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越自衛反擊戰三十周年專輯】一、中越交惡

2009年2月21日

一、中越交惡

·毛澤東決策援越抗法始末
·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始末
·揭密中國人民解放軍抗美援越歷程
·抗美援越：中國犧牲四千人，無償援助二百億美
·毛澤東「抗美援越」真實意圖：突破美蘇圍堵
·中蘇關係與中國的援越抗美
·讀《中越戰爭的真實資料》雜感——越共與黎筍
·越南入侵柬記實：稱霸東南亞的「帝國」之夢
·狂妄的挑釁：越軍不斷製造流血事件
·1978年期間發生的越南排華故事
·新華社述評：越南反華武裝挑釁的國際背景
·美蘇檔案解密：中越兩國反目成仇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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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21日

毛澤東決策援越抗法始末

　　對於抗美援朝，人們已經很熟悉了。而與抗美援朝幾乎同時進行的援越抗法，對於讀者來說則相對陌生。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亞洲二戰後第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獨立國家。為了反對法國殖民主義者捲土重來，越南人民堅持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抗法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應越共中央的要求，毅然做出援越抗法的重大決策。整個援越抗法過程，都凝聚著毛澤東主席的智慧和心血。

　　胡志明親自到北京和莫斯科找毛澤東和斯大林尋求軍事和經濟援助。

　　新中國成立后，對中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美帝國主義從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兩個方面對中國構成包圍、鉗擊之勢，嚴重威脅著中國的安全。此時，越南抗法戰爭已進入第四年，法國侵略者憑藉軍事技術的優勢和美帝國主義的幫助，佔領了越南全國絕大部分城市和交通要衝，封鎖中越邊界，越南抗戰形勢十分嚴峻。

　　1949年12月上旬，胡志明派遣兩位越南特使帶著他的親筆信秘密來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軍事、經濟援助的請求。毛澤東12月6日起已去蘇聯訪問，周恩來隨同出訪，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鑒於中越兩黨兩國之間的通訊和交通極為不暢，劉少奇決定派遣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羅貴波為中共中央的聯絡代錶帶著工作人員赴越南，溝通兩黨之間聯繫。

　　1950年1月30日，胡志明秘密抵達北京。當晚，劉少奇、朱德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設宴盛情歡迎胡志明主席並進行了會談。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國提供軍事、經濟援助的請求。2月3日晚，胡志明從北京乘火車去莫斯科，希望親自與斯大林和毛澤東商談關於越南的一些重大問題。2月6日晚，胡志明抵達莫斯科。

　　雖然越南民主共和國已於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獨立，但由於法軍的入侵，國際上還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毛澤東在與斯大林會談時，提出請各社會主義國家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而斯大林則認為這樣會刺激各帝國主義國家，增加對越南的壓力。毛澤東則認為，承認越南民主共和國可以長自己的志氣，滅帝國主義的威風。毛澤東很快便兌現了其諾言，中國第一個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由於中國的帶頭，隨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和越南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斯大林很清楚胡志明此次莫斯科之行的目的，他希望把援越的重任交給中國來辦。毛澤東認為，越南需要的主要是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物資，中國不一定都能滿足其需要。毛澤東希望蘇聯也給予越南援助，但斯大林怕引起國際糾紛而不同意。

　　胡志明建議蘇聯為越南提供10個步兵師和1個高炮團的裝備。斯大林不同意，認為應由中國來承擔。毛澤東出於國際主義的考慮，表示同意：「越南需要10個師的裝備抗擊法國殖民者，目前須在越北方首先裝備6個師。越南可以立即派人前往中國領取武器裝備。廣西將是越南的直接後方。」胡志明希望像中蘇之間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一樣，也與蘇聯簽訂一個類似的條約，遭到斯大林的拒絕。

　　2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與胡志明一道乘火車離開莫斯科回北京。行程中，胡志明忐忑不安地向毛澤東問起了援越這個敏感的話題。毛澤東表示，作為兄弟黨和近鄰，援助你們軍事物資是應該的，但還要由中央做決定。胡志明誠懇地說：「我們更缺乏懂得戰略戰術的指揮員，希望中國能派出軍、師、團、營各級軍事顧問，幫助我們訓練部隊和指揮作戰。」毛澤東說：「中國的軍事幹部多是土生土長的，你們如果實在想要的話，也只能是『土顧問』啊。」胡志明說：「『土顧問』我們也要，我相信他們能幫助我們打敗法國人，你們不是把美國全力援助的國民黨軍隊消滅了嗎?」

　　毛澤東向胡志明表示，你最好和武元甲同志(按：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商議后提出一個具體的方案，我們中央也要具體研究一下，做出正式的決定。

　　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認真研究了中國援越抗法的問題。儘管中國的國民經濟也亟待恢復，追擊國民黨殘餘勢力和剿匪，接管城市，比蘇聯的困難更大。即使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為，越南民族解放事業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我們有責任予以支援和幫助，這也是鞏固中國革命勝利、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包圍所需要的，毅然決定向越南提供無私的和無償的援助。

　　毛澤東說：「我們援助越南是完全無償的，沒有任何條件」

　　1950年3月9日，中共中央駐越南聯絡代表羅貴波與胡志明、武元甲等越南領導人商議后一致認為，為援助越南，就必須打通中越邊界的交通，以保證援越物資能順利運往越南。越共中央決定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老街地區組織一次戰役，殲滅那裡的法軍。羅貴波致電中共中央，提出選調若干軍、師、團、營幹部擔任越軍軍事顧問的建議。

　　中共中央接到羅貴波的電報后立即召開會議商議。中央領導人很快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毛澤東強調指出：「我們援助越南是完全無償的，沒有任何條件。我看凡是越南實際需要，就儘力提供，物資要給，軍事顧問也要派。」

　　中央軍委在二野、三野和四野挑選了一批幹部作為軍事顧問，並任命三野十兵團政委韋國清擔任中國援越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是三野名將，在三野中享有「小諸葛」之稱。6月27日，韋國清率軍事顧問團20餘名顧問、秘書、機要人員來到中南海豐澤園頤年堂。劉少奇、朱德親切接見了他們，作出具體的指示。因毛澤東夜間持續工作，現在剛剛睡下，大家便沒有打擾他。

　　在接見快結束之時，毛澤東走了進來：「哎，睡不著啊。」毛澤東和顧問團韋國清、梅嘉生、鄧逸凡等人一一握手，親切地詢問他不熟悉的人的姓名、年齡、職務等個人情況。大家都熱切地希望毛主席能做出指示。毛澤東作了詳細的談話，對中國軍事顧問團赴越南工作的意義、任務和指導思想以及工作方式等方面作明確的指示。

　　對於顧問團在越南的工作，毛澤東作了仔細的交代：「怎麼當好顧問，這要認真研究。顧問就是顧問，實際上就是參謀，給人家的領導同志當好參謀。參謀就是出主意，想辦法，協助領導。不可包辦代替，更不能當太上皇，發號施令。……要多向他們介紹經驗教訓，少講『過五關斬六將』。在幫助人家過程中，要經常檢查自己的言論和行動。」接見結束后，韋國清率各級顧問趕赴南寧集中。8月9日，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張雲逸親自為他們壯行。8月12日，中國軍事顧問抵達越軍邊界戰役前線指揮部。

　　9月24日，羅貴波返回北京彙報工作。在接見他時，毛澤東說：「越共中央長征同志來電報，催你儘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當他的總顧問。你要做好在越南長期工作的思想準備。」周恩來說：「中央已內定你是將來的中國駐越南的首任大使。」當劉少奇插話說要羅貴波當中國援越顧問團的總顧問時，毛澤東說：「當總顧問不能照搬蘇聯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國，你不能照搬中國這一套。一切要從越南的實際出發，在人家面前要老實、誠懇，我們革命成功的經驗要介紹，失敗的教訓也要介紹。」
　　
　　在事關援越重大軍事問題上，毛澤東給予了很大的關注。
　　
　　在中國軍事顧問團在越南幫助指揮戰役的決策上，毛澤東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不時予以具體的指導。1950年8月，陳賡到達越南軍隊即將發動邊界戰役的前方指揮所。關於如何選定戰役的突破口，越南人民軍中從上到下都主張先打法軍苦心經營的軍事重鎮高平。陳賡、韋國清和中國軍事顧問團認為以越軍目前的實力，是無法拿下高平的，主張先打高平的外圍據點東溪。經過耐心說服，越軍幹部接受了這個建議。

　　9月16日，攻克東溪的戰役打響了，翌日便攻克東溪。10月3日，當駐守高平的薩克東兵團棄城南逃，企圖與援助的勒巴熱兵團會師時，陳賡認為必須首先消滅勒巴熱兵團，爾後轉移兵力殲滅薩克東兵團，不能讓他們會合后南逃。但越軍在追擊過程中行動遲緩，越軍總參謀長武元甲認為部隊已連續打了四天仗了，非常疲勞，要求休息一下再打。經驗豐富的陳賡堅決反對：「這樣的仗再不打，就沒有仗可打了」。二人僵持不下，陳賡立即致信胡志明主席，同時給毛澤東發電陳述己見。

　　胡志明支持了陳賡的意見。10月6日，毛澤東複電陳賡指出：「你們除對東溪西南之敵必須迅速、堅決、徹底加以消滅，即使傷亡較大也不要顧惜，不要動搖(要估計幹部中可能發生此種情況)。此外，並要對高平逃敵確實抓住，不使逃脫。並要說明諒山等處可能出援之敵有所布置。只要上述三點處理恰當，勝利就是你們的。」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也在胡志明的鼓勵下，越南軍隊士氣大振，全殲法軍勒巴熱兵團和薩克東兵團，打開了中越邊界交通線，極大地改變了北部戰場的敵我戰略態勢。

　　1951年冬，朝鮮戰場的局勢已趨於平穩，毛澤東得以有較大的精力關注越南的戰局。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先開闢越南西北戰場，先奪取西北和上寮地區，爾後向中南部發展，奪取紅河三角洲。的確，越南西北部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奪取了西北地區，便可以與越北解放區聯成一片，形成穩固的戰略後方。且西北地區法軍只有8個營又41個連的兵力，守衛著144個據點，兵力薄弱。

　　毛澤東與劉少奇商議后，把向越南黨中央提出此建議的使命交給了羅貴波。羅貴波向胡志明主席轉達了中共中央的建議。胡志明接受了這個建議。9月下旬，胡志明秘密訪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當面向他提出關於越南抗法戰爭總戰略的建議。胡志明表示完全贊同。胡志明認為，即將開始的西北戰役事關重大，最好請以回國養病的韋國清同志再去越南，幫助打好這一仗。毛澤東爽快地答應了。

　　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預見是正確的。到12月10日，西北戰役結束，越南人民軍取得了豐碩的戰果，共殲敵1．38萬人，解放了2．8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5萬人口。西北戰役的勝利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關心下取得的，正如韋國清在12月17日就西北作戰情況致電中共中央軍委時所說的「從義路到安州作戰，全根據毛(澤東)、彭(德懷)指示原則，集中優勢兵力火力，主動發起攻擊作戰……」

　　在中國軍事顧問的幫助和越南人民軍的浴血奮戰下，法軍在西北和上寮接連遭到殘敗，法國駐印支遠征軍總司令沙朗被撤職，納瓦爾將軍接替了沙朗的職務。納瓦爾推出其所謂的「納瓦爾計劃」，企圖在兩三年內扭轉戰局。法國政府也抽調了12個步、炮兵營增援，使法軍在印支共集中了84個營的兵力。美國政府也投入4億美元，組建越南偽軍，支持法軍。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越南戰局極為關心。8月下旬，中共中央致電羅貴波，闡述了今後的對策：「首先消滅萊州地區之敵，解放寮北地區和寮中地區，然後逐步將戰場推向寮南地區及高棉，威脅西貢。這樣做，就可以縮小偽兵源、財源，分散法軍兵力，使之陷於被動；同時擴大人民軍本身，主動地各個殲滅敵人和逐步地削弱敵人。這是奪取越北平原的先決條件。」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完全贊同中共中央所提的戰略方針。

　　為貫徹這個戰略方針，中共中央再派韋國清為軍事總顧問赴越。10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在書房中再次接見了韋國清，彭德懷陪同接見。毛澤東問韋國清：「你對納瓦爾計劃有什麼看法？」韋國清簡要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問：「中央在8月底給羅貴波的電報你看了嗎？」彭德懷說：「我叫人拿給他看了。」毛澤東問道：「羅貴波來電說，胡志明對這個建議是贊成的，他們政治局也作了決定，可是越南軍隊的冬季作戰計劃遲遲定不下來，這是怎麼回事？」韋國清分析道：「去年西北戰役前，越南軍隊高中級幹部中，可以說多數人不願意去西北作戰。主要是怕艱苦，怕困難，缺乏戰略眼光，認為西北地廣人稀，是個窮地方，就是解放了，也沒有多大意義。越南軍隊總後勤部主要負責人竟說，顧問團積極主張解放西北，是因為對中國有利，可以剿滅那裡的國民黨殘匪，不再騷擾雲南邊境。真是奇談怪論。」

　　毛澤東說：「他們想走直路，可是這條路怕走不通。目前就解放紅河三角洲，條件還不成熟。還是要走一條迂迴曲折的路，才能到達目的地。這是中國幾十年的革命經歷所證明了的。我看越南革命也沒有直路可走。你回去后，還要對人民軍的高級幹部多做些解釋說服工作。」毛澤東接著還詳細談了今後關於中南部作戰的計劃。這實際上就是以後奠邊府戰役的藍圖。彭德懷還要求韋國清將總參謀部截獲的納瓦爾軍事計劃的法文文本帶回去給越南的同志看看。

　　10月27日，胡志明接見了返越的韋國清。胡志明說：「納瓦爾軍事計劃法文本對我們很有幫助，使我們在全局上更了解敵人。武元甲同志看過納瓦爾計劃后，受到不小的震動，表示他思想搞通了，完全擁護先解放西北、上寮並逐步向南推進的戰略方針。」接著，韋國清、梅嘉生、茹夫一等中國軍事顧問會同武元甲等越方將領，制定了新的作戰計劃。韋國清與武元甲議定，調整作戰計劃，整個西北戰役作戰分兩步走。先打萊州，再戰奠邊府。在進攻奠邊府時，需要增調步兵和重炮兵、高射炮兵以及工兵。

　　為了實現冬季作戰計劃，11月19日到24日，越軍總軍委召開了高級幹部會議。這也是越南抗法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會議。12月6日，胡志明主持召開越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羅貴波、韋國清列席會議，對越軍總軍委的作戰方案進行了審議，決定發動奠邊府戰役，並決定成立了以武元甲為書記和總指揮的奠邊府前線黨委和指揮部，成立以政府副總理范文同為主席的「中央前線供給委員會」，以保障戰役後勤。

　　對於奠邊府戰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給予大力支持，答應提供所需的物資供應。根據韋國清、梅嘉生的要求，在廣西邊境，為越軍運送彈藥的卡車日夜不絕。在雲南南部，由中國援助的大批糧食集中起來，運往與萊州、奠邊府最近的金平縣境內囤積。在越南抗法戰爭中，中國是惟一向越南無償大量提供援助的國家，從槍炮子彈到瓷杯毛巾是傾其所有。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援助越南人民軍槍支15．5萬餘枝(挺)，槍彈5785萬發，火炮3692門，炮彈108萬多發，手榴彈84萬多發，汽車1231輛，軍服140多萬套，糧食及副食品1．5萬噸，油料2．6萬噸，以及大量的醫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國軍事顧問甚至配屬到了越軍連一級單位。只要是越方提出的要求，毛澤東始終是全力支持。

　　1954年3月13日，越軍發起奠邊府戰役。5月7日，奠邊府法軍司令卡斯特里率部投降，戰役勝利結束。此役共殲滅法軍1．6萬人，擊落擊毀飛機62架，使法軍在印度支那的精銳兵力幾乎喪失殆盡，從根本上動搖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7月22日，越法雙方下令停火，歷時8年多的越南抗法戰爭勝利結束，印度支那和平得到恢復。

　　1954年8月，印度支那停戰協定簽訂后，中共中央正式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9月1日，首任大使羅貴波向胡志明遞交了國書。中共中央向越共中央提出逐步撤銷中國軍事和政治顧問團的建議。越共中央表示同意。根據越方的建議，1955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和外交部聯合發出了《關於撤銷我國駐越軍事顧問團和改派軍事專家的決定》，在撤回軍事顧問后，改派軍事專家。

[ 本帖最後由 一個中國人 於 2009-2-22 16:37 編輯 ]

2009年2月22日

中國軍事顧問團援越抗法始末

　　很多人都知道我國上個世紀50年代的抗美援朝，但說起援越抗法，則知之甚少。

　　50年代初，我國曾經派遣以韋國清為團長的中國軍事顧問團，援助越南的抗法戰爭，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史實。

　　一、中國援越軍事顧問團的組成與撤銷

　　1950年1、2月間，印度支那共產黨（次年改稱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訪問蘇聯，與斯大林和當時在蘇訪問的毛澤東商討有關越南革命的重大問題。毛澤東、胡志明返回北京后，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請求，其中包括給予軍事物資援助和派遣軍事顧問團幫助越南抗法戰爭。應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中共中央決定，向越南提供軍事裝備和軍事物資援助的同時，派遣軍事顧問團，協助越人民軍組織、指揮作戰和幫助越軍建設。中央這一決策，與隨後派遣志願軍入朝抗美援朝作戰一樣，是建國后我軍首次對外軍援的重大決策。

　　中越兩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為了支援兄弟黨和友好鄰邦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剛剛取得全國勝利、正面臨各種困難的情況下，毅然作出決定援助越南，在物資和軍事上給予無償幫助，並立即派遣羅貴波為中共中央聯絡代表赴越，與印支共協商援越抗法的重大事宜；派遣以韋國清為團長，梅嘉生、鄧逸凡為副團長的中國軍事顧問團，協助越人民軍指揮作戰和幫助越軍建設。隨之又派陳賡為中共代表，赴越協助指揮打開中越通道的邊界戰役和負責統一處理對越軍事援助的有關事宜。4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從全軍選調有一定實戰經驗和政治水平的各類幹部59名，連同其他工作人員共281名，組成軍事顧問團。7月，軍事顧問團在南寧正式成立，為便於保密，軍事顧問團不對外公開，以"華南工作團"為代號。7月上旬，陳賡率從二野選調的軍事顧問人員從雲南方向入越。隨後8月11日，軍事顧問團從廣西靖西進入越南，於8月12日拂曉抵達越南高平省廣淵越軍總部。中國軍事顧問團在聽取越軍總部關於越人民軍情況介紹和對顧問團的工作建議后，宣布了組織分工；顧問團下設軍事、政治和後勤顧問組；韋國清任越南總軍委和越軍總司令顧問，梅嘉生任軍事顧問組組長，鄧逸凡任政治顧問組組長，馬西夫任後勤顧問組組長，並分別擔任越軍總參謀部、總政治局和總供給局顧問，同時向越人民軍的3個主力師派出了顧問組。9月16日，邊界戰役打響，10月23日勝利結束。11月1日，陳賡完成既定任務后回國。

　　1951年6月，京平戰役結束后，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因病回國休養，鑒於他暫不能回越南工作，1952年5月29日，中共中央任命羅貴波（援越政治顧問團團長）兼任軍事顧問團團長，梅嘉生為第一副團長，鄧逸凡為第二副團長。6月16日，軍事顧問團與政治顧問團機構合併。同時，應越方要求，中共中央決定，又從人民解放軍中陸續選調10餘名師團幹部赴越，充任人民軍各總部和師級機關顧問。根據聶榮臻等同志建議，12月6日，經毛主席批准，將韋國清、羅貴波所率幹部合併組成顧問總團，羅貴波為總顧問，設一副總顧問負責軍事方面的工作。為便於工作與歸口管理，195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韋國清為軍事總顧問，負責幫助越人民軍作戰和軍隊建設工作，羅貴波為政治總顧問，負責幫助越南地方黨政建設和政策方面的工作。不久軍事顧問團與政治顧問團機構分開。10月25日，韋國清病癒返越，隨即與越方研究冬季作戰，幫助越軍研究攻取萊州，並進攻上、中、下寮和西原北部地區的冬季攻勢作戰部署。

　　1954年7月22日，越南抗法戰爭勝利結束。同時，為加強越人民軍特種兵建設，中央軍委派出炮兵、工兵顧問組，幫助越軍裝備、訓練炮兵和工兵部隊。8月25日，中共中央決定建立中國駐越南大使館。9月1日，中國駐越大使館正式成立，首任駐越大使羅貴波向胡志明主席遞交國書。

