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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洛桑,前瞻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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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永生 發表於 2008-11-29 10:59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回顧洛桑,前瞻2000
作者:斯托得(John Stott) /譯者:薪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引言:
一九七四年七月在瑞士洛桑舉行的福音會議,主辦單位原先的目標,是探討福音遍傳的策略和方法。 可是,會議中最引人注目的課題,卻是教會的社會責任。 而且,會議的重大結論之一也變成:肯定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兩者同樣是教會的主要使命。
洛桑令人吃驚的不只是當次會議,以及會議最後一天發表的《洛桑信約》。 洛桑福音會議的重要性在於:會議結束至今二十年,它的影響和衝擊仍未停歇;《洛桑信約》也依然在呼喚福音信仰者的良知和靈感。
以一項單次會議引起的震撼和迴響而言,除了天主教人士的梵二會議之外,近代大約沒有其他會議可與洛桑福音會議相此。
《洛桑信約》主要執筆人斯托得牧師回顧過去二十年,撰寫了這篇文章,表達他的觀感。

從第一屆洛桑會議( 一九七四 ) ,以及洛桑精神所帶領的運動,至今已逾二十年,在寫下我的感想之前,必須先澄清我不具有任何官方權威,我所表達的純粹是個人的一點省思。
回顧
「洛桑向我們發射出的,」葛理翰寫道,「是始料不及的意義與能力。」最大的奇迹,就是洛桑信約長久不墜的影響力,它是在會期間草擬,當時幾乎獲得全場一致支持。 洛桑信約帶給許多人挑戰與方向,並且提供福音派教會在宣道上合一的基礎。
如果我們看看當時一些負面批評,就會更驚訝它的持續影響力。 有一位參加者稱之為「應景文章」,另有人說它「了無新意」,又有一位說,「很明顯的,這是由一群心智低落的宣道小群製造的聲明。」還有一位似乎是當老師的,像改學校作業似的用紅筆眉批,「這是一篇平庸的報告,水準遠遠低於赴會者的程度!」
在一九七六年,也就是大會之後兩年,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在墨西哥聚集。  決議之一是成立神學工作小組和策略工作小組,後者由華格納 (Peter Wagner) 主持,前者由我主領。  神學工作小組,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間,先後支持策劃 ( 有時與策略工作小組或世界福音團契的神學組合作 ) 四次規模較小的咨商會議,發表洛桑不定期報告 (Lausanne Occasional Papers) 。
四次咨商會議——工作進展里程碑
第一次是一九七七年探討同類型佈道原則(Homogenous Unit Principle) 的帕撒迪納 (Pasadena) 咨商會議,它的重要性不難理解。  由馬蓋文 (Dona1d McGarvan) 及其同僚所建立的教會增長理論基礎,許多年來在福音派圈子中引發許多辯論。  雙方以書籍和文章,跨過非軍
