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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教相比，伊斯蘭教是一種更為年輕的宗教。它在教義教規、宗教掌故等許多方面沿革了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內容。但是，伊斯蘭教只承認爾撒（耶穌）是安拉排遣的六位使者之一。而耶穌的啟示又被教會篡改了，《聖經》只是一部已經改寫了的偽經。進而穆罕默德之口傳達的《古蘭經》是一部包括了《聖經》在內的最後一部天啟經典。因此，伊斯蘭教一方面稱基督教徒為「有經人」，以有別於多神教徒，但另一方面，又譴責基督教徒及猶太教徒「篡改天經」，「以偽亂真，隱諱真理」，「違背正道 」。這樣，「伊斯蘭教認為它已經戰勝了基督教，吸收了基督教的真理成分，克服了基督教的錯誤，並且由於最後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的存在使基督教成為一個過時的宗教。[4]而基督教也同樣指責伊斯蘭教篡改了上帝的真理啟示，把伊斯蘭教視為野蠻、蒙昧民族的宗教。
（2）從宗教本質看，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旗幟鮮明的一神教。一神教強調神的絕對性和獨一性。這種嚴格的一元化取向常常伴隨著一種非此即彼的直線式思維方式：要麼絕對肯定，要麼絕對否定。它一方面強化著宗教信徒的宗教情感，一方面也潛含著對其他文明基因的嚴格排斥。就伊斯蘭教和基督教而言，這兩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不能以地中海為中立地帶進行和平共處，其根源就在於它們都聲稱掌握世間全部真理。一個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一個是至臻至善的安拉。一般來說，「神和教義的神聖性必然導致宗教的唯我獨尊性；神和教義的唯一性和絕對性必然導致宗教的排它性。」1 因此，，當兩種互不相讓的異質文明相遭遇時，必然是衝突多於吸納。
（3）從兩種宗教的發展現狀來看，二者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伊斯蘭教就其根源而言是個第三世界宗教，落後地區（即尚未現代化、尚未工業化地區）的宗教，與基督教不同，在伊斯蘭教史上從未進行過類似歐洲那種帶有資產階級啟蒙性質的宗教改革，沒有受到隨著都市化、工業化、大眾社會和富足社會而來的現代腐蝕劑的全力衝擊。2它一方面可以為伊斯蘭教徒的現實生活提供了現成的生活方式和具體指導原則；另一方面，它還保留著超驗性的價值關懷，為人生指明方向，使生命具有意義。因此在穆斯林心目中，伊斯蘭教不僅僅是傳統文化的象徵，而且，它已經成為穆斯林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與伊斯蘭教文化地位的不可替代相比，基督教已基本完成了它曾經被賦予的重要文化使命。在西方文化史上，希伯萊文明和希臘文明的有機結合曾創造了輝煌的現代文明（丹尼爾?貝爾把這兩個特徵分別定義為「宗教衝動力」和「經濟衝動力」）。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宗教衝動力逐漸被科技和經濟的迅猛發展一點點消解。這樣，先是代表著宗教衝動的禁慾與節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會碾去神學外殼，繼而被工業時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實用主義哲學和科技理性割斷了它的超驗紐帶，最後，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費等享樂主義觀念徹底分散了它所代表的道德倫理基礎。[5]並由此導致道德墮落和縱慾無度的頹廢心理。事實上，從文化學角度看，現代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一種文化文明，而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它在兩世兼顧的伊斯蘭教面前，顯得功利主義有餘而價值關懷不夠。這使得作為傳統宗教的伊斯蘭教在面對已「碾去了神學外殼」的現代西方文化的入侵時，反倒具有一種文化上的自足感。
2、 敵對共有觀念在歷史中的初步形成
