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財產申報難在哪裡？

秦建中

     在社會腐敗愈演愈烈的同時，要求官員財產申報和公示的民間呼聲也越來越高。在前幾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就有代表提出《建立官員個人資產申報制度》的議案， 雖然這樣的提案被立法機關以「現階段應在實踐中進一步總結經驗並不斷完善相關制度，積累立法經驗，待條件成熟時，再研究財產申請報的立法問題」為理由一語 帶過，但關注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社會輿論並未就此停息。
     2009年2月2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網民在線交流時說，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正在積極準備之中。這樣的信息無疑再一次興奮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神經，更加大了人們對出台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期待。
     然而，實施官員財產申報的民意儘管已是浩浩蕩蕩，可相關部門的立法規劃卻顯得步履維艱。可以說，種種阻力的出現，不但來自於中國人的文化傳統，而且更來自於官員自身。
     早在1994年，財產申報法就已列入立法規劃，可是一晃十多年過去了，對於中國人來說，官員的財產申報仍然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因為人們知道，自己給自己的權利戴上枷鎖可以說是比蜀道還難。
     儘管今年的兩會期間，各種媒體之上有關財產申報制度的話題被炒得火熱，可一位政協委員先讓老百姓申報財產的最牛反問卻無疑在告訴我們，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中國的瓜熟蒂落還尚需時日。
     有人說，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個「陽光法案」，是最經濟、最有效地「終極反腐」手段。然而，正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能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才會產生出讓大多數官員對這項法案的極大恐懼。
     人們常常嘆息說，240多年前瑞典人就首創了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1883年英國人也第一個立法要求官員申報財產。雖然240多年間，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項行之有效的反腐手段，可在中國要實施這項反腐敗的治本之道為何就這樣難。
     其實，人們在感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中國「難產」的時候，恰恰忘記了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在瑞典，或者是在英國，政治與經濟的變革是同步進行的，在一個社會的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相應的政治體制正在為它保駕護航。
     而在中國，為了發展經濟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由於對權力制約機制的不完善，一些權力的擁有者也加入了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的行列。也正是因為如此， 當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之時，百姓為之歡喜，而官員們則為之變色。有數據表明，當人民群眾對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千呼萬喚的時候，居然有97%的官員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
      因此，雖然出台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大勢所趨，但我們切不可對出台這個「陽光法案」盲目樂觀。正如《瞭望》雜誌發表的《官員財產申報求解》的文章中所說：「陽光法案」要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會倉促出台，也不會遙遙無期，「等不得，也急不得」。
      因為一但出台反腐敗的「陽光法案」，勢必會危及許多官員的切身利益。如何認定官員們積累的家庭財富的顏色，是允許他們通過「陽光法案」將財產由黑洗白，還是對官員們進行「有罪推定」，這不但關係到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能否順利實施，也關係到一個社會的大局穩定。
      有人評論說，財產申報天塌不下來，竊以為，這句話只說對一半。對於廣大民人群眾來說，官員申報財產利國利民，而對於官員們來講，財產申報的後果比天塌下來 還要嚴重得多。可以說，如果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得以實施，將會是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而這一「陽光法案」的實施過程必將是一場影響極其深遠 的社會大革命。

官員財產申報難在，中央高層反對。

難在貪腐，行賄受賄問題不只發生在官員身上，已經演化成一種社會風氣了，也就是常說的「道德淪喪「，不過從官員做起這本身沒錯。

應當從中央做起，公布自己的財產，接受大眾的監督。開放媒體。尤其鼓勵網路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