事區,互相投擲手榴彈交戰。 不過兩邊的主將們從末碰過面,現在在「洛桑精神」號召下,雙方代表正式面談。 五位富勒神學院的代表(Arthur Glasser , Charles Kraft , Donald McGavran) Peter Wagner and Ralph Winter) ,與五位能言善道的批評家 (Harvie Conn,Victor Hayward, Rene Padilla, Robert Ramseyer, and JohnYoder) ,辯論兩天,由我充當主席。
我們都知道馬蓋文博士在《認識教會增長》一書里主張人們「歡喜成為基督徒而無需跨越種族、語言,或階級障礙。」作為傳福音的原則,已被普遍接納。 但是作為教會生活原則,卻遭受猛烈的批評。 因為這樣的原則似乎在提倡一種教會內的種族隔離政策,重新建立那些主耶穌基督已經廢除的障礙。 當主張教會增長理論的神學家,承認同質同種的教會並不完全,教會應該往異質異種發展,真是令人鼓舞。 因為末世的異象乃是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人,聚集在寶座面前( 啟七 7~9) ,今天主的聖餐就是其預表、保證和預嘗。
福音與文化會議
第二次是一九七八年在百慕達舉行,探討福音與文化的柳堤(Willowbank) 咨商會議。  洛桑信約第十條的標題就是佈道與文化。  因為每一文化都是人的架構 ( 自然 是神賦與的, 文化 則是人在自然界下的作為 ) ,文化就反映出人善惡的兩面:人既有神的形像,「他的文化必含有美與善之豐富內容」;然而人已經墮落,所以文化的某些部份是「被罪所玷污,且有魔鬼的成份。」
洛桑信約因此重申,也就是宣道學者一再肯定的,人是文化的產物,我們一切思想、言論、行為,都受到我們所繼承的文化所影響。 柳堤咨商會議進一步發展這項主旨,探討文化在下面六項議題里所扮演的角色;聖經的作者與讀者( 亦即聖經的默示與聖經的解釋 ) ,傳福音與悔改 ( 亦即福音的傳講與接受 ) ,教會的組成 ; 和基督徒的倫理生活方式。
與會者對宣道事工,包含三種不同文化的互動這一點,都有清楚的認知。 一個福音使者必須問自己:在甲文化下長大的我,要如何把在乙文化下寫成的新約福音,傳遞給屬於丙文化的人們,而又不會更動了福音,或把福音傳得難於理解? 雖然咨商會議,留給我們更多文化議題,有待福音派人士繼續思考,但至少柳堤會議已經跨出第一步。
簡樸生活會議
第三次是一九八零年探討簡樸生活方式的海里(High Leigh) 咨商會議。  洛桑信約中沒有一條像第九條引起這樣多的批判與良心上的爭辯了:「我們為千千萬萬不公平的待遇所造成的貧乏人,感到震驚。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裕境況中的人,當盡責去過一種簡樸的生活方式,為的要更慷慨地捐助及佈道。」
許多人反對「簡樸」這個詞。 為何不用比較級呢,「更加簡樸」? 然而這隻有引起更多問題。 比什麼更加簡樸呢? 事實上,所有形容生活素質 的字眼,像知足、簡單、慷慨、殷勤好客等都一樣沒有衡量的標準。
這次咨商會議報告,標題定為過簡樸生活方式的福音承諾 。 一如新約聖經,這項教導避免極端的物質主義( 物質至上 ) 和禁慾主義 ( 嚴拒造物主的美好禮物 ) 。  因此報告的第一段,標題就是「創造」,我們享受神創造的美好與豐盛,和祂恩賜的多樣性,這些我們都應該存著感恩的心來領受並與眾人分享。  報告中更進一步挑戰我們對環境及資源的管理,我們對權力的運用,以及主耶穌要我們提防的:貪婪的傾向。
這是一篇論點相當平衡的報告。 舉例來說,它寫道:「我們接受必須品與奢侈品有別,建設性嗜好與時髦嗜好有別,樸素與虛榮有別,偶而的慶祝與天天奢華宴樂有別。」
傳福音與社會責任會議