　　鑒於越南人民已取得抗法戰爭勝利，人民軍建設已開始走向正軌，援越任務已經完成，中共中央考慮撤銷軍事顧問團和政治顧問團。9月中旬，中國駐越大使羅貴波向越南勞動黨中央轉達了中共中央關於逐步撤銷軍事、政治顧問團的提議，徵求越方意見。越南勞動黨中央討論后，表示同意撤銷顧問團的機構與名稱，贊成今後公開聘請顧問，但認為軍事系統顧問不宜採用公開聘請的辦法，仍應以秘密方式工作。

　　1954年10月10日河內解放。同月下旬，中國軍事顧問團隨人民軍總部進駐河內。根據中共中央逐步撤銷軍事顧問團的決定，正在國內休假的副總顧問梅嘉生和部分師、團顧問不再回越南工作。

　　1955年7、8月間，劉少奇、鄧小平就中央關於撤銷軍事顧問團問題對在京休假的韋國清同志作了傳達和指示。8月下旬，韋國清離京回到河內，向軍事顧問團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逐步撤銷顧問團的決定，顧問團黨委並就貫徹中央的決定作了具體安排，決定顧問團人員分三期撤離回國，於次年初春撤完。受聘的軍事專家和技術人員交由大使館武官處領導。根據上述安排，副總顧問鄧逸凡完成在越工作任務后。於1955年9月中旬同部分顧問人員離開河內回國。

　　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撤銷軍事顧問團的決定和越方要求，1955年12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外交部聯合發出《關於撤銷駐越軍事顧問團和改派軍事專家的決定》，並指定王硯泉為專家組組長，國林之為專家組黨委書記。同時，彭德懷就撤銷駐越軍事顧問團一事函告武元甲，具體闡述了軍事顧問團的撤銷問題。信中說："越南的和平已經實現，越南人民軍經過八年抗戰的鍛煉，不論在作戰和訓練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並取得了相當豐富的作戰經驗，奠定了走向現代化正規化的良好基礎。為了適應上述情況，我們認為需要改變目前由中國派遣軍事顧問團的組織機構。如果人民軍尚有某些工作需要幫助，而我們又可能幫助的話，則改派專家性質的幹部前往進行幫助。"信中最後說，"根據您的提議，韋國清同志再去河內一個短時期，協助總軍委在北京所討論的一些必要工作。這些工作完成後，即請讓他返回北京。"韋國清攜彭德懷致武元甲的信，於1955年12月29日由北京抵河內，繼續幫助人民軍安排中、越、蘇三方在北京討論的工作。1956年1月13日，軍事顧問團又一批人員回國。韋國清在完成工作任務、並參加了人民軍高幹會議、聽取了越方對今後工作的要求和意見后，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於3月中旬，與最後一批顧問人員離開河內回國。

　　至此，中國軍事顧問團勝利完成援越使命，各項工作全部結束，顧問團機構撤銷。

　　二、軍事顧問團的使命

　　軍事顧問團入越前，根據越方要求和當時越南抗法戰爭的形勢，中共中央賦予軍事顧問團的任務，一是幫助越南打勝仗，驅逐法國侵略者；二是幫助越南建設正規軍隊。1950年6月27日，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了軍事顧問團負責人韋國清、梅嘉生、鄧逸凡和部分團以上幹部及工作人員，對軍事顧問團援越工作的意義、任務及指導思想等作了重要指示，並就工作態度、工作方法、思想作風以及與越方團結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毛主席說：你們到越南去當顧問，是執行光榮的國際主義義務。中國革命已經取得勝利，但越南人民還在法國殖民者的鐵蹄下受苦受難，我們應該去幫助他們。顧問團的任務是協助越軍指揮作戰，主要協助組織指揮運動戰和較大規模的正規戰，幫助他們打勝仗；幫助越南組織建設一支革命化的正規軍隊。他接著對顧問團的工作方法等作了明確指示：當顧問就是當參謀，要多作調查研究，出主意，想辦法，但不可包辦代替，更不能當"太上皇"，發號施令，一定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誠心誠意地幫助他們，要尊重他們，團結他們，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中國人民的事業來辦。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針、部署，從1950年8月至1956年3月，中國軍事顧問團在援越期間主要進行了以下工作：一是協助人民軍組織、指揮作戰，奪取抗法戰爭勝利。根據中央的指示和越南抗法戰爭的實際，軍事顧問團始終把幫助越南人民軍指揮作戰，不斷奪取戰役、戰鬥勝利，打敗法國侵略者，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從1950年8月軍事顧問團抵越，到1954年印支停戰，人民軍先後舉行了邊界、中游、東北、京平、和平、西北、上寮、奠邊府等八次較大的戰役，取得了輝煌戰果，加速了勝利的進程。除和平戰役，軍事顧問團正集訓整頓，未到前線直接幫助指揮外，其他各次戰役，從決策到戰役過程的組織實施，都是在軍事顧問團的幫助下進行的。二是幫助人民軍軍事建設，提高部隊戰鬥力。在抗法戰爭中，在顧問團的幫助下，人民軍經過實戰鍛煉、軍事訓練和組織裝備整編等，實現了從游擊戰到運動戰的轉變，由小規模攻堅戰到大規模攻堅戰的轉變，由和平環境逐步實現軍隊正規化、現代化的轉變。三是幫助人民軍加強政治建設，加強軍隊黨的建設。四是幫助培養訓練幹部，提高幹部隊伍素質。五是幫助越軍加強後勤建設，提高後勤保障能力。

　　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勞動黨中央、總軍委對顧問團工作十分信任和支持。胡志明多次談到，"對中國顧問，我是絕對信任的。"鼓勵顧問團同志積極提建議，做好工作。他要求"中國和越南幹部之間要團結，越南幹部要老老實實地向中國幹部學習"。顧問團對越軍的有關作戰和建軍的重大建議和決策，他都親自主持決定，然後由總軍委組織實施。越南人民軍總軍委和各總部對顧問團人員和工作非常尊重和支持，寄予熱誠希望，並隨著實踐的發展，更加信賴毛澤東思想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驗的正確性，同時對顧問團的生活也十分關心。這些都是軍事顧問團做好工作，勝利完成援越抗法使命的重要條件。

2009年2月22日

揭密中國人民解放軍抗美援越歷程

　　1965年至197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支援越南軍民抗擊美軍入侵的作戰。

　　1964年8月5日，美國軍艦在北部灣越南沿海活動時，遭到越南海軍攻擊，美國以此為借口，派出大批飛機轟炸越南北方。1965年2月，美軍地面部隊直接進入南越參戰，以美軍為主體在越南南方進行地面作戰，對越南北方實行持續戰略性轟炸，並不斷侵入中國領空。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勞動黨領導下，積極投入抗美救國鬥爭，同時呼籲國際援助。

　　中國方面為響應越南勞動黨和越南政府的請求，維護中國南部邊境的安全，決定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中越兩國政府和軍隊陸續達成一系列由中國提供大量物資援助，並派出部隊在越南北方擔負防空作戰、國防工程建築、後勤保障等任務的協議。首批援越高炮部隊2個師另1個團於8月入越協助防空作戰，以後又有4批入越輪戰，連同配屬各援越工程支隊的防空部隊，共16個高炮師、63個高炮團及部分獨立高炮營等約15萬人，部署于越南北方各戰略要點。

　　人民解放軍在越南共作戰2153次，擊落美機1707架、擊傷1608架。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工程兵等援越部隊先後有10餘萬人，搶修被美機炸壞的鐵路設施1778處，新建、改建鐵路線577公里；修築幹線公路7條，長1206公里，橋樑305座，涵洞4441座；建成內排、安沛兩個現代化機場和飛機洞庫；築成各種坑道239條(總長2.5萬多米)，永久和臨時碼頭9個，掘開式永備工事123個，海底通信電纜15條(長度為103公里)等大批國防戰備工程。

　　人民解放軍海軍掃雷部隊掃除各種水雷42枚，總清掃面積201平方公里，相繼疏通海防、鴻基、錦普等港口及東北群島的各航道。截至1973年8月，中國援越防空、工程、鐵道、掃雷、後勤保障部隊共32萬餘人。

　　此外，中國政府向越南提供了總值超過20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和經濟援助，幫助越軍培訓了大批各類軍事技術人員。在援越抗美作戰中，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有4200多人負傷，1100人陣亡並被安葬在越南國土。

　　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愛好和平人民支持下，1975年5月越南抗美戰爭獲得勝利，實現了國家統一。對於中國人民和軍隊為援助越南取得抗美救國戰爭勝利所給予的真誠、持久、巨大、有效的援助，越南勞動黨和政府曾多次給予高度評價和感謝.

2009年2月22日

抗美援越：中國犧牲四千人，無償援助二百億美元

　　中國和越南是山水相連的鄰邦，十月革命后，中越兩國人民和革命者建立了濃厚的戰鬥友誼和團結。1925年5月，胡志明在廣州創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1930年1月，越共在香港正式成立，並隨即在中越邊境地區領導了革命運動，得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在以後的中國抗日戰爭中，越南黨和人民也給予了大力支持，不少越南革命者直接參加了中國的抗日戰爭。1945年2月，越南共和國宣告成立。9月23日，法國殖民地主義者對越南南方發動侵略戰爭。1946年12月，進而發動了對越南的全面武裝進攻。越南勞動黨和胡志明主席領導越南人民進行了抗法鬥爭。中國解放戰爭中，越南北方的中越邊境四周地區成的粵桂縱隊和滇桂縱隊等邊境武裝力量活動和抗擊敵人的基礎，並受到越南黨中央和越南邊境人民的熱情支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使中越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有了進一步發展。胡志明主席曾熱情讚揚越中兩國人民的友誼是：「越中友誼深，同志加兄弟。」新中國一誕生，就把支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作為自己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1950年初，越南的抗法戰爭正處在困難之際，胡志明主席到北京同我國黨政府領導人交換意見，毛澤東主席決定向越南提供全面無私的援助。

　　根據越方的要求，中國政府先後派出了以陳賡、韋國清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和羅貴波為首的政治顧問團，協助越南黨、政府和人民軍指導抗法戰爭。陳賡、韋國清及軍事顧問團先後幫助組織指揮實施的邊界戰爭、奠邊府戰爭等，取得了重大軍事勝利。與此同時，中國還向越南提供了大批武器裝備和糧食、被服等物資。至1954年上半年，援越抗法戰爭取得了勝利，越南北方基本獲得解放。1954年5月至7月，中、蘇、英、法、美、越南、寮國王國和柬埔寨王國代表團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議，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由於中國、蘇聯和越南的共同努力，至7月21日，會議達成了一系列協議，越法交戰雙方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日內瓦會議實現了越南北方的完全解放，勝利結束了越南抗法戰爭，為越南人民解放南方統一祖國建立了一個可靠的基地。

　　1955年，法國軍隊按照日內瓦協議的規定開始撤出越南以後，美國公然違反日內瓦會議通過的關於恢複印度支那國家和平的協議，以提供軍事援助為手段，趁機迅速滲入南越，取代法勢力，加強對南越的控制，扶植西貢政權，阻撓越南南北統一，陰謀變南越為美國的殖民地和軍事基地。對此，南越人民被迫起來反抗，組織反美武裝鬥爭。為了撲滅南越人民的鬥爭烈火，美國於1961年5月，在越南南方發動了由美國出槍、出錢、出顧問，南越出人的「特種戰爭」，讓越南人打越南人。美國在南越進行的「特種戰爭」失敗后，於1964年8月5日，借口它的軍艦在北部灣越南沿海遭到北越海軍的攻擊，所謂「北部灣事件」，派出大批飛機開始轟炸越南北方。這是美國武裝干涉的又一升級。1965年3月上旬，美國派遣海軍陸戰隊3500名在峴港登陸，派其地面部隊進入南越參戰，同時加緊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從此，美國侵越戰爭演變為美軍為主體、「南打北炸」為特點的全面戰爭。與此同時，美國軍用飛機也不斷侵入中國海南島地區和雲南、廣西上空，投擲炸彈和發射導彈，打死打傷中國船員和解放軍戰士。美國報紙則趁機大肆宣傳在越南戰爭中將不再有朝鮮戰爭中那樣的「庇護所」，美國軍隊將實行「窮追」，等等。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和越南勞動黨的領導下，積極投入了「保衛北方，解放南方，統一祖國」的抗美救國鬥爭。與此同時，越南政府不斷向世界人民揭露和控訴美國的侵略罪行，並呼籲國際援助。

　　1965年4月，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政府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等，受胡志明主席委託，率黨政軍代表團訪問中國，要求中國擴大援助規模並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隊。黎筍說，「我們想請一些志願軍飛行人員、志願軍的戰士……其他方面的必需人員，包括公路、橋樑方面的人員都在內。」中國黨和政府滿足了越方的要求。在4月8日舉行的中越兩黨會談中，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代表中國方面明確表示：援助越南進行抗美鬥爭，「這是我們中國應盡的義務，中國黨應盡的義務」；「我們的方針就是，凡是你們需要的，我們這裡有的，我們要儘力援助你們」；「你們不請，我們不去。你們請我們哪一部分，我們哪一部分去。」這次會談，中越雙方簽訂了向越南派出中國支援部隊的有關協議。4月12日，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預備應付最嚴重的局勢，發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

　　為了統一組織支援越南，和統一處理有關援越的涉外事宜，周恩來總理決定，由中央、國務院和軍隊有關部門組成「中央國務院支持越南小組」。這個小組由外交部、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物資部、外貿部、經委、計委、對外經委、總政治部、總後勤部、海軍、空軍、鐵道兵、工程兵、總參作戰部、軍務部、裝備部、軍交部、通信部、情報部等21個單位的有關負責同志組成。據此，中國人民解放軍赴越南北方執行援越抗美任務的預備工作全面展開。人民解放軍總部機關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援越部隊的組建、開動和任務等工作。4月18日，總參謀部下達了援越工程、鐵道部隊預先號令，決定組建 「中國人民志願工程隊」，赴越執行搶修、改建鐵路，構築國防工程和修築機場的任務。7月6日，總參謀部又下達了組建10萬工程部隊援越修築公路的預先號令。同時，總部命令已集結待命的高炮部隊作好出動的一切預備。總政治部頒發「援越抗美部隊人員紀律守則」。接受了援越任務的單位人員，雷厲風行，在很短的時間裡迅速地完成了赴越執行任務的備戰預備工作。

　　秘密赴越

　　美國以「南打北炸」的侵略越南戰爭愈演愈烈。1967年美國所耗戰費約為300億美元。在越南南方，美軍地面作戰部隊逐次投入，到1967 年3月，在南越的美軍已達56萬人，另有澳大利亞、紐西蘭、南朝鮮等國軍隊7.2萬餘人；美國空軍對越北的轟炸，由北緯20度線以南地區逐步向北推移，一直擴展到中越邊境的緩衝地帶。開始時列為禁炸區的也成為了狂轟濫炸的目標。據美國國防部公布，1965年2月至1968年11月，美國空軍對越南北方的空襲，已達到10.77萬次，投擲炸彈258萬噸，越北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彈16.2噸，投彈密度遠遠超出了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越南北方硝煙瀰漫，南方戰火四起，越南民族面臨著空前的災難，越南戰爭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繼朝鮮戰爭之後又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大規模局部戰爭。

　　面對美國的武裝侵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勞動黨中央領導越南南方和北方人民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抗美救國戰爭。同時越南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派支援部隊援助。為此，從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中國先後派出了高炮、工程、鐵道、掃雷、後勤等部隊，總計32萬餘人，最高年份達17萬餘人，在越南北方執行防空、作戰、築路、構築國防工程、掃雷及後勤保障等任務。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艱難而光榮的歷程，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65年6月開始到1970年7月結束。這一階段是越南戰爭最激烈最艱難的階段。據此，中國共派出了32萬支援部隊，在越南北方執行防空作戰、修建和搶修鐵路、機場、通信、工程、設防工程等任務。其戰況是：

　　防空部隊，赴越協助越北防空作戰，保護交通線。根據中越兩軍協議和1965年7月14日越軍總參謀部的請求，援越高射炮兵部隊首批於 1965年8月1日入越。第一批系第六十一、第六十三支隊，分別從雲南、廣西開赴北越作戰，至1966年2月回國；第二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6年2月入越作戰，至1966年10月回國；第三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6年10月入越作戰，至1967年6月回國；第四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7年1月入越作戰，至1967年8月回國；第五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7年5月入越作戰，至1968年1月回國；第六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7年6月入越作戰，至 1968年1月回國；第七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7年8月入越作戰，至1968年3月回國；第八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8年1月入越作戰，至1969 年2月回國；第九批，高射炮兵部隊於1968年3月入越作戰，1969年2月回國。至1969年4月止，高炮部隊入越輪換作戰，計有16個支隊、轄63個團和50個隊屬高炮營、及部分高機連和勤務分隊等，總計15萬餘人。主要擔負河內至友誼關鐵路線北寧至諒山段、河內至老街鐵路線安沛至老街段、新建的克夫至太原鐵路線以及太原鋼鐵基地的防空作戰任務，並掩護中國援越工程部隊的施工。

　　美機對越南北方的轟炸，戰術變化多端。對地面目標實行狂轟濫炸；對防空部隊，實施電子干擾炮瞄雷達，使用「百舌鳥」反雷達導彈；對人員，使用殺傷力大的鋼珠子母彈、氣浪彈和蝴蝶彈等。針對美機的戰術變化和殺傷力強的新式武器及狂轟濫炸等特點，高炮兵部隊採取重點設防與機動作戰相結合的戰術和集火近戰的打法，從被動中爭取主動，殲滅美機，保衛目標的安全。在歷時3年9個月的援越抗美防空作戰中，共作戰2153次，擊落美機1707架，擊傷1608架，沉重地打擊了美國侵略者，保衛了越南北方領空，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1968年3月31日，美國政府迫於國內和國際壓力，對越南北方的轟炸開始「逐步降級」。5月31日，越美兩國政府在巴黎開始和平談判。從11月1日起，美軍停止轟炸越南北方。據此，經中越兩國政府商定，中國援越高炮部隊於1969年4月底前陸續回國。

　　幫助修建內排、安沛兩個現代化機場和飛機洞庫。越南北方的原有機場不能起降噴氣式飛機，對抗美作戰影響很大。應越南政府要求，中國空軍和民用航空局於1961年至1965年間，派專家組進行設計、指導，並提供成套設備和材料。機場之飛機洞庫，於1968年9月16日至1969年11月5日由中國支援第七支隊修建。1965年1月，越南要求中國在安沛援建一個空軍機場。5月，承建該機場工程的中國支援第三支隊先遣人員抵達安沛，開始現場勘察設計。安沛機場地形複雜，瀕臨紅河，群山環抱。安沛又是美機空襲的重點之一，市區又被炸成一片瓦礫。第三支隊於11月22日正式動工，經過3年6個月的艱苦奮戰，於1969年5月21日全部竣工。該機場飛機洞庫於1968年9月開工，於翌年10月27日提前完工，工程質量優良。

　　中國支援部隊第一支隊赴越搶修、改建、新建鐵路。1965年初，美國侵越戰爭升級，連續對越北進行空襲，僅4月3日至6日，出動大批飛機連續轟炸5座鐵路橋樑。由於敵機轟炸破壞，越南北方僅有的幾條鐵路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4月27日，中越兩國政府簽訂了關於幫助越南修建鐵路和提供運輸設備器材的議定書。中國幫助越南在河內以北地區修建的鐵路工程項目達100個，第一支隊於1965年6月23日，兵分兩路，從友誼關河口赴越，執行對河內以北地區鐵路的搶修、搶建任務。指戰員們克服美機轟炸、酷熱多雨、洪水泛濫以及不易就地取材等困難，奮戰至1970年6月5日，提前完成了各項工程。共計完成了新建鐵路117公里、改建鐵路362公里、搶建鐵路戰備工程98公里，新建鐵路橋樑30座、隧道14條、新建擴建鐵路站段20個、架設通信線路1023 對、敷設水底通信電纜近8公里。各項鐵路援建工程的圓滿完成，不但使越南河內以北地區鐵路幹線長度由508公里增長到554公里，而且使主要路段聯絡成網，使運輸能力成倍提高，僅河（內）友（誼關）線鐵路運輸能力由原來的146萬噸提高到280萬噸，有力地保障了越南抗美戰爭的運輸需要。

　　同時，第一支隊按照中越兩國協議，擔負了上述鐵路幹線的維護工作，圓滿地完成任務，保證了河內以北地區各條鐵路的暢通，為越南抗美戰爭的勝利做出了貢獻。於1970年7月1日，全支隊奉命回國。

