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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
孟凡貴(蘇拉密)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No.2007-02 日期:2007年2月15日
內容提要
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高粱」,在上世紀 70年代退出了歷史舞台。本文圍繞這一歷史事件,客觀描述了自50年代興起的全國大規模治水、農田水利建設運動。作者以獨特的視角論述由水利建設引發的農業生態革命及其深遠意義,從而凸顯了農業集體化在這個過程中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全文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 道別高粱話滄桑
「窪地」是中國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古農業生態要素,它的本質特徵是水澇與鹽鹼。大面積種植高粱正是針對這種生態的必然選擇。如果不改變這種生態的本質,就只能在窪地里種植高梁。
第二部分 斥鹵生粱說輪迴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中國先民與水患、鹽鹼進行了不息的抗爭。但由於一直未能組織起強大的社會力量解決「排澇」這個核心問題,以致對大面積低洼、鹽鹼地的開發陷入周期性的輪迴狀態。
第三部分 萬流歸海見桑田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動員、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對大江大河進行徹底治理,大力興建農業蓄、排、灌水利工程,一舉改變了險惡的農業生態,從而引導了中國農業極為深刻的革命。其意義不亞於大禹治水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同時堪稱世界農業發展史上的典範。
– 萬流歸海見桑田 —
——從 5000年大視野看新中國前30年水治與農水建設對華夏農耕形態的深刻革命
本文緣起
是的,在華北、在東北、在西北,大片高粱地已消失,高粱作為曾被我國廣泛種植的傳統糧食作物已退出歷史舞台。高粱是怎樣退出歷史舞台的?「草橋關民」網友在人民網上發表《高粱地基本消失是農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把高粱退出歷史舞台的原因歸結於農村由「集體制」向「家庭制」的改革和農民對「精緻生活」的追求。 [1] 在我看來,這種觀點實質是「政治萬能論」的翻版——只要堅持私有化方向,高舉個性解放的旗幟,什麼高粱、穀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如果進一步溯源,你甚至還能發現這個觀點直接傳承了「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學說。
據考古發現的炭化高粱種子和編著於公元3世紀的《博物志》的記載,我們可以斷言,中國大面積種植高粱的歷史長達三千多年,從西周早期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中期。早在兩千四百年前的戰國時期,中國農業就開始進入「家庭制」。秦始皇統一中國標誌著農業「家庭制」的成熟。這種體制一直延續至上世紀50年代中期。幾乎在中國農業進入「家庭制」的同時,孔夫子發出了「食不厭精」的感慨——這說明追求「精緻生活」也並非現代人的專利。然而,在這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們沒有看到高粱有絲毫「隱退」的跡象。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紅高粱的「颯颯英姿」在中國農耕文明史上佇立了三千多年?又是什麼原因偏偏讓我們這一代有幸和它道別?本文就以高粱為脈絡,通過描述華夏五千年農耕文明的生態演變,對高粱的來、去之謎,做出儘可能系統、完整、準確的回答。
一、道別高粱話滄桑
在正式論述前,需要澄清一個問題:高粱的產量並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樣,「個子高,產量就高」。與原產於中國的穀子(粟)、水稻,原產於西亞的小麥,原產於美洲的玉米相比,原產於非洲的高粱在糧食作物中是除穀子之外單產潛力最低的。人們種高粱絕不是「為了追求產量」。1985年,全世界高粱種植面積5019.1萬公頃,收穫總量7745.2萬噸,折算單產不足每(中國)畝103公斤。中國的高粱單產量比世界單產量要高。1986年,中國共種植高粱187.55萬公頃,總收穫量為538.4萬噸,折算單產每畝191公斤。而1985年,中國的水稻產量為每畝356.5公斤,玉米每畝236.4公斤,小麥每畝198公斤,穀子每畝101公斤。 [2]
除了產量低,高粱的另一個先天不足是難吃。發達國家一般把它列為飼料用糧,這倒不是因為它所含營養低(其營養成分與玉米相近),而是因為其種皮里含有大量單寧(生柿子中也含有這種物質)。單寧的含量高達整個種子重量的1.5%,它導致高粱味道苦澀,難以下咽。單寧的另一個特點是易於和蛋白質結合,生成極不易被人體消化的膠體——這就是吃了高粱面窩頭肚子容易發脹的原因。喝高粱麵糊糊不能用筷子攪,稍有攪動麵糊就會「瀉」,因為攪動會使膠體和水分分離。有經驗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轉動飯碗,直接用嘴「呼嚕呼嚕」地喝。
高粱之難吃還在於和玉米、穀子相比,它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賴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這些氨基酸能給人以香適味覺,味精的學名就叫「谷氨酸鈉」。缺乏氨基酸的高粱沒有玉米、小米那樣鮮香可口。
關於高粱的難吃,我們還可以引用東北、北京一帶流傳的一句「俏皮話」作為佐證:日本人吃高粱米——沒有辦法了。
就是這樣一種產量既低、質量又差的糧食在中國的田間灶頭活躍了三千多年。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它從非洲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又是什麼原因迫使它依依不捨地離去?
