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國出現了百年以來最好的狀況！

(2008-12-09 05:18:38)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從此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歷經三十年後，中國的變化和經濟崛起舉世矚目，改變了世界格局。德國之聲記者張丹紅就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與問題採訪了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
　　德國之聲：前不久，您發表了關於中國改革開放30年成就與問題總結的長篇文章，列印出來共11頁。您開始談了中國近現代改革開放的艱難歷程，最後是對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與教訓總結。中間您闡述了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與問題。其中成就佔了一頁半的篇幅，問題則是足足的5頁。按照這樣的比例推算，您認為改革開放30年問題遠遠大於成就，是這樣嗎？
　　胡星斗：不是這樣的。其實我對改革開放的認識是成就大於問題。成就方面之所以寫得少一些是由於很多東西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內容，比如說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現在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德國之聲：我想談成就的人肯定不少，而且最主要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大家的物質生活這30年得到了非常明顯的改善。我們今天主要談問題，您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之後，回顧這段歷史，最嚴重的問題是什麼？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胡星斗：我認為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公權力失控，形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
　　德國之聲：您能不能具體談談？
　　胡星斗：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之後，我們非常強調經濟發展、經濟建設，從中央到地方，大家都是希望要以政府的力量來推動經濟的發展，所以從一開始，我們選擇的就是建立一種大政府。當然我認為中國這麼一個大的國家，當然需要一個強大的政府，要保持社會穩定，責任是十分重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這個大政府又沒有受到太多的監督和約束，特別是一把手，各級官員，我們的新聞媒體也掌握在各級政府的手中，我們的老百姓、公民也缺少對政府和官員監督的權利，我們的機構的設置也是權力高度集中，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可以說是三位一體，最後都集中到了縣委書記、市委書記等一把手的手中。這樣發展的結果就是官員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少約束的,官員腐敗比較嚴重。我們改革開放進行了兩個相反的運動，一方面是經濟的市場化，經濟方面也越來越自由，另一方面在政治方面卻是越來越龐大的政府，而且目前是越來越加強政府對很多方面的控制。
　　德國之聲：我看您文章中舉了一個數字，是"中國青年報"2006年公布的一個數字，按照公務員和GDP的比例指標，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過發達國家，超標近20倍。那麼在全球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中國大批工廠已經倒閉。在這樣的背景下，您認為應當精簡機構，那不是會造成更多失業人口，增加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嗎？
　　胡星斗：國際上是有這樣的說法，說整個世界都在往左轉，似乎中國也應當往左轉。我認為目前中國是有一點向左轉。但是中國的問題不是左能夠解決的。中國過去太左，所以適當的右，我覺得還是必須的。總體來說，我認為中國應當保持左右的平衡，既不能太左，我這裡說的左是保持大規模的政府，政府對經濟全面地進行控制，就像文革時期那樣，還是搞一些政治鬥爭，這是我們反對的極左。同時我們也反對極右，那就是認為自由市場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越自由越好。我贊同中間派的觀點。中國實際上不是自由化過度，在某些方面國有壟斷，權貴壟斷，也是經濟方面的一個顯著特徵。當然在某些銀行的改制方面，也沒有做好。失誤是存在的。但是不能夠因此就認為中國現在是改革改過了頭。德國之聲：談到金融體系，我想插一句，您在文章中也間接批評了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步伐過於緩慢，也沒有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但另一方面，您也讚揚了中國金融資本、股市、銀行匯率、對外投資等方面都採取的是謹慎穩妥的做法，從而使中國躲過了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及全球金融危機，這不是有一些矛盾嗎？
　　胡星斗：並不矛盾。一方面我們的金融仍然是保持高度的壟斷，另一方面我們在某些方面，在利率、匯率，在市場化操作方面也進行了一些改革，改革是漸進的，比如我們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這樣的一種漸進的、對資本項目進行管制的做法是有一定必要的。我們所批評的是國有壟斷的金融。未來即使中國的金融實現了民營化，像美國那樣有上萬家銀行，政府仍然可對其業務進行管制，可以對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進行控制，這個並不矛盾。我們這裡講的是產權結構方面的不合理。目前的中國是不充分的市場化。在經濟領域就是過度的壟斷。另一方面政府對經濟又有過多的干預和管制，而且不是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而是採取一些行政的辦法，審批的辦法。
　　德國之聲：胡教授，除了我們剛才談到的公權力失控以及由此帶來的貪污腐敗，還有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中國還存在著其他很多非常嚴重的問題，貧富懸殊、城鄉差別、環境污染等等，那麼您認為中國政府現在應該從哪裡下手，解決了哪個問題之後對其他問題的解決有帶動作用呢？
　　胡星斗：目前中國所要改的我認為還是政治體制。當然現在好像大家對政治體制改革不怎麼提了，可能目前中國政府的重點是社會體制改革，社會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等。我認為這種做法當然也是可取的。因為經濟體制改革好像難以突破，政治體制改革好像又太敏感，所以就進行一些民生領域的、社會保障領域的改革。這是非常有益處的。但是我認為中國的問題要真正地解決還是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如果不能放開更多的新聞監督，如果不能夠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發言權，如果不能夠通過允許老百姓一定程度上組織起來，容許老百姓進行抗議，如果這些都不允許的話，那麼我們也很難想象那些既得利益者能夠讓步。他能夠放棄到手的巨額經濟利益，所以要解決這種國有壟斷的問題，這種權貴市場經濟的問題，還是取決於新聞的監督，要保障老百姓的話語權，保障老百姓組織的權利，組織起代表自己利益的工會等等。老百姓要有罷工權，抗議的權利，這些權利其實中國政府也是承認的。如果這些權利問題不解決，那麼中國的問題也是難以解決的。
　　德國之聲：那麼您認為中國現在實現三權分立的時機已經成熟了嗎？
　　胡星斗：我不認為目前可以進行三權分立的改革，但是我認為權力必須分立，也就是說權力必須交給不同的主體去掌握，去運行，特別是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這三者首先要分立，不一定是司法、立法和行政。
　　德國之聲：為什麼呢？
　　胡星斗：目前中國還不具備三權分立改革的時機。因為我們畢竟各級政府上面都有個黨委進行統一的領導，這三權實際上是不可能分開的。但是不能因為三權分立目前中國做不到，因此我們就不進行其他的改革，監督、監查、法院、檢察院、反貪局、審計局、信訪局，這些能不能保證有更大的獨立性，我想這是能做到的。
　　德國之聲：現在發達國家經濟衰退越來越影響到中國的經濟增長，一般認為中國的經濟增值率在百分之八以下就不會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這也是產生社會動蕩的一個潛在根源。中國現在已經常發生罷工或抗議的事件，有關部門的第一個反映還是壓制，您認為政府應當採取什麼當務之急來疏導民間的不滿情緒呢？
　　胡星斗：對於民間不滿的情緒，我想政府還是要疏導，還是要保障社會的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甚至老百姓的抗議權利。只有實現了社會正義，國家才能夠實現穩定。如果有的人的想法是不需要社會正義，為了社會穩定，我可以把一切社會正義都犧牲掉。一切都可以鎮壓，可以顛倒黑白，這樣的做法可能能夠穩定一時，但是很難從長遠實現社會的穩定。
　　德國之聲：胡教授，您在文章最後談到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和教訓時，引用了作家狄更斯的一段話。他曾經這樣描述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說"這是個最壞的時代，這是個最好的時代；這是個令人絕望的春天，這是個充滿希望的春天；我們前面什麼也沒有，我們前面什麼都有。"展望2009年的春天，您認為這是一個令人絕望的春天，還是個充滿希望的春天呢？
　　胡星斗：2009年的確是充滿了變數的一個春天，經濟在2009年有可能跌入更深的低谷，目前從政治方面來看，中國也有可能向左轉。但是從長遠來看，我還是有一定的信心的，我認為目前中央領導基本上還是比較開明的。他們還是會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的。改革開放30年也的確給我們積累了巨額物質財富，整個社會的自由度也有了極大的進步。我引用狄更斯的話：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我贊同他的觀點，認為目前中國一方面看起來是個最壞的時代，我們弱勢群體的權益受到種種侵犯，腐敗，兩極分化，這些問題很難解決。同時這的確又是個最好的時代，因為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像目前這樣好的狀況。