　　工程部隊修築友誼公路。中越兩國政府於1965年5月30日，簽訂了《關於中國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協定》和議定書，由中國派出工程兵部隊幫助越南修建公路任務。新建和改建友誼1號、3號、7號、8號、10號、11號、12號7條公路。預計總長為1211公里，其中新建664公里，改建547 公里。擔負援越築路任務的中國後勤部隊第四、第五、第六支隊，轄16個團、1個民工總隊、25個測量設計隊和4個鑽探隊，配屬6個高炮營及部分高機分隊等部隊，共8萬餘人。在中國後勤部隊修路工程指揮部的率領下，從1965年9月開始相繼入越，投入施工。四支隊擔負1號公路（表儀至坂質）、3號公路（伯行至飛干）修建任務；5支隊擔負7號公路（朗達至班菲）、11號公路（平盧至巴溪）修建任務；6支隊擔負8號公路（老街至孟康）、10號公路（老街至巴丹）、12號公路（班南貢至西庄）修建任務。

　　在越南擔負修建公路任務，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工程築路部隊全部完成了兩國協議規定的築路任務后，於1968年10月全部回國。在3年多時間裡，中國後勤修路工程部隊為越南建成了7條幹線公路及附屬防護設施，並保證了這7條公路及2號公路北段的暢通，共計修路1206公里，橋樑305座、總長6854米，涵洞4441座、總長46938米，完成土石方3050萬立方米。此外，還完成了協議以外10號公路放丁至萊雲橋的公路接線工程，和太原至同登16號公路的維修任務。越方代表驗收認為：上述所建公路，工程質量優良、美觀。1968年7月23日，胡志明在慶祝實現「中國援助越南修建公路協定」 時說：「你們為越南雖然只修了1200多公里的公路，可是你們的友誼勝過幾千公里、幾萬公里！」

　　中國後勤部隊援助越南東北群島和紅河三角洲地區，緊急構築永久性設防工程。擔負這項施工任務的第二、第七支隊，奉命於1965年6月9日和 1966年12月15日，先後赴越。第二支隊負責的永備工事、海底電纜、通信線路的施工任務，分散在15個島嶼和8處岸防要點上。經過艱苦奮戰，第二、第七支隊均超額完成了援越施工任務。完成的主要工程有：坑道239條、總長2.5萬多米，坑道口露天炮陣地138個，掘開式永備工事149個，海底通信電纜 15條、總長103公里，永久性道路和施工道路171公里、橋樑14座、涵洞21個、碼頭9座。共計完成土石方84.76萬立方米。相當於沿越南北方 845公里長的海岸線，堆築了一道高寬一米的護牆。越方對各項工程的評價說：「工程抗力均超過越方要求，工程質量高，堅固，適用，偽裝好。」

　　中國通信工程大隊援助越南架設通信線路。1965年7月31日，中越雙方商定，由中國派出一個通信工程大隊，幫助越南在萊洲、山蘿和奠邊府等地區修建通信設施。中國通信工程大隊擔負了這項任務，於1965年8月18日入越施工。指戰員們為改善越南西北地區的軍事通信條件，保障作戰中的通信聯絡，克服了種種困難，於1966年7月10日提前並超額完成了施工任務，共架設了通信線路330桿公里，掛線894對公里，安裝了4個載波電話站，還架設了由其中一個電話站至越南西北軍區駐地的中繼線。該大隊完成任務后，於7月全部回國。

　　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艱苦戰鬥歲月里與越南人民和軍隊並肩作戰，取得了輝煌的戰績。使美國在越南投入高達56萬之多的部隊，年度所耗戰費多達 300億美元，但依然不能使戰局朝著它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傷亡人數驟增，到1968年下半年，每周平均死亡200多人，僅這一年美軍死在戰場上的就有 14592人；引起了美國國內反戰情緒不斷高漲。在此情況下，美國不得不在1968年11月公布，無條件停止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和炮擊。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完成了第一階段既定的任務后，於1970年7月全部撤離回國。

　　第二階段：從1972年5月開始至1973年8月結束。美國1968年底停止了對越南北方的轟炸，1969年初在巴黎與越南開始談判。從此，越南戰爭進入了邊打邊談判的階段。到1972年3月底，越南南方武裝力量在越南北方的支援下，發動了全面攻勢，接連取得了重大勝利，沉重地打擊了美偽政權。美國為了切斷來自越南北方的支援，保住阮文紹傀儡政權，在大舉增調海、空兵力，恢復轟炸越南北方的同時，於5月9日開始對越南北方沿海航道、港口、河道實施大規模的水雷封鎖。僅5月9日清晨就出動美海軍艦載機100餘架，各型艦隻6艘，在對海防、廣安、鴻基、塗山等沿海地區進行轟炸和炮擊之後，即以艦載機40餘架實施佈雷，並逐步擴大範圍，先後封鎖了海防、勒苗等重要航道及太平河、馬江、格會口、格梭口、箏河、日麗河、城門河、紅河口、文奧河、茶李河、勒縣河、格禁河。其後還多次進行補充佈雷。美國對越南北方重要港口及內河航道布設水雷，實行全面海上封鎖，使越南北方接受外援物資和對越南南方支援的主要運輸線被切斷，企圖以此迫使越南在巴黎談判桌上讓步。停熄3年多的戰火又在越南北方重新燃起。越南政府於美國佈雷的當天，就要求中國派海軍部隊幫助掃雷。根據越方的要求。為了幫助越南人民打破美軍的海上封鎖，中國政府同意立即按計劃再次開通中越間隱蔽的海上航線，向越運送糧食和其他物資。同時依照中越兩國軍隊總參謀部達成的協議，中國人民解放軍除抽調汽車部隊在兩國邊境地區擔負援越公路運輸任務外，又承擔了協助越軍掃除沿海的美軍水雷和搶建野戰輸油管的任務。

　　中國掃雷隊各艇輪番作戰，指戰員夜間出海掃雷，白天還要在空襲威脅下搶修機器。中國援掃雷隊取得節節勝利，引起了美軍的不安，美機經常在掃雷隊錨地和掃雷區域偵察盤旋。8月20日開始，天天都有美機前來低空偵察，夜間投照明彈。8月27日上午，美機悍然投彈轟炸了掃雷隊黃洲指揮所。中國掃雷隊仍堅持不懈地進行戰鬥。1973年5月17日，掃雷工作全部結束。8月27日，中國海軍掃雷工作隊勝利回國。在越南的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裡。共出海586艇次，總航程2.78萬餘海里，其中掃雷526艇次，航程近1.75萬海里；掃除各種水雷42枚，另與越方共同摸掃5枚；相繼疏通了越南北方最大海防、鴻基、錦普等港口至東北群島的各條航道，總清掃面積達201平方公里，並多次引導中越運輸船隻安全進出上述各港，為打破美軍的海上封鎖做出了貢獻。

　　幫助鋪設野戰輸油管。美軍對越南北方實行海上封鎖后，越南緊急請求中國幫助鋪設5條野戰輸油管，經廣西邊境向越南輸油。中國克服了困難，迅速生產出鋪管所需的全套設備和專用車輛，並以最快的速度向廣西邊境調撥了充足的援越油料。按照越方的要求和中越兩國軍隊達成的鋪管協議，從1972年5月 31日至1973年2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抽調部隊和民兵8000多人次，並配備大批機械、車輛，在憑祥至友誼關、防城港至灘散兩地段，鋪設了5 條援越野戰輸油管，總長159公里，連同新建擴建的油庫、泵站、通信設施和鐵路專線等工程，共完成土石方10多萬立方米。防城輸油管全長99公里。這兩個地段的輸油管，分別於1972年6月15日和11月6日開始向越南輸送油料。

　　1973年1月27日越美巴黎協定簽字后，美軍完全停止了對越南北方的戰爭行動，越南的海上石油運輸逐漸恢復正常。應越方要求，中越邊界野戰輸油管輸油至1976年6月30日才停止。4年間，中國通過輸油管向越南輸送的汽油、柴油總計近130萬噸，占越南抗美戰爭期間中國援越石油總量的一半多，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保衛北方、解放南方、統一祖國的偉大鬥爭。

　　在中國海軍掃雷工作隊的支援下，越南軍民不僅沒有在美國的轟炸和海上封鎖面前屈服，反而越戰越勇，終於迫使美國政府承認侵略戰爭的徹底失敗。1973年1月27日，越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美國、南越阮文紹政權四方在巴黎簽署了《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3月，侵越美軍部隊開始撤出越南南方。1973年8月，在越執行援越抗美任務的中國支援部隊全部撤回國內。

　　中國支援部隊在援越抗美的艱苦年月里，在戰場上打仗英勇頑強，在工地上艱苦奮戰，湧現出許許多多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中國支援部隊4000多名指戰員血灑越南的土地，有1000多名烈士至今還長眠在越南山崗。在援越抗美期間，中國支援部隊時時事事以增進中越兩國人民的友誼為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重，愛護越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像對待祖國同胞一樣關心越南人民群眾，在民房被炸起火時，戰士們總是冒著生命危險一次次搶救越南人民和物資；在部隊和越南群眾都遭到空襲的情況下，總是讓擔架隊首先搶救越南的負傷人員。指戰員們還利用戰鬥和施工的間隙進行愛民活動，幫助越南人民種地、興修水利、修房蓋房、修車修路、理髮治病、辦夜校、送書籍、教唱歌、放電影、演節目等，做了大量的好事，中國支援部隊受到越南人民的熱誠擁戴和大力支援。這一切，將永遠作為兩國人民之間的佳話而傳之後世。胡志明主席曾稱讚說：「來時人人敬愛，走時人人想念的革命軍隊。」

　　中國支援部隊的將士們與越南軍民並肩作戰，用生命和鮮血捍衛了越南北方領空和領土的安全，保障了越南北方交通運輸的通暢，使越南人民軍得以抽調大批部隊支援南方人民的作戰，幫助越南人民取得了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中國支援部隊援越抗美戰爭的光輝業績，將永遠銘刻在中國人民和越南人民的心中。

　　在越南抗美救國民族解放戰爭中，全國先後20多個省、市、自治區和數千家科研單位、工廠擔負了援越抗美的任務。不管軍工產品還是民用產品，只要越南需要，有現成的要供給，沒有現成的就立即生產，沒生產過的也得上馬研製。而當時，越南要求中國援助的所有東西中，有個顯著的特點：品種多，數量大，時間緊，要求高。承擔任務的單位人員，幾乎都是把它當做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加班加點、不折不扣地完成。

　　援越抗美的運輸任務十分艱巨。據1965年至1979年不完全統計，鐵路共運輸援越物資約3.05萬餘車，其中僅1972年1月至10月，經鐵路運輸的各種物資就達91300餘車。據廣州軍區僅5年的統計，經水路運輸的援越物資共達12.5萬餘噸。1972年8月開始在一年多的時間裡，僅從中越邊境地區開闢的5條公路運輸線，運入越境各種物資62萬餘噸。

　　中國對越南的援助，是對外援助中時間最長、數量最大的。據統計，到1978年止，中國對越的援助總值達200億美元左右（按當時國際市場價格計算），其中無償援款佔93.3%，無息貸款佔6.7%。

2009年2月22日

毛澤東「抗美援越」真實意圖：突破美蘇圍堵

　　我們來設想一下中國在越戰前所處的惡劣的外在環境。那是冷戰時期，是兩極世界，是兩霸橫行霸道的的時代，是國際矛盾極其尖銳的歲月，是中國夾在兩霸的夾縫討生活的屈辱時代，是對中國充滿敵意的時代。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作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和舵手，為了國家長治久安，為了國境四周安寧，為了創造促進發展經濟的和平大環境，毛澤東朝思暮想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突破美蘇的圍堵，突破兩霸的包圍，徹底打破這種不利於新中國生存發展的國際舊秩序、舊格局。否則，連國家的生存和安全都沒有保障，還奢談什麼經濟建設！

　　但是，如何突破美蘇兩霸的包圍圈呢？突破點在哪？選定了之後，如何突破？都需要高超的政治和軍事智慧、非凡的膽識和魄力。

　　選定越南為突破點

　　越南和印支是冷戰時期六十年代兩大陣營矛盾衝突的焦點，毛澤東選擇這個突破點是形勢使然。但要在越南打開這個缺口，意味著必然要再次同美國兵戎相見。中國當時又正同蘇聯進行激烈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路線之爭，也是水火不容。這就意味著可能同時同美蘇翻臉，意味著中國可能兩面作戰，這可是兵家的大忌。

　　「抗美援朝」時，有蘇聯作戰略後盾，現在美蘇一齊反，以一敵二，中國有這個實力嗎？有必勝的信心和把握嗎？

　　許多毛的老同志、老戰友認為，這是拿黨國的命運作一場勝負難測的豪賭。所以，對此深表疑慮不安。有文說毛晚年「左傾」，「驕傲起來」，「專斷」，「不謹慎」等，都是這種情緒的反映。

　　所以毛晚年面臨了兩難困境：不突破兩霸的圍堵，中國將無法生存發展，但要同兩霸攤牌，兵戎相見，中國又沒有這麼大的有形實力。怎麼辦，何去何從？但毛面臨的最棘手的難題還是無法說服黨內的務實派，他們認為，美蘇不是封鎖圍堵我們嗎，正好我們藉此關起門來，漸進地、有秩序地發展經濟科技，充實國力，以備將來有一天同兩霸攤牌。毛認為這不實際，兩霸不會讓你關起門來搞建設，樹欲靜而風不止啊！在兩霸的圍堵封鎖之下，你沒有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經驗，如何能搞經濟建設？那隻能是一廂情願的空想。但這些人中不少是老同志、老戰友、學術界和文藝界的權威、社會的名流啊！都是一些正人君子啊！

　　對毛來說，進退都是充滿危機，他的革命生涯從來都是包圍在危機之中，但都沒有像這次這麼複雜、這麼令他嘔心瀝血，這麼險象環生。進雖危險，但可能打出一條血路；退，雖暫時自保，終將無法避免一戰。毛的一生，作過了無數次的政治和軍事賭博，對他來說，再作一次冒險的決策不難，難在必須作最壞的打算，作全面的準備，才能「不打則已，一打必勝」，一打就要打出長期的和平。但作這樣的打算，作這樣的準備，就無法不影響到全國的正常生活秩序和生產秩序。這可是會搞得全國大亂、天下大亂啊！

　　具體而言，同時反美、反蘇，涉及到一系列極其複雜的內政、外交問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和策略問題，黨內的團結問題等等。這對毛澤東來說，的確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戰。

　　首先，從理論上要打破兩極世界的格局。實際上，毛在六十年代初，就已意識到來自南疆的美國的威脅，暗下決心同美國一搏。所以毛在六十年代初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

　　其次是，反美帝可以從馬列理論里找到根據，可以得到黨內同志和世界各國的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同意和支持。但要反蘇，反社帝，人家要問你為什麼要去反一個列寧所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

　　這就不能不在馬列理論上有所突破，有所發展；也就是說，你要比蘇聯更革命，更紅，更左，這樣才能在理論思想上同蘇聯劃清界線，才能同它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所以，毛提出了不斷革命論，而且是文化思想領域的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產生的理論上的原因。不斷革命論，是一箭三雕，既可反美，也可反蘇，還可封國內政敵之口，起到統一思想，統一步伐，集中意志的作用；此外，在世界範圍內，可以爭取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的支持，還可以贏得歐美廣大進步人士和知識界的同情和支持。

　　但是，軍事上中國如何南北兩面作戰，而且還要準備應付可能爆發的核子戰爭？毛巧妙地運用美蘇之間的矛盾，在戰略上以霸制霸，用蘇聯牽制美國，中國同蘇聯所爭的是真假馬列主義信徒，不是搞資本主義，所以蘇聯不敢因此而聯合美國對付中國；不但如此，蘇聯為了表示它才是正統馬列主義者，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不得不率領社會主義國家援助越南對抗美國。毛同時反過來用美國牽制蘇聯，因為美國的謀略家一直夢想分裂共產主義陣容，以中制蘇，緩解蘇聯對西方的壓力，所以反對蘇聯摧毀中國的核子基地。

　　對於越戰本身，美國講明了是為了維護民主自由，必須遏制中國共產主義對東南亞的擴張，一旦失掉越南，將引起骨牌效應，波及其他東南亞各國。對中國而言，越南是中國的南大門，攸關國家的安全，豈能置於美國勢力範圍，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中國為了保障東北國防安全，抗美援朝，基於同一考慮，不惜以任何代價，抗美援越，直到取得全面勝利為止。

　　但是鑒於朝鮮戰爭血的教訓，中國直接參戰，犧牲太大，而且會冒同美國直接開戰的危險，所以毛採取了一九五四年「抗法援越」的奠邊府模式，間接參戰。實際上是一種隱蔽戰爭，或代理戰爭，也即讓北越出面同美國正面作戰，中國在背後全力提供戰略、戰術、人員和物資的支持。當然，如果美軍敢於跨越十七度線，深入北越，則將改?「抗美援朝」模式，派遣志願軍直接參戰。結果，自始至終，美軍地面部隊一直未敢越雷池一步，中國的戰略威懾，保證了北越的安全。

　　但以北越的貧窮落後，加上二十多年的抗法救國戰爭使國民經經濟殘破不堪，可以想像，沒有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交通、地勤、人員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北越的「抗美救國戰爭」很難長期支持下去，更談不上勝利了。就是再有十個武元甲也抵擋不了美國的五十四萬如虎似狼的現代化地面武裝部隊的瘋狂進攻和空中的狂轟濫炸。

　　必須強調，毛對「抗美援越戰爭」的最實質性的貢獻是他的人民戰爭思想，當然包括他的飄忽機動、變化莫測的游擊戰術。這是他經過數十年革命烈火千錘百鍊的絕招，他用它打敗了蔣介石，現在他又傳授給越南人，用來對付美霸。但越戰期間，他的人民戰爭思想有所發展，從中國國內運用到世界範圍，不僅在中國、越南形成人民戰爭的海洋，還在世界範圍內形成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海洋，也即反戰怒潮，席捲歐美各國。毛的人民戰爭這一招理論上並沒有什麼深奧難解之處，但看似平淡無奇，被他運用起來，卻威力無窮，擋者披靡，使得美國的現代化武器毫無用武之力。尼克松總統領教了毛人民戰爭的厲害，最後不得不承認失敗，下令從越南撤軍，從越南和印支的泥沼中拔出泥足。

　　中國的豐碩戰果

　　但是，進來容易，出去難。美國不但要其數百萬大軍(武裝部隊加?勤部隊)安全地撤出，還要體面地撤出，真是談何容易。尼克松想到了中國，中國或許可以幫他這個忙。政治是很現實的，如果尼克松不知道是中國而不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背後鼎力支持北越反美，老謀深算的尼克松怎麼會屈尊就駕，不遠萬里跑到北京，而非河內或莫斯科，去向毛求教、求救？當然，毛幫助美國在越南拔出泥足，不是沒有代價的，而且要的價錢非常高。第一、承認中國政治大國的地位；第二、解除對中國的封鎖圍堵；第三、撤銷美台防衛條約，把美軍撤出台灣；第四、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會籍；第五、共同防蘇制蘇。

　　這些都在毛尼、周基的會談和《上海公報》中得到了體現和諒解。這些可是一個戰爭的勝利者才能獲得的豐碩戰果啊！

　　這不僅涉及到東亞的格局，更涉及到世界的格局；從此，越戰後的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國際政治由兩極變為三極，中國由此轉危為安，脫出兩霸圍堵的困境，毛澤東贏得了豪賭，為中國殺出了一條血路。

　　毛周不僅同尼基談到台灣和越南問題，更談到東亞和世界的格局，如果不是中國在越戰中起著不容漠視的關鍵作用，中國有資格來談這樣的大問題嗎？美國人是崇拜實力的，如果你沒有把它打得口服心服了，尼克松會同你商談如何安排國際格局這樣的大問題嗎？而且，繼尼克松訪問中國之後，英、法、德、日等大國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幾十個二、三流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要爭相前往北京，朝拜世界級的元老政治家——毛澤東。毛由此從中國的偉人一躍而成為世界的偉人，從此毛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真是應了他在《沁園春》中所說的「數古今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詞句。這可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一百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偉大外交勝利啊！過去的舊中國一向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越戰後卻走上了國際舞台，發揮舉足輕重的政治大國的作用。

　　由上可見，毛晚年發揮高超的政治智慧、非凡的的政治膽識和傑出的軍事藝術，利用越戰為突破口，打破美蘇的圍堵，為中國人打出了廣闊的生存空間，為千秋後世子孫留下了豐厚的遺產，並直接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