伊斯蘭與西方間存在的文化差異本身並不會自動地導致二者爆發「文明的衝突」。決定二者關係性質和趨向的真正根源並不在於二者文化本身的差異（因為這種文化差異僅僅是一種靜態的、以典籍文化為表現形態的文化差異），而是伊斯蘭與西方漫長衝突的歷史造成的觀念敵對。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伊斯蘭與西方之間曾屢屢上演征服與反征服，壓迫與反壓迫的歷史畫面。可以說，自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誕生之日起，便拉開了東西方兩大世界性宗教對抗的歷史序幕。在這場十字架與新月的長期較量中，起初是伊斯蘭世界佔上風。他們向西跨過直布羅陀海峽，攻佔西班牙，把歐洲的基督教國家擠到了西北角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談到這段歷史，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第一次遭遇發生在西方社會尚處在幼年之時，那時，伊斯蘭教已是阿拉伯人所處的輝煌時代的一種特殊的宗教了。在那一次衝突中，穆斯林幾乎佔領了西方原有領土的一半，只差沒有使自己成為全世界的主人。」[6]甚至到1683年，奧斯曼帝國還再度包圍了維也納。此後，西方文明在經受了來自東方的嚴峻考驗之後，逐步恢復成長並開始恃機反擊。從1095年到1291年，在羅馬教廷到組織下，西方基督教國家打著「反對異教徒」，奪回「聖墓」和「聖地」的宗教口號，發達了倡導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這次的不幸經歷使「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為此長期互相仇視。」[7]
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后，西方工業革命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政治經濟結構和思想觀念的巨大變革，使西方在同伊斯蘭世界的鬥爭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這時，穆斯林世界面對的不再是十字軍時代好戰的基督教，而是傳教士、教育家和商人，是大炮和艦隻，是科學技術。穆斯林在擁有新文化、新生活秩序的西方手下，遭到了失敗和恥辱。」[8] 從1798年拿破崙入侵埃及時起，西方國家掀起了新一輪的征服狂潮。面對西方世界建立在現代工業基礎上的巨大政治軍事優勢，伊斯蘭世界的應戰與西方完全不在同一個級別上。「對多數穆斯林來說，殖民主義使他們聯想起十字軍東征。歐洲的挑戰與侵略無非是另一場好戰的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戰爭。」[9]這意味著，西方的現代入侵不僅使傳統的伊斯蘭政治制度開始瓦解，而且也使廣大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傷害。而對基督教西方的咄咄進逼和伊斯蘭歷史就無可挽回的衰落，廣大穆斯林激忿、沮喪，卻又無可奈何。這種由來已久的社會心理上的彼此敵對，「在雙方心靈上或共同的潛意識中留下了永久傷痕，傷痕下面的創口至今還很敏感，最最輕微的壓力就會使其再次顫跳。」[10]這種基於歷史衝突形成的思維定勢，又因近現代以後西方國家對伊斯蘭世界的新一輪殖民擴張而得到進一步驗證。「對穆斯林來說，殖民主義與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如出一轍。歐洲的挑戰與侵略無非是另一場基督教訴諸於伊斯蘭教的軍事性戰爭。歐洲的擴張和霸權歸結於它的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的優越感。」[11]從而使雙方業已形成的心靈鴻溝越來越難以彌合。
西方殖民侵略造成的歷史陰影尚未在廣大穆斯林心頭完全消退，中東新獨立國家便又開始面臨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戰。而以色列在中東的強大存在嚴重威脅著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基本生存與民族尊嚴。在阿拉伯國家看來，1948年以色列的建國被看成是歐洲殖民主義最膽大妄為的例證。以色列在政治、經濟方面與西方的密切聯繫，及猶太教在信仰體繫上與基督教的親緣關係，使得「他們（伊斯蘭國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戰和堡壘。」