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報告稱目前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

不管是在帝國時期的中國，還是現代西方國家，官民矛盾一直都是最難調和的一對矛盾。而在2008年的中國，當經濟和社會轉型走到糾結點，利益集團的博弈日趨尖銳，狂熱的股市一瀉千里，高企的房市搖搖欲墜，全球經濟衰退的陰影悄然瀰漫，官民矛盾以一種獰戾之態侵入公眾視野。

　　官民矛盾激化的一個直接後果，便是惡性泄憤事件的頻發。在信息更加透明的前提下，2008年爆發的類似事件讓人觸目驚心。類似事件在各國並不罕見，如美國的校園槍擊案，日本的街頭槍殺案等，社會矛盾普遍存在，但和西方國家這類案件往往更多地具有反社會色彩不同，中國的多起泄憤事件都頻繁指向政府機關。

　　貴州甕安事件中，縣公安局、縣委和縣政府大樓等多間房屋被毀，數十輛車被焚，百餘名警察在事件中受傷。甘肅隴南事件中，聚集的群眾衝擊了隴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記者被打傷，砸燒房屋110間、車輛22輛。警民衝突更是頻繁發生。有的還因為警民衝突引發了較大規模的群眾示威，並燒毀警車。

　　在短短一年內惡性事件如此密集發生，值得執政者警覺與反思。

　　危險的無直接利益衝突

　　最危險的並不是群體性事件數量的增加，而是性質的改變。甕安事件、深圳襲警事件和甘肅隴南拆遷事件等諸多事件中有一個奇怪現象，那就是最後聚集的絕大部分示威者都與案情沒有直接關係，他們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過不公正對待，或者是經歷了種種不如意，在別人的遭遇中，自己心底長期積累的憤怒和不滿被激活。他們的參與更多是為表達和發泄一種情緒。一些地方群眾的不滿並非一起孤立事件造成的，而是地方官民矛盾長期積壓的結果。這類社會矛盾被稱為「無直接利益衝突」。早在2006年就已經引起了有關人士關注。

　　無直接利益衝突最大的危險性在於較難化解，直接利益衝突往往針對性很強，就事論事即可，比較容易解決。而日積月累起來的不滿情緒卻很難在短時期內消除。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曼瑟爾·奧爾森在其《國家的興起和衰落》一書中提出，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而且，他們會變得越來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後他們就會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進行操縱。由於他們的技巧越來越嫻熟，因而獲得的利益也就越來越持續、越多，最終慢慢導致國家的經濟、社會、行政、法律等方面的體制、政策、組織，變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團的安排，使得該國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各個部門越來越僵化，這必然導致國家的衰落。

　　這只是一家之言，也並不一定適合中國國情。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近年來，隨著改革的推進，中國的確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利益集團，並且利益集團的博弈已經上至部委層面。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任何一部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規的出台，都變得艱難而漫長，在眾多力量的博弈下，最終的結果往往是在各利益方之間達到平衡。而作為普通民眾，他們往往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當改革的獲益被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共謀瓜分，無數明顯損害民眾利益的事情被粉飾，民眾的不滿情緒只能在沉默中累積。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利益關係開始出現相當程度的失衡，貧富懸殊不斷擴大，已成共識卻難以短期解決問題。在利益主體多元化的今天，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途徑已成為無法迴避的問題。

　　雖然行政訴訟法和行政複議法等相關法律近10年來陸續出台，近年民告官獲勝的案子也已並不鮮見，但畢竟只是少數，在採訪中，記者遇到的更多的是民告官無法立案或者以敗訴告終的情況，而即使小民勝訴，也存在判決無法執行的情況。

　　作為中國學界對和諧社會的首份研究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研究報告》特別指出，現階段我國社會基本穩定，各種主要社會關係總體上較和諧，但來自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關係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是我國面臨的兩大主要挑戰。報告特別對干群矛盾的日益顯化感到擔憂。幹群關係，實際上就是官與民之間，社會與政府之間的矛盾。

　　這個報告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各種社會人群都認為，目前社會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67.9%的人認為有衝突。原本可能潛在的群體利益矛盾正在逐漸顯化，成為被意識到的社會利益矛盾。