1、從「窪地」和先民的聚落說起
「走過一窪又一窪 ,窪窪地里好莊稼」
這是反映農村巨變、歌頌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優秀現實主義劇作《李雙雙》中孫喜旺的唱詞,在中原一帶可謂膾炙人口、家喻戶曉。
我們注意到,這句唱詞連用了四個「窪」字。如果你對華北平原、黃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湖北北部等中國北方農村稍有了解,你會發現「窪」字的使用極為廣泛,它滲透在農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幾乎每個村莊都有所謂的「窪地」。有些超過兩千人的較大村莊,甚至連「東窪」、「西窪」、「南窪」、「北窪」都全了。
常常可以聽到村民們互相打招呼,
「去哪裡?」
「南窪割麥子。」
顯然,這裡的「窪」是指某處特定的田地。
有時候能聽到這樣的對話,
「去七里營怎麼走?」
「一路向東。」
「有多遠?」
「兩窪地。」
這裡的「窪」又演變成距離的度量單位。據筆者的經驗和調查,一窪的距離約等於一公里。
能夠演變成度量單位的事物,必定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且是生活中最為常見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就是一個男人腳丫子的長度。中國的「丈」原意是指一個男人的身高(據說以大禹的身高為標準),故有「丈夫」之說。當然,隨著歷史變遷,中國 「尺」的長短髮生了變化,使得十尺(一丈)的長度和一個男人的身高已大不相符,但還是留下了「丈夫」這樣的語彙痕迹。
可見,中國北方農民與「窪」的關係和對「窪」的認識程度相當於英國女士和「男人腳丫子」的關係,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窪」的度量衡化反映了「窪」的普遍性,度量單位的大小反映了「窪」的規模——以公里作為尺度。
「窪」到底是什麼?筆者如此定義它:「窪」是中國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連片季節性濕地。它與聚落地、旱地、水源、氣候等要素一起構成傳統中國農業的生態元。這種生態元亘貫中國五千年農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才被新的生態元所取代。所謂「生態元」可以簡單理解為「構成大生態的基本單元」。
河南古稱「豫」。「豫」的文字學含義是「一個人牽了一頭大象」。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揭示:在華夏祖先即將進入農耕文明的前夜,即七八千年前,中原大地一派水草豐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現活動於熱帶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帶尚有出沒,其生態景觀介於現在東北丹頂鶴的棲息地——濕地與西雙版納雨林之間。
後來,由於氣候變遷,林木漸漸稀疏,濕地逐步演變為季節性濕地。所謂「季節性濕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節或水災泛濫的年份里表面積水,在正常年份的少雨季節積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這個時期,華夏先民在這塊土地上迅速繁衍起來,中國農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個個農耕聚落出現在遼闊的東亞內陸。
由氣候變遷引起的生態變化極其緩慢,以千年計。這意味著,在數千年裡,華夏農耕文明必須與季節性濕地所構成的生態元結伴而行。若沒有強大外力介入,這種狀態仍將緩緩延續。
《詩經•衛風•氓》中的詩句「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描繪了今京廣鐵路新鄉—安陽沿線大平原三千多年前的生態景觀。「隰」就是低洼積水地。距今八百年前左右,北宋京城汴梁雖早已不見大象的蹤影,但大型鱷魚在京畿還時有活動。 [3] 可見前後生態之連續與穩定。
窪地在北方平原是否大規模存在?以北京為例:北京亞運村附近有一個地方名叫「馬甸」;首鋼的新廠址叫「曹妃甸」;北京地處北緯40度、東經116度(N40/E116),正好處於這個經緯度坐標點上的村子叫「下葦甸」,它被稱為「京西皮影之鄉」;北京大年初一的老廟會叫「廠甸廟會」。如此種種,無須贅述。以「甸」為後綴的地名,用北京話說,那是「多了去了」。