[12]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反對以色列的鬥爭就意味著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逐漸取代英法成為在中東事務中發揮主導性作用的力量。儘管美國以良性霸權自居，自以為有別於傳統殖民主義的統治方式，但在久受西方殖民壓迫的中東廣大穆斯林看來，美國在中東的政治、軍事存在無非是歐洲殖民統治的延伸和繼續。事實上，美國在中東政策上的種種做法，並沒有軟化乃至改變整個阿拉伯世界對西方的敵對態度。相反，美國出於自身利益考慮，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偏袒以色列。正如以色列前總理佩雷斯所說：「52年以來，美國從未拒絕過以色列的任何願望。」正是這種偏袒導致了阿拉伯國家在幾次中東戰爭中一再失利。而這種失利給阿拉伯國家造成的心理創傷是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同時，當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主題，中東和平成為大勢所趨時，在巴勒斯坦一方一再妥協讓步的情況下，美國仍沒有及時有效地阻止以色列得寸進尺的種種做法。凡此種種，使廣大穆斯林進一步強化了與西方文化的敵意。在中東穆斯林看來，「西方確是在試圖羞辱我們，佔領我們的土地和通過取消伊斯蘭教法和傳統來摧毀伊斯蘭教。在做這些事時，西方的行動是受教會的指使。教會的權力在確定由英美領導的西方世界內政外交政策的方向上發揮作用。[13]」
二、從文明衝突的神話到自我實現的文化預言
從建構主義角度看，兩個國家在從來沒有交往的情況下是無所謂共有觀念的。共有觀念的形成是行為體主動建構的結果。行為體造就結構的機制是所謂的互應邏輯（logic of reciprocity）。在行為體實踐活動中，初始行為通過互應機制使雙方產生並加強一些觀念，並開始共同擁有這些觀念時，於是便有了結構（即共有觀念）。反過來，行為體又從這些共有觀念出發，界定自身的利益，賦予行為以意義。如果行為體之間相互把對方視為敵人，那麼這個信念就幫助他們確定了在任何給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們的行為方式又向他者證實了他們確實是威脅，這樣就再造了原有的敵對觀念。從這一意義上說，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文化預言。就伊斯蘭與西方的關係看，歷史上的敵對文化觀念使得雙方間同樣存在著文化預言自我實現的可能性。
從伊斯蘭教方面看，應該承認，最初他們對基督教是寬容的，他們只要繳納丁稅仍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但由於基督教徒發動十字軍東征和後來在土耳其戰爭中採取的極端立場，穆斯林改變了最初的寬容態度，轉而對基督徒實行嚴厲措施。尤其是自近現代以來，他們在與西方的交往中倍受欺凌，長期處於弱者地位。這使他們比西方國家更為敏感，更容易誘髮針對西方的仇視情緒。在伊斯蘭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世界近現代以來的一系列失敗，都可以歸咎於西方。伊斯蘭世界中的許多人，把伊斯蘭的歷史和穆斯林世界與西方的交往是看作是在擴張主義的帝國主義列強手下蒙受壓迫和犧牲的歷史。在他們看來，正是「戰鬥的基督教」和「 戰鬥的猶太教」是導致穆斯林社會失敗和無能為力的根源。[14]首先，在原教旨主義者眼裡，英法委任統治留下的遺產——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使西方惡意輸入的思想，認為人們依據民族主義感情建立了民族國家，會削弱穆斯林世界的統一性和國際主義傳統，使其成為猶太復國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的犧牲品。「詭計多端的歐洲人惡毒地在穆斯林中灌輸這種思想，意在他們中間引起對抗，使他們分裂、為人利用，成為容易到手的戰利品，甚至被消滅。[15]」其次，原教旨主義者認為，按照西方世俗主義原則建立政權是錯誤的。穆斯林兄弟會認為，「西方民主不僅沒能制止，反而造成了權威主義（由現代精英操縱群眾）、經濟剝削、腐敗和社會不公正。西方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毀壞了宗教、道德、社會和家庭。西方世俗主義的固有荒謬、政教分離將對西方道德的衰弱和最終的垮台負有直接的責任。