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考古六十年成就揭秘(組圖)

　　瀋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案頭上，《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翰墨猶香。記者了解到，這既是他們紀念瀋陽解放60周年的一份厚禮，又是瀋陽解放以來，瀋陽考古領域的第一部典籍著作。分為「出土文物卷」、「報告卷」兩部分的《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以大量的出土文物圖片、洋洋洒洒將近百萬字的考古發掘報告，展示了「瀋陽歷史文化名城」悠久歷史、文化底蘊，展開了一幅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光輝歷程的璀璨長卷——

　　　長卷之新石器時代

　　    七千多年前祖先「新樂人」

　　瀋陽考古實踐證明，「新樂文化」，是瀋陽地區迄今為止發現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該遺址最早發現於新樂電工廠宿舍而得名。

　　經過考古發掘，共發現40餘座「新樂遺址」下層房址，均分佈在東西長600餘米、南北寬50米至80餘米的狹長地帶內。其中，3座大型房址面積均在100平方米左右，呈不規則「品」字形排列，居於遺址中心部位。周圍排列不少小房址。這些房址均為半地穴式。

　　據發掘報告記載，「新樂遺址」下層出土文物主要為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夾砂紅褐陶、大口小平底深腹罐為主，另有簸箕形斜口器、高足缽、碗等。陶器表面，大多飾壓「之」字紋、弦紋，其次飾壓篦點紋、錐刺紋等等。除了陶器、石器之外，還出土了煤精製品，串珠、斧等玉器，還發現了一件炭化的鳥形木雕製品。

　　經專家認定，「新樂遺址」是一處定居的原始聚落。經14C測定，「新樂遺址」距今7000餘年。

　　

　　　長卷之青銅時代

　　    四千多年前「高台山文化」

　　據《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報告卷）記載，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瀋陽地區的青銅時代考古，有許多重要發現。瀋陽地區青銅時代文化，早期主要有「高台山文化」。

　　高台山位於新民城北7.5公里處，由西高台、腰高台、東高台3座小山組成。在腰高台山南坡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們清理髮掘了7座墓葬。翌年，又發掘了5座墓葬，並對東高台山遺址進行了調查。1976年，又清理了腰高台山13座墓葬，同時對東高台山遺址進行了小規模試掘。1979年、1980年，考古工作者們考古發掘了750平方米的東高台山遺址，發現了8個灰坑、60座墓葬。「高台山遺址」墓葬的隨葬品，有壺、缽，以及罐、碗、陶紡輪、石器等。居住址出土陶器，有鼎、鬲（lì，音力）、甗（yǎn，音眼）、甑（zēng，音增）、壺、罐、碗、紡輪等。

　　經過專家認定，「高台山遺址」上層屬於青銅時代文化。1983年以後，考古界將「高台山遺址」命名為「高台山文化」。經14C數據分析，「高台山文化」距今4355年至3335年之間，相當於夏代至商代早中期。

　　長卷之戰國時代

　　    「鄭家窪子」墓短劍閃寒光

　　「鄭家窪子文化」，以最早發現於鐵西區鄭家窪子而得名。鄭家窪子地勢低洼，多沼澤，總面積約7萬平方米。

　　1958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27件青銅器，包括一把短莖曲刃短劍、一件T字形劍柄、10個十字形節約、9件帶鈕鏡形飾、4件雙月形飾、兩個鑿子、一柄斧子。1962年，又出土了一把曲刃青銅短劍。

　　1965年8月，遼寧省博物館、瀋陽故宮博物院考古工作者們，在鄭家窪子遺址發掘了14座墓葬。其中的6512號墓葬，為大型土壙豎穴棺槨墓葬。棺槨之間置放著大量隨葬品：西側置放一個劍櫝，內有兩把曲刃青銅短劍，另有一面銅鏡，銅簪、骨簪各一對；北側置放弓囊，內有兩張弓、一束71支箭，弓弭以骨片製成，箭鏃為三棱形銅鏃；東側置放3件陶壺；南側置放4套馬頭用具。

　　棺內有一具人骨，為老年男性，頭上腳下各立一面大型銅鏡形飾；身上置放4面略小的銅鏡形飾；頭頂有銅簪、骨簪、小石串珠；頸上、胸前佩戴大石串珠；右腰佩一柄帶銅鏢木劍鞘的青銅短劍；右膝旁置放刀囊、斧囊，內放刀、錐、斧、鑿等；髕骨以下、脛骨四周、腳骨上，均排列著銅泡，顯然是死者靴子上的飾物，靴子早已腐爛，但銅泡卻留存下來；腳骨左側，還有一束箭，共98支。

