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紅包」是一張大大的「畫餅」

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十教授日前聯名提出了「反周期財政政策」的建議。建議認為，擴大消費需求，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給民眾發錢，因此建議給家庭人均年收入低於1.2萬元以下的家庭，每人發放1000元的消費補貼。

伴隨著金融危機的持續蔓延，如何刺激消費需求成為炙手可熱的話題，特別是在中國居民儲蓄已創紀錄地超過20萬億元的背景中，怎樣將20萬億元居民儲蓄釋放出來，更是成為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於是，包括「歐元之父」羅伯特·蒙代爾、郎咸平等在內的諸多國內外經濟學家，紛紛建議全民發放紅包。相比之下，十教授「聯名建議」的不同之處在於提出了「低收入家庭」的限制條件，雖然由此顯得更加人性化且富有針對性，但卻因此而更加難以操作。

暫且擱置發紅包是否能「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刺激消費這樣的話題，發錢過程恐怕難以談得上「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與全民發紅包不同，既然設定了「低收入家庭」的限制條件，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怎樣才算是低收入家庭？由此必然涉及統計與計算，以國內人口基數之大，這顯然是一項龐大的工程，如何稱得上「最簡單」？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把錢足額發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逐級審批、層層轉撥的過程中，由於資金審計等配套設施並不健全，即使賑災款都不時面對「雁過拔毛」的尷尬，這筆「意外之財」是否能真正杜絕「跑冒滴漏」值得懷疑，如何能稱得上「最直接」？如果低收入家庭紅包在支付過程中損耗過大，自然也就談不上「最有效」。看到了太多「權力低保」的亂象之後，公眾怎能不對「權力紅包」持有足夠的警惕？

而且，即使紅包及時足額發放到低收入家庭，也未必就能立竿見影起到效果。擴大消費需求固然需要錢，但有了錢卻未必一定立刻用來消費。日前，中國青年報社調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雖然人們的手中比過去更加有錢，但卻日漸變得越來越不敢花錢，81.8%的人把不花錢的原因，歸結為基本養老保險力度不夠；76.0%的人認為，新醫保未明確，老百姓仍然擔心看不起病。顯而易見，有待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制約了居民消費——由於缺少明確而穩定的社會保障制度預期遠景，公眾只能憑藉增加個人儲蓄來應對不可預期的危險。

以此為背景來分析「低收入家庭紅包」，對於那些沒有生活必需品需要購買的家庭來說，儲蓄「紅包」幾乎是他們必然的選擇；對於確有必需品要購買的家庭來說，這筆錢無論如何都是要花的，「紅包」不足以引誘更多的消費。也就是說，對於這兩類家庭來說，發紅包實際上起不到任何刺激消費需求的作用。實際上，發紅包刺激消費需求只對一種家庭有效——確實有必需品要購買，卻又無錢購買。但是，對於此類家庭來說，千元紅包不僅杯水車薪，而且不過曇花一現，日後的窘境究竟何以應對？更何況，即使如此還要面臨有可能導致「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發生，使資金髮放的效率和公平打上折扣。

當經濟學家紛紛以發達國家和地區發放紅包為摹本，論述全民紅包必要性的時候，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發達國家大多有相對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作為支撐，因此國民敢於也樂於使用紅包進行消費，從而實現擴大消費需求的預期目的。與其亦步亦趨跟著人家比拼發紅包，不如回過頭來審視一下人家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是如何得以建立並完善的——實際上，社會保障並不總是經濟繁榮的產物，一些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正是在一次次經濟危機中開始建立並不斷得以完善，最終成為克服危機的制度保障。由此帶給我們的啟發，應該遠遠大於發放紅包這樣一種表面現象。

1月10日，北京市表示，將進一步完善全市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9月起，包括郊區和城區在內的義務教育學校將真正實現全面免費。相比起發紅包，這樣的民生改善恐怕更加有利於刺激消費——真正實現全面免費之後，意味著民眾為此積攢的儲蓄終於可以大膽用來消費了，這豈不比直接發錢更為直接、簡單和有效嗎？在民生領域的各個方面，如果都能逐步減輕民眾負擔，甚至是真正實現「全免」，又將會釋放出多少居民儲蓄，刺激多少消費需求？在政府財政讓利於民的過程中，將時間精力和金錢用於改善社會福利制度，毫無疑問是「最簡單、最直接、最有效」刺激內需的方法，由此不僅可以保障民眾的利益、激發消費的活力，同時也能避免「跑冒滴漏」、體現出責任政府的擔當。

如果沒有了這樣的制度保障，所謂「低收入家庭紅包」終不免只是一張大大的「畫餅」——不僅遙不可及，而且即使僥倖到手也不過是兌換為一張儲蓄單。縱使場面再怎麼波瀾壯闊，其結果註定只能是造就虛幻的「數字繁榮」，民眾的消費習慣無從改變，再多的「紅包」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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