胡星斗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與問題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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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報道周刊
胡星斗：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與問題總結2008年10月11日 星期六 於 14:57:24 · 胡星斗 發表在: 中國觀察

　　——兼論建立中國的改革開放學、迎接新改革開放時代

　　一、中國近代現代改革開放的艱難歷程。

　　中國近代與現代的歷史是改革與反改革、開放與反開放的歷史。

　　1840年，清朝封閉的國門雖然被堅船利炮打開，但是中國仍然有一股超強的力量試圖閉關鎖國，致使一百多年來，中國的國門時開時閉，中國人民的命運時沉時浮——太平天國雖然引進了洋教，但總體上仍然排外；第二次鴉片戰爭，愛國與愚昧並存；洋務運動，試圖微啟國門，進行經濟領域的開放，但不進行政治領域的改革，直到甲午戰爭宣告了這種機會主義開放的失敗；1898年戊戌變法，試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但被腐朽的清朝統治者鎮壓了；1899-1900年義和團運動扶清滅洋，要消滅一切西方科學文明在中國的痕迹，拔電桿，毀鐵路，燒學校，同時為慈禧太后所利用，殺戮全國各地的維新志士和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人。有的人僅僅因為身上有火柴（過去叫洋火）、鋼筆就被殺戮或全家被斬。

　　1901-1911清末新政，慈禧太后不得不進行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改革，確立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經濟自由、司法獨立、軍隊獨立等原則，制定了刑律、民律草案、刑事民事訴訟法、公司律、破產律等，在《欽定憲法大綱》中第一次以憲法的形式保障私有財產和臣民權利，可以說此時的慈禧太后不但採納了她所鎮壓的康有為梁啟超當年提出的全部主張，而且無論言行比起康梁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慈禧太后儼然成了激進的改革家，可惜此時政治改革為時已晚，改革的步伐趕不上革命的步伐，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再次宣誓對外開放；不久，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北洋政府成立，中國雖然有所倒退，但基本上仍然遵循了清末新政的開放道路，尤其是北洋時期言論自由的社會環境造就了偉大的「五四」運動；後來國民黨北伐成功，開始以黨治國，自由的環境有所收縮，但在從1928至1937年將近十年的時間裡，國民黨創造了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迹；而後，日本人大規模侵華，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蓋過了開放與發展；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確立了憲政原則，憲法中寫入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權力分立與制約、司法監察獨立超越黨派、保護公民權利等內容，可惜隨之而來的內戰硝煙吞沒了美好的憲政憧憬。

　　1978年改革開放是中華民族新生的開始。在經歷了一二百年改革與反改革、開放與反開放的流血鬥爭與開閉循環之後，中國人民又開始走上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國家的現代化道路。

　　但現代化之路註定是不平坦的。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既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也積累了嚴峻的社會問題。

　　二、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

　　1、經濟建設成就斐然。

　　200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24.66萬億元，居世界第四位；GDP約佔世界的5.5%，而1978年時中國GDP僅為世界的1.8%，為中國有史以來最低(據著名經濟學家Angus Madison《中國長期經濟運行》(1998年)一書，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1820年中國GDP佔世界的32.4%，居世界第一位，1890年降為13.2%，1919年降為9.1%，1952年降為5.2%，1978年降為5.0%，改革開放后1995年上升為11%).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製造業佔世界製造業的份額不足1％，而今在全球製造業中的份額已經提高到8％以上，中國成為世界第三的製造業大國（據《2007-中國製造業發展研究報告》科學出版社2007年12月）。