第四次是一九八二年探討傳福音與社會責任之關係的大急流(Grand Rapids) 咨商會議。  這次會議的召開是由於瓊斯敦 (Arthur Johnston) 出版了《世界福音化的爭戰》 (The Battl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一書所引起。  在書中他剖析普世教會會議在聖經的權威性與宣道上的一再退讓,他提出警告:根據他的觀察,洛桑正步上日內瓦會議的後塵,而我正是罪魁禍首。
康哲(Kenneth Kantzer) 博士容許我寫一篇《給瓊斯敦的公開信》登在《今日基督教》雜誌上作為回應。  這事之後,瓊斯敦與我開始通信、會面,我們兩人都同意有必要發起一次國際性的會議,邀請不同國家、文化、教派和觀點的代表來參加。
大會召開前,我實在不敢期望這樣的會議能有真正心靈和思想的溝通。 因為當我們在會前傳閱論文和回應時,有些文章不只是獨斷又剛硬,而且刺耳到幾近粗野的地步。 會議一開始的幾天,雙方又跺腳又吼叫! 漸漸地,我們都厭煩這種不帶任何建設性的固執,大家開始傾聽對方意見,直到我們不只聽見對方所言,而且了解到背後的思想。 至此,我們才認識到對方所要護衛的是什麼,而那些點往往也正是我們要護衛的! 這就催化了具有創意的進展。
這次咨商會議報告曾被評為太急進或太籠統。 沒有錯,許多地方我們無法獲得共識,只能寫下「我們當中有人是這樣的看法」而「其他人又是那樣的看法。」即或如此,我認為大急流咨商會議的收穫很豐碩。 經過一個禮拜的激辯,我們產生了一份獲得全體共識的報告,從此我們擁有共同行動和互信的基礎。
佈道與社會行動并行
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份報告對傳福音與社會責任的關係作出三項結論: (1) 基督徒的社會行動是福音事工的結果,因為它是被福音改變的人所參與的行動; (2) 社會行動可以作為福音事工的橋樑,因為它帶出神的愛。  並且二者都能克服人的偏見與閉塞; (3) 社會行動與福音事工同為夥伴,「好像剪刀的兩刃或鳥的兩扇翅膀。」在五年中間舉行的這四次咨商會議,涵蓋了教會、文化、生活方式與宣道等層面,每一次都是在提倡尊重、信賴、容忍的洛桑精神下召開,每一次會議都是一項工作進展的里程碑,和未來發展的跳板。
洛桑咨商會議並不只這幾次,但是因為我未曾參加其它會議,所以我的感想就只能限制在這四次。 為了完整起見,茲將其它會議列在下面;一九七八年探討回教世界福音事工的葛蘭艾瑞(Glen Eyrie) 咨商會議,一九八五年探討聖靈的工作與福音事工的奧斯陸咨商會議,一九八八年探討悔改 (Conversion) 的香港咨商會議,以及一九九三年探討現代化與信仰的烏撒拉 (Uppsala) 咨商會議。
芭提雅一九八零年和馬尼拉一九八九年
接下來必須一提的是一項較大規模的世界福音咨商會議(COW) ,一九八零年在泰國芭提雅 (Pattaya) 召開。  我個人覺得基本上這是一項 工作 (Working) 咨商會議,策劃委員會劃分十七個小組,各自負責一個未得福音群體,也都各自發表一份報告。  另外,每天晚上有一場全體出席的激發靈感會議,不過沒有充裕的時間來探討兩項引起爭議的問題。  第一項是由華格納 (Peter Wagner) 所發表的對特定群體 (people groups) ,或一群彼此認同相屬於一個團體的福音策略探討。  與會者對這項福音策略有不同意見,可惜沒有機會徹底辯論。
第二項是與剛結束的墨爾本世界宣道與佈道會議(CWME) ,所完成的報告《你的國降臨》有關的。  我們有一個晚上與到訪的卡斯祖 (Emilio Castro) 聚集,但礙於時間有限,這項會議太過正式而且簡短,一些福音人士 ( 恐怕包括我在內 ) 的建言都太過粗魯而且對立。  很可惜我們錯失了一次與全體福音派代表的重要接觸。
芭提雅宣言重申我們對傳福音與社會行動的承諾,但是一如洛桑信約,都以傳福音為「首要的」,這樣聲明的理由是因為「在人類所有悲劇當中,沒有比與造物主疏遠,以及因拒絕『悔改和相信』而進入可怕的永死更大的不幸了。」

