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金融經濟的眼重看歷史（心得連載）

作者：誰是誰非任評說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51144.shtml

一、 歷史是社會科學的試驗報告
　　歷史是什麼，小的時候把歷史當做故事聽，了解其中的恩恩怨怨和打打殺殺，尤其做為男孩子，更喜歡其中的戰爭故事，而且在民族情緒化的年代，年輕的孩子不自覺地成為了戰爭狂熱者，希望打仗，希望當英雄。
　　再大了一些的時候，知道了歷史是為了研究我們的由來，研究我們的文化，一個沒有歷史的民族，沒有自己文化的民族，在國際上是沒有地位的，很多國際爭端的解決，也要在歷史中找到依據。
　　直到過了而立之年，有了經歷閱歷，讀的書多了，涉獵的學科多了，才知道歷史是社會科學的試驗報告，所有社會科學的研究基礎均要從歷史中來，所有的研究結果也要歷史進行檢驗。
　　我們做社會科學研究，研究的材料是來自於歷史數據的，不能是專家拍腦門的想法，凡是稱為科學而不是玄學的，均要來源於系統的試驗數據，因此社會科學一旦上升到科學的高度，就要有系統的數據支持，這個數據的來源就是歷史，要從各種史料中挖掘。
　　而對於社會科學，有一點與自然科學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學是越研究越專，在數理化的分科之中不斷的越分越細，同時又有大量的新學科和交叉學科出現，學者一般只是在自己熟悉的學科越來越深入，身兼多個學科幾乎是不可能的；而社會科學是越研究越博，身為社會科學大家的學者，一般都精通多門學科，各個學科是相通的，你在一個學科上造詣要達到高度，其他學科也要有相應的造詣才可以，而這些東西的試驗基礎就都是歷史的研究。
　　凡是公開寫出來的歷史，基本上是史實和數據的羅列，而怎樣利用這個數據在歷史這個學科裡面是不講的，各個社會科學學者從這些歷史的數據中得到什麼也是不講的，另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歷史的記錄很有可能做了篡改，起碼是有大量掩飾的春秋筆法，這些都與歷史的或現實的政治條件有關，利用這些歷史的社會科學也是帶有時代色彩的。我們學習歷史就是要學習自己分析問題，提高自己的認識，從中給自己營養，重要的敏感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是不會寫在書本上的，要自己體會的。
　　中國人傳統的看待歷史，更多的是發掘其中的權謀，讓人越讀史就越老謀深算，中國從來不缺乏算計人的智慧，缺乏的是發展經濟的歷史智慧，所以我自己用現代的經濟學等等的知識，以歷史的實驗報告，再思考一些歷史問題，在這裡希望各方朋友的指正和探討。
　　從今天開始我逐步在空餘的時候寫一些自己讀歷史的體會，以前這些都是與朋友們侃大山的材料，朋友們總希望我寫，也就抽空寫一點吧。


二、 金融貨幣的眼光看歷史上的戰爭賠款
　　歷史上戰敗賠款的事情太多了，中國近代就賠款了很多，歐洲掠奪美洲時也獲得了大量的白銀，似乎是每次戰爭的勝利就給獲勝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事實是這樣的嗎？
　　戰爭所賠償的是白銀等金屬貨幣，如果這些金屬不當作本身的金屬價值使用，僅僅是作為貨幣的話，那麼他在社會的作用就和紙鈔沒有什麼兩樣，最多就是他的信譽好一些，國際兌換好一些，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這些戰爭賠款要成為財富，除非要到對方的國家買東西才能夠增加本國的財富總量，但是在古代交通成本極高的狀態下，這樣的交易只是很小和很少的，更多的是在本國使用，尤其是當年歐洲從印第安人那裡掠奪的金銀，肯定不會再拿這些金銀到印第安人那裡去買東西的！那麼在本國使用的這些貨幣，就根本沒有增加本國社會的財富，增加的實際上是貨幣投放量！
　　在現在的社會，如果增加一些貨幣投放量是很簡單的，但是在古代社會沒有現在的央行體制，金屬貨幣的增加非常有限，後來實行很長時間的金本位制或金銀為主的複本位制，均受制於金銀的開採量，想增加社會的貨幣投放量是極其困難的，最後貨幣投放量成為了限制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
　　因此古時的戰爭勝利實際上是讓國內的經濟獲得了貨幣投放量，因此經濟大發展，而戰敗國則貨幣出現貨幣緊縮，經濟蕭條，同時戰爭賠款是政府獲得的，政府獲得了這些賠款后就有條件增加政府開支，當然皇帝的私人消費也算的，這樣按照凱恩斯的經濟學原理，社會需求也增加了，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國家就富強了。
　　可能有人會說這個獲得的金銀貨幣是硬通貨，將來可以在周邊國家買東西，所以還是實際的財富增加。但是的國際貿易量受到運輸能力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在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遠遠小於今天，而且如果沒有經濟發展作為支撐，也會造成周邊國家的貶值。我們不妨以現在美元這個國際貨幣硬通貨來比較，獲得美元與金銀是相當的，甚至比金銀好用，所以很多國家外匯儲備以美元為主，金銀已經淡出國際貨幣角色。這裡大家再深想一下，如果美國多印刷美元到國際上，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與獲得巨額戰爭賠款的效果是一樣的，因此在當今的貨幣社會，金融的制空權太重要了，所以歐洲要建立歐元，以後亞洲如果沒有亞元，一定是被掠奪的對象，已經沒有必要直接戰爭掠奪了。想一下中國被迫的匯率問題就知道了。
　　實際上戰敗賠款，卻把經濟發展得更好的歷史事例是有的，只是現在的學者和政客都不願意提，這個人就是希特勒！對於希特勒的早期軍事成就和外交成就，勝利者們雖不願意提，但也不得不提，因此他的經濟成就可以不提就肯定不會提了，只以掠奪猶太人財富來掩蓋。而失敗者當然不敢翻案了，如果要翻案肯定是國際政治的大風波。
　　而實際上一戰的戰敗，猶太人能夠獨保財富嗎？沒有經濟的實質發展，哪裡來的猶太人財富給他掠奪？而這樣的掠奪是財富在社會中的再分配，並沒有增加社會的財富總量，反而會在掠奪鬥爭中有一定的流失損耗，很多國家搞國有化運動，把整個社會的富人都給掠奪了，結果不是國家富強而是國家走向經濟崩潰，因此國家是不會由此變成經濟強國的，所以這樣的解釋是經不住專業的質詢的。
　　希特勒的經濟成就就是建立國家金融體制，很好的解決了經濟上的貨幣投放問題，德國雖然賠款很多（後來也免了不少），但是德國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貨幣投放被他的金融體系很好的解決了，結果德國的貨幣投放比獲得戰爭賠款的國家投放還要好，那些付出的賠款沒有帶走德國的經濟財富。因此在1930年前後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德國獲得巨大發展，成為有能力再次發動世界大戰的強國，也迫使西歐列強在30年代後期均懼怕德國要禍水東引了，這一切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
　　貨幣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人類在歷史上對於貨幣的理解的每一次加深，都推動歷史和經濟的飛速發展，而對於貨幣內涵的闡釋，我認為已經超過了語言所能夠表達的範疇，要體悟了，經濟學家的各個派別的爭論，不說是在瞎子摸象，起碼代表了各自的利益集團，參雜了各種各樣的利益驅動，真實地東西也和歷史的春秋筆法一樣，需要解讀的。
　　我認為自己在經濟方面的分析，最大的感悟就是貨幣的內涵，在貨幣問題上找准其脈絡，就找到了想清楚很多經濟問題的鑰匙，這其中對於歷史的自我鑽研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


三、 貨幣問題造成資本社會在中國無法實現
　　中國的歷史教科書說到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總是以儒教的強盛、封建統治的強有力來說明，使很多人在反省中國的經濟發展上，總是將矛頭指向孔家店，結果是很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被錯誤的消滅了。
　　在當今對於經濟問題的認識上升到貨幣的高度時，我們再審視中國的歷史，我認為中國的歷史之所以沒有走向資本化，關鍵是貨幣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要實現資本化，就要有大量的商品流通，而商品流通的增加，對於商品流通媒介的貨幣的需求量也就急劇增加，如果這個時候貨幣的供給不能跟上的話，必然造成貨幣的緊縮，貨幣增值明顯，這樣就有大量的人把貨幣儲存起來，或者進行高利放貸，造成利率高漲。古時以金屬作為貨幣，這些金屬每年的開採有限，基本和這些金屬的自然使用（如製造器皿）相當，所以貨幣投放是沒有增加的，同時還有不少人要把金銀埋入地下儲存，結果就是造成自然的緊縮狀態。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古代的利率是極其高昂的，咱們比照王安石的變法，王宰相給老百姓優惠的貸款利率還達到了年息4-5分，也就是40-50%，這在現在看來已經是嚇人的高度了，要不是這樣，利率會更高，這樣高的利率就會扼殺一切發展生產的衝動。
　　所以貨幣本身也是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同時貨幣也有價格的，貨幣的價格也是要受供求關係所決定的，一個商品社會的形成，必定是對於貨幣產生巨大的需求，這樣的貨幣需求不被滿足，商品社會是無法形成的。
　　西方的資本主義的形成，貨幣問題是依靠發現美洲新大陸，在印加帝國掠奪了大量的黃金，並且在美洲發現大銀礦，因此在歐洲源源不斷地注入了新的貨幣投放，就如我前面說過的，這些掠奪來的貨幣，是絕對不可能再到美洲買東西的，就是增加國內的貨幣投放，發展商品經濟了，這一點西方將他們的經濟成就絕不會主動說明是建立在掠奪的基礎上的。
　　對於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沒有人注意當初的貨幣問題是怎樣解決的，實際上只能說日本的運氣太好，當時日本開放口岸時，日本是金銀的價格倒置，也就是說白銀比黃金貴，在外來大量白銀流入換取黃金的過程中，貨幣價值按照白銀價值確定，自然就帶來了大量的貨幣投放。後來就是甲午戰爭的巨額賠款了，這些賠款也是形成了日本的貨幣投放。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是與獲得足夠的貨幣供應是分不開的。
　　中國的貨幣發展是多災多難，歷史上元代的惡性紙鈔，朱元璋的寶鈔的破產，近代同光中興結果趕上了胡雪岩的事件，金融體系受到重創，本來依靠銀票產生的貨幣衍生效應被終止，經濟發展的貨幣問題形成瓶頸，利率暴漲，最後經濟走向末路。中國的政府和皇帝不斷的威脅國內的貨幣信用，國內的貨幣供應無法解決，無法獲得資本化的足夠的貨幣，是一定不能夠進入資本社會的。
　　世界後來的發展，貨幣的增加靠原始的掠奪已經不能滿足時，就在於建立獨立的金融體制來完成，利用金融的衍生效應，而且這個金融體系是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國外有過多次的政府破產和國王破產的先例。在疊加了金融衍生后，經濟的繼續發展金屬貨幣的數量還是不能滿足市場的需要時，金本位制就破產了，貨幣就完全成為了一個國家金融信用的產物了，但是如果這個國家的金融信用不是獨立的完全依據市場的需要，而是受制於政府和黨派，這個信用就大大地打折扣的，過去政府的災難有可能就要重演。
　　中國的學者說封建強勢是有問題的，在日本幕府時代，武士是可以因為一點小事向農商拔刀的，但是新興的富商通過聯姻瓦解了武士階層，所以一切是經濟基礎決定的，這些學者一方面大講政治經濟學，另一方面又講封建等上層建築的影響，完全忽略經濟問題，沒有貨幣怎麼有資本呢！


四、 為什麼中國南征比北伐容易得多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南征取得的勝利比較多，北伐取得成功的例子很有限，一般大家都以偶然來看待這個問題，也有部分人是宿命的看待這個問題，但是我認為這其中有必然的道理。
　　我們學政治經濟學，總講經濟的決定因素，但是一發展到了具體的事件，就往往以主觀來決定了，具體的戰術，往往決定的是暫時的成敗，經濟的基礎才是最關鍵的，諸葛亮可以招招領先，但是也在經濟上奈何不了司馬懿，而且諸葛亮進行的也是北伐。
　　決定這個成敗的關鍵在於古代的作戰半徑問題，我們設想一下，在古代一頭牛拉著自己吃的草和趕車人的糧食，能夠走多遠，這個距離除以二就是一般情況下的作戰半徑，超過這個半徑糧草就供應不上了。
　　沒有糧草的供應，是難以作戰的，諸葛亮對於司馬懿也是屢屢輸在這個糧草的供應上。而中國實際的情況是南方糧草豐富，人口密集，糧草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在作戰地就地解決，但是北伐就不同，北方寒冷的冬天是很容易進行堅壁清野的，這樣一來南征與北伐在經濟上的壓力絕對是不對等的。
　　為了增加作戰的半徑，古代也有一定的解決方法，首先是建立逐級的傳送體系，比如是一人作戰，一人從一級的糧庫送糧草，然後再二人把糧草從二級的糧庫送到一級糧庫，再四人把糧草從三級糧庫送到二級糧庫，依次類推。這種方法在漢武帝的時代使用，結果是一個作戰人員需要十四個運送糧草的人員，取得對於匈奴的勝利付出了三代人的積蓄和全國一半的人口，這樣的戰爭是否該打在今天把這個背景說出來是要探討是否該應當的。
　　還有就是提高自己控制區域的糧食運輸能力，古時一般的做法是修建運河，但是這樣的過程耗費巨大，時間太長，也容易在徭役上激發民變。
　　再者提高作戰半徑的方法就是送糧的人把糧食送到后變成作戰人員不返回，同時殺牛也作為軍糧。這樣的做法的問題是造成作戰人員雪崩式的增加，同時一旦不能快速取勝後果就不堪設想。採取這樣的方案的就是隋煬帝，他多次征伐高麗就是採取這樣的方法，以至於作戰人員迅速增加到根本不必要的百萬大軍，一旦不能速勝，結果就是餓死於道，基本沒有生還。隋朝的滅亡根本原因就在於此，至於隋煬帝的荒淫無恥是後來唐朝人寫的隋史，誇張地成分極大。
　　最後的做法為文明社會所不接受，卻是行之有效，那就是吃人肉。以前的霍去病干過，後來的成吉思汗還有以此為樂的四犬，朱元璋能夠北伐取勝也干過，元人陶宗儀所著的《南村輟耕錄》里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軍」即朱元璋之軍，所以朱元璋的北伐勝利也是有不為人道的事情，那句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也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這樣吃人肉是很難被倫理所接受的，但是即使是這樣，也是比其他方式要容易，所以他產生了很多成功者，但是他們成功后是不會提及這個成功原因的。
　　所以要提高這樣的作戰半徑，在古代所能夠採取的辦法都是代價巨大的，基本上很困難，所以受作戰半徑的限制，北伐也使很困難的。
　　最後提到北伐的供應，實際上在國際上也是如此，俄羅斯在這方面就佔盡便宜，多個國家征伐俄羅斯也是失敗在經濟供應上，只有蒙古取得了勝利，那個勝利也使建築在吃人肉的基礎上的。
　　所以綜上所述南征容易北伐難是有深刻的經濟原因的，絕對不是巧合。


五、 為什麼得中原者得天下
　　我們時常聽說的是得中原者得天下，歷史上的經驗也不斷驗證這個命題，現在我簡單說一下自己理解的其中的道理。
　　我們首先會想到的是中原在歷史上的富足，但是這個富足只是一段歷史時間的富足，並不是長期的富足，在中國南宋以後，江南的財富就已經遠遠超過北方，其後的朝代很大程度上北方的經濟均依賴南方的漕運支持，所以富足不是導致這個命題成立的主要原因。
　　再者，我們就可以想到了上一篇歷史文章提到的古代的作戰半徑問題，古代受運輸能力的限制，作戰半徑是有限的，而中原地處中國地理位置的中央，這樣從中原而征四方，到哪裡作戰半徑均不會太遠，佔有了中原，作戰半徑的問題就解決了，而且在歷史上的各種征服活動也是均要通過征服中原再征服四方，所以佔有中原解決作戰的半徑問題是一個主要的原因。但是歷史上更多的得中原是在諸侯從中原的混戰後脫穎而出的，所以這個原因也不是問題的全部。
　　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們就要認識到戰爭和統治最關鍵的力量之所在，這個力量就是人的集中，古代冷兵器時代人數就是戰鬥力，誰能夠迅速聚集大量的作戰人員誰就是王。中原的地理地貌，是廣闊的華北平原，是中國最大的人口密集的平原，那時東北還是原始森林人口稀少。在古代的通訊和國家管理水平下，人口密集的平原最容易集中，而江南雖然富足，但是水網密集，山川丘陵，人很難大量集中，反而成為戰亂的避難所，而為戰爭而集中人口進行作戰，自願的事情除了戰國時期為了不當奴隸外，基本都是帶有強迫性質，江南的地理情況通訊不利又太有利躲藏，是很難集中戰爭資源的。而中國的東北人口稀缺，草原、西部的荒漠、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等就更不用說了，即使是現代在平原上徵兵也是很重要的，中國的河南、山東等地均為我國最重要的兵源地，而其他山區省份就比較少，這些都有歷史的因素。
　　所以歷史上的征服者一旦佔有了中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原徵集大量的人口進行戰爭，當年李自成的重要謀士李岩建議安撫河南結果被殺，已經成為李自成失敗的歷史原因之一，而李世民、曹操等佔有了中原，就佔有了天下，因此得中原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這些戰爭資源，有了它才能夠得天下，這是中國版圖區域內最好的戰爭資源。所以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說。

六、 划江而治是不能以長江為邊界的
　　中國歷史上有多次划江而治的時期，但是如果要仔細的研究，真正的划江而治，是不能以長江為邊界的。無論是三國時期，那時的邊界在張遼大戰的逍遙津附近，而南北朝時期，與東晉交戰就在肥水了，這都是在江北，並不是以長江為邊界的，包括南宋，宋與蒙古是在襄陽大戰，宋與金是在黃河的朱仙鎮，也不是以長江為邊界。
　　歷史上一旦軍事到達了長江邊，基本上南方就離被征服不遠了，從西晉的樓船破吳，南明的揚州失守，以及最近的解放渡江，無不如此。所以大家印象中的南北划江分治，並不是大家想象的以長江為界。
　　不以長江為界，為什麼大家還有這個划江的印象呢？首先就是中國的南北方的概念分人文的和地理的，人文的南北分界是以長江為界，而地理的卻是以秦嶺淮河為界的，這個界限是中國冬季的零度等溫線，也就是關係到水在冬天凍不凍冰，在這個分界限，中國古代的農業生產是根本不同的，作物也是差別極大的，但是文化的分界是受長江隔絕的，不是以這個等溫線，而是以長江為界的，中國南北分治時期，南方的文化是沒有在江北存在的，所以在文化的留存中看不到南方朝代的文化在江北存在的影子。
　　中國歷史上的南朝，歷來在長江北岸有土地，軍隊也在北岸駐防，這裡軍隊能堅守北岸，是有兵法上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意思的，如果軍隊背靠長江無路可退時還不能堅守，那麼其他情況就更加容易潰散了，所以北方能夠進軍長江，擊潰長江北岸的守軍，北岸潰散的守軍由於長江阻隔，基本沒有生還的希望，重新組織潰軍再戰的機會是沒有的，南方的防守力量就不足了，當然容易征服南方，但不絕對。所以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為長江畢竟是天險，赤壁的戰例也是存在的，本文的中心意思是以長江為邊界南北雙方不能成為一個穩定的狀態，南方要長期生存，必須有江北的部分土地！這又是什麼原因呢，答案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再分析。
　　中國的南方的地理特徵是丘陵地貌，水網稻田縱橫，交通不便，南方的交通主要通過水路，陸路交通不足，物資的運輸和統治、控制也均需要依據水上交通，而長江恰恰是這樣的水上交通的幹道，從湘江水繫到贛江水系，再到新安江和錢塘江，是一個整體的水網，這些主要是依靠長江連接，從人員通行、運糧到運兵、傳遞信息等等均要通過它！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如果以長江為邊界，長江的運輸船隊就暴露在北方的攻擊之下，長江的運輸就陷於癱瘓。如果走陸路，與北方比，丘陵翻山路途比北方平原不只遠一點兒，而且牛車也比騾馬車慢很多，這樣南方的交通、運輸、信息傳遞等等均要癱瘓，經濟一定是陷於困境的，長期如此即使不打戰爭，南方的內部也要出問題，所以中國划江而治，南方的長期生存是一定要不惜代價在江北佔據根據的，哪怕是很少的一點點，沒有是不行的，主要目的就是確保長江的水上交通運輸生命線！而南方在長江北岸的軍事存在，是沒有縱深的，這種情況下所需要的成本是巨大的，因為一切軍需都要從江南運輸支持，可是即使是這樣，南方也是不能放棄江北的！
　　所以南北所謂的划江而治，只能是一個相對的、近似的概念，真的以長江為界是不成的。



七、 清王朝為什麼閉關限制科技發展
　　中國落後於世界開始於清朝，很多人均認為是滿清的落後民族統治了中國，採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限制科技的發展，所以中國落後，而對於滿清為什麼限制科技的發展卻沒有深入的思考。
　　人們總是把滿清的落後想當然認為是他限制科技理由，但是這個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滿清實際上對於先進文化的接受和包容態度是遠遠超過中國禮教對於這些地接受的，滿清首先就接受了中國原來的傳統文化，甚至接受了中國的文字和語言，這對於一個征服民族來說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康熙皇帝對於歐洲的先進文化也是很嚮往的，還學習了歐氏幾何學，但是做出閉關鎖國國策的也是他，這是為什麼呢？
　　真正的原因還是統治需要，滿清限制科技的發展是為了其統治，所以對於一個統治者，對於政權的維護永遠是第一位的，當時科技的發展威脅到了他們的統治才是最關鍵的。
　　滿清入關時的人口才20多萬，為了統治4000萬以上的漢人，就需要時刻保持他們的軍事優勢，而滿蒙的軍事優勢就是騎兵，漢人在中原和江南養戰馬是基本不可能的，農家繁殖的馬只能拉車，上戰場是不行的。
　　騎兵對於步兵的優勢首先要提到的是馬鐙的發明，這個發明是影響人類進程的。我們從現代體育運動可以得到的信息是人手揮動打擊的速度一般為100公里每小時，職業運動員揮擊棒球棒或球拍就是這個速度，揮刀也應當差不多，但是如果這個速度再加上戰馬的速度，就達到160公里每小時以上，而能量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這樣能量就翻倍還多了。同時還要考慮質量的增加，一個人的質量只是騎兵人和馬的質量總和的幾分之一，所以質量也大了，而能量又是與質量成正比的，所以騎兵衝鋒時的打擊能量是步兵的10倍，而馬鐙是可以讓這些能量全部加到打擊上的工具。而能量等於打擊力和距離的乘積，而交戰刀砍的距離可以看作是一個常數，因此打擊力與能量成正比，也是10倍，這樣的結果一個步兵是抵擋不住地。我曾經看到過蒙古的騎兵馬術表演，直徑30厘米的木樁被衝鋒起來的騎兵馬刀一刀砍斷。同時由於重量的原因，步兵的盔甲是遠遠沒有騎兵甲胄厚的。
　　這樣的馬刀揮舞砍下時，步兵只有躲避，盾牌是擋不住地，但是騎兵衝鋒馬刀看過後，步兵只要躲過，騎兵的後背容易被攻擊，所以冷兵器時代騎兵的衝鋒是密集集團性的衝鋒，步兵躲過第一刀，第二個騎兵馬上就殺到了，躲不過第二刀，對於第一個騎兵形成了有效的保護和協同。
　　這樣的騎兵集團衝鋒，最怕的就是近代興起的火器！當年努爾哈赤就是被炮火擊斃的，袁承煥能夠孤軍堅守也是依仗火器；吳三桂的關寧鐵騎的紅衣大炮也讓滿清吃盡苦頭，但是滿清在吳三桂歸附后征服的過程中內地的抵抗力量沒有這些火器，而滿清征服中國時也是歐洲槍械進步最快的時期，歐洲人已經使用火器取得了對於蒙古騎兵的優勢，俄羅斯得以復國，這些都是讓滿清感到壓力。最讓康熙認識火器威力的應當是與准格爾蒙古戈爾丹的交戰，當時准格爾帝國的地盤可不是我們今天想象的准格爾盆地，當時他們的中心烏蘭布通是在現在的承德木蘭圍場附近，走古北口進北京和走遼西走廊攻盛京瀋陽騎兵都只有二天的路程，可見對於滿清的壓力有多大，以後滿清的木蘭圍獵實際上是向蒙古示威的軍事演習。滿清在這裡使用火器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一直追殺到伊犁（從北京到新疆最近的路是走外蒙，而且這一路上有草，騎兵補給沒有問題，因為地球是圓的，展成平面地圖時距離失真），那次戰役讓所有滿清貴族認識到了火器的威力。
　　滿清的整個統治時期是內亂不斷的時期，滿漢民族矛盾激烈，漢人時刻試圖驅除韃虜，但是漢人不許出關，沒有戰馬，對於滿蒙騎兵總是處於劣勢，但是漢人如果擁有了火器，對於滿清的統治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就要以一切手段壓制漢人取得火器的渠道。
　　可以看到的是，漢人在沒有火器支援的情況下，所有造反活動的勢力範圍是局限在騎兵不易展開的江南丘陵地區和邊遠地區，從來沒有在中原的平原地區佔到便宜，從白蓮教到太平天國都是如此，而我以前的文章從作戰半徑、經濟支持等方面分析過，不能進佔中原，就動搖不了滿清統治的根本，而在平原可以騎兵衝鋒的地區，幾個步兵的戰鬥力也趕不上一個騎兵的。但是有了火器以後，火器對於騎兵的集團衝鋒，就算不上交戰而是屠殺了。
　　漢人可能取得火器的渠道最主要的就是國際貿易，切斷整個貿易的渠道，也就切斷了漢人獲得火器的渠道，同時在限制國內技術的發展，漢人就更沒有先進火器可以使用了，這樣漢人造反的步兵，盔甲不全武器簡陋，是無法與戰馬都身著甲胄的滿蒙重裝騎兵相抗衡的。所以為了統治的需要，進行閉關鎖國就非常的必要了，當時的代價對於滿清的統治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滿清的閉關鎖國，中國的科技發展極其緩慢，到太平天國被剿滅后，湘軍才發現滿清的武器庫中還有開花炮彈，但是滿清就是不拿出來使用！
　　所以歷史上落後的生產關係也一定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好的制度，而好的制度經常不是統治者不知道，但是一旦威脅了他的統治，那麼再美好的東西也會被扼殺的。




