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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 郭宇寬
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是2008年中國新聞界乃至整個媒體界最重要的爭議話題。這場爭論引起了中國全社會各個層面的關注，「普世價值」這個話題像是一條無形的鴻溝，讓混沌中的中國社會分裂為兩個清晰的水火不能交融的立場陣營。這個場景很自然地讓人聯想起30年前那次關於「實踐是否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爭論。對這兩場爭論的文字表象背後所蘊含的潛在邏輯和時代情緒進行比較研究，也許能幫助我們對今天的中國有更深的理解。
2008年：「普世價值」使一批人氣急敗壞
梳理「普世價值」爭論發展的脈絡，最早是在藏區騷亂事件以後。4月3日，長平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發表了題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的評論。他問道：「在此事的後續報道中，在將來的其他重大事件中，倘或中國媒體同樣不能自由報道，而境外媒體又變得面目可疑，那麼真相從何處來呢？」他也批評了攻擊CNN的中國網民視野的片面性：「如果真的站在新聞價值的立場，那麼他們就不會僅僅揭露西方媒體的虛假報道，而且應該質疑中國政府對消息源和國內媒體的雙重控制。毫無疑問，後者對新聞價值的傷害更甚於前者。正如已經發生的事實，對個體媒體虛假報道的矯正相對容易，幾個耐心細緻的中國網民就可以做到；對新聞控制的抗議面對的是國家權力，全世界都徒喚奈何。」他還提出了建議，「達賴喇嘛要求政府對他重新評價，那麼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除了官方的定性之外，能不能允許媒體自由討論以進一步揭示真相？」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普世價值」一詞，只有一次。他指的是一些情緒激動的人，「他們從中得出結論說，普世價值都是騙人的玩意兒，只有國家利益的你爭我奪。」（原文已被新聞網站刪除）
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如中華網(www.china.com)等網站上一些網民的批評甚至謾罵，被一些人士稱為漢奸言論：
4月4日，中華網網友「殺盡民獨輪」發帖「警報！《南方都市報》正在蛻變成反華媒體反華勢力的國內代表人」。文中逐一批駁長平的觀點，拉開了論戰序幕。（以下的「南都」即網友對《南方都市報》的簡稱）
4月5日，中華網網友「天南逸雄」發帖「《南方都市報》的反動是有歷史根源的」，同時稱《南方都市報》的「同夥」「天涯雜談」發表了一篇攻擊中華網愛國者的文章。
4月5日，中華網網友「南都」，自稱是「南都」的一分子，發帖「《南方都市報》並非全是漢奸！——讓我們重拾毛澤東思想」。此文寫道，工作可以再找，漢奸卻是一輩子都不能當的，「南都」到底是不是漢奸報紙，要拿出更多的證據來。並附帖發表了個人對西藏事件的評論。
4月5日，天涯網友「中華新青年2007「發帖「用心險惡：中華網惡毒攻擊《南方都市報》是反華媒體」，作者表示，「向敢於發出不同聲音的《南方都市報》致敬！」
4月6日，中華網網友「一怒衝冠」發帖「《南方都市報》，『普世價值』不可以凌駕於民族統一之上！」，繼續批駁長平的文章「國家榮譽制度當奠基於人類普世價值」。中華網網友「天下無雙lost」、「騎牛看股」分別發帖「倫敦：藏獨欲劫持奧運火炬！對此『南都』和長平有何評價？」、「奧運前夕南方都市報鼓噪罷工意欲如何？」。
4月7日，中華網友「empty」貼出「呼籲大家別再買南方都市報」，號召中華網友不要買「南都」報紙。[1]
至4月11日《北京晚報》署名「文峰」的作者（據內部人士透露，此人為《北京日報》社的一位社領導），在第16版頭條「今日快評」欄目發表文章「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將長平的身份和南方報系聯繫起來。該作者表示：「南方報系中以《××周末》為代表的報紙，一直以來標榜自己是中國最『西化』的報紙，最『大膽』、最有『見地』、最『深刻』，而且對推銷西式『普世價值』、『新聞自由』不遺餘力。」他同時也批判了普世價值及其倡導者：「在一些所謂要求普世價值的『南都』長平們看來，只要是西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堅持的，包括造謠的權力，也是需要維護的。這就不禁使人要問，從近代以來，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殖民和戰爭都是西方挑起的，這裡有什麼『普世價值』嗎？『南都』長平這種人和這種言論的存在，只能說明一個事實，就是時下高喊和標榜『普世價值』和『自由』的人，不過是為了達到自己的某種陰暗目的，給自己找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而已。但謊言終歸是謊言，在事實和真相面前，謊言的作用就是使人們對虛偽看得更清楚，使『南都』長平們宣揚的『普世價值』遭到人們的唾棄。」[2]文中一共8處提到「普世價值」，可見作者對「普世價值」一詞的反感程度。
4月12日，長平在網上發出聲明「我不是你們的敵人」，稱「文峰」的一些指責是扣帽子和無中生有：「文峰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這樣『講道理』的。比如他說：『在一些所謂要求普世價值的南都長平們看來，只要是西方的東西，就是普世的，就是要堅持的。』然後對此進行批駁。請問我什麼時候說過如此愚蠢的『凡是』論？事實是：我無數次在文章中指出西方的問題，談到一些西方人對中國的偏見，也多次對激烈批判西方偏見的喬姆斯基、薩義德等學者表示讚賞。又比如，文峰先生說，『南方報系中以《××周末》為代表的報紙，一直以來標榜自己是中國最西化的報紙』。我還真是沒聽說過這家周報這樣標榜自己，文峰先生能否拿出證據來？當然，要原始的而不是經你加工過的證據。」
在長平和《南方》報系的低調應對后，這場爭論漸漸淡化，除了一些不依不饒的批評，一些帖子依然掛在網上，但討論逐步歸於平靜。