洛桑再開鑼:靈恩與非靈恩的對立
然後是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所舉辦的第二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 有來自一百七十個國家( 比當時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還多 ) 的三千五百位代表齊聚一堂,包括來自蘇聯和東歐的龐大代表。  可嘆的是中國大陸沒有派出一位代表來參加。
第二屆洛桑會議的價值與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整個大會還是過分偏重從西方與北半球來的代表。 好幾位傑出的第三世界代表各因不同的理由而缺席。 靈恩與非靈恩福音派的緊張對立,在馬尼拉第二屆洛桑大會上浮現出來。 在好幾個講習會裡,五旬節教派與靈恩派有充分的機會教導和學習,甚至有一堂全體出席的會議,主題是聖靈的工作。 海福得(Jack Hayford 和巴刻 (Jim Packer) 各自宣讀論文,但是沒有安排雙方討論的時間。辯論的形式不是更佳嗎?我們這群福音派人士,難道還不夠成熟,足以拒絕將彼此間的分歧掃到地毯下的駝鳥心態,而能堅持把問題擺上檯面來公開討論?芭提雅世界福音會 (CWME) 的理事史塔克維爾 (Eugene Stockwell) ,與我同感,大會後他寫道,第二屆洛桑最遭人詬病的就是完全沒有辯論,整個會議被冗長的演講與影片所「控制」,沒有一次就任何題目進行全體的討論。

馬尼拉宣言超越前約
大會結束后所發表的馬尼拉宣言,獲得絕大多數與會者的簽署支持。 宣言的開頭就肯定洛桑信約,馬尼拉宣言是信約的延續而非取代,但在許多方面它都超越了前約,讓我舉幾個例子說明。
正文的第一段《人類的困境》,就是洛桑信約所無,一方面肯定人類的尊嚴,因為我們具有神的形像:但同時肯定人類的完全墮落,落在「自我為中心,自我服事的反叛者中」。
第二段《今日的福音》,特別解釋福音對物質上的窮人,與心靈貧乏這兩類人都是好消息。
第三段《基督的獨特性》,承認世界上的宗教「有時會包含一些真理和美的原素」但是這些並非福音的「另外選擇」;我們抗拒多神主義、相對主義和混合主義;我們否定「猶太人有他們自己的聖約,故無需相信耶穌這樣的理論。」
第四段《福音與社會責任》,重申「傳福音是首要的任務,因為這是我們主要的關注。」但接著就強調「言語和行為的結合。」而且,「我們既傳揚神的國,就必須像先知一般,指責所有與神的國不相合的事情。」「這不是把神的國與基督化的社會混為一談」 ( 解放神學、社會福音犯了這個錯誤 ) ,「而是承認,聖經所表達的福音含有社會意義,是我們無法避免的。」
第五段《神是佈道者》,拒絕極端的佈道心態,就是「拒絕任何膽怯畏縮的態度,使聖靈的能力無法完全彰顯;我們也不採納勝利主義的態度。因勝利主義不相信基督的能力是在軟弱的人身上顯得完全。」
肯定女性的恩賜
第六段《人的見證》,強調平信徒、兒童、青少年和女性在佈道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肯定女性的恩賜,慶賀她們在宣道歷史上的成就,但同時也坦白承認我們仍未有一致的意見,關於「女人應扮演何種方式的領導角色,但我們都同意,神的心意是要男性和女性在普世福音工作上並肩努力。」
第七段《見證者的操守》,是這樣起頭的:「沒有比一個更新的生命,更具有說服力,也沒有比信徒表裡不一致,帶給福音更大的傷害了。」它詳細列出當代基督徒與教會的種種失敗,這一切都是屬世的表現,我們容許「現行的文化腐蝕教會,而非教會挑戰和改變文化。」
