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民主與國家正義——兼議海峽兩岸政治績效差異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89505.shtml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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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新世紀，中國內地連續多年保持四海昇平氣象——
　　 雖然國家實行宏觀調控，但經濟逐年實現高速增長，社會大局整體穩定。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照顧到了八億農民，給農村帶來全新氣象。十七大前夕，遼寧省沙拉鎮黑虎洞村的28位農民自發捐款建起農業免稅紀念碑；繼神舟飛船多次實現「天地往返」之後，國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嫦娥奔月計劃，第一顆探月衛星成功發射再次引起世界矚目；在新一代殲十戰鬥機高調亮相之後，中國進行了一次太空實驗，成功摧毀一顆老舊的國產衛星。這在國際上引起新的一輪威脅論；上海合作組織作用突顯，中國與東盟的戰略合作被提上日程，在中非元首峰會期間，四十多個非洲國家的最高元首彙集北京，讓人驚嘆北京「幾乎是在召開小型聯合國會議」；在一些國家推動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一反過去溫和謙遜的常態，率先表示使用否決權，美國等大國隨即跟進，曾經讓有關國家叫苦不迭；隨著經濟改革深化，新的政治改革開始啟動。繼村級選舉之後，一些鄉鎮也開始直選鄉鎮長。在黃河岸邊一個叫田王莊的行政村，一位村民在選舉之後說：「選舉倒是真的，只是他們（當選的一方）人太多、勢力太大，要按票數多少，以後也總會是他們當選」；美國人雷默撰文提出「北京共識」有望取代「華盛頓共識」的觀點，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按照《北京共識》的描述，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學習的典範和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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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國內媒體的宣傳，中國正處於和平崛起，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在一些主流媒體上，已經有人以「盛世」二字表述目前的局面。盛世之說受到有關方面的質疑是可想而知的。只是方方面面的信息仍然可以表明，當前之中國起碼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具有鼎盛之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最近西方社會對中非合作的無端指責，焦點一度集中在蘇丹的達爾富爾衝突，具體情況如何本文無關宏旨，不過我們倒可以想想在國際熱點的背後，過去站的都是些什麼樣的國家；在朝核問題及伊朗、緬甸問題上，傳統列強都必須考慮要照顧到中國人的立場；前不久，一位名叫邦嬌尼的美國記者出版了一本引起轟動的新書《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作者自述對中國沒有什麼偏見，也不是貿易保護主義者。她純粹是在闡述普通美國人的生活與國際貿易體系之間的關係。在試圖完全拒絕中國商品的一年間，她承認自己遇到了從未有過的麻煩，日常生活變得一團糟，傢具、電視機壞了，可是她一直找不到非中國製造的修理工具。為了拒絕中國製造，她只有親手給孩子縫睡袋，最終發現針和線都是中國製造的……
　　 然而，如果從更加縱深的方面看，中國的穩定、繁榮和中國實力仍然遠遠不足以令人盲目樂觀——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對改革的反思，國家有關方面已經承認在醫療、住房、教育等相關領域，出現了某種偏差。房價高位上漲，以及醫療、教育方面的沉重負擔成為國內言論的熱點話題。民眾對於各種腐敗的痛恨之聲更是不絕於耳；
　　 在國際上，西方國家與中國幾乎在任何方面的交往，人權問題總是繞不開的熱點議題，美國每年都把人權報告的主要矛頭指向中國。在西方人看來，中國社會不僅沒有民主可言，而且在政治層面簡直是專制和獨裁的。一般地說，但凡專制、獨裁的都是遲早都要消亡。換句話說，如果西方人的判斷不錯，則中共政權早晚都會垮台，國家崩潰自然在所難免；
　　 隨著生活質量改善尤其是精英階層的出現，國家內部出現了進一步改善生存質量和在更大範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聲音，一些人對現行體制開始表露出某種不滿，甚至質疑執政團隊的法理正義性。在所謂的「新西山會議」上，一些專家便直接了當地對現行體制提出尖銳批評。前不久，在華人圈有重要影響的台灣作家龍應台也說：「文化上的中國是我的祖國，但目前這種統治的國家絕對不是我的祖國。」龍先生話里的意思，無非是指責中國內地是專制體制，這讓她羞於承認自己的祖國。由於體制原因，很多自由主義者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完全自由的話語權，他們無非是在一些新潮媒體上發表作品時作出某種暗示，一些文章字面上是介紹「西方的憲政」，而潛台詞則是「共產黨搞專制」。虛擬自由的網路空間因此成為各種自由主義者表達主張的重要平台。他們在網上提出，在一黨執政的體制下，監督機制嚴重缺失，國家公權被濫用，導致腐敗叢生，很多公民基本權利在現實生活中沒有得到較好落實。一些網民順著龍應台的訪談餘音，提出「愛國」是有前提的，國家政權必須「正義」，否則就不值得去愛。還有人把國外生活的經歷貼在網上，介紹外國的選舉、遊行，以及西方政治生活的點點滴滴，意圖非常明顯：「西方的民主與自由就是這麼簡單，而這麼簡單的事情，中國目前的體制卻做不到。」在他們看來，中國遲早都要走西方的路子，否則別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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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時間以來，包括中央電視台在內的一些內地主流媒體對台灣紛紛擾擾的大選、罷免案及民眾大遊行等進行報道。報道的主旨不在宣傳其政治制度本身，但台灣效仿西方體制，那種熱熱鬧鬧的場面，卻給內地民眾留下了強烈的心理暗示，很多人談到這些都會說，看台灣現在有多麼民主，領導人是大家投票選出來的、高層貪腐現象可以被媒體自由曝光、地區最高領導人的女婿都可以被囚禁。兩岸既然同屬一個中國，差別為什麼這麼大呢？
　　 實事求是地說，台灣目前的民主氣氛看起來要比大陸濃厚得多。然而，按照西方的民主理念，因為是經過了大選考驗，台獨分裂者在上台同樣是民主的。如果公投通過，則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甚至台灣獨立也應該是民主的、正義的。反過來說，那樣在街頭抗議「公投入聯」、反對台獨的民眾倒成了民主的墊腳石；而我們維護祖國統一的主張和措施則是無理要求，甚至是反動的、專制的和非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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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種種，已經讓我們感到中國民主及法理正義問題的複雜與多義。作者因此曾經陷入尋思與迷茫：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紛繁複雜的中國現實？如何看待現行體制？中國政治的法理正義究竟在哪裡？我們是不是必須要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才有出路？
　　 目前，國內外很多人都在討論中國實力的提升、分析中國能否成功實現和平崛起。在新加坡、美國等國，很多專家、政要都認為中國崛起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事情。這當然值得中國人欣喜和驕傲。然而，如果中國崛起勢不可擋，那麼我們必須首先搞清這樣一個問題，即中國有沒有存在「病態」崛起的可能，在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我們的體制、機制和理念是否存在著重大而且不可克服的問題。如果中國是帶「病」崛起，那麼即使這種崛起無法阻擋，這些重大問題將註定我們的國家最終要從崛起的位置跌落下來。我們的政治體制和理念與西方截然不同，因此如果中國跌落無法避免，則勢必一切都要推倒重來，國家發展的推力越強、行進速度越快、整體實力越強，跌落的過程就越悲壯、造成的破壞肯定會越慘烈。
　　 在這方面，很多強大的帝國都給我們留下了慘痛教訓。中國歷史上的漢、唐、元、清諸朝，以及剛剛解體的前蘇聯，都曾經有過不可一世的鼎盛與輝煌，然而由於自身存在的問題，帝國大廈最終都沒有避免頹然垌塌的命運。那麼，我們能否避免這種代價慘重的結局、中國的崛起之路究竟能不能長期持續地走下去、直到永久？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團隊的法理正義性是個天大的問題。目前很多人關注的台灣問題、外交戰略、經濟安全以及環保、教育、住房、醫療等等諸多焦點，與這個天大的問題比起來，無不微若塵埃。
　　 為探究這些問題，我們有必要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政治績效狀況進行梳理和評估。本文前兩節內容是作者關於中國政治績效的粗淺歸攏。作為基層人員，作者沒有辦法掌握更加豐裕的素材，因而這種分析也無法做到全面準確。作者力圖讓這種分析沒有個人情緒及立場的融入，當然也許幾乎無法完全做到。

第一節 中國素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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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開篇，作者先講這麼一段經歷。
　　 記得那是一個小陰天，我到外面辦事，回來時路過所在城市的市政府，只見政府大門口亂糟糟的，聚焦在這裡的是一家企業的工人。企業停產多年，他們每人只有很少的一點生活費（每個月大概是三百多元）。那一段物價上漲，工人們認為廠領導對企業停產有直接責任，於是堵了政府的門，要求增加生活費，追究廠子停產的責任。那天正好有一個大型會議在政府召開，多數與會人員都被堵在門外，人越聚越多。
　　 我到現場的時候，市裡已經派出來幾名幹部（他們大概是秘書長、科長的級別）出來做工作，他們當然也在極力地避免著激化矛盾免得場面不可收拾，反覆解釋說上面正在想辦法救活企業，讓大家要相信政府。工人們則大聲嚷著不解決問題決不罷休。場面終於有些不可收拾，只見遠處駛來幾輛深藍色的警車，從車裡走出一群警察，排著隊來到政府大門口，每個警察都是板著面孔，走到工人中間，要求大家留出一條通道，讓開會的人進去。大家自然不肯願意，於是警察開始強拉硬拽地把他們往一邊推，工人中自然也有些態度強硬不服輸的，大聲吆喝著用力往政府大門處擠，試圖再次把大門堵死。可他們終久拉扯不過這些警察。這時，突然有一名老工人撲通跪在地上，大聲哭道：「我們廠子完了，大家找領導反映情況還不允許嗎？」
