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遺囑

嚴復手跡


「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事遇群己對峙之時，須念己輕群重，更切毋造孽。」

　這份遺囑無疑是嚴復走到人生盡頭，對自身經歷和所處社會的反思與總結。作為率先譯介進化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西方啟蒙思想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嚴復似乎已找到苦求的西方強於中國的奧秘。路易斯·哈茨在史華茲《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的序言中指出，嚴復在歐洲思想中發現了能使中國擺脫落後的個人主義；與此同時，這位「西方總體思想的外國觀察家」始終關注「集體的能力」，執著於「為集體目標服務」的「公心」這一主題。而在史華茲眼中，「為帝王盡『忠』的這一古老美德完全不能與西方的公心相比」。如果說這是史華茲研究的重大發現的話，那麼,某種程度上，它也恰恰是嚴復的缺憾。

　　史華茲筆下這位「迷人的近代西方思想評論家」一生面臨多重「對抗」：龐大腐敗的清朝皇室與勢單力弱的文人學士、傳統文化與歐洲新知、行動力與思想力、人生際遇與政治抱負、現實民情與改革宏圖——諸多矛盾糾纏折磨著嚴復，致使他晚年出現了種種讓後人爭論的背離。嚴復終其一生未能偏離傳統文人的思想和行為規範，他對孝道、家長權威和皇室甚為維護，在道義上支持「民族主義的自我犧牲精神」，這使他不易染上個人主義色彩。他未能通過科舉，始終沒有謀到理想的官職，無從實現追求。當然個性也導致他「不去尋找機會」，因他「基本上不願意去搏擊政治風雲」。這種政治邊緣化狀態使原本就缺乏自信和組織能力的嚴復處身愈發消極隱忍，以至被責為「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

　　在嚴復所處的時代，「愛國」、「民族大義」往往是與「忠君」連在一起的。無論是倚重「明主」道德力量的儒家的人治，還是強調國家權力專制的法家的法治，都是將所謂的真龍天子樹為眾人膜拜服從的最高「道德典範」，皇室則假以「偽裝的神性」牢牢掌控著權力的引擎。其時國難當頭，很多士大夫急切要為中國砌上「富強」這道厚實的「外牆」以保護傳統價值觀和制度這一「內室」。嚴複目睹「國弱」，體察出「技不精」，繼而意識到「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有弊」，其後觸及的必然是思想觀念。他發現中國的「生存競爭不知怎麼被抑止了」，很快洞察到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對促進經濟增長和國家強盛的作用。然而生長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頌念中的嚴復只是將「個人的解放」看作富國的手段，也無法真正進入自由主義價值的內核，他更關注其外在作用——挽救國家於危難關頭，他的期待始終是「為權力的諸目標服務」。在他的譯文和註腳中，很多原本指「普遍幸福」、「普遍利益」的話都被轉化為指「國家利益」，個人自由則變換成「促進『民智民德』以及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難怪史華茲在嚴復「熱情尋找西方富強的秘密的過程中」看到的是他對「個人主義倫理的冷漠」。而在西方的那些作者心目中，個人自由才是目的本身，「幸福」和「利益」的指向目標是個人。

　　作為「近代西方生活中的動力和活力」，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早已「打破了中世紀的沉寂」；其「純潔的原始意義」是「超脫了國家的貧困與強盛的」。近代化起步之初，歐洲各國也並不完全同步。「在富強這一特殊優點上，所有國家都『落後於』英國」，因著共有的文化背景，西方各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漸行漸微。隨著歷史的進程，有著得天獨厚自然條件和毫無歷史負擔之先天優勢的美國走到了前列，成為對個人主義倫理和自由主義精神闡釋、升華、踐行得較為成功的範例。1630年，率眾乘「阿貝拉」號頂風破浪來到美洲欲建「山巔之城」的溫思羅普在佈道中也曾強調「公共利益高於私人利益」——正是這批清教徒給美利堅民族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新英格蘭傳統和實用主義精神。從嚴苛的加爾文教到清教三大契約、從難以實施的聖徒之治到不完全聖約、從清教神權到政教分離、從歐洲啟蒙思想到獨立宣言和憲法原則、從代議制方式到穩定的聯邦制度、從天然貴族到大眾政治、從新英格蘭個人主義到邊疆個人主義、從解放黑人宣言到黑人當選總統，美國的每一步走來似是波瀾不驚，卻又不無神奇。短短四百年歲月，「個人」逐步從上帝的絕對權威、從教會的統轄、從清教文化遺產的陰影、從政府的權力、從精英的統治、從地域的限制、從人種的區分中解放了出來。可貴的是，清教徒一踏上美洲大地就定下了自治的基調，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自治意識、公民意識和參政意識——須知，「自覺的公民意識和參與精神才是一個國家的希望所在」。美國人信仰上帝，但不依賴上帝；他們尊重領袖人物，但不把個人命運維繫在他人身上；他們會選出能代表民意的總統，但不相信靠執政者的自我約束能建成他們所期待的好政府。他們和林肯一樣清楚他們所需要、建立、變革、監督的是真正的「民有、民享、民治」政府，絕非以君權為國家象徵的政府。他們深信「個人才是社會與政府的最終目的」。