宣言中其餘五段我簡述如下;第八段《地方教會》,表達「我們相信,地方教會首要的責任是傳福音。」第九段《佈道事工的合作》,指明「在新約裹,傳福音與合一有很密切的關係」,並且強調「宣道事工的國際性。」第十段《現代世界》,描述現代化乃是「一種逐漸抬頭的世界文化」,是福音所必須關注的。 第十一段《超越主后二千年的挑戰》,提供當前福音事工的分析。 第十二段《困難的景況》,聲明基督徒是有良知的公民,公義的政府對基督徒應是無所懼怕的;然而基督徒必須為所信仰的道,預備好迎接苦難。
前瞻兩千年福音運動
前面所討論的四次洛桑咨商會議,一九八零年的芭提雅咨商會議,和一九八九年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屆洛桑都紮下穩固的收穫。 這些成果印證了洛桑精神坦誠公開的價值,給許多參與宣道的基督徒指引了方向並帶來啟發。
現在我要換上先知的袍子,往前看。 以兩千年為目標的十年福音運動,已經過了一半,剩下的時間不到五年。  「超越兩千年運動」所訂定的雙重目標,乃是在公元兩千年要達到「為每一族群建立教會;使每一個人聽聞福音」。 許多統計數字都顯示我們可能成功,尤其是看到本土宣道在非洲、拉丁美洲和東亞太平洋圈的增殖。 在神的引導下,不只能將福音傳到地極,而且可以給死寂的西方教會帶來複興。
然而,我們要避免勝利主義的危險。 當我們懷著盼望前瞻,不要忽視了屬靈的因素,免得被統計數字沖昏頭,而無法達到世界福音化的目標。
更大的合一
首先,在大使命之下,我們需要更大的合一 (a greater unity) 。  洛桑信約第七條《佈道的合作》,確信合一使我們的見證有力量,反之分裂有損於和好的福音;悔悟「罪惡的個人主義」及「不必要的重覆,」並且保證要在「真理、敬拜、聖潔及使命上尋求更深的合一。」我們的悔改與信誓在哪裡呢?  我看不出今日我們有多少改進。  區域性、全國性、地方性的宣道合一固然十分重要,但是一個具有全球性規模的策略計劃,難道真是遙不可及嗎?  假如我們接受所謂「北緯 10/40 度窗」的說法,就是未福音化的人們和最貧窮的人集中在此,是否默認我們在宣道資源與宣道需要的配合極不相稱?  在本土宣道及宣教士大大興起之際,我們難道還要鼓勵一場宣教大拜拜,一種缺乏跨越文化訓練,欠缺禱告策略,沒有準確異象的宣道?
這種個人主義及建造帝國式的宣道傾向,在馬克斯主義瓦解,前蘇聯及東歐福音的門大開時,就暴露無遺。 西方宣教機構,展開一場最不體面的爭奪戰,帶給教會領袖極大難堪,並且引起巨大的混亂。
一旦中國大陸的門打開,又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呢? 我們都知道中國人對「洋鬼子」的看法。 我們是否能期望,西方的宣道機構,會以舍己的精神要求自己,而把中國福音化的事工,交給遍布全球的中國基督徒? 在神的預備下,過去五十年海外中國教會快速增殖,他們難道還不足以擔負起把福音傳給自己同胞的責任? 西方宣道機構如果要參與,是否能在中國兄姐妹的邀請和引導下與他們合作呢?
其它阻攔我們在宣道上合作的分歧還有靈恩運動及羅馬天主教。 很遺憾的,與洛桑運動平行的全球性宣道運動就有兩三個,雖然這幾位領導者,並不把自己看成洛桑的對立者或競爭者,但是這種分裂大大削弱我們的宣道力量。 至於迅速萌芽的五旬節運動,在許多方面,靈恩派與非靈恩福音派幾乎全無合作來往。 羅馬天主教會呢? 雖然她也有對世界宣道的官方承諾,雖然也有許多個別的天主教宣教士,但是天主教的教義未曾改變,天主教與福音派對得救之道的認識差異太遠,很難有共同宣道的可能。 教皇最近把福音派定義成宗派的談話並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是否就這樣分道揚鑣? 天主教與福音派進行的對話不多,我們難道不應該鼓勵更多福音派的學者,繼續給羅馬天主教會壓力和挑戰,期望他們願意將傳統置於聖經權威之下,進而進行改革?
