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能何以達賴不能？

文/宋魯鄭

5月18日，台灣以「中華台北」的名義、以觀察員的身份第一次歷史性的參加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這也是台灣睽違國際社會38年重返聯合國體系。台灣代表團團長、衛生署長葉金川更在會場與大陸衛生部長陳竺見面，創下兩岸衛生高層官員共同出席聯合國體系正式會議及互動的先例。至此，在兩岸關係大幅改善的背景下，台灣的國際空間也有了實質性的提升和突破。而這本身也是兩岸關係的新突破，標誌著兩方從「先易后難」、「先經后政」到「難易、政經并行」的新階段。

   在台灣問題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人們自然會關注另一個對中華民族有重大影響的西藏問題。尤其是在台灣牌對西方暫時失效、西藏牌已經成為西方和中國打交道的主要籌碼的今天，尤其令人關注。令全體海內外華人思考的是，何以兩岸問題可以本著循序漸進的方式一步步取得突破和進展，何以流亡在外的達賴集團就不能？根據目前中央政府和達賴代表的談判情況，雙方立場相差甚遠。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何以達賴就不能務實以對？為什麼達賴就不能以西藏和平解放時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做為基礎，解決爭議？

   達賴1959年叛離祖國后，共計十餘萬藏人隨之流亡到印度。這十幾萬人就是達賴在海外最重要的基礎和籌碼。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存在和支持，他所謂的「流亡政府」不過是一個空殼，也根本無法吸引西方的關注、支持和援助。而這些人不少是過去的貴族上層，是1959年西藏改革最主要的利益受損者。因此在他們主導下的「西藏流亡政府」有著強烈的分離主義意識，並把這種思想一代代灌輸給所有流亡在海外的藏人。因此，達賴雖然是藏傳佛教的最高領袖，但卻被這些所謂民意綁架。即使他想採取循序漸進和務實的方法來解決西藏問題，也必然會受到流亡人士的強烈反對。實際上，儘管他現在的提出的談判條件已然非常的不現實（諸如大西藏，中央政府撤軍等），無法被中央政府接受，但卻仍然遭受到內部的強烈批評。

   其次，達賴叛離祖國后，出於在國際上生存的需要而不得不一邊倒的倒向西方。不僅全力適應西方的價值觀，並按照西方的要求扮演自己的角色。甚至不惜對歷史問題包括「領土」做出讓步。比如達賴集團所稱的大西藏，包括所有他認定的藏文化區。但卻把現在中印有爭議的數萬西藏領土，主動划給印度。再比如，只是譴責中國對西藏的「侵略」，卻絕口不提當年英國對西藏的入侵。在這種情況下，達賴固然贏得西方的歡心和支持以及直接的經濟援助，但卻在和中央政府談判時失去了自主權。雙方的立場日益懸殊。而隨著時間的流逝，達賴集團也面臨著迅速泡沫化的危險。

   台灣問題和西藏問題背後的實質是中國和西方的博弈。如果沒有西方的介入，中華民族本身早就解決了，或者根本就不會發生。可以說，中國和台獨的鬥爭，和達賴的鬥爭就是和西方的鬥爭。這個鬥爭什麼時候有了最終結果，問題的解決也就水到渠成。儘管如此，台灣和西藏仍然有所不同。台灣在依靠西方的同時，畢竟還可以一定程度地自主處理兩岸關係。雖然有民進黨這樣支持獨立的政黨和民眾，但也有反對台獨的國民黨和民意支持。而達賴流亡集團就不一樣了，他所依賴的流亡群體就是鐵板一塊的分離主義者，而另一方面又完全依靠西方供養，毫無任何自主權。達賴曾宣稱西藏可以做為一個中立的非軍事區。這恐怕只能騙騙不經世事的三歲小孩。他能對長期支持他的西方保持中立嗎？他能對幾十年來自己都吃不飽還要收留十幾萬流亡藏人的印度中立嗎？如果不能對西方和印度保持中立，那就只能和中國為敵。現在達賴都身不由已，被西方支配，被流亡藏人綁架，更何況以後？這也是西藏問題何以遲遲無法解決的原因，這也將是達賴兩手空空退出歷史舞台的必然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