　　「鄭家窪子遺址」6512號大墓，共出土銅、陶、石、骨等隨葬品42種797件，為遼寧式曲刃短劍文化墓葬中，規模最大、出土隨葬品最豐富的一座。

　　

　　　長卷之秦漢時期

　　    兩千多年前瀋陽有人家

　　《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報告卷）記載，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瀋河區大南街至小南街之間，不斷發現漢墓。這些墓葬年代，大體從東漢早期至東漢晚期。這些漢墓主人，顯然都是瀋陽城內居民。

　　1971年、1975年，在瀋陽故宮大政殿前、瀋河區公安分局院內挖戰備防空洞時，相繼發現了瀋陽城的古代遺址。兩處遺址文化層均厚達6米，第4層為戰國漢代層，厚約1.5米。在戰國漢代文化層，考古工作者們發現了一處夯土台基。台基平面呈「凸」字形，南北長10米、東西寬8米，最高處存高約3米，其中出土了大量戰國晚期繩紋板瓦、筒瓦，以及漢代「千秋萬歲」瓦當等建築構件。此外，還發現了兩口古井：一口用青磚砌築井壁；另一口用15節釉陶井圈上下套接而成。陶井附近出土一隻陶罐，裡面盛滿戰國晚期流通貨幣「一化（一刀）」小銅錢，估計在千枚以上。與此同時，還出土了戰國、秦、漢時期的陶器殘片、錢幣等生活用品。

　　瀋陽故宮與瀋河區公安分局僅僅相隔一條瀋陽路，兩處地層堆積又完全相同，所以應為相連的一個遺址。這個遺址始於戰國至漢代。

　　1993年，在瀋河區原宮后里修建「東亞廣場（興隆大家庭）」時，意外發現了一道古城牆遺址。經過省、市考古工作者們搶救性考古發掘清理，發現該古城牆為東西走向，採用黃土先後3次夯築。

　　經過考古發掘發現，這道古城牆遺址斷斷續續存長約173米，而最西端還可看出牆體向南拐彎的跡象，可以證明此處即為城牆的西北角。此外，在牆體北側，還發現了護城河的遺跡，從而證明，這道古城牆遺址，應為城址北牆的西段。從該牆體西北角向東約120米，還發現了大量經過火燒的草拌泥以及瓦片等。考古人員分析，這些遺跡可能是城門樓被火燒后，倒塌而形成的。據此判斷，此間可能是城址北門所在地。由於城門應該居於城牆正中位置，所以，該城址北牆的總長度，應該為240米左右。

　　根據考古發現，以及文獻資料記載，經史學家考定，瀋陽古城址，即為漢代遼東郡十八縣之一的「候城縣」，其始建年代，為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以後，距今達2300餘年。

　　長卷之遼代時期

　　    枯榮相更迭遼金瀋州城

　　

　　歷史車輪駛向遼代后，瀋陽大部分地區屬於「東京（遼陽）道」。在遼代統治的200多年間，瀋陽地區的經濟、文化等，均得到了空前發展，呈現出城鄉相望繁榮局面。

　　遼代時期，在瀋陽地區建立了許多州縣，重要的有瀋州（瀋陽）、岩州、遼州、祺州、集州、廣州、雙州，這些州的城址目前均已發現。儘管瀋州城牆尚未發現，目前難以確定城址規模，但根據出土的石刻銘文記載，完全可以確定，瀋州城就在瀋陽老城區。

　　1996年，位於瀋陽故宮西側的「大舞台」劇場施工時，在地下4米左右深的遼代文化層中，考古工作者們發現了一處遼代糧倉，其碳化穀物面積達150平方米，厚度20厘米至40厘米。

　　瀋州屬下的「岩州」，位於遼陽市燈塔西大窯鄉石城山上，周長2500米。「遼州」位於新民公主屯鄉遼濱塔村，城址方形，南北長320米、東西寬315米，四面設城門。「祺州」為「遼州」屬州，位於康平郝官屯鄉小塔子村，城址長方形，南北長340米、東西寬260米，設南、東、西三座城門。「集州」位於蘇家屯陳相屯奉集堡村，城址方形，邊長500米。「廣州」位於于洪區高花堡鄉高花堡村村西500米農田中，城址長方形，南北長620米、東西寬550米。「雙州」位於沈北新區石佛寺鄉石佛寺村東北高坡上，城址長方形，東西長370米、南北寬190米，東牆中部、西牆近西南角各闢一城門，城門外皆有瓮城。