更大的能見度
其次,在世人面前,我們需要更大的能見度 (a greater visibility) 。  我的意思並非要大家裝飾門面引人注意,蔑視主耶穌的命令,祂要我們不可行善在人面前,故意要得人的賞賜 ( 太六 1~18) 。  我的意思乃是,當世人看不見福音改變生命的能力時,福音就缺乏說服力。  韋伯斯特 (Douglas Webster) 說得好:「福音的傳遞,是借著看和聽而來。整本聖經都貫穿了這兩項要素;形像和話語,異象和聲音,開瞎子的眼睛、通聾子的耳朵。耶穌就是神的道和神的像,『道』成為可看的,『像』成為可聽的。」
福音的能見度應該彰顯在個人、地方和社會。 首先是個人的:一個更新的生命,使傳揚福音者最具說服力;反之一個沒有見證的生命,是福音最大的傷害。 但是福音具體的彰顯並不限於個別基督徒而已,也應該彰顯在地方教會裡。 神的心意,是要每一個基督徒群體,為祂國度的表記,是祂將來所治理的國度人類社會的新樣,因此提供社會可行的另一個選擇。 使徒約翰在他第一封信里表達得最為醒目。 再一次的肯定「從來沒有人見過神」 ( 約一 18 ;約壹四 12) 之後,他宣稱我們若彼此相愛,人就能看見,那曾經藉由耶穌彰顯出來的神。
第三樣彰顯福音的方法,是借著各樣社會行動。 如果說,在耶穌的公開傳道中,對國度聽得見的宣告,都得伴隨一個看得見的示範,那麼言語和行動,在我們的宣道事工上,也是不能分割的。 好消息要用善行來發表,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們目前所缺乏的,是如何結合二者,找出更富創意的模式,如此作法,社會參與不只絕不會擠掉並削弱福音,反而會更照明和強化福音。
更大的明辨
第三,在福音面前,我們需要更大的明辨 (a greater clarity) 。  福音的本質不會因時間地點而改變。  我們永遠是傳講耶穌的受死和復活,呼召人悔改和相信,接受神所賜在聖靈里的新生命。  但是我們對福音的傳講,往往與文化衝突,混淆理智,沒有靈感。  每一時代的基督徒,必須對福音重新包裝、重新陳述;必須在福音本身的背景與當代對福音的挑戰間掙扎;福音的傳講必須能與當代流行文化起共鳴,在西方包括像紐畢真 (Lessslie Newbigin) 所謂的「啟蒙文化」 (Enlighenment Culture) ,也能與它有新鮮的接觸;而且我們必須能辨明福音的真理,以對抗所有的競爭者與對手。
福音派人士實在需要悔改,因我們常常將傳福音與衛道分離,使徒從未如此作。 我們所傳講的我們也必須能辨明。 我們要有像保羅一樣的信心說:「非斯都大人……我說的乃是真實而且合理的話」 ( 徒二十六 25) 。  我們絕對無法認同所謂五教合一的說法,或什麼每一宗教都有其獨立效力的「多元論」理想。  我們需要建立衡量真理的標準,然後用它來證明耶穌基督的獨一性與終極性。
更大的一致性
第四,在基督面前,我們需要更大的一致性 (a greater consistency) 。  耶穌對祂的事工與我們的使命之類比,是我們了解宣道意義的根基。  祂的事工是我們的榜樣:「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 約十七 18 ,參約二十 21) 。  所有真實的宣教,都是道成肉身的服事,這樣說並不誇張。  為了拯救我們,基督來到世上;我們也必須進入別人的世界 ( 人們的思想世界、心靈世界,以及他們所生活的現實社會的世界 ) ,為了拯救靈魂。  就如蘭塞大主教 (Archbishop Michael Ramsey) 所言,「我們的信仰能傳到多遠,但看我們能走多遠;以富有愛心的同情,把自己置身在懷疑者的懷疑里,發問者的問題里,迷失方向者的寂寞里。」
這種完全的認同,並無損於我們的自我。 就如耶穌取了我們的樣式,並不改變祂的真實本質,所以我們在什麼人中間,就作什麼樣的人,而仍然能保有我們基督徒的信念、價值觀、標準和生活方式。 以此原則來衡量,福音派多數的宣道事工是有虧欠的。 我們千篇一律的傳道方式,就是由一個傳道人對著一大群人傳道,那些人的面孔他看不清,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更遑論進入他們的世界。 我並不是在詆毀大型佈道會( 因為耶穌和保羅都曾採用 ) ,但是大型佈道不能單獨存在。  耶穌的道成肉身在前,傳道在後。  保羅「我們傳釘十字架的基督」伴隨著「向什麼樣的人,我就作什麼樣的人。」 ( 林前一 23 ,九 22)