八、 古時的戰陣與將帥的作用
　　我們聽說書的常常提及一字長蛇陣、八卦陣等各種陣法，也對於關老爺的82斤大刀，岳家軍的8大鎚等等戰將的故事非常神往，所以我自己對於古時的戰陣情況和戰鬥情況做了一點研究，這裡也隨便寫寫，供朋友們了解一下。
　　現在具體的布陣的書籍基本上已經失傳，因為在歷代這些書籍均為大大的禁書，關於軍事思想的還可以有，具體到軍事布陣的就不成了，所以對於《孫子兵法》、《六韜》、《司馬法》、《尉繚子》、《黃石公三略》等等兵書的關於布陣的內容均不存在了，以前從軍的人也是口口相授，後來戰陣等作戰方式發生了變更，就更加失傳了。
　　現在歷史流傳記錄的比較清楚的是戚繼光的著名的鴛鴦陣，這是一種袖珍的陣型，陣的配型是一個隊長，一個火佚，十名戰士，戰士4名持長槍，4名持盾牌，後面兩名持有鎲鈀，作戰時持盾牌的投擲標槍把敵人引離防禦位置，然後由長槍手刺殺，鎲鈀則負責後方的防禦，所以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所以能夠以從軍不久的農民對付日本倭寇的武林高手水準的武士，從而蕩平倭寇。後來這個鴛鴦陣還發展到了馬上，最後以明朝柔弱的軍隊與日本剛剛統一的豐臣秀吉的精銳之師在朝鮮決戰，中國是多年太平的農民軍隊，日本的軍隊各個是自幼練武的武士，結果是在孤島上從來沒有見過大兵團戰陣的日本鬼子被打得一敗塗地，足以見證戰陣的威力。
　　古時的戰陣最大的用途之一就是對付騎兵，由於上篇文章介紹了騎兵的打擊力量，對抗騎兵步兵就必須組成戰陣，使用多個人的質量對抗一個騎兵人加馬的質量，同時多種兵器協同打擊。以步兵對抗騎兵最精彩而殘酷的戰例是岳飛破金的連環馬，當時金的重裝騎兵為了加強打擊，把馬連環起來，穿上盔甲，這樣的集團衝鋒一般的步兵戰陣均無法抵擋，而岳飛採取的是讓士兵手持超長的勾槍在對方接近時勾取馬足，以犧牲一個人的生命，來換取一個馬足，從而使整個馬陣崩潰。
　　但是戰陣一旦被打亂，其戰鬥力還不如一般的單兵的戰鬥力，因為專門為戰陣設計的長槍和盾牌，一旦失去配合，就沒有了戰鬥力，而使用弩機的士兵也沒有白刃戰鬥的能力，前排身著重鎧手持大型盾牌的防禦性士兵，甚至移動都困難，所以這樣的情況就只能逃跑，而逃跑的時候那些重裝備是帶著就跑不動的，此時人活著跑回去就是成功了，所以就有丟盔棄甲的成語了。
　　那麼打破這樣的戰陣，就要靠戰將的個人勇武了，所以我們說的衝鋒陷陣就是這個意思，而陣的前面的士兵均為大型的盾牌和重鎧，所以對於陷陣，就需要重量大的兵器，所以有幾十斤的大刀，後來又發展為大鎚，為此以前的武科舉，也就是舉大刀、石鎖，並不考什麼格鬥功夫。
　　這樣的重量戰將使用這些兵器也就是掄不了多少下，古時交戰的一個回合，也就是雙方大將迎面衝過去使用兵器對撞一下，能夠交戰幾十回合已經很多了。而平時由於兵器太重是不隨手拿的，是需要有人抬刀的，戰鬥時下面也需要親兵保護，一旦落馬，盔甲就重得不便站起來，根本沒有什麼抵抗能力，就像關公走麥城被絆下馬活捉一樣。
　　為了抵抗這樣的打擊，所以在戰鬥時持有重兵器的戰將衝過來時，也需要持有同樣重兵器的戰將進行抵擋，需要戰將去壓住陣腳，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兵對兵將對將，一旦為將的戰敗，陣型無法抵擋對方大將重兵器的衝擊被打散，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這樣的情況維持了很久，只不過從戰國的車戰發展到胡服騎射，然後基本變化很小，直到蒙古騎兵使用了改良的馬鐙和馬刀，新式的騎兵出現，這樣的戰陣才逐步淘汰。而在馬鐙出現前，由於不能將馬的衝擊力加到兵器上，所以兵器的重量越來越大，但是有了馬鐙就不用了。
　　但是蒙古騎兵統治世界的時間並不長，在蒙古騎兵的威脅下，歐洲火器的發展日新月異，在火器的打擊下，傳統的騎兵集團衝鋒就等於自殺，但是騎兵的作用到一次世界大戰都是有用的，那時騎兵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在汽車不發達的情況下讓軍隊機動性提高，保證可以在局部形成優勢兵力，而戰陣也發展成為戰壕等防禦工事了。
　　總之，古時的戰陣在當今看來已經失去了意義，只能留於說書的故事中了。



九、 歷史上戰爭的屠城不可避免
　　我們如果讀過歷史，就知道歷史上的屠殺太多了，從商都殷墟到元代的的四川，清代的揚州以及現代的南京，不勝枚舉，屠城的事件總是伴隨是大型的征戰發生，似乎每次大家都以侵略者的殘暴、野蠻和血腥來解釋，但是對於這其中背後的必然性卻沒有思考，尤其是對於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其文化發展進步已經超過了當時的中國，這裡面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對於征伐的成功，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如何能夠繼續的征戰，如果把佔領的地區都分兵把守，那麼你的軍隊很快就分散開來，戰鬥力減弱被各個擊破，如果你不把守，那麼被你征服過的地方很容易就組織起來再進行抵抗，尤其是在冷兵器時代，武器是很容易置備的，急了眼來一個揭竿而起，木棒竹竿也要對付一陣子，因此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人殺光，你進兵的背後沒有人了，你就安全了。例如清兵佔領揚州，當時滿人總共才20萬人口，而揚州就有100萬人口，如果當時不屠城，清兵一走，馬上就可以用這一百萬人口中的青壯年組織起一個幾十萬的大軍來！這樣的隱患在自己進兵的後方，不屠城清兵是不敢過江的。
　　進一步考慮的就是如何能夠控制被征服的地區，征服者的軍隊人數是非常有限的，對於控制廣袤的地區所必須的就是將人口疏散，人口不集中，就組織不起來，比如你要是佔據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你徵集所有成年男子參戰，很快就會有百萬大軍了，但是如果你佔有一個像內蒙古這樣的省，人口一樣卻組織不了多少人，這就是差別，這樣一來屠城的結果是使將要受到攻擊城市裡面異常恐慌，城市的人口逃散，逃散到農村去，同時逃散時還要帶走大量的城市內的糧食等戰爭資源，從而使下面的城市在遭到攻擊前大量人口減員同時帶走糧食，這樣這些城市在被攻擊時已經成為只有軍隊的空城，兵員補給等問題極大，當年祖大壽等人在錦州、寧遠等地對抗清軍時由於遼民逃散，遇到的就是這樣的問題。所以認為屠城后其他城市會死戰到底使得征服變得困難的看法是非常主觀片面的。就如受街亭的馬謖，認為在山上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
　　等到了城市的人口均逃散到了農村，城市成為一個個的空城時，佔領和控制就變得容易，在各個中心節點建立兵站，哪裡像造反的樣子，就派兵過去把人殺散，這樣就永遠起不了大的波折，就如清代的駐節將軍、提督和日戰時期的日本據點等等，只有如此才能夠以少量的軍隊控制廣袤的地區。
　　所以現代的中國無論如何徵兵的過程中都要招大比例的城市兵，尤其是大城市的兵，雖然農村兵好招好使喚，城市沒有什麼人願意當兵（後門兵已經安排好出路的除外），也必須招收城市兵，為的是在將來戰爭中可以在城市內組織兵員，那時這些當過兵受過軍事訓練的城市人是要當軍官使用的！他們要帶領那些沒有當過兵的城市新兵的。
　　最後一點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以戰養戰的需要，在古時能夠以戰養戰，最重要的就是糧食，對於冷兵器，戰爭中的武器消耗是很小的，關鍵是糧食的來源和運送，在糧食生產有限的情況下，一下子多出來了幾十萬征服者的大軍，這糧食如何來？將城市人口屠殺后，城市本身的糧食供應還是存在的，這樣才能夠多出來征服者的糧食，如果不屠殺，過不了多久就會把糧食吃光，這個時候所有人就都沒有食物了，那個時候就是想吃人肉都是來不及和不夠吃的。
　　實際上所有的征服者都對於屠城的必要性心知肚明，但是不會說出來的，日本對於中國進行侵略，也是早就把中國的歷史研究得極其透徹了，他們在南京屠殺30萬人，完全是有組織和計劃的，南京被屠殺了30萬人口后，才有他們的 30萬侵略軍的軍糧，南京地區在以後的抗戰中作為日軍的後方組織不起來抵抗，同時造成中國的人口大量往四川逃散，增加了中國未被佔領地區的經濟和軍隊的負擔，這些事情日本鬼子是很清楚的。
　　我寫這些文字，就是要讓朋友們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很多好戰的統治者均沒有深入的讓民眾知道戰爭真正的是什麼，利用一些憤青的好戰情緒，那些憤青天天對於台灣、日本喊打的時候，又有幾個人了解戰爭呢！戰爭不僅僅是三十六計一類的計謀，也不光是電子遊戲般的打打殺殺，在血腥的攻城略地背後，有更加殘酷和深刻的經濟因素和持久的心理陰影，絕不可以輕言之。




十、 歷史上戰後的屠殺在繼續
　　歷史上民族之間的戰爭一般免不了屠城的出現，除非是美國打伊拉克、阿富汗這樣的實力完全不對等也不缺乏經濟資源的征服，實力可比的國家之間的征服戰爭總是無比殘酷的，而國內或同民族之間的戰爭就好得多，各方都需要爭取人口民眾的支持，所以在戰爭中明智的統治者會約束自己的軍隊保持軍紀，但是由於經濟的因素，在戰爭后另外的屠殺就又上演了。
　　從生物學上講，在食物鏈最高端的生物總是要會自己控制自己的數量的，老虎就是自相殘殺很厲害的，自然界一山不容二虎，老虎多了自然要爭鬥，除了人類外，大部分老虎是被其他老虎殺死的。人類歷史也是這樣，馬爾薩斯的理論雖然殘酷但是道理是在的。
　　在原始的部落，均知道如果自己的羊或者糧食不夠吃了，就一定要到其他部落中搶足，而其他被搶的，就只有餓死或搶回來，這樣取勝的一方留下對手的生命就是威脅自己的利益，所以一定是屠殺。如果是遭災了大家都不夠吃了，就必須要屠殺了，屠殺到直到糧食足夠剩下的人吃，如果屠殺的不及時，等到糧食全部吃光后就只有全部餓死了，所以生物的法則極其殘酷。
　　當然這樣的屠殺不一定是互相的戰鬥，歷史上美洲的多種文化發現，這種情況更多的是通過宗教祭祀而大量的使用人來祭祀而完成的，經常用於祭祀的人有數萬人，而中國所謂的奴隸社會，人的祭祀歷史是很多的。
　　因此在相對原始的民族，他們部族內因為食物的屠殺就從不間斷，當他們強大后，自然不會願意在內部進行屠殺，所以人口的壓力就一定要對外擴張，這就是野蠻民族進行侵略的原始動力，因此為了消除這樣的隱患，在遼對於金，金對於蒙古，都實行定期的減丁政策，也就是每年派遣軍隊進入野蠻地區屠殺一陣子把人口減下來。當年明朝的軍隊也到建州減過丁，明朝的屠殺后努爾哈赤只有13副鎧甲起兵了，所以有努爾哈赤的七大恨。
　　到了相對文明的地區，剛剛結束戰爭后，由於戰爭的破壞，百業凋敝，糧食也不夠吃！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統治者的做法還是殺人！只是這樣的殺人的背景被掩飾得非常隱蔽了。
　　減少人口而殺人的第一步就是肅反，名詞很多，比如：謀反、欺君、反革命、右派、打土豪劣紳等等，中國人都知道這樣的謀反大罪要滅九族的，但是當我問他們滅九族要殺多少人時，大家就沒有概念了，最多的說是千把人，而我告訴他們滅九族經常是殺10萬人以上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何為一族，概念是五代以內，如果是三族，就是父、母、妻的各向上向下的五代親戚全部要殺，而九族要包括：鄰居、家僕、部下等等的五代家族，明朝胡惟庸案屠殺的有記載名姓的就超過10 萬，藍玉案有2萬，而宋朝的著名岳飛案也有上萬人。這些還是滅族中留下名姓的，沒有留下名姓的人還更多！而經濟案件中朱元璋也大幅度殺人，他懲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數萬人被連累致死，這不是背後的經濟壓力，是絕對不至於的。
　　另外比較隱性的還有大規模的流放，各種重罪被殺的人的不在屠殺範圍內的親屬就要流放，這樣殺與流放的比例經常達到1：10以上，因此一次謀反罪殺人數萬，流放的就有數十萬。在古代被流放到蠻荒之地，就離死不遠了，而對於反對者的流放規模總是極大的同時株連極其眾多的，這樣的流放使人口流出地區的糧食壓力得到緩解，而流入的蠻荒之地是需要流放者自己生產出自己的糧食的，生產不出來就自己餓死。
　　糧食不足上演最大的人間慘劇在清兵攻擊張獻忠，把張獻忠困於四川不讓他出來，結果是糧食吃光后依靠吃人維持。依據歐洲傳教士利類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聖教入川記》記載，張獻忠每日殺一二百，為時一年又五個月，累計殺人十萬，亦不算多。從老百姓到軍隊家屬（老弱病殘）再到他部隊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後連早期跟隨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剮殺之列，剮殺后製成腌肉以充軍糧，最後成都只剩下8戶！在此背景下張獻忠得力量被大幅度的消弱，被清軍的著名將領鰲拜斬於兩軍陣前。
　　戰後以各種均貧富的方式進行掠奪，朱元璋就屠殺大量的富人，重新分配土地，還把全國的富裕戶登記造冊讓他們承擔更多地義務，很快這些人大多數就被折磨致死。在戰後初期掠奪了失敗者財富后，勝利者的人口會迅速的增長，但是問題是在初期增加的人口還是嬰幼兒的時候對於糧食的需求還不大，但是到了10年後，孩子長大了，糧食的需求增長速度遠遠高出生產，因此飢荒就要發生了，同時勝利者內部由於分配的問題也不斷湧現，因此逐步開始的就是內部的鬥爭，名詞有：消番、搞獨立、階級鬥爭等等，內部的造反和屠殺就開始了。
　　只有到了這些屠殺的波折過去，一個政權到了30-50年，才進入穩定的盛世，但是這個盛世逐步又是在經濟、腐敗的雙重摧毀下，進入新的循環，老百姓真正的好時光太少了。
　　現代社會能夠有今天，一個原因是糧食的生產是以前的5倍以上，所以千年之後袁隆平可能是最大的偉人。另外在現代資本社會找到了社會經濟限制人口的另外的方法，養孩子的成本讓人自己少生孩子，只有這些經濟壓力沒有了，社會才有種族平等等等事情的發展。但是多少年後人類總體的經濟資源再不足了，會不會出現大規模屠殺呢！
　　中國的糧食壓力太大了，中國的耕地保護政策是世界各國最嚴格的，因為中國是沒有能力武力保衛自己的海外糧食運輸線的，你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糧食安全，你就只能任人宰割了，所以我們民族、國家需要快速發展、強大是多麼的迫切。如果中國要進口糧食，全世界的糧食到中國都不知道是否夠吃，價格會漲上天的，這比石油、鐵礦等還要致命，因為中國的最低工資實際上是被糧食價格限死的，工資起碼要夠吃飯，大家所有的收入只夠買糧食，中國的外匯收入只夠買糧食，中國的經濟就萬劫不復了。因此我們採取了世界最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是按照天主教的概念，墮胎就是謀殺，所以在國外墮胎是一個敏感問題，各任總統競選都要對於此事表態的，因此中國現在的人口政策，在西方人的眼中也是一種隱性的屠殺。
　　戰爭是因為經濟而起，經濟的問題是人的糧食問題，人的屠殺是因為生存的競爭，所以戰爭的背後，經濟問題、糧食問題沒有根本的解決，屠殺就會繼續。這種戰後和平環境下的屠殺或隱性屠殺，對於社會和人性的磨滅是最大的，人人均陷入揭發與被揭發的鬥爭和內耗中，死亡的大多數是這個社會最精英、正直和活躍的人，因為他們最不容易屈服最愛思考也就最威脅統治者的統治，所以統治者的矛頭也最先最准他們，就如一個人生病了，大腦缺氧，死亡的總是最活躍的腦細胞，因為他們需氧量最大。就連計劃生育，被計劃掉的基本上也以城市精英為多，農民都是生多個的。
　　因此每一次經過這樣的劫難后，社會中的正義之士被屠殺光后，就成為腐敗的溫床，因為再也沒有骨鯁之人了。這樣的後果對於民族的災難往往比戰爭中的屠城更加久遠和深刻！
　　而對於這樣的災難基本上都沒有上升到經濟的角度考慮，而是更多地以統治者的個人行為來解釋，甚至給美化為七分功過，如果我們還相信歷史唯物主義而不是歷史英雄主義的話，就不要一方面在取得勝利上說不是英雄創造歷史，卻在所造成的災難時另外一方面把責任歸結為個人，實行雙重標準。

十一、 中國的語言文字在歷史上的作用
　　在當今電腦飛速發展的時代，尤其是進入網際網路時代，又開展了全球範圍的語言的清洗，大家公用的語言愈來愈向英語集中，小語種越來越邊緣化，作為我們的漢語，其歷史作用我還是想寫一點什麼。
　　首先我們的語言受質疑的就是我們還屬於象形文字，按照西方的觀點，這是語言進化的低級階段，他們的拼音文字才是語言文字的高級階段，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我們的語言屬於漢藏語系，在全世界都是比較獨立的，而我們周邊那些歷史上嚮往中華文明的國家，如：日本、朝鮮、蒙古等等，均與我們不是一個語系，他們是韃靼語系，他們也是屬於拼音文字的，別看他們也有漢字，甚至依據漢字創建了他們自己的文字，但是他們的語言結構和方式與中國文字根本不同。
　　而我們的象形文字在現在的電子社會遭遇到了極大的挑戰，因為他電子輸入是非常麻煩的，儘管後來發明了五筆輸入等優良輸入方法，但是還是有很多問題。比如：拼音輸入不能夠盲打，而五筆輸入有辭彙量的限制，電腦的普及使得中國漢子的很多不常用字由於無法輸入而消亡。所以當今的發展漢字的電子化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是我還是要說一下漢字的優越性對於我們的歷史作用。
　　第一點我要說的就是我們的文字保護了中國的統一和凝聚力，中國歷史上經過了多個分裂的時期，由於中國有統一的文字，使得中國的統一變成非常容易，語言有一個特點，就是時間久了語音就會有自然的變化，就如台灣的普通話與北京的普通話有區別一樣，這樣歷史一長，方言就形成了，雖然中國不同的地方語言發音極大的不同，北方人聽南方人的方言就如聽外語，但是一回到書面，就完全一樣了，在歐洲，日耳曼分裂后，各個國家以自己的方式用字母形成文字，雖然都為拉丁語系，但是已經成為多國語言了，這樣在語言之上的文化就差異更大了，國家也就沒有統一的基礎了。
　　第二點我要說一下中國歷史的語言文字保護了文化的傳承，在五四以前中國是與世界不同的書面文言與日常的說話不一樣的國家，這樣保持了文言文在秦始皇統一后2000多年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的基本一致，同時民間的語言有是另外一個樣子，所謂的白話，實際上是廣東地區的方言，而現在的普通話，實際上是歷史上的官話，就是帶著滿族口音的北京方言，而民間的語言表達方式變化很大的，魯迅倡導的白話文，但是我們現在看魯迅的文章已經日漸艱澀，這才幾年呢！因此中國的文言文制度實際上是讓讀書人可以無障礙的讀取先人的著作。
　　到了上世紀初，世界的巨變日本的維新，讓很多當年激進的人開始打倒孔家店，為了這樣的結果，她們首先是把文言廢除為白話，再把豎版變成橫板，最後再簡化漢字，實際的結果是現在的人要看懂我們先人的著作已經變得非常困難，普通人看文言文居然要如看外語要有翻譯一樣要看白話文釋義，但是文言文一旦進行釋義，其中的很多妙味就丟失了，其中的音韻美感也丟失了，直接導致大家不去看了，如果這些文化的記錄沒有普通人的讀者基礎，變成對於大多數老百姓的天書，我們的很多文化傳承也就被隔斷了。現在對於很多古籍，想要印刷成簡體橫板的還不行，必須為繁體豎版，目的就是不要讓太多的人方便去看，同時找一個能夠編輯古文的出版編輯也越來越困難，那些可以編輯古文的老編輯也時日無多，現在的政策導致中國語言文字的好處一點也沒有體現出來，不易電子輸入的問題卻總得不到解決，總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情。



十二、 中國歷史上的哲學缺陷與當今的問題
　　中國的哲學長期局限在儒家思想下，相對是框架枷鎖很強的，很多人都懷念先秦諸子的時代，似乎在那個時期什麼先進的思想都有，實際上仔細思考一下，中國的哲學還是有致命的缺陷的。
　　中國的哲學缺陷在於中國沒有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我們找出的白馬非馬論作為我們有邏輯思想的說法實際上是非常幼稚可笑的，這點取巧的辯論給說成是邏輯學，更準確地說是詭辯就作為我們有邏輯學，只能是讓人更加鄙視提出這個命題的人。真正的邏輯學的概念、推理、命題等概念是非常明確的，並且有明確的規則的，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中國的學者在這點上很愛自欺欺人。
　　中國的語言產生邏輯學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中國的語言沒有時態、語態、主格、賓格等等，在邏輯學上界定判斷、定義是非常困難的，現在我們常用的單詞，如：是、否、如果、但是等等在以前的文言文很少，在白話文里也很少，中國的語言是非常不適合邏輯學的發展的，這些單詞是在科學進入近代中國后才逐步產生的。語言有巨大額闡釋的空間，中國的經典怎樣註釋差別極大，這在邏輯上就是歧義百出，無法進行邏輯分析的。所以沒有這些單詞，在語言本身就給邏輯學的產生和發展造成巨大障礙。
　　中國比較流行的是非常模糊的哲學，如道可道非常道，如仁義禮智信等等，一切的辦法是大而化之，歸結為陰陽五行，這一點非常適合辯證法在中國的流行，而辯證法另外一個西方貶義的名字叫做詭辯主義。
　　我們中國的教育和思想界對於辯證法與邏輯學的關係這一個重大問題是一定要迴避的，因為辯證法與邏輯學是矛盾的，辯證法違法邏輯學的排中律，使用邏輯學的思考和推理方法是可以輕易的把辯證法的核心命題給證偽的！這裡我們舉例說明，就拿「真理是相對的」這個命題來說吧！
　　我們使用邏輯學中經常使用的反證法來證明，即假設「真理是相對的」這個命題是真理，那麼「真理是相對的」這個命題也是相對的，這也就是說必須存在一個絕對真理，如果存在絕對真理，那麼「真理是相對的」就不是真理了；如果不存在絕對真理，那麼「真理是相對的」本身成為絕對真理。這兩種情況均與自身的命題矛盾，所以根據反證法的證明，「真理是相對的」為謬誤。
　　我們現在再就一個命題談邏輯學對於我們的哲學認識的影響，這個命題也是眾所周知的，那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命題關於自身也是有問題的，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是真理，那麼他就只能使用實踐來檢驗，但是如果你使用實踐來檢驗，等於你在驗證的時候已經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命題給承認了，就是把要檢驗的命題的一部分給承認了。因為你如果沒有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你就不能用實踐去檢驗它，而你要證明這個命題卻在著名的過程中或過程前已經把這個命題承認了，並且使用這個命題的結論去證明這個命題的正確，這在邏輯學上是循環論證！只有是反證法可以，即如果有矛盾是反證法，肯定命題不成立，但是正命題正確否命題不一定正確，所以如果沒有矛盾卻不能說明問題已經被證明，所以這樣的方法只有要證明命題是謬誤時可以使用，是存在根本的邏輯錯誤的。同時如果還有其他方法證明這個命題，本身就與命題的「唯一」二字矛盾，所以使用實踐去證明是循環論證，不使用實踐證明有與唯一性矛盾，所以這個問題只能循環論證是不可證明的。
　　我們在這裡發現很多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類似的命題是無法證明的，這個問題就是邏輯學發展史上著名的歌德爾定理，該定理說的是一個理論體系一定會存在一個命題，就是你不能證明它是對是錯。也就是因為這個定理的存在，才徹底平息了對於幾何學第五公理的爭論，解決了非歐幾何的地位，現在我們平時使用歐氏幾何，但是對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使用非歐幾何來描述的。
　　那麼對於一個邏輯體系中無法使用邏輯證明對錯的命題，如果大家還要一定相信這個命題，那麼這個命題就只能是公理，但是對於存在大家公認不用證明的公理的理論體系，這個體系就是唯心的，所以黑格爾在搞辯證法的時候，就是唯心辯證法。
　　而對於唯心和唯物，也遠遠不象大家中學學習政治學課程所講的那樣簡單，我們的政治課本上講世界是唯物的之理由，說的是我們的望遠鏡能夠看多遠沒有發現神，顯微鏡能夠看多小也沒有發現神，而且意識的載體是物質，但是這裡面也是有邏輯問題的，如果我拿「如果我沒有發現就認為沒有」這個問題來問你，你一定會告訴我這是唯心的方法，但是我們的課本說世界是唯物的恰恰是使用的唯心的方法！
　　實際上我們認識世界的本源問題又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的課本是迴避的，就是這個世界是一元的、二元的還是多元的！如果我們說意識和物質一定要一方決定一方的話，這就是一元的，如果認為意識和物質是獨立的二個世界，那麼就是二元的，如果認為世界還有獨立於意識和物質之外的冥界，那麼世界就是多元的，許多宗教實際上是多元論，神界、天堂等是另外一元。而在相對論中「彼此相對速度超過光速的世界是沒有因果關係的世界」的理論，也給很多世界是多元的追隨者以理論基礎。這些事物只能是自己內心的確信，中國要思想界只有一種思想，迴避了世界是幾元的問題，也讓老百姓思想更加簡單，尤其是破除宗教的勢力特別有意義。
　　再說對於世界的認識，命題的起源認識在哪裡，而辯證法強於辯論，大而化之的矛盾論是原則的論述沒有具體的方法，比如說主要矛盾起決定作用，但是怎樣找到主要矛盾的方法卻沒有，而要講到方法，尤其是科學的方法，就是必須可以定量分析的、可以重複和反覆使用的方法，而提供這樣方法的哲學，也就要提到形而上學了，我們批判了那麼多形而上學，但是從來沒有告訴過你形而上學是什麼，只是一大堆什麼僵死的、靜止的、孤立的等等形容詞，而形而上學實際上是價值巨大的，所謂形而上，就是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形而上學也就是從具體到抽象認識提高的方法。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知道幾何學的點線面是沒有粗細厚薄大小的，而當時使用幾何為了丈量的土地、物品卻都有粗細厚薄大小，而把這些具象的物品抽象到幾何學的點線面，再使用幾何學的規律進行運算，其結果與實際相符合，這樣的認識世界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學。
　　而在中國這樣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是沒有的，因為形而上學是唯物的，從現實世界抽象而來，但中國歷史上都為唯心的，均沒有形而上學的基礎，相反地對於辯證法倒是很有淵源。而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以及邏輯學是產生現代科學的基礎。
　　我們現在的課本是有問題的，辯證法給領導者提供了自己永遠不會錯誤的理論，辯證法是可以正反兩面解釋怎樣解釋由領導者引導都永遠不會錯誤的，因為邏輯學與我們要教的辯證法矛盾，為了辯證法我們的教育體系中居然沒有邏輯學的教育，為此我們加大了幾何學，以幾何的教育彌補邏輯學中的不足，但是這樣的結果是應用邏輯沒有問題，但是在思想上德高度就不足了。我們了解國外教育的就知道，考GRE的主要部分就是語言、數學外就是考邏輯（分析部分），由此可見邏輯學在西方教育中的重要，就如政治課在我們教育中的重要一樣，而幾何學確是選修的。
　　同時我們一定要求大家以唯物為信仰，其目的也是為了人去造反、革命等反社會行為沒有意識上的負擔，而形而上學的存在，對於希望通過洗腦進行愚民教育是重大的威脅，所以我們現在只有一元哲學中唯物辯證法的教育，所有學生只有一種意識形態，這本身與當年儒學的思想禁錮道理是一樣的。我父親是在解放後接受的教育，那時候亞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學、黑格爾的辯證法以及歌德爾德邏輯學都是禁書，強迫記憶的政治課本內容實際上是一個洗腦的過程，老父親別看是搞理論物理的博導，但是也是滿嘴辯證法一點也不知道他天天使用的邏輯學與辯證法是矛盾的，更不知道邏輯學中的歌德爾定理等邏輯基本原理，他只知道在具體的學科應用邏輯學，卻對於邏輯學和形而上學的理論沒有了解，對於搞理論物理的人來說是很可悲的。中國解放后在科學界沒有產生大家，雖然還有其他種種原因，但是對於哲學認識方法的束縛教育，也應當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中國古代的思想界為了統治者的君權神授和愚民的需要而沒有了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因為老百姓要是掌握了邏輯學和形而上學的分析方法，愚民政策就無法推行了。現在中國的教育還是不加強孩子分析問題的能力，把分析能力作為高考的重要方面，將來中國的科技和社會發展是要有大問題的。我們總講素質教育，反對應試教育，但是考試還是最公平的方法，我們的考試的主要內容為數學、語文、外語和綜合，美國的GRE等卻是數學、語言辭彙和分析，一看就知道中國的考試是以記憶為主而不是國際的分析思考，我們不考分析考外語，也不給學生教授邏輯學，而體現素質與應試的最大區別就在於邏輯分析問題的能力，不論你學習什麼學科，文科還是理科，均離不開邏輯分析，而邏輯分析能力不是靠應試突擊能夠簡單培養的，這才是應試與素質的區別。中國哲學的歷史和現實還是影響著中國的發展。