2009年2月22日              冷戰中國網

中蘇關係與中國的援越抗美

　　本文對中國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對越南抗美戰爭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間中越關係的微妙變化所做的考察，是放在中蘇關係演變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其結果說明，毛澤東對蘇聯實力和目標的認識以及對蘇外交戰略和方針的調整，是中國觀察國際形勢和制定對外政策的基礎，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援助和支持越南抗美戰爭的方針；同時，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對中越關係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制約作用，致使越南最終與全力援助和支持它的中國分裂，而與蘇聯結成同盟。這一歷史過程大體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1961—1964年中國援越抗美初期。此期中蘇關係因素的影響尚不明顯；（二）1965—1969年中國援越抗美中期。這一階段中蘇關係持續緊張，此狀況對中國的援越方針及中越關係產生了並非不重要的消極影響；（三）1970—1973年中國援越抗美後期。中蘇兩國這時已走向全面對抗，中國重新大規模援越，以求及早實現聯美抗蘇的外交戰略，並避免越南完全投入蘇聯的懷抱。但是，越南抗美戰爭勝利后，儘管黎筍口頭上仍然表示沒有中國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成功的」，能向越南提供「最直接、最緊急和生死關頭的援助的，是中國」，[1]而實際上越南卻已經投入了蘇聯的戰略勢力範圍。

　　一

　　1961年至1964年美國在越南南方進行「特種戰爭」時期，中蘇關係正走向全面破裂。在一個社會主義「兄弟」國家遭受戰爭威脅之時，中蘇雙方並未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樣，重新團結起來，攜手援越。但由於兩國在與越保持友好關係的同時，對越南的抗美戰爭採取了不同的政策——中國積極援助，蘇聯消極迴避，從而使越南平衡雙方關係的法碼實際上略向中國一方傾斜。如此，在此期中國的援越抗美進程中，中蘇關係這個因素的影響並不明顯。

　　對於越南人民的抗美鬥爭，中國一開始即給予堅決的支持。1962年夏，中越兩國領導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國特種部隊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嚴重形勢之後，中國決定立即向越南無償提供可裝備230個步兵營的槍炮。[2]是年，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時特彆強調說：我們之間是相互幫助，共同戰勝敵人。你們不會丟掉我們，我們也不會丟掉你們。[3]翌年3月，總參謀長羅瑞卿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越，與越南領導人研究如果敵人進攻北越，中國如何援越、雙方如何配合作戰等問題。5月，劉少奇在訪越時向胡志明等越南領導人表示：打起仗來，你們可以把中國當成你們的後方。[4]當美國在1964年初開始籌劃擴大侵越戰爭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更加密切關注越南的形勢，頻繁會見越南等國領導人，並率先主動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願軍的問題。6月24日，毛澤東在接見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文進勇時說：如果美國冒險打到北越，中國軍隊就應該開過去。我們採用志願軍的形式好。[5]7月10日，周恩來在仰光與奈溫會談時指出：如果美國要打一場朝鮮式的戰爭，我們要有準備。[6]7月27日，毛澤東又對越南駐華大使陳子平等人談道：如果美國人轟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陸，我們就要打了，我們的軍隊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國人不是沒有腿的，美國人能出兵，中國人就不會出嗎？我們去你們那裡，跨一步就到了。[7]不過，此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這種表態，還是基於美國叫囂進攻北越只是一種威脅，他們不能不重視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反應這樣一種認識，[8]而對美國擺出的一個威懾姿態。

　　「北部灣事件」發生后，中國開始充分估計美國擴大戰爭的可能性，鄭重聲明「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決不會坐視不救」，同時加強了援越力度。毛澤東此時與越南領導人的談話即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對援越抗美鬥爭的重視，以及軍事援助的具體部署情況。8月13日，毛澤東在會見黎筍時提出，應在雲南蒙自地區修一兩個大機場，以備援越空軍的飛機無法在越降落時使用。並表示要增調一個空軍師到南寧，半個空軍師到昆明、思茅，兩個高射炮師到南寧、昆明。毛澤東還特意強調對增調空軍師的事「要公開講」。關於援越兵力問題，毛澤東指出，第一線要充實，同時第二線要準備。並解釋說，在那裡我們只能使用三十萬到五十萬兵力，因為還要照顧天津、北京、上海等地。[9]10月5日，毛澤東與范文同等人進一步探討了當美國把戰爭擴大到北方時越南如何應付的問題。毛澤東建議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鮮式的工事，使他打不進來。倘若打進來，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10]

　　與中國積極援越相對照的是，此期赫魯曉夫繼續實施同西方緩和關係的外交方針，為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對越南抗美戰爭採取了「脫身」政策。蘇聯除在輿論方面給越南以宣傳性的支持外，對越經濟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則較少。直到「北部灣事件」之後，蘇聯才開始調整其對越南抗美戰爭的政策。由於蘇聯的這種對越方針，使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賴的是中國的援助。

　　從越南方面來說，為避免中蘇矛盾過分激化而影響雙方的對越援助和支持，越南注意在中蘇分歧中保持中立，並儘力充當調解雙方矛盾的潤滑劑。但是面對中國的援越優勢，越南在中蘇對立中選擇和調整自己的位置時，儘管試圖保持聯華聯蘇、不偏不倚的方針，卻還是與中國保持了更為緊密的關係。1964年8月13日黎筍與毛澤東會談時，在表示「中國的幫助與我們祖國的命運有關」的同時，就指責說「蘇聯拿我們作交易，這是很清楚的」。[11]11月，越南國防部更毫不留情面地通知蘇聯駐越武官：越南不再需要蘇聯的軍事專家，他們的工作一完成就應該離開越南，而且越南也不要求蘇聯派來替換人員。面對這種情況，蘇聯人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捲入越戰之後，在與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時，越南是否還能成為蘇聯的支持者。[12]

　　總之，在中國援手，蘇聯「脫身」，越南平衡對蘇對華關係時以中國為主這三種因素的作用下，此期中越之間在對蘇共領導集團及其路線等問題的認識上雖然一直存在著分歧，但中蘇關係的狀況對中國的援越抗美方針和中越關係的影響不大。

　　二

　　1964年8月「北部灣事件」之後，越南抗美戰爭進入了美國直接參戰的時期。此時的中蘇關係未能因10月赫魯曉夫的下台而出現轉機，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新領導人對中國的對蘇政策做出了更為強硬的反應，中蘇關係進入持續緊張階段。從1965年初美國發起大規模侵越戰爭至60年代末，中蘇關係的狀況對中國援越抗美的方針及中越關係產生了主要的或決定性的影響。考察其原因，可見三條線索交織其間：

　　其一，面對越戰升級后中國周邊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毛澤東基於對越南戰爭形勢和國際形勢的獨特分析，認為美國的戰略目標主要針對的是蘇聯而不是中國。

　　儘管毛澤東在60年代初就提出反帝、反修，重點是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的外交方針和政策，而中國在輿論宣傳上也把美帝國主義當作「第一號帝國主義」，是中國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敵人。但實際上，在對國際關係的格局進行分析時，毛澤東始終認為美國並未將中國看作是他的主要的敵人，因此真正對中國構成威脅的也不是美國。毛澤東曾多次談到「我們最危險的敵人是西德和日本」，並由此分析說，緩和與美、英、法的關係是可能的，在某種情況下也不排除與這幾個資本主義大國聯手對付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在毛澤東看來，當前國際鬥爭形勢的特點「不是熱戰決裂打仗」，而是「『冷戰』共處」，製造國際緊張局勢不過是「美國的一個手段」罷了。[13]

　　當中蘇關係走向破裂時，入主白宮不久的肯尼迪卻對中國採取了一些微小的緩和措施，如表示願以優惠條件向中國出售糧食，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哈里曼在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期間主動與陳毅接觸等等。對此中國雖然沒有回應，但是並非沒有感受。面對美國在越南進行「特種戰爭」，中國周邊環境明顯惡化的局勢，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卻仍持比較樂觀的態度。1963年12月，毛澤東指出：英、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不是武力進攻，而是和平演變。[14]1964年1月17日，在接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愛德樂等美國客人時，毛澤東特意提出了兩個問題：「美國現在主要是注意蘇聯，還是注意中國」？「美國現在是不是在積極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探討中，他同意愛德樂關於當前蘇聯是美國主要敵人的看法；並認為「美國總是要到最後才參加國際戰爭」，現在他手伸得太長，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15]

　　即便是在「北部灣事件」發生，越南戰爭不斷升級之後，毛澤東在向越南等國領導人分析形勢時仍然說：看來美國人不想打，你們不想打，我們也不一定想打，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毛澤東認為，美國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慮一下。而美國人如果要打中國，他一國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鮮，日本不參加，美國就不敢打，因為他管的事太多了。[16]周恩來在與范文同談到中國進行戰備總動員的情況時也表示：在緊張了一段時間以後，需要適當地放鬆一下了。[17]

　　1965年初，美國派出地面部隊對南越發動侵略戰爭，並加緊對越南北方的海空襲擊，將戰火燒向了中國的家門口。對於這種擴大戰爭的舉措，美國方面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時聲明說：擴大轟炸僅限於北越，美國絕無意同中國作戰。英國也得到美國的確認：決不把戰爭擴大到中國。針對這一情況，周恩來在請葉海亞•汗向約翰遜轉達中國方面的幾點意見時，特意說明：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並不準備同美國打仗。[18]此後，美國明知中國在大規模援越，中國支援部隊在越作戰，也並未做出什麼反應。總之，中美雙方在相互制約之中，都在進行自我剋制，小心謹慎地處理可能引起中美之間直接軍事衝突的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可以認為，中國此時大力加強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速三線建設，[19]進行對內對外戰略方針的調整，其目的和基點並不是要防備美國對中國的侵犯，而主要是以備萬一，防患於未然。即如周恩來所說：「戰爭擴大時，是無法劃一條界線的，就像火勢會蔓延一樣」。故而「在軍事上，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20]

　　其二，1960年下半年中蘇兩黨公開分裂，兩國關係也隨之急劇惡化。毛澤東開始注意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問題，中國軍事防禦戰略的重點逐步由南向北轉移。

　　1960—1964年是中蘇兩國關係中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中蘇邊界爭端的肇啟，隨後蘇聯在中國新疆伊犁、塔城地區進行顛覆和分裂活動，並在中印邊界衝突中偏袒印度，加強對印軍事援助。不久，蘇聯又先後兩次向中國提交備忘錄，指責中國在核武器問題上持「特殊立場」，宣稱蘇聯一國擁有核武器就能保障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安全，並進而與美英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鞏固核大國的核壟斷地位，束縛其他國家的手腳。更為嚴重的是蘇蒙簽訂了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事務的軍事協定，重新派軍隊進駐蒙古。同時以保衛蘇聯領土不為中國奪回為由，向中蘇邊界大量增兵。至此，中蘇之間的矛盾已經超出意識形態的範圍而涉及到了國家的安全利益。

　　當中蘇之間發生國家利益的衝突時，毛澤東愈益把來自蘇聯的威脅與國內的政治形勢和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與否聯繫到了一起。1964年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庫接見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人員時作了關於接班人五個條件的講話，並強調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與此同時，這種認識更加促使毛澤東在考慮國家安全問題時，將注意力轉到了蘇聯方面。在十三陵水庫的這次談話中，他還詳細述說了他的戰略防禦思想，即關於一旦戰爭爆發，敵國軍隊將可能從哪一個方向入侵中國，中國如何部署兵力、構築工事，在何處重點設防等等的設想。根據所見的材料可以斷定，毛澤東的戰略防禦重點主要針對的是蘇聯。正因為如此，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彪得知毛澤東的設想與他提出的戰略方針有分歧后，聯繫到毛澤東要警惕赫魯曉夫式人物的論述，內心十分不安。[21]這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在實行反帝反修，兩個拳頭出擊外交戰略的同時，事實上已在密切關注著蘇聯對中國發動戰爭的可能性。1964年10月，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即反覆詢問說：如果蘇聯打我們，西安就是前線了，新疆、黑龍江、內蒙古是第一線。你看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蘇聯派兵佔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你們看，有可能沒有可能？[22]是年，他還提出：敵人也可能走八國聯軍老路，進渤海，從天津登陸。[23]儘管毛澤東認為目前蘇聯大規模地進攻中國還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來，與美國的威脅相比，蘇聯的威脅卻更為現實，也更加緊迫。因此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24]

　　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將三線地區作為全國的戰略大後方，其出發點就不僅是針對可能來自中國東南方向的美國的威脅，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針對蘇聯可能對中國北方地區的入侵。從60年代中期始，解放軍開始每年抽調大量工程兵和步兵部隊加強主要方向和重點地區的設防工程建設。儘管這種部署是基於中國南部和北部周邊地區同時出現的緊張局勢，但中央軍委在部署戰備工作時特別做出決定，要加強「三北」，即東北、華北、西北地區的國防工程建設。[25]1963年7月，隨中蘇關係的緊張，為加強中國東北部的邊防，總參謀長羅瑞卿勘察了吉林和黑龍江的部分地區。10月，他又奉毛澤東之命率中央軍委軍事工作團到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區視察。[26]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首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27]在國際上引起重大反響。是月，羅瑞卿又赴延吉、長春、牡丹江、綏芬河、沙爾圖等地勘察地形。[28]即使在「北部灣事件」發生后，1964年9—11月，羅瑞卿、副總參謀長楊成武還特意對華北北部地區進行戰役勘察，並召集會議作了具體部署。[29]其間，針對當時蘇聯有人散布中國以長城為界的言論，9月22日至28日，羅瑞卿偕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等人特意到張家口、承德等地區進行調查，為應付蘇聯的威脅做準備工作。[30]這樣，當越南的抗美戰爭進入高潮時，中國軍事防禦戰略的重點實際上卻開始實現了由南向北的轉移。

　　種種跡象表明，從60年代中期始，在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對主要威脅來自何方問題的考慮中，美國對中國的威脅已逐漸小於蘇聯，反美統一戰線政策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地位已經下降，蘇聯逐漸取代美國成為中國重點防禦的對象。甚至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考慮中，也融入了對蘇備戰的意識。1966年10月初，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時講道：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是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為了戰備。可能在1968年前後發生戰爭。主席說，三線不建起來，覺也睡不著，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戰爭動員。[31]

　　隨中蘇邊界流血事件的發生和擴大，中國領導人更加重視來自北方的蘇聯威脅。周恩來1968年6月的一次談話中就指出：蘇聯已經成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32]是月，國防工辦等部門在關於小三線地方軍工建設問題的請示報告中還專門提出，為了適應將來華北、中原地區大規模作戰，以及必要時支援東北地區作戰的需要，要配合大三線，加強山西、豫西、鄂西以及陝西地區輕兵器工廠的建設，以利戰時補給。[33]中蘇關係似乎已走近戰爭的邊緣。

　　基於上述對美、蘇威脅的認識，60年代後期，毛澤東開始探索緩和對美關係、聯美抗蘇的可能性。與此同時，美國也有了較明確的改變對華關係的意向。因為，美國已認識到，蘇聯遠比現在的中國更有能力在世界各地與美國對抗。就軍事-經濟潛力而言，中國在若干年內不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而蘇聯卻可以。所以美國的主要對手是蘇聯。[34]儘管這時中美雙方還都是在投石問路，尚未最終構成聯合抗蘇的新戰略，而且兩國領導人的談論與意向也常相矛盾，但是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已為兩國關係的緩和提供了基礎。

　　其三，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轉而對越南抗美戰爭實施「插手」政策，加強援越，特別是軍事援助，並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國當時不能生產或生產不多的先進武器裝備，從而使蘇聯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1964年11月27日，莫斯科發出了表示願意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第一個聲明。翌年2月柯西金訪問河內，與越南領導人討論了蘇聯援越問題，並簽訂了關於加強對越南防禦能力援助的協定。在蘇越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蘇方宣稱說，蘇聯不會對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視之。同期，河內的關鍵性防空區域已獲得了蘇聯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裝備。[35]1965年4月，黎筍訪問莫斯科，對蘇聯履行該協定條款的情況表示滿意。此後至1973年，蘇聯向越南提供了10億盧布的經援和20多億美元的軍援。[36]據美國情報部門估計，蘇聯在1965年一年內就向越南提供了1億多美元的軍事裝備。1967年前，蘇聯對社會主義國家援助中的50%是給越南的，其中近60%是軍事援助。此比例貫穿至越戰結束。[37]有學者認為，60年代中期以後，蘇對越援助不斷增強，至1968年時已超過了中國的援助。[38]勃列日涅夫以加強對越軍事和經濟援助為加強蘇聯在東南亞地位的巨大槓桿，其功效頗為顯著。

　　應該說，中蘇共同援越對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上述三條線索構成的歷史背景下，中蘇關係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此期的援越抗美方針，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越關係變化的一個基點。

　　三

　　在1965年至60年代末中蘇同時援越期間，由於中蘇關係進一步惡化，毛澤東在考慮國際形勢和中國對外戰略策略問題時，蘇聯因素已經佔據了主導地位。由於中國對蘇聯的威脅做出了過分嚴峻的估計，所以不可能再與蘇聯共同聯手援越抗美。而越南此時的主要目的是爭取得到中國，特別是蘇聯儘可能多的援助，越南與蘇聯的關係趨向密切。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中國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從自己重點反對蘇聯修正主義、霸權主義的戰略構想時，中越之間的矛盾便帶有了更多的利害衝突的性質。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如果能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蘇聯對華實行全包圍的企圖。[39]

　　由此，中國援越抗美的主旨已不僅是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問題，而且還帶有了與蘇聯爭奪越南的成分。中國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係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範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后的空白，從南面威脅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這種情況著重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國對蘇聯提出派志願軍援越的反應。

　　1964年6月毛澤東在與越南人民軍總參謀長文進勇的談話中，主動表示了中國派志願軍援越的意向。1965年4月初黎筍率越南黨政代表團訪華時，便具體地提出了中國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隊的要求，中越雙方簽訂了有關中國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隊的協議。同年6月，中國以「支援部隊」的形式派出的第一批軍隊入越，由此開始了中國軍隊援越抗美的軍事行動。到1968年3月止，中國先後入越的部隊共計32萬餘人。[40]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執掌政權后，對美國的越南政策採取了強硬立場。1965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紅場上的一次講話中提到，目前許多蘇聯公民志願奔赴越南為自由而戰。他同時強調說：蘇聯將履行自己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際主義義務。勃列日涅夫的這個聲明一度引起美國官方的不安，為蘇聯有可能直接入越參戰而擔憂。[41]事實上，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只是一種政治姿態，是對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向社會主義國家提出的援助請求（包括派志願軍問題）所做出的一個反應。是月26日，越南副外長黃文進在與蘇駐越大使謝爾巴可夫會見時曾透露說，越南民族解放陣線感謝蘇聯要派志願軍參戰的這種支持，但是目前他們還不需要，必要時他們會提出此項請求的。[42]4月18日蘇越就黎筍率領的越南黨政代表團訪越成果發表的聯合公報中依然宣布：應越南請求，蘇聯政府允許那些志願為越南人民保衛社會主義的事業而戰的蘇聯公民開赴越南前線。[43]在這裡，派志願軍問題的提出，主要是作為一種宣傳手段向美國施加壓力。其政治意義實際已大于軍事意義。

　　然而，蘇聯的表態對中國卻是一種刺激。當越南方面對蘇聯派志願軍的承諾表示感謝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即對此表示了不滿的看法。1965年10月9日，周恩來在與范文同的會談中提出：我不支持蘇聯志願部隊赴越的想法。彭真、羅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見。1966年3月23日，他在同黎筍談到越南要求社會主義國家派出志願飛行員時，特意提醒說：蘇聯可能把這個秘密泄露給了敵人。你們從蘇聯飛行員那裡得到的還不足以補償他們給你們所造成的損失。8月23日，周恩來又以中國的支援部隊是正規軍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國可以拒絕其他國家派遣志願軍到越南的要求。[44]

　　（二）中國對蘇聯提出的共同援越要求的反應。

　　第一，關於採取「聯合行動」的問題。

　　1965年2月初，柯西金在訪越時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把分歧撇在一邊，在援越問題上採取「聯合行動」的要求。但是，堅持「反帝必反修」方針的中國領導人不可能與蘇聯搞什麼「聯合行動」。中共中央批駁說，「聯合行動」就是要兄弟黨服從你們老子黨的命令，就是要兄弟黨、兄弟國家成為你們推行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1]