[16]」這一偏執觀念又因現當代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得到了印證和強化：伊朗摩薩台民族主義政權被推翻；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發動戰爭；在中東和平進程中採取雙重標準；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支持中東的專制政權；襲擊利比亞；發動海灣戰爭；對伊朗和伊拉克進行經濟制裁等等。換言之，自二戰結束以來，伊斯蘭國家始終未能擺脫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陰影和不公正的歷史命運。在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伊斯蘭教本身具有的對異質文明的排斥性特徵與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入侵的現實相結合，使之很容易演變為一種激進反西方的政治伊斯蘭思潮。據此，便不難理解為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反西方色彩。
就西方來看，對伊斯蘭的恐懼可以說由來已久。「由於十字軍遠征的經驗，在西方世界基督教徒中同時存在著征服（異教徒）和使之改教的觀念，又由於十字戰爭失敗而形成的痛恨，若干世紀內在歐洲產生了那麼多反穆斯林宣傳，以致基督徒是在期待同穆斯林世界處在武裝和暴力的關係中被培育成長的。[17] 在20世紀70年代，當具有鮮明反西方色彩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中東歷史舞台崛起后，西方政治家深感憂慮，並情不自禁地編織出「伊斯蘭威脅論」的政治神話。而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其旨在勾畫未來國際政治圖景的《文明的衝突》一文中，也下意識地把伊斯蘭文明鎖定為未來西方世界的主要競爭對手。這種文化上的相互敵視，恰恰反映了歷史上西方對伊斯蘭根深蒂固的敵對觀念。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伊斯蘭教一直被描述為一種負面形象。在西方很多人眼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等同於伊斯蘭極端主義，伊斯蘭極端主義就等同於恐怖主義。這種化約論的「戰鬥的伊斯蘭」的形象，又因歷史與現實中的種種事件得以強化：扣押西方人質，在西方大城市製造爆炸事件；對以色列發動伊斯蘭聖戰；刺殺埃及總統薩達特；輸出伊斯蘭革命；判處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1993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爆炸事件等等。所有這些，都加深了一個不寬容的、危險的伊斯蘭教的形象。從這一偏執的文化立場出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毫不猶豫地支持那些以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自我標榜的政府，而不管這些政府在當地是否能夠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如對伊朗專制的巴列維國王的支持）；同時，對那些具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政治組織，儘管他們得到當地穆斯林的廣泛擁戴，並通過合法選舉獲得了議會多數，但仍難以獲得西方的認可和支持（如阿爾及利亞的伊斯蘭拯救政線）。從而使西方無形中站到了伊斯蘭主義者的對立面。誠如一位英國前外交官院所指出的：「非穆斯林怎樣思考伊斯蘭制約著他們對待穆斯林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反過來又制約著穆斯林怎樣思考和對待非穆斯林。」[18]