十三、 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從未領先世界
　　中國是碩果僅存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燦爛的文明，但是文明和物質的發達不等於科技的發達，中國有四大發明已經被大家熟知，並且廣泛的宣傳，而四個發明起源於中國還是外國人提出的，這個人就是著名的李約瑟。
　　我們看中國的四大發明就會發現，中國這些發明最後燦爛的發展的都不是中國人，造紙在中世紀后歐洲就領先了，火藥更加如此，中國經濟還領先世界時就要依靠西方的紅衣大炮了，指南針和印刷術也是如此，中國的發明是點，而不是面。而這些與之類似的點西方有沒有呢？
　　我們對於西方的一些重要的發明卻很少提及，這很不正常的，不久前的《漢武大帝》的電視提到了漢武帝發現匈奴的寶刀比漢朝的好進行仿製的情節，這還引起眾多人的質疑，實際上大家如果仔細觀察過古羅馬的雕塑，就可以知道這樣的雕塑沒有精緻的鋼製工具是不行的，同時雕像武士的武器也明顯為鋼刀，這些均遠遠早於中國，鍊鋼也應當是不低於中國四大發明的重要發明，同時還有著名的科林斯瓷瓶、大流士金幣等等，所以陶瓷冶金也不是中國最早。所以光以一點的超出就說明國家的領先，是沒有道理的，就如現在中國有一個科技的較大發明就說現在中國科技趕超了世界一樣的可笑。
　　在這裡我們要區別科技領先與文化、文明、知識、經濟的領先的區別，中國的文化領先我不否認，中國的儒家治國在國家的管理方面早早的領先世界，中國是統一集權的大國，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訊的條件下管理這樣大的國家不是分封而是中央集權是需要高超的管理技術的，中國古代在很多知識上的領先我也不否認，中國的經濟的領先就更不用說，在西方的中世紀，中國的GDP佔世界的比重遠遠超過當今的美國，綜合了文化、知識、科技、經濟的文明的領先，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單單就科技而言，中國古代從來沒有領先於世界，因為科學是系統的實驗驗證和明確的理論體系，中國是沒有的，所以愛因斯坦明確說過，科學與古代中國無緣（見《走近愛因斯坦》許良英、王瑞智編輯，由本人投資出版，當年被評選成為影響中國的100部好書之一）。
　　對於世界的認識，中國古代基本是點，中國沒有邏輯學的概念，所有的知識在感性的階段，並沒有通過邏輯推理形成完備的理論體系，比如勾股定理，中西方就是明顯的例子，勾股定理在中國的表述是勾三股四玄五，而西方是兩直角邊的平房之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是多大的差別，再如在建築學上，中國的古建是按照營造法式做的，而工程人員依據的也就是簡單的梁、柱、掾等的比例關係，並沒有詳細的計算公式，是無法與西方的建築精密的幾何學計算公式相比的。再如中國的長城，除了明代長城外，早期的長城基本是土夯的，長城的建造體現在工程量上，而不是工程的難度，就是把一段城牆的長度延伸下去，是複製，所以科技含量是不高的，而這個工程量正體現了中國當年的經濟發達程度，是經濟能力的象徵，也可以是文明的象徵，但是科技含量卻成為不了舉世卓絕的象徵，而羅馬大競技場的偉大才體現在其科技的含量上，其規模本身比現在中國的奧運體育場還要大，完全用石材精密的建造，而且經過了二千年的時間考驗，中國歷史上就沒有這樣偉大的建築存在，中國現在修復太和殿、祈年殿的施工隊我本來以為怎麼著不是特一級資質也要有個一級資質，最後我發現這個施工隊是二級工程總包資質，因為我們的太和殿建築面積只有2000平米！它的雄偉是要依靠前面的廣場尺度來襯托的，如果是單體的建築與西方的神殿和大教堂比起來簡直是噤若寒蟬。而圓明園最大的建築大水法，也是依靠西方工程師才建成的。對於西方的科技的發達還有一個東西給我非常深的印象，就是故宮的一個鐘錶，該鐘表到時會有一個小人出來，蘸墨寫下「八方向化、九土歸一」兩行八個字，字字筆墨飽滿，而這全部是由機械實現的，這個鐘錶的時間在17世紀，足以說明當時西方技術的發達，現在我們國家的機械製造技術能否達到這個水平呢？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科技是否領先，在於這個國家的整體科技水平，在於這個國家的精英的科技水平，在於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的科技水平，而不是是否有個別超凡脫俗的科學家，但恰恰在這一點上中國非常的落後。中國的學者說中國的科技領先時總愛舉例中國的偉大的技術發明者，但是對於中國當時社會人群的整體科技現狀卻避而不談，這裡我要說的是古代中國的精英和統治階層均沉浸在儒家文化中沒有起碼的科技知識。最簡單的說就是中國的進士們連最普通的加減乘除都不會的，從而中國從上到下的官員也不會的，會打算盤算術的是錢穀師爺。中國常說的一句俚語叫「誰誰心裡有一個小九九」，意思就是說誰會算計，而這個小九九，實際上就是九九乘法口訣！中國的數字書寫方式是無法進行筆算的，會打算盤也只是少數的賬房先生會，所以在清末廢除科舉制度后，洋學堂的小學生也可以看不起進士了，而能夠成為進士是每年全國才有100人，與現在高考的全國前100名可比，是一個省市的高考前三名的水平，是絕對的社會精英，這樣的精英群體遠離科技，怎能說中國的科技領先呢！所以對於讀書人基本不會算術的國度，更別說掌握邏輯推理的方法了，科技哪裡有發展的土壤！
　　中國人非常愛吹噓自己的祖先，誰成功了都要給自己攀附一個名人祖宗，中國非常愛炫耀自己國家古代的強大，掩蓋落後和慘痛的歷史，這也是中國的傳統，比如蒙古對於世界的大屠殺，只有中國把蒙古變成了正統的皇朝，所以在對於中國歷史上的科技發展問題上，也有意的進行了誇大，刻意混淆了文明、文化、經濟等與科技概念的區別，但是中國的這種傳統，這樣對於歷史不實事求是的做法，恰恰阻礙了社會對於自己的反思，阻礙了中國認識自己的問題，阻礙了中國今後的發展。沒有科技的發達，可以是富國但是成為不了強國，當年鴉片戰爭時中國是富而弱，所以任人宰割，所以富強需要科技的發展，在中國建立發展科技的適合中國的體制，這需要有對於歷史深刻的認識的。




十四、 科舉培養讀書人的是什麼
　　中國的科舉已經廢除百年，科舉的八股文也被當作束縛讀書人思想的工具，四書五經在打倒孔家店的時候被拋棄，但是近年來隨著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四書五經有重新被關心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所重視，在這裡我要談一下我所理解的科舉設計者統治階級要培養讀書人什麼。
　　在考秀才的時候，主要是靠小學，考據、對對等，這是一個檢索自學的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考試。考舉人的時候是四書五經，考的是對於儒家經典的掌握。考進士是要考策論，策論以八股文的形式考進士對於統治者的揣摩。
　　古時的讀書是懸樑苦讀，讀書以強記為開始，讀書人要分開讀、開講和開筆三個步驟，開始的時候就是朗讀，不給孩子們講其中的內容，發展的是讀書人的強記能力，參與科舉的人均要熟記整個四書五經，將來考試的時候是抽取這些經典中的一句為題，需要你按照這一句的前後背景做文章的。記憶力是需要鍛煉的，考試對於這方面要求非常高。
　　過去的考試，對於文字能力要求是非常高的，八股文的嚴格限制文體，寫作起來非常困難，最後的殿試，文章連字數都是規定好的，這樣的考試寫作難度不在於文章闡釋什麼內容，而在於格式，這些格式的要求，實際上是帶有某種智力測驗的味道，這樣的考試是在考讀書人的智商水平，因為這是記憶解決不了的。
　　在中國古代教育讀書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會揣摩，要讀懂春秋筆法，孔子寫春秋，就一句「鄭伯克段於鄢」這幾個字就要講上半天，要讓讀書人從這些歷史典籍和文件中讀出真實的內容，因為中國是歷來文字獄的，是要真事隱的，要從各種詔書、案卷中得出背後的意思。所以科舉的考試，揣摩當今的用意就是最重要的，科舉的命題本身也是非常敏感的政治氣息。
　　另外考試也鍛煉人的含沙射影的能力，考試的命題是四書的典故，但是考生是不能把典故明說出來的，比如曾經有考題為：四個為人，典故為為人均、為人臣、為人父、為人子，但是文章中不能出現君臣父子的，連止於敬、止於慈的句子也不能出現，但是文章卻要圍繞君臣父子進行闡述，闡述得好才是好文章，由於文章很難寫，所以考生罵考官有一首打油詩留下：考官本性豬（當時考官姓朱），君臣父子無，為人怎樣講，荼毒聖賢書。所以從古人的考試情況，很多文字獄的捕風捉影也不是象現在那樣聽起來那麼荒唐。
　　所有這些能力的培養和考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讀書人學習和準備考試的時候對於讀書人進行洗腦，讓他們成為一種思想一種聲音的衛道士，這樣的洗腦在中國進行過很多次，包括傳銷的洗腦，洗腦的必要方式就是需要讓人強記和揣摩，在強記和揣摩得氛圍中形成一個人的思維習慣。
　　這樣的洗腦在學習語言中非常必要，尤其是學習外語，只有這樣才能夠使用另外一種語言進行思考，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語言環境，但是對於其他學科就是可怕的，尤其是學習哲學思想，只在一種思想氛圍裡面，無論你是否接受，也是很難跳出這些氛圍框架的。我們學習政治課，就是要求大家強記，大家在記憶中，實際上已經接受了很多內容，結果大家都只用辯證法來思考了，自動就忽視了其中的邏輯學，邏輯分析就沒有了。
　　中國的統治者歷來利用考試來洗腦都是特別有心得的，所以不要簡單地說中國的教育是應試教育不是素質教育，實際上素質教育也離不開考試，關鍵在於考試的方式，如果我們的考試是類似於GRE的考試，分語言、數學和邏輯分析三部分，依靠死記硬背的就困難得多，現在的考試是語文、外語、數學和綜合，明顯的記憶的成分居多。但是在統治者選拔自己的人的時候就不同了，我們的公務員考試就有大量的依靠智商才能夠得分的內容，為什麼我們的高考就不是這樣呢！所以素質教育首先是要有素質考試。

十五、 古時人才的快速選拔通道
　　在歷史上國家的競爭，歷來是人才的競爭，中國人的聰明是舉世公認的，但是到了集體競爭力，卻發現中國人的聰明就不行了，產生了大量諸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人怕出名豬怕壯等等的中國做人的規則，所以中國的能人均要隱忍，結果是人才缺乏快速成長的機制，能人均需要抹去稜角，需要論資排輩，所以能人要成為真正的領導，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中國人的集體競爭能力不行，關鍵是不能把權力交到能人手中，中國的企業和機關的領導人的水平與世界有差距。
　　中國的隱忍哲學產生於中國的古代，但是能人都隱忍了，中國怎麼可能有歷史上的文明和輝煌呢？我們讀了歷史，實際上中國古代是具備非常有效的人才快速選拔通道的。
　　說到人才的選拔，很多人均會想到中國的科舉制度，但是在仕途上取得科舉的成功僅僅是人才發展的第一步，科舉的進士的職位在六、七品的官員，是在古代官僚系統中的最底層的，如果沒有其他機制，他們一樣要面臨論資排輩等等的消耗，而且古代取得進士頭銜的人，一般均要40歲左右了，老的可以60-70歲了，20多歲的進士是非常罕見的，相比古代人的壽命，這些進士人才能夠使用的時間已經不長了，如何把他快速挖掘並且提高到足夠高的職位，這才是關鍵。
　　這裡要說的就是古代的翰林院制度，進士點翰林是最榮耀的，會試后的殿試主要工作就是點翰林，皇帝和主要王公大臣均要到場，皇帝至少要閱覽前十名的試卷，這樣的情況下，作弊是基本不可能的，殿試的第一名才是狀元，這是要皇帝欽點的，當然大學士的推薦也很重要。考中進士沒有點翰林的，下面授職為主事，主事為六品，要高於翰林庶吉士的7品的。但是翰林卻是排在主事之前的。至於主事以下，就是外放的知縣，進士被外放為知縣后，就要在地方長時間的論資排輩了，不到巡撫以上，基本沒有再內調中央的可能，不過外放的知縣能夠多賺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還是沒有貪污僅僅按照陋規取得的合法收入。
　　翰林的關鍵在於他是天子的門生，每逢五逢十皇帝要給翰林學生上課，即使是皇帝不到場，也是大學士來授課，等於是直接接觸最高層，同時在很多重要的活動，均需要翰林到場，眼界也開闊了，皇帝的私人活動也經常是翰林陪同，皇宮和皇家園林的匾額和楹聯也是按照慣例又翰林題寫的，題寫的好還有被皇帝發掘的際遇。而翰林的人數是100多人，三年下來皇帝和宰相就都熟識了，所以當紅的翰林甚至比二品大員還炙手可熱。
　　翰林在翰林院學習的是專門的知識，是按照六部進行分類的，可不是四書五經這樣的大道理，比如學習兵部的翰林，那麼古時的布陣知識就在這裡學習，可以看到布陣的有關書籍，這些書籍在民間是禁書的。所以明代和清代產生了很多著名的書生出身的帶兵將領。所以經過翰林院的學習，翰林的知識和技能水平極大的提高，到下一屆的進士點翰林的時候，老的翰林就要散館了，散館外放的翰林至少為五品官員，比七品知縣要高了兩品，時間只有三年，晉陞的速度已經大大加快，而且這些翰林被皇帝和宰相熟識，將來晉陞的機遇也多得多。
　　對於翰林中的佼佼者，是不會放出翰林院的，一般再授予翰林修撰、翰林編修等職務，其工作性質就相當於給其他翰林編寫教材，同時自己也繼續學習研究。從這個職務在翰林院再往上升，就到達待講學士，這已經是二品大員了，相當於皇帝和宰相授課的輔導老師，同時待講學士還有可能御前行走，也就是當皇帝的隨從，機會又比一般的二品大員多很多，而待講學士是可以直接升任大學士的，也就是宰相的，所以在翰林院這個人才的提拔通道中，十年內從翰林到宰相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三年的也有，但是在我們今日，從處級幹部到總理級別只用不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
　　當翰林在經濟上也是非常寬裕的，因為翰林有考差，就是到外面省份去參與主持科舉考試，主要是低一些的秀才和舉人的考試，每次考試用不著舞弊，僅僅考取的人按照慣例給考官們的紅包就已經非常豐厚了，同時還有沿途和所在地方的官員接待饋贈。
　　在翰林院提拔的高級人才，還有兩個巨大的好處，其一就是這些人從考進士到出翰林院掌握實權，沒有和外面的人同流合污，人的品行和品性還是非常好的，當初考進士的寒窗苦讀和翰林院的鑽研，人的理想還沒有磨滅，能夠為了正義據理力爭和秉筆直書，歷史上很多直臣就是這樣產生的，這些直臣如果不通過翰林院是在官場上無法晉陞到高位的，所以翰林院的這些人過去也叫做清流。其二是這些人在翰林院接觸和教導了大量的翰林庶吉士，他們散館后，遍布天下，所以通過翰林院晉陞的人是有他們自己幹事業的人才積累的，而這些人才的積累又不是通過裙帶關係得來的。
　　現在我們的中央黨校和團中央也帶有培養和選拔人才的使命，但是他們的強度和力量與古代制度化的翰林院比差遠了，古代翰林院制度的問題在於無法產生最高權力和一切圍繞最高權力，而最高權力的產生才是更根本的問題，對於一個專制獨裁的體系，如果沒有了權力的世襲繼承，那麼獨裁者人的壽命限制到了以後，整個國家和社會就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十字路口，其後的發展一定是要不走向民主要不走向動蕩，所以我們在爭取民主的背後是在爭取我們自己日後的生活生存環境向好的方向發展，這才是匹夫有責。




十六、 古時的官與吏的控制體制
　　說到官吏大家誰也不會想到官和吏的區別，官吏已經成為了一個辭彙，而實際上在古代官和吏是有根本區別的。
　　在中國古代，官是指朝廷命官，是需要經過科舉、軍功或世襲得來的，而吏卻是官雇傭的人員，也叫做幕僚，對於現代的國際社會，官應當是需要選舉的人員，吏就是公務員。而目前中國的政治制度確實官吏的概念分的不太清楚。
　　中國古代官和吏是互相牽制的，首先是在責任上，由於吏為官所直接雇傭，所以一旦這個吏有什麼過失，承擔責任的是官，這個責任是非常清楚的，是完全的責任，絕對不是什麼領導失察的問題，吏貪污就是雇他的官貪污，吏枉法就是官枉法，都明確到個人，因為是誰的吏誰的幕府是很清楚的，絕對不是什麼集體領導找不到負責人。所以官對於吏的控制是非常嚴格的，即使是這樣，還是有閻王好見小鬼難纏的說法，在沒有了這一層限制后，惡吏是怎樣的胡作非為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吏的來源是很複雜的，很多沒有科舉能力的人開始從幕，並且形成了固定的群體，最著名的就是紹興的師爺，而師爺是高級幕僚，而衙役就是低級的了。我以前說過，對於基本的算術中國的進士是不會的，而治理一方水土是離不開的，因此科舉成功成為官就一定要雇傭師爺的，主要的有刑名、錢穀和書辦等，他們掌握專業的法律、人口、文書等，這裡面有大量的地方特色，因為中國的地方人口是由地方的錢穀師爺世代掌握，而法律中國是支持習慣法和宗法的，因此官到一地，是離不開當地的師爺的。
　　為了避免官與當地的吏過分的勾結，中國古代還有非常嚴格的迴避政策，對於縣官，轄區必須離開家鄉150里，對於州官，轄區就必須離開300里，如是巡撫一級，轄區就必須離開家鄉500里了，同時還規定在任內不能娶當地女子為妻，在一地一般也不能連任超過兩任，這樣當官不在自己的家鄉當官，為官的時間也不會太久，這樣在地方的裙帶關係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這與現在的地方官，尤其是基層的地方官基本均為本地人有極大的不同。
　　古代所實行的以祿養廉，是對於官說的，對於吏可沒有，這樣國家和地方的財力才有能力支持，官德祿才能夠足夠高到養廉。按照清代的三年清知縣，十萬雪花銀的說法，那十萬雪花銀的購買力是要相當今天過億元的，因為那時候一般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就是10兩紋銀，一兩銀子可以換1000個銅板以上，不到10個銅板就夠孔乙己喝頓酒了。官在此高收入的基礎上，誰會冒坐牢、殺頭的風險犯案呢？而且他的吏犯案他要負全部責任，他當然要控制好自己的吏。當然他這個10萬雪花銀也包括他雇傭師爺的費用，在收入上官與吏也是互相限制的，因此官員是不會多雇不必要的人手的。
　　從幕後當了師爺后，成為官員的可能性就很小了，當然也有例外，一般是從官員一起參加作戰獲得軍功，這一點在清末是很突出的，師爺是沒有什麼操守的，大量的師爺從湘軍、淮軍等幕府出來成為官員后，腐敗大增。
　　中國的這個官吏體制在古代遠遠比現在想象的嚴密系統，所以能夠在那樣交通通訊的情況下統治世界人口最多的帝國，這一點上中國是遠遠領先世界的，歐洲的大帝國一般是環地中海，地中海沒有什麼風浪就如大內湖，海上交通很便利，而且人口遠遠小於中國，管理方式是分封不是中央集權。
　　中國古代的高效率還在於官吏與平民的比例上，中國古代這個比例達到了900：1，不要說中國現在，在世界上也是沒有的，可見其管理的效率。一個政府如果沒有限制，一定是膨脹下去，而官與吏之間的制約，在中國古代有效的控制了官吏數量和官吏的權利，是非常值得借鑒的。
　　當英國開始建立世界帝國時，他們借鑒了中國的管理體制，後來日本明治維新從英國學習，到中國改革開放相學習西方這個制度時，結果是從日本到英國最後回到中國的大清朝，但是中國對於這些好的東西早已砸爛了，連找文獻都要到外國去找了。

十七、 貪官與賢相的辯證關係
　　在人們的眼光中看來，貪官與賢相之間肯定是對立的關係，奸相與貪官才是一對，但是熟讀歷史后，就會發現居然也有著名的賢相是大大的貪官。
　　這個貪官加賢相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管仲，管仲是富可敵國的，而且操守也有問題，他與朋友一起做生意，卻自己捲款獨吞，他上戰場，卻逃跑在前，但他卻是公認的賢相，他締造了齊國的霸主地位。
　　還有一個這樣著名的人物，就是張居正，他是明朝中興的名臣，但是他也是貪婪出名的。著名抗倭將領戚繼光要升職也得買了名妓給他送去，他的出行要32人的轎子，轎子裡面有文案和書童丫鬟。但是張居正也是公認的賢相。
　　最後要說的就是陳平這個人，不僅貪污，而且還沒有政治操守，支持封呂姓為王，而且還有個人作風問題，但是歷史上誰也沒有懷疑他的賢相地位。
　　細想起來，這些貪官為什麼能夠成為賢相呢？關鍵是他們對於國家的興衰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這些貢獻比他們的那一點的財產大得太多了，所以歷史上對於他們的行為就採取了相對包容的態度。
　　歷史上抄沒官員的財產，是不區分合法財產和非法財產的，其實很多官員的財產來源還在於官商行為，比如和紳就是壟斷經營米、絲綢等行業，和紳的巨額資產大部分是他的經營所得。
　　以前官員的收入比現在想象的要高很多，因為有基本合法的陋規收入，官員收取陋規的所得，一般僅僅是道德上的譴責。在陋規方面，比如耗募，一般是十分之一，相當於稅收的十分之一，這筆錢全部歸官員個人支配，是非常可觀的。陋規還有冰敬、炭敬、節敬、紅包等等。
　　古代針對官員的腐敗有一點與今天很大不同，在刑名上分為貪贓枉法和貪贓不枉法二類，如果是貪贓沒有枉法，一般也就是退贓或革職，而且革職還會有機會再次啟用，可是一旦有枉法的行為，就是重罪。但是現在是反過來的，只要受賄就是大罪，無論是否枉法，反而如果僅僅是徇私枉法沒有受賄，在中國卻是非常輕的事情，而且經常是集體領導而不了了之。
　　所以對於古代的官員，是輕易不敢有枉法行為的，因為那時候是皇帝的王法，官員枉法有可能會被扣上欺君之罪的大帽子，自己掉腦袋不說，而且還要連累家人。因此官員是輕易不敢越枉法的雷池的，尤其是官員合法的收入就非常高的情況。中國古代的問題是沒有法，法不健全，而現在有法不依的問題卻是沒有的，因此對於老百姓之間的問題還是基本公平的，不平在於百姓與皇家貴族之間。
　　官員只要不枉法，雖然有一定的貪，但是對於老百姓的基本底線還是存在的，問題的關鍵是吏的貪污機會不多，而且吏貪污就視為官員貪污，控制住了惡吏的貪污和枉法，老百姓的日子就好多了，畢竟與老百姓打交道的最多的還是各種吏。
　　現在吏的貪污是非常厲害的，某市的規劃局，一個項目在窗口只是收取文件的人員與規劃局局長的紅包是一樣的，因為你不給他足夠的錢，他就挑你文件的毛病，你多少億的項目，被他挑二個月的毛病利息怎麼受得了，知道的就乖乖的拿50-100萬去，他沒有任何審批簽字的權利，而真正審批的局長只要符合政策，倒是用不了拿什麼錢。還有自來水公司的查表工，利用其調錶改表的權利，本來是最底層的工人，一年下來也可以貪污到100萬以上。
　　現在這些惡吏的貪污行為他的領導所承擔的責任基本是缺位的，現在老百姓的情緒也主要來自他們，那些城管、公安相當於古代的衙役，那些工商、稅務相當於錢穀師爺，那些法官相當於刑名師爺，等等。古代能夠成為賢相的，均很好的控制了吏的貪污枉法，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更有力的控制了惡吏，所以關鍵在控制與老百姓基本生存密切相關的人不枉法。
　　中國有坊間的說法是部級官員貪污1000萬以內不追究，局級幹部貪污200萬元以內不追究，初聽起來非常令人憤怒，但是細想一下，為官10年1000萬，不過是百萬年薪而已，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部長，百萬年薪一點不為過，而一個局長20萬年薪也合理，關鍵是官員有沒有違法和創造價值，像紅塔集團儲世健董事長那樣的貪污犯是非常令人同情的。
　　現在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所有去做公務員的人都是窮人，富人的孩子一般是子承父業，而高幹的子女也多經商，每個進入政府機構的人均有改變自己和家族經濟條件的重任，均要經過長期的論資排輩消磨了稜角，同時枉法的處罰還不重，所以即使自己不貪，也給家人徇私枉法，這也與以往有很多貴族、書生為官的情況不同。
　　同時有一點要說的是歷史上的王安石、海瑞等人，歷史的爭議是很大的，他們的正面形象時間並不太久，因為他們對於自己的吏的管束是有問題的，雖然他們清廉的不得了，各種陋規都不要，使自己的吃穿都很拮据，但是要不是他們這樣的清廉，他們早就被政敵搞死了，這也不失為一種保身之道。同時還有近來提及比較多的一個人物，就是溫宰相溫體仁，他的個人操守也是非常好的，口碑極佳而且非常親民，但是就是因為他的原因，導致李自成的做大、洪承疇的戰敗，現在已經有人把明朝亡國的責任加到他身上了。
　　因此控制貪污沒有控制枉法重要，沒有比確定責任重要，一個在法制盛行的社會，貪污的土壤就少得多，評價一個官員也是多方位的。



