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發展型國家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國家

阮思余

        從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來，雖然我們一再堅稱我們是在搞社會主義，八十年代以後，尤其強調我們是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果從國家模式的轉型來看，中國國家模式的變遷卻經歷了從集體化國家、極權國家到發展型國家、社會民主國家的轉型。這一點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建國以來，我們建立了高度一體化的集體化國家。其所有制的理論依據就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其典型表徵就是，通過各種動員機制，國家建立起所謂的「命令性經濟」，通過這一套指令性計劃體制組織整個國家的生產。其權力終端是共產黨的最高權力核心。隨著這種集體化國家的發展壯大，其不可避免的走向就是極權國家。極權主義國家不僅將經濟，而且將教育、文化、宗教、家庭生活、意識形態等統統置於國家的巨臂之下。其恐怖性在於，高壓政治、警察統治、全面監控與高度意識形態操縱。由此，市民社會與私人領域完全淹沒在極權主義的滾滾洪流之中。

        改革開放以來，集體化國家與集權化國家逐漸讓位於發展型國家和社會民主國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降，國家積極扮演促進經濟發展的角色。其典型表現就是國家積極介入經濟生活，千方百計搞活農村市場、促進工業發展，通過各種可能的形式推動經濟增長。集體化國家、極權國家和發展型國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國家干預。但性質完全不同。發展型國家的干預主要在於，政府逐漸通過各種合法的與非法的途徑，盡一切可能、想方設法促進經濟的增長。誠然，這種發展型國家的極致表徵就是唯GDP崇拜。當發展型國家取得一定經濟績效、GDP崇拜左右一切之後，呼之而出的是民主社會主義國家。其目的就是通過強化公平、公正、自由、團結等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理念來規制發展型國家的不足。

        質言之，縱觀最近一波民主社會主義的討論，不管是自由主義論者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冰冷拒斥，體制內精英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熱情擁抱，還是民間學者與海外學人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如實接納，不管我們承認與否，當今中國已經逐漸從發展型國家步入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軌道應該是不爭的事實。本文正是要詳細討論這一內在的發展邏輯。為什麼我們會逐漸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如何看待這一變遷？本文的基本觀點就是，「方向燈」之所以會往民主社會主義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是在遭遇發展型國家的弊病之後，試圖超越這種發展型國家的內在困境，而做出的一種替代性選擇。因而，我們需要分析的問題就是，發展型國家有什麼弊端？中共又是如何超越這種發展型國家，做出了哪些替代性的選擇？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構成了本文的主要運思邏輯。由此，我們首先就要轉入到超越發展型國家的討論。
         
        一、超越發展型國家
         
        當我們將視野置於發展型國家的討論之時，我們首先必須回答這些問題：發展型國家是一種什麼樣的國家？它具備哪些特徵？這些特徵導致了發展型國家的哪些弊端？

        1、發展型國家及其特徵

        關於發展型國家的言說，最早是源於東亞工業化的特定解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查默斯·約翰遜教授對日本的考察為之做出了開創性的、也是奠基性的貢獻。[1]其次，是論者順延約翰遜教授的思路，分別對韓國、台灣等地區的考察與分析。[2]發展型國家被認為是介於英美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之間的計劃—理性(plan-rational)模式。一方面表明國家採取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卻極力強調國家干預。具體而言，政府給予工業政策最大的優先，重視國內工業的結構，提升其結構以強化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與英美的市場—理性(market-rational)類型不同，計劃理性的國家比市場理性的國家更有意識地介入市場運作，而不只是制訂市場運作規則。換言之，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者和組織者，因為它將發展視為國家存在的第一要義；國家的合法性自然也就建立在推動和維持社會經濟發展這一經濟（績效）合法性上。