　　遼代佛教興盛，在瀋陽地區曾修築過許多塔寺。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這些遼塔中陸續出土了石函、石碑等文物，為研究這些遼塔修建歷史、遼代瀋陽地區佛教發展情況等，提供了一批重要資料。

　　1953年，瀋陽城南白塔堡，送給東北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一方地宮石函，根據石函上鐫刻的文字得知，該石函是「南瞻部洲大契丹國遼東瀋州南卓望山」，建於遼代興宗重熙十四年（1045年）「無垢凈光舍利塔」的文物。

　　此外，瀋陽地區還有沈北新區石佛寺塔、塔灣塔、新民遼濱塔等。這4座佛塔，均始建於遼代中晚期的興宗、道宗、天祚三朝，可見當時崇尚佛教之興盛。

　　《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報告卷）記載，60年來，瀋陽地區出土的遼代墓葬將近百座，大體分為契丹人墓葬、漢人墓葬兩種。契丹人墓葬分佈於新民、法庫、康平；漢人墓葬主要發現於瀋陽市區及郊區。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契丹人墓葬發現得不多，大部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後發現的。

　　在契丹人墓葬中，最重要的是法庫葉茂台墓群。其中，1974年發掘的7號墓葬最為重要。7號墓葬為磚築，全長16.7米，墓室長7米、寬5.6米，由一個主室、一個前室、兩個耳室構成。各墓室均為方形，上有券頂。墓門仿木楹柱、門簪、前檐、檐下斗拱等。前室在三處券門兩旁，共繪有6幅人物壁畫，畫中男子皆作髡髮式契丹裝束。

　　主室後部置放木製棺床小帳，內置雕刻精美「四神」的大石棺，石棺內裝殮一具老年女性骨骸。屍身穿著10餘件絲織袍衫和裙裳，頭戴4層冠幘，手戴繡花分指手套，腳穿齊膝刻絲軟靴；死者佩戴的裝飾品，有水晶琥珀項川、琥珀穿金耳墜、瑪瑙管金絲球串、球形水晶盒、鎏金鑲琥珀寶塔鸞鳳紋銀捍腰；屍體貼身以綢帶纏裹，上面覆蓋刻絲衾被。

　　在棺床小帳內東、西兩壁上，懸掛著兩幅絹軸畫，東面為《深山候弈圖》、西面為《竹雀雙兔圖》。該墓葬中，還出土了大量而珍貴的文物，有海獸葡萄銅鏡、髮釵、骨牙刷、鎏金銀扣「官」款白瓷碗、「官」款白瓷碗、白瓷盤、影青瓷碗、蝦青釉瓷碗、灰青釉花式小碗、青釉小碗、青釉雕蓮瓣紋蓋罐、銅壺、漆木勺、漆碗、銀扣綠玻璃小方盤、瑪瑙杯、白釉盤口注壺、「雙陸棋」、醬色釉大口罐、醬色釉雞冠壺、醬釉帶蓋陶壺、茶末釉雞腿壇、醬釉小口瓶、鑲銀扣大漆盤；以及鎏金銀鞍橋、繡花障泥、鐵馬鐙、鐵銜、鑲水晶石轡頭、馬鞍等馬具；還有鐵斧、鐵鍬等工具。專家認定，7號墓葬時代為遼代中前期，墓主人當是一位契丹貴族婦女。

　　此外，法庫縣葉茂台遼代墓群中，1976年發掘的16號蕭義墓葬，由於墓室內出土了墓誌，記載了墓主人蕭義遼代晚期天祚帝時期「北府宰相」重臣身份，以致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史學研究價值。

　　經過考古發掘發現，瀋陽市區及郊區的遼代漢人墓葬，除孫允中墓葬在城東外，大多分佈在瀋陽方城之外的北、西、西南三個方向。在這些遼代漢人墓葬中，比較重要的是幾座具有紀年的石棺墓：孫允中石棺墓、李進石棺墓、胡化石棺墓、張寧石棺墓。