　　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5.13萬億元（如果加上稅外收費，高達9~10萬億元），居世界第二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17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匯儲備超過1.52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而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僅有1.67億美元，1989年時也只有55.5億美元。

　　中國的鋼鐵產量居世界第一；2005年2月，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個突破年產2億噸鋼鐵的生產大國；中國的水泥產量和煤產量世界第一，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中國電視機、電冰箱、DVD、空調、摩托車、手機、鋼琴、化肥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國是世界第一產磷國、第一銅消費國、第一機床消費市場、第一傢具出口國、第一電話用戶與網際網路用戶國家、第一鞋類與紡織品生產國和出口國；中國是世界第二大造船國，集裝箱製造業佔世界的70%；中國城市的高樓數量居世界第一；中國糧食、果蔬、肉類、棉花產量世界第一；中國是世界第一漁業大國、養羊大國。

　　中國在航天、高鐵、水電站、核電站、運載火箭、核武器、高性能計算機、第三代移動通信、超級雜交水稻等方面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

　　2、社會生活方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

　　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5年41.8％（「2005年中國城市論壇北京峰會」數據，北京晚報2005年09月14日）、2006年的43.9％（人民日報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2007年的44.9%（2008年07月21日 13：40：04 中財網），近30年向城市轉移了4至5億人；目前，平均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口1000多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800萬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元。

　　改革開放后，中國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文化事業等方面也取得了較大的或一定的成就。目前，中國高等教育規模世界第一、博士生數量世界第一、大中小學生數量世界第一；政府先後在農村和城市推廣了免費義務教育，2007年又開始實施師範大學生免費教育試點。中國在實現教育公平上邁出了第一步。

　　中國醫生數量世界第一；國家規劃免疫預防的疾病由7種擴大到15種，對艾滋病、結核病、血吸蟲病等重大傳染病患者實施免費救治；國家安排資金改造和新建1.88萬所鄉鎮衛生院、786所縣醫院、285所縣中醫院和534所縣婦幼保健院，為1.17萬個鄉鎮衛生院配置了醫療設備；世界衛生組織發表的《2007年世界衛生報告》顯示2007年中國人男女壽命分別達到71歲和74歲，比1978年提高了4歲多。

　　中國在社會保障方面也取得了進展。2006年參加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的人數分別達到1.293億、1.405億和1.035億（據人民日報海外版，2007年09月27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斷完善， 2007年在全國農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萬農村居民納入保障範圍。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和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國際貧困（赤貧）線標準，1978年，中國貧困人口6.24億，到2003年降至2.2億。另據世界銀行根據購買力平價（PPP）計算，2007年中國貧困人口1.35億人，占人口比例10%.

　　3、民主法治建設取得了比較大的進步。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缺乏基本自由，只能奉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單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戶籍制度、票證制度、計劃經濟制度把人民牢牢地束縛起來了；那時沒有法治，憲法不能保護國家主席，更不能保護平民百姓，如「四清」運動迫害死亡77560人；紋革迫害死亡773萬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民逐漸獲得了經濟自由、以及部分的政治自由、社會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絕大多數國民的公民權利獲得保障；中國社會、文化呈現多元化發展的態勢；民主政治有所進展，最高領袖的個人獨裁已經讓位於政治局常委的集體領導；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事業在曲折中前行，物權法、監督法、行政許可法、反壟斷法等得以實施；新聞媒體擺脫了全盤歌功頌德的局面，輿論監督、網路監督的力度不斷加大；人大、司法、監察、審計等的獨立作用越來越明顯。

　　三、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問題。

　　1、政府與政治體制問題。

　　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最大的失誤是公權力失控，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約束政府和官員，以至於逐漸形成了龐大的特權利益集團，嚴重地阻礙了公民社會、法治國家的建立。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應付經濟搞活、人員流動、言論放開的局面，保證社會的穩定，同時，為了以政府之手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最高當局自然選擇了建立大政府、強政府的模式。

　　然而，市場經濟要求的是小政府、有限政府、適度政府，要求政府不錯位、不缺位、不越位，要求公權力退出微觀經濟、退出市場，履行宏觀調控、提供公共產品、建立社會保障、保衛產權等職能，否則會導致「政府失敗」——政府的尋租活動，官員的腐敗；政府部門的自我擴張，官員不斷地擴大支配資金的規模；政府機構工作的低效率，政府職責的推卸。

　　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恰恰伴隨著兩個相反的運動——經濟的自由化、市場化，政治思維的僵化、政府的大規模化。

　　一方面，公權力大肆地介入市場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前的三級政府（中央——省——縣，那時的地區行署、人民公社只是省政府、縣政府的派出機構，規模很小）發展為改革開放之後的五級政府（中央——省——市——縣——鄉鎮）或五級半政府（加上村委會半級政府）；各級政府的部門迅速增加，雖經過歷次「精簡」，但機構越減越多，編外機構更是如惡性腫瘤一般繁衍。前審計長李金華曾經指出：國家審計署調查了31個部委，每個部委除了下面的幾十個司局之外平均還有163個自行設置的非國家編製的機構；目前中國的縣市一般設有80至120個編內機構，另外有數不清的臨時機構和事業單位。譬如某縣級市人口40萬人，城市人口不到25萬，是一個經濟落後地區。可該市黨政部門、行政機關就有88個，加上四大班子，共92個。領導幹部正職92人，副職279人。其建設局下轄16個單位，園林管理處就有約200人，僅一個直徑不到一華里的公園就有職工150人；自來水公司有約200多人。其教育局現有正副局長9人，設教育督導室、紀檢組、工會、辦公室、人事股、計財股、普教股、成教股、職教股、招生辦、教研室、電化器材室、師訓股、法制股等14個股，機關員工百餘人。其水利電力局共有幹部90多人，下屬單位9個，員工一千多人。

