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光鼐：不要過度政治化解讀群體性事件

南方新聞網   單光鼐

　　南方周末：為什麼暴力的群體性事件發生在縣一級的會比較多呢？

　　單光鼐：我覺得是現在的縣域環境有問題。

　　小縣城社會分化遠不如大城市那樣分明，農民就是數量最大的群體。在長幼尊卑、等級序列依存的社會環境里，往往「強者，更強勢；弱者，更弱勢」，草根群眾遇事容易激活「我們(農民)」和「他們(當官的)」的心理分界。這種心理分界越強烈，官民互動中的怨恨就越明顯，草根行動者之間的協同就越廣泛。況且，小縣城裡傳統文化的氛圍濃厚，「有無相通，疾病相扶，患難相助」的風氣遠較大城市盛，凡事一出，四里八鄉的血親、姻親、鄰居、同鄉、同學、朋友很快就會聚集起來幫忙。尤其是中西部小縣城裡升學、就業機會少，四處遊盪的年輕人多，無事尚且易生非，更何況一有「風吹草動」，年輕人那就更易呼嘯成眾，肆意而為。這在以前的廣安、大竹事件中已有顯現，在去年的甕安、孟連、隴南事件中男青年的暴力行為更為突出。為此，我曾提出要關注「縣域青年」的命題。

　　還有就是，縣一級官員在處理群體性事件時改進不大。2008年5月某縣委書記為了求群眾不要去請願，四次當街下跪，手足無措的窘態盡顯；甕安事件中，縣委書記、縣長躲避群眾，都不到現場去，反而遠離現場；隴南事件時群眾也是再三要求見市委領導，但也是避而不見。當地有幹部講，事發當天，如果某書記出來見一下群眾，事情也不至於演變成這個樣子。不要過度「政治化」解讀

南方周末：目前國內外都有一些聲音將中國時有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看成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你怎麼看？

　　單光鼐：不要過度政治化解讀目前的群體性事件。世界各國，無論是何種政治體制，在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都經歷過不同階段的群聚事件。如果一個政府具有高度的消化能力，群聚事件或社會抗議就會轉化為積極因素，相反，就很容易轉化為社會不穩定的消極因素。

　　一些事發地的政府往往傾向以「敵我矛盾」來定性群體性事件，把本是經濟、民生利益訴求的事件視為反對執政黨的政治行為。「階級鬥爭為綱」時代的「好人不鬧事、鬧事無好人」成為一些官員普遍的思維定勢，面對群眾的集體行動，總以為是和政府作對，是反政府行為。考察2008年的群體性事件，這種思維習慣時有表露：凡事發生，還未及細查就匆忙定性，如「有組織、有預謀」；或稱「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教唆」；或稱「有黑惡勢力操縱」；或直接稱「街頭政治」。將成百上千，乃至上萬的群眾，輕則稱之為「不明真相的群眾」；重則稱之為「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鬧事者」、「不法分子」等等。「別有用心」、「不明真相」的類似說法我們已經談了幾十年，那些都是階級鬥爭時代語境下慣用的語言和概念，現在再以此來解讀群體性事件，往往沒有了任何說服力。

　　過度政治化解讀會留下後遺症，其一，容易擴大打擊面，製造出大量假想敵人，把自己推到群眾的對立面；其二，容易擴大事態，激化矛盾，不利於平息事情；其三，定性過激，往往會引發執法不當，處置不妥，這就容易授人以柄，被海外某些人利用。地方政府之所以習慣於政治化解讀，對事件做簡單化處理，其實往往是為了推卸自身責任，為自己採取強制措施尋找合法性。

　　對群體性事件做過度政治化解讀，往往也是海外一些人和西方媒體對中國社會形勢進行惡評時慣用的說法，比如，他們經常將群體性事件稱之為「暴動」，將國內的社會矛盾衝突渲染為人民群眾和共產黨的政治對抗。他們每每以此誇大每次群體性事件當中群眾的死亡人數。經我們核查，海外媒體歷年來對群體性事件報道的死亡人數很少準確。因此，對「過度政治化解讀」，我們應持審慎的態度，小心掉入人家的話語「陷阱」。

　　從去年年初的上海「散步」，年中的成都「散步」和年底重慶計程車司機「集體休息」這些事情來看，是老百姓自己在淡化政治色彩，自己強調自己沒有組織性，在尋找非暴力的方式，尋找和平表達的可能性。

　　當然，不過度政治化解讀，並不表示對此可以掉以輕心。況且，中國現在的群體性事件，有加劇的傾向。

　　「群體性事件」將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

　　南方周末：你判斷中國群體性事件可能加劇的依據是什麼？

　　單光鼐：一般來說，「群聚事件」在「開放」尚不完全、「封閉」尚有存在的過渡階段較多發生。一方面，社會相對「開放」、寬鬆，群眾敢於表達自己的訴求和意見；另一方面，社會相對「封閉」，民眾訴求不能自由表達，缺乏渠道，只好採用「群聚」抗議的手段。因而，這個時期「群聚事件」會頻頻發生，成為常見的「非正常行為」。