　　「世界上最光輝最宏偉的事業就是使個人站立起來!」1837年，愛默生在美國發出了這聲呼籲。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思想觀念的解放者對古老中國的儒家智慧頗有研習，也尊重孔子個人；但他對君臣父子的人倫之綱卻毫無興趣，對君主極權、等級化模式以及漠視個人的情形更是憤慨於心。時隔半個世紀，嚴復在中國開始了他「尋求富強」的艱辛歷程。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障礙可謂深重。1877年赴英學習「蠻夷」之技的嚴復對赫德爵士「把一支海軍比作一棵樹，並說這棵樹必須有一個適宜的環境才能開花結果」一席話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知道「制度的變革必須建立在對於客觀形勢提供的可能性作出謹慎分析的基礎之上」。老年趨向保守的嚴復其實並未忘記西學，只是他愈加清楚「法固不可以不變，而變法豈易言哉」！的確，「改革不能脫離社會歷史，不能在真空中進行」。沒有一定的民情條件和制度環境，何談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個人自由的生髮？

　　在史華茲看來，中國民眾被視為「聖人教育活動的被動對象」的「政治想象」一直「貫穿於中國的政治思想之中」。「中國聖人們所做的每件事都在限制和禁錮個人的潛在能力，而近代西方則創造和培育了旨在解放這些能力的制度和思想。」嚴復也承認「統治階級在做盡了一切抑制人民生命活力和工作能力的事以後，卻反過來以為人民原無創造能力」。中國百姓長期受制於巨大的極權政體和嚴格的等級制度，個人能力和價值得不到發揮，個人尊嚴亦無從談起。缺乏「個人的判斷」和自治能力的民眾別無他選，只能成為「習慣於俯首帖耳地服從和犧牲」的順民，綿羊般匍匐在暴君腳下，身心受到壓抑，潛能無從挖掘。其結果必然是淪為被統治的工具和奴隸，思想僵化，行動遲滯；走向另一個極端，便有可能成為專制與混亂交替間的「亂民」乃至「暴民」。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他們「更習慣於統一的群體的思想」——嚴復於此亦不能超脫。這種封建思想模式「猶如起抑制作用的酶，阻礙了社會進化之樹的生長發育，而同時演進著的西方思想卻猶如促進生長的荷爾蒙，使自然進化的力量得以自由發揮出來」。

　　有智者指出，思維方式一旦形成，便有可能成為人的第二天性，其強度甚至不亞於先天遺傳。當通曉西學的嚴復告誡子女「舊法不可叛」時，很難想象個中的複雜與糾集、無奈與悲涼。或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嚴復是否誤讀了西方理論，甚至不在於他是否困於「群己」悖論。實質是，嚴復的群己之「小」悖論乃封建中國之「大」悖論。即便嚴復個性強悍，即便他能有機會在政府謀得高位，即便他決意改革圖強，以他區區一介文人，在缺乏思想土壤、民情基礎和制度保障的環境下，要想建立民主富強的國家，只能是夢想。在那個時代，多數平民百姓和幾乎所有皇權統治者都無法想象，個人主義作為平民大眾的自我肯定，已成了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成為對專制極權的有力反抗、對等級制度的徹底顛覆。前者不敢這麼想，後者不甘這麼想。試問，一百年前的中國，有多少人在回答「民眾與君主誰是國家的主人」時會選擇前者呢？又有多少人會認同並接受「削弱國家權力」以發揮「個人活力和創造力」的主張呢？史華茲說得好，思想這種「酶」對進化動力「不是解放就是束縛」。當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獲得解放、都缺乏真正的「公心」的時候，社會前進的動力又何在何尋呢？不管嚴復能否真正理清個人、自由、民主、國富之間孰為「體」、孰為「用」，隨著個人當家作主成為自己的主人，隨著自由民主制度的日趨成熟穩定，超越於大多數個人利益之上的抽象的國家利益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可能性：既然個人已成了人類社會「整個進程的最終受益人」，那麼何來實質意義上的「群己對峙」呢？果真嚴復能作如是想，他也就不會恐其子女產生「己重群輕」的「造孽」念頭了。年長嚴復五十歲的美國人愛默生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人自身未經革新，卻試圖去革新周圍，社會不會從中受益。」或許我們可以將此加以引申：「一個人即便自身已經革新，但周圍環境不相容，其個人與社會都不會從中受益。」

　　反觀嚴復生前身後事，想起了泰戈爾一句詩：「鳥的翅膀綁上黃金，它還能飛遠嗎？」儘管嚴複比其時更多國人更早得到思想啟蒙，但無論心甘情願抑或無可奈何，他總抖不掉身上那筆數額龐大的負值遺產——曾經輝煌過的中國古代封建意識形態早已落伍於時代了。對於嚴復和他的國人而言，頭腦革命無法一蹴而就，個人覺醒也尚待時日。史華茲一語中的：「要達到富強和最終的和諧，必須付出歷史的代價；要建設一個強大的民主政治的國家，必須打破一切舊框框。」縱然嚴復滿腹新知，但他深受多重禁錮與羈絆，最終留下一紙遺囑，合上了他人生舞台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