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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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目前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先回顧和學習中共歷史上曾經倡導過的「三三制」政權模式。

這麼模式更有利於匹配目前中國日新月異不斷發展的經濟和社會。

而且很現實的是，這個模式曾經在抗戰時期為中共成功使用過。中共自己有著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這種模式最大的好處，是把中國傳統的鄉賢士紳自治傳統，與西方的政黨政治、NGO社會組織政治揉合在一起。這種不同文化揉合在一起共和的做法，在抗戰時代的中國能成功，我想現在也可以嘗試。

是一種有效的中國模式。

所以，我呼籲從各個市縣一級以及市縣以下，開始嘗試一下「三三制」，試行一定程度的自治，我想效果要遠遠好過縣委書記一個人說了算

三分之一：黨員幹部 （由組織部委任）

三分之一：無黨派幹部（由公開的考試選出）

三分之一：開明士紳（由充分自治的各個行業組織提名推薦）

各位認為呢？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政權，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即「三三制」政權。「三三制」政權在組織形式上，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或者更少，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非黨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派及其他分子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

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嚴格貫徹和體現了「三三制」原則。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9名常駐議員，其中共產黨員3名。選舉18名邊區政府委員，其中共產黨員7名，略超過1/3。共產黨員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經大會通過，以黨外人士遞補。開明紳士李鼎銘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批評了黨內狹隘的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作風，強調「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力。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三三制」的原則在其他根據地也得到了很好的執行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抗日根據地實行"三三制"，其實質就是為了反對在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實行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建立一個包容性更強、代表性更加廣泛的政權，以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三三制"的實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最突出的，是使邊區各級政權有了廣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調動了社會各界團結抗戰的積極性。一些跑到敵占區的地主開始回鄉，鄉紳富商也有了在根據地投資經營的積極性。華中根據地實行"三三制"以後，原地方精英與新四軍和抗日政權出現了少見的融洽氣氛，特別是一些被選進或者聘任為參議員和區代表的鄉紳，表現出空前的抗日熱情。鄉紳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以後，減租減息的阻力也相應地減小了。另外，"三三制"也使邊區政權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大大加強，提高了邊區各級政權機關的工作效率。

葉銘葆

　　1941年4月15日，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師政治委員的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黨的生活》第35期上，發表了《黨與抗日民主政權》的文章（見《鄧小平文選》第一卷）。文章從理順黨政關係，建設民主政權入手，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今天重溫這篇文章，對於我們正確認識黨的領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以黨治國」思想的主要表現

　　抗日戰爭中期，在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在組織形式上，無論行政機關或民意機關，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或少於三分之一，進步勢力佔三分之一，中間勢力佔三分之一。」鄧小平認為，「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民主」，「這不僅是今天敵後抗戰的最好政權形式，而且是將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採取的政權形式。」在這個政權形式中，共產黨處於領導地位，也可以說是執政黨。由於對黨的領導缺乏正確的認識，因而在一些人中產生了「以黨治國」的思想。鄧小平指出，「黨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後，在我們晉冀豫區，曾遭受到黨內一部分人的抵抗，這也是忽視民主和『以黨治國』的觀念在作怪。最近雖有不少轉變，但徹底糾正這種錯誤觀念，還需要一個教育與鬥爭的過程。」「幾年來，『以黨治國』的思想曾統治了某些區域，甚至有些區域的領導同志還長期存在著這種頑固的思想。」其主要表現是：

　　1.在黨與人民的關係上，實行包辦代替。「這些同志尚簡單避複雜，主要是他們自己不相信自己的主張正確，怕見人，怕通不過，以為一切問題只要黨員佔多數，一舉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這是麻痹黨腐化黨的使黨脫離群眾的最好辦法。」「這些同志誤解了黨的優勢，以為黨員包辦就是絕對優勢，不了解真正的優勢要表現在群眾擁護上。把優勢建築在權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學生運動時，宋哲元用了自己的權力——軍隊、監獄、警察、大刀、水龍去對付革命的學生，試問我們能說當時的優勢是在宋哲元手上嗎？這當然是說不通的。過去我們有些高唱優勢的同志，以為共產黨員佔多數了，天下是我們的了，因而可以為所欲為了，於是許多過左的錯誤由之而生，中間分子對我不滿，進步分子非常不安，群眾對黨的輿論也不好。除了阿Q主義者，誰能說黨已經有了優勢！」

　　2.在黨與政府的關係上，「黨權高於一切」。「這些同志誤解了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於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隨便改變上級政府法令；不經過行政手續，隨便調動在政權中工作的幹部；有些地方沒有黨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權系統中的混亂現象。」「結果非黨幹部稱黨為『最高當局』（這是最嚴酷的諷刺，不幸竟有人聞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極不敢講話，有的脫離我們以至反對我們，進步分子則反為我憂慮。結果群眾認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決定於共產黨。於是要錢的是共產黨，要糧的是共產黨，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產黨的法令，政府一切錯誤都是共產黨的錯誤，政府沒有威信，黨也脫離了群眾。這實在是最大的蠢笨！」

　　3.在黨員與群眾的關係上，「黨員高於一切」。「黨員可以為非作歹，黨員犯法可以寬恕。」由於奉行「黨權高於一切」，「結果黨的各級指導機關日趨麻木，不細心地去研究政策，忙於事務上的干涉政權，放鬆了政治領導。結果黨員『因黨而驕』，在政權中工作的黨員自高自大，盛氣凌人，自以為是，看不起非黨員，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權的紀律和秩序。甚有少數黨員自成一幫，消極怠工，貪污腐化，互相包庇。於是投機分子混入黨內，從各方面來破壞黨。」

　　　　三、黨對政權的領導主要是指導與監督

　　鄧小平反對「以黨治國」的思想，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認為治國不需要政黨。現代政治是政黨政治，作為執政黨，黨可以領導政權和國家，問題是如何領導。圍繞執政黨如何執政的問題，鄧小平從正面作出了回答。他指出：「然則黨對抗日民主政權的正確領導原則是什麼呢？是指導與監督政策。這就是說，黨對政權要實現指導的責任，使黨的主張能夠經過政權去實行，黨對政權要實現監督的責任，使政權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統一戰線的原則。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干涉，不是黨權高於一切。這是與『以黨治國』完全相反的政策。」

　　鄧小平關於正確處理黨政關係的思想，來自他對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也與他對東西方政黨政治成敗得失的研究有關。他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提出的基本思想，幾十年來一直沒有放棄。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鄧小平就政治體制改革作出一系列指示，重申反對以黨代政，強調實行黨政分開，提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的著名論點。今天，我們要完成好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戰略任務，進一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非常有必要深入學習研究鄧小平關於黨政關係的重要思想，結合新的實際，加以繼承和發展。相信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一定能夠把鄧小平同志開創的改革大業不斷推向前進。

　　（200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