　　 類似這樣的事情，相信在內地很多城市都出現過。我所在的城市財政很窮，幾乎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無法全面落實，我想這些失業工人們提出的要求恐怕最終也不大可能得到完全令他們滿意的答覆。具體結果與本文無關。那個工人跪在地上的哭聲卻一直在耳邊迴繞。從他的哭訴中可以聯想到，我們的國家在欣欣向榮的背面，確實潛藏著太多的矛盾和問題，一些底層民眾在生活上的確有很多悲苦而不如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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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文開篇，作者沒有提到上海陸家嘴那些高聳入雲的摩天樓群，更不願列舉在各地隨處可見的光鮮外表，而是講了這麼一段下崗工人圍堵政府大門的往事。無論從哪個方面說，這種事情都是負面的消息，內地媒體一般是不予報道的。然而,即使在這類小摩擦、小碰撞中，我們分明仍然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種大的和諧氣氛。因為，即便是這些堵政府大門的工人們，他們作為弱勢群體在企業長年停產時仍然還可以得到基本的一些生活費用，實際上他們中的多數人在停產後都找到了新的就業崗位，跳槽的跳槽、有的做了生意、也有的在街上蹬三輪。實在因特殊情況沒有收入來源的，還可以領取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城市低保體系基本健全的基礎上，近幾年這一重要的民主保障制度正逐步向農村擴散……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完成民族獨立、基本統一、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等諸多方面取得了即令是西方反華勢力也沒有抹殺的成就，這些都在客觀上為中華民眾營造了一個可以安穩生存的環境，便是多數作為弱勢群體的生命個體，也可以在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安居樂業、衣食無憂——
　　 一、解放以來，在中共政權的強勢主導下，百餘年來中國一代又一代有識之士孜孜不倦追求的民族自強運動，目前已經接近完成。關於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憂患、焦慮和警戒也已經解除。國家戰略的重心由此得以實現由維護民族的生存利益，向確保和鞏固國家的發展利益轉變。
　　 一方面，1949年以來，中國實現連續五十多年沒有發生外敵大規模入侵的空前記錄。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這一點，連很多人津津樂道的以強盛著稱的秦、漢、唐、明、清等諸時代也無法與之相比。
　　 任何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規模、高強度入侵幾乎貫穿著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全部時期，即使在國人津津樂道的強秦、大漢、盛唐時期，面對來自北部的大規模屠殺、搶劫和攻佔，也時常顯得束手無策，往往需要長時期進行國力積蓄，然後才有實力反戈一擊。與這些朝代相比，新中國成立后曾經面臨的外部威脅，在強度和威脅上又都是最大、最複雜和最難應付的。在這種情況下而能避免強敵入侵，堪稱奇迹。這一空前的政治績效儘管與二戰之後的國際體制有關，但戰後體制並沒有庇護到所有國家，甚至沒有庇護到包括美國在內的絕大多數國家。事實表明，戰後體制不是保護傘，國家避免強敵侵犯，關鍵還在執政團隊的高超運作。
　　 第二方面，五十多年來，中國本土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在人類面臨的各種天災人禍中，最具摧毀力和災難性的莫過於高強度的戰爭。戰端一起，便是國破家散，生命便如同草芥，民主、民生自然無從談起。
　　 新政權成立后，中國曾經有過兩次援外性質的抗美戰爭、幾次中小規模邊境衝突、一次自衛反擊戰，這些戰事均發生在國家邊境線或者境外，戰爭對本土及民眾生活幾乎沒有造成直接損害。而這幾次對外戰爭中，中國軍隊均能夠保持不敗戰績，這在中國歷史上同樣是空前的。連續的軍事勝利，使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國際聲望得到空前提高，也極大鼓舞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士氣。這些軍事勝利把中國自清末以來屢戰屢敗的民族恥辱史、雜亂如麻的國難家仇，以及國際上一有風吹草動無不擔驚受怕的卑賤心態，屏蔽於國人的記憶之外。
　　 第三個方面，除台灣問題（後有詳述）之外，近半個世紀來中國境內沒有出現嚴重的分裂問題，更沒有因此誘發戰爭。依賴中共高層的正確決策決斷，香港澳門順利回歸祖國，並成功實現一國兩制，成為解決國際領土爭端、實現國與國之間和諧共處的典範。
　　 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成就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預見的今後百年乃至更長時期，如果我們的國家不出現內亂，中國幾乎不存在類似五胡亂華、八國聯軍和日本侵華這樣的嚴重威脅，國家崛起不再遙不可及。
　　 這裡強調中國內部不亂，原因在於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勢力可以真正擊潰中國的。有史以來，包括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漢、唐、清三朝，最終導致國家崩潰的根本原因，主要都源於國家內部。而這些內部出現的重大問題又大都集中在執政體制方面。關於這一點，早在共和國成立之前，黃培炎在同開國元首毛澤東見面時就尖銳地提到這一問題。毛澤東當時肅然相答，我們共產黨人已經找到了克服歷史「周期率」的新路子，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可惜,被一言解破的歷史難題，新政權的開國元首自己沒有做得很好。
　　 從歷史經驗看，中國任何執政團隊、任何朝代，如果內部出現了無法克服的重大問題，最終都難免出現不攻自潰的結局。方方面面的事實表明，從根本上保持國家不亂的唯一途徑，只有民主。中國第四代領導核心胡錦濤已經明確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中國要不要民主」的命題多少有些故弄玄虛。所有那些追求民主與自由，主張民主救國、民主強國的愛國者都值得敬重。而需要我們深入探究的問題在於，中國究竟需要何種形態、什麼模式的民主。
　　 二、半個世紀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外交等諸多領域取得重大進展，經濟發展全面加速、防務水平明顯提高、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各項現代化步伐全面加速，這使中國的綜合國力得到強勢提升。
　　 關於內地在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領域的成就，以及中國力量引發的世界經濟版圖、政治版圖和軍事版圖重大改變，作者不再列以數字或者具體的實例。因為這幾乎已經沒有必要。
　　 倒是與這些成就伴生的一些負面效應更值得在這裡列舉，比方說已經引起各方面重視的環保問題、耕地危機，以及貧富差距，等等。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全面、客觀而科學的評價體系問題。換句話說，評估中國的民主、執政正義和政治績效，我們需要有科學而是不片面的、客觀而不是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式思維，只有才能得出更接近於客觀公正的結論。否則，比方說有人揪住環境惡化的問題而詆毀經濟發展成就，或者利用其他類似的伴生元素去抹殺整體而言的積極成效，那麼所有的議題討論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
　　 三、千萬年來一直困擾中國的民生問題，目前得到較好解決。
　　 任何國家、任何朝代，民生始終是一個超脫於其他一切問題的基礎性問題。所有執政者都必須考慮如何確保民眾吃飽穿暖，災年不被餓死凍死。民生問題看起來簡單，卻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問題。解決民生問題，首先要最大限度而且有原則地避免大規模戰爭、消除戰亂隱患。因為戰禍一起，必是生靈塗炭。同時還要科學有效地組織社會生產，更需要制定科學的財稅民政政策從而能夠實現國家與民眾的利益均衡。
　　 中國歷史長期反覆於分裂與統一之間，而無論是由分裂實現統一的過程、由統一走向分裂的過程，還是在維護國家統一的過程，總是伴隨著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在兵荒馬亂的戰爭時期，多數人的生命尚且難以保全，更談不上什麼民生問題。即使在漢、唐、宋、清這些朝代統一時期相對安定的階段，佔中國人口絕對多數的農民，尤其是在農民群體中佔據多數的佃農、農奴，多數年景依然生活在缺吃少穿的狀態中，豐衣足食的好年景少之又少。可以說，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沒有機制性、系統性地解決民生問題。
　　 雖然，有認為目前中國經濟增長帶給民眾的實惠受到了腐敗戰線的抵消，而且國內仍然存在較大數量的貧困人口，前段時間發生在山西境內的黑磚窯事件也暴露出一些弱勢群體的貧苦與艱難（絕大多數農民工的生存質量其實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各種問題），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民眾的整體生活質量得到了較大幅度提高，尤其是進入在胡溫新政以來，中央取消涉農稅賦、全面實行惠農政策，「三農」問題得到空前緩解，農村經濟的活力得到進一步釋放。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在1960年前後，曾經有過大面積的飢荒現象。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民眾已經解決了衣食之憂。在中國沿海地區，包括京津、長三角、珠三角在內，約有數億人生活的這個廣大區域，人均經濟指標已經達到或者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城市經濟（尤其是南方城市）的發展，內地起碼兩到三億農民提供了工業化的就業機會。而青壯農民的外出對農業機械化產生了意外的刺激。農業機械化，以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中國農業在種植面積銳減和缺乏青壯勞力經營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反而實現了糧食單產、總產持續提升的勢頭。這標示著中國不僅基本告別糧食危機，而且如果沒有極端特殊的情況，還可以在相當長時間保持糧食自給而略微有餘。
　　 隨著國家經濟和發展，中國的財政稅收體系成功實現了以農業為主要來源，變為以二三產業為主要供給源，從而使農民負擔得到全面減輕。農民作為中國人口的絕對主體，其增收減負問題正在從機制上得到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因此得到全方面改善。
　　 四、中國的人權狀況明顯改善，民主氣氛日趨濃厚。
　　 在中共十七大開幕式上，當胡錦濤總書記作報告時，我們在電視里看到了一張張熟悉而又久違的面孔：江澤民、李鵬、萬里、朱鎔基、李瑞環……他們都曾經是共和國最高層的決策人物，其中江澤民是國家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目前，他們都過著深居簡出的平靜生活。這些元老級的人物在黨代會上悉數露面，可以說是國家政治生活中一個足以令人驚嘆的符號，因為這在中國數千年發展歷史上甚至是新政權成立以來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即使在很多實行西方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最高國家領導人平穩交替至今也仍然是個無法破解的難題。不久前在我們的好鄰居巴基斯坦，那個年輕時美艷驚人的前總理貝.布托（她的父親過去也是總統，後來被處以絞刑）剛一回國即發生驚天血案，500多人被炸傷亡。該國另外一位前總理謝里夫回到國內即被驅逐出境。在我們的另外一個鄰國菲律賓，也有一位漂亮的女性阿羅約（她在多種國際場合稱中國為「老大哥」），她自稱當政5年來先後挫敗了200多起政變陰謀。
　　 儘管，中國民主與人權狀況時常受到西方社會和國內自由主義者的攻擊與批評，但是客觀地說，無論與建國前相比還是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社會目前的民主氣氛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時下我們可以在一些報刊上看到有關專家講述民國時期或者美國建國前後的「那些事兒」。對於文中影射的東西，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心知肚明。執政團隊在這方面顯然表現出了寬容而開明的姿態。前文提到的「新西山會議」，那位在會議上批評中共違憲、提議中國實行多黨制的與會者（北大教授賀衛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他沒有受到任何壓力。