　　第二，關於建立「空中走廊」和軍事基地的問題。

　　1965年2月25日，蘇共中央、蘇聯政府通過其駐華使館向中國提出了口頭聲明，要求：1、派一個旅的戰鬥部隊和其他現役武裝人員4000人通過中國鐵路去越南；2、在中越邊界地區撥出一到兩個機場供蘇的一個米格-21截擊機大隊使用，並駐紮500名蘇現役軍人；3、在中國開闢空中航線，供蘇聯運送飛機和其他武器及蘇聯在越軍事人員所需的物資。2月27日，蘇政府又通過駐華使館提出：要派45架安-12飛機運送援越高射武器從中國過境，希圖在中國建立「空中走廊」。中國政府認為這些要求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和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於3月10日予以拒絕。

　　第三，關於舉行三國最高級會晤的問題。

　　1965年4月3日，蘇聯提出了舉行越、中、蘇三國最高級會晤的建議。中國沒有接受。蘇共中央、蘇聯政府為此來信指責中國。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回函予以駁斥，指出：我們認為你們在越南問題上對美國實行綏靖主義，在政治上同美帝進行交易，出賣越南人民解放事業的利益；對兄弟國家實行軍事控制，把我們套在美蘇合作主宰世界的馬車上。舉行三國最高級會晤的建議，就是貫徹這條路線的一個重要步驟。[2]

　　第四，關於蘇聯使用中國港口的問題。

　　1967年4月，范文同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向中方轉達了蘇聯的建議：1、中國增加蘇援越物資的船運量，從每月1萬噸增至3萬噸；2、中國開闢2或3個港口裝卸蘇聯的物資。對於前者，中國方面表示，中國不能在情況不明的條件下答覆此項提議。而對後者則明確回復說，目前越南的海防港並未遭到轟炸，因此還沒有必要使用中國的港口。並且懷疑蘇聯要求使用中國的港口不僅只是為了運送援越物資，而且還有其他的目的。[3]

　　第五，關於通過中國領空轉運蘇聯飛機的問題。

　　1967年5月，蘇聯又向中國提出要經中國領空轉運米格-17和米格-21型飛機各12架。蘇聯關於空運問題的舊話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國拒絕。中國方面認為，蘇聯提出空運飛機的建議是在有意識地將軍事秘密暴露給敵人，是一個陰謀。這樣一個大的軍事行動，蘇聯不經協商就要迫使中國接受，是十足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不過，越南在傳達蘇聯這個要求的時候，估計到中國不會同意，所以同時提出通過鐵路運輸飛機的方式，並獲得同意。[4]

　　第六，關於通過中國鐵路轉運蘇聯援越物資問題。

　　1969年以前，蘇聯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越物資都是通過中國鐵路免費轉運的。根據中國的資料，從1965—1968年，通過中國鐵路轉運的援越物資共179列火車5750個車皮。[5]由於中蘇之間戰爭氣氛的日趨濃重，根據前東德統一社會黨檔案材料，中國方面於1969年停止了蘇聯援越物資的過境運輸。[6]蘇聯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輸送援助物品。同年，蘇越另行開通了經寮國、緬甸、印度的空中運輸航線。

　　總之，中國十分關注蘇聯大規模援越對蘇越關係及中越關係的潛在性影響。中國領導人認為，赫魯曉夫當政時，蘇聯不能把中越分開，因為蘇聯對越援助不大，而現在蘇聯加強了對越南的援助，顯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來對越南領導人所說：「我們總擔心站在我們中間的修正主義者。」為此，中國領導人反覆告誡越方：蘇聯的援助不真誠，他們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國；二是進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蘇美關係；三是進行顛覆破壞活動，給中國製造麻煩，也可能給越南製造麻煩。蘇聯就是要在中越關係中投下陰影，分裂越南和中國。可見沒有蘇聯的幫助更好一些。[7]

　　（三）中國對越美和談問題的認識。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加強援越，並不意味著其改變了與美緩和的外交方針。1964年底和1965年初蘇聯開始大力援越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促使越美雙方通過政治途徑解決衝突。2月，柯西金在莫斯科就訪問越南等國情況發表演說時即強調蘇聯主張各國「接觸」，「在談判桌上解決印度支那問題」。[8]蘇聯官員還多次與美方進行接觸，表示只要美國有意，可以通過蘇聯打開通往越南的道路。[9]1966年1月蘇共中央書記謝列平訪越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要說服越南接受美國的和談建議，坐到談判桌旁來。[10]隨蘇越關係的發展，美國也進一步認為蘇聯可以作為越美和談的倡導者和積極斡旋者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蘇聯作為越南的主要盟國和武器供應國，能夠迫使河內為實現和平做出必要的讓步。[11]這樣，在蘇聯的秘密調停下，經黎筍決定，越南政府於1968年4月3日宣布同意派出代表與美國談判。5月，越美兩國政府進行預備性會談。10月，約翰遜政府宣布無條件停止對北越的轟炸和炮擊。1969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與美國和南越阮文紹政權的四方談判在巴黎開始。越南戰爭進入邊打邊談階段。

　　對於越南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與美國進行和談的問題，中國領導人的基本認識是，不打到美國認輸，就不可能有和談。沒有戰爭行動的和談，談多少年也不會有結果。因此，從1965到1967年，中國始終認為舉行和談的時機還不成熟，提醒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及其同夥設置的圈套之中。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越南人民處在反美鬥爭第一線，正在為世界革命而流血，是代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面大旗，這面旗幟不能折斷在敵人設下的圈套里。[12]特別是到1967年末，當毛澤東認為越南的抗美鬥爭已不是勝還是不勝，或大勝還是小勝的問題，而是最後勝利已經在望的時候，[13]中國對越美和談籌劃的進展就更為不滿了。

　　在談判進入切實操作階段時，1968年4月至10月，中國領導人多次對越南領導人提出了指責：一是越南政府4月3日的聲明事實上幫助了正在忙於國內總統大選的約翰遜。二是改變過去以美無條件停止轟炸越南北方為談判條件的立場，接受美國部分停止轟炸的條件，並且放棄自己對談判地點的選擇，是向美國妥協了兩次。三是將抗美鬥爭「逐步降級」，減少對越南南方的支持。四是急於同美國談判而沒有擺出一個高姿態，這將使越南喪失主動，陷入被動境地。因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鬥爭本身，勝利是由鬥爭決定的。五是落入作為美國幫凶的蘇聯的圈套內，使約翰遜掌握了主動權。為此，中國方面明確向越方表示：你們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就接受了蘇聯修正主義者提出的妥協和投降的建議，因此我們兩黨之間、越中兩國之間對此已經沒有什麼更多可說的了。[14]

　　巴黎和談正式開始后，面對蘇聯的插手，中國又一再告誡越南，蘇聯和美帝都是帝國主義的頭子，因此我們應當警惕。中國領導人指出：和談期間，如果你們不接受蘇聯的意見，他們就會切斷對你們的援助，施加壓力。所以，你們應少花些外國的錢，少把正式時間耗費在巴黎和談上。[15]

　　（四）中越之間裂痕加深。

　　從1965年始，中越關係漸漸蒙上了一層陰影。雙方之間的不信任感增強，矛盾帶有了利害衝突的性質，並且給雙方都造成了一些傷害。導致這種狀況發生的原因，除地緣政治影響，歷史積澱，領土主權歸屬、邊界、華僑問題等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是中蘇關係的因素：一方面，蘇聯加強援越后，越南得到了從赫魯曉夫那裡得不到的東西。對蘇式先進武器的依賴，使越南與蘇聯的關係日趨密切。而對中國來說，蘇聯這時卻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越蘇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國戒心倍增。另一方面，蘇聯決定加強援越，但又不願因此而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故想利用中國的鐵路和空中航線給越南提供物資。中國方面當時已難以接受蘇方提出的「空中走廊」、「聯合行動」等要求，蘇聯即以此攻擊中國阻撓其援越物資過境，從而加深了中越之間的不和。

　　此外，這裡還應提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在某種程度上要求越南服從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線的做法，事實上也不無干涉他黨事務之嫌。這無疑加重了越南對中國的離異傾向。中國領導人曾提出：我們堅持反帝必反修，這兩件事不能分開。對此越南領導人表示：我們之間的判斷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評定蘇聯問題。你們說蘇聯正在出賣越南，我們不這麼說。其他一切問題都植根於這種評判之中。越南領導人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評判，應該根據國際主義原則，特別是在越中關係這個問題上。[16]以此曲折地表達了對中國的不滿。

　　此期，越南的報刊雜誌開始發表影射歷史的文章，宣傳中國封建統治者對越南的「侵略」，製造反華輿論。越南政府開始向中國入越軍隊封鎖越軍內部情況、兵力數字、戰況等軍事情報，以及與美接觸、探討和談可能性等外交行動的消息。中國支援人員與越軍指揮機構和地方政府之間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越港口以維護主權為由，禁止一艘執行貿易協定任務的中國船隻進港；越以主權問題要求中國支援部隊的高炮部隊在名義上受越人民軍防空指揮部指揮，並派其聯絡組進駐等等。[17]隨著蘇聯對越南事務的「插手」，中國對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質轉為精神，即「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理論」，而越南對中國援越意義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對越南取得勝利的「可靠保證」，現在則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18]即如越南南方共和臨時政府司法部長張如磉所回憶的：當時黨早已決定與蘇聯結盟。之所以沒有公開發表宣言，就是因為還需要中國的援助。[19]

　　在越南逐步轉向依靠蘇聯，疏遠中國的情況下，中國方面在處理對越關係問題上也採取了某些強硬態度。如1966年4月中越代表團會談時，周恩來和鄧小平向越方聲明：你們將蘇聯的援助與中國的援助相提並論，這對我們是個污辱。因此從現在起，在你們提蘇聯的援助的時候，不應提中國的援助。[20]另據鄧小平回憶，周恩來和鄧小平在1965年與胡志明的一次會談中，針對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來自北方的威脅問題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認為中國威脅越南，中國就把部署在廣東、廣西的幾萬駐軍撤走，放到北方去。蘇聯正在威脅我們。[21]1966年，鄧小平又向黎筍、阮維楨提出：越南同志對我們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這使我記起毛澤東同志曾批評我們對越南的問題「過分熱心」了。現在看來他是有遠見的。這種「過分熱心」是不是引起了你們的猜疑？懷疑中國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為我們有13萬人在你們國家，還向邊界地區派出了1萬軍隊。不過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們將立即撤走我們的軍隊。沿邊界部署的軍隊也將受命返回內地。[22]

　　在越南抗美戰爭形勢緊迫之時，中國的這種表態，已帶有了明顯的施加壓力的性質。對此，越南領導人在極力表白自己並不擔心中國控制的同時，離異心理事實上也加強了。可以認為，中國的強硬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將越南推向了蘇聯一邊。
　（五）中國援越方針的微妙變化。

　　此期，由於越南在藉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時日益明顯地倒向蘇聯一邊，中越之間在政治上的合作趨向冷淡，中國於大方針上仍然全力援越的同時，在某些方面也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1966年8月，越南方面以保衛鐵路、公路運輸及中國幫助的築路工程免遭破壞為由，要求中國加強防空力量援助。中國方面婉言予以拒絕。[23]

　　1968年10月初，越南為獲得颱風損失的救濟及南方作戰的物資援助，要求派代表團來華。周恩來答覆范文同：「中國黨政負責人在10月因國內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黨政代表團」。對越方的需求，「可先在1969年援助協議中加以調整」。[24]儘管此時中共領導人確實正在籌備八屆十二中全會，但是否真的緊張到無暇接待越南代表團呢？且不說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時中國領導人曾與范文同舉行了會談，事實上在這次十二中全會召開前後及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會見了幾內亞代表團、巴基斯坦外長、意共（馬列）代表團、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周恩來等其他中國領導人也是外事活動頻繁。[25]而與范文同的會談卻一直推遲到了11月才舉行。

　　進入1969年後，中國開始向越南強調不能過分依賴其他國家的軍事援助，以後應當嚴格遵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中國領導人在同越南領導人會談時指出：看來你們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供給部隊武器也不困難，而與此同時中國卻存在一些問題。因此，我們希望你們考慮如何更好地、更適當地使用你們自己的人力資源。[26]同期，蘇聯情報部門報告說：中共九大以後，越南試圖獲得中國更為有效的援助，但未獲成功。越中籤訂的1969年援助協議，中國人在半年裡僅完成了31.4%.他們還建議越南的船隻離開中國的港口。這使對越南南方愛國力量的援助形勢變得複雜化了。[27]

　　四

　　70年代初，越南抗美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時，中蘇兩國走向全面對抗。毛澤東已基本完成了從兩面出擊到聯合世界一切可以團結的政治力量，集中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對外戰略的調整。中國重又開始傾全力援助越南。1971—1973年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簽訂援助協定的總額近90億元人民幣。[28]單就軍事援助來說，這兩年的援助物資即超過以往20年的總和。援越的規模十分龐大。[29]這種戰略部署的變化反映了兩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人民反戰情緒日益高漲；與此同時，蘇聯隨其軍事實力的增強，走上公開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氣勢咄咄逼人。尼克松政府為此急於從越戰中拔足。事實上，這種局面早已為毛澤東所預見。他指出，美國的規律是不願意打長，他們的戰爭大概都是四年左右。我看他們繼續打下去困難會增多，整個歐洲都沒有參加，這同朝鮮戰爭不同。毛澤東還分析說，這麼多年來美國的陸軍沒有進攻北越、封鎖海防、轟炸河內市區；他們知道中國有那麼多人在越南工作，但卻一個字也不提，好像沒有這麼會回事似的。可見他是「留了一手的」。[30]為此，70年代初，美國又想借中美雙方探索緩和關係之機，通過中國向越南施加壓力，以使其能體面地結束這場戰爭。但是，中國在爭取打破中美關係僵局的過程中，始終堅持不拿原則作交易的立場。中國領導人反覆向基辛格、尼克松指出，結束越戰的唯一途徑是美國撤出自己的軍隊，不留任何尾巴。美國越早退出印度支那越好。如果戰爭打下去，中國將繼續支持印支三國人民打到底，我們只有支持和同情他們的義務，沒有干涉他們或代替他們提出主張和代表他們談判的權力。[31]

　　與此同時，尼克松要退出越戰的政策，使越南認為美國有可能拋棄阮文紹政權，南越偽軍將面臨單獨作戰的前景。這對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來說無疑是個大好時機。因此，越南這時強調要在南方猛打，迫令美國及早撤兵。對越南勞動黨的這種策略，毛澤東予以支持，並對前一階段中國援越方針發生的一些變化表示不滿，他曾特意對范文同強調說：任何認為我們也有困難而說不要幫助你們的人都是反動派。[32]根據毛澤東的這類意見，中國領導人重又向越南領導人提出：我們必須明確地說，中國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滿足你們的要求。從現在起，如果你們有新的困難產生，希望通告我們，我們將盡最大的力量幫助你們。[33]

　　上述變化存在的基礎，一方面是毛澤東在其外交政策轉向務實的時候，實際上並沒有完全放棄他外交思維的基本內核，即堅持把世界革命、國際共運的目標與中國的無產階級國家利益、社會主義國家利益融為一體的原則。對於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他總是熱情地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更為主要的一面，則還是中蘇關係這一因素的影響。此期，毛澤東聯美抗蘇的戰略構想已基本成熟。在越戰問題上，他採取了以打促美撤兵、助尼克松從速脫身的策略，以求能及早實現其戰略構想。由此，對於越美之間的談判，中國領導人在毛澤東外交方針的指導下，開始提醒越南在談判中既要堅持原則性，又要有必要的靈活性。要讓美國佬儘快走掉。同時，與美國恢復轟炸、試圖迫越南在談判桌上讓步的舉措針鋒相對，支持越南「要在南方猛打」的方針，希望越南搞運動戰，殲滅敵人，通過打取得談判桌前的有利地位，儘快簽署和平協定。[34]

　　1973年1月27日，《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終於在巴黎簽署。3月，侵越美軍開始撤出越南南方。

　　其二，面對蘇越關係的順利發展，美從越南撤兵后蘇將填補其空白的趨勢，中國大規模援越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要拉住越南，避免其完全投入蘇聯的懷抱。然而，蘇聯也在不斷加強對越南的影響。70年代初，越南抗美戰爭勝利在望時，蘇聯一面通過其對越南的影響，使越南成為其利益的代表，打開影響東南亞的通道；一面繼續分離越中關係，提出對越南獨立自主傾向的增強要支持、鼓勵，要使越南依靠蘇聯頂住中國的壓力。蘇聯還特別注意在中美關係緩和問題上作文章，評說所謂「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的特徵」，挑撥越南認為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是對越南的「出賣」和「背棄」，激化中越矛盾。[35]

　　其時，中越之間的分歧已日益明顯。越南的敵人只有美國，而中國已經把鬥爭矛頭指向了蘇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越南領導人建議由中國挑頭組織反美日聯盟陣線，並極力宣傳此陣線的意義時，自然遭到中國方面的婉拒。中國領導人的理由是，如果建立的這條陣線包括蘇聯，他們就將控制它。蘇聯希望建立一個聯合陣線，在這個陣線中我們都必須聽他的。[36]同樣，中國為排斥蘇聯的插手，曾試圖建立中國、朝鮮、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人民鬥爭統一戰線，來解決印度支那問題，但也未能實現。

　　越戰結束后，美國對越南的威脅已經消除。越南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和統一南方的需要，更加依賴於蘇聯的支持和援助。而1973年8月，中共十大則明確提出了建立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統一戰線的對外戰略。結果，儘管中國在越南抗美戰爭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最終還是失去了這個盟友。

　　（原文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1]《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81頁。

　　[2]《當代中國外交》，第159頁。

　　[3]1962年毛澤東與武元甲的談話記錄。凡本文未注出處的中國領導人與外賓會談記錄等材料，主要來自美國方面提供的俄國新解密檔案，即將發表於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編：《冷戰國際關係史項目公報》，1997/1998年冬季號。

　　[4]《當代中國外交》，第159頁。

　　[5]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與文進勇的談話記錄。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55頁。

　　[7]1964年7月27日毛澤東與陳子平等人的談話記錄。

　　[8]1964年7月27日毛澤東接見越南客人時，越方陳輝燎說美國進攻北越只是威脅性的，主要是想擺脫他在南越的敗局，是在失敗中的掙扎。毛澤東表示贊同說：為什麼他過去不講，現在講呢？就是他沒有把握，打了三年了。1964年7月27日毛澤東接見越南客人時的談話記錄。另見1964年6月24日毛澤東會見文進勇等人時劉少奇的插話。

　　[9]1964年8月13日毛澤東與黎筍的談話記錄。

　　[10]1964年10月5日毛澤東與范文同的談話記錄。

　　[11]1964年8月13日毛澤東與黎筍的談話記錄。

　　[12]1964年11月19日蘇駐河內使館給莫斯科的絕密信：「關於南越的政治形勢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地位」，俄當代文獻保管中心，全宗5，目錄50，案宗631，第253頁。轉引自I.V.蓋杜克：《蘇聯與越南戰爭》（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芝加哥1996年，第16—17頁。

　　[13]1959年10月14日毛澤東與蘇聯駐華代辦安東諾夫的談話記錄；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談話記錄；1959年3月12日毛澤東與拉美十五國兄弟黨領導人的談話記錄。

　　[14]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與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馬約等人的談話記錄。

　　[15]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13、514頁。

　　[16]1964年8月13日毛澤東與黎筍的談話記錄。10月5日毛澤東與范文同、黃文歡等人的談話記錄。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等人的談話記錄。

　　[17]《周恩來年譜》中卷，第673頁。

　　[18]《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9、440、442頁。

　　[19]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從戰備需要出發，按戰略位置的不同，將全國劃分為一、二、三線地區，三線地區是全國的戰略大後方。1964年8月初，周恩來在聽取國防工辦彙報時指出：關於一、二、三線的劃分問題，我國周圍各省都是第一線；各省相互來說又都有二線、三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陝南、甘南、攀枝花等地。（《周恩來年譜》中卷，第662頁。）據此，第一、三線之間的省、區為二線地區，而各省、市、自治區自己的小後方稱為小三線。1970年9月國務院提出的《第四個五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將三線確定為「長城以南，京廣線以西的廣大地區」。「具體來說，西南的四川、貴州、雲南，西北的陝西、青海和甘肅的大部分地區，中原的豫西、鄂西，華南的湘西、粵北、桂西北，華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區，是我國的大三線。」

　　[20]《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41、442頁。

　　[21]參見總參謀部《羅瑞卿傳》編寫組編著：《羅瑞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71—472、476—477頁；馬齊彬、陳文斌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248、250頁等。本文發表后，《羅瑞卿傳》作者之一來電話指出：據他們所閱的檔案材料，1964年6月中央軍委作戰會議和十三陵水庫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與林彪關於戰略防禦設想、方針的分歧主要在於防禦地點問題，而非假想敵的不同。林彪在1962年時曾提出「北頂南放」的設想。毛此時則提出要防止敵人從中間突破，認為美國有可能搞空降兵，佔領北京；敵人有可能走八國聯軍的老路，從天津、塘沽進來。這裡主要是針對美日而言。在60年代初、中期，中國的重點防禦方向一直是東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邊界。最近，筆者就此問題採訪了軍方的有關專家，更為詳細地了解到，自50年代以來，中國採取的一直是針對美國的「北頂南放」的戰略防禦方針，只是其實施的基礎在於「以蘇聯為依託」。1964年6月毛澤東與林彪在戰略防禦設想上出現的分歧是，毛認為，此時蘇聯已不可倚靠。他在考慮失去這個依託后，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而林尚未摸清毛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針思考問題。筆者覺得，后一說更符合毛當時的思想實際。它表明這時毛已在注意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考慮其對中國的威脅問題。上述兩說，筆者雖未能見到相關的檔案材料，但認為他們提供的線索及意見非常有益，其啟發筆者在研究此問題時應進一步掌握材料，作更深入的分析論說。

　　[22]1964年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的談話記錄，10月9日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

　　[23]《羅瑞卿傳》，第385頁。本文發表后，《羅瑞卿傳》作者來電話指出，毛澤東此處主要是針對美日而言（詳見前注）。筆者這裡材料的使用應有誤。

　　[24]1964年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另，筆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軍區檔案館查閱檔案目錄，見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軍區司令部向總參呈報的「中蘇方向戰備、作戰預案」、「中蘇方向作戰方案」等條。

　　[25]《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65、54頁。

　　[26]《羅瑞卿傳》，第385、668頁。

　　[27]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時提出：「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於是，海參崴、伯力、勘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有算。」見普羅霍羅夫：《關於中蘇邊界問題》，商務印書館1977年12月版，第211頁。

　　[28]《羅瑞卿傳》，第669頁。

　　[29]《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第54頁。

　　[30]《羅瑞卿傳》，第385頁。

　　[31]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

　　[32]1968年6月29日周恩來接見越南范雄、黎仲迅等人的談話記錄。過去普遍認為中國是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後給蘇聯戴上「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的，現在看來顯然是一種誤解。

　　[33]1968年6月20日國防工辦、國家計委、國家建委軍管會「關於小三線地方軍工建設幾個問題的請示報告」。

　　[34]1969年7月12日蘇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與基辛格談話備忘錄，俄當代文獻保管中心，全宗5，目錄61，案宗558.