　　目前中國公務人員（包括公務員、民主黨派、工婦青群、編外人員、沒有市場化的事業單位人員——發達國家沒有「事業單位」，每個單位要麼是政府機構，要麼是市場主體）總數在6000萬人左右，並且每年還在以至少100萬人的速度增加；零點公司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指導下完成的《中國居民評價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務報告》顯示，近7成的民眾認為目前政府公務員的總量應該減少；按照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分析，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過發達國家，中國公務員「超標」近20倍（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30日）。

　　政府的超級規模化並沒有起到強化社會控制的效果，恰恰相反，由於存在嚴重的政府失敗和官員的敗德行為，導致中國的「軟政權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法不依，執法犯法」；各級政府的權威性、公正性受到了空前的質疑；地方政府信用不斷降低，社會不滿情緒不斷增長；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社會藍皮書》顯示，從1993年到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有數據表明，2006年的群體性事件已經達到八萬起。

　　可見，那種認為大政府可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可以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的想法完全是錯誤的。

　　中國一方面，公權力如癌症一般大肆擴張，另一方面，公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制約與監督。

　　長期以來，為了批判與抵制發達國家政治的「三權分立」，有關方面以至於違背人類文明的「權力必須分立、制衡」的原則，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全部集中於一人或者少數人手上，形成同體監督、自我監督的荒謬機制。各個地方的司法、檢察、監察、反貪、審計、新聞等都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媒體皆為各級政府所控制，往往成為自我美化、逃避問責的工具。

　　由於遲遲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權制度及由特權引發的腐敗問題、民生問題、行政性壟斷問題、弱勢群體問題成為當今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特權制度表現為：

　　特權等級制度——等級制度在改革開放之前還只在「幹部」中實行，現在推廣到了社會的各個領域，舉凡工廠、醫院、銀行、城市、街道、學校、科研院所、社會團體、民主黨派、歌星、方丈、道觀佛寺都被劃定了等級，享受相應的特權待遇。

　　特權財政制度——發達國家的錢袋子是掌握在議會的手中，官員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議會的批准。而中國的財政是官員化、隨意化、秘密化的財政，一切支出由官員說了算；所以，25年來，中國政府的行政開支增加了87倍；據2006年10月31日人民網等消息：2004年，我國一年的公款吃喝達3700億元，相當於「吃」掉了全民義務教育經費；公車消費4085億元，相當於「碾」掉了我國大多數人的醫療、養老費用；公費出國消費3000億元，相當於「游」掉了我國10年的低保資金。每年公款浪費的總開銷可以建7、8個三峽工程。

　　特權司法制度——上海巨富周正毅的看守所和監獄生活也處處顯示出特權：每餐「四菜一湯」；允許使用手機；數次看病，每次醫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門診，專為周正毅一人服務；親情電話成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權電話；違憲違法的官員特權——法外關押老百姓的勞動教養制度一直不被廢除。

　　特權文化制度——8億農民、2億農民工、3億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萬失地農民、3000萬上訪者、2000萬農村留守兒童、2000萬打工子弟、6000萬殘疾人、2億工人、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上百萬愛滋病患者在媒體上統統不見了蹤影，成為沉默的大多數。

　　2、社會與公民權利問題。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通過戶籍制度、單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證制度（糧票等）把人民牢牢地束縛在居住地，幾乎不存在自發的人口流動。改革開放之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單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票證制度逐漸鬆動或瓦解，但是戶籍制度依然故我，幾乎沒有進行過全局性的實質性的改革。由此，如今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權、農村人的社會底層化。而且隔離型的戶籍制度，將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城市之間割裂開來，按照特權、等級、排序進行治理，保護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時損害另一部分人的權益。源頭上的不公正日益成為仇恨、犯罪的淵藪。

　　現實中國的不和諧——特權、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視、省籍歧視、就業歧視、邊緣群體、弱勢群體、血汗工廠、農村貧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價、打工子弟學校、高考分數線差異，基本上都與戶籍制度有關。

　　戶籍制度與市場經濟完全相悖離、相衝突，成為「三農」問題的禍根，嚴重阻礙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戶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無限度地榨取農村的財富、富裕地區可以無限度地掠奪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而無須負責外地人的社會負擔，不用考慮外地人的醫療、工傷、養老、子女教育問題，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財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內。有專家統計，每個農民工每年創造的剩餘價值是1.9萬元，全國有2億農民工，每年創造的財富為3至4萬億人民幣；另據統計，由於國有銀行不給農民貸款，農村郵政儲蓄也只存不貸，因此，農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億人民幣，進一步維持了城市的繁榮。可以說，中國城市的發展，是以犧牲農民工的利益、放任農村越來越貧困為代價的。西方評論家認為，「中國的城市像西歐，中國的農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實。如果不廢除戶籍制度，中國的「三農」問題就永遠不可能解決。

　　

遷徙自由是現代國家公民權利的重要內容。在中國，很多人迴避或者從來不敢正視公民的自由遷徙權以及對自由遷徙權的限制所帶來的危害，好像在中國，人口多，人民的遷徙權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當中國社會出現種種不公平的事件時，人們只是震驚、氣憤於地方政府或者某個領導人在處理具體問題時沒有人性。例如孫志剛事件，雖然導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廢除，但其背後的根源——戶籍制度、暫住證制度、歧視制度卻紋絲不動。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顯示，由於戶籍制度的作祟，雖然34.28%的在京流動兒童為北京土生土長，但他們被看作外地人，20.82%的兒童不能及時接受教育。（《法制晚報》，2007年4月26日）

　　中國高等教育的城鄉學生比從改革開放初的3：7發展為現在的7：3.