　　 經過半個世紀的實踐，目前中國在實現民主政治方面已經初步成型，政治一元正在實現向著多元過度，過去的國家包辦一切正在逐步實現全面開放。除了與國家政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有關的領域之外，幾乎全部實現有限多元化，在經濟、文化、娛樂、網路等多方面已經形成活躍的市民文化。
　　 就民主的進程而言，都知道新中國成立之初便禁止一切奴隸制度。而美國在建國后100多年才廢除農奴制，它的種族隔離政策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才宣布廢除。美國直到1920年左右才真正落實男女平等，這已經是其建國后百餘年的事情。而中共甚至在成立之初便提出了男女平等觀念。以作者的看法，在徹底消除男女不平等問題上，中國共產黨人今後可能還有更長的路要走。因為目前多數中國家庭，丈夫的實際地位明顯低於女主人。
　　 以上關於中國左派生成的現實素材，也是內地宣傳機構宣傳的最多、引以為豪的成就。這些成就，很多在是與歷史相比、與過去相比后得出的。多數情形下，國內的自由主義者似乎更願意進行橫向比較，與美國、歐洲相比，與日本、澳大利亞相比（當然，很少人拿非洲、拉美諸國與中國進行對比）。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對比是最直觀、最明確也最讓人心動的。

第二節中國素材（下）
　　 毫無疑問，如果不考慮歷史與實現，直接與美歐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國家經濟實力、科技水平、民眾的文明水準及生活質量等幾乎各個領域的狀況都是令人沮喪的。作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目前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的很多矛盾和問題，有些問題還非常突出、解決這些問題顯得刻不容緩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有效緩解。而這些問題和矛盾，正是生成中國右派的現實素材：
　　 第一方面，社會監督力度疲軟，民眾反映強烈的腐敗，導致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廣大民眾目前最痛恨、最關注、反映最強烈而且認為最需要立即加以根除的，是官員腐敗。
　　 2007年年初，一件小事在河南省平頂山市引起軒然大波。該市一個區委書記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提拔，指使司機發簡訊貶責他的頂頭上司，結果被有關機關調查。事情的調查結果令人咂舌，在短短几年間，這位區委書記收受百餘人所送賄金，數額突破千萬元，辦案人員還在他的辦公室里找到了六輛新車的發票。
　　 近幾年，中央加大反腐工作力度，從黑龍江到安徽等省，很多地方都出現了「窩案」現象。一人犯事，往往牽扯出一大片，工程回扣、買官賣官、貪污受賄、包養情婦、以權謀私、頂風作案，這些似乎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個中折射出的官場潛規則令人觸目驚心。
　　 中國如此之大，歷史傳統的包袱如此之重，出現各種各樣的腐敗案件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具體到某個案件而言，究竟涉及到多少人、腐敗到什麼程度、相關人員受到什麼樣的處置，這些都不重要。問題在於那些讓大家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因為這些潛規則的存在，即使那些情趣高致、品質端良、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崇高意願的官員，也極其難以真正做到獨善其身。以平頂山的這個貪腐分子為例，區委書記在任八年，期間又得到提拔（副市級），按說在官員隊伍里他應該是一位品德端莊、有能力的領導幹部。而他本人既因為得不到提拔而報復領導，說明他也有擔當更大政治使命的理想和抱負。這麼一位看似優秀的領導幹部卻潛藏著如此巨大的貪腐金額，人們不禁要聯想到同樣的官場生態里的那些其他官員。
　　 近段時間，中央反腐倡廉的力度不能說不大。僅在2006年落網的便有陳良宇、鄭小萸、杜世成等一大批高中級幹部。在治理商業腐敗工作中，各地都有一批貪腐分子被查處。然而問題在於，腐敗已經在社會上引發了嚴重的信任問題。被查處的官員越多，大家就覺得問題漏網者越多、問題越嚴重。2006年，國家宣布對陳良宇實現「雙開」並移交司法部門。在本來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很多民眾仍然對此表露疑慮，因為在此前20年間，這位封疆大吏一直不斷地搞著腐敗，而且連續不斷地得到提升。
　　 談到腐敗產生的根源，有人認為主要原因是監督不力。在內地，報紙、電視和電台被定位是黨的喉舌，在宣傳報道方面確實受到限制。在輿論監督方面，媒體一般只能對那些已經被查辦並且准許報道的官員予以曝光（這被稱為「打死老虎」）。除了這些「死老虎」，媒體最多只能打一打「蒼蠅」。所謂的「打蒼蠅」，是指輿論監督的對象是那些權位不高、沒有什麼社會影響的官員，比方說農村的支部書記。
　　 2006年6月27日，總審計署署長李金華再次站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廳做審計工作報告，審計表明中央部門及其所屬單位的預算管理仍然存在問題，問題金額高達348億元；部門所屬單位存在的問題金額120.27億元，其中煙草局、教育部等19個部門 預算不細化、不完整和批複不及時 190.03億元，國家發展改革委、文化部等25個部門所屬的92個單位 挪用財政資金和其他專項資金 27.54億元 。這份審計報告是李金華任期內的第五份審計報告，10年間，審計署從一個「冷衙門」變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然而對於審計報告所揭露的嚴重問題，卻沒有高級官員承擔責任，只有一些官階不高的「蒼蠅」級人物受到處理。輿論和百姓對審計報告早已經麻木。
　　 第二方面，選舉虛置、監督缺失等體制性問題，，執政團隊的自身形象造成了傷害。
　　 按照法律規定，國家各級行政長官，是經過各級人大選舉產生的。而事實上，選舉更多具有程序性意義。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一般要經過有關方面嚴格的政治審查才能當選。但即使這樣，人大代表們在市長、縣長產生過程中也沒有更多的發言權。對於由執政團隊擬定的人選，人大代表們無非是機械性地舉手通過。
　　 根據憲法精神，這些經過慎重審查推選出來的人大代表是有權力罷免同級行政陞官的，起碼在理論上同西方一樣。中國並不是沒有這樣的事情。1992年3月，在湖南婁底市的人大會議上，一位市人大代表與另外22人聯名提出「罷免市案」。罷免沒有成功，被提議罷免的市長隨後被調離。然而罷免案不久，這位罷免案的領頭人物便為自己的出格行為付出極其沉重的代價。
　　 第三方面，國家政治容易出現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
　　 近段，香港的鳳凰衛視播放了在我們的一些鄰國的採訪見聞。其極端的封閉、貧困和飢餓，和近乎誇張的個人崇拜，令很多人為之瞠目結舌。中國人其實對此並不陌生，前溯二三十年，我們在政治異化方面基本上也達到這樣的程度。
　　 目前，內地很多方面正在走上民主化、規範化、正常化軌道，尤其是第三、四代領導人全面實現平穩交接，開創了元首更替新模式，也從體制上使中國政治架構進一步穩健。目前的國家第四代領導人對內務實親民，對外政策迴旋自如，不僅受到廣大民眾的擁戴，在國際社會也深受敬重。然而，中國目前在政治架構的進一步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結於國家領導人本身具有的美好品質與道德境界，而不是國家運行機制已經得到全面地規範與完善。第四代領導人無論具有什麼樣的雄才大略，「胡溫新政」哪怕受到所有民眾的擁戴，都難以確保中國的第五代、第六代領導核心都能像「胡溫」一樣。
　　 第四方面，黨的執政理論基礎研究不夠，執政的法理正義受到質疑。
　　 在任何國家，執政團隊都必須要面對民眾關於執政合法性的拷問與質疑。也只有在民眾關於執政團隊合法性的不斷拷問下，執政團隊才能不斷完善執政理念和機制，不斷適應社會需求。
　　 在封建時代，皇權是至高無上的法律、道德、倫理和正義。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國人對三國時期劉備集團的偏愛與同情，而作為蓋世英雄的曹操，卻被描述成奸譎狡詐的奸賊。
　　 在西方發達國家和很多發展中國家，在法律框架內通過全民選舉方式獲得執政地位即是公認的法理正義。美國就是典型的多黨制國家，從理論上說，任何政黨、任何人都有通過選舉上台執政的機會。從實質上說，美國和中國一樣，是標準的一黨執政的國家，儘管表面上有驢、象兩黨相互競爭、輪流執政。然而，長期以來在美國政壇佔據壟斷性執政地位的，事實上只有一個黨，這個「黨」便是極端隱蔽的「華爾街黨」，或者叫財閥常。這個「華爾街黨」雖然沒有註冊登錄、組織機構等外在形態，但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執政黨的本質屬性，現實中的驢象兩黨正如同「華爾街黨」的左、右兩手。這個「華爾街黨」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和控制力遠遠高於很多一黨執政國家的執政團隊。其最高明之處在於，如果民眾認為我的左手不好，那麼我就伸出右手。無論伸出哪只手，國家機器始終掌握在財閥手中，而且又讓幾乎所有的美國民眾都認為選舉是真的，自然也是民主的。我這樣說不是在揭美國的短，美國一黨專制完全不是什麼短處，因為這種政治運作模式在法理正義方面存在很多支點，像全民參與的各級大選、無處不在的新聞監督、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以及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等。從各個方面說美國「一黨」體制都是成熟的、穩健的，給美國社會帶來了高度的穩定與繁榮。
　　 作者認為，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在政治運作上都類似於美國，明顯具有「一黨專制」屬性，總有一個階級或者階級聯盟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具有壓倒性優勢、能夠全面掌控局面，從而呈現出穩健而成熟的政治架構。倒是很多在真正意義上具有多黨制屬性的國家（像巴基斯坦、烏克蘭、泰國等），反而由於國家內部的不同階級、不同族群之間政治主張差異太大、沒有一個階級能夠壟斷國家政局，結果時常出現左右搖擺、政局不穩甚至社會動蕩，一些國家還因此反覆出現政變、動亂甚至大規模的種族屠殺。作者因此時常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在一個國家內部，究竟是多個黨派、多個階級相互制衡的好，還是有一個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高度壟斷性的階級或階級聯盟掌控局面更佳。
　　 在中國，隨著市場經濟和確立，激情燃燒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民眾的激情與信念在經濟多元化的過程中日趨現實、日趨功利。再加上民調系統缺失、選舉系統虛置、監督系統乏力，政治運作架構確實不像歐美國家那樣具有那麼多直觀而確切、有力的外在支點。而理論界對黨的執政地位的論述總是教條而一成不變的，很多內容顯得空洞而蒼白的。所謂的歷史選擇論、打天下論，已經無法完全闡示中國政治的法理正義。
　　 更具實質意義的政治績效，像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眾有安居樂業的生存環境以及生活質量的提升，原本完全可以支撐執政團隊的法理正義性。然而，由於官員腐敗、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等負面因素的抵消，使這種實質績效對執政正義的支持力度受到嚴重削弱。
　　 中央提出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面體現了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正義性、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然而自由主義者則尖銳地提出，如果執政團隊內部發生蛻化、變質，失去群眾信任抑即失去繼續執政的法理基礎，那麼又該怎麼辦？執政團隊得到多數民眾擁護、支持和認同，當然是具有法理正義性。而縱然能夠得到或者已經得到了多數民眾的支持，執政者也應該通過相應的程序予以確認，比方說公投結果、民意測驗或者社會大選等。而中國目前的情況是，公投、民調、大選，幾乎什麼都沒有。因此自由主義者認為，在缺失民意表達、官員高度集權而又沒有相應監督的情況下，執政者的自身蛻變幾乎是必然的、失去民眾擁護是必然的、沒有執政的法理正義性同樣也是自然的