　　研究群體性事件必須重視民眾的社會心理。「群聚」常常發生在社會結構扭曲、社會關係緊張或任由單個的個人孤立地面對強大的社會這樣的一些狀況下。

　　我在萬州、漢源、池州、廣安、大竹、甕安等地親身感受和體會到農民、移民、下崗失業工人、低收入者、貧困人口等的牢騷、焦慮、無奈、疏離等情緒，聽到他們對社會不公的抱怨，對官員腐敗的抨擊，對官民關係緊張的表述，對富人、尤其是為富不仁的富人的仇視。應該看到，這些情緒一時還不會消除，有時甚至還會以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

　　從社會心理上看，民眾煩躁、焦慮、不安的心態還會持續下去。因為急劇的社會變遷使整個社會生活充滿了比過去多得多的不安全、不穩定、不確定的心理感受。

　　從我們研究來看，「群體事件」現在還沒有進入高峰期。可以預計，在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將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在數量上甚至還會繼續增加。對此，我們應該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南方周末：除了數量可能增加外，還可能會有什麼變化？

　　單光鼐：另一個可能的發展趨勢是，組織化程度會進一步提高。集體行為要轉化為集體行動的條件是，必須有明確的訴求目標，必須能持續地「拖」下去，必須動員更多的人參與其中。為此，群體內必然產生「組織化」的強烈慾望和內在衝動。

　　萬州、池州事件由於沒有組織進行組織、動員，抗爭性與動員力都很差，「烏合之眾」起鬨、胡鬧一通，便散開；但是，我們從漢源、東陽、黃石(因不滿撤市改區，湖北大冶市發生了到黃石以衝擊黨政機關為目的的群體性事件)等事件看到組織化的端倪。

　　無論是農村集體維護自身利益，還是下崗、失業工人面臨生存危機引發的群體性事件，逐漸有了非正式組織或隱形組織的發起、組織和動員。如，發動一連串的聯署簽名、上訪和請願，創造出一套有力的動員舉措，策劃動員策略與製造輿論和宣傳，等等。

　　中國民間社會的自我組織能力是很強的，歷來有幫會組織秘密結社的習慣和傳統。世界各國的體制外群聚事件的發展軌跡也證實，早期的群聚事件往往是組織化程度很低的「集體行為」，倘若社會矛盾、衝突沒有舒緩，其後就會逐漸演變為矛盾進一步集中、組織化程度進一步提升，由隱形組織或非正式組織發起、組織的「集體行動」，再進一步發展，那就是社會矛盾進一步聚焦於某一問題的「社會運動」了。

　　我想提醒一句，在目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2009年尤其需要關注經濟形勢變化對社會環境的影響、對群體性事件的影響。一些經濟問題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問題。國外過去的很多事例證明，在經濟波動、不景氣的情況下，社會不穩定有可能增加，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會增大，程度也可能會加劇。

　　南方周末：對於目前這樣的情勢，你覺得應該怎樣應對群體性事件，才能向好的方向發展？

　　單光鼐：群眾和基層政府都要理性、平和，雙方都要學會談判、妥協。群眾，要學會「有話好好說」，凡事而動者要堅持「和平、非暴力」；地方政府，平時要「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事發時，要在介乎於「壓制」與「妥協」之間的灰色地帶學會拿捏尺寸。該「柔軟」的，「身段還要更柔軟」，如對待理性、平和的群眾；該「強硬」的，當然也要「強硬」，如發生了打砸燒，就要果斷處置，將肇事者拿下。世界各國警察都是這樣的原則。

　　2004年浙江東陽在處理突發事件時，地方政府調動大量執法人員與當地民眾產生暴力衝突，政府可謂形象大損，幹警受了皮肉之苦，打砸的民眾後來也受了牢獄之災。三方皆輸，沒有贏家。2008年孟連事件中，本是膠農和橡膠公司的經濟糾紛，政府卻站在企業一邊，警察幫著企業去對付老百姓，弄成資本和權力結合，又過度使用警力，以致釀成流血。我們一定要避免類似的情況再發生。

　　西方防暴經驗顯示，警方愈採取強硬的手段對付示威者，對方通常都會採用更激進的方式對抗。因此，基本上不採取圍堵、封殺的策略；相反，往往用軟性的辦法，給示威者有限的舞台，一定程度的曝光率，似能更有效地防止他們大規模地在市面鬧事。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鑒。

　　只要有正確的策略、正確地應對，群體性事件是能夠得到妥善的防範、引導和處理，向好的方向轉化的。中國具備這樣的能力，社會也有這樣的要求。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覃愛玲 發自北京

[ 本帖最後由 新鮮人 於 2009-2-4 23:31 編輯 ]

政治？什麼是政治？一個人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鍋碗瓢盆是一個人的瑣事，一群人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鍋碗瓢盆就不是一群人的瑣事，而是一群人的政治了。政治是什麼？政治的前提是要有一群人。
群體性事件，是一群人的一件事。一群人對同一件事發表看法，一群人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鍋碗瓢盆，怎麼就不是政治？

原帖由 零下三度VIII 於 2009-2-5 20:45 發表 [單光鼐：不要過度政治化解讀群體性事件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群體性事件，是一群人的一件事。一群人對同一件事發表看法，一群人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鍋碗瓢盆，怎麼就不是政治？

說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