　　中國的教育與學術如今也處處滲透了官本位特權和經濟利益。教育行政化、學校衙門化、學術垃圾化、教師商業化正污染著中國學子的心靈。北大物理系55年來培養了22位院士，其中不帶官職的只有4位。51級入學的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長。

　　而且，中國的醫療及社會保障制度也是按照戶籍和特權等級排序的。公務員享受財政撥款的公費醫療，部分職工是個人帳戶加社會統籌，另外一些職工和居民購買商業保險，農民參加合作醫療。官員們的公費醫療佔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80%.離退休高幹長年佔據40多萬套賓館式高幹病房，一年開支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元。

　　中國衛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四(世界衛生組織《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

　　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城市居民中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佔44.8%，農村佔79.1%.

　　零點公司2005年在全國7個城市、7個省的鄉鎮以及農村的調查結果是：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人佔65．7％。由此推算，全國約8．45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

　　衛生部的一個副部長在國務院新聞辦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目前中國農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區，由於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佔60%到80%.

　　據《當代中國研究》2003年第4期，從1991年到2000年，中央撥給農村合作醫療的經費僅為象徵性的每年500萬，地方政府再配套500萬。全國農民分攤下來，平均每年每人約1分錢。

　　中國的養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級化的。官員們按照級別享受相應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高幹離職后，秘書、警衛、司機、勤務、廚師、保姆、專車、住房及醫療待遇一律不變。但是，中國數億農民至今沒有可靠的養老保障，而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民早在三四十年前就能領到退休金（養老金）。

　　由於長期以來中國沒有樹立社會正義、公平思想，沒有「正義壓倒一切」的理念，相反，奉行「穩定壓倒一切」 的錯誤指導思想，一些官員以社會穩定為借口，剝奪當地人民的話語權、談判權、參與權、管理權、組織權、投票權、抗議權，導致弱勢群體不斷擴大，社會道德沉淪，群體性事件頻發，最終難以維護社會穩定。

　　3、經濟問題。

　　中國社會問題的核心是特權與壟斷。特權市場經濟釀成了腐敗市場經濟、不公平市場經濟、不道德市場經濟的後果，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過度壟斷造成了社會矛盾與衝突的激化。

　　特權壟斷利益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禍害。

　　越多的特權壟斷的國有企業進入世界500強，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就越沒有希望。目前，中國的壟斷國有企業資產利潤率僅相當於發達國家大企業資產利潤率的1/10~1/100.壟斷國有企業的高成本、低效益極大地損害了國民的福利。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道，中國億萬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過90%是高幹子弟；在5個最重要的工業領域——金融、外貿、地產、大型工程、安全業，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子女的手中。

　　據《南風窗》2006.1.1報道：國電公司等以不提供輸電通道等為要挾，對地方水電上划、代管，地方電力資產被低價甚至零價格收購，鄉村小水電被無償移交，不準地方發電自用，只准發電后低價上網高價買回，上網下網的價格差有時能達10倍以上，地方一年損失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電力壟斷已經嚴重地侵犯了老少邊窮地區的合法利益，地方上再也沒有了發展小水電的積極性了。中國國電、南方電網在特權壟斷、電費普遍上漲的情況下，每年只有200多億的微薄利潤，資產回報率僅有1%，而發達國家乃至巴西的電力企業資產回報率也在9~11%.據南方都市報2004.6.27報道：國家電力公司一次內部幹部會議，3天的會議花了304萬元，平均每人每天8000多元。一個已經倒閉的電廠抄表工年收入10萬元，而他做的工作僅為每天抄4次電錶。

　　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4家國有公司4年海外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這些公司的盈利完全來自於對國內消費者的掠奪，憑著其壟斷地位抬高資源價格或者對手機雙向高額收費等，然後把利潤送給了外國人。

　　中石化2005年實現凈利潤395.58億元，另外還獲得中央財政補貼100億元，而8億農民2005年獲得的糧食直補也才132億元。

　　據《南方周末》報道，中國的糧食連年豐收，產量達9800億斤以上，為什麼還出現糧食短缺、糧油價格上漲的現象呢？原來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中儲糧」)每年要收購全國小麥商品總量的60%以控制麥源，按兵不動，採取「市場飢餓法」，把小麥市場「托」起來，繼而在收購價的基礎上加價「順價銷售」。中儲糧每收購1斤糧食，政府給予2.5分錢的補貼；每存儲1斤糧食，政府給予4分錢的補貼。按畝產800斤小麥計算，一畝地政府給出的補貼為52元，其中農民實際得到了每斤2分錢、每畝16元的補貼，其餘36元補貼給了中儲糧。消費者每多支出1元的糧油成本，農民得到的好處不足0.15元，而中儲糧等特權企業賺去了0.85元以上。

　　據鍾偉等人的《中國金融總體風險評估報告》：2002年，中國工商銀行的資產利潤率為0.13%，農業銀行為0.01%，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為0.14%，而花旗銀行為1.5%，滙豐銀行為1.77%.中國國有銀行的利潤率不及發達國家大銀行的1/10~1/100.2002年，中國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25.37%，如果使用國際通行的「五級分類法」，不良貸款率估計在35~40%.這還是在1998年財政向四大國有銀行注資2700億元，1999年通過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1.4萬億不良資產，2003年向銀行注資450億美元之後。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3.27%，花旗銀行2.7%，滙豐銀行3%，亞洲金融危機前東南亞國家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也在6%以內，也就是說，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發達國家大銀行的10倍以上。

