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邀請杜威來華始末

1919年4月27日，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夫人愛麗思和女兒露西乘坐熊野丸號駛離了日本熊本港，前往上海。

事實上，到日本講學時，杜威並沒把中國列在他的遠東之行計劃之內，但在日本期間，杜威接到了北京大學胡適教授的邀請信。恰巧當時北京大學的蔣夢麟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等也在日本，他們登門拜訪杜威夫婦，並以北大、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的名義，向杜威發出正式邀請。

杜威接受邀請后，4月28日《申報》就發布消息說: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自西京來電，定於30日到滬。並稱「博士為世界思想領袖，教育先導」，所以「教育部、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蘇省教育會和浙江省教育會均將派代表歡迎」。

胡適也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實驗主義》一文，系統地評介了實用主義哲學流派的形成、淵源以及主要代表人物的觀點，同時還對實在論、真理論和方法論等實用主義哲學的核心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解說。

關於實用主義的方法，胡適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和小心的求證」，成為流傳至今的一句名言。

上海，在杜威未到之時，公眾——尤其是教育界已經對杜威其人其事耳熟能詳了。

杜威於4月30日下午抵達上海，「到碼頭歡迎者，有北京大學代表胡適、南京高等師範學校陶行知、江蘇省教育會代表蔣夢麟」等人，已經「由江蘇省教育會招待寓滄州別墅」。3天後，胡適在給蔡元培的信中也提到:「博士夫婦於30日到上海，送入滄州別墅居住。這幾天請他們略略看看上海。」

當時，各家媒體還預告說，「五月二三兩日星期五星期六午後3時(暫時)在省教育廳開演講大會，已分送入場券」。不過，5月2日各報又發出「杜威博士演說改期」的更正，不過讓仰慕者高興的是，杜威博士的學生——北京大學胡適博士應江蘇省教育會的邀請，於5月2日(星期五)晚上7時，「在西門外林蔭路該會會所演說實驗主義，以為星期六星期日杜威博士演說之導言」。

5月3日和4日，在江蘇教育會會場，杜威先後作了兩場《平民主義的教育》演講，有千餘青年冒雨趕來，「座為之滿，後來者咸環立兩旁」。

首場演講會由陶行知負責組織，沈恩孚主持會議，蔣夢麟翻譯，潘公展記錄，由此杜威開始了中國的演講之旅，並為各地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留下了許多真知灼見，對實用主義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也是後來流傳很廣的「五大演講」，即:《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思想之派別》、《現代的三個哲學家》和《倫理講演紀略》。

《胡適之演說實驗主義》的演講收入了1926年8月國民書局出版的《當代名人演講集》中。

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孫中山先生與杜威博士竟然也有共同語言，這促使他們於5月12日，在滄州別墅，有了一次少為人知的會晤。

當時，痛定思痛的孫中山很重視杜威前來中國的機緣，而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也已經形成，所以希望這位世界著名的思想家能對自己有所幫助，於是他坦誠地向杜威陳述了自己的想法。

嗣後，孫中山在他所著《孫文學說》一書里講到了和杜威會面一事。他說:「當此書第一版付梓之夕，適杜威博士至滬，予特以此質證之。博士曰:『吾歐美之人，只知知之為難耳，未聞行之為難也。』」孫中山引此文之意主要是用杜威的話作佐證，來證明自己所倡導的「知難行易」說的正確性。通過「質證」，孫中山毫無疑問增加了自信心，強化其重視行動的信念。

杜威當時聽后，也受到了很大的觸動。次日，在給女兒的信中，他講述了當時的情景:前總統孫逸仙是位哲學家，這是昨晚我在與他共進晚餐時發現的。他寫了一本著作，書中說，中國人的軟弱是因為他們接受了以往一位哲學家的說法:「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就是「知易行難」。所以他們不願意行動，害怕在行動中犯錯誤而無所作為。而日本人的力量正在於，他們即便在無知時也去行動，通過自己的錯誤進行認知。這本書以此向人們證明，行動要比認知更為容易。從此信的描述可見，杜威博士對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也抱有濃厚的興趣。

杜威來前，五四運動的萌芽已經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科學」和「民主」成了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潮。杜威的到來，從上海出發，走遍北京和華北、華東、華中11省市，講學15個月，先後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系統地介紹了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知識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和強烈的興趣。

由於杜威的學生胡適和陶行知的幫助，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紙雜誌上。後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彙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使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廣為傳播。

胡適對他的老師中國之行曾經有評價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他甚至還斷言:「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

在中國各地講演

胡適和蔣夢麟知道自己的恩師對中國發生的事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挽留他多呆一段時間，杜威欣然應允。經與他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磋商，定下了一年的期限。後來又延長了一年。杜威在中國居留的時間長達兩年又兩個月，在杜威一生的講學或旅行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