「甸」就是大片的積水窪地。《禮記•周禮•地官•小司徒》載:「四丘為甸」,即由四個高地圍起來的那片窪地就是一甸。經史學家鄭玄進一步註釋:「甸方八里。」即一甸的長、寬均為八里見方。假如這個「里」和現在的一里長度相仿,則我們可以簡單推算出一甸約為兩萬四千畝。可見「甸」的度量值比中原一帶的「窪」要大。
清代,北京許多地方仍沿用「甸」作為地名。這反映了北京地處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錯地帶、農業開發程度比中原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間距大的歷史狀況。 50歲以上的老北京人應還記得海淀(也作「海甸」)西北郊區當時是大片的低洼積水。《竹枝詞•廠甸正月》雲:「雪晴滿路是泥塘」。「下葦甸」之「葦」也和低洼積水有明顯聯繫。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莊。北方先民們怎樣選擇、安排他們的聚落?首先,人類不是「兩棲」動物,因此要選擇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帶作為聚落地;其次,周圍還要有相當面積的常年旱地用於耕種。這部分旱地史稱「桑田」、「桑榆之地」或「永業田」——這些都是自西周起就有的稱謂。
何謂「桑田」?棉花引入中國較晚,古稱「木棉」。直到唐宋時,要擁有一件產自印度的「木棉袈裟」都很不容易,圍繞這種寶貝,經常有血雨腥風的故事發生。中國古代的紡織主要依賴於絲、麻。在村邊旱地旁栽種桑樹是西周時就有的傳統。據說,這是軒轅黃帝的配偶——嫘祖在西周前兩千年親自倡導的。
何謂「永業」?顧名思義,就是不動產。在因征服或開發而形成聚落的早期,參加戰爭或開發的聚落成員可以按人頭分得田地,並可傳給後代。這些田地,官府要造冊登記、歲畝完賦。為宣誓產權,村民常在田地之間埋下石頭或石灰坑,作為界定產權的證物,這就是通常說的「界石」。
「榆」即榆樹。榆樹成材周期長,耐旱而不耐澇,但主幹發達,材質堅實,是典型的棟樑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種榆樹表達了先民們對佔有這份不動產的自信和對未來生活的憧憬。
和「桑田」相對的是距離聚落較遠的「窪地」。
2、從窪地積水和「鹽鹼化」說起
窪地由於地勢低,往往秋季積水。在降雨量大或水災年份,甚至全年積水不退。如果讀者要把它和「水草漣漪」、「地球之肺」等浪漫辭彙聯繫起來,實際情況未免會讓你大失所望。和恆久濕地的生機盎然不同,與季節性濕地相伴的是鹽鹼化,古文獻稱之為「斥鹵」。
( 1)窪地的「鹽鹼化生成機理」
秋季,雨水從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鹽分,並將之從四周高地沖刷到窪地,在窪地形成齊腰深的積水。由於沒有河道排出,積水只有兩條出路——下滲和蒸發。蒸發的過程是鹽分的富積過程,下滲的過程是鹽分的儲存過程。年復一年,窪地淺層水中的鹽分逐漸累積。我們把這種溶解——沖刷——富積——儲存——累積的過程稱為鹽鹼生成的宏觀機理。
除了宏觀機理,鹽鹼化還有一個微觀機理。初冬,陽光輻射,來自西伯利亞的乾燥風吹過窪地,將表層土壤中的水份帶走,本來含鹽濃度已很大的地表水進一步濃縮,鹽的白色晶體終於析出。然而,鹽鹼化並未就此停止。隨著水分的蒸發,土壤打開所有的毛細管,源源不斷地將含鹽淺層水「泵」到土壤表層進行補充,重複蒸發脫水、析出晶體、再次補充的過程。如此周而復始,把晶體鹽堆積到土壤表層,在冰封來臨之前,整個窪地完全變成了一個專業的「曬鹽場」,鹽層厚度有的竟可達10cm以上。
( 2)窪地的鹽鹼化挑戰植物的生存極限和種植極限
極度或高度鹽鹼化的土地,基本不適宜耕種。通常只有少數幾種雜草可以生存於其中,最常見的是莎草(音「蓑草」)。提起莎草,對人類文明史略有了解的讀者往往會聯想到茂盛的尼羅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類最早的植物書寫材料——「莎草紙」。要說明的是,「莎草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蔡倫紙」,其性質和樺樹皮經過柔化加工后可作書寫材料相同。尼羅河莎草高達 1至數米,亭亭玉立,在中國是可以當作觀賞植物的,水栽幾株可表現綺麗的「椰島風光」。而中國北方的莎草就沒有此等高雅的儀態。在土壤、水源良好的環境中,它可長到30厘米高;在惡劣的鹽鹼化水土中,它的高度一般在10厘米左右;其根莖可入葯,藥名「香附子」。