十八、 古代中國的國家和官僚控制體系
　　古代中國這樣遼闊的帝國，交通和通訊的不暢，要控制這樣大的帝國，需要怎樣的手段，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在西方世界資本主義興起前，均採取的是分封的方式，到了資本主義的興起，西方的國家普遍比較小，而且對於外面的殖民地，管理方式更像分封，而中國管理這樣的大帝國，是有獨到之處的。
　　所謂帝國，就是一切重大政令出自中央和官職由中央委派，共和國是地方官員由地方選舉產生，由於歷史上要套用西方馬列的模式，從來沒有好好的給中國人介紹帝國的概念，西方的帝國是在近代興起的，所以有我們特別欣賞的人在反對帝國主義，而中國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就是帝國體制了。
　　中國的第一個管理帝國的方式是給社會精英一個合理的上升通道，讓社會的精英均在努力的走這樣的獨木橋，開始的時候是地方推舉孝廉，後來被更好的科舉所替代，這樣就把社會主要的能量吸收上來，造反的因素就被抹殺了很多。
　　中國的第二個管理帝國的方式是政治運動，古代的黨爭是非常殘酷的，但是皇帝搞的政治運動只局限於官員本身，沒有擴大到全社會，也就是中國的士農工商中只波及士，這是必須的尺度，就如武則天的酷吏政治但是經濟照樣高速發展，依靠政治運動使官員互相監督，有效地遏制了官員的貪污和枉法。但是近現代有人把這個政治運動擴大到了全社會，就造成了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因為現在士農工商的分野不像古代那樣的涇渭分明。
　　中國的第三個管理帝國的方式是官僚控制體系，這個問題前面說過，官與僚的關係和制約，制度化是非常強的。
　　中國的第四個管理帝國的方式是輿論體系，輿論監督也是很厲害的，那時的輿論受體是皇帝，實際的情況更像我們的內參，給皇帝的奏章很多時候是內容相對公開的，並且有專門負責的官員。我們現在面對老百姓的輿論監督是沒有用的，老百姓還沒有選票，還是要領導看報道。
　　中國的第五個管理帝國的方式是愚民政策和道德體系，這樣的方式就是只有一個聲音，一個思想，把老百姓的思想束縛在儒家或其他某一家的學說上，並且進行洗腦，使之成為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和道德標準。
　　中國的第六個管理帝國的方式是宗法制度，通過家族的紐帶來管理，而且責任也是在家族內株連的，同時還承認家族的私法，比如家族如果確定犯了姦淫要沉江，那麼家族的人這樣干就不算是殺人，政府是不管的。
　　所有這些政策雖然有效地管理巨大的帝國，但是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樣的做法是犧牲了社會的發展而維持社會的穩定，在中國古代經濟遠遠超過世界，沒有外來威脅的時候，穩定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世界群雄競起的時代，這樣做是要威脅民族的生存的，所以發展是硬道理。我們的政策是需要反思的。



十九、 中國朝代更迭的動力在哪裡
　　中國的朝代更迭在世界歷史上是很特別的，世界各國都沒有中國這樣的改朝換代，中國的改朝換代總是社會的巨大的破壞，為什麼總是每幾百年要改朝換代呢？
　　中國的地域實際上是相對隔絕的，中國的實際情況是周邊的環境造成的隔絕只與周邊的一些蠻族接觸，與世界的其它文明交流是很受限制的，中國的改朝換代總是從內部開始，即使是五胡亂華、金元滅宋、清滅明等等，也都是中原的王朝自己先出現問題的。
　　首先大家想到的原因就是糧食問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是一定人口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發生戰亂，導致人口大量的減少，這樣的結論有一定的道理，每次中國的內亂，均起於飢荒，但是我也注意到中國人口變化有特別的地方，中國的清朝人口遠遠多於其他朝代，中國歷史上長期人口在盛世也就不超過6000萬人，一般在 4000萬人左右，但是清朝在康乾盛世就超過一億，到民國達到4億，雖然有美洲的高產作物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進入中國，但是糧食的產量也沒有增加那麼多倍，因此在古代發生戰亂和朝代更迭的時候糧食並沒有達到極限。
　　而且在經濟發展后社會也可以產生控制人口的機制，方法就是增加孩子的撫養成本，因此當今社會西方發達國家人口還實現了負增長，所以實際上糧食問題最終會導致朝代的更迭，但是國家控制糧食問題也是可能的，方法就是增加撫養人口的成本，生孩子養不起，就不養了，中國歷史上殺嬰從來就不是什麼罪惡，因為中國的傳統觀念是孩子出生哭出來靈魂才投胎，西方是受精就是生命的開始，墮胎在天主教看來是謀殺，所以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國外備受爭議。
　　還有人會想到外患，確實很多朝代是最後被外族統治，但是這些情況都是在國家內部先出現了問題以後才被外患所侵略，在國家強盛的時候，這樣的外患反而會增加國家的團結，外患帶來的問題也不是問題的關鍵。
　　還有人會想到吏治的腐敗，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消除腐敗，腐敗從王朝的開始就一直存在，比如在康熙盛世，腐敗也非常嚴重，而且互相勾結的非常緊密，最後雍正即位后整頓吏治根本無法下手，只能採取暗殺的下策。而在管仲治理下的齊國是空前的強盛，但是管仲富比齊桓的生活肯定是腐敗橫生的。
　　以上這些原因我認為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的最大理由就是這些因素在世界其它各個國家業都存在，其他世界各國就沒有中國這樣激烈的朝代更迭，所以必定其中還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我對於王朝更迭個人讀史的認識是中國的中央集權權利不受限制，導致權利的無限膨脹，最終導致系統的崩潰。
　　中國的王朝一旦建立，皇權就在不斷的加強，皇帝被不斷的神化，全國的忠君思想也在國民中越來越強烈，皇帝有幾乎無限的生殺大權，這與外國的皇帝、國王實際上是很不同的，外國的皇帝本身受很多限制，地方也是分封的，著名的例子是國王出現經濟問題還要破產，這在中國是不可想象的，中國的所有人對於皇帝實際上是奴隸與主人的關係。
　　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權力就會不斷地膨脹，在膨脹的背後是官僚體系的人員不斷的膨脹，國家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比如明朝，太祖的後裔到明亡時就達到了4萬人，這些人都是天潢貴胄，他們的俸祿是極高的，比一下清入關的20萬人口和滅亡時是300萬人，就算滿清的滿族人是人人國家養著，他們的總支出也遠遠少於明朝享受王侯待遇的4萬朱元璋子孫，而且還不算其它的明朝貴族。清朝吸取前朝教訓，採取不同任何朝代的世襲遞降的繼承製度，鐵帽子王只有六親王二郡王，對於爵位控制極嚴，所以清朝容納的人口也遠遠高於任何朝代。
　　古代的以祿養廉，其基礎還有一個就是官員的人數是很少的，一個縣一般官員就縣令、縣丞和教官，這樣能夠吃皇糧的是非常少的，每多一個官，給老百姓的負擔絕對不是那個官員的一點點的俸祿，這官要找出各種他存在的理由增加老百姓的負擔，即使他不貪污也會如此，因為他要證明他的這個職務存在的必要性！所以一個朝代權力膨脹導致的崩潰實際上體現在其官僚體系的膨脹上，國家的官員在不斷的增加，各個級別候補的官員在不斷的增加，在一個縣下又有帶有很多個辦差事的委員，不入流的官員和吏大大的增加。
　　權力的膨脹更主要的是各種監查的職務出來了，權力多了更多的是產生了大量監查權力的需要，當監查膨脹后又需要再監查負責監查的人，如此循環就沒有頭了。僅以明朝舉例，先是各種御史類似的監查官員，然後是錦衣衛，還有宦官掌管的東廠、西廠等等，這些監查的人在監查的過程中也要致富，其致富的過程給社會的危害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不怕寡而怕不均，權力的膨脹不受制約，社會的不均和不公就產生了，一個王朝開始的時候，即使是餓殍遍地，也不會崩潰，從楚漢戰爭后的災荒到三年自然災害，國家政權還是穩定的，但是到了明朝末年，崇禎的勵精圖治和東林黨人的理想下，實際上腐敗已經比魏忠賢當政時好太多了，國家也沒有免除滅亡的命運。
　　我們應當認識到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不受限制的膨脹下去，權力在國家的政治上沒有限制的體制，無限膨脹的結果一定是會產生更加強烈殘酷的限制，最後社會就一定能夠產生這樣的機制，這就是破壞力極大的朝代更迭，把一切都推倒從來。中國今後能夠長期發展，跳出朝代更迭的歷史大破壞，就一定要產生限制權力的機制，否則無限膨脹的權力總有讓國家崩潰的一天。




二十、 流寇的掠奪生存機制
　　中國歷史上流寇給社會造成的民族災難是舉不勝舉，在這些慘痛的災難的背後，有什麼深刻的原因和流寇的歷史運作機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雖然歷史上的流寇由於種種原因很多被美化成為農民起義等等，但是流寇給社會文化所造成的損失和破壞是每個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清楚的，每次流寇的作亂的結果均是人口損失大半，社會財富消耗殆盡，這些流寇又是如何的運作的呢？
　　流寇的運作首先是要有一個精神的因素，帶有邪教的背景，從張角的黃巾，到朱元璋的明教，在到後來的拜上帝、什麼主義等等，這些邪教的東西從根本上打破人們原來的真善美的認知，把人們的推向殺人、搶劫等等成為合理、有理的思想認知，只有這樣才能夠使用精神統治形成巨大的流寇群體力量。
　　在精神完成了以後，物質的來源就是搶劫了，而搶劫的對象只能是有錢的人，窮人是沒有錢好搶的，搶劫的物資主要是糧食，古時的武器是比較簡單的，有吃的就不怕，但是光搶糧食只是一般的盜匪，成不了威脅整個社會的流寇，流寇成患還有另外的關鍵的因素。
　　流寇發展的關鍵是要脅迫窮人與之一起進行搶劫，流寇圍住一個村莊后，首先把人分成兩類，有錢有糧可搶的和堅決不願意搶劫的為一類，另外就是有可能參與一起搶劫的。有錢有糧可搶的當然是要被搶了，是異端、反革命等等，那些堅決不願意搶的，就是狗腿子了，把這些人要基本殺掉。而有可能願意搶得，就要給他們用已經有的精神因素進行洗腦，讓他們參與搶劫變成認同的事情，同時也要他們手上沾上鮮血，要他們動手殺人，例如：均貧富、剝削等等呢個，然後把搶來流寇又無法帶有的東西分給他們，這些東西就是土地和房產，還有可能是有錢人的老婆，所以就有打土豪分田地了。
　　這樣的好日子沒有幾天，政府肯定要恢復被搶劫地區的社會秩序的，恢復秩序的還鄉團來了，流寇就要跑了，這時另外一個關鍵是要帶走所有被他們脅迫搶劫的村裡青壯年人，這些人跟著流寇的所作所為按照當時社會的法律已經成為了殺人、搶劫、強姦犯了，他們是無法不跟流寇走的。
　　這樣的結果是流寇在村子裡面不但要搶劫到財務，還要帶走村裡的人，流寇的隊伍就壯大了，這樣的過程就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進而是幾個村莊，然後是一個縣，再就是幾個縣，這樣的發展是雪崩性的發展，而且在流寇的發展過程中，被搶劫的有錢人也有識時務的人，在他們可能被搶劫和殺害前，他們會主動迎合流寇，把自己的財物拿出來，自己加入流寇，叫做毀家起義，這些人有知識有文化，他們加入了流寇後會極大地完善流寇的組織管理，使流寇能夠成為巨大的軍事組織。
　　在古代交通通訊不利的情況下，政府和軍隊要有反映，報告皇帝再徵調軍隊，時間有二個月，就足夠流寇的發展了，等待軍隊到達時流寇可能已經發展到十萬人以上了，而開始有流寇的報告政府派出的軍隊經常是有限的，這樣趕來的軍隊人數趕不上流寇的發展速度，根本不是流寇的對手，再派軍隊時間又很長，這樣的結果是流寇很快就可以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流寇就是這樣滾雪球一樣的越來越大，掠奪社會的財富，又迫使被掠奪的地區的人口成為流寇。
　　歷史上情況就是這樣，當年李自成的18騎在商洛山，一出山沒有一年就是幾十萬的人馬，所以這些流寇一旦懂得了怎樣當流寇的方法，有了他們的精神依靠，對於社會是無比可怕的，所以在政治鬥爭中原來的流寇頭子提出要重新上起家的某某山幹革命，誰都怕他。而中國把這些流寇作亂的理論和方法推向世界，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游擊隊、恐怖組織和反政府武裝的聖經，造成世界的不安定，使中國的國際交往遺留了各種問題，成為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障礙。
　　還有必須要說明的是：流寇採取上述的方式作亂，是不受自然災害、政治壓迫等等因素的影響的，流寇為了自己的合理性總是把他們的行為歸結為壓迫和自然災害，但是實際的情況是流寇發生后就如肌體的癌症，流寇是不自己從事生產的，而被流寇肆虐的地方生產也受到極大的破壞，流寇的人數在不斷的擴大，所需要的物資也越來越多，他們和傳銷一樣必須不斷的擴大搶劫的範圍和規模，所以他們的發展是如游牧民族追逐水草一樣，矛頭總是指向沒有災害的富足地區的，只有那些地方才有東西可以搶劫，而被流寇洗劫后，再富足的地方也成為了人間地獄，所以這些自然災害、政治壓迫等等不一定是流寇產生的原因，但是一定是流寇產生后的結果，本末不能倒置。
　　在古代朝廷，能夠認識到流寇危害的總是少數的有識之士，但是到了一個朝代的末期，官僚體系不斷擴大，官僚的鬥爭日益激烈，這些有識之士總是淹沒在黨爭之中，尤其是對於人數不多的流寇，就如李自成只有18騎后，崇禎就把軍隊調走了。這樣就給了流寇發展的空間，所以這些流寇可以發展起來，就如病毒總是有的，只是在人體免疫弱的時候發病。
　　所以不管流寇在歷史中怎樣寫，他們的基本問題大家要明白，因為流寇這些人，比如朱元璋，後來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對於他們的行為，能夠有春秋筆法式的記錄就已經很不錯了。

二十一、 歷史上剿滅流寇的經驗教訓
　　中國的歷史是流寇肆虐的歷史，在對付流寇上中國也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對於流寇的研究登峰造極的應當是在嶽麓書院的船山先生，走進嶽麓書院的大門，看著實事求是的石碑，但是這個石碑不是我們聽到說的最多的那個名人，這是朱熹說的，是書院的院訓。在這個書院是有人學好了打流寇，有人學好了當流寇，在此書院培養出來的中國的近代名人曾出不窮，均與流寇有一定的關係。
　　對付流寇首先要防止流寇的發生，這樣的做法首先就是嚴刑峻法，對於流寇是屬於謀反作亂的大罪，不論首從均凌遲處死，並且要株連，這樣一來，流寇要殺，不過是自己的命一條，流寇也沒有功夫去凌遲，所以在如此重罪的威懾下，很多人會選擇被殺死也不會造反了。
　　然後的重點就是防止流民和流民的聚集，在古代聚眾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比現在的非法聚集要嚴重得多，無論你是否有理，均要治罪，而且罪足以致死，很多情況形同謀反，例如著名才子金聖嘆就是這樣掉的腦袋。而且對於當地官吏，如果讓流民出境或者進城，也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如果有災，大批流民就要被控制在指定的區域，由政府放賑賒粥，這一點食物經常是養不活人的，政府需要的是給他們希望，讓他們在希望中不再流動，在等待粥食排隊中慢慢的餓死。
　　再者就是割裂流寇與讀書人的聯繫，對於讀書人參與，總是極其嚴厲，就如曾國藩把接受流寇財物的秀才凌遲處死，留下了曾剃頭的外號，流寇如果沒有了讀書人的支持，沒有知識和組織能力，是無法壯大的，而且一般的盜匪沒有讀書人的點撥，也不會知道如何當流寇的道理。
　　對於已經發生的流寇，對付他們的方法是首先要圍剿，不給他們繼續搶劫的空間，他們不生產，時間一長一定會物資不足，不是自己內部發生內訌，就是一定要突圍逃跑，只要流寇放棄自己的據點開始逃跑，那麼就好辦了。
　　流寇的發展靠流動，消滅也在流動中，歷史上最長的流寇流動是黃巢，兩次攻克長安，但是內容是截然不同的，黃巢的流動有好幾萬公里，遠遠多於長征，流寇無論是逃跑還是滾動發展，都冠以征討的名目，這也就是成王敗寇而已。
　　對於逃跑的流寇，打流寇的鐵律就是只追不攔！因為流寇跑在最前面的是最精銳的部分，如果你攔截他們，他們沒有生路，就會產生兵法中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了，這是沒有誰能夠攔截得住他的，誰要攔截一定是損失巨大，除非有特別的天險，如當年石達開那樣。
　　而追擊逃跑的流寇，就大大地不同了，流寇們爭先恐後的逃跑，跑在最後的一定是老弱病殘，而且他們只有逃跑之心，沒有抵抗的意志，很容易殲滅，同時這樣的追擊還是發大財的機會，不僅僅是流寇搶劫來的財物一般會掉在後面，更主要的是可以繼續的搜刮，中國民間有這樣的民諺流傳，叫做：匪過如梳子，兵過如篩子，官過如剃刀。因為流寇的搶劫是很倉卒的，只能搶走表面的浮財；而剿匪的兵來了，對於參與流寇俄人進行所謂的追贓，就可以從容的把當地老百姓的財物均以贓物的名義收繳再據為己有；而官來了，對於老百姓還可以加以通匪的罪名，讓老百姓把所有能夠拿的、能夠借的錢都敲詐出來行賄，免除自己通匪掉腦袋的罪名，所以流寇對於社會惡危害還不僅僅在於流寇本身。
　　這個道理到了民國期間是各個軍閥都明白的東西，對於打流寇都是爭先恐後，只要有機會參加就好，而且不要中央的軍餉，只有一個東北的年輕軍閥不知道，開始時好大喜功的搞迎頭痛擊，別人都是發大財的事情，而他結果是損失慘重，不但得不到軍餉撫恤，還遭大家嘲笑，讓他讓開別人來打流寇發財，最後此君面子上實在是下不來，年輕孟浪從而反被別人利用。
　　對於流寇的追擊，還有一個要點就是不能間斷，絕對不能給流寇以喘息的時間，因為流寇一有時間和機會，就又會重新開始當初滾雪球的搶劫和裹脅人口的發展過程，而且這個重來的過程會更加瘋狂，因為經歷了生死打擊留下的流寇骨幹分子的經驗和團結使重建的流寇組織更加牢固高效，當年迫於滿清的威脅放棄對於李自成18騎的最後圍剿，結果證實李自成這些人的威脅遠遠大於滿洲鐵騎。
　　對於已經足夠壯大的流寇，最重要的打擊方式就是不給他掠奪的空間，他們在自己的地方掠奪完后，沒有新的地方可以掠奪，一定是發生內部的叛亂，比如清朝使用兩個大營鉗製造成洪楊的內亂，清初圍困四川，致使張獻忠如困獸，內部開始殺人吃人，實力自然減退，很容易剿滅了，後來打埝軍用河防也是這樣，埝軍就分裂了。這裡需要的是以靜制動，以靜待亂，流寇本來是烏合之眾，但是要真打他們，他們就成為了亡命徒，但是只要給他們空間，他們的內鬥也是極其慘烈的，這樣的鬥爭的結果，一定就離滅亡不遠了，那時候就都盼望著被招安了，至於招安后，成為宋江的例子很多的。
　　當然流寇也有反擊的辦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政府軍的守土有責，流寇是可以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的，流寇洗劫過的地方對於流寇沒有再把守的意義，但是對於官軍就不同了，它不可能留下城市給流寇讓流寇自由的掠奪殺人，而分兵把守就必然分散自己的力量，在運動中自己的機動作戰兵力處於不利的地位，從而被各個擊破，而放棄城市與流寇運動戰，想一下流寇進城就是即使不屠城也要洗劫一空，就知道放棄城市的運動戰、野戰在政治上不允許了，這就是政黨與亂黨的最大區別。
　　流寇取得了政權，對於全國人民痛苦才真正的開始，流寇會以各種方法掠奪老百姓，常見的就是把老百姓的某些資產法定為不能私有，收歸國家，比如朱元璋，他以禁止白銀流通為由發行寶鈔，最後濫發寶鈔，導致社會的破產，為此他基本上殺盡了全國的有一定資產的人，並且開始了內部的屠殺，後來又開始了內戰，直到幾十年後社會才恢復穩定。
　　等到穩定后流寇成為正統的統治者，新的流寇作亂就又開始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可難有了。



二十二、 宦官專權為什麼一定是黑暗
　　中國有多次的宦官專權的歷史時期，而這些時期也是中國古代統治最黑暗的時期，那麼大家是否仔細考慮過宦官專權就一定是黑暗的時代呢？
　　很多人認為宦官所受到的教育和見識有問題，宦官只生存於宮廷，但是我們要反過來想一下，對於苦讀的貧寒仕子，在邊遠地區，所受到的教育和見識又有多少？宦官雖然有大量的人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但是對於司禮太監這一些人，在宮廷所接受的教育，所見到的世面，均是之外人所不能比擬的，而且這些人從多少萬的閹人中脫穎而出，必定有過人之處。
　　另外一個解釋就是宦官是刑餘之人，人性是扭曲的，這點對於每一個閹人的心理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對於能夠爬到專權的高位的人，必定是有著超人的控制力的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一個成功的人均應當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和心理影響，因此宦官的心理問題肯定有影響的，但是這樣的影響有多大是需要探究的，能夠爬到高位的宦官控制自己的心理的本領都是超人的。
　　宦官問題的還有一點就是宦官沒有信仰，因為宦官自己成為宦官在中國文化中已經不能被接受了，自己後世沒有香火，當然就要極度的享受今生，宦官的問題再一個重點就是權力的繼承問題，宦官沒有後代的，就算過繼，由於不是宦官也無法繼承應當屬於宦官的權力，所以古代通行的世襲是做不到的，如果自己的權力沒有與自己明確血緣關係的繼承紐帶，那麼自己的行為就沒有限制，從不考慮給後世繼任者留下什麼局面，只要滿足自己的慾望就可以了，也沒有後代需要自己負責任，人倫的基本責任是缺失的，因此專權的宦官均是窮奢極欲的。但是這樣的理由造成普遍的無一例外的宦官專權黑暗，似乎還是有欠缺的，因為窮奢極欲的管仲、張居正等人可是開創時代的賢相啊！
　　所有這些都是從宦官的個人因素來說的，而我們的社會也確實是有通過學習和自身修養的提高而脫離凡塵達到較高的境界的，更主要的是我們的歷史唯物主義讓我們知道這個歷史不是個人就能夠創造的，所以這裡我認為要摒棄個人主義的分析，更多的從體制上找問題。
　　我個人從讀史的心得對於宦官問題的認識是：宦官的問題是價值評價問題，即對於宦官的好壞和升遷的評價標準上，這是一個體系和系統的問題，實際上宦官體系的權力產生也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是皇帝的個人喜好，而背後如果沒有宦官整體的努力和支持，一個小宦官根本就不可能接觸到皇帝，哪來的皇帝的寵信？宦官在宮廷中早已經形成了他自己的體系了，老宦官以師傅的身份帶徒弟，再讓這些徒弟伺候皇子和皇帝，那十歲左右開始能夠跟著皇子的小太監，將來皇子繼位后能夠專權，實際上在他10歲時跟在皇子身邊開始，就已經成為了宦官系統的一個棋子了。
　　宦官的價值評價是極其低層次和道德的，因為宦官都是伺候人的，對於宦官的要求是滿足主人的意願而不是自己創造，宦官的晉陞也是依靠服侍人服侍得好，依靠揣摩和溜須拍馬，依靠裙帶關係和利益交流，依靠獻媚、謊言和排斥異己，而不是依靠自身的才幹和業績，在這樣的體系下，一定是把人性最黑暗的方面展現出來，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沒有任何的道德底線。縱然可能有某個宦官有不同，但是整個體系他是脫離不了的，他的權力基礎和羽翼均無法離開宦官體系，他只能服從群體的意志，否則他就必定滅亡。所以說宦官的問題，是一個群體的問題，只能是拋開個人，看群體的特徵。
　　一個群體的水平的高低，關鍵在於他的價值評價體系，因為群體的每一個成員均遵從這樣的評價體系謀求在群體中的地位，低層次低道德的評價體系，產生的群體的代表人物一定是惡劣的。
　　而宦官的專權，本身的專權者就是在宦官這樣的評價體系中產生的，他專權后又把宦官系統的惡劣的評價體系推廣向整個官僚體系和全社會，造成全社會以這樣的體系標準來行事，社會不黑暗才怪呢！
　　所以說宦官專權就一定黑暗的關鍵是宦官的評價體系，是一個系統的、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專權宦官的個人問題，因此才造成只要是宦官專權，就無一例外的黑暗。而我們今天要爭取光明的未來，也要從評價體繫上做文章，讓真正的好人能人成為領袖，從政治上到學術上都需要如此。

[ 本帖最後由 magicthinkpad 於 2008-11-23 01:02 編輯 ]