　　[35]1965年2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備忘錄記載了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遠東事務小組委員會報告的此類消息。轉引自蓋杜克前引書，第24頁。

　　[36]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03頁。

　　[37]1965年10月26日備忘錄：《關於蘇聯對北越軍事援助的評估》，美國哈里曼文件，特卷：越南，總卷第520盒。轉引自蓋杜克前引書，第59頁。

　　[38]蓋杜克前引書，第247頁。

　　[39]1968年4月29日周恩來說：現在蘇聯也在包圍中國。除了越南這部分外，正在形成對華的全包圍。1968年4月29日中越兩國黨政代表團會談記錄。

　　[40]曲愛國等編：《援越抗美——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2頁。

　　[41]蓋杜克前引書，第37頁。

　　[42]1965年3月26日謝爾巴可夫與黃文進會談備忘錄，俄當代文獻保管中心，全宗5，目錄50，案宗721，第117頁。轉引自蓋杜克前引書，第38頁。

　　[43]蓋杜克前引書，第39頁。

　　[44]1965年10月9日周恩來與范文同會談記錄，1966年3月23日周恩來與黎筍會談記錄，8月23日周恩來與范文同會談記錄。

　　[1]中共中央、國務院1965年7月10日給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的複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4—395頁。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第394頁。

　　[3]1967年4月7日、4月10日周恩來與范文同會談記錄。

　　[4]1967年5月13日喬冠華與越南駐華大使會談記錄。

　　[5]《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上，第540頁；《當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0頁。

　　[6]克利斯廷•奧斯特曼：《1969年的中蘇邊界衝突》，「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1996年1月）論文。

　　[7]1965年10月9日周恩來與范文同會談記錄，11月8日周恩來與胡志明會談記錄，1966年3月23日周恩來與黎筍會談記錄。

　　[8]夏義善編：《蘇聯外交六十五年紀事：勃列日涅夫時期（1964—1982）》，世界知識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21頁。

　　[9]蓋杜克前引書，第27，31-32頁。

　　[10]《蘇聯外交六十五年紀事》，第51頁。

　　[11]1966年8月23日蘇軍總參謀部情報局伊瓦舒京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俄當代文獻保管中心，全宗5，目錄58，案宗262；1969年7月12日蘇駐美大使多勃雷寧與基辛格談話備忘錄，俄當代文獻保管中心，全宗5，目錄61，案宗558.

　　[12]1965年11月30日周恩來與法國外長代表肖維爾的談話，《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54、455頁；1965年12月17日陳毅與越南副總理阮維楨會談記錄，12月19日周恩來與阮維楨會談記錄，1966年3月23日周恩來與黎筍會談記錄。

　　[13]1967年12月22日毛澤東與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員的談話記錄。

　　[14]1968年4月13日、4月19日周恩來與范文同會談記錄；1968年5月7日周恩來與春水的談話，《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24頁；1968年6月29日周恩來與范雄會談記錄，1968年10月17日陳毅與黎德壽會談記錄。

　　[15]1969年4月20、21日周恩來、康生與范文同會談記錄。

　　[16]1966年3月23日、4月13日黎筍與周恩來會談記錄。

　　[17]1966年4月13日黎筍、阮維楨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會談記錄。

　　[18]1966年8月26日毛澤東與范文同、武元甲、黎筍的談話記錄，1964年8月13日與黎筍的談話記錄，1966年11月8日與黎筍的談話記錄。

　　[19]張如磉：《與河內分道揚鑣》，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頁。

　　[20]1966年4月13日越中代表團會談記錄。

　　[21]1975年9月29日鄧小平與黎筍會談記錄。

　　[22]1966年4月13日黎筍、阮維楨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會談記錄。

　　[23]1966年8月23日周恩來與范文同會談記錄。

　　[24]《周恩來年譜》下卷，第262頁。

　　[25]《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502、528-531頁。

　　[26]1969年4月12日周恩來、康生與范文同會談記錄。另見《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535頁。

　　[27]1969年8月15日蘇軍情報總局給克•弗•羅沙庫夫的報告。

　　[28]《當代中國外交》，第162頁。

　　[29]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務動員會上的講話。

　　[30]1968年11月17日毛澤東與范文同會談記錄。

　　[31]《當代中國外交》，第161頁。

　　[32]1970年9月23日毛澤東與范文同會談記錄。

　　[33]1970年9月17日周恩來與范文同會談記錄。

　　[34]《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第660頁。1973年6月5日毛澤東在會見黎筍時回憶說：林彪的戰略思想就是只搞游擊戰，希望你們把美國人拖住。我就希望你們搞運動戰，能殲滅敵人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第919頁。

　　[35]參見1971年5月21日蘇駐越大使謝爾巴可夫的報告：《關於越勞黨解決印支問題的政策與我們根據蘇共二十四大決議所面臨的任務》。

　　[36]1971年3月7日周恩來與黎筍、范文同會談記錄。

2009年2月22日

讀《中越戰爭的真實資料》雜感——越共與黎筍

　　小兵從文中所提我軍武器裝備的低劣，進而想到了文革的荒唐，接著又聯想到越南的黨內鬥爭和我們有何不同。

　　我們總是自己人搞內鬥，而且還特無情，很長一段時間裡黨內民主流於形式，甚至被完全忽視；而越南雖然有近20年都在對外擴張，反華仇華，但其黨內卻很少有你死我活的鬥爭，高級幹部對黨務國務軍務有意見，可以寫文章登報直言不諱，為此而被解職貶職都是可能的，但唯獨不會因非原則性的政見不合而被往死里整。

　　我覺得胡志明這個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在於他開創了越南黨寬鬆活潑的政治氛圍。

　　黎筍斯人，在胡志明去世后逐漸躍居越南黨政一把手，後來的一系列禍及周邊的「大事」都是他在任時搞出來的。我原先很奇怪，這麼一個人怎麼就能青雲直上，到達越南國家權力的頂峰呢？後來看過一些史料，才發現，這個人是個地道的亂世梟雄，堪稱越南的「林彪」。

　　黎筍確實不簡單。在抗法戰爭已結束，而反美戰爭即將開始的這一段南北越和平時期，由於受各方壓力，越共中央當時開了個會，打算將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的部隊撤回北方，以圖後計，當時胡志明等多數越共高層都贊同這一做法。只有時任南方局（是不是這個部門名稱我忘了，大概意思如此）第一書記的黎筍卻堅決反對，他指出「放棄南方游擊區是錯誤的；不僅不能放棄，而且還應調北方正規軍秘密潛入」，然後他就有憑有據的對大家進行了說服工作。越南黨的民主風氣在這時候就發揮作用了，胡志明等領導人認為黎筍言之有理，於是拍板決定；不但不撤軍，還要增兵南方。

　　往後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了。黎筍也在會後回到南方繼續領導武裝鬥爭，一干就是十幾年，在那個特殊的戰爭環境下，由於南方是敵我交手的主戰場，這段歷史無疑成為黎本人最大的政治資本，其在越南黨內威信的與日俱增也可想而知－－事實上，小兵個人感覺，正是如此「勞苦功高」，才使得胡志明逐漸倚重黎筍－－有了最高領袖的提攜，黎筍很快成為了胡志明事業的內定繼承人。

　　只可惜呀，胡志明英雄一世，卻在接班人的問題上看走了眼……縱觀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第二代領導核心的執政方針經常會偏離乃至違逆開國者的政治遺囑，這究竟孰對孰錯，也唯有留給後人評點了。

2009年2月22日

越南入侵柬埔寨記實：稱霸東南亞的「帝國」之夢

　　越南之所以鋌而走險，對柬埔寨實施大規模入侵，謀求地區霸權，其背後有著複雜的民族矛盾和深厚的歷史積怨。

　　公元11世紀，越南建立了穩定的封建國家——「大越國」。那時「大越國」的地盤僅僅相當於現在越南版圖的四分之一。其疆域僅限於今北部紅河中下游一帶以及中部廣平以北地區。北與中國宋朝相鄰，南與占婆國接壤，西部和西北是一些少數民族部落。在長山山脈以西則是南掌國(寮國)的領土，南部湄公河三角洲一帶則為真臘國(柬埔寨)的領土。

　　代表封建貴族、官僚、大地主利益的「大越國」，具有瘋狂的擴張性和掠奪性，不斷對鄰國發動侵略戰爭，擴張領土。13世紀末和14世紀初，「大越國」屢次南侵。至17世紀末，終於吞併了占婆國。擔當緩衝地帶的占婆國的消亡，使柬埔寨成為「大越國」下一個蠶食的目標。

　　至19世紀初，柬埔寨已變成了越南王朝軍事佔領下的「保護國」，國王也成了越南的階下囚。越南侵略者的殘暴統治和掠奪，激起了柬埔寨人民的頑強抵抗。1820年和1840年間，柬埔寨人民掀起了兩次抗越民族大起義，給予越南佔領軍以沉重的打擊，迫使越南侵略軍不得不撤出柬埔寨。

　　19世紀中葉，法國入侵越南與柬埔寨，並開始對越南和柬埔寨進行殘酷的殖民統治。法國對越南實行「分而治之」、奴化和掠奪等殖民政策。把越南分割為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東京)三個部分。並把南圻作為「直轄領地」，東京為「半保護地」，中圻為「保護地」。並將這三個地區(其中包括寮國)與柬埔寨一起組成所謂的法屬「印度支那聯邦」。

　　為了進一步控制印度支那，法國殖民主義者實施了「以越治柬」的政策，把大批的越南人安插在柬埔寨的政府與軍隊中，並隨意將大片的柬埔寨領土划給越南。法國殖民者在這一地區的殖民政策，為日後該地區的戰爭和衝突埋下了禍根。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取代了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地位。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國又捲土重來，以圖重新對這一地區進行控制。共同的反殖民鬥爭的需要，把三國人民緊緊地團結在了一起。1939年，在越南共產黨的領導下，印支共產黨(包括越南共產黨以及在寮國、柬埔寨設立的共產黨支部)中央六次會議上，提出了建立「印度支那民主共和國聯邦政府」的設想。當時建立「印支聯邦」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使三國聯合起來，團結一致，攜手把法國殖民統治者趕回老家去。1954年反法殖民鬥爭勝利后，原印度支那共產黨柬埔寨支部停止活動。1960年波爾布特等人在金邊建立高棉勞動黨(后改稱共產黨)，當時越方需要西哈努克國王的幫助，由於西哈努克國王與波爾布特領導的共產黨的對立，因而越共對新建的波爾布特柬埔寨共產黨很不「感冒」，進而關係鬧僵。

　　20世紀60年代，美國為了稱霸全球的需要，取代法國，利用佔領的南越作為基地，出兵侵略北越、柬埔寨和寮國。1970年美軍侵柬后，波爾布特領導的柬埔寨共產黨聯合西哈努克國王一起開展抗美鬥爭。以「老大」自居的越方在援柬抗美的同時，逐漸滋長了控制柬埔寨共產黨的野心，但卻遭到柬共的堅決抵制，這使越南碰了一鼻子灰。越南從此惱恨在心，總想找借口控制柬共。

　　1975年抗美戰爭結束后，越南又舊事重提，拿建立「印度支那聯邦」說事，但「此鴨頭非彼丫頭」，其真實目的是為了永久佔領寮國與柬埔寨，將其合併到越南的版圖中，實現其地區霸權的野心。因此，理所當然地又一次遭到波爾布特柬共的拒絕。越南當局已是忍無可忍。

　　由於當時我國是支持波爾布特柬埔寨共產黨的，而蘇聯又與我交惡，因此，投入蘇聯人懷抱的越南，在有蘇聯人撐腰的情況下，便不惜與我翻臉，決定用武力征服柬共。其如意算盤是，通過此戰，一可實現其「印支聯邦」的美夢，建立地區霸權，二可打擊中國在東南亞的勢力，而討好蘇聯。

　　於是從1977年起，越南當局在越柬邊境地區不斷進行軍事挑釁和入侵行動。1977年9月，越軍發動了第一次入侵攻勢，在有的地區深入柬領土達數十千米。1977年12月，發動了第二次攻勢，動用了14個師，入侵柬埔寨東部和西南地區。但遭到柬埔寨波爾布特軍隊的英勇抗擊，被迫撤回。

　　1978年11月，越南同蘇聯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越南得到蘇聯的支持后，膽子便大了起來，加快了對柬埔寨侵略的步伐。接下來就如本文開頭所述，越軍終於拉開了大規模入侵柬埔寨的帷幕。

　　五箭齊發，直撲目標

　　戰前，柬埔寨軍隊總兵力為10～12萬人，編成24個不滿員的師(每師2000－4000人)，擁有坦克裝甲輛100多輛、飛機50餘架。其中19個師部署在柬越邊境地區，基本成一線配置。

　　越軍事先對柬軍的部署情況摸得一清二楚，決定兵分五路，以閃電式的突然襲擊方式各個擊破柬軍的防禦，第一步集中兵力奪占柬埔寨湄公河以東地區；第二步伺機攻佔柬埔寨西部地區，最終達到攻佔整個柬埔寨的目的。

　　其作戰部署是：第一路，以第5軍區的第2、307師及4個團，沿19號公路首先進攻柬東北臘塔納基里省，爾後分兩路向上以及蒙多基里進攻；第二路，以第7軍區的第5、302師及2個團，沿13號公路進攻桔井；第三路，以第3軍的第10、31、320師和第7軍的第3師及1個團，沿7號公路進攻磅湛和波羅勉，爾後，分三路向金邊、磅清揚、菩薩進攻，第四路，為主攻方向，以第4軍的第1、7、9師及第5軍區的第309師又2個地方團、1個戰船隊，首先攻佔柴楨，並沿1號公路直逼金邊；第五路，以第2軍的304、306、325師和第9軍區的第4、8、330師及5個團，首先攻佔茶膠，爾後向金邊西側迂迴，與第三路協同，向磅清揚發展進攻。

　　1978年12月25日拂曉4時30分，隨著侵柬越軍總指揮黎德英一聲令下，20多萬越軍主力部隊在炮火的掩護下，全面發動了震驚世界的侵略柬埔寨戰爭。

　　為了迷惑柬軍，越軍擔任助攻的幾路部隊先於主攻部隊發起了進攻。越軍第一路部隊首先對柬軍設防薄弱的東北地區實施了突破，由於這一地區只有柬軍1個師防守，且疏於防範，越軍很快就攻佔了隆發，繼而分兩路向柬縱深推進，一路南下迅速佔領了戈涅，另一路也於1979年1月3日佔領了湄公河沿岸城鎮上。

　　在越軍第一路部隊入侵不久，第二路部隊在坦克配合下，分三路突破柬軍斯努防線，並繼續沿13號公路北犯，柬第117、280師進行了頑強阻擊，但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迅速向西撤退。越軍於12月30日佔領了湄公河沿岸城市桔井市。之後，越軍乘勝追擊，沿6號公路向縱深發展進攻，於1979年1月9、11日，相繼攻佔了磅同、詩梳風等城鎮。

　　與此同時，越軍第三路從克列向西進犯。由於越軍策動原柬軍第3軍區第4師師長韓桑林倒戈，所以越軍兵不血刃於1979年1月2日順利進至湄公河重要渡口洞里貝，並渡河圍攻磅湛。之後，越軍一部分兵力南下，配合第四路部隊攻打金邊，主力全速沿5號公路向西推進，於1979年1月11、12日，相繼佔領了磅清揚和馬德望等重鎮。

　　越軍第四路主攻部隊兩天之後，即12月27日才發起進攻，目的是待成功轉移柬軍注意力后，一戰便攻下金邊。進攻部隊兵分兩路，一路沿1號公路進攻，由於這個方向柬軍部署了重兵(共有5個師的兵力)，所以越軍發展並不是很順利，直到1979年1月3日才攻佔柬軍前沿重鎮柴楨。越軍另一路沿湄公河北上，攻入波羅勉和干丹省，於1月4日進至乃良，隨後迅速推進至金邊以東約40千米的三隆通地區。

　　越軍第五路在空軍支援下，沿2、3號公路向北推進。柬軍在這一地區也部署了5個師的兵力，但由於其防守的正面過寬，很快被越軍突破。之後越軍氣如鬥牛，全力展開向北、向西殺來。於1979年1月5日先後佔領茶膠、貢呸等地，並以一部兵力突入金邊西南地區，切斷4號公路，斷絕了金邊至西哈努克港的外援通道。至此，越軍已基本上佔領了湄公河以東地區。

　　1979年1月5、6日，越軍各路進犯部隊在繼續鞏固所佔地區和追殲民柬部隊的同時，從東、西、南三個方向逼近金邊，切斷了除5號公路以外的所有通往金邊的通道，對金邊形成了一個半弧形包圍圈。

　　金邊是柬埔寨首都，位於洞里薩湖和湄公河匯合處，是柬埔寨政治、經濟、金融、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越南發動侵柬戰爭的目的，就是佔領金邊，扶植一個親越的偽政權。越軍志在必得，因此發起一輪又一輪瘋狂的進攻。駐守金邊的民柬部隊自知寡不敵眾，主動撤出金邊。1月7日2l時30分，越軍佔領金邊。

　　之後，越軍以6個裝甲旅搭載步兵編成若干突擊集群，從三個方向向柬西部地區推進，在未遇柬軍有效抵抗的情況下，沿公路快速推進，日推進速度達40～100千米，佔領柬主要城鎮及交通線。金邊西南方向，越軍分三路向磅遜推進：一路沿4號公路南下，一路西進，一路(1個海軍陸戰旅)在越171艦隊支援下，從雲壤登陸，於1月10日控制了西哈努克港。至1月12日，越軍佔領了整個柬埔寨重要城鎮及廣大地區。

　　民柬部隊因戰前對越軍大規模入侵估計不足，在一線防禦陣地失守，已無法阻止越軍長驅直入的情況下，柬軍最高指揮機關決定轉移至西部柬泰邊境山區，化整為零，分散抗擊。柬軍利用越軍只顧在交通線高速推進的空檔，將潰散在越軍後方的部隊重新集結，沿5號公路向西北轉移，從而保存了部分基幹部隊，在西部邊境地區站住了腳，為日後開展抗越救國戰爭奠定了基礎。