        發展型國家，被形象地描述為，它「是由政治的、官僚的和財閥勢力組成的無縫網路的簡稱」。[3]根據對發展型國家的這種界定，如果對發展型國家的特徵做一描述，特別是結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政治變遷的軌跡，我們不難發現，發展型國家具有如下幾個特徵：其一，將強國家，而非弱國家，視為國家存在和維繫的政治社會基礎。這種強國家能力往往表現在，在基本完成國家建設之後，逐漸提高政權的制度化水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的整合能力。其最重要的制度特徵被視為國家必須具有較高的自主性。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胡鞍鋼、王紹光等人為代表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極力主張國家能力建設，建立一個強國家，並逐漸獲得高層認同，就是最好的明證。尤其是在革命后社會，從戰場上凱旋歸來的老革命家們對一個強國家的呼喚，對早日走出殖民主義，真正獨立自主的期待，更是容易贏得曾經慘遭蹂躪的普通百姓的支持。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共的國家口號一直是，要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一呼聲尤為高漲。尤其值得關注的就是，這裡「富強」是排在第一位的重要。

        其二，有效的經濟政策。既然發展型國家採取的是「計劃－理性」模式，是要建立一個強國家，因而，一個高效的經濟政策被賦予極為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就是要維繫持續的經濟增長。具體舉措包括，國家掌控戰略發展導向，充分利用稅收和財政政策、改革金融體制，扶持國有銀行或分配信用，對戰略性產業提供有利的貸款、政策扶持，並鼓勵私人資本從事大規模擴張和出口。在考察奧地利、芬蘭、韓國與台灣地區時，論者發現，這四個國家或地區都運用了極為類似的政策工具，包括投資資助、價格控制、信貸配額，以及人為地保持低水平的利率。從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戰略而言，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對內的一系列開放政策，開拓城市市場與農村市場，到九十年代持續拉動內需，鼓勵擴大出口、強調國際貿易，發展旅遊業，等一系列的經濟發展的戰略布局，無不是在在國家的支持與扶助之下進行的。有相當多的經濟行為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預或者推動之下進行的。

        其三，理性務實的經濟官僚體制。要建立一個強國家，實施有效的經濟政策，必然需要一個理性務實的經濟官僚體制。這一體制被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操盤手、掌控者。這一點，只要簡單審視國家發改委的變遷，即可窺見一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成立於1952年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原「國家計委」曾長期承擔著中國政府對綜合經濟管理的職能。但是，隨著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轉變，「國家計委」的功能不斷發生轉變。1998年3月，在朱鎔基總理任內，將原「國家計劃委員會」更名為「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並把該部門的主要的職責放在管理有關國民經濟全局的事務上，著力制定發展戰略，進行宏觀經濟管理；並減少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減少了繁多的行政審批手續。2003年3月，溫家寶上台後，繼續對該機構進行改革；將原國家經貿委的部分職能和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一同併入，並改組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從而使得「計劃」二字，完全地從中國政府的部門中消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歷來是政府第一部委，被稱為「小國務院」。近幾年來，一大批出身於「國家發改委」的官員，紛紛出掌國務院的財經要職，顯示了發改委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由於「發改委」的職能幾乎涵蓋國務院工作的各個方面，在其中任職有助於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社會發展，積累更多的經濟管理經驗。曾在「發改委」任職的中共或政府高級領導人包括，曾培炎、郝建秀、汪洋、馬凱等。[2]由此，我們不難發現，中共是何其重視搭建一個理性務實的官僚體制，何其重視培育這些經濟精英。很大程度上，經濟增長的前景將有賴於這些經濟精英與官僚體制的理性、務實、有效作為。

        其四，國家與資本之間的複雜關係。國家與資本本屬不同的領域。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二者之間應當有天然的界限。在發展型國家，國家與資本之間往往具有較為緊密的關係。誠如埃文斯所指出的，對於發展型國家來說，與社會的聯結就是與工業資本的結合。易言之，在某種程度上，發展型國家是大工業家的樂園。[4]這些關係，包括壓制、競爭、合作、勾結等。時至今日，這幾種關係都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存在。比如，改革開放以來，官方對私營經濟的態度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們從不承認私營經濟、國營（後來改為國有）經濟一統獨大，到逐漸允許私營經濟合法地位，再到實際上鼓勵扶持私營經濟茁壯成長，到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再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必要組成部分，經歷了一個相當漫長的演變過程。時至今日，這種資本與權力的關係問題，更多的表現在它們之間的勾結、共謀方面。這就是人們使用頻率極高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的結盟、特殊利益（分利）集團。[5]