重新挑起這個話題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大地震之後。那時，中國幾乎所有傳媒都迅速而自覺地關注這次災情，《南方周末》在5月22日刊登了一篇署名「《南方周末》編輯部」的評論員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再次提到「普世價值」。文章認為，救災中「國家正以這樣切實的行動，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兌現自己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文章還指出：「只要國家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只要有這樣的底線共識，就會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國與全世界和解的倫理基礎。整個世界就都會向我們伸出援手，整個人類就都會跟我們休戚與共。我們就會與世界一起走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這篇文章又點燃了關於普世價值爭議的導火索。
6月6日，《北京晚報》再次發表評論，一個署名「東方明亮」的作者的「普世價值不得亂套」批評了「《南方周末》編輯部的先生們」。作者認為：「在《南方周末》的眼中，奮戰在抗震前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們，他們所做的一切，原來是由於『普世價值』的作用」；作者還在文尾提出了質疑，「請教《南方周末》的高人：如果是普世價值造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汶川地震中英勇救人的感人情景，作為對比，美國大兵在2005年8月『卡特里娜』颶風災后乘著裝甲車全副武裝地來到新奧爾良，路易斯安那州州長布蘭科說，『這批士兵都有配實彈的M-16突擊步槍，他們會非常樂意在必要情況下開槍。』那麼，是什麼價值造就了美國大兵用M-16『救災』的壯觀場面呢？又是什麼價值造就了美國大兵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南斯拉夫屠殺平民百姓的戰爭罪行呢？而讓美國鬼子用高精度炸彈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又是什麼樣的『普世價值』呢？」此文9次提到「普世價值」一詞，再次體現出作者對這個詞語的高度敏感，而且把批評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南方周末》。
同時，以「司馬南」為代表的一批人，在網上藉助博客和論壇（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發表了數十篇批判南方報系及其編輯記者的文章，如「《南方周末》舞『普世』劍，意在沛公」，「『記者無國界』與《南方周末》內幕」,「過而不改，惡莫大焉——司馬南致《南方周末》評論員的一封公開信」，「薩科奇為什麼不兌現普世價值承諾？」……[3]他們的行文風格及內容與「文峰」和「東方明亮」基本一致。
網上也有一些支持普世價值立場的發言,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如徐友漁、張鳴、信力健等都發表了言論，但雙方並無直接交鋒。[4]
當討論漸漸歸於平靜的時候，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馮虞章的文章「怎樣認識所謂『普世價值』」。該文指出：超歷史、超階級的「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鼓吹西方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的實質，以及為什麼我們應當拒絕把它那一套所謂「普世」的「民主」、「自由」、「人權」強加給我們的圖謀，而堅持走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其邏輯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奉為「普世價值」而企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借把全盤西化奉為「普世價值」而企圖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裡觸及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根本方向問題。這也使我們進一步看到：國內外某些人宣揚的「普世價值」說，具有極大的政治尖銳性。我們的同志自然不應把「普世價值」當做時髦用語隨聲附和……我們要注意同用「普世價值體系」取代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傾向劃清界限……在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同時，還必須注意那種把「淡化意識形態」宣揚為「普世價值」的主張和傾向，認清它的嚴重危害，清除它的影響。[5]其他媒體對此文並無回應，網上對此有所批評，但並不熱烈。也許是覺得這樣爭論下去過於乏味，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了，不過雙方似乎都沒有人表現出被說服的態度。
1978年：「唯一標準」讓一批人怒火中燒