　　此役，越軍共打死、俘虜民柬部隊1.36萬人，繳獲槍支7000餘件，火炮200餘門，車輛800輛，坦克裝甲車60輛，飛機51架、艦船60艘。柬軍損失慘重，越軍大獲全勝。

　 不屈的抗爭

　　越軍佔領柬埔寨首都金邊后，在成立扶植韓桑林偽政權的同時，加緊對民柬各抵抗力量進行「清剿」和「掃蕩」。1979年3～5月間，越軍出動5個師的兵力，先後攻佔了柬、泰邊境地區的特莫博、波貝、拜林、達勝等地，並對馬亨山、梅萊山及詩梳風以北地區的民柬國民軍根據地進行了「圍剿」。從9月中旬起，越軍開始了第二次「旱季掃蕩」。首先以5個師的兵力對柬中部和東北地區進行「清剿」，由於柬國民軍化整為零，使越軍撲空，除破壞和侵佔柬國民軍部分根據地和後勤倉庫外，別無所獲。10月份起，重點掃蕩柬西北邊境地區。11月，侵佔了梅萊山以東、以南部分村莊，並不斷對泰境進行炮擊和入侵。

　　越南為長期吞併柬埔寨，越南當局從國內抽調大批幹部和骨幹，協助柬偽政府建立各級偽政權和組建武裝力量。並加緊向柬移民，先後約有70萬越南人移入柬埔寨定居。為使侵柬「合法化」，越南先後與柬偽政府簽訂了「友好條約」、「邊界協定」、「航空協定」等。為了圍剿和封鎖柬埔寨各派力量，越南人把當年美國人對付他們的那套辦法，搬到柬埔寨戰場對付柬埔寨人民。他們建立各級偽政權的同時，還建立了「戰略村」、「堡壘村」，對村中居民進行嚴格的控制。

　　但越南當局的如意算盤落空了。侵柬越軍很快就陷入了柬埔寨各派武裝力量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利用襲擊、伏擊等多種形式的游擊戰，在西部山區根據地，英勇抗擊來犯之敵，常常打得越軍焦頭爛額，丟盔棄甲。

　　在柬埔寨抗越武裝中，有三派武裝力量最為著名。一是民柬國民軍。其前身就是政府軍。當越軍大舉入侵時，柬埔寨民主政府擁有的全部武裝力量達10～12萬人。部隊被打散轉入柬泰邊境叢林地區進行游擊戰。1979年雨季收攏整編部隊時，人數約3萬。同年12月改名為民柬國民軍。其領導人為前民柬政府負責國防事務的副總理宋成。

　　二是西哈努克民族主義軍。它是柬埔寨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麾下的一支武裝力量。它由「自由高棉」分子和部分朗諾政府時期的舊軍人組成，兵力約1萬人，以柬埔寨北部柬泰邊境為基地。這支部隊得到中國、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國的軍事援助。

　　三是高棉人民民族解放軍。它是宋雙領導的一支武裝力量。越南侵佔金邊后，在中、泰、美等國支持下，宋雙於1979年3月5日在柬泰邊境宣布組成了「高棉人民民族解放軍」，兵力約12000人，基地設在柬西北邊境泰境一側的安比村。

　　為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民族利益為重，共同對付來犯之敵，柬埔寨三大力量領導人於1982年6月22日，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簽署了《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成立宣言》，宣言明確規定：「動員一切力量，共同鬥爭，把柬埔寨從越南侵略者手裡解放出來，以便恢復祖國作為一個主權和獨立的國家。」之後宣布成立了民柬聯合政府。從此柬埔寨國內三派武裝力量聯合起來，攜手共同進行抗越戰爭。

　　從1983年3月底開始，侵柬越軍在柬西部邊境地區發動了一場新的攻勢，並多次入侵泰境，致使柬泰邊境形勢十分緊張。越軍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向泰國以及東盟其他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在柬問題上與越妥協，同時，進一步削弱抗越武裝力量，改善其戰場形勢。但泰國採取了強硬立場，對越軍的入侵進行了堅決的回擊。

　　進入1983年旱季以後，柬埔寨反越武裝在5、6號公路沿線積極開展破襲活動，擴大洞里薩湖沿岸游擊區。與此相配合，在戈公西北、拜林邊境及詩梳風南部地區，柬埔寨反越武裝對越軍主動出擊，拔除了越軍部分據點，殲敵部分有生力量。12月中旬，駐守北部柬泰邊境地區的兩支民柬主力，派出先遣部隊沿12號公路兩側向南推進。於1984年1月下旬至2月初，連續襲擊了磅同、暹粒兩個省城及周圍的越軍據點。

　　1984年4月14日深夜，侵柬越軍一支部隊在坦克、大炮的火力支援下，突然襲擊了民柬聯合政府宋雙領導的高棉人民民族解放陣線總部所在地——安比村。高棉人民民族解放軍在基地周圍，依山修有深而寬的壕溝和堅固的暗堡，易守難攻。越軍偷襲時，柬民族解放軍迅速在營地周圍頑強抵抗。15日凌晨4時，越軍集中火力猛攻安比湖陣地，7時越軍攻佔該陣地，柬民族解放軍的戰士主動退守第二道防線。15日中午時分，越軍兵分三路包圍安比村。越軍特工小隊向安比村摸去，隨後T－54坦克搭載的步兵，也達到安比村。越軍經過短促的火力準備后，便氣勢洶洶地發起了衝鋒。防守在安比村的柬民族解放軍利用熟悉的地形，結合預先設置的堅固工事，打退了越軍一波又一波的攻擊。陣地前，越軍屍橫遍野，銳氣大挫，最後狼狽逃竄。

　　1984年4月19日晚，經過周密的偵察和準備，民柬總部決定突襲位於金邊以西215千米，湄公河下游戈公省省會克馬拉普明市，摧毀其偽省政府，切斷敵水上運輸線。當晚，精心跳選的90多名勇士冒著雨幕，泅渡進入克馬拉普明市。午夜時分，這90多名勇士同時向各自的目標發起突然襲擊。一路直撲越軍的火炮陣地，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敵炮兵陣地，用炸藥包將敵火炮炸成廢銅爛鐵。另一路直撲駐紮在皇家別墅內的越軍師級指揮部。他們幹掉越軍哨兵后，迅速衝進越軍睡覺的室。一排排手榴彈和一陣陣機槍掃射過後，幾十名越軍士兵在夢鄉中就上了西天。驚醒的偽省政府內的越軍，紛紛進入工事企圖負隅頑抗。民柬部隊從三面包抄過來，雙方展開了激戰。戰鬥一直持續到清晨6時，民柬部隊全部肅清殘敵。此次行動，民柬部隊大獲全勝，共斃敵107人，打傷125人。

　　隨著戰爭形勢的進一步發展，柬埔寨反越武裝得到了較大增強，它們採取正確的游擊戰方針，將作戰重點由柬泰邊境推向柬埔寨內地，在洞里薩湖和金邊周圍建立新的游擊根據地，機動靈活地打擊越軍，並將游擊活動擴展到湄公河以東，給越軍造成了很大威脅。

　　越南侵略軍在柬埔寨反越武裝力量的沉重打擊下，損失慘重，從1986年再無力組織大規模的進攻，被迫轉入戰略退卻。柬埔寨反越武裝在內地繼續開展小規模游擊戰，持續不斷地襲擊越南軍隊，為爭取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戰爭進行到1987年，柬埔寨反越武裝繼續開展游擊作戰，打得越軍焦頭爛額，防不勝防。越南當局將以前強硬的「掃蕩」和「圍剿」政策，改變為運用「軍事、政治、經濟、治安等綜合打擊力量」，從多方面削弱抗越武裝的政策。但這絲毫不起作用，在柬埔寨反越武裝凌厲的攻勢面前，侵柬越軍受到極大的限制，越軍傷亡不斷增加(愈10萬人)，士兵普遍厭戰，士氣低落。加之，戰爭久拖不決，軍費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越來越大，使其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其領導層內部派系鬥爭越來越突出。國際上越來越孤立。內外交困的現實，迫使越南當局考慮放棄地區霸權主義政策，尋找政治解決的途徑。自1989年9月起，雙方政治鬥爭取代了戰場上的較量。1990年，蘇聯解體，越南背後的靠山轟然倒坍。1991年10月21日，在國際社會的努力下，雙方終於達成《柬埔寨和平協定》。至此，越軍十多年的侵柬戰爭終於畫上了句號。隨著最後一個越南入侵者撤出柬埔寨，越南拼湊的「印度支那聯邦」的黃粱美夢也隨之宣告破滅。

　　品評戰爭

　　越軍入侵柬埔寨戰爭如果撇開政治和道義不講，單從戰役戰術角度上考慮，可以說不失為其歷史上一次成功的戰例。戰爭伊始，其利用突然襲擊、多路並舉、分進合擊、速戰速決等戰術手段，打得民柬武裝力量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民柬力量最後不得不化整為零，撤退到山區進行抵抗。越軍在短短的時間內幾乎佔領了全國，並建立了偽政府，迅速達成了作戰目的。但戰爭豈能撇開政治和道義!越南當局依仗其軍事優勢，以強凌弱，對一個主權國家大打出手，大搞地區霸權，顯然是非正義戰爭，這是為全世界人民所不齒的!雖然逞了一時之能，得了一時之利，但由於其戰爭的非正義性，這就註定其最終必然走向失敗。

　　柬方在戰爭初期，由於其內部不和，並在國內推行極「左」路線，嚴重傷害了群眾，結果被越軍乘虛而入。在越軍幾路大軍的打擊下，柬軍消極避戰，有的甚至叛國投敵，以至於潰不成軍，大好河山拱手讓人。此所謂內亂必引外患，再次得到了證明。柬方武裝力量退入山區后，迅速整編擴充隊伍，調整戰略戰術，確立依靠人民長期作戰的方針，建立西部山區根據地，並以此為依託展開多種形式的游擊戰。之後，又成立了民柬聯合政府，將所有抗越力量統一起來，以靈活的戰略戰術主動出擊，搞襲擊、打據點、斷交通，宣傳爭取民眾，在軍事、政治和心理上給越軍和金邊偽軍以沉重的打擊，雖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敵強我弱的戰場態勢，但為順利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鋪平了道路，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2009年2月22日

越軍不斷製造流血事件

　　中越兩國山水相連，睦鄰友好源遠流長。尤其在長期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兩國人民互相同情，互相支持，成了「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在越南抗法、抗美救國戰爭期間，中國對越南進行了全面無私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是，抗美救國戰爭一結束，越南當局居然掉轉槍口，以友為敵，猖狂反華仇華、全面惡化中越關係。他們大造反華輿論，煽動民族仇恨；殘酷迫害和大量驅趕在越華僑；公然對中國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提出要求，並派兵侵佔中國南沙群島的6個島嶼；不斷在中越陸地邊境製造糾紛和流血事件。

　　中越陸地邊界線全長1300公里，它由中國清朝政府和法國政府於1885年至1887年簽約劃定，並會勘立碑，是已定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后，雙方都表示願意尊重這條邊界線。為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中越邊界是一條和平與安寧的邊界。然後，從1974年起，越南當局就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製造邊界糾紛，蠶食中國領土。他們指派邊境官員進入中國境內，無理干涉中國邊防軍民的正常工作；強迫越南邊民越界種地，毀禾砍樹，破壞中國邊民的勞動成果；經常指使越南軍警越界巡邏，設立據點，闖入中國村寨登記戶口，發放票證，企圖強行改變邊境行政管轄現狀。越軍在其民族擴張主義政策的支配下，不斷在中越邊界進行武裝挑釁。越軍在邊境製造的挑釁事件，越南軍警在邊境地區侵佔中國領土竟多達162處。

　　不僅如此，1978年夏天，越南共產黨四屆四中全會竟把中國列為「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新的作戰對象」，越南領導人一再叫囂要打敗中國。7月8日，越軍總政治局頒發的《關於新的形勢和任務的教育提綱》。明確規定，要對中國採取「進攻戰略」，「出其不意地、主動地」在邊界線以內以及外「襲擊敵人」，要把邊境地區變成反華戰爭的「陣地」和「堡壘」。在上述方針指導下，越軍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挑釁和入侵活動日益頻繁，規模越搞越大，危害越來越嚴重。越軍經常侵入中國境內偵察地形，刺探軍情，構築工事，埋設地雷，襲擊中國邊防哨所和巡邏分隊，毫無顧忌地向中國邊境村寨、學校、醫院開槍開炮。1978年12月以後，越南軍警在廣西友誼關、靖西、那坡、龍州、寧明、東興和雲南河口、麻栗坡、馬關、金平等邊境地區，天天入侵，一日數起，人數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發展到了到處埋設地雷，任意開槍開炮的猖狂程度，嚴重侵犯了中國的領土主權，給中國邊境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嚴重損害。

　　1979年1月至2月中旬，越軍在中越邊境全線加緊進行作戰準備，大搞軍事演習，頻繁調動部隊，宣布進入一級戰備狀態，並叫囂隨時準備同「新的作戰對象」打一場大規模戰爭，要決一死戰，要首戰告捷，甚至狂叫：「我們打下金邊了，你們中國人怕不怕?」對中國邊防軍民進行戰爭威脅和挑釁。

　　在越南當局公開反華后的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一直以中越兩國人民的友誼為重，採取克制忍讓的態度，希望通過和平協商的外交途徑，解決中越之間的爭端。1977年，越南總理范文同訪問歐洲回國途經北京和黎筍率越南黨政代表團訪華時，中國領導人反覆向他們表明了中國政府對解決中越關係的立場和態度。中國外交部曾多次呼籲與越南談判，尋求解決中越爭端的途徑。即使在中越關係急劇惡化和越軍明日張膽地向中國開槍開炮、侵犯中國領土、綁架中國軍民的情況下，中國政府為不使矛盾激化，仍希望越南當局能夠改弦易轍。中央軍委還多次命令廣西、雲南邊防部隊嚴格執行政策，不主動惹事；對越軍的挑釁行為，不對罵，不對打，不開槍動武，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說理鬥爭。

　　1979年2月8日至12日，越軍連續5天侵犯中國廣西、雲南9個縣所轄的邊境地區30次打死打傷中國邊民和邊防戰土34人；並猛烈襲擊中國雲南河口開往開遠的2列火車，使其嚴重損壞，鐵路運輸受阻；還不斷向中國邊境地區開槍開炮，使工廠停工，學校停課，耕地停種，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和生命財產都受到嚴重威脅。飽受越軍入侵之苦的廣西、雲南邊境各族人民，紛紛請求中國邊防部隊回擊越南侵略者，保衛邊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廣西、雲南邊防部隊對越軍侵犯中國領土、殺害中國邊民、襲擊中國列車的野蠻暴行義憤填膺，忍無可忍。1979年2月中旬，中國政府和中央軍委針對越軍的猖狂挑釁及侵犯活動，作出了自衛還擊作戰的決定。（參見《國防歷史》（下），王中興、劉立勤編著，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009年2月22日

1978年期間發生的越南排華故事

　　此文述說的是1978年期間發生的越南排華故事，是由真人真事所編寫。

　　一、風雲突變

　　在越南廣寧省廣河縣有一個山清水秀的小村莊，住著數十戶清一色的華僑，說是僑還是有點勉強的，因為這些村民的祖先-—來自中國廣東的移民已在這裡繁衍生息了數百年，是他們的祖先，把這本來的蠻荒之地變成了良田沃野、四季果飄的世外桃園。由於村莊四面環山，形成一個較為封閉的環境，這裡的村民仍保留著中國的傳統習俗，說的是中國廣東的方言，寫的是中國的漢字。這些村民事實上已成為越南公民：青年人與當地土著越南人一樣要服兵役，適齡兒童同樣享受著當時越南政府的免費義務教育。

　　我就出生在當地一戶算是有名望的家庭，父親是當地的幹部，大哥剛從部隊退役回來。當時越南剛與美國打完仗，可謂全民皆兵，我的父親雖不是軍人，也配有一支半自動步槍，而且當局對彈藥的管理也比較寬鬆，每個月允許消耗一定數量的子彈自行用於射擊訓練。大哥由於是軍人出身，特別熱衷於實彈射擊，父親也就每月定期拿出槍和子彈讓大哥到曠野進行實彈射擊，每到這時，我就特別興奮，總是搶著幫大哥扛上步槍一起出發。父親與當地的越南官員關係不錯，常有一些地方幹部登門造訪，他們雖然是文職的，但每人身上都帶有手槍，這些客人很喜歡當時僅有七歲的我，每次到訪總是把隨身的手槍御下子彈后給我把玩，使我從小對槍械產生濃厚興趣。但我最喜歡的節目還是客人與父親切磋射術，就是在客廳擺上一塊厚木板，用客人的手槍進行射擊，我就站在旁邊看熱鬧，當時小小年紀的我對手槍的威力簡直是嘆為觀止。

　　越南軍方每年都會派出一支百多人的山地步兵到我所在村莊附近山區進行訓練，這些士兵平時就分到各家各戶住宿，其伙食是自行負責，各吃各的，這些軍人表現得很友善，也很自律，因此村民都會樂意接待。具體分攤人數按住房面積而定，我家因為房子大，每次都會有十多個越軍士兵住進來，一時間房間里擺滿了槍械、爆破筒等，每到這時我就會走進越軍士兵住的房間去搬弄槍械，那些士兵也只是笑呵呵地看著，甚至我扛起爆破筒他們也只是提醒我小心點，當然手榴彈、彈藥等他們是用木箱裝好鎖著，我是碰不到的。

　　越軍士兵的伙食當時是比較差的，幾乎每頓飯都是硬梆梆的饅頭再加上一道南瓜或其他的蔬菜。每到他們開飯總有士兵塞兩個饅頭給我，雖然這些饅頭都略帶些餿味，但由於我平時是吃不到的，所以覺得很稀奇，反而覺得味道不錯，每次都津津有味地吃光，有見於此，後來越軍士兵干趣叫我跟他們圍坐在一起吃，我當時也把這看成是很榮幸的事。當然，如果家裡做了什麼好菜，父親也會端一盤過來給他們加點菜。到了晚上，越軍士兵通常會到屋外的空地燃起一堆煹火圍坐在一起唱起軍歌來，由於平時根本沒有接觸到音樂的機會，所以我特別喜歡聽他們唱歌。

　　這種無憂無慮的生活很快結束了。到1978年初秋，村裡的居民陸續遷走，我當時對這種情況無法理解，也就沒放心上，但隨著遷走的村民越來多，心中不免蒙上了一層陰影。在追問母親后得知，原來是流傳著中國即將與越南開戰的消息，而且當地越南人已放話，一旦開戰就把所有有中國血統的村民殺死。由於村莊距邊境很近，一旦開戰來自中國的炮火也難免殃及村民，在這種恐怖氣氛下，村民都紛紛遷走，有的遷到南方逃到其他國家，有的直接返回中國。父親本也打算遷走，但對遷回中國有顧慮（由於這裡的村民的祖先大部份都是受到當時中國官府的壓迫才南遷到這裡的，對中國的認識也停留在那個階段，村民中甚至流傳著中國兵會吃人的傳聞，對返回中國村民心裡都有恐懼感，能從南方逃到外國當然是首選，但有這種門路的人不多，大部份人無奈之下也只有選擇返回中國），而且由於私交甚深，當地的越南幹部都來挽留父親，並一再表示保證我們一家的安全。對這片灑滿了祖先血汗的土地的眷戀，也最終使父親放棄了遷走的念頭。但整個村莊只剩下幾戶人家讓我心裡很難受，平時的玩伴也全走光了。

　　很快到了秋收，父親因有公務到縣裡去了，母親就帶著大哥準備去田裡收割稻穀，那塊稻田離我家是很遠的，靠近村莊的出口處。我覺得留在村裡沒人陪著玩，心裡也是悶得慌，也跟著到了田裡抓禾蟲玩。沒想到剛收割了不到半小時，突然有兩名全副武裝的越南士兵開著一輛三輪摩托車飛馳而來，剛一下車馬上端起槍指著母親和大哥，叫嚷著要立即停止收割，我幼小的心頓時冒起一股恐懼感，真怕他們真的開槍殺了母親和大哥。大哥很氣憤，與他們理論：「這田是我們開墾的，水稻也是我們種的，為何不能收割？」但越軍士兵強硬地表示：「這塊土地是越南人的，你們中國人無權在這開荒種植，我們已接到上級命令接管這些稻田。」大哥氣得臉都青了：「這是我們幾輩人的辛勤耕耘才有今天這些稻田的啊，怎麼到了今天就說我們無權耕種了呢？」母親趕緊把大哥拉住：「算了，不許收就別收了，先把這些已割好的稻穗抱回去。」沒想到越軍士兵馬上發話：「已割了的稻穗也不能拿走！再不離開我們就要開槍了！」到此刻，我原來對越南軍人的良好印象已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成了仇恨。我當時實在搞不明白，為何越南軍人的表現會反差那麼大呢。