　　另據《法制日報》2006年11月30日報道，目前中國各銀行僅車貸呆壞賬就達1000多億，有的騙貸者從銀行騙取汽車消費貸款29筆，共計2000餘萬元，大多數都是內外勾結作案。29次騙貸竟然成功，並不能以銀行內控制度不嚴密來解釋，只能說明國有、官本位體制的醜陋本性。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總裁劉金寶，在擔任上海分行行長時，一年的交際費就達1個億，其車隊由10輛賓士車組成，經他批出的貸款壞賬高達960多億元。

　　另據報道：美國上市公司每年派發紅利大大超過從股市中的融資額，而中國上市公司大多不派發紅利，上市公司的利潤率僅為發達國家的1/10~1/100.由於中國股市是為幫助國有企業脫困而建立的，十幾年來，上千家國有企業得救了，但數千萬股民90%多賠得血本無歸，損失數萬億元。美國安然公司醜聞曝光后，在特定時期購進安然股票者可獲得總額近40億美元的賠償，可是中國至今不允許股民集體訴訟、消費者集體訴訟、環境受害者集體訴訟。

　　特權壟斷也使得中國淪為世界的打工崽。由於國有大銀行不屑於為小企業服務，不給小企業貸款，而能夠為小企業服務的中小銀行、私人銀行又不允許存在，加上小企業沒有技術創新能力，沒有自主知識產權，企業稅賦之重居世界第二，企業的利潤率微薄，沒有資金投入到研發之中，因此，中國只能成為世界廉價的加工業基地，小企業無法發展壯大。據報道：美國擁有中小銀行7000餘家，歐盟也有社區銀行等8000餘家，而中國的金融業被特權勢力所壟斷。所以，中國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壟斷國企進入了世界500強，使得國民福利受損，另一方面是漫山遍野的小企業，整個珠江三角洲上百萬個企業的產值之和也僅相當於一個跨國大公司的產值。

　　特權壟斷還造成了新農村建設的失敗。農民應當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但目前由於金融壟斷，農村處於金融真空的狀態，國有大銀行不願意也不可能為農民貸款，農村的土地、宅基地由於是集體所有，不能夠抵押，承包的土地也不能改變用途，所以，農民已經沒有了創業的可能。新農村建設只能淪為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台灣有農會，農會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給農民貸款；美國有信用合作社11500家，可是中國目前有誰給農民貸款？農村合作信用社也產權不清，壞賬率達56%，而且一直為地方政府所控制。農民已經無法在農村創業，只能流落到城市，成為苦力和打工崽。

　　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然而，這個數據還不能真實地反映出城鄉之間實際收入的差距，如果把福利、補貼等因素考慮進去，一般估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6倍左右。

　　世界銀行根據購買力平價（PPP）計演演算法得出結論：2007年，中國赤貧人口達1.35億人，占人口比例10%；貧困人口4.3億人，占人口比例約32% .

　　而且，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赤貧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係數就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達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遞增0.1個百分點的速度測算，以及根據《中國經濟周刊》、人民網的報道：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0.5的危險值；中國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體的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群體的收入之比）竟高達33倍（《中國經濟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發達國家僅8~9倍。

　　4、環境問題。

　　生態環境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底座，不可恢復的生態環境破壞等於是斷了子孫後代的活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奉行唯經濟主義的指導思想，不惜破壞人民的生存基礎和生態環境，以謀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提高。

　　2007年中國環境綠皮書指出：中國的生態環境「局部治理，總體惡化」。特別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澇；長城內外，沙暴連連。現有森林系統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效益和服務功能，正是因為質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採伐並轉化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屢遭破壞，大面積人工化和單一化，加之森林總體數量不足，分佈不均，因此無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國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自然災害愈演愈烈的勢頭。

　　中國正在為環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價。世界銀行2001年發展報告中列舉的世界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佔了16個。中國許多大城市肺癌標化死亡人數增加了8~10倍。據研究，空氣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經濟成本約佔中國GDP的3%~8%，相當於廣東和上海GDP的總和。 另一個數據是，到2020年，中國僅為燃煤污染導致的疾病就將付出3900億美元。

　　2005年1月，評估世界各國（地區）環境質量的「環境可持續指數」（ESI），在瑞士達沃斯正式對外發布。在全球144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以38.6分名列第133位，即倒數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發布該指數時，全球142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位居第129位，即倒數第13位。

　　根據2005年3月4日發布的《中國環境危機》報告：

　　目前火電廠是排放大氣污染物的大戶，佔到了全國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的一半以上，而我國每年因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千億元；全國採煤沉陷區面積已達40萬公頃，造成大量土地破壞和移民搬遷；全國1500多座煤矸石山，累計堆存30多億噸，佔地超過15萬畝；全國74家重點鋼鐵企業，有18家建在直轄市或省會城市，34家建在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中國還是粗放式的生產方式，我們每增加1元的生產總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國生產一噸鋼耗水是國際先進水平的10-40倍，開採一噸原油耗水是國際的6-26倍，生產一噸紙耗水是國際的3-10倍；企業的高消耗、落後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高污染。我國鋼鐵每年多耗煤6000萬噸，多產生90萬頓SO2，60萬噸煙塵；火力發電，每年多消耗5000萬噸標準煤，多產生140萬噸SO2，1500萬噸煙塵。

　　我國城市缺水的狀況日趨嚴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質量有較大的下降，大面積的水污染已對城鄉居民生活飲用水源構成嚴重的威脅。據我國七大水系重點評價河段統計，符合《地面水環境質量標準》一、二類的僅佔32.2%；78%的城市河段不宜作引用水源；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水污染加劇了水的供需矛盾，使經濟受到巨大的損失，直接威脅到人民的健康與生命安全。一份報告表明，全國532條主要河流中，有436條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經的15個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個河段水質嚴重污染。

