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亦喜諂

《聊齋志異》是一本古典小說集，但古人對文體的劃分不像當代人這麼嚴格或機械，所以書中有的篇章讀來更像是雜文，比如這篇「夏雪」：

    丁亥年（1647年）七月初六那天，蘇州下起了大雪，老百姓嚇得驚慌失措，都到大王廟去請求菩薩保佑。大王菩薩忽然依附在一個求神者的身上說：「如今被喊作『老爺』的前頭可
都加了『大』字，你們難道以為我這菩薩小，消受不起一個『大』字嗎？」大家嚇了一跳，同聲高喊『大老爺』，雪馬上就停了。依這麼看，神也是愛奉承的。難怪那些低劣的諂媚者，品格越低下得到的封賞越優厚啊。神尚且如此，何況人乎！所以，作者筆鋒一轉，對準了人世間類此之事，感慨道：

    世風真是越變越糟了，下面的人一天比一天愛巴結奉承，上面的人一天比一天驕橫狂妄。就拿康熙這四十多年中，官場里稱呼的變化來看，可笑得很。舉人稱「爺」是康熙二十年開始的，進士稱「老爺」是三十三年開始的，司、院稱「大老爺」是從二十五年開始的。從前縣令見巡撫，也不過叫「老大人」，現在老大人的稱呼老早就不用了。即使有個很正統的人，也只得用奉承來對付奉承，不敢說個不字……在唐代，皇帝想叫張說當「大學士」。張說推謝說：「學士上面從來沒有加上『大』字的，我不敢接受『大學士』的稱號。」今天到處稱「大」，誰把他們「大」起來的？開始起於小人的阿諛奉承，進而得到驕傲的貴官的高興，厚著臉皮接受了。於是滿天下便紛紛「大」了起來。

    蒲松齡列舉了當時官場、文人種種可笑的日益升級的奉承稱號，並分析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應該說很有見地。

    讀著這篇文章，讓人的思緒無法不想到現在，當今足以媲美古代奉承、尚虛名的例證也頗不少。官場上的事不去說了，以學界而言，「文革」結束后，國家恢復或建立了職稱、學位等制度，對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教授、博士是社會上讓人尊敬的稱號，但時間不長，學位、職稱就有貶值、混亂之嫌。博士后在國外本是博士畢業后找不到工作單位，臨時過渡的措施，在我們這裡被炒作得好像是博士上面更高的學位；博士生導師本是一個工作崗位名稱，也被視為教授之上又一更高職稱或頭銜一類。有識之士雖呼籲正名，但也難以改變。於是，就可以看到若干奇怪或可笑的事情：有的地方在報刊上刊登招聘人才的廣告，優惠條件中赫然寫著：「博士處級待遇、博士后副局級待遇」，與之相聯繫的便是大小高低不等的住房、安家費、科研經費等等，這是實打實地把博士后當成了更高的學歷，看到這裡，也就可以理解一些博士在單位工作本已不錯甚至都已取得教授職稱，為什麼還去讀博士后，有些更是所謂在職博士后。有一次我參加會議，接到一位新結識的朋友遞過來的名片，上面印有「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導師」，排列整齊，很是讓人佩服。

    一個人從事文化科研工作，能評為教授或被稱為什麼專家，成果相符，已是不俗的成績，假如成就再大，加上「著名的」等形容詞，就相當不錯了。但我們看到，這樣的想法已經落伍，學界里大家、名家、泰斗、巨匠、大師之類的帽子日漸多起來，有別人奉送的、有自封的、互相贈送的……以致有人戲稱我們已是「大師如林」。果真如此，文化學術也就大繁榮大發展了，何用現在還要想辦法、下大力來追求呢？

    學界的這類不良現象證明我們的社會還相當浮躁，拍馬奉承還很有市場。除了人性的弱點外，我們更要看到，自古名與利相聯，有了一定的名，也就可「漁利」，然後將已有之名作為磚頭墊於腳下，去獵取更大的名聲……不然，此風何以愈演愈烈？

    蒲松齡在文章後面天真地對當時的社會現象表示了擔心：我想再過幾年以後，稱「爺」的人必進一步稱「老爺」，稱「老爺」的人必定進一步稱「大老爺」，但不知道「大」字上面再製造一個怎樣的尊號才好，這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出來的。

    目前我們也有類似的危險，如果博士、教授、專家都不算什麼了，必得進一步尊尚博士后、博士生導師乃至大家、大師之類，那以後再製造怎樣的尊號呢？與蒲松齡不同，我想這事也不用發愁，自有才智之人發揮想象力製造。博士與博士后、教授與博士生導師的關係已搞得有點亂了，一些高校不是又開始對教授、副教授評級了嗎？一級教授、二級教授、三級教授……

    出路可能不是沿著現有的方向日趨極端地競尚虛名，而是應該來個「急剎車」，努力回到平實的道路上來，把心思精力真正用在做學問上，拿出實實在在的成果，做一個名符其實的什麼「家」。前一段，季羨林先生堅辭「國學大師」等稱號，充分表現了他不圖虛名、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但誰會為此而小看季先生的學問呢？有些人頭頂各式各樣顯赫的帽子，而胸中的學問卻少得可憐，很少見有什麼過硬的作品成果，像是大帽子小腦袋的漫畫人物，這實在是文化學術界的悲哀！這顯赫的帽子也如費力吹起來的泡沫，而泡沫是一定要破滅的。


作者：張天行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