        最後，發展型國家有一套獨特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話語模式。觀察發展型國家，其中一個比較容易把握、也是較為管用的方法就是對官方與媒體的話語分析。發展型國家的話語分析，完全迥異於革命時代的話語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邁向發展型國家的過程之中，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話語特色與表述習慣。其關鍵詞就是，經濟、建設、發展、穩定、GDP、政績。其經典表達就是，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流行的話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穩定壓倒一切」，「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胡溫新政以來，新增的話語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發展是第一要務」。地方政府使用得最多的發展語詞就是「GDP增長率」、「招商引資」。近年來，媒體對這種發展型國家批判所使用的最多的關鍵詞就是，「GDP崇拜」，「官員政績」。
         
      2、發展型國家的弊病

        在明晰了發展型國家及其特徵之後，接下來我們需要討論的就是，發展型國家具有哪些弊病。從發展型國家的歷史來看，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展型國家在遭遇了各種經濟增長的瓶頸之後，紛紛面臨著轉型的問題。實際上，這裡面反映了發展型國家本身所存在的各種危機與弊端。就中國而言，這種發展型國家的弊病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GDP崇拜，二是以GDP作為官員政績判定、升遷與否的晉陞競標賽，三是綁架型國家的成型。

        首先，GDP崇拜統領一切。從上述對發展型國家的界定及其特徵可以看出，發展型國家的根本特質在於，其是以維繫持續的經濟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正是這一根本特徵使得發展型國家難以擺脫GDP崇拜的噩夢。注重GDP增長本身沒有什麼問題。然而，當一切都以GDP為中心，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置換成「以GDP崇拜為中心」，當一切發展都為GDP崇拜開路之時，這樣的發展本身就值得懷疑。其後果必然令人堪憂。「一組數據被屢屢引證：中國以世界水泥消耗總量的50％、鋼鐵的34％、煤炭的31％、氧化鋁的25％、電力的13％，實現的卻僅僅是世界4％的GDP總量——即便我們想維持這種以高投入、高消耗為代價的高增長，資源與環境也將無力承受。」「現實矛盾也空前激化：2003年多個省市上訪、群訪批次創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紀錄，其中拆遷問題的上訪量激增50％——對GDP的片面追求，正在不斷聚積著更大的社會矛盾和不穩定因素。」[6]

        其次，晉陞錦標賽惡化泛濫。如上所述，GDP崇拜會導致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重重。其中，就官員的政績判定與仕途發展而言，長期以來，GDP成了一個關鍵性的、甚至是唯一的評判籌碼。其嚴重後果就是導致官員政績與升遷錦標賽，或者說晉陞錦標賽。因為，對於一個官員來說，其職位的穩固，最大的威脅，並不是來自政界或者利益集團，而是來自其他官員。[7]畢竟，官員彼此的升任與否之間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係。

        關於經濟增長與官員政績錦標賽的關係問題，周黎安做了相對較為詳細的研究。以經濟增長為基礎的晉陞錦標賽結合了中國政府體制和經濟結構的獨特性質。在政府官員手中擁有巨大的行政權力和自由處置權的情況下，這就形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激勵地方官員「自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治理方式。從國際比較的視野來看，如果說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增長奇迹中作用巨大的話，那麼這種作用的制度基礎就是晉陞錦標賽模式。晉陞錦標賽也是一把雙刃劍，它的強激勵本身也內生出一系列的負作用，比如行政競爭的零和博弈的特性導致區域間惡性經濟競爭；在政府職能呈現多維度和多任務特徵時，晉陞錦標賽致使地方官員只關心可測度的經濟績效，而必然漠視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內涵；晉陞錦標賽使得地方官員是地區間晉陞博弈的運動員，同時政府職能又要求他們必須是轄區內市場經濟的裁判員，這兩者本來就存在內在的角色衝突，政府職能轉換之艱難便源於此。另外，通過晉陞激勵支撐的對企業的扶持和產權保護肯定不如通過健全的司法保護更透明、更持久，更具合法性。[8]