　　 客觀地說，面對自由主義者言之鑿鑿的質疑與責問，就是一些權威學者也時常有意進行迴避。很多人同樣感到茫然而疑惑。
　　 綜合以上兩節，中國目前的情況，可以概括地說整體上欣欣向榮，很多方面卻是困難重重；表面上歌舞昇平，實際上很多人卻時常感覺不舒服。
　　 時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如果沒有什麼社會背景，恐怕從兒時開始，在上學、升學、擇業及生產質量等幾乎所有方面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不公平問題。求學期間，一些平民的孩子在學費上要東拼西湊，生活方面更是拮据不堪，而那些官宦子弟卻因為吃膩學校食堂里的飯菜，時常到外面張羅宴席。這些都給作者以極其強烈的刺激，以至於聽說現在有些高幹子弟在國外玩車比闊時，已經覺得見怪不怪。在考學、求職和事業發展上，多數平民孩子即使付出更大努力，也遠遠不如那些官宦子弟前途光明，更不用說那些貪官子弟如果家長沒有犯事將會有巨額的家產可以繼承，寒苦子弟縱是奮鬥一生也不大可能與之比擬……生活在同一個國度，人生境遇反差如此懸殊，不免令人心意難平。更有一些貪腐分子撈了便宜還賣乖，在位時自稱「人民公僕」、「身先士卒」，犯事後又無一例外地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聲稱「貧寒出身、放鬆警惕、把自己混同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很多貪官在法庭上的懺悔幾乎千篇一律，以至於有人指責他們涉嫌抄襲），這些都更讓人產生逆反心理，及至對現行體制提出質疑。自由主義者因此在網際網路上提出這種體制終久要被另外一種新的、更加公平、更加民主和更加自由的政治體制所替代，並且堅信只要進行制度變革，均等機會、社會公平和法律尊嚴等等一切在中國都能得到全面體現。
　　 因為這樣的原因，作者在一段時間對西方的民主制度生產濃厚，於是開始搜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情況，試圖從中找出某種聯繫。然而，這種探索總是讓人越發陷入迷茫與困惑。據說，在類似巴西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僅普遍存在著更大的貧富差距，而且一些國家甚至富人區與窮人區之間有防護網進行隔離，甚至還要派人持槍站崗。窮人是不允許進入富人區的，進入便被指控搶劫。由於存在著強烈的仇富心理，富人一旦進入窮人區，往往會遭到圍攻。
　　 國際上有個透明組織，每年都要對全球各國的清廉狀況進行調查。這些年，中國的清廉指數在榜上百餘個國家中排名居中。據2007年發布的綜合評定結果，中國與印度、巴西等國的排名並列，在163個國家中排在第70名，被定位為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家（俄羅斯排在130名）。說實話，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排名。因為中國的執政黨被譽為無產階級先鋒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這樣一個執政團隊，其清廉指數反而低於歐美髮達國家，甚至還不如一些發展中國家，說明我們的體制的確存在著問題。然而，我們還應當看到問題的另外一面，即在這個清廉指數的排名中，還有很多（注意是很多，而不是只有三五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其清廉指數遠不如中國，而被譽為西方民主體制典範的美國，其國內的腐敗程度反而高於他們時常指責的半專制國家新加坡，也明顯高於殖民統治時代、幾乎沒有什麼民主可言的香港地區。
　　 在發展中國家中間，如果不提海地、伊拉克這些極端腐敗的國家，印度應該算得上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巴西、墨西哥等被稱為美國的「後院」國家，政治體製得到美國的正宗嫡傳，這些國家同樣都是三權分立、多黨交替，為什麼卻沒有阻止如此嚴重的腐敗問題？中國的腐敗問題，目前已經成為自由主義者攻擊政治體制的一把利器。作者沒有出過國，不知道在印度、巴西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人們在對腐敗深惡痛絕之時，會把矛頭對準什麼。
　　 這裡與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相比，沒有因為別國同樣存在腐敗問題而聊以自慰的意思。跟落後相比求得心理平衡顯得沒有什麼出息。更何況，中國還有一些方面不如俄羅斯、巴西這些國家。這樣的對比，意圖在於無論我們有多麼崇高的愛國之心、報國之志和憐民之意，都必須要有客觀、現實而務實的態度，正確看待我們國家存在的差距和問題，理智、冷靜而務實地探尋其中的原因，以避免在尋求國家發展出路方面出現異想天開、拔苗助長、盲目冒進。
　　 前不久，在溫總理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在提問時透露，前國家領導人趙紫陽在香港出書，提議中國大陸參照台灣的政治模式。前面說過，西方的政治制度確實已經在寶島台灣得到相當完整的落實。而台灣與大陸既同屬於一個中國，則台灣當然可以成為評價中國體制改革及政治績效預測的標本。那麼內地究竟能不能走台灣的路子？

第三節 台灣——中國全盤西化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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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觀地說，在目前台灣島內民主氣氛確實顯得更加濃厚：黨派林立，媒體甚至可以曝光最高當局的貪腐行為、「紅衣軍團」可以向當局靜坐示威，一些代表甚至還可以在立法機關亂扔鞋子……應該說，這些體現了西方民主制度確實存在積極的元素，值得內地執政團隊思考和借鑒。
　　 恐怕正是由於這種濃厚的民主氣氛，讓很多人認為台灣是民主社會、政治制度明顯優於內地。我們不妨認為，如果內地參照台灣的政治制度，大陸同樣也會出現更加寬鬆的言論自由，媒體曝光貪腐者（而不論他是誰、也不論他的位置有多高）、任何人都可以在法律框架內自由成立各種黨派、任何人都有機會參與大選等，新聞曝光、遊行示威、罷免官員等等這些西方的政治元素當然都將成為內地政治生活中的常態，整個國家朝著自由、民主、繁榮富強的方向發展，民眾都能夠像西方國家那樣得到平等、自由和民主……
　　 現在也有人在對台灣體制提出質疑，比方說認為島內的層出不窮的貪腐案件，立法機構的攻擊和毆鬥，還有選舉過程中層出不窮的舞弊問題。倍受攻擊的是選舉前夜出現的「槍擊案」——那兩顆子彈確實過於蹊蹺，就連世界頂尖偵探大師都找不到更有價值的線索。如果真的像外界普遍認為的那樣是有人在故意導演苦肉計，那麼這種政治模式把天底下最鮮廉無恥的政治騙子送上權力顛峰。
　　 然而在作者看來，所有這些都不重要。隨著體制不斷完善，這些問題最終都有可能被克服的。縱然在下次選舉前夜出現三顆子彈，對體制本身也構不成致命傷害，因為不是所有投機者都可以永遠如此幸運。因此，藉助這些對西方模式表示懷疑或者予以否定，說服力起碼是不夠充分的。
　　 作者認為，台灣落實西方制度過程中最核心、最關鍵也最值得關注的，是在這種政治體制實施之後，原本在島內幾乎沒有發展空間的台獨分裂勢力，藉助這種寬鬆政治環境突然間有了存在和發展空間，並且迅速坐大，而且其分裂主張在島內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民意支持，從而對國家的和平統一事業造成極端嚴重的傷害。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台獨勢力連續執政兩輪之後，島內政治局面近段時間朝著更加複雜化的方向演化。陳水扁多次在公開場合高呼台灣獨立萬歲。面對台獨分子的強烈攻勢，原本主張國家最終統一的國民黨（不管是否出於選舉需要），也不得不逐步模糊統一訴求，提出所謂的「統一、獨立、維持現狀都是選項」。作為走向台灣的重要步驟，入聯公投甚至成為藍綠雙方基本一致的訴求。
　　 站在西方政治的角度看，公投是一種理想的民主形式，應該具有無上的法理正義性。然而對於台灣的公投，為什麼連台獨勢力的後台美國也一再以嚴厲語氣表示反對？陳水扁推動的公投以及公投背後蘊含的漸進式台獨步驟，究竟有沒有法理正義性？這裡就首先涉及到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就是國家的統一與分裂問題。
　　 2
　　 與台灣的分裂勢力遙相呼應，一些自由主義者提出，無論國家疆域多麼遼闊、國家整體實力多強，這些其實都不重要，天下最重要的是國民的生活質量和其他各種權利保障。如果連民眾的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則領土大國還不如分化成若干個類似冰島、瑞典那樣的超級小國。從以人為本的理念看，這種觀點也沒有什麼不對。
　　 縱觀當今世界，大國與小國似乎也不存在什麼優劣差異。美國作為世界上的頭號大國固然有其風光的一面。而歐洲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形成過完全統一的態勢，至今仍是小國林立，但這沒有影響到歐洲的發展，反而成為經濟最發達、社會最祥和、文明程度最高的區域。
　　 與統一與分裂的爭議相對應，目前又出現了集體與個體之爭、國家實力與個人自由之爭等。我們注意到在現實生活中，中國與西方社會在很多方面確實存在極大差異，國內的學校，尤其是在小學階段，老師上課前先說「一二三」，學生們齊聲回應「要坐端」，接著便是「四五六、手背後」，那種肅然而安靜的課堂秩序，讓很多來觀摩的西方友人感到詫異，大概在英美等西方學校，課堂上總是吵吵鬧鬧的。他們的教育理論是讓學生在課堂上儘可能地完全放鬆的；電視轉播的體育賽事，中國代表團入場總是顯得更加整齊些，這樣可以展示團隊精神，而西方一些代表團則顯得稀稀拉拉，他們認為只有每人都能展現個性，團隊才有戰鬥力……圍繞這些現象，一些人在網路空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方提出，國家實力再強、主權再獨立，如果沒有生命個體的自由，甚至國家崛起要以減少民眾自由為價值，那麼這種國家實力毫無用處；另一方則針鋒相對地指出，在任何情況下，國家利益都高於一切，否則傾巢之下，豈有完卵……
　　 開始上網的時候，看到紛紛揚揚的爭論，作者感覺有些眩暈。我們以前接受的教育,是祖國的利益高於一切、要為國家發展獻出一切。中國人也向來信奉大河無水小河乾的道理。然而按照西方自由主義者的理念，似乎一切都要被顛覆。一些網民發表言論，認為大河無水小河干，應該倒過來說才對。小河裡沒有水，大河才能幹枯。哪一條滔滔大河不是由無數個涓涓細流彙集而成的呢？
　　 所有這些問題，集中起來實際是主權與人權的爭議。主權與人權，本來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然而在很多情況下，二者卻存在嚴重對立，比方說車臣問題緊張的時候，俄羅斯的國家主權受到嚴重嚴峻挑戰。然而在西方人看來，幾次車臣戰爭卻製造了嚴重的人權危機，俄政府因此倍受指責。中外觀念的差異以及由此可能導致我們思想上的迷失，幾乎可以令人驚慌失措。回正題。
　　 3
　　 前文提到，中國歷史上的每次統一幾乎都是在經過較長時期的大規模殺伐征戰完成的，民眾在國家統一過程中確實要經受無窮無盡的戰亂與痛苦，統一時常要以無數生命個體的毀滅為代價。而在國家統一完成之後，經過一個階段的休整與發展演變——這種周期長則兩三百年，短的只有數十年——由於國家體制方面的原因，各種統一綜合症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總是難以避免再次出現人亡政息、四分五裂的局面。從統一到分裂，同樣又會伴隨著永無何止的戰亂與殺戮，又給民眾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更何況在國家分裂的同時，新一輪統一進程悄然啟動……
　　 從中國在統一與分裂之間的歷史輪迴再聯想到台灣目前的局勢，我們必須首先要思考這樣一個重點問題：我們的民族怎樣才能達到這樣一種狀態，既不再出現統一過程中的流血犧牲，又沒有領土分裂的殺伐征戰，從而使華夏民族能夠長久保持和平、穩定而安祥的衡定狀態，讓多數民眾能夠生活在穩定而沒有戰亂驚擾的、平靜生活而不流離失所的、正常作息而衣食無憂的、自由安然而不擔驚受怕的理想境界？顯然，要避免國家在統一與分裂之間反覆循環，則中華民族就必須在統一與分裂之間作出抉擇，或者像拉美與歐洲那樣世世代代小國並立，且以後不再歸於統一；或者永永遠遠定格於統一，從此沒有分裂干擾。因為這是考量中國民主、正義與國家政治績效的一個基本問題。
　　 那麼，中國究竟是選擇永遠統一還是長期分裂？
　　 4