如果把這場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與30年前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爭論比照，會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1977年2月7日，經華國鋒批准，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這3家報刊的聯合社論是當時的最高宣傳權威）發表了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社論一發表，大家就都明白了，這是中央最新的工作方針。此社論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首先發表經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文章論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第一的觀點，正確地指出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當然，依然存在著「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錯誤傾向，這是「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必須堅決打碎。5月13日，有16家報紙轉載此文。到5月底，又有7家報紙轉載。至此，有30多家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對《光明日報》發表的這篇文章，「贊成的和反對的都出乎意外的激烈」。[6]
當時，《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遭到一位中央領導的嚴厲指責。根據胡績偉的記錄，對胡的指責的大致內容是：「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問題更大。文章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文章說馬克思主義要經過長期實踐證明以後，才是真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可以取得革命勝利的學說，只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實踐以後，才能證明是真理。就是說列寧提出這個學說時不是真理。按這種說法，那麼現在我們黨提出十一大路線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後，實踐證明了才是真理。那麼，人們怎麼會熱烈擁護，會為之貫徹執行而奮鬥呢？文章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對真理不存在，真理在起初提出時不是真理，要經過實踐檢驗才是真理。這是原則錯誤。文章在政治上很壞很壞。作者認為『四人幫』不是修正主義，而是教條主義，不是歪曲篡改毛澤東思想，而是死抱著毛主席的教條不放。因而現在主要不應反『四人幫』，反修正主義，而是應該反教條主義。如文章說的，要粉碎人們的精神枷鎖，就要反對『《聖經》上說了才是對的』，所謂要衝破禁區，就是要衝破毛澤東思想。文章結尾認為當前要反對的就是『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革命實踐』，就是要反對所謂教條主義，要向馬列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文章用很大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產黨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認為不能把毛主席指示當僵死的教條，不能當《聖經》去崇拜。很明顯，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難道一句頂一句也不行？難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對嗎？毛澤東思想是我們團結的基礎，如果去懷疑主席指示有錯，認為要修改，大家都去爭論哪些錯了，哪些要改，我們的黨還能團結一致嗎？我們的國家還能安定團結嗎？所以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
最後鄧小平的支持為這次爭論定了乾坤。6月2日鄧小平在講話中著重講了實事求是的問題。他很不客氣地說：我們有一些同志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不僅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鄧小平還在各個場合表達了對真理標準討論的支持。雖然6月15日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副主席汪東興召集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直屬新聞單位負責人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但鄧小平6月2日講話之後，特別是鄧在東北三省談話之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要負責人紛紛發表講話，表示支持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7]
兩場爭論的異曲同工之妙
從「普世價值」的爭論回顧「唯一標準」的爭論，歷史已經跨越了30年，但從兩場爭論當中卻依然可以發現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第一，兩次爭論都貌似哲學討論，而實際上哲學含量極低。中國之外的哲學學者面對這樣的討論，或許會啞然失笑。假如不對中國當代史的背景有所了解，局外人根本無法理解雙方實際爭論的目的是什麼？而參與這兩場爭論最熱衷的人，也往往並不是真對討論命題的哲學含義感興趣的專家。顯然，廣泛的社會參與意味著背後長期積累並爆發的社會情緒。在「唯一標準」爭論中提出質疑的一方，試圖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政策作出反思；而另一方則代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群體，或無條件擁護毛澤東路線的群體。而在「普世價值」的爭論中，一方代表著長期以來對中國的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有較多追求的觀點，另一方則把這種要求視為對執政黨和現有體制的敵意。