二十四、 歷史上刑訊逼供的制度錯案多嗎
　　在當今的西方世界，就是很多人嚮往的法制文明世界，似乎全部是無罪推定和沉默權，但是情況真的是這樣的嗎？隨著很多反恐審訊過程的曝光，我們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而且如果是對於美國的金融法律制度了解的話，會知道對於金融犯罪美國實施的是有罪推定，出現金融犯罪嫌疑是先抓人再找證據的！為什麼美國這樣的國家也是不徹底的進行無罪推定而是保持著例外呢？原因就是有罪推定和刑訊在維護大多數人和社會根本利益上有它不可替代的好處。
　　有罪推定和刑訊的好處就是它的效率特別高，能夠保持非常高的破案率！但是它的惡果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這裡先看看它的壞的一面，刑訊逼供和有罪推定最大的問題是審訊者的權利沒有控制，它的錯案均是由審訊者的錯誤而產生的，且不說審訊者有意的陷害，即使是無意的過失也是不能夠容忍的。再者就是在此制度下，每一個嫌疑人不論是否有罪，均要受到殘酷無情的肉體折磨，這是當今社會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國際上的虐囚事件才會有如此大的反映。
　　在這裡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有罪推定和刑訊的制度問題，大家對於這個制度的了解一般停留在戲劇電影的表現的水平上，與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差別，現實過程中在中國古代發展起來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中國古代的司法有刑獄和詔獄兩大系統，分別對應於今天的公安系統和國家安全系統，對於審理謀反大案的詔獄系統中國歷史上的政治鬥爭之慘烈，這裡就不再多說，對於刑獄系統，為了更好的統治需要，還是相對公正的，從而有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說法。在中國古代，刑獄審理案件是要公開審理的，它這個審理與現在的案件審理是不同的，包括現在案件的偵查、審查和庭審，私設公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審問的官員如果不問青紅皂白一上來就直接用刑，圍觀者會起鬨，嚴重的會被御史參劾的，即便不被參劾，如果出現錯案，是要反坐的，也就是說你把他錯定了什麼罪你就是犯了什麼罪，不像當今最多是清除出政法隊伍等行政手段處理，後果是相當的嚴重的，判錯案殺錯人可能要抵命的。
　　同時律例中對於用刑也是有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如清律里就規定兩次大刑的時間必須間隔30天等等，對於重大案件，還要進行三堂會審，如果是死刑的案件，需要呈報六部十三司，因為人命關天須天子才有權力，等經過皇帝勾決，拿到批文才能執行，就算是罪大惡極需要立即執行，也是要請出來王命旗牌，也就是我們戲劇中說的上方寶劍。封建時代很多慘無人道的刑罰冤獄多出自詔獄系統政治鬥爭的結果，但那是政治不是刑事。
　　現在我們開始討論有罪推定和刑訊在效率方面的優勢，實際上它比西方現行制度中的陪審團審判的錯案要低得多，大家試想一下，嫌疑人的供述是由社會隨機產生的12個人來判斷的準確率高，還是在極限心理生理壓力下的供述由一批有經驗的專業人員來判斷準確率高呢？這個結果是不言而喻的。使用12個人作為判斷的樣本，按照統計學的原理，就是把理論上的平均錯案率控制在十二分之一以下，這也就是說陪審團制度理論上允許的錯案率達到接近十二分之一，約8%多，這個錯案率是很高的。
　　我們首先看一下有罪推定和刑訊的效率，我們經常講做賊心虛，在有罪推定和刑訊的情況下罪犯和無辜者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是完全不同的，對於這一點有審訊經驗的人很容易分辨，尤其是隨著審訊時間的流逝，這種心理上的差別會造成越來越大的精神變化，消耗大量的精力，從而變得非常明顯，除非這個人受到過特殊訓練，而且即使進行過這種特殊訓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做到與無辜者相同。在長時間的審訊下，尤其再有肉體上的折磨，罪犯精神崩潰而招供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再要說明的是有罪推定是指嫌疑人負有對於自己無罪的舉證責任，並不是說司法機關就沒有舉證責任，而且嫌疑人在舉證的過程中為了證明自己無辜或罪輕，會提供很多為破案有益的證據，但在無罪推定時嫌疑人沒有舉證責任，那麼為了私心就有可能不提供能夠證明真正罪犯的證據了。
　　再進一步我們要看看有罪推定和刑訊是如何避免錯案的，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句話叫做「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說得是在夾棍的大刑之下什麼口供都能夠得到，但是這樣隨便抓住一個人就能夠通過刑訊逼供把他審成罪犯，即使是在黑暗的年代，除非是政治鬥爭需要，否則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也是堅決不能允許的，那麼是如何限制濫用刑罰的呢？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及，錯案者需要反坐的，這就是說給你審訊用刑的權力的同時，也讓你擔負反坐的巨大責任，比現在的錯案責任要重很多。
　　同時在取得口供后還要找證據，尤其是依據口供找到與口供相吻合的物證，口供還要與偵察的勘查筆錄和已知證據相吻合，這些證據刑偵機關掌握多少嫌疑人在審訊時是不知道的，能夠吻合是不容易的。這些都符合才能足夠定罪。所以如果不是有意的陷害，即使是在刑訊時嫌疑人「生不如死、但求速死」的情況下，想屈打成招也是不容易的。
　　對於嫌疑人可能存在的翻供，還要有進一步的措施保障口供的真實性，我們要看到，在極端心理和生理的壓力下，進行的招供時如果是編造的內容，所編造的細節嫌疑人是記不住的，就和人喝酒後第二天記不住當天的事情一樣，再次審問的時候嫌疑人甚至會記不得自己已經招供，還要進行抵賴呢！所以在古代對於重大案件需要三堂會審，現在是三批以上的不同警察進行審問，把更多的人的責任捆綁在一起，就極大的增加了串通的成本，從而大大的降低了共謀的可能。楊乃武德案件能夠牽連那麼多的官員，很大程度上也源於清朝的會審制度。同時這些審訊者彼此不知道審訊的過程和招供的內容，審訊結束后再由刑偵專家進行分析比對，只有細節相互吻合，才能確認口供有效，在制度上也進行了約束，而且這些口供是否一致，也是庭審過程中出現翻供情況時如何認定事實的重要依據。
　　所以講到這裡，大家就應當明白在有罪推定和刑訊的情況下，出現錯案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反而在陪審團制度下，由12個社會人員就嫌疑人的情況進行判斷，證據也沒有有罪推定和刑訊來的多，專業和經驗也與刑偵專家沒有比，實際的錯案是遠遠高於有罪推定和刑訊制度的，但是為什麼陪審團制度下就沒有詬病呢？原因是陪審團的制度雖然有錯案但是保證了公平，陪審團的成員是嫌疑人自己挑選的，如果認定有錯也是嫌疑人自己挑選的問題，怨不得別人，所以在西方的司法界陪審團是永遠不會錯的；而有罪推定和刑訊的每一個錯案一定有審訊者的過錯而且後面一定是一個血淚斑斑的控訴，如果再藝術家的渲染，必定是一個社會事件，即使是在封建年代也是如此。
　　再進一步講，我們當今的社會經過了文革，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人整人到了極致，最後整人的人也被整，在社會的知識階層沒有被整的人是極少數，在當年人整人的年代，刑訊逼供成為整人最有力的手段，把刑訊逼供的缺點發揮到了極致，沒有了對於有罪推定和刑訊逼供的各種制度限制，造成全社會對於有罪推定和刑訊切膚的痛很，所以在推動無罪推定和沉默權的進程時所有人均熱情空前高漲，在推動無罪推定和沉默權的進程忽略了配套法律的建設，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對於懲治犯罪無疑是非常有害的。
　　中國的刑事訴訟由於沒有心證和陪審團制度，所以在實行了無罪推定后口供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口供是把各個證據關聯起來的紐帶，而在陪審團制度下這個紐帶是由心證來完成的，如果沒有口供，即使有十個人證指證，姑且不論他們集體故意陷害，長相相像集體認錯人的情況也是很可能的，如果是雙胞胎，一百個人集體認錯人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一旦實行無罪推定，就必須有口供。只要必須口供，就一定要有逼供！
　　因此中國古代的刑訊逼供是有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來保證錯案很低的，遠遠不是現在的影視文學作品的渲染，而即使是現在，很多案件要挖出幕後的黑手，也必須有口供，所以美國在對待恐怖主義和金融犯罪上，也使用刑訊逼供的，包括我們宣傳很多的迫害革命人士的渣滓洞的中美合作所，所以即使是在美國，也只有一般的刑事案件，才有我們影視劇中看到的那一幕。




二十三、 縉紳文化和家鄉父老
　　所到家鄉父老，現在中國人都是字面的理解，就如見家裡的家長鄉親，但是當年項羽的無顏見江東父老，可不是今天這樣簡單的理解，在中國古代社會，父老是有特別的意義的。
　　中國的家鄉父老實際上是特指鄉間各個宗族的族長的，在中國古代的社會是很強的宗法社會，宗族中有自己的家法，中國的政府和皇帝也是承認這些私法的效力的，同時中國能夠統治這樣大的帝國，本身也要利用宗法和家族進行基層管理，一個縣的官員也就是縣令、縣承和教官，以及他們雇傭的一班師爺、衙役，而師爺衙役是吏不是官，總的管理人員是很少的，而由於有宗法存在，古代法律中的罪責株連也就有特別的意義，所以各個宗族均要嚴格管理控制自己的子弟。
　　而作為族長，就需要有帶領大家的能力，在歷史上這些族長們形成了中國的縉紳階層，他們與中國的上層政治是緊密相關的，因為這些人中很大比例就是告老還鄉的官員以及當朝官員的親屬，他們在做官時見過大世面，同時他們也培養和資助族人子弟成為未來的官員，包括讀書，也是組織子弟一起學習，經常是家族的祠堂平時就是家族子弟的學習場所。對於貧寒讀不起書又非常出色的孩子，他們還提供金錢上的幫助，相當於家族獎學金了，當年的岳飛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才的。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的是過去的告老還鄉制度，造成了從鄉間到城市再到中央的一個重要的人才和物資的循環，鄉間的士子科舉做官，到老了還要歸於鄉里，他告老還鄉的同時，他的見過世面的孩子家人也一同回來了，他在外面做官積攢的財富也帶回來了，而現在我們就沒有這樣的循環，鄉間的能人和物資只有向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的過程，沒有返回鄉間的過程，從而造成我們的鄉間越來越貧困化，這樣的貧困不僅僅是財富，更關鍵的是人才，美國的農場主是富裕的和有才幹的，這樣的社會不均，會造成極大的不穩定因素。
　　這些縉紳在中國的鄉間形成了一個非常穩定的階層，保證了鄉間的穩定，也是最基本的基層組織，他的職能、作用等等遠遠比現在的村委會公平、合理，有他們的存在中國的鄉間是非常穩定的，這樣朝廷的官吏人數就大大地減少，每個縣的朝廷命官沒有幾個，費用降低到了最小。
　　中國縉紳得歷史，在很多歷史時期也是中國士族的歷史，在宋以前，中國的士族是很強的，比如唐朝的大姓崔、盧等等，這些士族成為社會的貴族，與皇家世襲貴族不同的是他們要推舉自己的能幹的代表人參與社會活動，士族之間也是激烈的生存競爭的，以前的推舉孝廉的制度就是這樣情況的體現，當年的袁紹、曹操等人也是出身於這樣的士族。
　　在社會上士族成為了皇權的一種有效的制約，隋末的大亂就與士族的造反有關，而東晉和南宋能夠偏安，也是離不開江南士族的支持，但是歷史到元朝，蒙古滅南宋最困難也與士族的抵抗有關，所以蒙古大力打擊這些士族，朱元璋登基后極度的加強皇權，甚至把這些士族殺光，差一點的也登記造冊，增派徭役，最後破家，朱元璋打擊士族的結果，就是明末天下大亂時沒有士族來勤王，而滿清過江也沒有士族來組織有效的民間抵抗，滿清佔領天下后，也是大力打擊漢族士族的勢力，同時發展滿蒙貴族為新士族，但是這與漢族有民族矛盾，這樣的民族矛盾不但成為不了社會的穩定器，還給社會帶來了新矛盾。
　　到了民國后，由於不斷的人才、財物從鄉間流入城市，士紳已經離開了鄉村，中國的鄉間變得徹底的貧困化了，同時到了城市的縉紳們成為了新政權的掠奪對象，現在他們已經不能成為一種特別的力量了，而當權者多為兵痞流氓出身，根本沒有為一個國家的責任感也沒有社會責任，與中國的南北朝和五代時期很類似，只不過那個時候中國的社會經濟領先世界，否則中華民族就會和其他的文明古國一樣，只留存於記憶中了。
　　有這樣的縉紳階層的存在，對於國家的重要性在於他們是國家凝聚力的基礎，這些縉紳在他們所在的鄉土有超越物質的利益所在，他們才最熱愛他們的鄉土和國家，而他們不存在了，造成現在的中國人是哪裡掙錢去哪裡，當然國外比國內好，所以中國的成功人士均以能夠定居國外為榮，甚至國家領導人的家屬子女也是如此，這樣的情況在其他國家是不存在的，中國造成這樣社會的原因是應當反思的，一個高端人群都在想著到外國生活的國家和民族，談什麼愛國和凝聚力都是空談，這樣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一個國家和社會，沒有貴族的存在，就沒有維護這個社會的最核心的力量。美國這樣的國家，他們的高端人群和貴族世家也是很厲害的，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中國人在國外可能事業很成功，但是無法進入他們的上流社會，中國人的上流社會應當在中國！歷史上的上流社會就是中國的縉紳階層，現在中國需要的也是要有這樣的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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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古時的大赦的社會意義
　　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古代經常會有大赦天下的國家行為，在改朝換代、新皇登基和重大災害后，皇帝一般會頒布大赦的詔書，而現在中國的法律當中只有特赦沒有大赦了，在大赦的情況下，各種犯罪行為都不追究了，那麼多的罪犯不受法律制裁，對於守法的人是多麼的不公平啊！那麼古代為什麼要大赦呢？
　　中國人的司法觀念裡帶有非常強烈的復仇思想背景，所謂的殺人償命，重在償字上，也就是賠償的意思，這樣的背景就是懲治罪犯的目的便成了受害人向加害人進行復仇的手段，因此在中國廢除死刑，民眾是比較難於接受的。而且這樣的背景，使中國的有些犯罪的處罰非常的過分，已經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比如當年對於強姦以死刑為主，其結果就是強姦犯在犯罪后就把受害人殺害，因為沒有受害人的指控，想抓住罪犯是非常困難的，而抓住的結果強姦與殺人差別不大，所以用重典也不是那麼簡單的就可以用的。
　　但是我們如果把法律對於犯罪的懲治便成了復仇的手段，本身司法的正義性就有折扣了，同時忽略了法律最根本的社會意義，法律懲治犯罪，最根本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安定，維護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那麼大赦與社會穩定和大多數人的利益有什麼聯繫呢？放縱了那麼多的罪犯不追究，怎麼還能夠符合社會穩定的要求和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呢？
　　這樣的情況我們就要從犯罪的微觀情況分析起，罪犯也是希望能夠過上正常的生活，但是一旦走上犯罪的道路，就很難金盆洗手了，他就會一直的犯罪下去，即使罪犯不再犯罪，但是罪犯為了逃避懲罰，也會給社會造成重大的問題，尤其是在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會有大量的人因為各種不得已的原因走向犯罪，我們的坦白從寬，在實際執行起來是有問題的，大家都坦白了，怎麼從寬呢？最後的結果經常是坦白反而從嚴，罪犯是不敢坦白自首的。所以對於罪犯數量多到一定程度的動蕩時期，如果不能有效的進行大赦，社會就一定要繼續動蕩下去。
　　比如在大災荒的時期，饑民搶劫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沒有大赦，這些饑民就會徹底的成為盜匪和反政府的武裝，會把他們逼反，中國歷史上的流寇很多就是這樣造反的；再如在改朝換代中，失敗者的殘餘力量得不到赦免，那麼他們就會抵抗到底，還會聯合起來，造成死灰復燃，歷史例子很多，三國演義中的王允，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派也是這樣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最後在外族侵略中，有氣節的人畢竟是少數，大量的為了個人的苟且而為侵略者做事的人，如果你不赦免他們，他們反而會更加投靠侵略者，或者他們自己成為了新的造反者。
　　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成功大赦的例子，二戰後法國赦免了希特勒佔領法國時期的偽政府的全部人員，法國戰後的社會就特別平穩，凡是想要清算侵略者偽政府的國家，都不同程度的發生了內戰，並且這些漢奸們還投向了政府的反對者，並且有反對者取得了勝利的情況，想清算漢奸的罪行，結果卻是漢奸們幫助反對者得到政權，反而轉為正統的主人了。
　　大家都知道法不責眾的道理，在眾人普遍違法的社會環境中，不進行大赦，那麼你的打擊面就過於重大，你根本無法推行法制，中國當前熱衷追訴很多民營企業起家的原罪，結果就是大量的民營資本的外流，民營資本發家后就到國外躲避，掙了錢就想方設法的存到外國，中國的財富就這樣流失了，但赦免他們既使是他們當時的行為有害，也是中國財富的再分配問題，是內部問題，財富在國內，而且他們在國外也不受中國的追訴，在這裡就是需要大赦的，只有大赦后，既是是他們當時的行為有害，也是中國財富的再分配問題，是內部問題，法制才能建設起來，大赦后對於再犯法的，就不是法不責眾了，而是孤立的出頭鳥了，因此在企業普遍經濟違法的情況，不大赦是建立不了法制的。在這一點香港70年代的做法很值得借鑒，香港對於所有官員的貪污進行了赦免，然後建立了廉政公署，香港從此由貪污橫行的殖民地進入經濟的騰飛和現代社會。如果沒有赦免，所有貪官們同流合污，你建立法制他們集體反對，不搞一場革命是根本無法解決問題的，但是就中國人的心理，讓這些貪污犯以前的行為都不受追訴，是太難以接受了，因為中國歷史上就沒有寬容的思想。
　　所以大赦實際上是為了更好的打擊犯罪，中國的古語十惡不赦，就是指謀反、殺父、殺夫等十種特別的惡行不在大赦的赦免之列，在大赦的背景下，十惡的幫凶得到赦免，幫凶沒有了，十惡才更加容易追訴，因此我們一定要認識清楚歷史上大赦的社會意義，在近代的血雨腥風中，人與人的鬥爭空前激烈，中國的法律沒有赦免，只知道鬥爭，不知道寬宥，秋後算賬成為慣例，導致各種鬥爭沒有妥協只有你死我活，造成了多少的社會動蕩，是需要大家反思的。
　　中國的近代歷史，為了某些利益團體的爭權奪利，以各種手段把社會矛盾激發到極點，利用社會的矛盾和鬥爭進行漁利，而中國的社會也處於一個基層權力真空的時期，在皇朝年代，朝廷的命官是只到縣的，縣以下是依靠宗族宗法來維持的，而近代的社會變革，宗法社會被摧毀，再灌輸各種的鬥爭和復仇情緒，中國傳統的溫良恭儉讓已經離我們遠去，而一個社會的繁榮，是依靠的寬容而不是制裁，中國能夠融合世界最多的民族，也就是這寬容的胸懷，而大赦在更高的層面上是一種寬容的社會態度的體現。




二十六、 中國沒有主和的英雄是歷史的悲哀
　　我從小就被歷史上的眾多民族英雄所感染，產生過很多為國殺敵的夢想，長大了仔細的讀過歷史后，發現有一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各國當今對於中國的近年來的快速崛起感到不安，中國威脅論與日俱增，我們第一感覺就是他們無端的指責中國，不願意中國與之競爭，但是這樣的想法對於美日歐邏輯上講得通，但是對於一向在歷史上侍奉中國的東南亞國家也是如此，而且這些國家的擔心比當年日本戰後崛起時所表現的擔心還要強烈，這裡的問題就要思考了，日本可是在二戰剛剛侵略過他們的啊！
　　我們再看他們對於中國威脅論的論據，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主和的英雄，每到重大歷史時刻，主戰的一定是英雄，主和的一定是奸臣，而且在中國的歷史，開疆擴土永遠是追求的個人歷史功績，從帝王到將相再到有責天下興亡的匹夫莫不如此。
　　中國沒有主和的英雄，難道是中國歷史上就沒有需要和解的時候嗎？凡是求和成為英雄的，一定要有實際的求和需要，而中國歷史上幾千年，就沒有需要求和的歷史時期嗎？
　　記得十年前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給了我很多的啟示，這本書能夠在香港回歸的前夕由三聯出版社出版，實在是不易，因為這本書以春秋筆法寫了與我們歷史主旋律不同的東西，而對於奇善這個人也重新進行了評價。
　　在鴉片戰爭時代，西方的步槍已經很先進，一場交戰，中國死幾千人英軍死幾個人，比美國打伊拉克的死傷比例還要懸殊，這樣的情況只有求和，而務實的求和奇善的結果是斬監候，導致以後的官員不敢求和也不敢交戰，中國的損失越來越大，如果是按照穿鼻條約而不是南京條約，中國的損失小多了。
　　我們一直很貶低南宋，原因就是他的屈辱求和，但是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在曲筆的翻案，首先南宋是經濟極度發達的，政府的財政收入有5000萬，而邊境貿易的各種收入是500萬，這裡把數字比較一下，南宋屈辱的和約給金的是50萬，只佔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一，但是如果戰爭，一般情況是一年的國家財政收入趕不上一年的軍費的，同時在貿易上宋可以不買金的任何東西，但是金必須購買宋德絲綢和茶葉，如果沒有這50萬，金的經濟無法維持，一定是要戰爭的。
　　我們再想一下，宋朝為了防止節度使的反覆造反是把自己的所有軍事力量放在首都的，北宋滅亡后實際上全國就沒有可以用的兵了，以後的岳家軍等等大多數是由地方團練發展起來的，而南宋可以獨保。相反地對於南明，明朝一直是南北兩個朝廷，一直在南京保持這軍事建制，一直是兩京制，但是南明確滅亡了，這其中的一個關鍵就是沒有恰當的進行議和。
　　南宋開始的議和也備受非議，原因是金不久就撕毀了和約，宋高宗避難海上，但是我認為還是應當正面的評價這次議和，因為他贏得了喘息的時間，岳家軍的發展也是需要時間的啊！而在此期間岳家軍成功平定鍾楊叛亂，收編軍隊近10萬，金肯定對於當時沒有乘勝拿下江南腸子都悔青了。
　　就如長平之戰後秦軍沒有立即進軍拿下趙國一樣，不久后再進軍就大不同了。實際上這個議和以及海上避難的效果和46年國共議和以及後來的延安撤退是一樣的，只是南宋的議和的主導人物後來的歷史評價太臭了。
　　反之南明的主戰態勢沒有及時把力量從黃河一線回撤併且團結各種可以爭取的力量，最後導致大潰敗和揚州的屠城，史可法的死雖然壯烈，但是對於民族來說，是偏安一隅好還是被滅亡屠城被亡國好呢？因此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話是對個人說的，對於國家民族是不能說的，更多的是應當忍辱負重能屈能伸的。
　　中國現在所處於的歷史環境是一個中國快速發展又列強環伺的局面，在此局面下中國需要和平的環境快速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是國際的競爭者希望中國進行戰爭，這樣對於他們有利，因為他們現在的實力比中國強而中國發展的比他們快，儘早開始戰爭是他們希望的。
　　因此我是支持中國在國際上忍耐的，雖然我不願意，但是為了中國的長期利益，這是壯士斷腕所必須的，因此無論在釣魚島還是江東六十四屯（建州或者海參崴），中國都只有忍耐。在那些憤青們一片喊打的時候，他們可曾知道，從古至今直到現在，中國最大的軍艦是哪一艘？答案是：我們鄧世昌大人的定遠艦，當年的北洋艦隊是太平洋上最強大的艦隊，強於俄羅斯的遠東艦隊和美國的太平洋艦隊，定遠艦是德國製造的當時最先進的巡洋艦，而中國現在還沒有巡洋艦，沒有遠洋作戰的能力，如何開戰？因此我們要珍惜我們的和平環境，儘快地發展經濟，發展實力，求和不一定是賣國，也要有成為英雄的時候。
　　最後補充一點，就是中國近代的屈辱，很多都是主戰的人不切實際惹的禍，比如在1858年已經戰敗的情況下，議和也基本成功，卻搞了偷襲使團的行動，直接導致圓明園被燒毀；後來中國還縱容指使邪教分子攻擊使館，殺害大使，直接導致了八國聯軍，但是這樣的事實卻以另外的面目出現在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有人在青年報上說了點實話，就出現了冰/點事件，而南聯盟的中國使館被炸，人家也是翻出中國當年的歷史和中國現在的歷史教科書來說它們的合理性的，因為這樣的行為為中國首創和讚揚，外國為此拒絕道歉，理由是中國首先要對於自己當年的行為道歉和更改教科書。




二十七、 辛丑條約對中國是外交上的重大勝利
　　中國近代史上的屈辱太多了，有大量的不平等條約，讓中國賠款最多的就屬於辛丑條約了，有這個條約，實際上把中國從世界上的最富裕國家的寶座上打了下來。
　　但是事情的結果到底的問題在哪裡，在哪個環節上有問題，事後要想清楚，造成辛丑條約，是中國的政治失敗、軍事失敗、經濟失敗導致的損失，但是在這樣的國難背景下能夠有辛丑條約的結果，卻是在外交上的勝利，我們必須想清楚我們錯在哪裡，不能一概而論。
　　中國在19世紀的富裕，是很多歷史學家所不願意提及的，因為他們的理論為執政者的要求是需要中國當時貧窮落後的背景的，而事實上是從慈禧的同光中興開始，中國自己種植鴉片，中國的經濟又開始了大規模的白銀流入，在當時的金銀本位的貨幣系統下，中國的財富又在增加，而且加上清朝幾百年的積累，中國積累的社會財富總量是世界第一的。
　　而在這裡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富不等於強，由於中國的富而不強，反而成為了強盜們覬覦的目標，而此時中國又決策失誤，統治者誤信邪教，搞起來了刀槍不入的迷信活動，並且不按照世界的遊戲規則，公然支持邪教分子殺害外國駐華大使，支持邪教分子攻擊使館，向全世界宣戰，最終導致滔天巨禍，中國的權利系統完全被摧毀。而中國還有執政者對於這樣的攻擊使館殺害大使的行為大加讚揚，直接導致中國的使館被炸彈攻擊後人家也依據中國的這個寫進教科書的說法拒絕道歉。
　　在當時的背景是中國甲午戰敗，1898年又是列強瓜分的狂潮，中國的版圖被列強劃分了勢力範圍，內部由於戊戌變法的紛爭，矛盾也日益激化，在此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必須說的是此次與1860年大大的不同，當時的木蘭秋獮，皇帝等中央控制體系是健全的，而到 1900年，太后、皇帝幾乎是喬裝隻身逃跑，國內上下在一段時間內是不知道太后、皇帝所終的。
　　在中國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國際戰爭的常識的話，中國是要亡國的，中國的命運基本上就是被列強瓜分，國家將不復存在，中國四分五裂成為各個列強的殖民地，就如歷史上的30年戰爭后的日耳曼帝國，以及土耳其、波蘭等國家一樣的，中國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下避免亡國和被瓜分的命運，而且只有賠款沒有割地，不能不說是外交上的重大勝利，是弱國外交制衡的巨大成果，因此李鴻章在國際上是享有東方俾斯麥的美譽的。
　　在具體層面上，李鴻章等人首先搞了一個東南互保，又在外交上按照西方的規則，聲稱中國沒有宣戰，是太后被人挾持後有人矯詔，而外來的「友邦」是來幫助中國「平叛」，那麼既然是平叛，當然就只有賠償軍費以及叛亂中的友邦損失，絕對沒有割地的理由。
　　而對於中國這樣的說法，事實到底是什麼列強誰的心裡都是明鏡一樣，但是怎樣認定事實卻是實力說話，這裡的問題在於要瓜分中國列強的利益又不平均，其中英國佔有的勢力範圍比較模糊，不容易落到實處，而美國還沒有佔到劃分的勢力範圍，因為1898年的時候美國與西班牙在打仗，所以這樣的刮分列強之中又矛盾重重。
　　李鴻章利用的列強的自己得不到也不能讓對手得到的心理，最終讓所有列強接受了保持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要求，其中美國是最支持中國的，而英國覺得瓜分結果自己吃虧也支持了美國的意見，最後其他列強就不得不接受了，原因就是英國國力最強，而美國的舉國軍事精銳均剛剛打完美西戰爭，軍隊集結就在近在咫尺的菲律賓，而且休整充分伺機行動，一旦列強們為了瓜分中國分贓不均而打了起來，誰也來不及調動足夠的軍隊與美軍抗衡，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就這樣保存了下來，後來美國還把中國給美國的賠款用來建設了中國最好的大學和最好的醫院。
　　能夠在亡國巨禍面前，維持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相比之下再多地賠款也相對不那麼重要了，所以從外交談判的角度上來說應當屬於重大勝利，而實際上立有大功的李鴻章，又由於推翻滿清政權的需要，在歷史上被極大的醜化，事後沙俄還不甘心要威逼李鴻章割讓遼寧，李鴻章力拒，在沙俄的威逼中吐血而死，致死沒有答應，可以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對於李鴻章的評價國際與國內是根本顛倒的。而中國是不允許有主和的英雄存在的，歷史上的北宋開國功臣潘美，在當時比得上秦瓊對於李世民，但是後世被醜化成為了眾所周知的潘仁美，中國不能正視歷史，悲劇還要重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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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衝冠一怒為紅顏的背後是什麼
　　我們說起清朝的入主中原，漢人再次淪落為亡國奴，第一罪人就要數吳三桂了，大有把所有的原因都變成他的開關了，但是我們要再仔細的想一下這個大家一致認定的問題，難道就是他的開關就能夠讓滿清統治中國嗎？我們是不是再次陷入個人歷史英雄主義了？我們在批判歷史英雄主義時有一個不自覺地趨向，就是成功了有背後的經濟背景，失敗了找替罪個人的原因，這樣帶著感情色彩的不客觀的思考問題，連我們的學者也不能完全避免，中國的認識水平又如何提高？而且對於這個問題，在以前滿清實際上是突破過長城的，曾經還攻破了濟南，這裡我們還要反思一下背後更加深刻的原因背景才對。
　　我們的文學作品，早已經把吳三桂描寫成為了只為了女人而不顧其他的人了，包括他聽說家產被抄，他不急，聽說老爸被抓，他也不急，就是聽到老婆被占，就不顧一切的投降滿清了。但就是這樣的史實背後，我們還是有問題要想一想。
　　吳三桂為了父親的拚命，是有歷史記載的，他16歲的時候，其父吳襄帶500士兵巡城，被皇太極的主力4萬騎兵包圍，而皇太極採取了貓捉老鼠的遊戲引誘救兵殲滅，此時的主帥祖大壽知道是計只有忍痛了，但是讓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吳三桂這個16歲少年帶領幾十家丁，竟然可以拚死殺入敵陣，居然在萬馬軍中愣把父親救走了，其英勇可比當年長板坡的趙子龍，三國是演義，而這是史實。
　　吳三桂對於其父其家的問題不著急，很可以理解，歷史上兩軍對壘扣押對方的家眷是很正常的事情，佔有查抄敵方的財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吳三桂認為他歸降了就可以送還釋放也是合理的，但是佔有他的妻子，問題就不同了，因為佔有老婆是沒有辦法歸還的，除非要殺了他，否則這個雷池是不能越的。敵我雙方交戰，即使是在戰場上互相打死了父親或兄弟，將來都可以和解，因為那是在交戰，但是在準備招降時搶佔對方的妻子，那麼這樣的招降就成問題了，應當理解為騙局，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搶佔老婆的問題，因為對於吳三桂的敏感性，誰都應當知道這樣做背後的後果是什麼。
　　在野史中，李自成的部隊殺降是很厲害的，有記載說他們用戰俘的血喂戰馬，以至於戰馬上了戰場聞到血腥就眼睛發紅，這時如果招降是騙局，那麼就不是吳三桂一個人的生死了，而是他的幾十萬人的生死了，中國歷史上殺降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按照明朝的建制，他們的部隊由軍戶產生，還有很多的家屬隨行，這樣的幾十萬人，對於已經人數眾多的李自成軍隊，是沒有更多供應吳三桂部隊的糧食的，將來的屠殺是非常有可能的，歷史上的項羽、白起等人的殺降，很多人說是個人的殘忍，實際上糧食問題相當關鍵，後來李鴻章在蘇州的殺降也是如此，剛剛的電影《投名狀》裡面還有反映，這個問題我前面的文章分析過。
　　而對於李自成，自己已經有40萬大軍，軍隊已經足夠龐大，沒有再收編吳三桂的軍隊增加軍力的必要，反而有裁軍的需要，同時北京的糧食供應非常有問題，明朝的時候的北京的糧食就靠江南的漕運皇糧支持，明朝滅亡了，就不會再有糧食漕運到京，同時北京又增加了李自成的幾十萬軍隊，糧食負擔可想而知，所以李自成等要以追贓的名義審問北京的各種人等搜刮糧食，這樣的背景，誘降殺降的利益驅動是明顯和直接的。
　　同時李自成敗退時，北京是當時中國數一數二的堅城，但是李自成要放棄逃走，就是糧食不足。後來他不據守潼關而是要出關決戰，也是糧食不足，因為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李自成敗退後實力大大的不如滿清和吳三桂的軍隊，進行決戰是九死一生的冒險，從而也印證了李自成糧食極度緊張的情況，這樣的情報吳三桂是應當能夠知道的，他對於招降騙局的擔心是很合理的。
　　吳三桂的軍隊是沒有後方的，在北京淪陷后，他的軍需供給的依靠就沒有了，他只能選擇倒向一方而無法自己擁兵自立，在選擇方向上李自成是他所效忠的皇帝的仇敵，而滿清是他一直的對手，這兩方面都不是他想投靠的對象，但是他還是優先選擇了李自成，在李自成的招降有理由被認為是圈套后，才與滿清合作。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吳三桂招清兵，開始的時候不是簡單的投降，而是有很多的政治要求的，比如要立東宮太子為皇帝，恢復明朝等等，在歷史上為了平叛招引外族入境，並且讓外族在首都肆意搶掠的事情不是沒有，而且干這樣的事情的人還是被稱作英雄呢！想一下安史之亂的吐蕃和回紇的作為和對於郭子儀的評價就知道了。
　　對於南明政權的滅亡，把吳三桂徹底的逼到滿清的一邊，實際上是和南明政權的某些民族英雄的錯誤分不開的，在當時，如果南明寬容的看待吳三桂，爭取他的支持和自立，爭取與滿清的議和，清兵不要說是過江，就是過黃河也是很困難的，吳三桂的關寧鐵騎，起碼是和滿洲軍馬可以抗衡的勁旅，吳三桂的態度不支持，清兵就有顧慮的。而南明或者說明朝的體制，限制了寬容的情況發生，體制接受不了他，中國接受不了他。
　　而我們的南明士大夫所乾的事情，就是拚死的謾罵吳三桂的賣國，而不體會他當時的處境，也不爭取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些士大夫的謾罵的背後，一方面是誰罵得多就顯得誰最忠君，另外一方面他們也要借吳三桂來給自己的失敗找到借口，把國家的山河破碎中他們的腐敗的內因，說成是吳三桂的外因上，而吳三桂起碼在這些士大夫腐敗的時候，是在邊關浴血奮戰呢！此外的原因就是吳三桂如果被招安回來成為好人，那麼給他什麼職位呢？他的實力會功高震主，會專權，會影響到現在在南明當權的人的利益，而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把吳三桂逼到滿清敵人的那一邊，才是最大的民族罪人，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在當今許多人的觀念裡面，他們是民族英雄。
　　南明政權對於吳三桂的態度，決定了他只能是投降滿清，從後來的吳三桂對於南明皇帝的仇恨到要親自勒死他的地步和吳三桂後來的造反來看，吳三桂的心態很有可能是帶有無奈的心態投降滿洲的，如果是個人可以不計榮辱，但是他是一個要為幾十萬人的生命負責的統帥，我們不是當事人，拿事後的民族大義來說他確實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反過來那些本來可以爭取這個力量卻為了個人私利排斥的人，雖然有人表現出了個人的氣節，當然大多數人連氣節也沒有，他們應當更加受到譴責。
　　最後明史是清朝編寫的，在編寫明史的時候，漢人這些投降分子，需要一個更加罪惡的人物掩蓋他們投降的齷齪，而滿人由於吳三桂的造反，也把他列為罪惡，後來的政權由於自身的性質又有把李自成革命化的需要，這樣一來，吳三桂的歷史評價就這樣產生了，也很難公正了。
　　我們有過社會經歷的人，都應當知道人是多重的、複雜的，很難以簡單的好與壞來區分，因此我們也應當知道我們的教科書、戲曲等公開渠道給我們的那些直線條的歷史人物，一定是經過了大量的粉飾、刪改後為統治者所需要的形象，歷史的真相只有自己思考了。




