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時代》周刊中國觀察86年

文/連清川

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來，《時代》周刊共有20013篇報道提到了中國。關於中國的封面，一共有59個

1923年3月3日，在《時代》周刊創刊號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孫博士與英國人》的短篇報道。它這樣開頭：「一個星期以前，中國的天空中充滿了醜陋的烏云：據稱孫逸仙博士將借道香港去廣州。英國人會讓他過去嗎？存疑。」這篇只有4段的報道最後發現原來孫博士和英國人的關係蠻好的。

從這裡開始，《時代》周刊在其86年的歷史里，從未間斷過對中國的報道，即便是在中美兩國斷交的歲月里。

2009年3月2日，即將出版的《時代》周刊刊登了Jessie Jiang的報道《北京明信片》，講的是北京一個網路癮君子康復所的故事。另外一個有關中國的故事，是購買美國債券。

86年裡，尤其在過去的30年的歷程中，就像它自己曾經發表的一篇關於中國的報道《靜悄悄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一樣，《時代》周刊的中國報道，靜悄悄地革命了。

數據化《時代》周刊的中國

在《時代》周刊的資料庫中搜索可以發現，截至2009年3月2日的86年來，共有20013篇報道提到了中國。關於中國的封面，一共有59個（《時代》周刊有多個版本，其中包括了亞洲版。亞洲版針對的主要是亞洲讀者，其中關於中國的封面更多。本文的數據統計，僅限於美國版）。

最早的關於中國的封面出現在1924年9月8日，封面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最晚出現的中國封面是2008年3月31日，封面是達賴喇嘛。

在這些封面報道中，政治題材共有55個，社會題材3個，文化題材1個。當然，政治題材中經常也夾雜著經濟、文化、社會等內容。例如，2007年1月22日的《一個新王朝的黎明》中，夾雜著諸多關於經濟和文化的報道。不過，這些封面都非常清晰地表達了它的態度：《一個新王朝的黎明》，其主旨乃在中國勢力的全球擴張。其副標題已然昭彰：正當美國深陷伊拉克，一個新的超級大國已經出現，這裡告訴你如何對付。

而惟一一個關於文化報道的封面上，赫然出現毛澤東身穿LV標誌的中山裝。這個2005年6月27日刊登的專題是《中國的新文化革命：重新塑造我們的世界，一次一個項目》。

59個封面中，42個在1949年之後，之前僅有17個。1979年之後共出現了17個。所有關於文化和社會的封面，全部在1979年之後出現。雖然關於香港的報道出現在1960年11月21日，但在《時代》周刊的眼中，這不是中國報道。

佔據比例最大的封面是政治人物。其中最多的是蔣介石，共登上《時代》周刊封面10次。毛澤東出現了8次，鄧小平出現了9次，周恩來出現了6次。

蔣介石第一次登上《時代》周刊封面是他擔任北伐軍總司令的1927年4月4日，最後一次是1955年4月18日他退居台灣時期。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封面是中國即將解放的1949年2月7日，最近一次是以中國新文化代表的波普形象出現於2005年6月27日。鄧小平於1976年1月19日第二次復出時受到《時代》周刊的關注登上封面，1979年1月1日被評為年度人物。他最近一次登上封面是在1997年3月3日逝世之後。

曾經登上封面的中國人除了以上4人，還有李富春、劉少奇、羅瑞卿、江青、林彪、陳毅、吳國楨（1950年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陳立夫、宋子文、宋美齡（單獨一次，與蔣介石兩次，1938年1月3日被評為年度夫妻）、陳誠、汪精衛、溥儀、閻錫山和吳佩孚。

許多被中國人認為應該亮相的中國事件，並未出現在《時代》周刊封面，例如，1997年的香港回歸。

在創刊的1923年3月，共有17篇報道提到中國，整個1923年，共有91篇報道提到中國。1979年至今，共有6860篇報道提及中國。2008年全年，共有951篇報道提到中國，2009年2月的一個月中，共有110篇報道提到中國。

1972年之後的政治，變與不變

20013是一個龐大的數字，6860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對於一個讀者而言。下面以政治、經濟和文化為主體的採擷，只不過是關鍵年份，1979、 1984、1997、2003和2008年間一些代表性報道的複述。不過，這些報道卻頗能看出《時代》周刊中國報道在視角和語言姿態上的變遷。

「最初，我們就像到了另外一個星球。」1971年，經過了20多年的隔絕，美國乒乓球隊到中國開始「乒乓外交」。《生活》雜誌香港分社社長約翰·沙爾和攝影記者弗蘭克·費希貝克隨同乒乓外交的美國隊來到中國。這是沙爾的感想。

