫「灰色的大多數」。



俄羅斯的生物學家做過一個很有趣的實驗：那就是在一堂植物學課上，教授讓三個學生分別採集一株冬青、紫藤和狗尾巴草回來，結果三個學生很快就完成了；教授又讓學生第二次出去，採集一種叫「植物」的東西，結果每個學生都空手而返。因為他們不知道「植物」是什麼東西。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學院「鑒於在當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傳統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授予《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孰料蘇聯政府卻將此視為對社會主義蘇聯的進攻和污衊。他們立即把帕斯捷爾納克開除出作家協會；並威脅說，如果他要出國領獎就不要再回來了。為此，作家不得不宣布放棄領獎，並寫信給赫魯曉夫，懇求他不要採取驅逐出境的「極端措施」。



兩小時后，文化部長波里卡爾波夫代表赫魯曉夫，向帕斯捷爾納克正式作出答覆。他莊嚴地站了起來，以廣場廣播員的腔調宣布：同意帕斯捷爾納克留居祖國。「不過人民的激憤，我們實在難靠自己的力量來加以制止，」波里卡爾波夫表示。這時，作家的厭惡已達到極點，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說：「人民！人民！您好像是從自己褲子里掏出來的。」



在這兒，「人民」這個詞是被隨意使用的。誰有權力，誰就代表「人民」；誰是權力的中心，誰就是最大的「人民」；而且真正嚴重的是，像詞語這種東西，它不是一個孤立的單元，作為一個系統的有機部件，你改了一個，其他的就得跟著改變。因而，我們看到，在極權主義泛濫的地方，遭到歪曲和篡改的詞是成批量的，是呈團狀粘連的。它幾乎涉及了，在過去的年代里一直被正確使用的一切關於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詞。如人性、人道主義、正義、真理、自由、平等、民主、解放、教育、改造、下基層、鍛煉、表揚、批判、進步、落後、主流、大局、全面、片面、奉獻、犧牲、組織、作風、做工作、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封建主義……只要是在過去的經典著作中有明確外延和內涵的詞，無一例外都遭到了篡改。這種有意的篡改是由政治上的崇尚暴力導致的對漢語文化的全面傷害。它們或者被添加了新的意義，或者被抽去了舊有的美好含義，有的甚至乾脆擰到了意思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去。



當然，更多的是與「人民」一樣，它們的意義變得十分模糊，在何種意義下使用，全看有權使用它的人當時的需要。有時一個詞既可以指事物的正面，又可以指事物的反面，而它們之所以還被繼續使用僅僅是因為極權主義領袖和他的宣傳家不能另造一套漢字。



                    白話文與「學報體」



國門洞開，西學東漸以後，人們逐漸弄懂了這些詞的本來意義，尤其是網際網路出現以後，人們獲取知識和資訊的手段變得更為便捷。一個人，只要他願意，就可以獲得客觀而公正的資訊。這話的意思不是說，極權主義者從此變得善良，有意對自由思想、獨立言論網開一面，而是說在書寫和傳播的成本大大降低的今天，舊有的封鎖、查禁、壟斷書號、強求輿論一致的做法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



當然，官話還在講——世界上有官就會有官話——但底氣已經不足了；謊言還在繼續，但聽的人是越來越少了。這時，就像其他任何有機體一樣，極權主義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尋求新的代理伺服器。舊的打手、舊的陣地、舊的「棍棒+威嚇」的手段，是越來越不合時宜了。要讓人們相信並為之服務的價值仍然是正確的，必須要說服他們當中最優秀的，至少要讓一般老百姓覺得，在他們群體當中，即使是那些教育程度最高的，甚至是那些留過洋的偶像級名人也和他們持有的目標價值一樣，他們才會心安理得地付出。大學教授，多如牛毛的博士、碩士，豢養在各個學術機構里的作家、學者，就這樣戴著漿洗過的假髮披掛上陣了。



這是一種更為隱蔽，更為精巧的宣傳策略。這個策略的實施步驟是：1，意識形態部門通過控制出版和「核心期刊」來控制這些作家、學者的發表權；2，研究機構、學術團體根據這些作家、學者發表的數量和級別來控制他們的職稱與官位；3，研究機構、學術團體的後勤部門根據職稱與官位發放豬肉、房子和逢年過節的賞錢。



這些機構和團體或者拿一些無聊的命題，比如楊貴妃是不是處女，武大郎賣的炊餅究竟是什麼東西，咖啡為什麼要加糖……來轉移這些作家、學者的注意力，或者以不勝其煩的註釋、索引和關鍵詞來消耗他們的時間，但所有的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些所謂的「學術論文」、「學術規範」都是以「學術語言」來實現的，因而控制和修訂這些「學術語言」的標準才是問題的關鍵。