二十九、 宋高宗害怕二帝回來的背後
　　南宋與金的議和，有一個很普遍的觀點是南宋的皇帝趙構害怕把宋徽宗、宋欽宗二個皇帝給放回來，影響了自己做皇帝，所以南宋的皇帝要在戰場佔據優勢的時候與金進行議和，但是我們要是深入地想一下，問題還有另外的方向可以解釋。
　　南宋的趙構擔心自己的皇位的正統性的確是不假，但是如何使自己正統呢？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樣的正統沒有比禪讓更說得過去了，為什麼不把二帝先迎回來控制在自己手中，搞一個皇權的禪讓儀式，一切就完全正統合法了。所以趙構的行為，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即使是趙構昏庸，他周邊的人也一點不傻，否則不會在北宋滅亡后再次建立起新政權，我們把一個長命的朝代的創始皇帝和他的宰相說成是君昏臣奸，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也會認為是笑話，但是這樣的笑話在大家重複了一百遍、一千遍、一萬遍以後，誰也不去想這個問題了，把它公理化了，這就是洗腦的威力！
　　我們對於歷史，總是有很多不合邏輯的地方，這些地方只有靠說當時的英雄或梟雄智力低下才能夠解釋得通，而且這樣的智力問題不是偶然一回，還要多次重複，同時把這些歷史決策的複雜性，變成一般憤青就能夠指點評論的事情，這些歷史問題的背後，一定掩蓋這更加深刻的歷史真相，有關當事者和後世當權者不願意講出來。
　　我們再回顧一下歷史，宋以前的唐玄宗，就唐明皇的歷史功績和威望即使是有晚年的昏庸，也絕對在宋徽宗之上，但是安史之亂后太子自立為皇帝，受到各方的擁戴，這個歷史是可以比較的，對於唐明皇來說太子就如篡位，而宋徽宗當年就把皇位禪讓了出來，宋欽宗當皇帝也不是自願而是不得已，他們的復辟之心與唐明皇是不一樣的，而且他們的勢力已經被金打擊殆盡，朝廷中樞被全部摧毀，因此現任對於唐明皇的擔心遠遠要勝過對於宋徽宗的擔心的，但是唐明皇的太上皇的日子就如坐牢一樣，是等死的時間問題。
　　當時南宋是自己組建的政權，是在南方士族支持建立起來的政權，趙構的皇權的權威是有限的，主要是依靠地方的支持而不是自己的實力，這與馬上打江山的皇帝或者坐穩天下官僚系統齊備的皇帝是有本質的不同的，這樣的皇帝在開始的時候更多的只是地方豪強的一個牌位而已，象徵意義多於實際的權利。所以同樣是皇帝，權力是大大不同的，其差別可以由漢武帝和漢獻帝的差距，所以對於皇帝的行為，我們要深刻的體會他實際處於的權力環境。
　　宋高宗能夠把自己從牌位逐步到取得權力，協調豪強們形成對於金的有效抵抗，再取得對於豪強們的控制權，直至把擁有佔有優勢的私人軍隊的強勢軍閥從肉體上消滅，不得不說他擁有過人的政治手腕，這樣的手腕是循序漸進的、水到渠成的，這樣的過程連值得史官寫上一筆的歷史事件都難於發現，因為如果這樣的事件多了，地方豪強也不是傻瓜，不會心甘情願的讓皇權做大的，在南宋初創的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環境下，趙構的皇帝早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今天在史書上看不到記載，流水無痕反而說明了趙構的厲害，也說明了趙構長期任用的宰相等文臣的厲害。
　　趙構之所以能夠取得實際權力，除了在血統上的優勢外，更主要的是維持各個豪強之間的制衡關係，讓他們之間彼此限制權利，讓自己的權力坐大，因此維持豪強之間的平衡是最重要的，就如一個股份公司，兩個大股東都是49%的股份，他們的意見不一致，結果造成只有2%的小股東的權力最大。
　　在此背景下，二帝回來的關鍵是不能打破這樣的平衡，二帝如果回到朝廷，在權力中樞的話，趙構能夠控制二帝，他們回來一點不可怕，反而能夠通過禪讓等手段鞏固現任皇帝的權威，但是這二帝如果到了某些居心叵測的軍閥或豪強手中，對方來一個挾天子而令諸侯，問題就麻煩了，國內的政治平衡就徹底打破了，內亂不可避免。
　　現在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把二帝交給誰的手中，決定權在勁敵金人的手裡，而史書中說的不能讓大將在外建立功勛來勸金兀朮的人，很多細節是不寫的，應當提到利用手中二帝的牌做文章才對。對於金肯定也是巴不得宋的內亂的，這樣才可以趁火打劫從中漁利，因此金為了自身的利益會儘可能的把這樣的不安定因素給擴大化，這才是宋擔心二帝回歸的真正原因，而且這樣的擔心也不僅僅是皇帝一個人，其他沒有希望控制金放歸的二帝的豪強也是一樣的，他們與趙構形成合力，才是問題的經濟基礎，任何歷史結果的發生，最主要的還是要由經濟基礎所決定。
　　我們說宋的問題，更多的是為了影射當今的問題，中國人不願意承認內部的經濟問題，更願意把責任說成是一個人的失誤，中國古代的歷史就沒有多少經濟問題的研究，更多的是文人憤青一樣的抒情，那些文史大家的豪情之作，其結果只是比憤青的怒罵和流行歌曲的煽情更能夠激發人的感情，但是在物質和經濟上對於整個社會於事無補，我們與世界的差距，更多的是這些軟的差距，因為這些軟的問題才是經濟、財富、科技等在中國近代與世界的硬差距所產生的環境基礎。




三十、 對於岳飛的反思（上）
　　岳飛的問題近來熱起來緣於我們修改歷史教科書，把岳飛從民族英雄的行列中剔除了出來，具體的解釋說岳飛是由於抗金，現在金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但是具體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遠遠不像大家想的那樣的簡單。
　　岳飛的問題，實際上是很複雜的，首先就是岳飛是否能夠在戰爭中取勝，由於岳飛的撤軍和當時戰場的優勢，大家都一致的認定勝利就是唾手可得，但是如果你了解軍事的運輸和作戰半徑的限制，就知道問題不簡單了。
　　我以前就說過，北伐與南征的問題，古代作戰一樣有一個重要的作戰半徑的問題，這樣的半徑可以以一頭牛拉一車糧食和草料，這些糧食和草料足夠拉車的牛和趕車的車夫走多遠，以這樣的距離除以二，就可以大致知道作戰半徑在哪裡了。
　　而南宋如果討伐金，金的起源在白山黑水之間，在黑龍江流域，在隋唐征服高麗的戰爭，導致隋朝的滅亡和李世民的重大挫敗（當時的高麗比現在的朝鮮對於我們不可同日而語，邊境威脅非常大，為了與朝鮮的國際友誼，史書上說的少，說直接了就是鮮卑人政權，鮮卑人怎樣威脅中原，大家就清楚了，朝鮮的含義是朝貢的鮮卑人，他們的朝貢，是五代以後的事情了），均是由於這樣的供應問題，所以宋軍在朱仙鎮可以大勝，但是戰線再一拉長，是否能夠取勝，就很有問題。
　　而且宋軍以步兵打騎兵，問題就更大，戰線一旦拉長，戰略縱深有了以後，騎兵的機動穿插的優勢就顯現出來，很容易被騎兵突襲後方，尤其是突襲後方的運輸補給線，歷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戰例，比如官渡之戰。在古代北京到濟南的路程人至少要走10多天，但是騎兵可以2天內到達，這樣宋軍就必須分兵把守後方，兵力分散繼續攻擊的能力銳減。
　　對於這樣的戰線和運輸補給，岳飛是想學霍去病等人的做法的，所以有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可飲匈奴血的詩句，這詩句可不是簡單的豪情壯語，是有實質內涵的，但是對於理學發達的宋朝人而言，這樣的野蠻舉動是不能接受的。
　　另外的一點就是農耕民族對於游牧民族的征服是一個蠶食的過程，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漢朝對於匈奴的戰爭取得勝利，是漢武帝耗費了文景之治二代人積累的財富和他本朝增加巨額稅負的財富，同時付出了漢朝一半的人口后換取的，南宋在趙構登基后，是一個北宋滅亡后新建的王朝，並且多次被金劫掠，財力遠遠非漢武帝所能夠比擬，應當是根本沒有能力支撐這樣的消耗戰的。
　　而且還要說的就是北宋的開國皇帝和他的弟弟，都是在多國混戰中統一天下的一等一的馬上皇帝，戰爭水平和經驗遠遠超過南宋的趙構，即使這樣他們北伐遼國的時候，也是討不到什麼便宜，北宋也是簽署了賠款的條約，這些也是經濟因素造成的，但是中國的古代文化中對於經濟因素的考慮和探討特別少，經濟根本沒有形成學科，所有社會問題更多的是儒家思想和經驗積累，理論知識是沒有的。
　　還有一點宋與漢不同的地方，就是漢武帝時期漢朝統治已經經歷高祖、呂后、文帝、景帝再到武帝多代，統治根基極其堅固，而南宋就不同了，是北宋滅亡后新創的王朝，皇帝也不是馬上取得的皇權，支持皇帝的是地方豪強們，這些地方豪強們需要一個領袖來抗擊金對於他們自己的地盤的經濟利益的劫掠，所以在金兵南下的時候，他們可以支持趙構，但是要北伐收復失地，在經濟上沒有他們的好處，利益上要他們支持付出，這樣的事情就會有豪強的一致反對，漢武帝能夠徵集到的戰爭資源，南宋的趙構是絕對做不到的，漢武帝能夠做到的耗費中國一半的人口，到了隋煬帝時期就已經造成隋朝的滅亡，而隋朝時馬上得到的江山，隋文帝統治20年太平盛世，隋煬帝征服南陳是是軍隊的統帥，所以趙構的權力遠遠比不上楊廣，所以即使不說岳飛的沒有勝算，也是速勝不可能，消耗戰南宋沒有這樣的經濟支持是打不起的，長期戰爭對於宋是極為不利的，因為農耕民族與游牧漁獵民族的戰爭成本也是根本不同的，宋朝與金的議和和撤軍，本身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是我們就是講理論的時候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一到具體事例，就全都是在上層建築層面上說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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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對於岳飛的反思（中）
　　我們認為岳飛的冤屈，在於他不可能造反，但是要我們證明他就是不會造反，本身也沒有證據，所以這樣的問題是處於莫須有的狀態，而莫須有三個字，按照當時的字面意思，是可能有的意思，但是有了岳飛特殊的事件，莫須有這三個字，涵義就變成了根本沒有了。如果按照當今的無罪推定，岳飛肯定是冤案，但是如果要進行有罪推定的話，岳飛的案件就不那麼冤枉了。
　　首先是岳飛是否有可能造反，支持岳飛的人都說岳飛如果要造反，以他控制中國70%的軍力，推翻一個皇帝是舉手之勞。但是說這樣的話的人對於歷史的經濟背景就太不了解了，岳飛可以管轄國內70%的軍隊，但是到要造反，到要背負著株連九族的責任，能夠跟隨的肯定不是全部的軍隊，如果以核心的岳家軍來說，那麼就只有30%多的軍隊了。
　　再者更主要的是岳飛不具備起兵的條件，因為岳飛一直在前線與金軍對壘，自己沒有物資的供應基地，這樣的處境是與番王造反大大的不同的，番王可以兵力不多，但是有地方經濟支持，可以招兵，也可以長期戰爭，而岳飛這樣的前敵軍隊要造反，後方斷絕經濟支持，幾天的糧食都很困難，根本無法打仗，這就是我以前的文章說的吳三桂是無法擁兵自立的。
　　岳飛12道金牌才回來，實際上是已經違抗了朝廷的命令11次，岳飛的被迫撤軍也是由於糧食的供應問題，後方友軍撤離且糧食不到位，所以這一點來說岳飛不是聽話的將軍，同時岳家軍是一支由地方武裝發展起來的軍隊，帶有非常強烈的私人軍隊的色彩，我們僅僅聽說書的大家就可以知道，岳家軍是一支兒子、女婿和把兄弟分別當主要將領的軍隊，這樣的軍隊的存在在封建王朝本身就是非常招忌諱的。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看岳飛還幹了什麼？岳飛幹了中國自古以來統兵將領最忌諱的事情，僅僅就這件事情，在中國古代的標準，殺頭就不為過，而且這樣的事情岳飛還幹了兩次。這事就是岳飛兩次上書請立太子！
　　為了立太子，文臣尚且自身難保，對於武將就更嚴厲了，歷來是可以作為想要謀反的證據，即使不是請立太子，就是與太子有交往，都可以作為結黨營私的重大問題危及太子自身的安全，更甭說臣子了。而岳飛請立的這個太子還有更上皇帝難於接受的地方，因為這個太子是養子，是番王！而當時的趙構只有30多歲！
　　在這裡我們可以換位思考一下，如果現在你是30出頭的年輕的公司的董事長，你最重要的銷售總監跟你說要你找一個你的養子立為你的財產繼承人，你一定會認為他非常的居心叵測，而在古代為了皇權動輒是大規模屠殺的年代，想著熊掌之難熟的典故，這樣的事情就更加的非同一般了。
　　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趙構的皇權還沒有穩固，這樣的情況下立一個藩王為太子，是很容易被他人利用的，在此背景下提出立太子的問題，實在是讓人聯想太多了。




三十二、 對於岳飛的反思（下）
　　在立太子的問題被駁斥后，岳飛才提出的迎回二帝，這時如果二帝掌握到岳飛手裡，岳飛來一個挾天子令諸侯，那麼誰也奈何不了他了，而把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去解讀，就更加的有問題。
　　我們很多寫歷史的人在上述的問題時總以岳飛是政治低能兒來解釋，但是就岳飛的文化水平，就岳飛能夠寫兵書和絕妙豪情詩詞傳世的文化水平，絕對不是一個粗俗的武夫，這樣的政治弱智，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所以對於沒有發生的事情就說沒有，完全實行無罪推定在古代的歷史背景下是不行的，而且就現在的美國的反恐，也是實行的有罪推定，如果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則來定罪，就已經不那麼冤枉了。
　　岳飛就算沒有造反的心，政敵也是有的，在兼并淮西軍隊的問題上就與其它軍閥進行了激烈的鬥爭，最後導致淮西軍隊的投敵，岳飛的死，也和他的樹敵有關，如果僅僅有個人的軍事成就，沒有一個好的政治環境持才傲物而四面樹敵，正常的情況也不會好。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光趙構的能力是殺不了岳飛的，因為趙構在建國時是大家擁立的牌位，軍權還在其它的軍閥手裡，宋代的國策在於杯酒釋兵權，宋對於武將防範甚深，但是從來沒有誅殺大臣的傳統，更何況在建國初期這樣的屠殺是很容易造成軍閥們的兔死狐悲的，而岳飛的案件株連屠殺過萬人，對於岳飛這樣的私人軍隊將領，很容易引起大規模的叛亂，沒有足夠的軍隊力量支持是完成不了的，趙構這樣被擁立的流亡皇子當上的牌位皇帝，沒有背後的力量支持，無論如何是做不到這樣的大規模清洗的，秦檜這樣的依附皇帝的文臣就更沒有這樣的力量，而同時對於趙構也完全沒有必要冒這樣的風險，所以這樣的結果應當是豪強的合力的結果，這些豪強們實際上比皇帝更加不願意看到岳飛勢力的做大，也不願意岳飛存在東山再起的可能，所以必須進行肉體上的清洗消滅，岳飛在超速崛起的背後，收編打壓其他軍閥的宿怨應當是得到了報復性的宣洩。所以開始時韓世忠還質問，得到莫須有的回復后就沒有聲音了，顯然也得到了足夠的安撫。所以我們要在岳飛死的背後，看到這樣的無形力量的手！
　　岳飛案件之後的20年間對於這個案件都是非常敏感的事件，沒有人敢說話，而20年後世事發生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巨大變化，岳飛的死後被平反，當時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宋朝準備撕毀和約，與金再戰，那麼就需要一個政治理由和鼓舞士氣的東西，給岳飛平反符合時政需要；
　　第二：岳飛的家人有人逃了出來，就如趙氏孤兒一樣，這也是古代平反的重要因素；
　　最後最重要的是：岳飛所擁立當太子的番王繼位成為了皇帝，這樣岳飛的擁立奏摺就絕對不能成為謀反的證據了，岳飛被殺之所以是讓人不滿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任何的證據和口供，但是如果這樣的證據和口供如果與新繼位的皇帝有關，這些文件肯定要在所有的史料中銷毀的，而且對於當朝的老皇帝趙構，如果不願意牽涉到自己的養子番王，當時的很多文件奏章也不會公開；而同時堅決反對其當太子並且直接處理岳飛案件的秦檜已經成為權臣，其身後的利益集團也成為新皇權必須打擊的對象，當初的趙氏孤兒的平反，本身就是為了打擊屠岸賈的勢力，這一次歷史只不過又重演了一回。我們可以想一下，對於有可能成為皇帝、太子的番王，生活是怎樣的戰戰兢兢，只要他被懷疑或競爭失敗而當不成皇帝，生命都是難保的，其成功后對於支持他的人和反對他的人應當有多麼強烈的個人感情色彩啊！
　　岳飛的後世被不斷的神化，也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的，元代的殘酷民族壓迫下，漢民族需要一個漢民族自己的英雄，但是文天祥是反對元統治者的，肯定不行，岳飛是抗金的，金國同時也是蒙古的世仇，宋與蒙古還聯合滅金，所有這些，使岳飛最能夠被蒙古統治者所接受。而到了清朝，由於金和滿清實際上是同族的，抗金就是影射抗清，宣揚岳飛是有民族需要的。還有一點就是元曲和明清小說發達后，中國人yy的水平極大的提高，主要的yy對象就是前朝的事情，我們不但可以看到說岳全傳裡面大部頭的岳飛兒子們直搗黃龍府的想象，而且我們還看到在其他歷史人物上有很多類似的事情，比如人為杜撰出來的楊宗保和穆桂英等等。
　　對於岳飛的事情，肯定是絕對的歷史真相無法得到了，但是我們需要的是自己獨立的思考，不要跟隨主流的隨波逐流，這樣我們才能夠拒絕平庸，更多的中國人都這樣了，中國才真正的有強國的希望，宋朝的理學家們的水平不可謂不高，但是在他們文辭優美的後面，他們的思想上的單一、平庸和隨波逐流，才是宋朝窩囊的根本所在，他們的豪言壯語就如當今的憤青一樣，經常是對於國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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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對於秦檜的再認識（上）
　　秦檜的大奸大惡的形象自我記事起就有了，那時大家在聽收音機裡面的評書《說岳全傳》，激起了多少對於奸臣的刻骨仇恨和愛國情懷，但是在我們從新反思了岳飛以後，也要有對於秦檜的再認識。
　　對於秦檜的才能，大家是毋庸置疑的，他不僅僅是科舉高第，而且寫了一手天下絕倫的好字，我們所說的宋體，實際上就是秦檜的字，但是因為他的歷史名聲，就改秦體為宋體了，類似的還有嚴嵩的字，我們北京孔廟上所有會試舉子都要參拜的大殿上的匾就是嚴嵩題寫的，多位皇帝想換，都找不出寫得更好的人。
　　我們說秦檜為金的姦細的說法，野史和小說中很多，但是在正史裡面是沒有的，作為當朝就被清算的權臣，如果有這樣的蛛絲馬跡，一定會被放大寫入正史的，所以正史上沒有，就應當可以認定這樣的情況不存在。對於後來的野史和演義，想一下後世是怎樣的醜化潘美的就知道了。
　　還有一點說秦檜有問題來自於宋與金所簽訂的和約，其中約定要由秦檜擔任宰相和約才有效，很多人認為這是秦檜是姦細的證據，但是本人不這樣看，因為這樣明顯招忌的事情，秦檜把自己寫上去就是一個大傻瓜，沒有皇帝的認可，秦檜是不敢這樣乾的，而且正史也沒有過多的說這方面的問題，真實地原因應當是皇帝讓他這樣干，而皇帝由於是被豪強擁立的皇權，本身地位也不牢固，這樣的結果也有助於皇帝鞏固自己的權力，因為他的文臣宰相是要依附於他的，而豪強需要的是金國的和平穩定他們好過安穩日子，平衡就形成了，所以趙構需要這樣的結果，趙構總不能在和約裡面寫上要他當皇帝和約才有效吧，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還有一點就是秦檜在北宋末年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但是在被擄到金國又逃回來的經歷后，觀點就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由主戰派變成了堅定的主和人物，如果從經歷上看，應當可以想見他看到了與金國長期戰爭所需要的各種經濟問題，在當宰相時，給前方的軍隊籌集和輸送給養，也是要面對諸多問題和壓力巨大的，軍隊一日的斷糧就會產生巨大問題，所以劉邦得到天下，就認為蕭何的功勞最大，楚漢相爭項羽最大的問題就是物資的供應，所以項羽在軍事優勢的情況下的撤軍撤圍以及與劉邦議和，最後項羽剛議和撤軍就被劉邦追擊，全部是物資的供應問題，但是我們的史料中很少有對於戰爭經濟的論述，但是想秦檜這樣有過切身經歷的人應當知道。
　　趙構當初的稱帝，到後來的取得實權，這個皇帝本身是非常厲害的角色，趙構能夠主動要求做人質和與金談判，在談判中宋軍偷襲大臣嚇得直哭而趙構不動聲色，讓金人稱奇而要求換人（見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所以在後世不斷醜化這個開國皇帝的背景下還是留下這樣的閃光點，因此秦檜所面對的皇帝是一個一點也不昏庸的皇帝，所以秦檜面對這樣的皇帝能夠長期盤踞宰相位置，應當說他的很多主張實際上是執行皇帝的意思而不是他蒙蔽皇帝后自己的想法。
　　秦檜是在朝代初建的時候成為權臣的，他成為權臣有助於王朝的官僚體系的建立，在一個朝代初期的權臣和朝代末期的權臣是有本質不同的，朝代末期的權臣基本上是奸臣，但是初期卻大多數是名臣，比如：諸葛亮、管仲、王猛、索尼等等，在這個時期有權臣的存在，對於國家反而是好事，這一點大家可能很難理解，史學家也不講明。
　　一個朝代能夠成為長命的朝代，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要以文治武，朝代開創時的武將掌權的時代一定要過渡到文官掌權的時代，否則就一定是造反不斷，很多朝代都是對於功臣的大規模的清洗或者藩王內亂后才走到文官時代的，而權臣的存在，抑制了勛臣、番王之間的傾軋和謀反，直接控制了將領，避免了朝代初期的大規模流血武裝衝突或內戰，實際上是社會之福，因為文官的政治鬥爭遠比武將內戰流血對於社會好多了，文官權臣也要好控制得多，宋朝在以文治武方面是最好的，在南宋的建立期間，將領之間的大規模流血事件是沒有的，除了岳飛外，也沒有其他武將被殺，比其他朝代強很多，漢族掌權的漢、明都經過了大規模的勛臣清洗和諸王叛亂，而唐朝太宗更是屠殺了兄弟及其黨羽后逼父讓位而登基的。文官建立功勛不像武將，每次勝利開疆擴土功勛是很清楚的，文官的政績很模糊，評價標準不好統一，也很容易被後世所抹煞。