這篇4月26日發表的《兩個竹簾之後的目擊者》，首次向與中國隔絕多年的美國人描述了職業記者眼中的中國。沙爾的敘述，今天聽來就像一場夢幻。「我們看見了一個非常團結而有序的社會和國家——總體上是某種程度的貧窮，但是絕對沒有悲哀，沒有飢餓。」而費希貝克的回憶更加浪漫：「無論在哪裡，人們都非常溫情，健康，圓臉，玫瑰色的雙頰，白色的牙齒。……他們明顯地非常幸福。」

1972年3月6日的封面報道《尼克松中國曆險記》顯然被無法得到內幕消息所困擾。主文中充斥的是對中美兩國關係發展的猜測與懷疑。

這之後的《時代》周刊報道，都聚焦在中國高層政治的起伏和變動，並且憂心忡忡地看著美國政府在這之間進退失據。一直到1979年1月1日鄧小平成為了年度人物。在這篇題為《新中國的遠見者》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中國人融入世界的渴望與焦急的步伐，「他們正在拋棄掉許多舊的意識形態包裹……毛時代神聖的自力更生和不靠外部資源原則一去不復返了。」對中國的了解依然停留在表面上，在名為《超越孔子和功夫》的報道中，記者記流水賬似地告訴他的讀者，中國不再是蔣介石或者小腳太太的時代了。它的疆域、它的人口、它的民族構成，以及它的基本歷史。他很震驚地寫道，中國居然復活了100多年前的口號。一個年輕人問：為什麼西方國家小而強，中國大而弱？答案是因為中國人精神強大而西方了解實用知識。因此，「洋為中用」。

1989年的《時代》周刊，是以中國為封面最多的單個年份。5個封面故事，一個個都聚焦在意識形態上。

1997年，整個雜誌對中國的報道幾乎只關心兩件事情：鄧小平逝世，江澤民是否能夠鞏固中國，將之帶向發展的新高峰？香港回歸，許多人去了加拿大、英國、美國，它的未來前途如何？鄧小平逝世，3月3日，封面報道是《下一個中國：鄧的繼承者能夠把中國變成一個世界可相愛的超級大國嗎？》，這篇向鄧告別的主文寫下了鄧的4句話，留下了一個問號：「致富光榮」，「改革開放必須堅持100年不動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它提問：「不管是對國中之人，還是對美國和其餘的世界，下一個中國的地貌仍然是個非常令人擔憂的問號。」

2003年5月12日，一篇題為《中國失敗的醫療系統》，撇開了眾多的關於政治問題的爭論，探討中國農村醫療體制的問題。記者在結尾中寫道：「《工人日報》批評（陝西某地放鞭炮逐病）說『這種散播迷信的方法是另外一種災難，會打擾和傷害人民』。而真正在傷害農村人民的，是缺乏一個能夠照料他們的醫療系統。」

從2005年開始，美國突然對中國的亞非拉外交敏感起來。2007年1月22日，集此類報道之大成的封面《一個新王朝的黎明》出現。其中以大量篇幅描述中國在緬甸、泰國、安哥拉、委內瑞拉的諸多資源開採行動。一位專家說，「中國不會自己這麼說，但是在他們心裡，我想他們相信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但是，文章的主旨，卻在於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一種觀點認為，不管如何，中國的崛起依然是和平的。中國並沒有挑釁其他國家的主權，也沒有陷入對外侵略。……但是一些觀察家依然恐懼中國與西方的對峙恐怕還是要變成現實，那就是中國國防部隊的現代化和台灣海峽的戰爭陰影。」作者並不擔心這個問題，他認為，中國只是想要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已。「在這個世紀里，美國的權力相對要衰弱，而中國將要崛起。這個蛋糕，早就在烤了。」

2008年的奧運會顯然沒怎麼引起《時代》周刊的關注。對於奧運會本身的報道並不太多。一方面，2008年8月28日的報道是《任務完成，現在怎麼辦？》；另一方面，在《鄧後30年》中，專欄作家邁克·艾略特寫道：「想想，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帶著他們的好和壞，美與丑，重新加入了人類發展的主流，而之前的幾個世紀，他們一直站在旁邊。……這是我們時代的偉大故事。這是我們的故事，每個人的故事——不僅是中國的。而這，是鄧的遺產。」

在關於中國的政治報道中，《時代》周刊一直彷徨在歡呼與憂鬱之間。權力的交轉、民間的興起、公民的形成，都是它的話語。但是幾乎沒有一年，《時代》周刊不以民主、自由、社會主義這樣的字眼為標題報道中國，並且幾乎全為負面。

