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需要慢生活

「快些！再快些！」

2008年，中國大陸一批名人相繼離世、一批年輕的專家學者猝死工作崗位，再度引起人們對當前城市生活節奏的關注。醫學專家們紛紛指出，當今世界，誘發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心血管疾病，這便是其生活節奏太快，壓力過大所造成的。

調查結果顯示：84%的受訪者確信自己生活在「加急時代」，「只是在疲於奔命」成了多數人的共同感受。不僅在中國如此，世界衛生組織曾有調查：每年全球有190萬人因勞累猝死。典型的如麥當勞前首席執行官坎塔盧波，其在該公司的國際業主和經營者大會上猝死，原因也是生活節奏太快，疲勞過度。

從大工業時代來臨開始，「現代性」成為一個時髦的概念，「快些！再快些！」也隨之成為許多人的生活哲學，甚至也成為許多國家的發展哲學。對「現代性」公認的經典描述來自於法國詩人波萊德爾：「現代性就是短暫、偶然，稍縱即逝」。為了抓住那些稍縱即逝的偶然機會，不知有多少人患上了時間強迫症，「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早已成了一種普世的價值觀，社會也早已隨之進入了一種非同尋常的高速運轉階段。「快些！再快些！」———每個人就這樣被裹挾著開始了無休無止的奔忙。

中國被「快餐化」了

與工業發展的階段相適應，這種「快」的生活哲學在西方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反思乃至抵制，而在中國的影響卻方興未艾，並且正在滲透到越來越多的方面。時下的中國，越是在大城市，「快」就越是一種不容分說的時尚、躲避不開的潮流。有許多人在工作緊張的背景下，飲食「快餐化」了，娛樂「快餐化」了，閱讀「快餐化」了，甚至連感情也在「八分鐘聚會」、「閃婚」乃至「一夜情」等概念下被「快餐化」了。

從個人生活層面上看，「快生活」使越來越多的人進入亞健康狀態。據統計，因為長期生活在「快生活」中，目前中國大約有3000萬抑鬱症患者。「快生活」也使文化發展趨於粗鄙化，使整個中國文化市場上充斥著文化內涵極其稀薄的圖書和低俗的影視娛樂節目。「快生活」還使道德風尚受到挑戰，甚至威脅到公共衛生安全。「快餐式」的感情生活時尚，使兩性關係變得隨意而混亂，太多人對社會和家庭的責任感降低，更嚴重的是，還導致了

艾滋病等性病的蔓延。雖然有人將此稱為「人性的解放」，但筆者無論如何也堅持認為，這肯定屬於道德的退化和文明的異變。

從社會層面看，發展節奏過快的負面影響也已經很明顯。比如，過於快速、「蘿蔔快了不洗泥」式的工業發展，使中國承受著越來越大的環境壓力。最近太湖、巢湖、滇池等接連發生嚴重藍藻爆發，據悉，目前中國境內80%的湖泊的水已經壞死，七大江河的大小支流幾乎全部壞死，以至於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警告道：我國水污染已經逼近危險臨界點。

還有，因為城市化太快，很多城市的房價產生了巨大泡沫；因為高校擴招太快，中國的高等教育質量正在不斷下滑；因為社會進入「汽車化」太快，一些大城市似乎一夜之間就變得擁堵不堪，空氣質量受到威脅，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能源的緊張……

別走西方「速度病」的彎路

聖哲有言：「欲速則不達」。雖然中國是后發國家，社會整體尚不富裕，加快社會發展速度迎頭趕上是當然的選擇，每個人都不懈地努力工作也是應當的。但從上述情形看，或許，與歐美髮達國家所曾經歷過的一樣，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個人生活節奏選擇，也已經到了一個速度的節點上。如何選擇發展速度和生活節奏，才能使社會更健康地發展，使人們更幸福地生活，已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作為對快節奏發展和生活的反思和對抗，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種主張「慢生活」的聲音在歐美社會中逐漸響亮了起來。近年來，「國際慢餐運動」、「放慢時間協會」等組織活動不斷，甚至以「慢」為主張的城市、學校和電視頻道也開始出現並迅速增多。在「慢城市」中，嚴格控制廣告牌和霓虹燈，提供了更多的空間和綠地供人們休閑，20公里被看成汽車的最佳時速。據悉，僅義大利就有30多個城市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在「慢學校」里，甚至沒有嚴格的作息時間；而觀看「慢電視」的節目更是特別悠哉悠哉，連廣告也很少。

