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積極參與制定國際遊戲規則」

《環球》雜誌記者/辛省志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再次向世界打開了大門。大門外，是與我們一度隔絕的國際社會。在這個外面的世界，一套「他們」編製的遊戲規則——國際法已豐滿起來。任何一個新來者要進入這個「圈子」，首先就要熟悉這些遊戲規則。

       30年來，中國對於國際社會這套規則的適應可以說也是從「摸著石頭過河」開始，然後在加深理解和參與的基礎上逐步融入了國際社會，到今天成為國際社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成員。

       而進入新世紀之後，隨著世界政經格局的不斷變化，特別是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國際法也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局限性，發展中國家和不少發達國家都曾發出過對現行國際體系進行改革的呼聲。

       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國際視野的不斷拓展，中國人對現行國際遊戲規則的局限性也深有感觸。中國外交部主管國際條約法律事務的條法司司長段潔龍最近在接受《環球》雜誌專訪時表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不僅要切實遵守國際法的現有規則，更要積極參與到制定國際法新規則的進程中去。


國際法與中國對外開放

       《環球》：在中國的對外開放和對外交往中，國際法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段潔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可以說是與國際法緊密相關的。歷任中國領導人都非常重視國際法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作用。

       早在1978年12月中央確定改革開放方針前夕，鄧小平就指出「要大力加強國際法的研究」；1997年12月，江澤民號召各行業的同志都要學習國際法知識，為改革和建設創造更為有利的外部環境；在新形勢下，胡錦濤提出了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理念，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還首次明確提出「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準則」。

       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表明，中國重視和善用國際法，在中國面向世界、融入世界和影響世界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作用。

       從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僅參加了20個國際組織和30多項國際條約以及5000多項雙邊條約。而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參加了130 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締結了300多項國際條約和15000多件雙邊條約，近幾年締結的雙邊條約更以每年500至600項的數量遞增，成為主要國際機構和國際談判中不可或缺的一方。

       通過國際法體系這個平台，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相應的義務，既為改革開放和建設提供了有力支持，也為世界的和平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環球》：能否為我們介紹幾個中國外交部條法司曾參與的國際談判的具體事例？

       段潔龍：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比如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我們積極參與該公約的制定進程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又比如在反恐領域，我們參與了《制止恐怖主義爆炸的國際公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等多項條約談判。我們還推動締結打擊「三股勢力」的雙、多邊條約，包括上合組織成員國均已參加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在司法協助領域，截至目前，我們協同有關部門一起與近60個國家談判締結了103項雙邊民事、刑事司法協助和引渡條約。在國際社會制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的過程中，我們的提案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邊界方面，我們已與14個陸地鄰國簽訂了18項邊界條約或協定、12項勘界議定書。在環境領域，我們參與的相關談判進程接近20項。

       近期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熱點有氣候變化問題。其實國際氣候談判由來已久，上個世紀80年代，國際社會就開始了氣候變化問題國際談判，1992年和1997年分別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

       外交部條法司作為條約主管部門，參加了上述公約和議定書締約過程中的政府間談判，並組織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歷屆公約和議定書締約方大會。在目前的「巴厘島路線圖」及相關後續談判中，條法司正與其他單位合作，研究準備中國氣候變化國際談判方案，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形勢綜合研究，最大程度地維護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還有跨界水資源利用問題。中國與鄰國共有80多條跨界河流。這些河流婉轉綿長，不僅為相鄰兩國人民帶來舟楫漁牧之便，更是聯繫各國人民友誼的紐帶。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跨界水資源的利用和保護，願同有關鄰國一起努力，將跨界水建設成為生態良好、開發科學的互惠合作紐帶。

       中方主張，上下游國家在利用和保護跨界河流時，要顧及雙方各自水資源開發主權權益，保障各自人民用水的基本人權，同時要符合合理利用、科學開發等可持續發展要求。

       近年來，中國政府務實推進與有關鄰國在跨界水領域的合作與交流，並取得了良好效果。


索馬利亞護航的國際法基礎

       《環球》：近來，索馬利亞海盜活動猖獗。中國政府於2008年12月26日派出海軍艦艇編隊赴索馬利亞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國際法在打擊海盜問題上有哪些規定？中國的護航行動符不符合國際法？

       段潔龍：海盜是國際公認的罪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了對海盜行為的普遍管轄原則，也就是說，各國均有權對海盜或海盜船進行扣押、逮捕、判處刑罰或採取其他法律行動。《公約》還規定，各國應盡最大可能合作制止海盜行為。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SUA）進一步規定了締約國就預防和打擊海盜進行行政和司法合作的具體要求。國際法的這些規定，為各國預防和打擊海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聯合國安理會1816號等決議針對索馬利亞局勢，授權各國進入索領海制止海盜和武裝劫船，並呼籲各國加強合作與協調。這項授權僅針對索馬利亞形勢，不構成習慣國際法。