　　在全國600多個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濃度超過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由於SO2等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續增加，我國酸雨呈現逐年加重的趨勢，目前已覆蓋了1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範圍。

　　由於過度使用地力、超載過牧，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研究表明，我國每年流失土壤超過50億噸，相當於全國耕地每年刮掉1厘米厚的土層。80年代以後，沙漠化土地每年增加3400平方公里，相當於每年失去一個中等大的縣。

　　四、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與教訓。

　　作家狄更斯曾經這樣描寫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這是個最壞的時代，這是個最好的時代，這是個令人絕望的春天，這是個充滿希望的春天，我們前面什麼也沒有，我們前面什麼都有。」 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來描寫改革開放中的中國。

　　從好的方面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有上層的決心、全民的支持，也因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漸進、先試點后推廣的路線與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穩定；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創的法治；給人民帶來了言論自由、遷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憲政民主、權力分立制衡、獨立監督、新聞自由、公民社會、民眾問責、行政公開、陽光財產、民生財政、人權及公民權利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這就是我為什麼主張設立改革開放紀念碑的原因。

　　從壞的方面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戰略，沒有理論，沒有精心設計，沒有失誤矯正機制，除了經濟之外也不主動學習發達國家的其他東西，所謂「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放任制度化的特權、腐敗與道德墮落；儘管也反腐敗，也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但都是治標不治本，鮮有從制度出發解決問題的，有關方面也從來沒有提出過反特權。

　　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此複雜，好壞雜陳，良莠不齊，以至於我主張建立中國的「改革開放學」——區分好的改革開放、壞的改革開放，探索現實中的改革開放；分析改革開放的動力、階段、步驟、條件、後果、困境、民意基礎、合法性來源；探討各個領域改革的得失、失誤的原因，以及如何進一步地改革開放；總結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成敗與前蘇聯東歐歷史上的改革教訓；檢討影響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心理因素；研究改革開放帶來的進步、出現的問題、改革開放的經驗與教訓。

　　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有：

　　1、破除教條，解放思想，大膽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個教條主義與非理性主義並存的社會，那時一方面批判修正主義，奉行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否定理性科學的計劃，肯定無法無天的經濟與社會。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府大膽地撥亂反正，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引導中國走上了與人類主流文明逐步接軌的現代化道路。

　　2、尊重人民群眾的創新，尊重實踐，及時總結經驗推廣好的做法。中國經濟上的改革肇始於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爾後地方與人民群眾的創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四川向陽鄉率先給人民公社摘牌；深圳創業；海南改革；洋埔風波；浙江龍港農民城；鄉鎮企業；政企分開；企業改制；糧油戶籍改革；溫州模式；義烏小商品城；沿江沿邊開放；上海浦東金融區；天津濱海新區的自費改革；重慶土地制度改革，等等，無不顯示出中央政府對地方實踐、對人民群眾創新的尊重。

　　3、必須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同時實行地方分權，兼顧社會穩定與社會活力。在沒有聯邦制與地方自治制度的中國，如果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龐大的中國社會不可能穩定、發展；同時，如果沒有適當的地方分權，高度的集權制會扼殺地方的創新積極性、窒息社會的活力。

　　4、百折不撓地推動法治國家建設，發展公民社會。中國自古是一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度，法治往往會被人治所淹沒，並被扭曲；因此，始終不渝地優先推進法治，顯得難能可貴。從《人民法院組織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教師法》到《反洗錢法》《物權法》《行政許可法》《勞動合同法》《城鄉規劃法》《反壟斷法》，中國從1979年到2007年，總共通過了400多件全國性的法律及關於法律的決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規。儘管這些法律的執行存在種種不如意之處，但是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仍然支撐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艱難成長，起到了保護公民權利的重要作用。

　　5、漸進改革，穩妥開放，宏觀調控拿捏有度。中國總體上走的是漸進改革之路，儘管社會為此付出了長期的轉型成本，但是漸進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會震蕩與混亂；在對外開放方面，中國的金融、資本、股市、銀行、匯率、對外投資等都採取的是謹慎、穩妥的做法，成功地躲過了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及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在宏觀調控方面已經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和軟著陸。

　　6、發展民有經濟，藏富於民。中國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體制外的改革，從增量逐漸逼近存量，從體制外逐漸逼近體制內。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過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最終帶動了國企的改革；目前，民營經濟佔到了GDP的65％、就業人數的80%和利稅的50%，中國終於從國有經濟一統天下轉變成了民有市場經濟。而只有民有市場經濟才是健康的市場經濟，才是藏富於民的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否則公有與市場的結合必定成為特權與腐敗的市場經濟。

　　中國改革開放的教訓有：

　　1、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甚至沒有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沒有實行憲政社會主義、可控民主，放任特權與壟斷，導致吏治鬆弛，官德敗壞，釀成嚴重的官商勾結、官僚主義、弱勢群體等問題；沒有建立權力分立制度，而是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交給同一個人（一把手）或同一個組織掌握，自我監督，必然造成嚴重的腐敗、社會的不公正、社會道德的淪落；沒有把各級人大變成真正的權力機關，實現人民代表的專職化、專業化和自由選舉，讓人民代表擁有罷免彈劾官員、決定財政預算決算、進行重大決策的權利。

　　2、沒有重視司法獨立與新聞監督；沒有讓法院、檢察、反貪、審計、監察、信訪等部門獨立於行政，以對弱勢群體進行有效的權利救濟、司法救濟；沒有廢除違憲違法的勞動教養制度，致使法治國家的建設無法突破；沒有逐步建立公民監督、司法監督、媒體監督的有效體系；也沒有建立現代新聞制度，把媒體從各級官員的喉舌變為人民群眾的喉舌。