        再次，綁架型國家逐漸成型。GDP主宰一切，地方官員不得不捲入晉陞錦標賽，其更為嚴重的後果是什麼？實際上，在這二者的共同推動之下，逐漸型塑了一個綁架型國家。綁架型國家指的是，政府及其官員的獨立性喪失，被一種制約其政治前程的要素與理念所控制與支配。這些要素和理念的關鍵詞往往是與我們前述的所謂發展型國家的話語模式（「經濟」、「建設」、「發展」、「穩定」）有關。具體而言，我們的政治體制已經完全被我們的經濟增長所綁架，我們的地方官員被政績與升遷所綁架，我們的地方政府已經被我們的GDP崇拜所綁架，我們地方政府及其主要領導幹部、公共政策已經被我們的資本、各種利益集團所綁架，我們的政策、制度、法治被我們的招商引資、打造政績、仕途升遷、政治正確所綁架。在綁架型國家，全社會、尤其是弱勢群體，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來為這種種綁架行為買單。

        廣為人知的是，（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政策，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誠如丁學良所極力詬弊的，「在中國，人們多半能講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團之後，各自有哪些人脈？因為每個利益集團都不只需要在經濟資源上運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護。特殊利益集團必須是政治資源與商業資源的結合體。」「今天中國的普通公民，哪怕對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再不滿，也沒有辦法對付。而特殊利益集團綁架公共政策特別是國家的發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負面結果，卻是要全社會、尤其是弱勢群體去買單。」[9]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近年來大量落馬官員的經濟問題，相當多無不是與招商引資、開發建設、項目工程等有關。易言之，是資本、金錢、商人、（特殊）利益集團綁架了這些官員，直至徹底斷送他們的政治前程。

        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綁架型國家與青木昌彥所謂的勾結型國家的關係，既有內在的不同，也有相通之處。[10]就二者的差異而言，主要有二：其一，二者的地位不同。筆者所強調的綁架型國家是一種一者對另一者的完全控制或者實際支配狀況。更多的強調二者地位的差異性與不對等性。勾結型國家，強調的是，二者的勾結、合謀與串通。二者之間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當的，主要是策略的不同而已。其二，二者的主體不同。勾結型國家主要指的是政府與利益集團的勾結。其行動主體主要是政府和利益集團。綁架型國家則不同，它涉及的範圍更廣。可以包括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也可以包括資本、利益集團、政府、官員、公共政策、政制、法治等。簡言之，綁架型國家比勾結型國家適用範圍更廣，更加具有解釋力。誠然，這二者之間也有一致性的地方。綁架型國家，也可能包含著勾結型國家的成分和要素在內。比如，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合謀、勾結起來，在征地拆遷過程之中，使失地農民權益受損。
         
        二、中國逐漸邁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四大表徵
         
      基於以上分析，發展型國家的內在困境，必然需要一種替代性的國家發展模式。要判斷一種政權所選擇的「主義」模式，實質上是要考察這一政權的意識形態選擇。意識形態選擇，也就是改造社會模式的選擇。亦即通過改造現有政治系統，建構一個比現狀更為美好的社會。選擇一種意識形態，也就是選擇一種改造現有社會的行動計劃。意識形態越是符合現實，越是務實，也就越能夠成為整合國家與社會的粘合劑，也就越是能夠將各種黨派、團體、社會組織、企業、各階層人士等有機凝聚起來。易言之，主政者也需要不斷調適意識形態，使之更加穩健、務實、理性。從而最大限度地迎合各階層、各組織的期待。