　　 作者是堅定的國家統一主張者。但作者主張統一，主要原因不是這種大一統的情結。古人關於天下一統的表述，事實上存在著認知上的局限，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是不成立的；而古代曾經是中國領土的區域目前是否仍然歸屬中國，其實也不盡然。所謂的民族感情只是個模糊的概念，更多地具有感性色彩；那麼關於中國為什麼必須要實現領土統一，作者歸結以下五點：
　　 一、中國人頭上懸著一條河，這條河是黃河。
　　 位於河南濟源市境內的黃河小浪底水庫，如今已經成為國內新興的觀光景點，站在高聳的大壩上向四周遙望，山川秀麗，高峽平湖，風光奇麗異常。可以想見如果大壩所在的區域獨立，其對下游國家的多麼巨大的殺傷性：在乾旱時節停止排放即可導致上億人口無水可用。而大壩一旦決口，差不多可以淹沒小半個中國。
　　 七朝古都開封市的西北隅，聳立著一座聞名中外的鐵塔，塔高超過55餘米，近千年來一直是中原地區最高的建築，直到大約30年前才被崛起的城市大樓所超越。因此，這座塔常常被作為比較「懸河」高度的的參照物。而黃河開封段的河床底部，目前與鐵塔的塔尖幾乎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因此,黃河一旦決口，便成為世界上最為慷慨的河流，河水傾槽而出，奔流直下，毀城淹鄉，勢不可擋。由於多次遭遇洪水淹城，開封出現了舉世無雙的城摞城奇觀。在目前的開封城區下面，還被黃河泥沙掩埋著六座相對完整的城池。
　　 據記載，四千年來，黃河上總計出現過千餘次的決口事件，並因為大堤決口，先後8次改道。數千年來，國家通過大規模動員、兩岸民眾縱然眾志成城齊心協力尚且無法抵禦洪水，如果區域被割裂，民眾在水患面前更是束手無策。單單因為境內有這麼一條懸河，中國就有必須在統一局面之下才能進行大規模的防汛動員，需要一個在組織協調方面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這裡提到天下絕無的黃河水患，並沒有否定這條大河對中華文明的哺育作用。無論如何她都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這又涉及到我們分析問題時的態度和方法，即是全面、客觀地看待，而不是簡單地以偏蓋全。
　　 二、中國的背上有一堵牆，這堵牆就是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
　　 長城是世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防禦工事，說明中國古代面臨的種類侵擾也是最嚴重的。位於塞北的游牧民族，大概每到秋冬草衰時節，畜牧供給斷檔，只有南下劫掠，給中原農耕文明造成極大的威脅。記得以前上歷史課，老師講到漢代的北部邊患，衛青、霍去病等抗擊匈奴，後來又講到五胡亂華，同學們無不聽得義憤填膺。好不容易盼到唐代，大家都感覺中國在唐朝是非常強盛、天下無敵的，誰知老師又開始大講突厥人的入侵。於是有人提問：「不是已經把游牧民族趕走了嗎？怎麼又回來了，他們還有完沒完啊！」老師說：「現在是唐朝，情況還要好一些。下面很快就要輪到宋朝，問題的嚴重程度，讓人心堵……」
　　 前面提到過，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規模、高強度入侵幾乎貫穿著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全部時期。面對這種高強度的外部入侵，中華民族只有統為一體才有實力反戈一擊。在這種入侵與反侵略的反反覆復中，歷史最終選擇了融合與統一，因為只有在融合統一的背景下，國家才能以確保長久和平。
　　 以上兩點，在學界幾乎沒有什麼爭議。
　　 至此，關於集體與個體、國家崛起與個人自由的爭議，二者之間的優劣區別似乎有了相對清晰的解釋。一些學者把西方的自由主義理解為島國心態，大概因為最早的自由主義源於英國。由於四面臨海，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支外來勢力可以突破三島。這種獨特的防禦優勢，使軍事天才拿破倫縱然可以征服整個歐洲大陸，也從來沒有考慮要佔領英國；德國的那個戰爭瘋子，他也只能利用飛機、導彈對倫敦等地進行地毯式轟炸，除此之外束手無策。而英國在二戰時期遭受的狂轟濫炸，要是與同時期日本全面侵華、納粹軍隊遠征蘇聯相比，破壞程度完全無法同日而語。而美國，就防禦意義而言幾乎也可以說是一個大島，兩面是海，南北雖然都有鄰居，可是這兩個鄰居對美國本土可能形成的威脅似乎還不如大海（海潮還可以釀成類似新奧爾良受淹這樣的災難，加拿大和墨西哥連這一點威脅鄰國的能力都不具備）。
　　 自由主義在英美等國的興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基礎的因素便是這種極其特殊的地緣生態，即由於不存在外部強敵侵犯、也不擔心自然環境可能造成的滅頂之災，在這麼一種相對安全的條件下，民眾對集體和國家的依附性相對較小，因此往往更偏重於生命個體的自由發展。
　　 在這方面，中國與西方一些國家完全不同。前面說過，中國古來既有黃河的災患，更有北方游牧民主的高強度襲擊。黃河一旦泛濫，整個國家就將面臨滅頂之災（古代的中國僅限於黃河中下游）。而面對游牧民族的侵犯——據說在冷兵器時代，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頑強驃悍又善於騎射，進入內地猶如無人之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先人只有更多依附於集體的力量，才能獲得更大的生存機會，因為團結起來力量大，大家眾志成城，可以把城牆修得更高，也具有更大的反擊力量；而遊離於集體之外，孤助無援的生命個體幾乎就沒有生存機會。這種獨特的自然條件和地緣生態環境就使中華族人對於國家和集體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否則，生命個體就會如果草芥。因此，中西方在有關國家與個人、集體與個體的理念差異，關鍵原因於在自然環境和地緣生態的迥然不同。
　　 時至今日，這種環境差別仍然沒有大的改變。
　　 作者由此聯想到了中國南北建築風格的差異，即建築界常說的「南尖北平」、「南敞北封」，其實不用解釋大家都知道南方的房屋頂高而尖，原因是降水量大而又濕熱，頂尖而開敞的房子能夠更好地排水和散熱；北方則由於降水量小，屋頂多建成平頂，既能節省材料，又可以保暖。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價，尖頂與平房殊優殊劣。如果實在要做選擇，作者其實倒更傾向於陝北窯洞，在土裡面掏挖一些洞窟再做些簡單裝修，用不了多少建材而且冬暖夏涼，根本用不著使用空調。然而，這種房屋縱然有百利而無一弊，也不能在其他別的地方完全複製，否則就要出人命。
　　 同樣的道理，西方的自由主義理念與中國的國家、集體利益至上原則，二者殊優殊劣似乎已經不用解釋。至於時下喧囂塵上的主權與人權之爭，其實算不上什麼問題，關鍵在於國家實力。大家都知道主權高於人權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從國家實力的角度看，如果沒有美國這樣一個超級強國，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也許是中國（也許還有俄羅斯等）選項，因為只有這樣，強國才可以毫無障礙地干涉弱國。中國當然不會這麼做。然而,假定中國要是這麼去做的話，那些被干涉的弱國，不知道這些中國民眾中會不會也有人迷失於強國的光環、跟從強國的理念、為干涉者張目。
　　 書獃子是從來不會殺人的，他們只能誤國。回正題。
　　 三、中國人有一個共同的體驗，即由於特殊的自然和地緣生態，國家統一期間的民生狀況整體上要遠遠好於分裂時期。
　　 關於這一點，學界存在爭議。有人認為，中國每次實現統一之後，都不同程度在存在各種問題，尤其是在王朝後期，統治階級極度奢侈、極度淫逸、極度糜爛，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外戚專權、宦官專權，時常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災難，給民眾帶來的痛苦的無窮無盡的。應該說這是事實。像終結三國時代的晉帝國，在作者看來那是中國統一王朝中最荒淫、最奢侈、最動蕩的一個。《三國演義》里的那隻老狐狸司馬懿（他在書里不是正面人物），他的後人對中國民眾帶來的禍害罄竹難書。然而，就總體而言，中國的各個鼎盛時代無一例外地全部出現在國家統一期間。即使司馬家族的晉帝國，在完成統一之後也曾經出現過一段相對和平、民眾休養生息、生活質量相對較好的繁榮時期。而國家分裂即意味著了無窮盡的動亂、永不何止的征戰殺伐。西晉滅亡后，中國北方頓時陷入一片血海，個別少數民族進入內地，不僅掠搶財物，還搶走數不清的美貌女子。對於這些被搶走的女子，他們不僅隨時隨地可以進行姦淫蹂躪，而且要把她們當成軍糧，宰殺烹食。可以說在國家分裂時期，民眾的生活從來沒有出現較好的時候，整體民生狀況明顯不如統一時期。
　　 由於這種原因，追求統一才能成為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民族個性，也一直是國家政治的重要人文因素。尤其是在國家分裂期間，各個分裂區域的仁人志士、英雄豪傑更是把統一作為個人、國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不懈追求。即便是那些偏安一隅的當政者也都面臨著統一國家的道德使命和壓力。在統一問題上沒有作為的君主，其執政道德和個人能力必將倍受質疑。這可以說是中國曆次分裂最終都被再次統一的重要動力。
　　 四、中國人的記憶里有一段痛——「幽雲十六州之痛」。
　　 作者無法確定有關「幽雲十六州之痛」之說是否個人原創，但可以斷定由於領土被占釀成的國難家仇，至今仍然令很多中國民眾隱隱作痛。
　　 五代時代的石敬塘割讓「幽雲十六州」，使中華民眾在長達400多年的時間裡失去長城防線的庇護，直接導致趙宋王朝富而不強，輪番遭受遼、夏、金和蒙古帝國的大肆入侵。作者甚至認為，如果沒有長城以南地區的割讓，中國歷史似乎就不大可能會有元朝（宋在軍事上的軟弱有其體制上的原因，但由於缺乏長城工事的庇護，宋、遼、西夏長期對峙，各自的國力膨脹都受到嚴重壓制，最終給蒙古入侵讓出了機會）。
　　 「幽雲十六州」事件表明，中國任何形式的國土割讓或者分裂，都會造成國家戰略防線的嚴重撕裂。從目前的地緣政治角度上看，中國任何區域分裂后，都註定要成為戰略對手牽制中國的戰略支點，造成國土安全的重大隱患。
　　 中國的鄰居多，很多鄰國實力強大，地緣形勢複雜。從北面的俄羅斯（前蘇聯）到西面的印度、和東面隔海想望的日本，甚至遠在萬里之外的德國、英國、荷蘭、葡萄牙，都有過侵吞中國領土的歷史，而且被吞併的區域無一例外都成為吞併者對抗中國的戰略跳板。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前國民黨政府默認獨立的蒙古國。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在那裡陳兵百萬，成為中國防務形勢最嚴峻的區域。而在抗戰時期，日本作為我們的海上鄰國，由於策劃東北獨立（即偽滿洲國，在此之前佔據朝鮮），發動大規模的侵華戰爭竟然用不著考慮登陸作戰。
　　 談到這裡，很多人會聯想到台灣。無論是對於中國的國土防禦還是海洋戰略，台灣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一旦實現獨立，則台灣勢必會成為第二日本或者第二個英國。這樣一來，中國東南沿海從上海到廣東這塊經濟最發達的區域將全部暴露在敵國打擊範圍之內，而且中國的南北海洋聯繫被切斷，無論我們願不願意，中國都將成為一個長線路沿海、又被封鎖在兩層島鏈之內的內陸國家，命運永遠被掌握在別人手中。
　　 必須特別申明一點，作者這裡提到中國人的「幽雲十六州之痛」，並不是要把所有利於和不利於中國的區域都劃歸中國。從各個方面說，馬六甲海峽附近有很多地方的戰略位置遠優於台灣；如果中國可以擁有夏威夷，則世界版圖可能因此被改寫。然而，無論馬六甲海峽、夏威夷有多麼重要，這些在歷史上沒有歸屬過中國、現在不是中國領土、將來我們也不大可能提出領土要求。但是，對於歷史上原本歸屬中國、被國際法承認屬於中國、也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祖國領土，即使毫無價值我們也寸土不讓；更不用說一些位置具有極端重大的戰略價值，一旦退讓，就會有人「用我們的拳頭砸我們的眼窩」。
　　 2007年6月份，美國總統布希訪問原屬華約集團的捷克，熱情的女防長帕勒卡諾娃親自為他演唱，歌中唱道：「你好，星條旗，已經在捷克上空展開……」看到有關報道，我澀澀地在想，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我們也可以聽到這樣的歌聲：「你好，星條旗，已經在台灣上空展開。」