　　3、沒有實行陽光財產與陽光財政制度；官員財產沒有申報與公開、財政不透明、財政支出不科學不合理、財政預算沒有經過各級人大的嚴格把關，致使腐敗與「三公」消費、公共資金的浪費現象十分嚴重，行政開支巨大，民生支出過小。

　　4、長期奉行唯經濟主義的指導思想、唯GDP、唯招商引資、唯財政收入的政績觀，引導整個社會「一切向錢看」，沒有致力於建立公平市場經濟、道德市場經濟，聽任金融、保險、石油、有色金屬、煙草、電力、電信、鐵路等領域的國有壟斷，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國民收入分配嚴重畸形化，形成住房、醫療、教育新的「三座大山」，民生問題日益突出，民營經濟舉步維艱，新農村建設陷於停滯，資源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

　　5、在公民社會的建設方面沒有進展，沒有給予政策與法律的支持，民間自治組織、公益組織、慈善組織難以註冊成立：「穩定壓倒一切」的錯誤理念使得穩定也壓倒了正義、壓倒弱勢群體的生存權，社會道德從此江河日下；沒有開展社會正義運動、平等權利運動，沒有廢除歧視性的諸多法律、政策與制度，如沒有廢除二元戶籍制度，沒有在就業、失業保障、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方面實行公民平等的待遇。

　　6、沒有進行有效的文明重建、信仰重建、價值觀重建，沒有在民主、法治、正義、公平的基礎上進行道德建設，這樣，不僅所謂的「精神文明建設」流於形式，而且官德日益墮落，地方政府沒有信用可言，社會公德意識無法提高。

　　五、迎接「新改革開放」時代。

　　雖然改革開放成就與問題同樣突出、經驗與教訓刻骨銘心，但只要中國政府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勇於糾錯，改正缺點，中國還是可能從目前的「反改革開放」時代過渡到「新改革開放」時代的。

　　所謂「新改革開放」時代，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廢除特權制度與權貴壟斷、保障民權以改善民生、保障社會正義以弘揚道德、實行憲政社會主義的時代。

　　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是放開新聞監督、進行人大代表直選。放開新聞監督，包括放開網路言論監督，最容易做到，少管就行了，當然要進行新聞立法；媒體是社會公器，必須為公民服務，為弱勢群體代言，即使加大媒體監督的力度，讓人民群眾說話、申冤，天也不會塌下來，相反，人民會更加信任政府。

　　進行人大代表直選，實現人大代表的非官化、專職化，讓人民代表大會真正擁有罷免彈劾官員、審查財政預算決算、進行重大決策的權利，把各級人大變成真正的權力機關，符合憲法，容易操作。

　　制定《基層選舉法》，規範村民自治，將選舉逐漸推廣到鄉鎮負責人直選；縣級以上負責人由各級人大、黨代會間接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由直選產生的人大代表以差額、無記名、秘密投票的方式間接選舉產生，候選人來自各種方式的推選和獲得100萬人以上聯名支持者，不搞全國性的直選。

　　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啟動法治國家的建設。

　　確立權力分立制度，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賦予不同的機構和個人，從財政上、組織上確立法院、檢察院、反貪、審計、監察、信訪等部門的獨立性。

　　廢除官本位的等級制度、黑箱化的財政制度、權貴壟斷的企業制度、封建等級的社會保障制度、歧視性的戶籍制度，等等。

　　切實保障公民的話語權、生存權、遷徙權、組織權、罷工權、抗議權、選舉權、參與管理權、平等談判權、社會保障權、集體訴訟權、司法救濟權；提高人民收入，確保勞動權益，改善民生現狀，治理環境污染；確立免費義務教育、免費醫療、免費養老的「三免」制度，實行普遍農民養老金制度。

　　進行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現代農村制度；實行土地的「三化」——資本化、規模化、合作社化；盤活農村土地，允許土地的轉讓、買賣、出租、入股、抵押貸款；實現土地承包權的永久化，以此解決農村的融資困境；以土地的資本化、規模化、合作社化實現土地的增值、農民議價能力的增強、農民收入的提高，從而縮小城鄉差距，啟動內需市場；同時，在全國、省、市、縣、鄉鎮分別劃定農業區、非農業區，在農業區，學習台灣的做法，漲價歸公，土地轉為非農用時一半充公，剩下的一半收取高額的土地增值稅；對土地的買賣施以限制——必須在城市有工作、有住房；或者年老無人贍養，或者開發商解決其工作、住房和社會保障，這樣，農民才能賣掉他的土地，因此，土地改革不會發生豪強土地兼并、農民流離失所的狀況。

　　開展社會正義運動、平等權利運動，確立社會正義優先、平等權利第一的理念，提高官德，弘揚公德；官德是官員的立身之本，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與良心。以後誰突破了官德底線，就將永遠退出政壇，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通過約束官權，讓人民群眾來監督官員以樹立官德。

　　總之，我主張實行憲政社會主義，確立憲法至上、有限政府、保護人權的憲政主義原則，兼顧憲政民主與社會穩定、法治分權與中央權威、普世價值與社會主義，迎接人類政治文明成果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新改革開放時代。

　　我相信新改革開放時代一定會到來，一定更加輝煌。

　　本文是作者2008年10月11日在北京三味書屋的演講稿的一部分

　　「胡星斗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網站： http://www.huxingdou.com.cn

　　作者:胡星斗

我操：好長啊、把俺眼都看花了，雖然坐在沙發上還是累得可以！

原帖由 w.t 於 2008-12-11 08:32 發表 [德國之聲：中國出現了百年以來最好的狀況！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我操：好長啊、把俺眼都看花了，雖然坐在沙發上還是累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