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話之介說

作者：釋見達

　　一、對話的復興
　　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理想國》之中，是如何呈現蘇格拉底的正義?是對話。中國儒家的經典《論語》，是以什麼形式展現孔子的仁道?也是對話。印度佛教的經典乃至中國禪宗的公案里，是如何表達出佛陀的智慧以及祖師的禪機?還是對話。這些，都是卡爾·雅斯貝斯 (KarlJaspers)認為在「軸心時期」(AxialPeriod)奠定了人類思想文明最主要的智者。從人類思想文明的淵源竟然都是以「對話」的形式流出，我們可以這麼說，對話實是智慧的泉源，而智慧則是對話的結晶。
　　兩千五百年之後，這般對話的精神又於近當代活現起來，熱烈地開展於宗教會遇的氛圍之中。早在1893年於美國芝加哥舉行的哥倫比亞世界博覽會中，就已破天荒地成功邀請到45個不同的宗教、教派或組織參加世界宗教議會 (World'sParliamentOfReligions)，並傳達出各宗教相互尊重、平等對話的訊息，此一事件引起了當時社會各階層極大的注意。
　　二、宗教的詞義與宗教學的興起
　　據《宗教大辭典》「緒論」所載，Religion一詞應用於西方近代以來關於宗教思想和學術的探討，並於19世紀末，經日本人翻譯西方著作，「宗教」才正式以學科術語在中國漢文辭彙中出現。Religion一字源於拉丁語religio，指人對神聖的信仰、義務和崇拜，以及神人之間的結合、重歸於好。在中國，「宗」、「教」各有其特別義涵，如宗的本意為「尊祖廟也，從冖從示」，表示對神祗和祖先的尊崇和敬拜，教字則指教育、教化，上施下效，側重對神道的信仰。雖然如此，這兩個字始終沒有聯綴形成—個名詞，直到佛教傳人中國，在佛教的經論中，才首將「宗教」二字連用，—方面專指佛陀為適應教化對象而施設的言說(教)，以及教中之根本旨趣(宗)，另一方面亦指非佛教的其他宗教。由此可知，中國的宗教二字與西方religion一詞有其相通之處，都在於向一高度發展的靈性存有者學習。然而，一如上述，宗教—度被西方激進理性主義者視為落後、迷信、虛妄的象徵，演變至今，因理性所帶來的危機，人類卻又重新往宗教的領域之中尋找生命的價值，而這一波宗教復興的潮流由當代全球信仰人口的統計里可以得到確實的證明。據1996年不完全統計，宗教信仰者佔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四，從這一數字可清楚地了解到宗教價值在當今世界的普及性和重要性。而宗教的復興除了顯示於全世界信仰人口的高度比例之外，更表現在宗教學和宗教哲學等學術研究蓬勃的發展之上。「宗教」本身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近一百年來的事。繆勒的《宗教學導論》，講於1870年的倫敦，被認為是這門新學科的奠基之作。在此之前，宗教研究一方面只限於基督教神學的領域，用來為宗教信念和上帝存在等問題辯護，另一方面卻被認為是一種不實在、幻想的學問，不足以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不過，自繆勒倡導「宗教學」之後，宗教的研究不但不僅受限於基督教神學的論證而遍於其他宗教領域，更成為具有客觀價值的學科，受到學者廣泛的重視和研究，這使得「宗教學有其不同於一般所謂宗教觀的兩個特點：第一是它在學科上的獨立性，……第二是它在內容上的系統性」(呂大吉：《宗教學通論新編》)。濃縮來看，宗教學的內容包括研究「宗教構成的基本要素」、「宗教與其他文化形式的關係」、「宗教史」以及「宗教哲學」，放大而論，宗教學的獨立性顯現於對宗教現象在理智、情感、意志、終極、對話等等議題上的專業研究，而宗教學的系統性則表現於開出了如宗教考古學、宗教人類學、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宗教語言學、宗教文化學……等等交叉性、綜合性的研究範圍。雖然總體而言，宗教學遠非一門成熟的學科，但是其「所研究的對象之複雜，涉獵的領域之廣泛，發現的問題之重大，引發的爭論之熱烈……已使其成為當今人文社科領域裡的一門顯學或前沿之一」(張志剛：《宗教學是什麼》)。