　　正在這時，父親與一名當地的越南幹部剛好辦完事趕回來，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后，那名幹部立即把兩兵士兵拉到一旁進行交涉，但很快他就走過來抱歉地對父親說：「這是政府下的命令，誰也改變不了。」無奈之下，父親沉重地說：「都回家去吧！」

　　沒有了糧食的來源，我們一家在越南是呆不下去了，父親最終決定舉家遷返中國。在得知父親的這一決定后，與父親最要好的一名越南幹部馬上到我家作客，含著淚對父親表示對自己沒能兌現諾言感到很內咎，很多事他也很無奈，對要與父親分別他內心很難過。他這一說完，兩人立即相擁而泣。最後他告訴了父親一個壞消息：上面已下令他監管要遷回中國的居民，只准許村民帶走隨身物品，大件的東西一律不得帶走。但他對父說：「對你我是不會執行這一條的，你要帶走所有東西我也不會阻止你的。」父親苦笑著拍拍他的肩膀：「我都成了逃難的難民了，還帶上那些破家什做什麼，況且我也不想你為難，我只會挑些輕便的東西帶走。」說完兩人再次含淚相擁。我當時雖名然只有七歲，但對這感人至深的一幕至今仍記憶猶新。

　　要走那天，父親的那位越南朋友通過關係幫我們找來了一輛大貨車（後來我才知道這輛大貨車就是中國製造的解放牌，是中國無償援助給越南的），在搬好隨身物品后，父親再次與幾位來送行的越南知交一一擁別，然後全家人上了車卡揚塵而去，當那熟識的村莊逐漸消失在我們的視野時，全家人都抱頭痛哭起來，幾代人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家園，就這樣失去了。

　　二、回國之路

　　貨車在公路上飛速前進，一路上不時看到有越南的軍用車輛來回掠過，一家人心情都很沉重，大家都不說一句話，漠然地看著車外的一切，一直以為越南就是自己的國家，現在這一切都變得那麼陌生。

　　邊境其實很近，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就到達了，一直車就看到大批的華僑已先行到達這裡，後面還有陸續到來的。周圍都是越軍士兵，我們被告知要通過一條很窄的田埂去到北侖河邊紮營等待過境，越軍士兵同時警告：周圍已布滿地雷，只能從指定的田埂通過，否則後果自負。這頓時使氣氛緊起來，為防意外，大家都很自覺地排成一字形徐徐前行，父親要大哥關照我不要讓我有閃失。一路上我也很小心地走著每一步，但我還是好奇地偷偷看了一下兩邊的稻田，驚呀地發現稻田裡插滿了鋒利的竹籤，聽說這是當年越南人發明用來對付法國人的，就那些竹籤的密度，即使裡面沒有地雷，人一旦不小心摔下去也不可能有完整之身。

　　在短暫的緊張后，到達了河邊，父親挑了一塊較平的地方用隨身帶來的帆布（我不得不佩服父親有先見之明，帶了帆布上路，很多華僑都沒料到還要在這呆幾天，只能露宿在河邊）搭起了一個簡易的帳篷，一家人就算暫時安頓下來，天也漸漸黑了。自小嬌生慣養的我特然面對這麼大的轉變，躺在那潮濕的帳篷里，一夜難以入眠。

　　天亮時迷迷糊糊的聽到大哥與父親在說著什麼，仔細一聽原來是大哥發現了後面的山頭上有越軍象是在架設炮位什麼的，看得不太真切，只能看到有人來回的移動，以及炮管狀的東西伸了出來。同時河對面也出現了中國民兵裝扮的武裝人員，周圍的人也發現了這一些情況，大家都是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覺到戰爭即將開始的氣氛。我走出帳篷到河邊好奇地想看看對面中國是什麼樣子的時候，沒想到對面的民兵竟微笑著向我們招手，這與越軍對我們的虎視眈眈形成鮮明的對比。

　　就這樣一住就是三天，大家都在盼著何時能離開這鬼地方，呆在即將發生戰爭的心臟地帶絕不是好玩的事。幸好第四天終於收到通知可以過河了，這時的河水似乎也很配合，水位已下降到能徒步涉水過河了。雖說是河，其實也與小溪無異，沒用幾分鐘，就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岸邊早已站了很多熱情等待的民兵以及幹部模樣的人，還有幾名解放軍戰士，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中國解放軍，感覺挺親切，原來留存在我腦海中的中國軍人會吃人的流言很自然地被現實否定了。那些幹部模樣的人和民兵引導著華僑隊伍前進一邊說著一些歡迎大家回來祖國懷抱的之類的話。這一下子就使大家對返回中國定居的顧慮算是基本消除了，兩邊的武裝人員對待我們的態度已說明了一切，沒想到僅僅是一條小河，分隔的卻是兩重天。

　　但有一點還是讓華僑難民隊伍略為失望的，就是還得住上幾天的帳篷，原因是要等待中國政府部門的登記造冊，分配好收容地。此時已進入冬天，寒意開始襲來，幸好政府很快就向華僑們派發棉衣棉褲----這些在越南基本用不上的衣物。讓深受失去家園打擊的越南華僑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國的溫暖。

　　幾天後，一輛輛大客車陸續使入難民營，按政府指定的收容地，一批批地將難民送走，就在我們抵達一個完全陌生的家園后不到兩個月，也就是1979年2月17日，中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

　　後記

　　據資料記載，從1975年到1984年間，越南政府共驅趕了超過150萬越南華僑出境，他們的財產基本上被越南當局非法侵佔，成為難民潮，其中被聯合國收容后入籍到西方國家的約50萬人，餘下的100萬人由中國政府收容，另外從海路逃亡到外國而遇險死亡的越南華僑人數難以統計。這段歷史似乎已被很多人所遺望，希望藉此文喚起國人對海外華人悲慘遭遇的關注，只有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才能避免這種悲劇在海外華人身上再次重演！

2009年2月22日

1984年新華社述評：越南反華武裝挑釁的國際背景

　　新華社北京7月23日電七月十二日，越南當局出動師級規模兵力，向中國雲南省麻栗坡縣老山地區發動猖狂進攻。這一進攻被擊退後，儘管中國勸告越方立即停止向中國武裝挑釁，使中越邊境局勢平靜下來，但是越南方面並未收斂，繼續瘋狂炮擊中國老山地區，僅七月十三、十四日兩天就打炮七千多發，而且還在調兵遺將，蠢蠢改動。

　　越南當局如此一再在中越邊境製造緊張局勢，進行反華煽動。除了藉此加強對國內人民的控制外，還有其對外需要和國際背景。

　　首先，是為了轉移國際輿論的視線。越南當局頑固堅持侵略柬埔寨，對抗聯合國要求它從柬埔寨全部撤軍的決議，在國際上遭到越來越廣泛的譴責，處境十分孤立。為了擺脫這種困境，他們在四齣遊說，玩弄各種外交花招的同時，加緊反華武裝挑釁，企圖分化反對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國際力量，把世界輿論的視線從越南侵略柬埔寨問題引向中越邊境。然而，他們的外交花招接連破產，他們的「中國威脅」的反華宣傳，儘管得到莫斯科的極力幫腔，但市場越來越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根本不相信。相反，國際上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呼聲和壓力越來越強烈。特別是最近召開的東盟外長會議，重申了要求越南從柬埔寨全部撒軍、支持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的正義立場，明確指出，越南繼續對柬埔寨的非法佔領，「對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並再一次拒絕了越南的所謂「印支國家集團同東盟國家集團對話」的建議。

　　河內外交上的挫折，使越南在國際上的處境更加孤立、被動。而下屆聯大即將於九月召開。越南當局對此焦慮不安，擔心在聯大關於柬埔寨問題的辯論和表決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在這些背景下，越南當局的反華進一步升級，在中越邊境挑起了這次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其目的無非是為他們的「中國威脅」的神話製造新論據，轉移人們的視線，緩和世界輿論反對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壓力。

　　其次，是為了牽制和影響中蘇關係。自從中蘇兩國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副外長級磋商以來，懷有地區霸權鬼胎的河內領導人對此十分害怕。他們拚命攻擊中國要求蘇聯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的合理主張，極力阻撓中蘇關係正常化。越南外交部長阮基石今年年初公開承認：「我們當然要阻止他們這麼做」，他聲稱：「今天，沒有蘇聯，越南將一事無成。」黎筍更聲稱：「在越南的路線上，同蘇聯緊密團結和全面合作，是原則，是戰略。」這些談話表明，河內領導人要緊緊地把蘇聯同他們拉在一起，以便繼續依靠蘇聯，推行地區霸權。蘇聯部長會議第—副主席阿爾希波夫原定五月訪華。恰恰在這之前，他們於今年春季進一步加緊向中國邊境武裝挑釁，製造緊張局勢。今年五、六月間，越南國防部長文進勇、越共中央總書記黎筍等，接踵訪問莫斯科，同蘇聯方面商討東南亞局勢和兩國「全面合作」問題，向蘇聯索取更多的援助相支持。六月底七月初，中蘇在莫斯科舉行副外長會談。會談結束不幾天，就發生了這次武裝挑釁升級事件，也絕非偶然。

　　其實莫斯科支持越南是出於它自己的全球戰略的需要。在中越邊境問題上它同河內遙相呼應，攻擊中國。蘇聯領導人還向河內領導人表示，給予越南以「聲援」和「全面支持」「是蘇共和蘇維埃國家始終不渝的方針」。越南當局的這次反華武裝挑釁升級，正是在得到了莫斯科「全面支持」的保證以後發生的。越南《人民軍隊報》在一篇文章中也證實：蘇聯領導人「完全支持越南反對中國」。中國方面從中蘇磋商以來一再指出，蘇聯不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不排除這個障礙，中蘇兩國關係難以實現正常化。不幸，目前莫斯科還不願消除這些威脅中國的障礙。

2009年2月22日

美蘇檔案解密：中越兩國反目成仇真正原因（圖）

1972年尼克松訪華


1965年中國政府發表援越反美的鄭重聲明

　　核心提示：令上海官方吃驚的是，北越人策劃在尼克松訪問上海的時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議的橫幅。此事被中國方面及時發覺，預先做足了防備措施。在尼克松到訪上海期間，北越人受到所在單位和部門的「熱情款待」，又是帶他們到景點去參觀和遊玩，又是領他們去高級飯店美餐，哄得開開心心，總算避過風頭。雙方都嘴上不說，但心知肚明。這可能是中越民間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中越美蘇四國的越戰檔案披露，當年中越秘密商定，若美地面部隊越過十七度線，中國將出動陸軍迎戰。

　　美國獲知后不敢將戰事升級。越南腳踏中蘇兩船取利，埋下中越反目禍根。

　　從六十年代一直延續到七十年代中期的越南戰爭，主戰場在越南本土，卻將寮國、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國家都卷了進去，而中、美、蘇這三個大國也都在這場戰爭中恩怨交纏，敵我友互相分化組合。更有甚者，中越原是「同志加兄弟」的盟友，後來也一度變為兵戎相見的仇人。越戰使越南南北方軍民喪生約二百萬人，上百萬人投奔怒海，流亡他鄉；美國軍隊死亡五萬八千人、受傷三十餘萬人。

　　越戰結束后，有關秘密檔案相繼揭開，世人對這一歷史悲劇漸漸有了新認識。六十年代中期，美國政府派遣大軍赴越南參戰，以為不這樣做，就不能擋住「赤潮」，整個中南半島，甚至整個亞洲，都會成為共產黨的天下。然而，當時的美國總統沒想到，這場戰爭以南北越統一告終後，亞洲不但沒有「全面赤化」，反而出現了北京出動數十萬軍隊教訓越南的戲劇性變化。中越這一仗標誌著冷戰思維破產，新世紀國際政治告別了兩大陣營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越兩個亞洲共產大國為甚麽會從「同志加兄弟」變成兄弟反目、兵戎相見呢？這場戰爭到底誰是真正的勝利者？近年陸續解密的東西方有關檔案，提供了解讀的關鍵。

　　蘇聯秘密檔案曲線曝光

　　這些逐漸披露的資料有許多是從蘇聯解密檔案中輾轉取得的，其中數據不少屬越南國防部和中國有關部門的高級機密資料，它們掩藏在鐵幕之後、塵封已久。

　　原來，當年越南政府周旋於中蘇爭拗之間，一方面，不滿中方阻礙其與蘇聯交往，但也不願得罪中國，失去中國方面的軍援 ；另一方面，又日益親近蘇聯，每與中共領導人會談，會後常將有關情況通報蘇聯。另有一些絕密資料，來自美國的解密檔案。至於美方如何得到這些情報，至今仍是個謎。內中是否諜影幢幢不得而知。

　　不少資料是首次公之於眾的。例如資料披露，一九**年十月，中國總理周恩來率外長陳毅元帥、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上將等人赴河內，與越南主席胡志明、總理范文同 、越共總書記黎筍及寮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愛國戰線主席蘇發努馮等舉行秘密會議。當時三方商定，如美軍只是介入南越地面戰鬥，派機轟炸北越，中國也只派出防空部隊赴越；一旦美軍越過北緯十七度線，中國將派出地面部隊赴越參戰。一九六五年四月，越方正式要求中方派遣支援部隊。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第一批中國志願部隊開入越南。從此起至七零年七月，與越軍並肩作戰，浴血戰場。

　　其後，這一機密，由中方通過英國間接轉給美國，目的是通知美國：這是底線，不能打破。

　　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者曲愛國認為，中國的介入使美國政府謹慎地決定，不讓地面部隊越過北緯十七度線，避免了中美兩國軍隊在地面正面衝突，否則，這場戰爭可能成為另一場朝鮮戰爭。

　　中國援越軍人陣亡逾千

　　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料則首次披露了中國援越部隊傷亡情況：一千一百人陣亡，四千二百餘人負傷。

　　同時還詳細披露了中國軍隊的戰績：中國防空部隊在越南對空作戰共 二千一百五十三次，擊落敵機一千七百零七架，擊傷一千六百零八架；鐵道部隊則在越南新建鐵路一百一十七公里，改建鐵路三百六十三公里；同時入越的還有通信工程大 隊、後勤部隊、築路部隊、掃雷工作隊、民兵等。中國給越南的物資援助，總額達二百億美元。

　　六十年代開始的這場越戰，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印度支那抗法戰爭；中越的結盟起於中國支持越共抗擊法軍、取得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者曲愛國披露，抗法戰爭期間，中國是唯一向越共提供軍事援助的國家，越共軍隊的全部武器彈藥和裝備都由中國按照預算和戰役的需要直接提供；他公布的大量數據表明，越南抗法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各種槍支共十一萬六千餘支，各種大炮四千六百三十門和大批通訊、工兵器材及糧食、被服、醫藥等軍需物資。中方先後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共二十三支隊，九十五個團另八十三個營，總計三十二萬餘人，最多的一年達十七萬人。

　　中共和越共這一對「同志加兄弟」，為何會反目成仇 ？從戰爭年代的檔案中其實已有跡可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李丹慧研究有關檔案后發現，中越兩國關係大起大落，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國際冷戰 格局下，中、美、蘇三國關係變化的制約和影響；中蘇關係及中美關係的變化對中越關係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 她指出，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支援越南，就要求越南不要站到蘇聯方面去，甚至要有所行動；後來中國為了抗衡 蘇聯而改善中美關係，又要求越南有所配合，不免予人改變了初衷又要強人所難之嫌。

　　其實，就是在越戰期間，民族主義感情也高於戰友關係。當年越南政府派了不少人到上海的鋼鐵廠和紡織廠學技術，上海官方十分厚待他們，把淮海中路重慶南路一帶的優質民居騰出來讓他們住。他們也一直對上海人民懷有好感。可是，中美關係開始解凍卻大大地傷害了他們的自尊心。令上海吃驚的是，北越人策劃在尼克松訪問上海的時候，在沿街的窗口打出抗議的橫幅。此事被中國方面及時發覺，預先做足了防備措施。在尼克松到訪上海期間，北越人受到所在單位和部門的「熱情款待」，又是帶他們到景點去參觀和遊玩，又是領他們去高級飯店美餐，哄得開開心心，總算避過風頭。雙方都嘴上不說，但心知肚明。這可能是中越民間感情上最早的芥蒂。

　　另二位中國學者楊奎松、沈志華論及上述變化時表示，中國的立場是從主張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實現東南亞和平；從主張和平共處到主張冷戰共處；從反對越美和談轉向聯美抑蘇，一直發展到勸告越南適時結束戰爭，造成了後冷戰時期另一種混沌而共生的局面。

　　中美蘇三方都不是贏家

　　李丹慧還指出，四個三角角力的結局是：中美蘇三方誰都不是贏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獲得實際利益，實現了民族統一，並利用大國間的矛盾，藉助蘇聯實力提高了自身地區性大國的地位，從而走上了聯蘇抗華，推行地區霸權主義的道路。

　　在中越兩黨這一對歡喜冤家的恩仇記中，兩國領導人的個人意見有時左右了局勢，深化了矛盾，加上兩國之間歷史上從屬關係遺留下的成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的利害關係，更使積怨日深，以致連蜜月時期的頻繁交往及好話說盡的外交辭令也無法消融這些嫌隙，最後使關係迅速裂變。

　　共產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往往可由兩國領導人的言辭交鋒中尋出。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就有根據俄國解密檔案文件英譯的中越、中老及中柬領導人七十七次談話的珍貴記錄文本。中國學者據此向越南學界覆核其中一些資料，加上註釋，除選出一部分譯成中文首次披露外，其他部分則引入各自相關論文中。

　　會談記錄顯示領袖性格

　　這些談話記錄了一些事件的蛛絲馬跡並再現了領袖的獨特風格和魅力。譬如毛澤東經常談笑風生，以幽默口吻議論天下大事，其個人意志乃兩黨兩國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他主導了這種變化的趨勢，也因此影響了東西方冷戰的格局；鄧小平則坦率直言，對越南方面的誤解敢於不留情面地指出，從他的談話中正可領悟，七十年代末鄧決定教訓越南原來早有伏線；而周恩來的耐心細緻，堅決貫徹毛澤東的主意，似也可略窺一斑。越南方面除黎筍外，參與最多會談的就是越南的總理范文同。這些談話記錄將為研究兩國、兩黨的微妙關係提供新的歷史證言。

　　東西方學者反思越戰

　　在美國為首的西方，有些學者正對發生在印度支那半島的這場戰爭，進行反省和總結，而今年(2005年)一月十日至十二日，以亞洲地區學者為主、議題是《關於中國、東南亞與印度支那戰爭的新證據》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也在香港大學舉行。

　　會議由港大歷史系、亞洲研究中心、美國研究中心和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史項目聯合組織，出席會議的有來自中國、越南、美國、俄國、挪威的二十六名學者。

　　參與這次會議的中國學者大都是中青年研究家，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中共黨史研究室等智庫。他們從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討，並根據美國、蘇聯解密檔案、越南有關文獻和中國有關資料、檔案，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秘辛， 同時闡述了許多新銳的論點。例如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戰與一九**年中國經濟政治的變動》中，提出了新論點，指出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也對越戰起著無形的催化作用，為越戰對中國經濟政治產生的影響作出恰當的定位，從中也可看出當年自感內外受敵的毛澤東，將大政由經濟建設扭轉為準備打仗的軌道，反映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思路。

　　中國首部越戰研究力作

　　上述最新研究成果已彙集於即將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推出的《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書中。這是中國學者第一部越戰研究的力作，作者們能以較開放的研究視角從事研究，一改過去的八股思辯模式，將中越關係放在冷戰時期的大框架中，依據各種解密檔案和新的史料綜合分析，盡量站在一個公允的立場去闡發論見。此書解讀了越戰時中、美、越、蘇之間錯綜複雜的較量，全方位解構了冷戰中波譎雲詭、合縱連橫的外交角力和慘烈戰鬥的源起與禍害。但仍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譬如：關於越南對華政策心理背景的研究，對寮國、柬埔寨在這戰爭中的作用與地位的探討等等。

像越南，阿爾巴尼亞和朝鮮這樣的白眼狼不能再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