從宴會到宴會的經濟眼

1979年，中國的大門已經打開了。這時候，美國的商人成群結隊涌了進來。不過，他們發現了一個重大的問題：他們喝不了太多的茅台酒。這不是開玩笑。 1979年2月19日，在《如何和中國人做生意》的報道中，社交問題被當成重大注意事項提了出來。「中國人會邀請美國客人參加最少一次宴會，這些宴會上他們會提出很多次關於『友誼』的祝酒，每一次祝酒都伴隨著乾杯。禮儀要求祝酒的人和代表團團長必須真的乾杯。」這篇稿子是美國人投資中國的指南，從如何申請進入中國開始。「除開眾多的混亂，」文章對在中國投資的總體評價：「一些規則已經顯現出來：耐心、友好，最重要的是，做好準備：對於一個在其他地方需要6 個月的談判，在中國，多預估兩個月。」那個時候，許多的交易在談，賓館、鐵礦、飛機、採油，包括可口可樂。樂觀的估計是，1985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將達到60億美元。可是有人很懷疑，「北京對進口消費產品沒有興趣，那些可樂最終的消費者會是外國遊客。」

1984年裡根訪華的時候，《時代》周刊饒有興趣地對中國經濟表示樂觀。4月30日的《資本主義在形成》，記載了一個當時流傳甚廣的民間故事：有一天，鄧小平帶著孫子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讓他叫「伯爺爺」，小孫子拒絕了。鄧說：「你為什麼不給他個蘋果呢？」小孫子拿過毛遞給他的蘋果咬了一大口，甜甜地叫道：「多謝你，伯爺爺。」

鄧小平說道：「你看，這就是激勵能夠做到的。」

那年，深圳建造了第一個高爾夫球場。湖南湘江國營農場里的200戶人家，126戶買了電視，112戶買了錄音機。「在城市，在鄉村，來自西方的許多生活方式正在改變中國的面貌。在北京，女性會花20元美金作美容手術，使眼睛變大，或者做雙眼皮，或者墊高鼻子。男人們想都不想，就花5 美金戴上一個蛤蟆鏡。……並不奇怪，這股新的財富潮流正在創造中國版本的豐裕社會。」結論：在毛過世之後8年，鄧已經把只要足夠刺激，就能讓人民生產更多的革命性觀念植入中國。12月3日，《時代》周刊報道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價格雙軌制，以及其所產生的后坐力。記者略微提到了這個政策所導致的搶購潮，同時用大量筆墨描寫了經濟市場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包括1949年以來第一個外國人被任命擔任國營工廠顧問，以及政企分開的新舉措。

1997年，《時代》周刊幾乎沒有關注中國的經濟。不過，2月20日有一個小稿子《生意如常》，說的是香港、北京和台北的股市在鄧小平逝世的第二天全面上揚，也許，這是對鄧的「最大致敬」。

2003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1月6日，題為《中國股市的新警察》的報道，講了一個重慶的退休工人、職業股民的故事。1999年，他在《人民日報》鼓勵人們投資股市的時候，投入了他一生的儲蓄4萬美金，現在蒸發了60%。從前，中國股民都在期待政府托市，現在政府卻要股民自己承擔。尚福林彷徨在加強市場監管和放鬆民企入市的矛盾之中。到了12月22日，入世對美國的副作用顯示出來。《貿易的拔河》從地球兩邊的競爭者開始講起。一邊，美國的北卡羅來納州兩年間失去了3萬7千個紡織工作崗位，美國紡織公司的CEO正在發愁他就是下一個；另一邊，金華內衣公司的楊榮（音）卻擔心他的訂單太多了趕不過來。美國人對中國有諸多指控，包括傾銷、勞工利益等等，但得益的不僅僅是中國公司。回應美國的指控，中國取消了一項出口退稅，結果引發了摩托羅拉的不滿。「當多數國家在貿易中干並不合法的勾當的時候，中國並不特別喜歡貿易欺騙。……中國更加對國外投資和進口開放……很少有國家像它這樣冒如此之高的風險擁抱全球化。 」

2008年，中國的事情太多，《時代》周刊出現了900多篇關於中國的報道。到了下半年，關於中國金融與美國金融危機之間的聯繫，尤其是中國將如何參與救世、如何幫助美國渡過難關的報道眾多。最典型的標題是10月13日的《中國的現金能夠拯救世界的銀行嗎？》。有意思的是，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時，8月 10日，《時代》周刊又報道了兩場宴會，這一次沒有茅台酒。一場發生在紫禁城裡的建福宮花園，由香港恆隆地產董事長陳啟宗操辦，嘉賓有吳儀、基辛格和老布希；另外一場由地產商潘石屹、張欣夫婦主辦，嘉賓有百度的李彥宏、原MTV中國總裁李亦菲，還有默多克和鄧文迪夫婦。這兩場宴會當然和1979年的土氣宴會大為不同。「關鍵的並不是這些宴會僅僅潮流舒服，國際化裝飾。他們這些人，在創造這些。」這篇報道的題目叫《北京的晚宴與革命》。