        從最近十來年的發展脈絡來看，尤其是從胡溫執政以來，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色彩日漸濃厚。從中共近年執政理念可以看出，諸多方面恰與民主社會主義相契合。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中共逐漸放棄封閉的意識形態：中共入黨標準的全面開放；（2）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科學發展觀的提出；（3）「公正」置換「效率」：公正成為中共高層的口頭禪；（4）「團結」的中國模式：北京奧運會將舉國體制合法化。如果說，中共入黨標準的全面開放以及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是兌現民主社會主義關於「自由」的承諾的話，那麼，后兩者，更是直接回應民主社會主義關於「公正」與「團結」的價值訴求。
         
      1、中共逐漸放棄封閉的意識形態的典型標誌：中共入黨標準的全面開放

      民主社會主義正在拋棄夢幻般的、某種封閉的、號稱是真理的意識形態，而轉向一種更加務實的、批判的、可期待的意識形態。1972年9月17日，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指出，「我認為我們應該放棄對未來社會的夢幻。未來社會完全是另外一種社會，那時的人完全不同於以往和現今，是另外一種人。我們必須學會用懷疑的眼光去生活，因為懷疑具有創造性。我們必須尋求同某種真理告別，並學會與真理共存。我們必須與道德力量、堅忍不拔和忠於信念以及警惕而自信地與國際上的和社會中的各種各樣衝突共存，同時必須堅持不懈地處理這些衝突，使他們得以和平解決。正因為是為了每一個人和各國人們，我們不僅要保障人類的生存能繼續下去，而且還要為所有人創造一種具有人類尊嚴的生活；正因為我們對我們的思想和行動提出了高要求，所以我們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就自覺地以具有人類尊嚴、自由、平等和團結的，不可放棄的基本原則作為我們的依據。為在本階段勝任民主社會主義的使命，我們不需要去謀求某種封閉的意識形態或世界觀的靠不住的庇護。」[11]在這一意義上，他強調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沒有世界觀」的政黨。就黨員的結構來說，社會民主黨堅持一種平民主義、而非精英主義的立場。「社會民主黨不是精英黨，而且也從未是過。我們是、而且仍將是全民運動。」[12]
        　　
      毫無疑問，通往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意味著一種不同於我們認為是經典（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經濟改革的進程。也就是所有制的公有形式和私有形式，即混合經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存。這就要求不僅將廣大科技人員、而且將廣大的現代企業的新人員結合進新社會。[13]於是，放棄一種封閉的、所謂真理的意識形態，主動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這是民主社會主義論者開放意識形態的第一要義所在。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共是一個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論政黨/國家。她強調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她不斷與時俱進地推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這本身就意味著中共已經學會「用懷疑的眼光」放棄號稱真理性的、封閉的、靠不住的意識形態。在2001年「七一」講話中，江澤民全面開放入黨對象，則是中共在放棄僵化、封閉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又一標誌性事件。這也是中共「與時俱進」的典型表現。從此，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第一次獲得中共首肯與接納。「他們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和解放軍指戰員團結在一起，他們也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14]從此，他們中的不少人逐漸加入中共，並且逐漸擔任黨和國家的要職。這與此前中共對他們的警惕、封殺截然不同。這也就是說，中共逐漸放棄其精英黨的立場，而趨於一種平民主義。至少在入黨標準方面，我們可以這樣評判。
         