　　宗教學研究的發展有幾個階段。首先是把宗教學從基督教神學獨立出來的時期，不只研究基督教，也研究其他宗教；其次於20世紀初，宗教學受到進化論的影響，重點轉向研究宗教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如各學者所提出的自然神話說、萬物有靈論、圖騰說等等理論；再次是一次大戰之後，學者逐漸專註於特殊、具體的宗教問題或現象的研究，造成了宗教學的分科化，如宗教史學、宗教社會學、宗教現象學等。在此之後，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世界各地大量移民進入西方世界，他們帶去了自己的傳統信仰，相當程度地影響了西方人的宗教觀念與態度，使得國際研究宗教學的方向擺脫了以傳統西方哲學研究方法為方法論的宗教哲學，而有了更為寬廣、多元的發展，主要朝著「宗教多元論宗教哲學」、「女性主義宗教哲學」、「後現代主義宗教哲學」和「跨文化宗教哲學」等方面進行，而宗教如此多元的研究和發展開展出當前宗教學領域—個最為熱門、前沿的核心問題——宗教對話。
　　三、宗教對話的內涵
　　宗教與對話雖然是兩種不同概念，但就宗教二字之內，亦可能開顯出對話的義蘊。庄嘉慶認為宗教最基本的要素包含「信仰者」和「信仰的對象」，二者之間具有一種「我一你」的會遇關係，而會遇就是交談的真實意義，「換言之，『我—你』關係乃明顯地呈現在相互交談的兩個位格之間的會遇關係上。因此，交談就是與其他的存有者踏入積極的互動關係，……是一種存在行動，而不只是語言行為」(庄嘉慶：《宗教交談的基礎》)。由止阿見，宗教和對話之間存有著相當內在睦的關聯。另—方面，對話，不僅僅只是兩個人進行交談，更是「透過眾人對世界觀的討論，而形成了意義深遠且能隨時調適的共識和結論」(Martin Forward，In-ter-religiousDialogue,)，由此亦可見宗教和對話之間有其目的性的指向。為進一步闡發宗教對話的內涵，以下依「對話的背景和需求」、「對話的基礎和原則」和「對話的目的和類型」等三方面進行說明。
　　首先，對話的背景和需求。基本上說來，宗教對話之形成最根本的背景在於當今世界地理的碰撞和歷史的交集所產生的結果——全球化。現今地球上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實質都與全球化有著密切的關聯。例如，當印尼外海發生九級大地震，並引發巨大海嘯，全世界立即知道此事，並能在最短時間內進行救援，這種就好像發生在自己家裡的事—樣的情境，在一百年前的20 世紀初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因為全球化，天涯若比鄰，全世界整個變成了一座地球村。也因此，不論是夏普(EricI．Sharpe)所說，在學術界「流行的思潮幾年來一直是大大地有利於對話」(夏普著，呂大吉譯《比較宗教學——個歷史的考察》)，或者是Forward所言「對話是人與入之間會遇、理解、評價、學習乃至和平共處的一個相當要緊的策略」(Martin Forward，Inter-religious Dialogue，