如果說道成肉身,對基督教的宣道是不可缺的,那麼十字架亦然。 耶穌一直是以受苦僕人的心志,一路受逼迫乃至受死,為要帶給列國亮光與公義。 當那幾個希臘人來求見,祂的回答更是斬釘截鐵:「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 約十二 23~24) 宣道必須付上昂貴的代價,在中國大陸教會的經驗,可能是現代最好的例子。  「中國教會成長的原因,」林保德 (Tony Lambert) 寫道,「以及各地爆發的真實屬靈復興,是與整個十架神學不可分割的…中國教會所帶給我們的堅定信息,就是神借著受苦與傳講釘十字架的基督,來點燃復興的火併建立祂的教會。我們這些西方人士,是否願意傾聽呢?」再說「中國教會……走十架道路。五零年和六零年代殉道者的生與死,結出豐碩的果實。」聖經上也強調這種受苦甚至殉道的必要性,然而這與成功福音 (prosperity gospe1) 帶來的錯誤教導,以及與福音派里,所有傾向可厭的勝利主義者,是不相容的。
更大的謙卑
第五,在神面前,我們需要更大的謙卑 (a greater humility) 。  所有主耶穌的門徒,一定不能忘記,主對天國里誰為大的教導,祂選了那個小小孩。  沒有比謙卑更美麗的,也沒有比自高自大更可厭的了,在福音事工上更是如此。
柳堤報告里,最生動有力的一段大概就是第六段,這樣寫道「徵人啟事:謙卑的福音使者。」報告里提供了「謙卑的宣教士分析」,計有五要素。 我只同意其中兩項,第一點說到我們必須棄絕所有文化優越感與帝國主義。  「我們反對,強迫別人接受我們文化的自大作法,也不擁護那種把福音和不相稱的文化元素混在一起的混合主義。我們應該以謙卑的態度,在互相尊重的真誠友誼下,與人分享福音。」
關於宣教士的謙卑,第二個層面乃是對聖靈的倚靠。 洛桑運動的核心,存在著社會學與神學的對立,技巧上之發展與禱告之操練的對立。 當然這二者並非不能調合,因為聖靈同樣可以借一些社會活動,仔細設計的方法和理性的辯論來作工。 信靠聖靈,與這些方法的開展,絕對可以并行。 一個充滿自信的人,傾向於倚靠肉體,而非聖靈,這是我們所面臨的誘惑。
有好幾份洛桑文件,試著借對聖靈的強調,來避免這種危險。 洛桑信約這樣寫:「我們深信聖靈的能力。父差遣聖靈為聖子作證,若無聖靈的見證,我們的見證一定失敗」 ( 第十四條 ) 。  聖靈不只是主要的見證者,同時也是「主要的溝通者」,唯有祂能打開瞎了的心眼,帶給人重生。  第三,「神自己是最重要的佈道者。」
就我個人的看法,我對近代流行的所謂「區域的靈」 (territorial spirits) ,及其不夠充足的聖經根據,抱持相當大的質疑。  我同意洛桑委員會在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所發表的,「屬靈爭戰的宣言」,文中呼籲福音派的聖經學者「對近來這項發展能提供更多亮光。」在此同時,我們需要更有力地重申,耶穌基督早已經勝過了所有執政的、掌權的魔鬼,在十字架上就已經將它打下寶座,解除了武裝。  我們一定要牢記,要勝過這已經敗了的敵人,「只有靠屬靈的武器,特別是神的話和聖靈,並加上禱告。」
洛桑運動蓬勃
一九九四年,洛桑委員會在德國史圖格特(Stuttgart) 開會,宣布新的異象和新的開始,在新的結構和新的領導者下 ( 特別是國家性、區域性,和特殊興趣族群 ) ,繼續為同樣的宣道使命繼往開來。  委員會認為洛桑運動「比以往歷史上任何一時期,都更活躍」,單是一九九三年,就有十一次洛桑咨商會議和禱告會議,分別在十個國家召開。  雖然洛桑早就是一項國際性活動,然而它的領導者「深深覺得,需要全球性的重新聯結。」在此,讓我們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在福音事工上,能發展出更深的合一,更廣的能見度,更明確的福音內容,更大的一致性,和更多的謙卑。  ( 譯自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 1995 年 4 月號 ) [ 本文原載於校園雜誌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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