在某種意義上說，伊斯蘭和西方世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一種互相妖魔化的不良傾向。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總體式的認知模式，傾向於把對方看成是鐵板一塊的整體，而很少對種種問題具體地加以區分和辨別，很少對事件背後的根源進行理性的反思。其結果，往往是通過一種偏頗的文化過濾機制，有選擇地處理加工外部信息，以便把那些有助於驗證既有假設或符合歷史記憶的的信息保留下來。這種「選擇性的因而也是偏頗的分析，增加了我們的愚昧而非知識，狹窄了我們的事業而非拓寬了我們的理解，加劇了問題非為新的答案開闢了道路。」[19]由此使問題變得複雜化，使矛盾更加難以化解。最近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二者相互敵視的產物，是伊斯蘭與西方文化衝突的自我實現
作為穆斯林，我們的信仰建立在承認安拉（真主），認主 獨一，承認古蘭經——安拉的語言是啟示給穆罕默德基礎上，我們相信穆罕默德是拉真實的使者，是安拉虔誠的，順從的僕人，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始終是按拉用來引導人們向他回歸的工具。
反之，我們來看基督教。這個宗教並不是以上帝及其經典（耶酥（爾薩）死後150年中還沒有「經典」）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而是圍繞耶酥（爾薩）這個人建立起來的，通過越來越突出的強調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傑出得到耶酥（爾薩）本人，沒能，也不願向每個時期信仰耶酥（爾薩）的人說明他，作為使者的作用，使他被賦予越來越多的屬性。他能表現奇迹，能使3死人復活，能治療麻風病人，使瞎子復明---都出自按拉的意志，他確實是個凡人--他接受主的祝福，安拉使他生來為主道服務。但在他死後，人們應為這個「神奇的」的人應該繼續活者，只有「上帝的兒子」才配得上他的一切表現。
生活在受過希臘-羅馬諸神強烈影響的社會，那些超人們----早期基督教的智者門，在其思想上，必定也受到了環境的影響。保羅本人是基督教的牧師之一，是希臘猶太人，他一生從未見過耶酥（爾薩）的面，而他的許多的訓言顯示了他所處的時代的影響，對他來說，「活著的主」是真實存在的。
耶酥（爾薩）誕生的奇迹，也對「上帝的之子」的說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這種1+1=2的哲學象小孩子一樣幼稚。其邏輯上，上帝向麥而炎的子宮裡吹了一口氣，這樣麥而炎就懷上耶酥（爾薩），因此上帝就成了耶酥（爾薩）的父親，耶酥（爾薩）就是他所謂的兒子了。
基督教們並沒有認識和理解到：在耶酥（爾薩）孕育和誕生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仁慈的按拉和令人驚服
的啟示。
古蘭經和基督教經典告訴我們，麥而炎是一位無論思想還是身體都是純潔無暇的青年女子。她來到世界上時，就已經被許為主的僕人，在基督教里侍奉主時，受主的祝福，以使她能憑主的意志，顯示一些小小的奇迹。然後，很自然的，按拉選她做未來地球上的先知的孕育，對她的純潔無任何損害。她侍奉著她的主，同時，主也保護她原有的純潔。這的確用不著美化，耶酥（爾薩）是主的創造，而不是父親的兒子。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到耶酥（爾薩）宣揚其訊言或他的訓誨被記載下來時，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其間就不允許有「口頭相傳」使訊言籍此而得以流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貌。儘管有許多篡改，但通過三部福音書，馬太、路加、馬可、福音書，仍看出耶酥（爾薩）的形象：一位文靜卻有吸引力的人對全類滿懷偉大之愛的主的使者，被派來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傳達主的警告；耶酥（爾薩）努力使我們放開眼光和胸懷去迎接主的警告，虛心的評估我們自己的思想，去看待我們的行為，去增強主的信仰，只有憑著一個孩子的這種樸實的信仰去做了，上帝的天國就回降臨地球--這個思想在耶酥（爾薩）的訓誡中有過多次表達，顯然他與上帝之親近來自於他從祈禱中吸取的力量，來自上帝所賜的能力和奇迹下，他從未聲明過自己是上帝之子。
在他說過的或可能說過的訓誡集子中，記載可靠的只有極少的一部分，耶酥（爾薩）看起來首先關心的窮人，被壓迫者，無家可歸者，病人---而不是假做虔誠的寬容及所謂的空洞的宗教謊言，他的號召針對對著人們的心靈，他的主題是人性和博愛。他打算過建立教會嗎？我想耶酥（爾薩）是即強調精神，又講求實際的，我想他曾試圖建立一個社會，在那個社會裡，人們在對上帝的信仰下，部分種族，不分教派，僅僅團結在一起，從他的教誨中，我們看不出在這一過程里，他會自視為一道眩目的光明，他只是在努力地把自己作為上帝手中的一個工具。