　　p2)，或者是史威德勒的名言「不對話，即死亡」(DialogueorDeath!)，都是受到全球化深遠影響的結果。擴而論之，因全球化的影響導致宗教對話的需要可從科技、政治、經濟、思想和文明等方面彰顯出來。首先，近百年來由於交通資訊的發達，整體人類相互來往的情形日漸頻繁，相互依存的需求日益加深，故而，許志偉認為這種『隋況已經使得全球共通性的「語言」開始形成，這表現在科技、政治和經濟等三方面最為明顯，全世界正漸漸被這三種語言連結起來，但是這三種文化活動常有衝突甚或帶來災難，因此，全球必須仰賴第四種共同的語言一—價值語言，加以調合，而尋求價值語言的普世性便導向了宗教對話的產生(何光滬，許志偉主編：《四種哲學對話：儒釋道與基督教》)。其次，史威德勒從西方思想觀念變遷的角度闡發對話思潮的產生。他認為西方對於真理的看法已經從19 世紀的絕對性、靜態性、獨白性和排斥性演變成現今的非絕對性、動態性、對話性和關聯性的真理觀，順此思潮，當今任何一種宗教不可能取代或主宰其他宗教，而應該相互對話，彼此學習，共同成長，進而從黑暗的「獨白時代」(theAgeofMonologue)走向曙光初現的「對話時代 」(theAgeofDialogue)。最後，亨廷頓站在「文明衝突」的立場，認為「西方世界應對其他文明的宗教和哲學進行深化的理解，……因為在未來，眾多文明不可能融為—體，故而世界上種種文明必須學習如何與其他文明相處共事」，同時亨廷頓又認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最重要特性，因此，文明衝突的避免便有賴於宗教之間的對話。若縮小範圍，文明衝突常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現，而「不同民族之間的觀念分歧，其深層的核心和神聖的辯護，就是不同民族之間的宗教分歧，正因為如此，解決不同民族之間衝突的重要途徑，即不同民族之間的對話或文化對話，必然涉及宗教對話，必須以宗教對話為核心」(何光滬：《宗教之間的對話問題》)。總而言之，世界全球化的結果，使得人類在高層價值觀念上的誤解與落差更容易產生種種危機和衝突，因此，世界和平的可能便在於調和各文明的價值理念，而宗教對話即是—項必需的要求。
　　其次，對話的基礎和原則。如果對話的雙方，沒有對話的必要，不可能產生對話；即使雙方進行對話，卻沒有一個共通的基礎，那麼也無法成就實質性的對話意義。同樣的，宗教對話於當今之所以能夠熱烈進行，其原因正在於不同宗教之間存有著許多共通同享的價值基礎，其中最根本者一如何光滬所言「儘管各種宗教具有紛繁多樣的教義信條、崇拜儀式和種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它們仍然具有起碼的共性，也就是對某種超自然者或超人類者、超越者或神秘者、神聖者或終極者，即不管冠以何名的終極實在的信仰。這種共性正是對話可能進行的最深層的基礎」。不過，凝聚了對話的共通基礎 ——即各宗教對神聖者或終極者的肯定與追求——並不意謂著對話的目標是為了一統所有的宗教，進而創造出人類同一的宗教，因此，關於宗教對話的原則應在差異性與共同性之間，尋求一種「和而不同」的立場，以孔漢思的話來說，即是「完全忠實於對自己的宗教信仰與對其他宗教的最大限度的開放」(漢斯·昆著，周藝譯：《世界倫理構想》)，如此中道性的態度可說是宗教對話相當適切的原則。
　　最後，對話的目的和類型。如果宗教對話的目的不在於建立全人類統一性的宗教，那麼，比較合理的目的為何?卓新平認為「對話旨在理解，理解旨在共存」。武金正則說「宗教交談首要從了解自己的宗教著手，繼而才能發現其它宗教真理的面貌，進而彼此幫助發掘終極的真理」。王志成則主張「宗教對話的目的是對話各方通過彼此的互動，共同解決現實的問題和教義的分歧，探討靈修的合理進路」。由上可知，為了達到人類和平共處，宗教對話可朝四個方向努力：一方面要解決人類共同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其次要減少各宗教之間義理上的衝突與矛盾；更進一步探索宗教修持的正確方法；最後則獲得終極價值的真理。其中，第一點傾向宗教對話的實踐意義，后三者則屬於宗教對話的理論內涵，然而，不論是實踐或理論，如此對話的目的性相當程度地展現於宗教對話的類型，換句話說，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種種不同類型的宗教對話便因此而形成了。