三十四、 對於秦檜的再認識（下）
　　對於岳飛的死，肯定有皇帝的意思，當然也有其他豪強的意思，這裡面秦檜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斡旋角色，而且秦檜主持了南宋版的杯酒釋兵權，即把張浚、韓世忠和岳飛升為樞密使或樞密副使而剝奪了他們實際的軍隊領導權，這裡面顯然得到了張浚等人的支持，而張浚與岳飛的交惡也是岳飛死的背景，而且我在岳飛的反思中已經分析，對於岳飛以及其部將的大範圍的株連和屠殺，必定背後有軍隊的支持，不是擁立不久的皇帝和秦檜這樣的文臣所能夠做到的。在這樣的斡旋中顯然在當時最大的獲益方肯定是秦檜，但是最後最大的罪責也由他承擔，因為即使是眾人的操刀，事後的清算只能小範圍的打擊，從來都是法不責眾打擊面不能放大，所以替罪狼就這樣產生了。
　　還有一點導致秦檜被清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秦檜反對高宗立太子，在這樣敏感的問題上，大臣們一般都三緘其口，因為風險太大了，凡是說話的不是有重大利益在身就是有血性的人，秦檜對於不立太子的主張，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個人好處，秦檜反對的理由也是有人會利用太子做文章，其主張也是應當有一定的信仰和抱負支持下才會直言的，這一點正好和岳飛對立，但是當他反對的這個太子成為皇帝的時候，根據中國歷史的經驗，他就離掘墳鞭屍不遠了。
　　而我們回憶趙構的登基，從招募勤王軍隊的光桿司令到牌位皇帝，再到實權的皇帝，在這過程中秦檜能夠成為權臣，而這個權臣是依附於皇權的權臣，說明秦檜為趙構鞏固權力貢獻巨大，只有趙構有權了，秦檜才能夠有權。想一下東晉的開國時期的重要宰相王導，開始時為了取悅南方豪強還自學吳儂軟語，就知道南宋開始建立政權的不易。
　　而後來的朱元璋，就吸取了這樣的經驗，採取讓宰相胡惟庸當權臣，然後再消滅它的做法，很成功的做到了把武將的權利轉移，最後再消滅，全部在朝廷完成，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因為由權臣出面剝奪武將的權利遠遠比皇帝直接出面要好，因為如果武將察覺皇帝要剝奪自己權利，就會狗急跳牆式的造反，但是如果他們覺得是宰相要他們的權利而不是皇帝，他們會放心的多，皇帝永遠是好皇帝，甚至還到皇帝處申訴呢！包括我們現代，把幾大元帥打倒，也是利用的權臣，最後再把權臣定為大奸大惡。
　　所以說秦檜的認識，應當更加全面，我們不能先把人貼上壞人的標記，然後他乾的事情就全是壞事。我們要全面地認識一個人，不要把好人認識的什麼都要好，把壞人認識什麼都一無是處，人經常是有兩面性的，一個歷史人物要全面地去認識，不能一概而論，人物的人性是很豐富的，這樣我們才能夠理解事物的本質，任何的人物都沒有絕對的對錯與好壞，而我們這樣搞絕對化，讓年輕人這樣洗腦的背後，經常是被別人當作打擊反對勢力的槍來使用的，憤青最憤世嫉俗，但是也最容易被人利用。

[ 本帖最後由 magicthinkpad 於 2008-11-23 01:17 編輯 ]

三十五、 漢與宋對外戰爭的不同的經濟基礎（上）
　　我們一直在貶低宋朝，對於漢朝的開疆擴土，卻是讚揚一片，但是宋朝實際上也是不斷地在進行鬥爭，宋朝的兩次亡國之禍都是由於希望開疆擴土聯合野蠻民族進攻敵國而導致的，所以宋朝的情況不是我們想得那樣簡單，對於宋與漢的經濟問題，對於戰爭的經濟基礎，卻是很少有人思考，我們研究歷史，總是注重史實，而不注重當時的社會、經濟的背景和環境，這裡我特別說一下我所了解的宋與漢兩個朝代的經濟環境和他們的對比。
　　漢朝是一個我們漢民族形成和興起的朝代，現在我們為漢族，實際上就是漢朝人的說法的延續，在漢以前，我們說的都為各國人，這些國家在周朝800年中已經初步分裂成為文字、度量衡等等都不同的民族，在秦統一后消除了各國的民族文化和影響，漢繼承了這樣的結果，在一個民族的形成的初期，民族的凝聚力都是最強的，而且對於少年的朝氣和冒險衝勁兒。
　　宋是在漢族經過了唐朝的青年，經過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的混亂時代，民族又在這樣的混亂中融合了大量的外族，到了宋朝應當是民族的中年時代了，以後的老年時代的屈辱就不說了，其後是中華民族的新概念和民族復興了。一個中年的民族的特點就是在於寬容和不惑，宋朝是對於各種思想和文化最寬容的時代，同時作為中年人需要的已經不是開創而是安定了。
　　宋和漢都有燦爛的文明，在宋朝的經濟總量現在還有超過盛唐的說法，漢朝是中央專制的第一個長期的王朝，中國的國力有了長足的提高，宋朝是一個有長期外患壓力的朝代，對於這樣的兩個朝代的經濟基礎表面上看類似，實際上是有本質不同的。
　　漢朝的老百姓是很善戰的，到漢武帝時期，戰國時代也就是過去了50多年，就如我們現在看解放戰爭和二戰一樣，在戰國時代，中國的戰爭與後來的朝代有很大不同，國王可以輕易的徵集舉國男子參戰而不會受到多少的反對，因為那個時候戰敗會被屠城，即使不被屠殺，也是要被抓去當奴隸的，這也包括你的孩子和女人，但是如果取勝，就可以搶來財富、女人和奴隸，立功了以後還可以免自己和親屬的罪刑和勞役，這樣的差別，使每一個人都有極高的戰爭熱情，在史書記載，秦王要開戰，是舉國老百姓歡呼雀躍的。而此時的戰爭，武器是老百姓自己製備的，糧食也是自帶乾糧參戰，漢朝也是一樣，這一點我們看《木蘭辭》就可以知道，花木蘭從軍要四處賣戰馬和兵器，對於每一個士兵而言，自己的武器裝備好，自己在戰場上生存的機會就大，國家不用為戰爭準備特別多的資源。而且這些士兵從戰國走來，每個士兵有很強的戰爭格鬥技巧，就如當年的游牧蒙古一樣，國民對於戰爭的掌握程度也是很高的，漢朝是唯一的外戚專權統兵取得勝利的朝代，衛青、霍去病等等都是外戚和男寵，起家於奴隸的少年時代，中國其他朝代從這樣底層起來的人物對於帶兵是完全外行的，外戚統兵是災難，原因就在於漢初的時候，老百姓對於軍事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是非常高的。
　　而宋朝就大大不同了，宋軍的作戰是老百姓很反對的事情，兵役是非常重的負擔，老百姓一般是傳統的農民，沒有任何戰爭和格鬥的經驗，統治階層為了統治的穩固，對於老百姓的練武採取了各種各樣的限制措施，尤其是對於統兵打仗的問題，這些知識成為了禁忌，很多書籍已經成為了禁書，《孫子兵法》、《尉繚子》、《吳子兵法》等兵書的關於軍隊組織等等的章節全部一致的遺失，絕對不是偶然的事情，統治者是犧牲發展來爭取穩定。
　　還有就是漢朝的經濟生產的情況也與宋朝有本質的不同，漢朝自戰國走來，還是農牧混雜的時代，在戰國中混雜在中原的還有戎、狄等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區植被還很豐富，還可以養馬，漢朝很注重發展自己的騎兵，漢武帝就在上林苑大規模的養馬發展自己的近衛騎兵，漢朝還對於飼養戰馬給與各種國家的補貼。當時我們的山陝地區還有大量森林，關中平原也是平原沃野，華北還有大量的草原植被，要知道在漢以後關內的草原就消失了，大量亞洲溫帶大型動物就消失了，以前我們的華北是有大象和犀牛的，這些動物在我們的歷史文獻很普遍，西周北京有熊貓，犀甲是主要的戰爭盔甲。
　　而宋朝我們經濟的發展，關內的所有可耕之地都已經成為了農田，而關中平原也由於黃河的水土流失變成溝壑縱橫，再也不是沃野了，同時水土流失使黃河成為了巨大的水患，黃河的不斷泛濫所造成的影響就是在華北平原，老百姓沒有什麼財富的積累，都被不斷地大水所沖走。而宋朝國家經濟的重心已經從江北改到江南，經濟的中心也從黃土高原發展到了長江流域，這樣在北方草原的作戰，需要運送支持的運輸線就更長了，想一下漢武帝以關中的財富為戰爭支持，進兵走現在的定邊、靖邊，由榆林地區（古代叫朔方，這是戰略要地）到草原和河套平原是多麼的捷徑，但是在宋朝的時期，榆林地區已經在逐步的沙漠化，關中也是貧瘠化，戰爭資源要從江南徵集，這是多麼大的差距啊！



三十六、 漢與宋對外戰爭的不同的經濟基礎（下）
　　還有的差別就在於社會結構的差別，一個國家的強弱，尤其是對外戰爭時所表現的強弱，在於他們在戰爭時的經濟資源的調集上，在於其資源能量的集中程度上，這些也與一個國家的機制有關，很多國家富而不強，也跟這樣的機制關係極大。
　　在戰國到秦漢，中國的中間層是很少的，除了貴族以外，一般的老百姓職業單一，社會的中間層很少，一旦戰爭，所有的低層次人口都可以作為兵員參加到戰爭中來，而且也很容易徵集他們從事其他勞作，比如秦國時期的都江堰和鄭國渠，以及春申君修建的黃浦江，你到上海看著黃浦江時，可曾想到一個諸侯國的貴族有此工程力量嗎？很多人認為黃浦江是天然的，但是我們的史書有明確的記載，春申君在其封底申修建浦江，排干申地沼澤的水，申地成為沃野。這樣的情況，只有這樣的社會結構能夠完成。所以漢朝這樣的經濟格局，戰爭中的成本和資源的調度和集中機制在對於游牧民族上並不吃虧，所以漢朝能夠取得對於游牧民族的戰爭勝利，也是漢民族歷史上唯一取得這樣徹底勝利的朝代。
　　但到了宋代就不同了，中間層很豐富，除了食利者以外，很多的手工業者、商業者，但是他們的生存都依賴最基本的農業生產，他們創造和消費了大量的財富，這些財富是很難被徵集從事戰爭活動的，他們的生存得前途是要糧食夠吃，這樣問題就又回到一個農業人口能夠養活多少人這樣的困擾中國發展上千年的基本問題上來，經濟發展了，肯定是多餘的人口離開土地從事其他分工的生產，在經濟高度發達的背後，農業的基礎壓力就很大的，基礎很脆弱，人口的發展達到土地糧食生產的極限，使糧食的生產必須保障，但是我們的戰爭和徭役，都是主要面對這些農業人口的，會造成糧食生產的大問題。
　　中國的中間層的發展，很大的得益於唐代開始的科舉制度，使得很多下層人士可以通過奮鬥和讀書到高位，以前的推舉孝廉的制度，下層的機會是很少的，而且當時社會有明確的士族和庶族的分野，但是到宋已經沒有了，社會的財富在很多中小地主、工商業者的手中。
　　經濟再發達，也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糧食夠吃，糧價一般是和貨幣價值聯動的，糧食本身有很強的貨幣性，工資和俸祿是以糧食計價的（這與現在有一定差別，現在能源價格關聯性更強），如果糧價暴漲，就會造成對於其他行業的嚴重通縮。只要戰爭造成農業生產不足，一定是糧價暴漲，所有的其它行業收入不夠買米的，社會的動蕩和經濟的大倒退就一定要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低層次的革命就要發生了，按照中國特色就是改朝換代，每一次的改朝換代的結果都是消滅了社會的中間層，把人變成底層的勞動者和革命成功的新貴族兩類，現代社會也是如此，伊斯蘭革命就是這樣的背景，這樣的革命是依靠打擊和剝奪中間層的人口和財富獲得革命所需要的能量的。
　　所以宋要戰爭，就必須長期的積累糧食，幾年的糧食積累為一年戰爭所使用，這樣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不能長期戰爭的，南宋為了與金的戰爭，米價漲了十倍，有史書記載米價達到一兩多銀子一斗，這樣嚴峻的經濟形勢，在我們一貫主戰反對議和的各種文章中，從來沒有涉及過。而宋所面對的游牧民族的戰爭成本是很低的，他們是邊牧邊戰的群體，沒有中間層的低層次結構，如果宋與遼、金進行長期戰爭，雙方所耗費的經濟代價完全不同。而漢朝的經濟結構相對單一與游牧民族可以比擬，因此在漢代漢武帝可以徵集全國的資源，耗費幾代人的積累和一半的人口進行戰爭，但是宋朝就不行了，除非革命把社會的中間層消滅，否則戰爭的重壓一定會壓在脆弱的底層農民身上，中國的改朝換代實際上就是消滅這樣的中間層並且大量減少人口，國家資源集中，國力增強，國家的國力強弱和富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快速集中資源的機制決定國家的強弱，而不是社會總財富的多少決定國家的強弱。所以宋朝的對外主和與軟弱是經濟上不得已的事實，不僅僅是喪失了燕京山脈屏障的結果，還是戰爭經濟格局決定的結果，從來都是經濟基礎決定歷史的發展。
　　我們只重視史實和人物不研究經濟基礎的做法，實際上是在搞歷史英雄主義的唯心研究，我們的兵法中講戰爭的勝利首先是勝於廟算，這個廟算是算什麼呢？就是在算與敵國戰爭的經濟基礎問題，具體的戰略戰術，都是圍繞著這樣的廟算而臨機產生的。而我們說宋朝的時候，總是給人以君臣的昏庸，似乎只要有君臣的再英明一些，我們就能夠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這是完全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想法。
　　而我們再進一步的想，宋朝是一個對於大臣基本沒有死刑的朝代，這樣的朝代是不多的，而宋的經濟發達，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比以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宋朝崇尚理學，按照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讓老百姓生活的好是第一位的，開疆擴土屬於社稷問題是第二位的，而皇帝認個兒皇帝屬於君為輕，是第三位的，對外的軟弱，但是對內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對於當時的人來講，一定是比較民主的意志，只是比較可惜的是當時沒有現在的先進技術來遏制蠻族的威脅。而加強中央集權搞國富民窮，以漢朝的方式做事，對於後世的權利攫取者而言，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所以漢朝的國家權力模式被推崇，這推崇的背後，是有利益取向的。

[ 本帖最後由 magicthinkpad 於 2008-11-23 01:18 編輯 ]

難得. 慢慢讀. 標記一下先.

這得是一本好書！看了一半多，觀點新穎，可讀！

三十七、 隋煬帝真的那樣荒淫無恥嗎？
　　
　　歷史上的文獻記載隋煬帝的荒淫無恥早已經被教科書搞得盡人皆知了，但是整個問題究竟是怎樣，又有多少人能夠思考呢？在自己知道得多一些的時候，就知道了隋煬帝是一個非常有才的人，但是他的歷史名聲太臭，中國曆來是要以人品道德來衡文的，所以這些就不提了。
　　有了經營管理閱歷后，再思考就知道隋煬帝的心機和權謀是過人的，能夠這樣的包裝自己奪取太子的地位，絕對不是一個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人物，而且隋煬帝也是建功立業過的，滅亡南朝陳國時隋煬帝也是統帥之一，所以這個人還有領導的才能。
　　這樣再回來看對於隋煬帝荒淫的描寫，起源於唐代編寫的隋史，唐人醜化隋煬帝是有他們的政治需要的，而且隨著年代的推進，史書中這樣的描寫是越來越多的，這樣就不正常，到了元代戲曲和明清小說興起后，這樣的演繹就達到了極致，有專門以隋煬帝為藍本寫的色情小說，導致歷史與演義的不分，而對於一個皇帝，擁有大量的女性從來不是古代的政治問題，而且歷史上著名的臟唐評價，我們的盛唐的皇帝亂倫也很多的，而隋煬帝一直沒有更換過他的皇后，還算是皇帝中比較好的了，所以隋煬帝的認識也要更深入的認識。
　　本人再從經濟方面看隋朝，就又有更多的體會。隋朝的安定，造成人口的激增，以前可以戰爭減少的人口，戰爭不存在了，而小孩長大了，糧食就不足了，為此隋朝進行了不必要的遠征高麗，但是這樣的遠征供應不足，作戰半徑受牛車可以以車載糧草走多遠限制，為了保證供應，就採取了單程的做法，既運送糧草的牛車到前線就殺牛，車夫補充兵員，結果造成雪崩式的反饋，人員膨脹一時不能取勝，最後終於供應無法維持，造成徹底的失敗，社會矛盾加劇。
　　而對於中原地區，土地的兼并導致老百姓的生活問題，隋朝是一個禪讓取得政權的朝代，而唐朝是革命武力取得的政權，所以唐朝可以實行均田制，而隋朝是沒有能力剝奪豪強的土地進行均田的，而且我們的包產到戶等等政策，如果大家對於均田制的理解深入一些，就知道後世的政策都是借鑒均田制而來的，隋朝這樣的結果，一定是糧食不夠吃了，這樣的飢荒，就一定有流民和流寇的產生。
　　而為了解決糧食運輸和戰爭的供應，隋朝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運河建設，這樣的建設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也造成矛盾的激增，但是運河的好處隋代卻沒有享受到，成全了唐代的強盛。
　　隋煬帝的煬字，就是說他死在都城之外，隋煬帝游揚州，史書上說他是只為個人享樂，並且在國家山河飄搖的時候，還留戀在揚州不走，對於這個問題，本人有另外的看法，隋煬帝帶著近衛軍和宮廷人員，足足有幾十萬人，這樣多的人出來，也被史書說成為荒淫的證據，但是我們反面想一下，在關中地區植被被破壞，糧食生產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如何供養皇帝的宮廷和近衛軍的物資？如果物資供應不足，那麼你的選擇會是什麼？公開的遷都肯定是下策的，把這些人口帶到供應充足的地區，實際上是解決糧食危機的唯一辦法，皇帝等幾十萬人離開后，關中的糧食飢荒就解決了。而揚州就是這樣的物資樞紐，古代江南運送的物資均集中於此，如果這些人在揚州，運輸成本大大減少，古代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情況下，物資的運輸成本是極高的，千里運輸往往可以損耗過半，況且運輸道路受到流民和流寇的威脅就更加如此，所以隋煬帝長期在揚州不走，實際上應當是有深刻的經濟原因的。我們對於歷史的指手畫腳，從來就不看經濟供應問題。
　　隋朝的滅亡，主要是核心的政治勢力的分裂造反，一支為李唐家族，一支為宇文家族，宇文家族給隋煬帝致命一擊，史書上評論他們愚蠢的等待被其他豪強滅亡，但是我認為事實上也是經濟問題，在隋煬帝在德時候，江南有義務給皇帝供應物資，但是把隋煬帝殺了，江南地區不會給宇文家族供應物資的，因此宇文沒有物資供應就只能是等死。而後來的隋史，應當誇大了當時的流寇的作用，這樣把隋朝寫得天數已盡，唐朝的政權才不是篡權，這在古代君權神授的年代，可以是頭等重要的大事，而最終的原因，只有從隋煬帝的荒淫無恥上著手了。
　　所以本人認為隋朝的滅亡和隋煬帝的失敗，是經濟問題為主導的，輔助以戰爭的失敗和政敵的造反，而經濟問題主要就是人口和糧食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因此我們的三農問題也是社會的大問題，隋煬帝的多搞一些女人，與歷史上的其他皇帝比也就是小節問題，但是歷史不是能夠讓他自己寫的，寫歷史的人需要一個隋朝滅亡的理由，而荒淫無恥是最不影響其它政治利益的理由，就如現在對於政敵也是以個人作風問題為最終的理由一樣的道理，我們的領袖要是沒有繼任者搞類似均田制的修正解決了糧食問題，歷史就不會只說他七分功過了，而被打倒的領袖老婆，說她生活腐化，當年的事例就是每天要吃五個新鮮雞蛋！所以歷史的真相從來是需要思考的。



三十八、 鄧世昌是英雄還是憤青
　　小時候看《甲午風雲》的時候，就對於鄧世昌的英雄氣概所折服，後來還要到各種各樣的回憶錄，講到他艦沉落水后，與他的愛犬一起拒絕獲救，以自己的生命殉職，而同樣的對於電影描繪的逃兵方伯謙也切齒痛恨。
　　但是在後來看到了很多對於方伯謙的平反文章，又知道了世界老牌海軍國家英國人在評價方伯謙是截然相反的態度，中國人最多是有人給他翻案，而英國人卻認為他應當是一個英雄，從而讓我對於問題有了新的思考和認識。
　　海軍的戰鬥，絕對不是陸戰一樣的要求，對於海軍將領來說，第一位的就是要保艦，也就是說要把你的軍艦給開回來。在當年的海戰中如果軍艦被擊沉，就是一個徹底的損失無法彌補，但是擊傷卻可以很快地修復，無論海戰的成敗，軍艦負傷總是免不了的。
　　因此對於彈藥全無，撞沉對方的機會應當是很渺茫的，這樣的做法雖然讓旁人看著英勇無比，但是卻不是最好的辦法。此時的全身而退的保艦應當是第一位的，在彈藥即將用光的時候就應當考慮這樣的問題，敵人不知道你沒有彈藥了，在戰鬥的過程中也是不敢過於孤軍深入追擊的。結果鄧的做法是中方被擊沉5艘戰艦，而日本的戰艦都是負傷，日本人的軍艦一旦打到不能打得時候，都是退出戰場，保存了實力，導致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的根本翻轉，我們此後只能說是日本軍艦在修理時我們可以尋找決戰的機會而不是龜縮在威海衛了。
　　而方伯謙的逃跑，應當是明智的，我們看電影中的醜化和渲染，很感染人，但是在他護送陸軍遇到優勢敵人的時候，如果他戀戰，最多只是把他自己的軍艦也搭送給了敵人，而他的「逃跑」，造成日本人對於增援的陸軍運輸船和護送的軍艦，只能吃到一個，而不是通吃。
　　對於鄧世昌的拒絕獲救的犧牲精神，當初是相當的感動，但是回想以後，就知道死有時候是容易的，有比死還難得事情，就如《趙氏孤兒》裡面受人唾棄撫養孤兒比死更難，所以有很多逃避的人要自殺而不是堅強的活著。
　　鄧世昌應當活著回來，因為中國太需要他這樣的人才，而不是死亡。就如美國可以救麥克阿瑟一個人活著回來，秦穆公盼著孟明視一樣的道理，中國當時能夠做艦長的人就那麼幾個，當初是李鴻章的政敵左宗棠培養的，但是李鴻章還是要重用，就是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用，因此他死很容易，他活著回來受煎熬很難，丟了軍艦的艦長的日子肯定不好過。
　　在這場國恥的戰敗中，中國對於整個社會即需要替罪羊也需要精神英雄，在中國的歷史上的英雄基本上都是沒有頭腦的勇武分子，統治階級也需要老百姓的意識形態向這樣的人物靠攏，這樣才便於被統治。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我的一位老師是當年珍寶島的戰鬥英雄，講起來激進的革命小將手捧紅寶書昂首挺胸的衝鋒被機槍掃射，他們是英雄嗎？他們的死沒有任何的價值還給社會造成負擔，但是我們的統治者需要把年輕人教育成為那個樣子。
　　我們更有一批年輕的人憑藉這滿腔熱血而到處有愛國好戰的舉動，但是這樣的舉動需要有實力為後盾，中國現在與強鄰的實力對比已經遠遠不及當年，但是好戰的情緒不減，這樣的人我們現在說他們是憤青，而他們的產生和存在，也是我們的社會利益集團所需要的，鄧世昌的表現被謳歌到非常的高度，也是我們需要的，鄧世昌的舉動我不想否認其中的英雄氣概，但是在理智的面對時，也可以看到其中的憤青的色彩，中國海戰的戰敗，這樣的思想意識上的差距也是重要的原因，如果中國在意識上能夠跟上當時戰爭的步伐，在局部的此消彼長過程中，祖國也不會墮落得這樣的快，日本也不會這樣迅速的崛起。
　　對於鄧世昌這樣的英雄人物，其所處的戰場的地位與其他的人不同的，對於董存瑞、黃繼光這樣的士兵以個人的英勇征服了我們的社會，無疑是一個大大的英雄，而對於鄧世昌這樣的將帥，就要有更高的要求和境界，我不想否認他是一個英雄，但是他也是一個憤青，他可以做得更好更有價值。



三十九、清朝的剃髮令對於其統治的意義
　　清朝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已經成為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清朝剃髮令的口號和寫照，清朝對於頭髮的問題可是一點也不含糊，絕對的是掉腦袋的事情。我們看很多港台的清代古裝影視作品，很多是演員把頭髮從鬢角一起梳出一個辮子，根本沒有剃髮的痕迹，那在清代是要掉腦袋的。
　　在孫之獬的倡議下，多爾袞的大力實行，使之成為了區別順民與逆黨最方便的方法。我們把清朝的剃髮令作為清朝初期的主要弊政之一，但是清朝對於其他的弊政都逐步的進行了改革，只有對於剃髮這一點是一直堅持不懈，其中必有重要的道理。
　　中國人對於指甲髮膚，都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受之父母，從來是要好好保護的，古時的一縷青絲送友人也是有特別的講法，因此在古代讓人剃髮，絕對不是現在這樣簡單的事情。
　　對於剃髮，現在看只是一個表面的形式的問題，但是很多時候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可以決定實質，想一下對於那些已經剃頭的人，如果他再要參與反叛，那麼他的同盟者會怎樣看他？所以我們的某某主義，也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即使是實質早已經不是他了，也要堅持某某主義，因為這是你權力的來源和精神因素。
　　對於一個民族，民族的服飾和髮型是一個民族的標誌，失去一個本民族的服裝和髮型，絕對不是簡單的重新打扮，我們現在可以隨意的設計時裝，古代可是規矩多了，包括服裝的顏色也是特別的定製，所以清朝的剃髮同時還有易服。
　　清朝的剃髮和易服實際上是一起的，看一下我們歷史上的易服，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可不是一次簡單的改革，而秦崇尚黑色，後來皇帝是黃色，不同官員的服飾也不同，長衫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穿的，貂皮也不是有錢就可以用的，而幾年前的西方某些國家的顏色革命對於國民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我們的革命也是從顏色上著手的，把鮮血的血腥的紅色給歌頌成為高尚，讓人們崇尚革命的流血！為了歌頌這樣的紅色，我們的社會也有特別的變化，比如我們的象棋就從歷史上的黑先走變成了紅先走，在軍事地圖上的敵我的顏色也由藍變成紅色，不僅因為我們喜歡紅色，而且我們的外敵多為崇尚海洋喜歡藍色的殖民國家。
　　而以髮型作為區別的還有洪秀全的髮匪和革命黨，是剃髮不得人心嗎？但是反過來我們國家的近代外國侵略者也採取了願意剪辮子的就可以活命的政策，結果是中國人不願意，有大量的中國人被用辮子綁在一起給扔到江中，這就看到了形式出來的效果。
　　對於滿清的弊政，是我們民國后評價清朝的政治而得出的，是站在我們漢民族的立場上而言的，剪辮子也是我們作為革命的標誌，在當時的剪辮子所起到的直接的效果實際上是與當初滿清的剃髮的效果是一樣的，我們所引用的留辮子的噁心、不衛生、野蠻、落後等等評價，很多是西方的價值觀強加給我們的和醜化我們的，試想一下如果我們沒有剃髮，從小到大頭髮一直長，男人也是長髮帶冠的，西方人會怎樣評價我們呢？實際上的評價是一樣的，就和他們評價維新前的日本等國家一樣的，而日本也把他們改變髮式和著裝作為維新的一項重要的內容，由此看到髮式的重要已經從形式發展到了社會實質。
　　而清朝對於剃髮的政策實際上也是有妥協和變化的，比如可以正月不剃頭，找出了一個死舅舅的理由，也是一個妥協，還有就是在祭祖的時候，可以穿前朝的服裝，另外我們剃髮的多少也是逐步發展妥協的，在清初的時候，辮子是很小的，剃髮是很乾凈的，只要辮子粗細超過銅錢，就可以砍頭了，而到了清末，只是把頭髮剃到頭頂，辮子就很粗了，而且還有專門往頭髮裡面加入假髮的行業，為的就是梳出的辮子粗又亮，標準也大大不同，這已經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趨勢。
　　所以滿清的剃髮令不是弊政，他的弊政是站在我們漢民族當年與之對立的立場上說的，也就是反滿的立場上看是弊政，站在滿清的立場上，確實是簡單而高明的方法，這樣的政策，我們也在採用，我們當年的中山裝，我們在不斷重複的教條中有誰能夠相信這些話，但是舉國學習、宣講和重複，即使明知是形式，也是統治的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就是中國早就有的以禮治國的精髓啊！