為此杜威重新調整了自己的講演計劃，增添了多方面的內容。這樣，從1919年6月8日開始，杜威先後在教育部禮堂、清華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會與政治哲學講演，十六次教育哲學講演，十五次倫理學講演，八次思維類型講演，三次關於詹姆士、柏格森和羅素的講演。這些講演發表在《晨報》、《新潮》等報刊雜誌上。後來這五大系列講演還被彙編成書，由北京晨報社出版，並在杜威離華之前重版了十次，每版的印數都是一萬冊，在當時產生了轟動效應。

在這些講演中，杜威總想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中國人若想從西方得到啟示，就得從這一點著眼，來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為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在上海時他問及一個中國人對日本佔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杜威到北京后，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去，他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群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問題。

帶著這個問題，杜威的足跡踏遍了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講演之餘，還考察了各地的風土人情。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2月24日，他的女兒露西和伊夫琳也從美國來到了中國，幫助父親了解中國。最後杜威終於發現，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於是杜威有意識地把自己的體會滲透到講演中，想使中國人明白自己的處境。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他說，人們必須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為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還分析了這種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中，他也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的這些觀點在「五四」時期產生了很大影響。

杜威來華時，是作為一個教育家飲譽世界的。在杜威的總體計劃中，教育改造仍然是首要的環節，所以也是他講演的主要組成部分。1919年5月3日至4日杜威首次在上海江蘇省教育學會會場做的講演，實際上就是其教育改造的開始。杜威到北京后，從7月4日開始，在北京男女高師專門開設了《民主主義與教育》的課程。1920年4月，杜威一家又到了南京，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講授「教育哲學」。

蔡元培是最早把杜威的教育思想介紹給中國的人。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張進入中國后，很快就得到了理論界的認同，而宣揚杜威教育哲學最有力的當數胡適、陶行知、陳獨秀、蔣夢麟、鄭宗海等人。尤值得一提的是陶行知，他不但是杜威教育理論的有力傳播者，而且還是其理論的發展者與實踐者。他發揮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原則，結合中國多年的教育實踐，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主張，當時在南京、杭州等地成立的眾多實驗學校，都是在他的倡導、組織下成立的。杜威還親自到其中的一些學校做過考察。1946年陶行知溘然離世，87歲高齡的杜威得到消息后，還特意發來唁電，稱讚陶行知為中國的教育改造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

與羅素雙星相映

就在杜威來中國講學一年之後，即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也來到中國講學。羅素在世界哲學乃至思想界的地位與杜威不相上下。為了使國人有所準備，主辦方請杜威專門介紹一下羅素的思想，於是1919年年末杜威在北京特意做了「當代三大哲學家」的演講，講的是美國的詹姆士、法國的柏格森，再有一個就是羅素。

作為思想界兩大巨擘，杜威和羅素兩人並不陌生。早在1914年4月，哈佛大學著名的形而上學俱樂部舉辦年會，他們就在美國首次碰面。次日宣讀論文後，杜威還參加了對羅素論文的討論會。能在遙遠的東方與故人會面，這本身就有點傳奇色彩，也足以激起他們的講學熱情。結果在以後近一年的時間裡，兩人遊走中國各地，各逞辯才，宣傳自己的思想。往往同一張報紙的同一版面上，兩人的講演錄常常交錯在一起，構成了當時中國文化界的亮麗的風景。

比較起來，杜威在口才上真有些叫人難以恭維。這一點胡適心知肚明，所以他儘管非常佩服導師的學識，也不得不極為婉轉地承認，同羅素的瀟灑自如相比，杜威就顯得木訥得多。杜威說話時斟詞酌句，給人的感覺好像非常吃力。杜威的穿著也很不講究，這一直是他的習慣。他走上講台時，不是領帶鬆鬆垮垮，就是頭髮亂糟糟地披在額上。羅素是和一名女友兼助手一起來華的，兩人在感情與事業上志同道合，但卻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更何況前妻正在萬里之遙的英吉利海峽那邊起訴他。所以羅素當時的心情並不怎麼好，在北京曾一度住進了醫院裡。但這也沒有遮掩住他的演說才華，一旦站在講台上，他仍然神采奕奕，口若懸河，所以他的講學受到熱烈歡迎。

杜威在中國各地做了大大小小無數次講演，均需譯成中文。其譯者北方主要是胡適，南方則基本由東南大學的劉伯明博士負責。在他兩年多的講學即將結束時，1921年6月30日午間，北京大學、男女高師、尚志學會等在北京中央公園來今雨軒為杜威博士夫婦及女公子餞行。杜威的心情非常激動，他在掌聲中緩緩地站起來，說了一番飽含深情的話：這兩年，是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麼時候都多……我向來主張東西文化的匯合，中國就是東西文化的交點。

杜威回國后，仍對中國戀戀不忘，接連不斷地在《新共和》和《亞洲》雜誌上發表有關中國的論文。正像他的女兒簡·杜威後來所講的那樣，中國一直是杜威深為關切的國家，這種關切僅僅次於他自己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