　　宗教對話之得以具體形成，「對話的主體」和「對話的主題」二者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因此，我們可以依「不同團體」和「不同內容」大致將對話的類型區分為兩種形式。
　　首先，就對話的主體或團體而言，可分為「宗教內的對話」、「不同宗教間的對話」以及「宗教和非宗教的對話」等三種(張志剛：《宗教哲學研究》)。可以說，這三種對話類型是宗教對話的基本形態，根據不同的對話方式設定不同的對話目標，並推進宗教內的、宗教間的以及宗教與非宗教之間的相互同情、理解、溝通與合作。
　　其次，就對話的主題或內容來說，可分為「理論比較型」和「實踐經驗型」兩類。「理論比較型」如張志剛所說的「宗教對話理論研究，像宗教對話的前提、問題、模式、方法、意義、目的等」，此中，最為著名的是由萊斯(AlanRace)於1983年出版的 ChristiansandReligiousPlural-ism一書中所提出並為希克(JohnHick)廣泛運用的三種方式：排他論 (exclusivism)，只承認基督教具有從自我中心走向以教會為中心的拯救功能，而其他宗教都不具備如此的有效性；兼并論 (inclusivism)，主張拯救的過程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宗教都發生著，但又堅持不論是在哪一種宗教發生的拯救實際上都是基督之功，和多元論 (pluralism)，拒斥認為宗教是完全虛妄的懷疑論之外，也一反上述自贊毀他的武斷觀點，進而從「以教會為中心、以基督為中心」的傳統威權式立場轉向更為開闊的「以終極實在為中心」的救贖觀，認為世界各大宗教儘管不同，但是都平等地為以實在為中心的解脫之道鋪路和邁進。尼特 (PaulKnitter)則分別以「置換模式」、「成全模式」和「互益模式」名之，並提出第四種對話方式：「接受模式」泥特著，王志成譯：（《宗教對話模式》)。另外，張志剛亦提出以孔漢思為代表的、不同於上述傳統三種方式的「兼容論」。這些都屬於宗教對話理論上的比較。其次，「實踐經驗型」的對話是以解決人類普遍遇到的實際問題為中心，如尼特主張以全球的苦難作為宗教對話的共同基礎和共同事業，他說「如果人類和大地不必要的苦難確實會被提出並加以消除，那麼諸宗教將必須作出聯合性的、合作性的、對話性的貢獻」。庄嘉慶則認為，在宗教理論型態上的對話常有其困難之處，我們可將交談的主題移到人類的實存問題如倫理困境、生態危機、基本人權、犯罪問題……等等之上。鄭振煌也說「對每個參與宗教交談的組織而言，雖然彼此有著不同的宗教文化傳統背景，然而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承諾——尋找和平、追求公平正義、保護環境、保護我們未來的子孫、發展共同治療的願景」。最後，王志成所提出的五種宗教對話的類型一一「教會中心的對話」、「基督中心的對話」、「神中心的對話」、「實在中心的對話」以及「問題中心的對話」，可以說即是以上宗教對話主體和主題的概括睦歸納。
　　四、結語
　　現在人類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互動頻繁，交往密切。雖然在一方面各文化、民族、人種之間不斷形成趨於一致的共識，但另一方面，卻也不斷產生種種分化、差異和殊別的面向。後者固然是呈顯各文化特色的重要條件，不過，如果人類無法在差異之中獲得包容，在殊別中取得諒解，那麼，頻繁的互動往往會成為衝突的因素，這點在宗教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因此，展望未來，宗教對話將是人類文明得以平順進展的重要關鍵，透過對話，宗教之間不但能避免無謂的誤解和爭執，積極而言，更能共同努力、攜手合作，為人類的福祉、心靈的提升和世界的和平帶來廣大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