由於將耶酥（爾薩）抬高到了令人無法相信的程度，早期基督教徒給自己帶來了無窮難題，他們解釋說，耶酥（爾薩）是訂死在十字架上的，並因此而加了「受難的僕人教義（它來自猶太教古典中以塞牙所說的話）；加上耶酥（爾薩）為人類罪惡而犧牲自己，以及他孤做他的教義——這種精神對早期基督教土來說，具有重要的含義。一個異教徒可同時信奉多神，但基督教中是不容許的——只有信仰耶酥（爾薩），基督教徒才有希望得救，只有承認他是為了人的原罪而死，只有相信他會再臨（作為上帝的兒子，上帝必定使他復活）基督教才有希望進入天堂除此外，只有死路一條，。但實際上，耶酥（爾薩）在地球上生活期間。從未在上帝和人間處於如此絕對的地位。
教義之中的教糾纏在一起了，從教會史上，我們看到關於耶酥（爾薩）現在其真實性越來越少了，更多卻是成了超自然的半精神存在，被包裹在無止鏡的教義之中，遠離了純樸，溫和的人性需要，按拉賦予他那麼多的能力，是為了讓他引導眾人的。難道耶酥（爾薩）推翻了自己的目標，樸實無華嗎？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或許是人們從宗教方面極力表達「至高無上」這個概念達到極點，而且成為一個迷。如今沒有基礎基督教徒能夠對其進行徹底的解釋。
在穆聖的時代，按拉的意志和伊不拉欣（亞伯拉罕）、穆撒（摩西）時代一樣的真實，用不著拿人早的三位一體進行限定。耶酥（爾薩）從未將自己同此類理論聯繫在一起。
不幸的是當伊斯蘭來到時，基督教徒認為，他們看到了約翰啟示錄中所的說偽先知或反基督教。更令人傷心的是，當那些組織了第二次十字軍的貴族被送給一本古蘭經譯本時，而將它置至一旁。之所以令人傷心，是因為他反映了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種反對伊斯蘭教態度---這種態度活躍於十字軍歷史，是完全建立在無知之上的。現在的，該，伊斯蘭大聲的去宣揚他的信仰，談基督教徒去，至少去了解和認識伊斯蘭了。我堅信對於伊斯蘭和他的教義，對於那些尋求真理的焦渴的靈魂來說。這無疑是沙漠中一股清泉。
幾個主要的差別：
1 對主的認識，是被人格化的三位一體還是無法語言描述的 獨一的 主
2 是否承認穆罕默德（求主福安）聖人是主的使者
3 是否承認古蘭
一般來說，這幾點（特別是第一點）如果讓一個基督教徒承認，那麼這個基督教徒就轉化成了穆斯林了。
我覺得基督教已經將信仰的本質和他的表現形式作出了相對的分離,使它擁有的無限的擴展能力,而和他對應的基督教社會的風俗和歷史階段有了極大的彈性.本質上可以不斷跟上社會的發展,就象牆上的電門,後面根一個柴油發電機或者熱核電站都沒有關係.這就是基督教社會的教統,政統和學統都是相互分離的, 可以無限的擴展,和伊斯蘭教社會根本就不是一個發展層次上的東西,也許1000年前基督教是和伊斯蘭教差不多的東西可能伊斯蘭教還有一些優勢,可千年已過,基督教早就由蛹化蝶,而伊斯蘭教還在和創教時差不多的水平上徘徊.
再加上一條,基督教徒相信"原罪論"~即是人一生下來便是有罪的,但是在我們伊斯蘭,人一生下就像是一張白紙,我們要成年之後,才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雖然安拉讓人代治大地，但是人不是想怎樣就怎樣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所看到的所聽到的都是光波和聲波裡面極其有限的一部分，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部分，你怎麼能保證不是錯覺呢？眼見不一定為實，呵呵
我們不能看到安拉，但是周圍有無數個跡象一直在提醒我們安拉的存在，我們可以通過這些以及古蘭、聖訓來認識安拉
但是我們同樣不敢保證每個人的認識都是正確的，所有知識來自安拉，我們不能正確認識安拉，除非安拉意欲。
另外，耶穌只是使者，三位一體學說始於耶穌過世后大約300多年，有些對耶穌的迷誤，是後人的迷誤而已。並非耶穌本人的意願。為了慈憫世人，最後一位先知來了，帶給我們真理，走不走正道，選擇權在你。呵呵。
基督教信奉《聖經》，那裡面清清楚楚地寫著不能吃豬肉和自己死的動物以及血液！只是後來的人找到了一句話做借口「出口的是髒的，進口的是潔的」，豬肉在被吃進口之前肯定也是乾淨的，所以基督徒們便開了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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