「呼嘯的西北風掠過曠野窪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殘敗的枝葉被白色的鹽層覆蓋」——這就是初冬窪地的一派蕭殺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來白茫茫」——農民對窪地與鹽鹼地做出了最洗鍊的描述。
鹽鹼肆虐雖嚴重製約了華夏農耕文明的進程,卻在另一方面給整個人類帶來了驚喜。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和被稱為「第五大發明」的豆腐,都直接起因於對鹽鹼的認識和利用。把土壤上泛起的鹽層用水溶解,過濾出清潔的液體,然後加溫蒸發,不久就會析出晶體,這就是硝酸鉀(俗稱火硝),它是配製火藥的主要原料。剩餘的液體被稱作滷水(以氯化鈣為主的二價鹽),是製作豆腐的沉澱劑。火藥、豆腐在中國鹽鹼分佈最廣的黃河、淮河流域首先被發明出來,也許是在華夏子孫抗爭鹽鹼化一次次失敗后,上天出於憐憫而給予的安慰與補償吧! [4]
窪地的可耕地大多處於中度以上的鹽鹼化狀態。「可耕」不過是勉強可以耕種。即便是「勉強」,也必須找到一種生命頑強的作物。
穀子是華夏先民最早馴化的農作物,它的野生種(即「狗尾巴草」)在現在的大都市裡仍可見到。據說,炎帝神農氏當時找來很多種「狗尾巴草」試種,從中選出了穀子。在小麥、高粱、玉米傳入中國之前,穀子和稷子全面承擔著養育華夏北方子孫的任務。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穀子依然是北方人民的主糧。但穀子的特點是耐乾旱瘠薄、不耐水澇、不耐鹽鹼。因此,窪地是穀子的禁區。它適應山區坡地和黃土高原的水土條件,在平原地區只能種植在「桑田」旱地。
於是,高粱走進了華夏農耕文明史。
3、從高粱的植物學、農學屬性說起
高粱原產於非洲。雖然中國也發現了野生高粱,但正統的農業史觀點依然認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紀(西周)以前通過埃及經印度傳入中國的。華夏先民為何種植高粱長達三千餘年?這是由高粱的生物學、農學和窪地的土壤學屬性決定的。
( 1)高粱極耐乾旱
中國北方的夏季高溫乾旱,高粱恰好非常耐旱。而中國南方先民早在此前一萬年左右所馴化的水稻就不具耐旱性。為說明高粱的耐旱性,這裡引入一個農學專用名詞:蒸騰係數(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亦稱需水量。高粱的蒸騰係數是332,也就是說高粱每生成1克干物質需消耗水分332克。穀子的蒸騰係數為257,玉米為368,小麥為525,水稻為650。 [5] 當然,在不同的生長發育期和水、氣環境中,植物的蒸騰係數會隨之改變。因涉及過於專業的知識,此處不深入討論。
除蒸騰係數外,「植物形態學」也能說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極為發達,有利於吸收深層水分。在秋季狂風暴雨後常常會看到玉米倒伏,而這種現象在高粱地很少見,這皆因高粱龐大根系的錨固作用。高粱的莖、葉光滑堅實,表層充滿蠟質,有利於保護水分。在乾旱過度的情況下,高粱的葉片可以向內縱向捲曲,盡量減少暴露面積。若干旱進一步加重,高粱敏感的氣孔會即時調節整個株體進入休眠狀態;一旦遇水則立即恢復生長發育。關於葉子捲曲,很多讀者在電視上看到過大旱時期玉米葉捲曲的景象,殊不知高粱葉可以比玉米葉卷得更結實。
( 2)高粱極耐水澇
高粱非常耐水澇, 特別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於氣孔發育完整,即使被明水長期浸泡也不影響正常生長。而玉米在水份飽和度超過80%的土壤里就不能正常生長,一旦被明水浸泡就會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是窪地的積水期。 [6] 於是,「漂著盆子收高粱」就成了北方農村的一大景觀。
我奶奶講過一個家族故事。那是在1942年,那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個妯娌,也就是我的一個本家奶奶,家裡斷糧已多日。這一家春天剛喪了男人,留下20多歲的她帶著一個剛七八個月的男孩「熬寡」。這一天,大雨剛剛止住,孩子餓得嗷嗷哭叫,而母親的奶水已乾涸。她想到北窪地還有一小塊即將成熟的高粱,想收點回來給孩子打「糊糊」吃。就背著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去了北窪。