        2、一種全新的發展理念：科學發展觀的提出

        在發展觀上，民主社會主義論者也在不斷調整其理念與思路。這一點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改變傳統的穩定觀與秩序觀。「只有社會思想意識跟上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就是有一天趕到了自然科學的前面，才能穩固地贏得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的勝利。基於慘痛的教訓，社會民主黨摒棄了陳舊的、近乎盲目的進步觀念，可是它至今仍『相信』一個更為美好的未來，但卻不會勉強同意依照老生常談的『穩定』就能爭取實現穩定的經濟與社會。穩定只能意味著我們在不斷變化的、無論願意與否終究是會發生的過程中，堅持不懈地為防範各種災難，在認識上採取先期行動。」[15]實際上，這就是對自然科學統治人類、人類要掌握主動權的反思。其二，發展不只是經濟增長、量的積累，它還涉及到生態平衡、質的提升。「『從經濟到生態』這句時髦的口號不應成為『反對增長的論點』。但是我們的確要讓我們的經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改變，使它能有質的改善。」[16]
            
      胡錦濤在2003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要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要做到五個「統籌」，即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還要做到四個改革「協調」，即努力實現宏觀經濟改革和微觀經濟改革相協調，經濟領域改革和社會領域改革相協調，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相協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協調。這實際上就是按照民主社會主義的思路，逐漸改變傳統的穩定觀與秩序觀，以期「更加人道地塑造世界」。五個「統籌」的提出，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從經濟到生態」的構想。這就是要實現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就這一點而言，中共比民主社會主義走得更遠。

3、「公正」置換「效率」：公正成為中共高層的口頭禪
         
      民主社會主義堅持自己的基本價值立場，這就是自由、公正、團結。「我們在綱領中談到，社會民主主義者或相同含義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所追求的是這樣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一個人的個性都可以得到自由發展，同時作為社會共同的有用之材能夠負責任地在人類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共同發揮作用』。自由與公正互為前提是我們的出發點。社會主義意願的基本價值就是自由、公正與團結，即『從共同聯合中產生出的相互義務』。」[17]社會民主論者視自己為啟蒙運動的後代，因為自由、公正與團結，正好與自由、平等與博愛相對應。因為，平等的觀點是社會主義一直追求的核心價值之一。「社會主義最原始最強大的動力就是反對經濟上的不平等。」[18]而且，他們特彆強調，公正絕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而是以追求公正地對待、實際機會的均等為目的.。「我們的目標不僅局限於最初機遇的均等，因為這樣其他一切都可以愈加無所顧忌地置於『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命運的主人』的謊言之下。公正的基本價值不以平均主義為目的，而是以均等總能得到實現為目的，也就是說，在於生活機遇的平等所能實現的程度。」[19]

         近年來，從民間到學界、從媒體到官方，對「公正」二字的呼喚日益高漲。令人欣慰的是，這些呼聲終於得到中共高層的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溫家寶總理專門撰文闡述社會主義的兩大任務。「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上述兩大任務相互聯繫、相互促進，是統一的整體，並且貫穿於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一系列不同發展階段的長久進程中。沒有生產力的持久大發展，就不可能最終實現社會主義本質所要求的社會公平與正義；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相應地逐步推進社會公平與正義，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調動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實現生產力的大發展。」[20]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溫家寶總理將逐步實現公平與正義提高到社會主義的兩大任務之一，這說明中共高層對公平、正義的重視已經達到一個空前的高度。其二，在最近中共高層領導人的談話中，公平、正義、成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語詞之一。2008年年5月８日，胡錦濤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講，特別提出要將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促進和諧，就是要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強社會創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減少不和諧因素，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21]由此可見，主導的意識形態不再單純訴求效率的意義，而是更為凸顯公正的價值。實質上，這就是承認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之一「公正」在當代中國及其未來走向的要義所在。
         
        4、「團結」的中國版本：北京奧運會將舉國體制合法化

      民主社會主義用「團結」代替傳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集體主義」。這就使得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更為容易接納、更加具有統合力。「民主社會主義的傳統表明，我們把各種具體的社會條件、它們和其他社會條件的相互關係以及對聯合的要求放在了社會工作的中心地位。我們要求彼此團結、對他人的關懷照顧，並謀求休戚與共的關係。這在當今社會裡形成一種優良風習。」[22]團結的實現，有賴責任的擔當與個體利益的忍讓。而這一切就建立在道德良知、公民美德的基礎之上。「團結的基本價值目的並不在於個性的消除，而是在於甘願為他人承擔責任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後。」「現代社會民主黨人的標誌是，他們充滿了承擔責任的勇氣，而這對他們來說又不可能是『權（力）本位』……責任必須建立在良心的基礎之上。」 [23]