       根據國際法和安理會有關決議，中國軍艦在取得索馬利亞政府的同意后，決定派出海軍艦隊在索馬利亞和亞丁灣海域採取護航行動。這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

       《環球》：2008年7月，海牙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起訴蘇丹總統巴希爾，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應，也引起人們對國際刑事法院的關注。我們知道，中國沒有簽署關於成立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規約》，這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段潔龍：中國政府一貫支持建立一個獨立、公正、有效和具有普遍性的國際刑事法院，以懲治最嚴重的國際罪行，希望這個法院的工作可以對各國國家的司法系統和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制度起到補充作用，並最終有助於國際和平與安全。

      正是本著這一立場和願望，中國政府積極參加了1998年羅馬規約的談判進程。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羅馬外交大會所達成的規約文本的若干條款未能滿足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合理關切，與會的中國代表團不得不在規約表決時投反對票，這也是中國未能簽署羅馬規約的原因。
　
  　這些關切主要包括，規約有關規定沒有嚴格遵循補充性原則，可能影響國家司法體系對有關罪行的管轄；規約還沒有解決侵略罪問題，特別是沒有確定安理會依據《聯合國憲章》對侵略行為進行判定的權力，我們也對今後以何種機制解決侵略罪問題表示關切；規約對檢察官自行調查權缺乏必要的制衡，容易造成不負責任的政治濫訴，法院如何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擾需要觀察。規約存在的上述不足可能影響法院公正、有效地行使其職能。

       這個法院成立后，中國繼續本著認真和負責任的態度，關注其進展和運作情況，並作為觀察員國，參加羅馬規約締約國大會的屆會，參與締約國大會下設的侵略罪問題特別工作組的討論。中國願為國際社會的法治化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將繼續密切關注這個法院的工作，希望它能夠以今後的實際工作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信任和支持。

       《環球》：那中方如何看待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起訴蘇丹總統一事？

       段潔龍：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繼起訴蘇丹一名政府高官和一民兵組織頭領后，又於2008年7月14日向第一預審分庭申請逮捕令，要求逮捕蘇丹總統巴希爾，以滅絕種族罪、危害人類罪和戰爭罪起訴巴希爾，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應。非洲聯盟和伊斯蘭會議組織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文件，要求安理會援引羅馬規約第16條阻止該案進行。

       中國對國際刑事法院起訴蘇丹領導人表示嚴重關切和憂慮。國際刑事法院的起訴，不僅對一些現行國際規則構成挑戰，而且還會帶來複雜的政治影響。中國認為國際刑事法院的有關舉措應該有助於維護蘇丹局勢的穩定和達爾富爾問題的妥善解決，而不是相反。當前達爾富爾地區的形勢正處在一個敏感關鍵的時刻，中國希望相關各方謹慎從事，通過協商解決分歧，避免給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增加新的複雜因素，干擾甚至損害各方的合作氣氛和蘇丹和平進程大局。


國際法之變

       《環球》：30年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改變。在您看來，與國際形勢相對應，國際法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段潔龍：確實，這30多年的國際形勢變化很大。在國際形勢發展和演變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國際立法活動高度活躍，涵蓋了政治、經濟、貿易、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科學技術、海洋、外空、軍事、司法等廣泛領域，可以說，規則無處不在。而隨著各國聯繫日益緊密，在各領域的合作和競爭都在加強，各國都日益重視利用國際法維護自身的利益。國際法在國家關係中維護穩定、促進合作、追求共贏的作用也日益突出。

       應當說，當前國際體系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大局限性。此次由美國引發的全球範圍的金融危機，更加凸顯了現有國際體系在某些方面的消極面。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將不僅僅滿足於作國際體系的參與者，而將更積極地扮演維護者和建設者。這就要求中國不僅要模範遵守國際法的現有規則，更要積極參與到制定國際法新規則的進程中去。

       《環球》：從中國的角度看，一個現實而又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應該是怎樣一個架構？

       段潔龍：總體上說，當前國際體系和國際法是有利於世界和平、促進合作和發展的。但是也應看到，由於受一些歷史和國際政治因素制約，國際法體系中仍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二戰以來建立的現有架構和規則，也不能有效地應對新形勢下產生的新問題、新挑戰，需要進一步加以改進和完善。對於未來國際體系的架構，近年來國際上有一些討論。

       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對此也提出了我們的主張，即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此，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關係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

       「和諧世界」理念符合世界發展潮流和各國人民普遍願望。中國願和各國一起，為實現人類美好理想而不懈努力。

真是搞笑，共匪的環球又在唧唧歪歪了，現在共匪都已經是後院燒火了，還有閑暇去顧及世界
今年必將是共匪國風氣雲涌的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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