　　 五，中國人還必須要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在當今世界，也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把本來歸屬於自己的一片領土從版圖上分割出去。尤其是隨著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各個國家都在拚命地佔有地球資源。保持領土完整在經濟、政治和可持續發展上都有了新的、更實用的價值。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日本、韓國、英國、阿根廷等很多國家在相關島嶼上的尖銳對立，其實很多島嶼小到甚至潮水都可以淹沒。中國的南沙群島同樣如此，很多國家都對那些虎視眈眈。可以說，在任何情況下，國家分裂、領土被分割，都是萬般無奈的下下選擇。正是因為這樣，即使在那些解體國家，每一個解體后新成立的國家，如果內部再次出現分裂苗頭，執政者都無一例外地採取各種強硬予以阻止，比方說解體后的俄羅斯，和（前）南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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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切都表明，中國歷史上所以出現反覆統一的奇觀，是中國特殊的自然條件和獨特的地緣政治共同影響的結果。中國長期持續地保持和平、發展、繁榮、安定，中華民眾的民主、自由與幸福必須建立在統一的基礎之上。國家分裂，則勢必「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準備。」中國就勢必是無數家庭幻滅，無數國土被蹂躪，無數軍民捨身而去。所謂的發展、繁榮、富強和安定和人權，以及實行民主政治，一切根本就無從談起。因此，統一符合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根本利益，是具有先驗的，也是中國政治績效的基石和底線。
　　 6
　　 現在再來看作為台灣問題。
　　 我們承認，台灣確實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幾百年前，這個美麗的寶島曾先後被西班牙和荷蘭人佔領。鄭成功血戰收復之後，恰逢內地改朝換代，兩岸被迫隔離20多年。甲午戰敗導致台灣被割讓。二戰後寶島終於回歸祖國懷抱，而短短數年光景，政權更替使兩岸再次被隔離，至今又是半個多世紀。提起台灣，不知會勾起我們多少國難家愁的回憶。歌手羅大佑創作過一首流行歌曲《亞細亞的孤兒》。記得上初中的時候，班裡很多同學喜歡這麼哼唱：「孤兒在風中哭泣，黃色的臉孔有紅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懼……多少人的眼淚在無言中抹去，親愛的母親這是什麼真理。」在那種無憂無慮的年齡，傳唱這首歌大概因為旋律好聽。而現在回想起這段歌詞，禁不住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數百年來的流離失所的確造成就了台灣人的特殊心態。由於這種心態，一些台灣人不大信任自己的祖國，再加上意識形態差異及別有用心的政治宣傳，有人對內地政治制度存在成見，不願意讓「自由台灣」與「專制內地」統一起來。這些都可以理解。所以，解決台灣問題確實需要特殊的方式、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機制。目前中央政府對統一台灣的政策也是極其特殊的，在一個中國的提前下島內甚至可以保留軍隊、「一切都可以談」，應該說這種自治的承諾已經到了不能繼續寬鬆的上限。
　　 目前台灣問題的關鍵在於，通過大選上台的民進黨台獨勢力根本不承認一個中國。而民進黨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在最近一次有關公投入聯的聚會中，陳水扁甚至高唱那首著名的歌曲《不可能的夢》。他自喻唐吉訶德：「只要為了正義而戰，為了良心而死……奮戰至地獄為止」。
　　 那麼，陳水扁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瘋狂推動台灣獨立，究竟是不是像戰風車的唐吉訶德那樣是為了正義而戰、為了良心而戰？作者認為，國家統一既是近14億中華民眾至高無上的根本利益、既是中國政治績效的基石，那麼任何違背、挑戰這一績效正義的舉動，甚至包括生成這種嚴峻挑戰的政治體制（哪怕這種體制具有程序意義上的正義性），毫無疑問都是反動的、專制的和非正義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的民主體制——無論其在程序上規範與否、也不管這種熱熱鬧鬧的外來模式看起來是多麼地合理正義，但由於由它生成的政治後果公然挑戰了中國的統一基石，從實質上對中國的國家根本利益產生了重大挑戰，因此這種績效以及生成這種績效的程序，不僅沒有任何正義性而言，而且毫無疑問是非法的、罪惡的。2007年9月11日，美國副助理國務卿柯慶生在代表美國政府抨擊陳水扁的公投入聯議題時說，入聯公投居心不良，而且可能非常危險。「壞的政策不會因為包裝在民主的旗幟中就變得比較好。」
　　 目前，僅台灣一個地方借鑒了西方政治制度、造成台獨分裂勢力坐大，已經讓祖國的統一與和平發展面臨著極端嚴峻的威脅與挑戰。我們可以想見，如果在中國內地完全落實西方的政治制度，比方說像趙紫陽提議的那樣按照台灣模式實現完全的言論自由，取消黨禁，那麼在西藏、新疆等任何省區，同樣可以像台灣那樣出現主張區域獨立的政黨。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西藏的達賴拉嘛根本無須到境外活動，他完全可以像台灣的民進黨那樣藉助新的民主體制回到西藏，他們甚至在謀求獨立過程中根本用不著像民進黨那樣採取縮手縮腳地「切香腸」，因為法律允許可以直接發動公投，而強勢的中央政權早已不復存在；同樣的道理，東突分裂恐怖組織當然也可以毫無障礙地在國內外合縱連橫。就像台獨分子在台灣形成氣候一樣，藏獨分子、疆獨分子等再次坐大幾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完全可以說，中國西化即是內地一些地方政治局勢的台灣化。台灣作為中國全盤西化的完美標本，意義正在於此。毫無疑問，這也是「國情論」支持者的憂思所在。然而，如果單純從台灣的假民主、真反動判研西方模式在中國就是一條死胡同，似乎仍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國情」的概念目前還顯得有些模糊，很多人還沒有真正弄清楚中國的國情究竟是什麼，更不明白為什麼因為這種國情的存在，引入西方模式就會導引空前危機。我們還需要從根本上弄清楚這樣一個問題，即台灣在落實西方模式後為什麼沒有朝著正當大義的方向發展，偏偏成就了台獨分裂勢力？極端分裂勢力能夠藉助西方模式上台，其中必然潛藏著我們意識不到的更深層次問題。

第四節 國家結構論
　　 1
　　 美國有份外交雜誌，結合有關組織定期發布失敗國家排名報告。很幸運，在2007年的有關報告中，中國和俄羅斯一樣，被排除在失敗國家行列之外，大概算是比較成功的國家，西方人如何定位無關宏旨。交待一點，包括前面提到的全球國家清廉指數，這些都是西方人做出來的。對於其準確程度，作者持懷疑態度。但問題在於，離開這些專業機構的調查統計結果，我們在橫向比較方面幾乎寸步難行，比方說印度、巴西與中國的腐敗指數基本相同，而俄羅斯又遠遠高於中印巴這三國，離開國際機構提供的指標，我們沒有任何可以借鑒的依據。
　　 在這份失敗國家的排行榜上，前面提到的蘇丹高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美國佔領下的伊拉克。關於美國發動伊戰究竟造成多少伊拉克平民死亡，以及戰後伊拉克國內發生過多少次爆炸襲擊事件、有多少人襲擊中喪生，作者不掌握確切的數字（有媒體報道總數約為70萬人），只知道他們的國家足球隊在賽場上取得勝利后，球迷們在熱烈慶祝時還會出現恐怖襲擊，而且造成大規模的人員傷亡 。
　　 2007年8月18日，伊拉克副總統塔里克·哈希米前往巴格達東部的魯薩法監獄視察在押犯人。我們不知道副總統先生是出於安慰囚犯，還是有別的意圖，他面對犯人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那些在監獄外面的人不比你們好多少，你們在監獄里至少是安全的……」
　　 這位副總統講話的背景是，由於各種襲擊接連不斷，目前這個不到3000人口的國家，流亡難民數量接近500萬，每個月還有數以萬計的難民逃離家園。按理講，薩達姆終於垮台了、獨裁高壓也已經遠去，在美國一手扶持下，伊拉克的民主體制好不容易誕生了，飽經戰亂和獨裁統治的伊拉克人民應當回歸穩定、安居樂業才對。目前還有大批美國軍隊在維持著秩序，這個國家現在為什麼還能亂到如此程度？
　　 前面提到國際透明組織提供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伊拉克與緬甸、海地等國一樣，是全球最腐敗的國家。最近，美國駐伊機構也提交一份報告，指責他們欽定（當然也是伊拉克人民選出來）的馬利基政府嚴重腐敗。對此人們不禁要問，伊拉克既然複製了美國的體制，自然也少不了有司法機關和議會，那麼面對如此嚴重的國內腐敗，這些機構都在做什麼？好在有調查顯示伊拉克人民對於國內的腐敗漠不關心——他們生活得連囚犯都不如，大概也沒有心情去痛斥什麼腐敗。
　　 盧安達的情況似乎更加典型。1994年，這個非洲小國已經按照西方大國的意圖進行政治架構重塑，多黨制開始實行，三權分立及大選機制已經啟動，從法理層面上看，這個國家已經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然而這種西方的民主制度絲毫沒有阻止悲劇發生。由於一個極端偶然的事件（民選總統在專機上遇難，原因至今不詳），大規模的殺戮如同瘟疫般在全國漫延開來，在極其短暫的時間，這個當時只有800萬人的國家，先後有100多萬人被無情殺害。
　　 有人說，民主制度是一種規則，與公民素質無關。這對，只是是一種規則，大家最起碼要有尊重規則的素質。如果引進規則而沒有規則意識，那麼無論是內生還是引進的規則，都不免將成為一種簡單的擺設。我們的鄰國緬甸曾經在1990年按照西方的模式舉行大選。這個國家沒有政變發生，因為軍方根本就沒有交出權力，當選者至今仍然被軟禁。
　　 2007年8月份，泰國新的憲法以公投的方式通過。至此，這個國家在過去並個多世紀先後通過了17部。其中最近的一部制定於1992年，由頌提將軍在上年九月份發動政變時被廢除。政變發生時距離下一場大選已經不遠。其實頌提將軍完全可以通過大選施展政治抱負。
　　 事實上， 在亞非拉的很多后發國家，國家獨立之後都出現過這樣的情形，大選之後一方宣布獲勝、另外一方攻擊選舉舞弊，結果導致整個社會陷入多派對峙；有些國家軍方乾脆通過政變取得政權，並使國家全面進入軍事管制。儘管部分國家在軍管期間經過鬥爭再次建立新的遊戲規則、並實現還政於民，但新的穩定尚未鞏固，又接連發生軍事政變，如此周而復始。據海德堡國際衝突研究學會統計，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每年發生越過20次，此後年均也達15次，而且這些政變大都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交戰結束之後這一數字急劇下降，但年均政變次數也在5次以上，這不包括2004年，那一年世界上發生各類政變10次。在一些政變頻繁的國家，平均三五年就要發生一次。 從這個角度看，阿羅約女士五年挫敗200多起政變圖謀，其實也算不上什麼奇聞。
　　 2
　　 即使泰國、印度、伊拉克這些國家都沒有什麼可比性，我們仍然也完全可以從前朝舊事中發現問題。
　　 美國第一位總統華盛頓在連任兩屆之後，主動退出政壇。而中國的第一任民選總統袁世凱比華盛頓小了120多歲，按道理說他應該比華盛頓更加開明前衛。然後袁世凱不久便選擇做了皇帝。
　　 有人把中國民主進程的過早夭折，歸結為宋教仁的遇剌。提出這一觀點的學者名叫黃卧雲。他的這一觀點刊登在《南風窗》雜誌上。其實，縱然宋教仁先生當時好好地活著，他照樣也當不了總統。因為當時的選舉現場已經被軍人團團圍困，選不上袁世凱當總統，大家都得餓著肚子。
　　 袁「大總統」的故事既已過去。歷史又前進了將近100年。在21世紀的今天，西方的民主體制在中國台灣地區得到完整落實，最終卻成就了類似陳水扁這樣的民族敗類。
　　 凡此種種，都曾經讓作者陷入迷茫與詫異。因為西方模式不僅僅在歐美髮達國家，在很多中等發達國家也取得良好的政治績效。尤其是在那些發達國家，這種模式之於權力平穩交替、國家繁榮發展、社會公平正義，一切都顯得那麼完善而美好，為什麼移植到像伊拉克、盧安達這樣的國家，競爭會導致如此慘重的人間悲劇？同樣都是國家，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為什麼竟然存在如此重大的差異？難道歐美國家天生就有如此民主、開明、自由、寬容和平等的精神？而這些后發國家註定就只能有政變、戰亂和衝突，或者獨裁專制？為了探尋其中的差異，作者於是決定從階段性問題著手，搜索歐美國家一兩百年前，即處於類似中國目前的階段時的有關情況。
　　 3