        如果審視「團結」的中國版本的話，那麼，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無疑為我們提供了極為典型的案例佐證。從奧運會結束時中國官方對中國代表團的驕人業績的評析，到胡錦濤在奧運會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上講話，反覆提到的一個關鍵詞就是舉國體制。什麼是舉國體制？「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涉及的領域、部門、地區眾多，需要舉全國之力。圍繞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殘奧會這個中心任務，中央奧運籌辦工作領導小組加強統籌協調，各有關部門加強配合，跨部門協調小組密切協作，各省區市講大局、講風格，形成了上下貫通、內外銜接、協調運行的工作格局。」[24]實際上，這裡的舉國體制，就是團結全國可以團結、動用全國可以動用的一切力量。奧運會的舉國體制，現在已經完全政治化、合法化了。與舉國體制相關的表述有：舉國關注、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這些語詞都是官方領導人反覆使用、頻率極高的語詞。通過這次奧運會，舉國體制再次成為我們討論中國政制的一個關鍵詞。毫無疑問，其目的就是要達到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團結」。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從評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發展的邏輯提出本文的問題，如何認識當代中國的民主社會主義發展邏輯？在詳細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型國家特徵，及其弊病的基礎之上，我們討論了國家走出發展型國家弊病的替代性選擇，民主社會主義。並且，我們從意識形態的視角，考察了當代中國具體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歷程。經過最近幾年有關改革的論爭，一種「新的改革共識」正日益成為當代中國的主流價值選擇。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就是強烈要求中國的改革要「更加註重社會公平」，而不再是片面追求「效率優先」；要求改革的結果是「共同富裕」，而不再是「少數人先富」；要求改革更加明確「以人為本」，而不再是盲目追求GDP增長；要求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而不再是廣大人民為改革無限買單。[25]本文的分析業已說明，這種「新的改革共識」，實質上表明的恰好就是，中國正在從發展型國家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國家。誠然，後者是對前者的超越與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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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美]查默斯·約翰遜：《通產省與日本奇迹》，戴漢笠等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頁。
        [2][3][4][美]禹忠恩編：《發展型國家》，曹海軍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1、19－20；1；19－20頁。
        [5]陳堯：「發展型國家模式及其轉型」，《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3期，第52－59頁。
        [6]周國洪：「2004年的中國宏觀調控」，《瞭望東方周刊》，2004年第52期，第57－58頁。
        [8]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陞錦標賽模式研究」，《經濟研究》，2007年第7期，第48頁。
        [9]丁學良：「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政策」，FT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php?storyid=001022530。
        [10] [日]青木昌彥、奧野正寬、岡崎哲二：《市場的作用，國家的作用》，林家彬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頁。
        [11][12][15][16][17][19][23] [德]維·波蘭特（Willy Brandt）等：《社會民主與未來》，丁冬紅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3；31－32；2－3；101－102；89、102、26頁。
        [13] [西班牙]聖地亞哥·卡里略（Santiuago Carrillo）：《「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鍾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68－71頁。
        [14]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01年7月1日），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頁。
        [18][22] [奧]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布爾什維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史集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104頁。
        [20]溫家寶：「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26/content_5775212.htm。
        [21]胡錦濤：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演講，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 ... content_8131916.htm。
        [24]胡錦濤在奧運會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上講話，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9-29/1399096.shtml。
        [25]甘陽：「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學術中國網，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06。
         
         
        本文載《二十一世紀》，2008年12月號，第14－23頁。
      
來源：《二十一世紀》2008年12月號      來源日期：2008-12-29       本站發布時間：2008-12-29

作者概念極其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