　　而調查社會各階層對近10年來獲益最多的群體的排序中，69.84%的人認為國家官員是近年來獲得利益最多的群體。作為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得到利益最多的是改革的主導者，那麼民眾的不滿將有多大？

　　社科院的報告也認為，官員排在獲益群體的首位值得警惕，而在過去多數年份的同類調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是私營企業主。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公務員職業在穩定的就業、收入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優勢更加凸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腐敗現象的蔓延已經對官員的社會形象造成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在這個格局之下，一旦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凸顯，得到利益最多者最先受到民眾質疑，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無直接利益衝突會日益增多。而官員在實際施政中的失當、不當甚至違法，就直接加劇了官民矛盾的激化。

　　最後的防火牆

　　社科院的報告認為，「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門亂收費、學校亂收費、征地拆遷補償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執法、下崗失業沒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會衝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歸咎於政府部門和國家幹部，這也大大增加了幹群關係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

　　而之所以社會衝突事件被直接歸咎於政府部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權力的不當使用。在社會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複雜化的情況下，不同群體的利益衝突有時會因基層政府不當行政而演變為「官民矛盾」。湖南湘西界首因非法集資案引發的集訪事件中，就有官員腐敗的影子。

　　政府這個本應超脫於社會利益紛爭之外的中立調節者，也深陷利益衝突的泥潭不能自拔，這是當前社會利益結構中最為危險的地方。在採訪蘇州嘉湖閣事件時，和房地產開發商發生衝突的業主也曾不解地問記者：明明是我們和開發商之間的矛盾，政府為什麼擋在開發商的前面？

　　群體事件爆發極為頻繁的房屋拆遷中，矛盾的雙方本應該是開發商和居民，而最終往往轉化為政府和居民的矛盾，因為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利益捆綁，所以積極地站在開發拆遷的一方，動輒出動大批警察，開發商則躲在政府身後，從而引發官民衝突。

　　政府本應是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紛爭的最後一道防火線，但政府能夠這樣做的前提是不屬於社會利益集團中的任何一方。但近年來，地方政府與民爭利早已不是新聞，官官相護、官商勾結等更為千夫所指。

　　一些政府部門處理問題方式不當，也常常會激化官民矛盾。甘肅隴南拆遷事件中，最初僅僅是30個人的上訪，最終卻引來2000人助威，以致發展成暴力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地方政府工作中的一再失誤，漠視群眾的訴求，在得知群眾上訪的時候，不是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解決問題，而是直接打壓群眾。

　　還有一種極端的情況，更影響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採訪中，有縣級市的政府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縣的交通系統很大程度上被黑社會壟斷了，老百姓誰想蹬個三輪開個出租，都要通過黑社會，每月要交「保護費」，交了保護費，政府有關部門也就不會再來收各種費用。而當地百姓對此似乎並無怨言，因為交的保護費相對於政府有關部門合法不合法的各種收費來說，並不算高。也許這個例子比較極端，但在縣級市以下的地方，這種現象肯定不是唯一。一些地方黑社會猖獗已被媒體多次報道。這種情況下，政府完全喪失了其最後一道防火牆的功能。

　　雖然一直有學者提倡「小政府，大社會」，「向公共政府轉型」，但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權力格局中，政府依然處於最核心的地位，於是民眾的不滿便自然而然指向了公權部門。

　　雲南孟連事件發生后，在現場主持處置工作的雲南省委副書記李紀恆這樣說：「謠言止於真相。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沒有什麼可以向公眾隱瞞的。」而事實上，幾乎每一次社會熱點事件背後總會有謠言如影隨形，信息透明化依然任重而道遠。

　　缺乏合理的上訴渠道使不滿情緒積聚，政府有關部門處置方式不當，作風粗暴，濫用警力和信息不公開，則導致政府公信力缺失，使官民矛盾進一步激化。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和中國現存的許多問題一樣，有待於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財富再分配的環節出了問題，稅款更多的用於政府形象建設，即使企業和富人階層照章納稅，低收入階層卻仍然得不到基本社會保障。

不要譴責私營企業主的消費行為，他們的財富是屬於自己的，大多是合法稅後收入；應該受譴責的是政府的各種各樣的形象工程以及各級官員的奢靡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