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流亡政府民主嗎？

３月１０日，達賴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的所謂「『和平抗暴』５０周年紀念集會」上講話稱，「流亡開始，我們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這個具備憲政的流亡組織，已經成為一個高度民主的政府」。

    民主，一個美好的具有普世吸引力的辭彙，令人遺憾地又一次被達賴罔顧事實地盜用了。

    達賴集團武裝叛亂失敗后流亡國外的５０年來，為了迎合西方某些政客的口味，在「流亡政府」實行形式上的「三權分立」，建立了立法機構「西藏人民代表會議」、行政機構「噶廈」和司法機構「最高法院」。

    但是，不管是１９６３年達賴集團正式公布的「西藏國憲法」，還是１９９１年的「流亡藏人憲法」，都明確了達賴在其集團中至高無上的地位，賦予達賴控制和主宰一切政教事務的最高權力。

    不論是「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及其「議長」，還是「噶廈」及其「噶倫」，都必須聽命於、從屬於達賴，達賴擁有對「噶廈」和「人民會議」的一切決議和官員任命的最後決定權。達賴還有權決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開「西藏人民代表會議」。

    達賴一面聲稱自己是宗教人士，一面又甘當行政上的「最高領袖」。在歷屆「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擔任重要職務。目前這一屆「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倫」桑東·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因此，達賴集團的實質並沒有改變，仍然是從舊西藏延續下來的達賴至高無上、僧侶和貴族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專制統治。

    十四世達賴兄弟姐妹共７人。達賴集團和「流亡政府」的政治、武裝、經濟、教育等重要部門和一些派別組織的大權，均為達賴兄弟姐妹所把持。

    從達蘭薩拉「噶廈」成立至今，達賴家族中先後有５人擔任過「噶倫」、首席「噶倫」。近十多年，「噶廈」席位無論是３人、６人還是７人，達賴家族都相應佔據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七分之三的比例。

    例如，達賴二哥嘉樂頓珠曾任「流亡政府」「外交噶倫」和達賴駐美國紐約辦事處首任負責人；達賴妹妹吉尊白瑪曾任「噶廈」的文化、衛生「噶倫」；達賴姐夫黃國楨曾任「噶廈」治安「噶倫」；達賴姐夫的第二任妻子格桑央金擔任本屆流亡政府的新聞「噶倫」。

    達賴家族的專制行為引起國外藏人，尤其是一些貴族和土司、頭人的強烈不滿。《西藏評論》１９９３年４月曾以「且看今朝一張新面孔之民主」為題發表社論，抨擊達賴在搞「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關係」行為。

    達賴說，「作為一位宗教人士，促進宗教之間的和睦相處」是他的「發願」。但是，為了維護自己在「流亡政府」中政教合一的地位，將藏傳佛教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中，達賴借護教之名，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迫害，在藏傳佛教內部及流亡藏人社區壓制信仰自由，造成了一系列暴力衝突。

    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禁止供奉「傑千修旦」護法神。「傑千修旦」護法神是藏傳佛教的一尊信奉了幾百年的神，很多寺廟和信徒家中都有供奉。上世紀９０年代，達賴以該護法神「親漢」、「對西藏的根本大業不利」為名，發出了取締該護法神的指令。

    達賴所為的真正目的則在於打擊和控制國外藏傳佛教其他教派勢力和壓服格魯派內部的反對勢力。

    按照達賴的指令，「流亡政府」派出打手砸毀神像，毆打信徒，強行禁信護法神，對不聽命者，僧人逐出寺廟，官員開除公職，學生停止補助，群眾清出社團。

    １９９８年美國的《時代》和《新聞周刊》報道了達賴在美國訪問時一些僧侶舉行的抗議活動，《時代》刊登了一幅照片，示威者舉的標語上寫著「達賴喇嘛還我宗教自由」。

    去年５月在歐洲竄訪時，達賴受到長期被其打壓的雄天教派信徒的抗議。十三世昆德林活佛說：「達賴經常使用『文化滅絕』形容中國，其實『文化滅絕』最適合形容他對雄天信眾的迫害。」

    歷史表明，「政教合一」「家族專制」是人類文明進程的桎梏，不可能帶來民主。歐洲正是結束上千年的政教合一制度之後，才在工業大革命洪流中進入現代化。達賴集團披的是民主的外衣，裹著的卻是政教合一的實體，實行的是封建色彩濃厚的家族專制，怎麼可能會建立「高度民主」？

西方政要難道不知道這些事實？虛偽到了極點。

大賴子不僅是政治和尚, 更是西藏自治區最大的奴隸主! 可恥之極!
只能騙取傻瓜和西方國家別有用心的政客的假支持!

西方政府才不關心它們是否民主，只關心它們是否能分裂中國，雖然也知道它們做不到，但也沒辦法了，誰叫人家「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