　　 1776年7月4日，在隆隆炮火中，美國宣布獨立。開國先賢們在《獨立宣言》中宣布：「人是生而平等的，他們被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就是西方天賦人權理念的原始出處，後來被寫進美國憲法。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具有某種詩意的美好理念。然而憲法規定的這些內容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並沒有得到完全落實。美國獨立后既沒有在較短時間內廢除奴隸制，也沒有把北美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當成人看。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美國黑人每人只按3/5計算（白人一人一票）。而北美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不僅沒有投票權，反而持續遭到殘酷屠殺。
　　 看來有關美國屠殺印第安人的歷史，也許很多人會信不過自己的眼睛。1814年,美國詹姆斯·麥迪遜政府作出屠殺印第安人的獎勵規定，每上繳一個印第安人的頭蓋皮，美國政府將會發給獎金50---100美元，其中12歲以下印第安人嬰幼兒和女印第安人的頭蓋骨值50美元，12歲以上青壯年印第安人男子值100美元。直到1890年才基本完成屠殺任務，至此這種屠殺已經進行了整整一個世紀，又過了30多年他們才被確認為是美國公民。南北戰爭后，奴隸制雖然被廢除，但一些州並沒有真正廢除，卻紛紛實行民族隔離制度，在餐館、旅館、醫院、劇場、車站等公共場所以種族劃線，黑人不可以進入白人區域，不能和白人通婚、同時進餐、上教堂等，南方黑人同樣沒有選舉權。
　　 我想，曾經在「新西山會議」上發表激進言論的那些學者，像北大的教授賀衛方，如果生活在屠殺印第安人或者僱用黑奴的時代，一定也會仗義直言，怒斥屠殺者的野蠻與罪惡，起碼會指責聯邦政府違憲，因為憲法里明文規定人是生而平等的。
　　 如果遇到當時的情況，龍應台先生恐怕更要羞於承認自己的祖國。
　　 回顧早期美國的民主與人權狀況，目的並不是要揭美國人的「老底」以否定美國現行制度本身。美國社會目前的繁榮與穩健以及美國民眾當下具有的民主和自由，這些都是無法否定的。而作者認為，美國社會的繁榮穩定，以及美國民眾目前享有的民主與自由，是建立在當年的屠殺與奴役基礎上的。站在美國白人的角度看，不能不說這種屠殺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反過來說，如果美國政府在200年前便不加選擇地全面落實民主與平等——像賀衛方們提議的那樣，則美國就不可能出現今天的繁榮與穩健，反而極有可能惹出大的亂子。別的不說，一旦印第安人發起遣返公投，白人移民就得全部回到歐洲老家去。美國先賢沒有這麼蠢，因為他們不是書獃子。（當然，美國人也有犯糊塗的時候，而政治體制的先天不足也曾經讓這裡生靈荼炭，後面即將提到）
　　 都知道早期美國是由10多個州的簡單組合，州與州之間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由於國家認同遠未形成，各個族群之間，即歐洲移民與土著居民之間、白人與黑奴之間存在（或者潛在）尖銳的結構性矛盾，尤其是移民與土著居民之間的領地之爭異常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國在立國之初就完全按照憲法規則，在國家內部全面推行不分階級、種族和政治主張的完全民主制度，則美國內部的各個族群勢必會被多極分化——印第安人要強烈捍衛他們的傳統領地，而美國黑奴的權利意識也會被及早喚醒（即便在政治上受壓制的情況下，當時的黑奴也時常發動暴動、起義）。因為各個族群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公約數可言，如果再有民主制度的庇護（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印第安人與黑奴極有可能迅速形成強大的勢能，最終導致社會多極撕裂甚至出現國家破碎化的局面，分裂成類似拉美地區那樣的眾多小國，全球稱霸永遠只是一個美麗的夢想。
　　 從目前可以查閱到的有關資料看，美國先賢們當時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極端嚴重性。美國的民主領袖托馬斯·傑弗遜是「天賦人權」理念的原創者，然而他本人也是屠殺印第安人政策的最堅定支持者，用他的話說：「如果我們約束自己去舉斧迎向這些部落，那麼在這些部落滅絕之前我們將不會安靜地躺下，或者被驅趕出密西西比河以外。」
　　 方方面面的事實表明，美國人早期對印第安人的大肆屠殺、建國初期對奴隸制的保留，及奴隸制廢除后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完全不是出於認知上的局限性，更不能怪罪美國先賢們缺乏民主觀念。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為求得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最高政治績效而對印第安人的權利嚴加限制、甚至公然剝奪其生存權利，對於美國先賢們來說恐怕是別無選擇。唯其如此，美國才能儘快完全國家整合與原始積累，成為今天統一、民主、繁榮、強盛的美國。
　　 換句話說，為了確保政治績效的最大化，把天賦人權寫入憲法的美國人也不得不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犧牲這種法理正義，對有著結構性矛盾的其他族群實行嚴厲的國家專制。直到土著居民幾近滅絕，直到黑人在種族隔離政策下逐步被邊緣化，而分裂主義者面對強勢專制最終低頭。近幾十年來，他們又通過股權擴散逐漸模糊資產階級與工人階段之間差異，財閥黨這才掌握並鞏固了在國家政治經濟中的壓倒性優勢地位，最終在社會內部形成一元化的社會結構。正是在這種大一元結構形成的過程中，治理者逐步減緩對其他族群的限制，有序擴大民主，最終形成目前的政治多元化。因此完全可以說，美國現行的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是在社會結構一元化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大一元背景下的小多元。
　　 歐洲一些主要大國的民主選舉機制同樣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在社會結構多極化的時代，這些國家總是千方百計地限制其他社會族群的政治權利，把選舉限定在極小而可控的範圍，比方說英國在百餘年前沒有給予工人選舉權，而有錢人在哪裡有房產就可以在哪裡投票，一個人因此甚至可以重複投票數十次，這種等級投票直到二戰結束后才被廢除。同樣，法國、德國的選舉被設置高高的資產門檻。德國統一更是通過「鐵與血」的手段實現的。
　　 這些典型的西方民主國家，幾乎都是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基本消失、國家內部形成單極結構之後，才全面擴大選舉範圍，真正實現普選。而這差不多已經是20世紀以後的事情。一個確切的標聲性人物是黑人解放運動的領導人馬丁路德.金，他在著名的演講《我有一個夢想》里講道：「100年前，一位偉大的美國人簽署了《解放宣言》……然而，100年後，黑人依然沒有獲得自由，依然悲慘地蹣跚於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的枷鎖之下，依然生活在物質繁榮翰海的貧困孤島上，依然在美國社會中間向隅而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要把這駭人聽聞的情況公諸於眾。」
　　 金的這篇演講發表在1963年，他本人遇剌是在1968年，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現在很多人對文革口誅筆伐，中國的文革也的確值得深刻反思。問題是我們在反思文革時，也應該注意到同時代的美國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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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到這裡，作者想起了前文提到的命題：在一個國家內部，究竟是勢均力敵的多個階級（階級聯盟）相互制衡、形成多極分化的局面好，還是由一個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高度壟斷地位的階級（階級聯盟）掌控局面、達到根本利益單極化更佳？
　　 作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目前推行的這種政治體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較好的政治績效，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內部已經形成一個具有高度壟斷地位的統治階級或者階級聯盟，其社會結構具有明顯的單極化色彩。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和北歐諸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儘管其社會內部存在著多黨和多個社會權力主體（議會、司法、政府、傳媒、民間組織等），但這些國家的主要黨派和各個權利主體在國家戰略、根本利益上總是保持高度一致——美國的兩黨、三權儘管無時無刻不在搏奕，但搏奕各方都不存在夏威夷或者加州獨立的問題，也沒有反對現行體制的聲音，更不存在親伊朗還是親以色列的爭論；兩黨、三權之間的差異，無非集中在諸如墮胎、同性戀、減稅這類無關原則的技術性問題上，或者是用軍事還是政治手段對付伊朗、北朝鮮。
　　 甚至，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達到這種程度，由於這些國家的價值觀念高度趨同，即便把這些國家合併在一起的話，比方說把美國、日本、英國和加拿大等合併成為一個超級國家，那麼這個合併而成的超級國家的社會結構仍然可以說是一元的、穩健的。其實這些國家之間現在沒有合併，他們之間已經親密得如同一家，比方說日本和布萊爾領導的英國，大家都知道他們與美國的關係，美國說「沖」，兩個首相就會齊聲問「往哪裡？」
　　 由於國家內部不存在結構性、對抗性矛盾，社會結構基本是一元化的，這些國家多元化的政治體制才總是能夠保持社會穩健並形成「三駕馬車」效應，主要的執政黨派和各個權力主體在前進方向上永遠與國家核心利益保持一致，而在絕大多數技術性問題上各有主張、相互制約，使國家權力始終朝著最有利於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
　　 5
　　 與這些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其他國家的情況則要複雜得多：
　　 其一，在一些國土面積相比較小、民族結構相對單一、社會結構相對單純的國家，效仿西方的制度模式當然也可以像歐美髮達國家那樣取得理想的政治績效。不僅如此，這種單結構的國家即便走社會主義路線也可以搞得很好，典型的例子像瑞典，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以馬列主義為理論指導的社民黨在這個落後的小國執政。在60多年間，瑞典由一個普通小國發展成為目前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2006年社民黨敗選，但獲勝者一方說比社民黨更像社民黨）。據說在一次民意調查中，只有一個人對其制度表示不滿。
　　 在這類國家，甚至以最傳統的王室世襲制、家族模式治理，都能達到社會安定、國富民強之境界，像新加坡和中東的沙特、科威特等。有人說沙特和科威特之所以富庶是依賴資源支撐。豈不知伊拉克和蘇丹這些國家同樣盛產石油。而蘇丹和伊拉克雙雙被美國人評價為世界上最失敗的國家，雖然他們在政治上都引進了西方模式。
　　 其二、一些后發國家效仿西方模式，在經過較長一段時間動蕩、反覆和波折之後，隨著經濟提升、民眾整體素質尤其是法制觀念的提升，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矛盾漸漸，或者不同的社會結構最終結盟，形成准一元化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西方模式經過不斷規範完善得到絕大多數民眾的逐步認可，從而實現了民主繁榮，像我們的鄰居日本和韓國。
　　 不過也有另外的一種情況，即這些國家在經歷動蕩、波折之後，開始集體轉向，委內瑞拉等一批拉美國家便明確提出要實行社會主義。
　　 其三、除了上述兩種情況之外，還有很多國家，由於種族、階級、地緣政治、自然條件等多種原因，其社會結構和利益訴求非常複雜，內部仍然保持價值多取向、利益多極化的社會結構，不同族群在國家形態、政治制度、外交戰略等重大問題上都有各自的表述和主張，其中一些主張是相互對立、不可調和的，還沒有出現一個在社會生活中具有壓倒性優勢的階級或階級聯盟。作者把這種社會結構多元化的國家稱為多元化的國家，或者第二類國家。