四十、 鰲拜與旗地互換
　　說起鰲拜，大家一直津津樂道的是康熙的智擒鰲拜的故事，故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這裡就不多說這個過程了，但是我要思考的是另外的方面。
　　我們可以查到的是鰲拜有滿清第一勇士的稱號，對於鰲拜的戰功，我們提及的很少了，有這樣的稱號的人，一定是有不世戰功的人，只是鰲拜生前不僅僅是康熙打擊過他，他受到最多的打擊還來自多爾袞，因為鰲拜是多爾袞政敵豪格的人，我能夠查到的正史的紀錄就是鰲拜陣斬了張獻忠，這樣的功勞肯定很大，但是也屬於鎮壓農民起義的人物，我們現在也是要作為反面的人物限制宣傳的。
　　鰲拜激起最大的反對的事件是旗地的互換，這樣的背景是滿清入關后各旗各佔據一片地方進行圈地，形成自己的勢力範圍，而在鰲拜提出這樣的互換時，旗地已經穩定了約二十年，很多人已經在此安居了，這樣的互換，肯定是一個涉及眾多人利益的大動作，想一下現在的拆遷就知道了。
　　鰲拜為什麼要進行旗地的互換，這裡的主流說法是當初白旗佔據的地方好，鰲拜所在的黃旗佔據的地方不好，但是這樣的互換，實際上是傷筋動骨的事情，即使是所佔據的土地有差別，這樣的交換的損失也是得不償失的，所以本人認為還是有另外的原因的。
　　本人認為這樣的做法更在於保持滿清的游牧本色。對於游牧的方式，如果以生產的方式存在，在能夠進行農耕的地區，肯定是一個落後的生產方式，但是我們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如果是軍事目的，這樣的換防就是意義重大了，我們現在也是要經常進行軍隊的換防的，而且我們現在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服兵役也就是幾年的事情，而滿清的八旗是以從軍為終身職業的。
　　滿清入關后實際上是一直受到巨大的內部安定的壓力，民族矛盾嚴峻，在社會上滿人是不勞作的，這是我們漢人對於滿人的一種說法，實際上滿人是有工作的，他們的工作是職業軍人，為維護滿蒙德統治而不停的征戰，這樣的社會結果實際上也減輕了很多底層老百姓的負擔，漢唐時代的嚴酷的兵役沒有了，兵役一直是中國古代老百姓最繁重的負擔之一。
　　滿清入關后不進行軍隊的換防，軍隊就會與地方勢力勾結越來越緊密，越來越陷入地方的腐敗之中，從而戰鬥力大大減弱，到了滿清的中期以後，這樣的八旗實際上已經成為所駐紮的地區的寄生蟲。
　　在中國古代是軍警不分的，軍隊士兵代行警察維護治安的職權，這就與我們現在的公安局警察一樣，因為之與地方的關係特別，所以就必須有不斷換新兵和換防的武警部隊執行某些任務，即使這樣，駐紮在地方的武警都形成了特別的勢力，古代如果這樣當兵為終身，有總在一個地方，而又有公共治安的權利，這樣的軍隊不被腐化才怪呢！
　　鰲拜搞得這樣的換防，實際上是大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的，以至於在其後決定滿清命運的一系列戰爭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從平定三藩、打敗准格爾、戰沙俄、平定天山回部（滅亡了東土耳其帝國，即：東突）、西藏的臣服（我們現在對於西藏的主權依據就是達賴班禪接受乾隆皇帝的誥封，實際上就是遞降書有條件投降），這些都依靠了八旗的精兵。
　　鰲拜的問題在於君權與相權的政治問題，鰲拜必須打倒，但是鰲拜的歷史功績滿清皇帝還是很承認的，首先一點就是鰲拜是病死獄中的，而其這是被治罪一年後的事情，按照中國的慣例這樣的詔獄一定是立即正法，而且即使是斬監候也過不了秋的，康熙說只罪鰲拜一人，實際上這一人的含義是要株連全家的，但是鰲拜後人沒有被殺，而且後來康熙還讓其做官，到了雍正就給鰲拜恢復爵位了，當到了乾隆，評判清朝建國功績時，還給鰲拜加官進爵，所以對於鰲拜是非常肯定地，相反洪承疇就進入了歷史的恥辱冊。
　　中國的歷史功過很多時候只能自己心裡有桿秤，鰲拜的確是威脅皇權的權臣，但是我們也要認清的是鰲拜是一個忠臣，人物的多方位性一定要認識清楚。




四十一、 我們為什麼要把滿清和蒙元變成正統王朝
　　在人類歷史上，最著名的幾次屠殺就有蒙古征服南宋和滿清征服明朝的屠殺了，而且在吉尼斯上，還把蒙古屠殺中國四川上億人口列為了世界紀錄，但是我們發現，在中國的史書中，元朝、清朝都成為了正統的王朝。
　　讓我們的憤青一致痛罵的就是中國人對於外族的沒有骨氣，尤其是現在我們的電視已經滿眼是大辮子戲了，把滿清的一個個皇帝都給塑造成為了有道明君，要知道這些有道明君的一個共性就是搞剃髮令、文字獄、限制科技發展等等，功過的評價是多方面的。
　　歐洲各國，對於蒙古征服的歷史，一貫以野蠻而痛斥，成吉思汗被描寫成為了茹毛飲血的傢伙，當然蒙古的征服也確實是伴隨著一路屠殺而進行的，摧毀了大量的世界文明。
　　但是中國為什麼例外？中國人就傻嗎？實際上中國是最極端的國家，中國的歷史上就沒有主和的英雄，所以這樣的歷史處理，必然有其更加深刻的歷史原因才對。
　　對於中國的古代，尤其是由布衣而登九五的人物，是非常需要一個即位的依據的，中國曆來講究的是君權神授和傳承有序，如果元朝不是一個正統的王朝，那麼明朝的皇權來源是什麼呢？如果是上溯到以前的宋朝，對於沒有任何貴族淵源的朱皇帝，顯然是不利的，因此比較好的神權依據就是現在的朝代的無道和異族！因此對於元朝的正統性顯然有明朝統治者政治需要的內容。
　　但是對於清朝就不同了，因為在民國以後，皇權的復辟一直是新政權的主要威脅之一，打破皇統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當初很多人都提出了反清復明為革命的政治口號，那麼這樣的背景，為什麼把清朝也作為中國的正統王朝，把它打倒不是更好嗎？為什麼連革命者自己也改變了呢？所以這裡前面所說的皇權的來源地原因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起碼在近現代歷史的評述中不是重要的原因，而且這樣的原因也不是憤青們一兩句話就能夠簡單的說執政者是沒有骨氣的，裡面的原因比大家想象的要深刻。
　　我們破解這個問題的主要鑰匙就是我們明朝的領土邊界！我對於很多朋友提起明朝，問他們明朝的北部和西部的邊界在哪裡？一般人的第一個感覺都是明朝很大，但是很大到多少確不知道，當我告訴他們明朝我們的國土面積只有不到400萬平方公里時，大家都很吃驚，再說我們明朝北部的邊界，就是我們的八達嶺長城時，大家就更加驚異了，實際上明朝我們的首都就在國界邊，明朝是皇帝守邊關的，東北一直就是女真人的家園，滿人的發源地。
　　而我們的新疆，在漢唐有了藩屬性質的簡單控制后，一直就失去了控制，直到元朝，蒙古控制了新疆，而明代又成為了土耳其人的地盤，土耳其人把波斯人趕到我們的邊界成為了回族，而我們對於土耳其人的稱呼也是沿用我們的歷史稱呼為突厥，現在為了團結，就音譯叫做維吾爾了。
　　再看西藏，我們宣稱對於西藏的主權，主要的依據就是西藏的神權統治者要清朝皇帝的認可，其他就沒有了，唐朝的吐蕃實際上是我們的外患，公主的和親也是比較迫不得已的，我們對於西藏的主權依據是比較單薄的。
　　所以，不把清朝作為我們的正統王朝，我們不光對於西藏和新疆、內蒙古等地的領土主權沒有國際公法的依據，就連我們的東北也不屬於中國了，當初革命黨上台曾經對於滿族人採取了報復性的種族政策，迫使大量滿人要不外遷、要不改姓，這樣的結果也間接的造成了滿洲國的順利建立，這樣的激化民族矛盾實際上是把滿族逼向日寇，要知道31年對於11你也就是20年時間，這樣的時間尺度感覺就如我們現在看89年的事情一樣的。所以我們歌頌清朝的皇帝，彌合民族矛盾是很好的事情，世界各國把異族統治者推翻后還能如此和睦相處的國家，你還能夠找出幾個？
　　而對於西方國家，不承認蒙古的征服，實際上也是他們領土主權的問題，因為蒙古的中央汗國和他的皇帝不在這些國家境內，否則他們就會有另外的說法了，我們的領土也成為他們的故地了，就如現在鮮卑人的說法，他們把它們在朝鮮半島的鮮卑小國，說成了歷史上的萬里邦國，不僅僅中國的長江以北是他們的，而且還到達了新疆的天山、伊犁，這些都在他們的歷史教科書裡面，而且他們現在已經有激進分子在嘗試著要我們的長白山的主權了。
　　國家利益，一向來是以領土為最，寸土必爭。而歷史，就是服務國家利益的工具而已，為了國家利益，歷史是可以篡改的，更何況是換個解釋而不是改史實了。因此我們為了領土權益，歷史上把自己的屈辱給隱忍了，是很有必要，很能夠理解的，但是這背景和道理不是能夠與沒有見識的普通人都講的明白的。
　　因此當外國的某些勢力在說中國人把元朝、清朝變成正統王朝的種種指責時，大家一定要認識到他們的真實地目的，看他們在支持哪裡鬧獨立呢，惦記著中國那塊土地呢！你就該明白他們的目的了，憤青們被當作槍使的跟風叫喊，真的是好愚昧啊！

四十二、 甲午戰爭是滿蒙而不是中國的失敗
　　甲午戰爭中國是失敗了，中國敗得好慘，在這次戰爭后，東洋崛起為近代強國但是對於這次戰爭，本人要做的思考就是戰爭與中國社會民族矛盾的問題。
　　我們的史書，講的多地是海戰，對於中日戰爭的陸戰部分卻很少提及，因為有太多不好說的問題。海戰的結束才是陸戰大規模的開始，日本如果沒有海上運輸支持的保證，是不敢進行大規模的戰爭的。
　　而中國陸戰的慘敗，更有甚於海戰，陸軍迅速潰敗，日本進軍到中國的遼寧，威脅山海關，在武器等等裝備上，中國比日本要優良，這一點與中國和其他列強戰爭時是根本不同的，當初中國的大刀對大炮的戰爭是沒有的，中國為什麼還是這樣的失敗，難道就是中國的不英勇決定的嗎？
　　中國在戰場的問題很多書籍是提到過的，因為中國的有將無帥，這是淮軍的特點，各只軍隊互不統領，各個將領對於自己的軍隊帶有非常強烈的私人性質，軍隊損失了，個人的權力也就沒有了，清朝的捐官和軍功保舉制度，造成有太多的光桿司令了，因此誰也指揮不了誰，誰也只顧自己的實力不能有犧牲，這裡能夠指揮的，只有李鴻章一個人。這樣的情況影響，在後來的民國軍閥中非常普遍，決定了中國軍隊的長期戰鬥力的低下。
　　這裡我們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說當時的中國漢人的心態問題，我們所說的愛國熱情，是以今天的眼光看當時，那個時候的民族矛盾是非常激烈的，我們中華民族的概念還沒有完成，我們漢人對於戰爭和日本的看法不是現在這樣的。
　　我們對於日本的侵略，對於日本人的看法遠遠比滿清統治者要好，我們的革命黨都是在日本活動，都是在尋求日本的支持，以現代的觀點，就是聯合外敵顛覆中國的政府。當時的漢人，對於中國由日本統治的認同比滿清強，因為他們認為無論是日本還是滿清，對於漢人來說，都是異族統治，而日本歷史上還崇尚漢唐文化，當時日本人還沒有滿清的屠城行為，因此漢人為了滿清去抵抗日寇的動力是沒有的。
　　而對於滿清政權，其非常明確的知道中國的矛盾在國內，滿清需要的最根本的是政權，漢人是威脅其政權的根本，革命黨的口號是要殺盡滿人，清算揚州十日的，種族報復屠殺的氣氛是很濃厚的，連曾國藩等人平定太平天國，很多人還以他消滅了漢人的政權說他是漢奸，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上，慈禧有一句名言，就是寧與友邦不給家奴，因為她非常清楚的知道，外國人要的是錢和土地，但是不是滿人的統治，如果漢人翻天，是要滿人的命的，在民國初期就發生過多次的針對滿人的報復性屠殺。
　　而對於日本的戰爭，第一個提出持久戰的人是李鴻章，李鴻章提出遷都西安，以北京為前線，日本的小國必然不可以久支，必然是敗和的結果，大家應當知道此時的日本剛剛開始明治維新不久，只是一個小國弱國，國力與後來的日俄戰爭和抗戰是無法比的，只有日俄以後日本的列強地位才最終被西方承認。但是李鴻章說這句話的時候，慈禧的回應就是那句寧與友邦不給家奴的名言，因為滿族人好不容易利用漢人的矛盾，即李鴻章與左宗棠的交惡，成功地瓦解了漢人對於兵權的控制，此時再度讓李鴻章掌權，而左宗棠已死，一旦形成這樣的局面，再也無法控制李鴻章德兵權了。在甲午初期，李鴻章一直的夾著尾巴，也是不得已的韜晦，否則對於他的猜忌，命都是有問題的。
　　在此之後的議和，日本人很清楚，知道只有李鴻章能夠重組軍隊和組織有效的抵抗，所以點名要李鴻章去議和，如果議和不成，李鴻章必定會被扣留，清軍也將失去統帥，這一點李鴻章非常清楚，再慈禧那樣的表態下，他也沒有必要為滿清盡忠，其後就是日本破譯中國密碼，把賠償要到了2億兩白銀。
　　李鴻章違反政府的授權簽署的和約，本來清政府可以不承認，但是這樣李鴻章會被扣留，淮軍因為前面慈禧的表態，不會有人再出力的打，所以清政府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看當時剛剛維新的弱國日本取得甲午的勝利的時候，在反思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很少有人提及當時的中國國內的民族矛盾背景，但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時卻要看清楚世界是為什麼，不提當時的社會和民族的矛盾，有利於國家的統一，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日的朝鮮的爭奪，造就了一個中國的英雄，一個在 23歲就可以以20人左右的兵力搶先佔領漢城上演真實的空城計把日軍主力擋在城外的人，一個27歲就可以獨自決斷穩定朝鮮局勢，扶持閔妃（即韓國YY的文成皇后）執政打傷伊藤博文的人，他帶領著在朝鮮訓練的精銳之師退入國內，造就了中國的近代史，但是這個人在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中，大家一直是把他當作國賊看待的。
　　中日的戰爭，滿清的主要力量一直在鎮壓和控制國家，統治權是最重要的，中國的戰敗，實際上是滿人的戰敗，漢人想要奪取政權，實際上有巴不得中國戰敗的想法，此後中國的革命黨就大大地活躍了，千萬不要以今天的眼光和心態看當時的歷史事件。




四十三、 海軍軍費與頤和園背後的故事
　　
　　我小時候遊覽頤和園，老師就會教導我說這是中國的恥辱，因為慈禧太后挪用了中國的海軍軍費，建造了這座供她享樂的園子，導致中國的戰敗，中國的軍艦成為了在頤和園裡面的石舫，而且清朝的皇家工程歷來貪污極其嚴重，建造石舫所花費的白銀，實際上也是多於一艘軍艦的。
　　長大了，就知道問題遠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首先就是慈禧是一個難得的英主，其才幹可以說是要高於武則天的，因為武則天所處於的國內和國際的環境，是遠遠優於中國晚清的，慈禧的執政，不僅僅是她的權力手腕，其戰略的見識也是過人的，中國在慈禧的治理下，國內的可以亡國的內亂：太平天國、捻軍、西北回亂得以平定，對外的戰爭，中法戰爭、中國收復新疆都取得了一定成功，不再是兩次鴉片戰爭那樣的一邊倒的失敗，而最大的發展是中國的經濟，中國近代發展最快的時期就是歷史上稱為同光中興時期，而我們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大發展只能排在第三位，在此時期我們中國自己種植鴉片，社會上已經普遍認識了鴉片的危害，鴉片的吸食人群得以控制，白銀再次入超，社會經濟發展非常穩定。
　　而且慈禧的個人才華也是不錯的，早年的慈禧沒有讀過很多書，但是她很快就可以為皇帝批閱奏章了，對於我們以前的文言文，這必須有很高的文字功底了，後來的慈禧可以說是書畫俱佳，我們的拍賣會可以經常看到慈禧的作品，質量是不錯的，慈禧的大雅齋也是著名的堂號。
　　在此背景下，中國大肆發展海軍，中國的白銀是很多的，那個時候中國的GDP還是世界第一，中國的財富在幾百年的積累下還是最富有的國家，而各國為了增加經濟收入，也紛紛向中國出售軍火牟取暴利，與現在對於中國的軍火禁運是截然不同的，因為在當時的世界，雖然以英國為頭號強國，但是歐洲的形式一直是互相遏制的，法國、德國、俄國等國均有很強的實力，美國的實力也發展迅速，他們歷史上的首要目標就是保持均勢，這樣的政治智慧他們在古希臘的城邦時代就發展得極其發達了，當時的世界是多極的。這與二戰後世界形成兩極世界，又發展到現在的單極世界這樣的世界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中國有條件得到世界最好的軍事技術和裝備，這樣的環境也使得在中國戰敗巨額賠款後日本可以迅速得到擴軍又大敗俄國。
　　而當時建造頤和園又有什麼重要意義呢？實際上大家都沒有提及這樣的背景，當時的需要是要讓慈禧交權，光緒皇帝已經到了親政的時候了，慈禧的權力基礎遠遠沒有武則天的強，當時光緒的父親是軍機處的實際控制人，而慈禧交權的條件就是要有一個可以回憶先帝的園子，這也是慈禧拖延交權的手段，因此儘快地修好這樣的一個園子——頤和園，就成為了當時的頭等大事，而慈禧的 60大壽，同時也是光緒皇帝正式執政的開始，因此全國上下修建頤和園就是最重要的大事了。而慈禧的另外一句名言，說六十大壽，誰讓她不好過一陣子，她讓誰不好過一輩子的話，也是有其他的背景的，因為說這句話是有語境的，本來是對於太監的訓話，卻被無限的放大，背後就是帝黨集團生怕讓慈禧知道了中日的緊張局勢，讓慈禧有借口不交權，慈禧遠不是一個昏庸的人，這在其後的戊戌變法中就可以知道，而清朝的祖制是很嚴密的，如果是六百里加急的軍情，皇帝和女人在床上也要被叫起來的，這一點與明朝是截然不同的。
　　在慈禧的即將交權的背景下，國內的各種權利均已經向帝黨靠攏，慈禧的權力遠遠不如以前，在當時的社會流行的是「帝師王佐、鬼使神差」掌握國家權力，就是皇帝的老師，醇親王的幕府，西方的買辦和駐外使節，醇親王的神機營的軍官，包括李鴻章這樣慈禧一手提拔，一貫的后黨，也是向帝黨靠攏。
　　而此時，本來同時進行的海軍建設和頤和園工程，為什麼變成了頤和園的單方面的工程了呢？這裡還有一個大家知道但是沒有聯繫起來的事實，這就是中國當時遭受了一個金融危機，這危機就是起源於李鴻章和左宗棠的鬥爭，這個鬥爭也是滿人統治者需要的，也是他們二人握有兵權的保身之道，但是在鬥爭中1882年開始把國內最大的銀行家胡雪岩給拖垮了，胡雪岩的倒台造成國內的金融風暴，本來依靠銀票的流通，大大地解決了經濟發展的貨幣流通問題，但是隨著胡雪岩的倒台，銀票的信用破產，國家的貨幣流通又重新回到了實銀的流通，而白銀數量有限且經濟已經高度發展貨幣需求大增，這樣的結果就是造成國內嚴重的通縮，而胡雪岩很多借款是借洋貸，中國的國際金融信用也大打折扣。在此金融危機和通縮的背景下，中國的海軍再也沒有新添訂購軍艦，而且對於軍艦的維修經費也嚴重不足。對於李鴻章，由於左宗棠已死，自己是唯一掌握重兵的漢人大員，對於軍隊建設再有要求，自身的安全就有問題，因此這些海軍方面和淮軍方面，是不會再提及軍隊建設問題了，而對於經費緊張，肯定是用於保障頤和園的工程而不是海軍建設，這是各方利益平衡的共識了，也是金融危機下經費問題的直接反映，因此海軍軍費變成頤和園，更多的不是慈禧的問題，從邏輯上說，慈禧倒是有頤和園晚一點建成她可以晚交權的動力。
　　但是為什麼最後的罪責就全部由慈禧來承擔了，原因也很複雜，在中日戰敗的背景下，慈禧有得以有充足的理由繼續控制皇權，帝黨們也願意把戰敗的責任推卸到慈禧身上，而且在戊戌變法后，光緒皇帝已經成為中國希望的象徵，誰也不願意給這樣的希望抹黑。同時革命黨顛覆滿清政權是有這樣的需要的，中國歷史上女主臨朝，也是被看做一個改朝換代的標誌，尤其是她還是一個昏庸的君主，因此把她儘可能的醜化，為了個人享樂不顧國家軍備造成國恥，是一個最好的醜化案例了，一個複雜的歷史真相就是這樣為了需要變成簡單的老百姓可以理解但是是否屬實已經不重要的定論了。

四十四、 戊戌變法是鬧劇（上）
　　
　　說起戊戌變法，總是讓人充滿了遺憾，這是我從中學的歷史教育開始有的感覺，大家也是這樣的感覺，更有人拿這個變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比，似乎是只要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就可以儘早的走向富強，不再會有其後幾十年的戰亂和分裂的歷史，但是本人在深入的研究了歷史的各種經濟因素后，這樣的看法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首先要看一下中國當時的國內和國際的環境，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西方列強在甲午戰敗后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在中國紛紛圈畫自己的勢力範圍，並且這樣的局勢是中國辛丑條約以後所沒有的，在辛丑條約上西方列強在中國達到了制衡，反而取消了彼此間的勢力範圍的劃分。這樣的國際背景是英國當年所沒有的，對於日本的維新也是沒有的。
　　再看一下變法的發起人，光緒皇帝雖然已經親政，說是傀儡皇帝當時還不完全是，但是他的權力基礎非常的不穩固，而支持變法的康梁等人的權利基礎就等於沒有，康有為是在公車上書開始名滿中華的，而公車是什麼？舉人的別稱，也就是說康有為開始主張變法的時候還不是進士，他的學生梁啟超功名就更低，這在中國古代功名第一的年代，不是進士出身是沒有從政的基礎的，若要進入核心領導階層，如果沒有世襲的出身，就必須是進士還要點了翰林才可以。而康梁等人進入權力圈子的時間也太短，也就是短短的一年時間，這樣的情況，他們在非常複雜的中國官場，是不可能有實際的影響力，他們的權力只是依附於皇帝的權威，而不能支持皇帝的權利。
　　再有就是變法的組織者實際上也是一個狂熱的權利攫取人，不要把他們看的那樣的神聖，他們也就是身死後被神化，這也是中國人的慣性思維方式，同時中國人是很阿Q的民族，本身就有問題會必然發生的事情，一定要以偶然的原因推卸責任，戊戌變法的失敗，變成了中國沒有在近代走向富強的借口之一。
　　他們如果不是那樣的熱衷於權力，變法也不會那樣容易夭折，這主要的表現在他們排斥現有的當權派中支持變革的力量，這些力量主要就是洋務運動的領導人張之洞和李鴻章等人，這些人都主動地與這些變法分子進行過接觸，中國的現在流行的說法是他們只想在經濟上的西化，不想在制度上的改革，但是我認為這是他們老謀深算的地方，只有經濟上前進了，才會產生政治上的需要，才會形成新的利益集團支持政治上的變革，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也說明了這一點，當年想要激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人，所得到的結果適得其反。而對於李鴻章這樣的身份的人，當年如果想要變革，想要動滿洲貴族的利益，一定是惹來謀反的殺身之禍的，這一點他們都清楚和非常的小心。那時變法還是有很多的潛在的支持者的，除了他們嚮往的洋務，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知道正常的情況下，年輕的光緒要壽命遠遠長於慈禧的，誰都要為自己日後留下一個後路。而這些可能支持的力量，由於要分享變法者的權力，而全部被變法者排出在皇帝的圈子外，這樣的結果就是使自己也孤立了起來，變法最終失敗就很正常了。
　　最後就是變法者的瘋狂了，他們變法的步驟太快，對於既得利益觸動得太大，導致了各種反對力量在他們以往勢不兩立的情況在被迫結成戰略同盟，這樣的結果，失敗就只是時間的問題，而他們想要袁世凱的軍事政變，根本沒有足夠的準備，只能是以卵擊石的結果，即使是袁世凱不告密，並且可以政變成功，但是以他的軍事實力和所處於的位置，也不足以震懾天下（如果足以，就是皇權旁落，中國歷史歷來如此，後來的歷史也是如此，已經現世報了），將來演變的結果一定是外面的諸侯借著所處於的列強勢力範圍的西方列強支持，打著袁世凱挾持皇帝矯詔的名義形成天下大亂的局面，列強可以趁機將其勢力範圍正式的分裂割據，中國的統一局面就沒有了。
　　這是當時中國國內格局的必然結果，而在這樣的結果中我們還要說一下袁世凱的個人情況，他是淮軍吳長慶的外甥，本來是李鴻章的人，後來甲午李鴻章的失勢，榮祿本來想殺人奪軍的，但是榮祿到達袁世凱的軍營，感到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精銳的軍隊，而他的軍隊剛剛從甲午戰敗中過來，榮祿覺得是國家難得的人才，臨時改變主意收為心腹，所以榮祿就支持袁世凱的軍隊改革，對於袁世凱是一個機遇，而榮祿也是改革派之一，只是又被變法者排除了。而當時的那次檢閱，也是考驗軍隊改制的結果，對於中國近代史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的內容均是以歷史和人物的微觀進行的分析，只是在操作的層面上說戊戌變法是一個鬧劇，但是在各種利益糾纏的深層次和宏觀方面的更加隱蔽得問題，才是說明這次變法是鬧劇的根本，下面的內容我們才是要涉及更加深層次的問題。

這部連載的文章，觀點很新穎，但是裡面所說的內容並不是全部都對。希望大家能帶著自己的思考來看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