第二，雙方都是自說自話，而不是彼此就觀點本身辯駁。儘管局外人可能聽著會覺得很糊塗，甚至莫名其妙，但局中的雙方都很清楚自己要挑戰和捍衛的是什麼。兩次爭論中都有一方非常敏感地把批判對象和政治訴求聯繫在一起加以總結。比如，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凡是派」如此概括：「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們去懷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澤東思想，認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確的地方，……作者的意圖就是要砍旗」。而30年後反對「普世價值」的一派也用相似的論調批評對方：「其邏輯正是借把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奉為『普世價值』而企圖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借把全盤西化奉為『普世價值』而企圖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裡觸及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根本方向問題。」顯然，兩次爭論都不是在學術層面按照符合邏輯的討論規則相互交鋒，而是各自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兩次爭論都有一方表達出對現行體制和政策的反思和批評，而另一方則表現出對現行體制和政策的高度認同。應該說，這類爭論的目的是「站隊」與表態，並非學術和理論的探討。
第三，兩次爭論的立論在哲學層面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並沒有錯，但若說成是「唯一標準」，則顯然值得商榷。在哲學層面上，是否存在著「普世價值」或者需要提倡「普世價值」，其實也是值得推敲的（見筆者分析老子與孔子，盧曼與哈貝馬斯的分歧）。兩次爭論的立論方都有一層窗戶紙沒有捅破：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時，起初並未明確表示應當「停止批鄧」，而關於否定「兩個凡是」的看法也是到後來才逐漸清晰的；同樣，在「普世價值」的爭論中，儘管在哲學意義上主張「要推廣普世價值」的觀點是值得推敲的，但在中國的現實環境里，它卻代表了一種社會進步的傾向，它隱含的潛台詞是把尊重人權和生命，乃至民主、憲政和言論自由這些國際普遍尊重的價值觀念在中國推廣普及。這種主張的指向，其實是在汶川大地震的悲劇之際，非常清晰地對中國過去災難中一些違反人道、新聞自由等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價值觀念的反省。
熟悉中國現實的人都會理解，這種主張當然是有的放矢的，它所針對的是眾所周知的一些「左」的陋習。例如，在地震災難發生后往往會按慣例壓制新聞報道。1970年1月5日雲南海通發生7.8級地震，到了1月9日《人民日報》才發表新華社消息「毛主席林副主席親切關懷受災民眾，當地軍民信心百倍地進行抗震鬥爭」。這則消息只籠統地說，「昆明以南地區發生一次7級地震」，對具體地點和災情卻隻字不提。時隔30年後，這次地震的死亡人數和財產損失情況才被披露出來。又如，宣傳上往往把救災政治化。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發生后的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災區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發揚人定勝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災」的新聞；8月27日又發表了「抗震救災現場的一次批鄧會」；9月7日再發表「抓批鄧促生產」。而在海通地震后，媒體報道的不是災情和真實的救災情形，而是「省革委會派專人專車，星夜兼程把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金光閃閃的毛澤東畫像送到災區群眾手中。」再如，當自然災害發生之後，政策上片面強調自力更生，謝絕英、美、日等國包括聯合國的善意援助，單純強調「毛澤東思想是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8]
遺憾的是，對於「文革」和極權體制的深度反思，在中國當下依然是禁區。因此，對於「文革」中極左思想的余脈作直接的批評，也不得不有所顧忌。事實上，借傳播普世價值的名義，相關說法實際的指向是批評極左的、違背人類文明潮流的價值觀。這自然是一層不便捅破的窗戶紙；而一些人跳出來反對這種反思時，也同樣不把這層窗戶紙點破，於是就造成了這類討論的曖昧性。30年前把實踐說成是「唯一標準」，和30年後把人權，新聞自由等說成是「普世價值」，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其中的微妙，有待人們去慢慢品味。「唯一標準」的爭論最終以改革派的勝利而告終；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眼下並沒有明朗的勝負。從30年前的經驗來看，這樣的爭論也許正預示著歷史轉折的下一個十字路口的到來。
【註釋】
[1]千龍網編輯,「長平論戰「始末。http://society.qianlong.com/4330/2008/04/17/3522@4401540.htm.
[2]文峰,「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北京晚報》，2008年4月11日。
[3]見司馬南的博客。
[4]博客中國編輯,「普世價值之辯」,2008年。
[5]馮虞章,「怎樣認識所謂普世價值」，《人民日報》，2008年9月10日。
[6]童青林，《回首197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7]以上內容引自童青林，《回首1978》，出處同上。
[8]雷頤，「文革的三次地震與汶川之震」，《炎黃春秋》，2008年7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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