要以一兩句話來概括這些「學術語言」的無聊、枯燥與乏味是十分困難的，但大致說來有這麼幾條：1，簡單的東西複雜化；2，感性的東西概念化；3，熟悉的東西陌生化；4，個性的東西平面化；5，腐朽的東西神奇化。比如，張大娘進城賣雞蛋，他們說「論張氏高齡婦人在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如何實現貨幣與雞卵的等價兌換」；兩條狗在野地里交配，他們說「兩隻犬科哺乳動物在地表的裸露處以身體語言表達情愛進而實現生命的創造與傳遞管窺——兼與某教授商榷」；……我手頭拿一本社科雜誌，隨手一翻，就翻到這樣一個標題——「結構性拆解：潛規則撒播與新官人敘事」，請問諸位，你們誰能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知道，文字自結繩記事以來，就是表達情意與記錄事件的，但在這些作家、學者眼裡，文字只是謀取飯碗和職稱的工具，與思想、情意毫無關係。據《淮南子》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漢字的產生為何會使「天雨粟，鬼夜哭」呢？唐代文藝理論家張彥遠解釋說，那是因為有了漢字之後，「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但張先生沒有見過「學報體」，見了「學報體」以後，我看他有可能改作「造化可以藏其密，故天雨霧；靈怪可以遁其形，故鬼唱歌」了。



胡適那一輩人因為從古文中來，看見了它的弊害，認為文學要發達，必然要革新工具。什麼是新的工具？當然是白話文。但他們沒有料到——或者料到了，但只能先做這一件——白話文作為一種工具，如果使用它的人不革新思想，那麼，工具也只是一個工具。就像水果刀可以削蘋果，也可以殺人一樣，文言可以讓人看不懂，白話照樣也可以讓人看不懂；文言可以裝神弄鬼，白話也可以裝神弄鬼；文言可以助紂為虐，白話也可以助紂為虐。一切全在使用它的人具備什麼樣的思想和目標。



有人說，眼前這種裝神弄鬼、凌空蹈虛的學風是由當下的學術體製造成的，但實際上順著體制的高桿爬到高位，吮到甜頭的，又沒有一個不是自鳴得意的。因而，就當下的學術環境而言，這種體制和這種學者是互為塑造的：有這樣的個人，這樣的體制就會暢行無阻；有這樣的體制，這樣的個人就會如魚得水。誠然，不是所有學界中人都喜歡「學報體」，就像在文言時代，也未必人人喜歡八股文一樣，但端著體制的飯碗，撈到裡面油水的，即使是那些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的人，又有幾個真正走出來了呢？



我讀文學史，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那些真正偉大的作品——至少是在中國，都是由落榜生寫的。《紅樓夢》不消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羅貫中和施耐庵生活的亂世，恐怕是想參加高考都沒有的，《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倒多次參加過高考，但到「鄉試」這一級，就再也考不上了，地方政府看他可憐，三十幾歲時給補了個「歲貢生」，肄業於南京國子監，相當於今天的「定向委培」，畢業了不包分配。最差的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早年考了個秀才，看清了「 科場」的卑污實質，就終生再沒有經過「科考」。晚年住在南京，生活窮困潦倒，冬夜沒有柴燒，就繞南京城牆跑幾十圈取暖。為什麼會這樣呢？大概是因為這些文人士大夫在得意之時不可能也不想，撇開八股文用白話寫作。原因很簡單：「白話」不是科舉應試語體，用今天的話說，不符合「學術規範」，不能陞官發財；「小說」也不是科考項目，不能評職稱，更不會發在「核心期刊」上，掏版面費也不行。只有等這些文人士大夫走到窮途末路了，才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民間尋找靈感和素材，從而寫出了偉大的作品。



胡適在他的《口述自傳》里有一個結論：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認為「一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一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在他那個時代，「活的工具」當然是指白話文，但問題是白話文經過近一個世紀的使用，尤其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的閹割和襲用，已逐漸又露出了死相。「死的工具」不可能產生「活的文學」。中國人要想寫出「活的文學」，必須要敢於拋棄因襲的重擔，用活的語言表達活的情感。



什麼是活的語言？就是老百姓人人能聽懂，人人能看懂的語言。當一個民族和時代的識字者，包括那些號稱精英的知識分子都不敢使用自然語言，用一套莫名奇妙的語彙書寫歷史時，無論他是怎樣不由自主，都表明他已經和魔鬼簽字畫押。因為語言不是單向度的符號，說到底它是思想的前夜。因而，就一個時代來看，語言就是人。語言的命運就是人的命運。拋棄虛假造作的語言，就是拋棄一種外在於自己的命運；用活的語言說人話，做人事，就是撕毀和魔鬼簽訂的字據，創造一種真正屬於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