「大盆」是北方一帶家庭使用的大陶盆,可盛水一百斤左右。「漂著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齊腰深的水裡推著盆前進,把用鐮刀砍下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為舟」,這不能不說是北方農民無奈中的創舉。
這天,直到晚上,我這位本家奶奶都沒回來。第二天,人們先找到她娘家繼而又找到窪地,發現她已經死了,是被駐紮在臨近村莊的鬼子從村頭炮樓上用槍打死的。孩子身上沒有槍傷,她當時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裝在「船」上,子彈把大盆打了一個洞,孩子在沉「船」后被淹死了。我們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這樣完了。
( 3)高粱極耐鹽鹼
先說耐鹼度,即PH值。玉米適合生長的鹼度上限為PH8.0,高粱為PH8.5,差別似乎不大。但鹼度是以PH7為起點的,玉米耐鹼度的上限偏鹼值是1.0,高粱的是1.5,後者是前者的1.5倍。 [7]
再說耐鹽性,高粱和玉米之間的差別更大。高粱在含鹽量5.0/1000的水環境中尚可生長發育。 [8] 5.0/1000是什麼概念?這是一個接近海水級別的概念。大連近海的含鹽量為30.0/1000,遠海的含鹽量為31.3/1000。而玉米在含鹽量達到2.0-2.5/1000時就會停止生長,超過這個數字就會被「腌」死。 [9]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大面積種植高粱是由中國北方的農業生態決定的。這裡沒有選擇,更不要說「精緻選擇」,連「粗糙選擇」都沒有。除了高粱,再找不出其他糧食作物能在窪地種植,至少中國的先民沒有找到。在生長發育所需的溫度、日照條件方面,很晚才傳入我國的玉米比起穀子來更適合替代高粱,但窪地的積水、鹽鹼使玉米「望而卻步」。
怎樣才能在中國北方的窪地種植穀子、玉米甚至水稻?
中國的先民屢屢向蒼天發問。
蒼天,沒有回答。
二、斥鹵生粱說輪迴
1、從窪地開發的周期性輪迴說起
在中國歷史上,伴隨著戰亂、災荒的發生,窪地的開墾與耕種處於周期性輪迴狀態,時廢時起。
在天下太平、人口增長的年代,人們開始開發窪地。聚落之間、家族之間互相爭奪開墾權,爭奪激烈就以械鬥解決,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這就是中國農村土地分佈極不對稱的原因。一個村子的耕地向某個方向延伸幾里甚至十幾里,而在另一個方向卻被其他村子擠佔到村邊。
在歸屬劃定后,理論上講,參與爭奪的成員享有平等的開墾權。但實際上經濟能力低下的家庭所能開墾的土地比大戶要小得多。有沒有牲口,有沒有農器具,有沒有種子,這些都是制約開墾的重要因素。撅頭刨與三頭騾子雙鏵犁,效率不可同日而語。更何況大戶還能雇傭人力、畜力來開墾。
即便被開墾出來,窪地也不具有「永業」的意義。窪地的耕作風險極大。如果這年雨季提前,在高粱的幼、壯苗期窪地就開始積水,即便是高粱也會顆粒無收。一些經濟薄弱的小戶,即使遇上生、老、病、死、婚、嫁等正常變故,也會以極低的價格將窪地轉讓他人。他們寧願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邊田裡。窪地距村子遠,看護困難,成熟的莊稼被其他村「盜收」的情況時有發生。每當天災人禍時,人們為降低渡荒風險 ,通常會拋荒窪地——與其種出來被別人收去,還不如節約種子聊以度荒。窪地「擱荒」久了就會被他人重新開墾。
土改分地時,我們村是按五畝窪地頂一畝桑田來計算的。即便如此,多數人也不願意選擇窪地。相較而言,經濟殷實的大戶更喜歡整塊的窪地。原因有二:其一,類似於保險業遵循的規律,大戶可以通過「大數效應」來規避風險;其二,成片窪地適合大騾子大馬連片耕作。因為同樣的原因,窪地也很容易被兼并。
永業田裡常可見到墳崗、墓碑、柏樹,這些象徵歷史傳承的標誌物在窪地是看不到的,沒有人會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將來很可能不屬於自己的水坑裡浸泡。窪地里也沒有榆樹,只有柳樹。柳樹主幹低矮、不堪大材,但極耐水澇、插枝成林、冠枝發達、生長迅速。栽種者在三五年內就能收穫「把」、「柄」、「桿」、「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適合窪地積水、所有權不穩定的狀況。在此意義上,是否可把窪地稱作「柳田」?古文獻中未見有此說法,姑且作為筆者的「發明」吧。