　　 以作者的判斷，在世界上近200個國家中，起碼有一半以上屬於這種社會內部多結構的第二類國家。典型的像塞普勒斯，都知道那個美麗的地中海島嶼上存在兩個完全對立的政權；烏克蘭的情況幾乎與塞普勒斯一樣，東部親俄族群與西部親歐族群出現尖銳對抗；中國周邊的斯里蘭卡、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泰國、柬埔寨、菲律賓、尼泊爾等國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矛盾。很多非洲國家顯然也是第二類國家。在這些非洲國家，種族衝突、意識形態對抗和階級矛盾交集呈現，使國家似乎永無何止地陷入衝突、動蕩和赤貧。
　　 這類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在國家領土、或者在意識形態、或者在內政外交的其他重大發展戰略等方面，整個社會根本無法達成共識，因此如果按照西方的模式，這些國家甚至制定不出適當的法律或規則。因為一些族群之間在有關重大問題上不僅沒有公約數，連折中的餘地都不存在。而法律實質上就是社會內部的共識、全體民眾的最大公約數。
　　 這樣一來，這些國家便不同程度地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國家法律得不到全民認同，更談不上共同遵守。而這一問題在社會結構單極化的國家幾乎不存在。
　　 國家法律能否得到全民認同，成為兩種國家的標誌性區別。
　　　　

6
　　 寫到這裡，我承認自己遇到些困難，在很長時間幾乎無法落筆，因為不知道如何表述，這種在歐美國家運行自如、令人艷羨的西方民主模式，為什麼在這種社會內部多極分化的國家就不能完好落實？在這類國家內部，人人平等為什麼無法全面實現？我最終意識到給自己出了一個非常低級的問題，這類問題的低級之處無異於質疑警察與小偷為什麼不能平等共處。
　　 從理論上說，天賦人權的觀念道出了對每一個生命個體的關愛與尊重，體現了原創者悲天憐人的高尚心靈和美好情懷，就生命意義而言就無可置疑的。然而在一些國家，由於社會內部存在結構性矛盾，而且一些結構層之間的價值取向、利益訴求是尖銳對立、水火不容、不可調和自然也無法妥協的，族群與族群之間幾乎沒有公約數，因此在社會內部總會存在一些族群對抗法律（因為法律沒有、也無法體現他們的意志，比方說土爾其和伊拉克都沒有規定庫爾德人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俄羅斯法律也沒有車臣獨立的表述）。在這麼一種情況下，不同族群的人與人之間不僅無法實現平等，而且這種矛盾的結構性、對抗性決定著他們之間的關係往往總是相互敵視、相互排斥和相互打壓，在矛盾激化的情況下不惜訴諸於戰爭。中國新疆的熱那婭在絕大多數國人看來都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恐怖主義頭目，而在東突分子心目中她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強鬥士。出於完全不同的政治利益考慮，西方社會也認為她和達賴是正義的化身。那麼我們就需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像熱那婭和達賴這樣的人物，應不應該具有自由、平等的權利？比方說，按道理他們都是中國人，起碼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國，在國內可以自由活動，包括成立自己的組織、提出他們的主張、推行他們的政治方案，甚至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發動公投……按照西方的理念，他們當然都是這方面的權利。可是要是讓中國人決定的話，見鬼去！
　　 同樣的道理，西方這種以選票和權力制衡為手段的民主體制當然也無法適用於第二類國家。因為選票與分權本身只是一種調和手段，是在非暴力環境里的捕弈與妥協、調停與和折中、權力與制衡。而由於第二類國家內部存在的結構性矛盾是勢不兩立、不可調和也無法折中的，國家甚至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制定不出讓矛盾各方都能認同的法律規則。因此，實現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僅形不成「三駕馬車」，反而出現天鵝、梭子魚和蝦拉車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東拉西扯、五馬分屍。除非，有一方能夠作出重大妥協，比方說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組織突然表示，既然政府不同意獨立，咱就別再折騰；或者斯里蘭卡當局決定，泰米爾人不是要獨立嗎，那就隨他們去。那麼，泰米爾人能否歸順中央政府？斯里蘭卡政府能否容許這個少數民族獨立？從目前的情況看，任何一方的妥協都無異於痴人說夢，因此讓各方平等共處、共享民主，幾乎就是在與虎謀皮。幾年前，塞普勒斯的分裂雙方就聯合國的統一方案分別公投，土族人以64.91％的高票通過，希族則以75.83％的壓倒多數予以否決。公投結果南轅北轍，民主選票成為廢紙。
　　 西方人其實看得很清楚，在社會族群被嚴重撕裂、各方主張南轅北轍的背景下實現人人平等，無異於警察與小偷之間稱兄道弟，早晚要出大亂子。在這方面，美國人曾經吃過大虧，前文提到他們也有糊塗的時候，主要就因為政治制度的先天不足。
　　 按照憲法精神，美國在建國之初便應該果斷、徹底地廢除奴隸制度，像新中國成立后在西藏做的那樣（當然這同樣需要付出代價，可是事實證明代價小得多）。因為，美國奴隸問題與印第安人的性質完全不同。如果說北美土著居民對外來移民的生存發展帶來威脅、屠殺對於白人社會而言具有相對的正當性，那麼黑奴與白人一樣同屬外來移民，他們對白人幾乎沒有構成任何威脅。大家都知道奴隸制度是一種非常野蠻的制度，其野蠻程度遠遠高於前段山西一些地方被曝光的「黑窯主」，奴隸純粹是白人的工具，他們甚至可以被隨意處死，而他們的主子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從人口數量上說，當時的美國奴隸人數是奴隸主的十倍，因此廢除奴隸制度無非是資本的原始積累晚一些完成的問題，以經濟代價換取黑人解放才有更大的法理正義性。可是由於體制方面的因素，既得利益者在政府、國會裡具有主導地位，整個社會不得不向他們妥協，導致國家在相當長時間裡仍然以法律形式容許奴隸制度存在。
　　 如果考慮到資本原始積累的需要，蓄奴制度尚且還有一點點正義性，那麼到了建國大約半個世紀的時候（19世紀中葉），國家內部便出現了重大問題：一、原始積累基本完成，奴隸制度已經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更不符合當時的美國國家利益；二、奴隸制度本身就是罪惡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奴役本來就沒有正義性可言；三、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南方各州都在加緊備，小規模的衝突已經在少數州打響，國家分裂近在眼前。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強烈要求保留奴隸制度的南方奴隸主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國家公敵，國家本來應該堅決、果斷而徹底地採取措施。然而，政治體制再次成了絆腳石。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下，南北雙方的「民主」搏奕幾乎是警察與小偷的討價還價，反動勢力甚至可以把持政府和國會（可以說是「小偷」控制了警察局，目前的台灣島內也正是這種局面）。他們既然可以控制聯邦政府和國會，國家當然就談不上採取什麼堅決而果斷的措施，這不僅延長了數百萬黑人奴隸的苦難，也使南北矛盾愈加尖銳，最終被激化為全面戰爭，百餘萬人在戰爭中傷亡。解放奴隸的宣言直到戰爭打響的第二年才簽署，此後成千上萬的奴隸逃離南方。事實表明，如果國家可以及時採取果斷措施，戰爭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戰爭因此成了那種政治制度把國家折騰到不可收拾地步時的產物。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內戰的根本原因並不是什麼奴隸制度，而是導致這種奴隸制度合法存在的政治體制。美國人的幸運之處在於，這場戰爭之後，國家內部基本上再沒有出現這種高強度對抗的結構性矛盾。
　　 而與美國相比，很多國家都沒有形成這種局面，而是族群林立、結構性矛盾此起彼伏，美式體制的這種先天欠缺因此可以在這些地區持續發酵，像伊拉克、泰國、緬甸、和盧安達等。前面提到的那位緬甸女性、被軟禁的昂山.季素，很多西方國家，和國內的自由主義者都在為她大鳴不平。按理講，季素本人並沒有過錯，她的不幸在於大選獲勝。而自由主義者在打抱不平的同時，也應當深入思考，一模一樣的西方制度，她為什麼就沒有絲毫的能力控制住局勢。
　　 依作者的判斷，在類似緬甸這樣的國家，季素們被囚禁才是正常是，如果她順利地接管了政權，比方說像美國總統、新加坡總理或者是沙特國王那樣，那才是天大的奇迹。難怪，美國一些機構（紐約大學全球事務中心）在預測伊拉克局勢時認為：「伊拉克必須用獨裁製度。」而《亞洲時報》則發文指出，美國在伊拉克正迫切尋找「一位符合以下所有條件的中東獨裁者：與華盛頓的新保守派關係良好，有不惜一切手段鎮壓異見分子的經驗，有承受重壓的能力」。
　　 巴勒斯坦的局勢似乎更有說服力。已故領袖阿拉法特在很多西方人看來是專斷的、神秘無常的，很多西方領導人其實都不喜歡他。而幾十年來這位頑強的老人利用他特有的智慧和強勢牢固地掌撐著局面，使巴勒斯坦起碼沒有向著不可收拾的方向發展。問題出現在政治強人去世之後，那裡按照西方大國的意圖實現了全面的、公正的大選，結果西方人最不願意與之打交道的哈馬斯登上政治高地。此後一切都向著他們的宿敵以色列人最盼望的方向進展，激進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整個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內戰因此打響，哈馬斯迅速奪取加沙,阿巴斯宣布成立緊急政府、任命新的總理……在這個多災多難的地區，西式民主體制催生出兩個政權、兩個總理。
　　 地球人幾乎都知道，世界上最經不起折騰的國家可能就是巴勒斯坦，這個多災多難的特殊國家甚至連建國的權利都沒有，外部強敵猶如泰山壓頂，內部又亂得幾乎無法收拾。西方體制在這裡落實的後果只能用一個字表述：苦！
　　 7
　　 一般來說，在內部矛盾不可調和的情況下，第二類國家一般會出現以下三種情況：
　　 其一，全面實行西方體制導致國家解體，各族群成功獨立，從而由一個多極結構的國家變成若干個結構單一的小國，各過各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蘇聯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往前推，印度獨立之後實行的西方制度，也是在印巴分治的基礎上實現的。即使如此，印、巴兩國也不總是天下太平。而南斯拉夫解體后即一發不可收拾，再三、再四地連鎖分裂。
　　 其二，引進西方模式，各個族群、各種勢力陷入永無何止的爭吵與爭鬥，族群之間的割裂進一步加劇，導致國家出現政局動蕩、內部對峙，甚至誘發政變、衝突、戰爭。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非要舉出例子，我們只須看一看中國周邊的多數鄰居，非洲很多國家的情況似乎不用再提。
　　 第三種選擇，就是不死扣教條，不照搬書本，更不迷信什麼普適而萬能的模式，而是以國家發展、民眾幸福的最高利益為出發點，走最適合自己的路子，求得最大最好的政治績效。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就是典型的例子。目前，大家都注意到普京在連續兩任即將結束的前夕所採取的措施，並且對俄羅斯今後的政治走向作出預測。同樣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布希在批評俄羅斯回歸獨裁的同時，無限懷念地說：「1991年後的俄羅斯才真正是民主社會的燈塔。」天，1991年後的那幾年！在多數俄羅斯人看來，那簡直就是一場惡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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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jydeng 於 2009-1-30 02:29 編輯 ]

兩岸一制，最終統一

民主必將戰勝專制、自由必將戰勝封建、平等必將戰勝邪惡

中國正處於和平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