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人」馮友蘭與「左派」熊十力

右派們時不時要把馮先生當成中國的海德格爾來唏噓一陣子，無非是想當然地以為二十世紀東西方兩位曠世大哲在政治立場上或曰政治思想上跟自己是穿一條褲子的罷了。
　　馮先生不是小康儒，批小康儒的批林批孔，原本就是他在解放前就在做的工作。蔡仲德先生曾經指出，馮先生解放前已接受一些唯物史觀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在30年代講「新三統五德論」時就已初步表現出來。在《新事論》的文化觀中，同樣可以看出唯物史觀的某些影響。　
　　馮先生有個論斷：世界上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大同儒，究其要義，一是均，一是聯，只有搞公有制、合作化，並且進行學雷鋒式的道德教育才能辦得到，自由主義那麼齷齪的東西跟大同儒學是絲毫不沾邊的。
　　大同儒學、大乘佛學、共產主義，在微觀和宏觀方面都沒什麼本質的不同。而自由主義者的人生境界，則介於自然境界與功利境界之間，都是半獸人。也就是小右們、小資們津津樂道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馬克思所講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跟他另一句更有名的話「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是一個意思。也就是說，只有改變私有制下人的物化生存狀態，才談得上人的自由發展。比如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階級的個人自由既以犧牲自己豐富的個性為代價，同時也是以犧牲大多數人的自由發展為前提的。而工人階級的自由，無非就是在挨餓與被剝削之間選擇的自由，以及在被A剝削與被B剝削之間選擇的自由。
　　作為哲學家，馬克思並不拒絕以精神領袖的身份對社會變革施加影響力，馮友蘭也不會。
　　馮友蘭先生並未做過什麼違心的事情，他參加兩校（梁效）寫作班子，全然出於其共產主義信念。
　　要想研究和評價參與過54運動，遊覽過蘇聯，因為發表偏左言論進過國民黨班房的馮友蘭先生，脫離開政治上的左右之分是根本不可能的。49年人民解放軍進駐北京，就是馮友蘭先生代為接管了清華大學，換句話說，馮友蘭先生是新中國清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康梁維新派就是以修正孔子開始的。他們大膽的把他說成不是一個古典的保守現狀者，而是一個進步的自由派。梁效批評小康儒，則在康南海的基礎上向大同儒學更進了一步。
　　並不是說慈禧宣布維新派是亂黨，王公大人們就能無比正確了。站在王公大人們一邊，也不見得就有多光彩。梁效的文章批評的是官本位的孔孟之道，至少在這個意義上文革跟戊戌變法是有些可比之處的。
　　與右派不同的是，馮先生是在80年代受到迫害的，北大哲學系的幾位先生里，馮先生學術地位最高，做博導卻是最晚，一干勢力對他的政治審查持續到80年代中後期，參加兩校寫作班子的經歷受到了清算。既是清算，無非就是報復而已，政治報復中被報復的一方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受到與其學術地位不相當的學術評價，我以之為迫害。
　　我以為，馮先生的晚年是很矛盾的，他以討好當局的語氣寫出了中國哲學史的現代部分，但卻並不收入作為晚年定論的《新編》，如果說馮先生說過什麼應景的、違心的話，想必應該是在這段時間。
　　有人說，馮先生被打成過右派，並以此為據說馮先生是違心的、被逼的。
　　西方知識分子的尷尬集中體現於他們對待海德格爾的態度，中國右派們對馮先生又打又拉，除了展示出馮先生學術地位的崇高和中國右派們一貫以其自身的政治偏見為政治正確的不良品格以外，實在不足以說明別的什麼。
　　關於右派的認定問題，我這兩天恰好作了些思考。我發現，被集中平反的一干人等喜歡用「被打成右派」這樣的話來表述自己曾經的右派身份。
　　這就很有意思了：一個人是不是右派，首先是其自身的政治立場決定的，其次才會被人識別出來，也就是說「被發現是右派」，但是這一「打」，水就混了。馮先生恰好是治國學的大師，瓜田李下的，不被冤枉也難。
　　與之相映成趣的是口口聲聲說自己是被冤枉為右派的許多人，比如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某位法學名流、泰斗，如今反倒公開宣稱自己當年就是堅持其右派思想的了，這就可見所謂右派、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分明是有著名實之分的。
　　近現代大儒中，對共產主義信念闡發最力的是與馮先生齊名的熊十力先生，熊先生作於50年代中前期的《原儒》、《與友人論六經》兩書出版於反右以前，是比較可靠的資料。
　　熊先生被海內外右派們懷疑為向當局獻媚的這幾部書，是印行於1956年以前的，時反右尚未開始，真右派如章伯鈞、儲安平輩還如同當今知識精英們一般地高官厚祿著，若說曾當面對蔣介石惡語相向的熊先生是為向社會主義制度示好，除志同道合而外，實在不能有什麼別的合理解釋了。
　　熊先生所闡發的儒家的大同，是不同於康南海所謂的大同的，他對康有為的批評並不比對孟子的批評少，究其主義，無非是革命而已，這在反對革命的右派們看來當然是大可詬病的。
　　馮先生沒做過什麼錯事，所以馮先生沒有向老右小右們認錯。
　　而這也就是廣大知識分子們翻身之後，馮友蘭先生反受壓制，遲遲做不了博導的原因。

這麼說，在威逼之下，下跪可以理解；害人，為人不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