西方社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工業化時代所形成的負效應。工業化社會「效益至上」，導致了對速度和效率的極度渴望和崇拜。雖然正是這樣的速度追求，使世界變得更加富裕、精彩和自由了。然而，速度本身又是十分無情的，工業革命以來對機器的大量應用解放了人的勞動，卻又迫使人們必須適應機器速度的過程，把許多人逐漸異化為龐大的機器系統的一部分。逐漸地，人本身的感受、健康、愉悅等不再是工作和生活的目的，人同機器一樣，也成為一種手段，工作和生活的重心異化為產品數量、經濟效率。這與生活的真諦顯然是背道而馳的。「慢」主張，實可視作從機器時代找回「人」的價值、尊嚴和幸福感的一種表現形式。

相比之下，正在快速實現工業化、蒸蒸日上的中國似乎正在走進西方工業化時代的陷阱中。既然西方的有識之士已經在反思，我們為什麼還要繼續走上「速度病」的彎路呢？

怎樣過「慢生活」

首先必須予以澄清的是，正如「慢生活」的倡導者們所指出的那樣：「慢生活」並不是支持懶惰，「放慢速度」也不是要拖延時間。同理，「慢發展」也絕對不是要甘居人後，更不是一味地不講效率，或為競爭力低找借口。「慢發展」是為了確保發展的方向和平衡。顯然，只有方向正確且步履穩健的發展，其成效才更值得期待。

從社會經濟發展層面上來看，中國當前最大的欠缺並不在發展速度，而在於發展質量。如此背景下，寧肯慢一些，甚至寧肯停下來，抬頭看清方向後再決定下一步向哪裡走，顯然是很必要的。這需要相關部門有相當大的勇氣，拋棄以「快」為核心的發展綱要，別老是強調過去一年有多快的發展，而是制定並營造出如何提高民眾「慢生活」質量的指標和氛圍。比如，可以適當地把「閱讀書籍量」、「人均每周運動小時」、「某種『慢生活』活動參與人數及比例」、「民眾的生活壓力指數」等等，作為地方政績的考核重要標準。

從個人生活質量的角度考量，「慢生活」更是一種應該上升到哲學高度認識的生活主張。約翰·列儂說：當我們正在為生活疲於奔命的時候，生活已經離我們而去。如果一切以速度至上，以效益為第一，沒時間等待，沒時間感受，唯恐稍縱時間就會失去機會和金錢，這種「工作機器」、「時間奴隸」式的生活，或許外表可以很光鮮很風光，但其內在卻肯定是頹然彷徨的。

要提高個人生活質量，需要每一個社會的群體形成某種對「慢」的共識。當然，中國人之所以越來越崇尚「快」，甚至習慣於「疲於奔命」，原因是多方面的。譬如說，這與傳統有關，中國傳統道德文化中所崇尚的讀書人要「頭懸樑、錐刺股」、「三更燈火五更雞」，庄稼人要「黎明即起」、「晝出耘田夜績麻」，官員要「夙興夜寐」、「周公吐哺」等，便可視為「快生活」的基因。再譬如，這也與當前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有關，對未來的不安甚至恐懼心態，牢牢地將許多中國人綁在了全速前進的列車之上，形似一個個因高速旋轉而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的「陀螺」。所以，要真正讓人們接受「慢生活」的狀態，或許需要一種哲學的啟迪，一種文化的熏陶，一場全社會的反思。

這種反思的基點，首先要做的是顛覆我們「以快為先」的社會哲學，比如，某座建築在很短時間內完成，我們第一反應是類似於「深圳速度」的感嘆，卻不是「這建築是否質量過硬」。某位教授幾年內出了不少著作，我們往往會驚嘆於他的「多產」，卻很少會去想「到底有多少著作是有影響力、有價值的」。只有社會大眾不再形成固有的對「快」的崇拜，讓更多的人們認識到：首先，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其次，「慢發展」實際上是一種更穩固、更妥切、更持久的發展；「慢生活」是一種技巧，同時也是一種健康、積極和自信的態度；「慢」下來一些才能獲得生活的真諦。那樣，整個社會的節奏才會有效地放慢下來。

「慢的樂趣怎麼失傳了呢？」這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著名作家昆德拉在書中的追問。他感慨道：「啊，古時候閒蕩的人到哪裡去啦？民歌小調中的遊手好閒的英雄，漫遊各地磨坊，在露天過夜的流浪漢，都到哪裡去啦？他們隨著鄉間小道、草原、林間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嗎？」確實，大工業的浪潮讓「慢」成為一種奢侈，然而，其所帶來的「快」卻又讓人類付出了不菲的代價。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慢下來，讓工作真正變成一種享受，讓感情真正進入心靈，成為一生的追求和慰藉，改變因為太快而身不由己、來不及思考的「陀螺」態，是在這個浮躁時代保持一份清醒、獨立和幸福的重要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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