每當有大規模戰亂、自然災害發生時,窪地就會完全停止開墾耕作,重新進入荒蕪狀態。一經進入荒蕪期,時間多以百年計。以小崗村為例,1194年黃河南下奪淮,1855年北歸,在小崗村附近形成大片無人窪地,僅燃燈寺一帶就有十萬多畝。 [10] 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修建了「燃燈水庫」,此地才再度進入開發期。
2、從聚落的「繁殖」說起
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跨度內,窪地開發陷入周期性輪迴,開發進程非常緩慢,能鞏固下來的成果十分有限。這從地名的歷史沿革與聚落的「繁殖」中可窺見蛛絲馬跡。
「村」是先民較早建立的聚落名稱,至今仍是最常見的通用地名。
在漢之前,聚落連同它周圍的「桑田」、「窪地」一起被稱作「野」。「野」這個名稱反映了當時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文中,筆者談到了窪地的兼并。兼并達到一定規模后,為便於看護莊稼、節省往返時間,大戶會在窪地里或窪地邊選擇地勢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長工、養牲口、打曬莊稼、收晾糧食,形成所謂的「莊院」。長工也要娶妻生子,莊主也會有失地的三親六戚前來投靠——這就形成所謂的「莊戶」。如果能在高地附近打出可供飲用的「甜水」,則一個新的「桑榆之地」就會漸漸形成。這類被「繁殖」出來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個通用地名——「庄」。
新聚落的誕生並不意味著這片窪地就被改造成「桑榆之地」了。窪地非常大,若把它比作大海,聚落與「桑榆之地」則像一座座島嶼。新聚落的誕生不過是把一塊高地由「無人島」變成「有人島」而已, 窪地依然是窪地。只要窪地的「積水」和「鹽鹼化機理」沒解決,窪地就永遠是窪地,人們就只能面對「海」一樣的窪地不斷嘆息。
「庄」 的形成是民間自發力量開發窪地的標誌性成就,也是民間自發力量開發窪地所能達到的最大成就。一個「庄」的誕生過程十分曲折漫長。一方面,有沒有和平環境保證兼并達到規模?窪地里有沒有像樣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這些都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在形成之初的一至三百年內,「庄」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況。因為其時「莊戶」成員大多和「母聚落」保持較為密切的經濟(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宗法(家族、祠堂、祖墳、社團等)聯繫。一旦遭遇因水災以致高地被淹沒、戰亂期因莊戶成員過少難以抵禦匪盜、瘟疫造成人口銳減等情況,「庄」便頃刻瓦解,成員仍返回「母聚落」——村。一般說來,一個「庄」要成為穩定的聚落需歷時三至五百年。
除民間自行開發外,國家也會對窪地投入開發力量。在大規模戰爭、自然災害、瘟疫過後,國家為了恢復經濟、調整人口失衡,會強制性或政策性移民。據考證,在距今最近的一次大規模移民(即「洪桐移民」)中,數百萬山地居民被驅趕到大平原安家落戶。然而,區區數百萬人,對於廣褒的大平原以及大片大片窪地來說不過是滄海一粟!據《地方志》、《地名志》記載,這些移民大多補充、併入了現成的聚落,和天災人禍后遺存的原居民共同復墾荒蕪的「桑榆之地」。只有少部分族群強大的移民開闢了新的聚落點。正是這種和原居民的混雜、同化才製造了「洪桐移民」被無限誇大的「野史」。可見,大規模移民並不會對窪地開發造成太大影響。
國家有時候會將退伍軍人、俘虜、收編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編製開赴窪地墾荒,這就是所謂的「屯田」。和「庄」的產生過程類似,「屯田」也會產生新的聚落,這種新聚落的通用地名就是「屯」。
「庄」和「屯」的產生軌跡記錄了北方先民征服窪地的艱辛足跡。一次次開荒種地,一次次荒蕪湮沒……在無數次重複輪迴中只有極少數的「庄」、「屯」延續、存留下來。步履何其緩慢!道路何其曲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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