世界進入中國與中國進入世界的文化

1979年，樣板戲剛剛結束的時代，小澤征爾帶著波士頓交響樂團到了中國。「如果說波士頓交響樂團8天的中國旅程在上海順利展開的話，那麼它在征服北京中結束。」4月2日的報道《關於翅膀和剪刀》中這樣寫道。這場演出的觀眾，包括了鄧小平、外交部長黃華、副總理方毅和宋慶齡。但這次的演出有些為難了小澤，因為他是和中國愛樂樂團合作。他這樣評價中國的鋼琴家劉詩昆和中國同行：「他們演奏得太快，並且樂章的結束持續不夠長。也許這和他們的語言有關係，因為他們使用方塊字而不是連續的句子。」那年，另外一個事件在北京掀起了颶風：皮爾·卡丹帶著他的整套設計和模特隊來到中國。最起碼《時代》周刊的記者是這麼認為的。這篇題為《巴黎時尚來到北京》的報道這樣形容當時的北京時尚：「這個國家清瘦、整潔的女性們不擦香水，不戴首飾，不抹指甲油，也不畫她們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們穿著幾乎一樣的白襯衣，沒有形狀的藍褲子和男人一樣的拖鞋在街上行走。」而皮爾·卡丹的衣服呢，「有開衩至大腿的衣服，透視裝，以及露肩的上衣。」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中國代表團實現了零的突破。從這時起，《時代》周刊已經開始擔心兩國之間的體育實力的競爭。8月20日，《飛躍、優雅的慢速》，說的就是美國跳水隊對中國隊實力的恐懼和應對。「從1980年開始，中國就開始派出強大，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好的跳水隊參加國際比賽了。」儘管女子跳板最後中國隊僅獲得第4、第5名，但是中國隊的兩個小將已經嚇了美國人一身汗。那時的跳水傳奇，男子冠軍洛加尼斯已經快要走到盡頭了，中國的譚良德緊隨其後。在女子10米跳台上，中國終於讓美國人噩夢成真：周繼紅擊敗了美國對手，取得了中國的第一塊跳水金牌。美國人說，「她跳下去的時候，幾乎沒有驚動水面。」

2003年，中國興奮的事情太多，入世，奧運，世博。這時，有一個美國人正悄悄在北京賺錢，用的是中國人的方式：他收集了一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文物」，裝飾之後高價賣給中國人。這個當年41歲的紐約人勞倫斯·勃拉姆，在北京開著一家名叫新紅資俱樂部的酒吧，和一家「新紅資客棧」。他還擁有江青當年的紅旗牌坐駕。《變現毛懷舊》里，講的是他的發財故事，和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人生活中的投影：新紅資俱樂部里，堆放著許多當年北京高級官員使用過的物品，電視里放著《東方紅》和《紅色娘子軍》。勃拉姆說：「我想做的是重建當時的情緒，一個1950年代理想主義建設新中國的純真年代。我想抓住實質：當時人們如何生活，領袖們如何做決定。」記者發現，紅衛兵是他的主角，那不是50年代的純真，而是60年代的癲狂。

2003年，姚明進入NBA已經一年。他在上海東方大鯊魚籃球隊的位置空下來了，不過當時已經被填上。填補他的空缺的，是一個NBA來的人，25歲的丹尼爾·雷蒙德·麥克林托克。丹尼爾從北亞利桑那州大學籃球隊出身，在丹佛掘金隊短暫效力，打了6場球就被拋棄了。《那個成為「姚明」的人》，敘述的就是丹尼爾在姚明曾經的位置上，而兩個人如此翻天覆地地掉了個個的故事。姚明已經成為NBA的天皇巨星，丹尼爾的生活卻帶著姚明的陰影。他倒很坦白：「他們（大鯊魚）只是在找一個好的球員來幫忙，而不是替代姚明——那是我穿不進的鞋子。」在那場和香港飛龍隊的對抗中，丹尼爾打了上半場，得了25分。「大鯊魚贏了，122：108。在那個時刻，姚明不過是個記憶。」

30年過去之後，小澤征爾已經去世。當年的高層觀眾，都已然逝去。雖然劉詩昆依然演出，但是已經沒有太多人了解他。現在是郎朗的時代。2008年11月6 日《伯恩斯坦在北京：中國的古典音樂爆炸》描述了一個為西方古典音樂而瘋狂的中國。從紫禁城的普契尼，北京音樂廳的狄多與埃涅阿斯，王府井教堂的亨德爾的《彌賽亞》，到保利劇院的瓦格納的《唐豪瑟》。「中國有5000萬孩子在學樂器。20年後，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音樂之國。」今天，在中國，世界最頂尖的樂團都在預約時間表演，而余隆（北京愛樂樂團藝術總監、北京國際音樂節創辦人）這樣的人，正在把最好的音樂帶進中國。

1979年1月1日鄧小平成為了年度人物。在這篇題為《新中國的遠見者》中，大量篇幅描述的是中國人融入世界的渴望與焦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