　　2003年，廣宜街路口西北側施工時，考古工作者們發掘出了5座遼代石棺墓葬，墓室均狹小，僅容置放石棺。據分析，此地應為遼代一墓葬群。

　　此外，2004年至2006年，在大東區八王寺地區，考古工作者們清理髮掘了29座遼墓。2005年至2006年，在瀋河區熱鬧路發現一處遼墓群，時代從遼代早期至晚期。

　　　長卷之金代時期

　　    撤州改作縣鐵器用廣泛

　　

　　金代基本沿用遼代州縣，只是將許多「州」降為「縣」，比如將遼州降為遼濱縣，廣州降為章義縣，興州降為挹樓縣，雙州降為雙城縣，足見當時人口之減少。金代，這些降級后的各「縣」，皆劃歸「瀋州」管轄。

　　近幾十年以來，瀋陽地區發現了許多金代遺址。金代遺址出土文物大多為鐵器。1957年，修築蒲河河堤時，發現了總面積10萬平方米的新民前當鋪遺址，在出土的1021件文物中，鏵、鑊、鐮、鍘刀、鍬、斧等農具、手工業工具、車馬器、日用器具、兵器等鐵器，佔有相當數量，證明此處為金元時期的農家遺址。1974年，在遼中縣出土的一件鐵犁鏡上，鑄有「泰和四年高使」銘文。在法庫縣劉邦屯、新民法哈牛等地，也發現了金代的鐵器窖藏。說明金代已經普遍使用鐵器，已遠遠超過了遼代。

　　　長卷之元朝時期

　　    重建瀋州城設立「瀋陽路」

　　《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報告卷）載：金代末年，瀋州城曾毀於兵火，「舊領樂郊、章義、遼濱、挹樓四縣，因兵亂俱廢」。蒙古佔領遼東后，為安置內附軍民，便重建瀋州城，並於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設立了「瀋陽路」，「瀋陽」名稱自此起始。

　　1970年，在新民張家屯出土了一方銅印，印面正方形，邊長5.6厘米，厚1.5厘米，印背置長方形板狀鈕，鈕高3.6厘米。印面陽刻篆字「瀋州蘸印」，印背左陰刻「尚書禮部造，至元七年二月日」，右陰刻「瀋州站印」，印紐頂端陰刻「上」字。考古專家說，這方銅印，是元代在瀋陽設立「站赤（驛站）」的重要文物。證明在元代至元七年，即忽必烈定國號為「元」之前的1270年，遼瀋地區便已設立了「站赤」。然而，當時尚未設立「瀋陽路」，仍稱之為「瀋州」。

長卷之明朝時期

    瀋陽中衛城禦敵最前沿

    到了明代，則在瀋陽建立了較為特殊的衛所制。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瀋陽設置了「瀋陽中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遼陽）所轄25衛之一。

    《遼東志》記載，「瀋陽中衛」指揮閔忠，曾大規模重修瀋陽城，首次用磚包城牆外壁，開闢4座城門。在明代，由於北方兀良哈三衛蒙古、韃靼、女真等不斷南下騷擾，「瀋陽中衛」城的主要功能偏重於軍事，城內居民主要是守邊軍人及其家屬。他們守邊之餘，還要屯田種地。所以，在明代前期曾一度活躍的遼瀋地區經濟，到了中期之後，由於受到邊防日益緊張影響，經濟發展受到極大阻礙。所以，近年來，在大東區八王寺地區、瀋河區熱鬧路、市府廣場南側等地發現的明代墓葬，葬制均極其簡陋，隨葬品僅有一兩件醬釉粗瓷碗、罐而已。

    明代正統年間，為防禦兀良哈、韃靼、察哈爾等蒙古部落騷擾，明朝修建了山海關至開原段的遼東「邊牆」。「邊牆」從瀋陽西側自南向北通過。瀋陽地區還多次發現了明代火器，反映出當時戰事頻繁。1980年，于洪區老邊鄉農機廠院內，出土了一件長15.5厘米、直徑4.2厘米的銅銃，其尾端刻有「馬上佛郎機銃捌仟叄佰肆拾號嘉靖甲申年兵仗局造」字樣。據此得知，這是一桿製造於1524年的馬上使用佛郎機銃。此外，在於洪區翟家、瀋陽市北城牆「九門」附近，都出土過明代銅銃。

    長卷之清朝時期

    一朝發祥地兩代帝王都

    明代天啟元年（1621年），后金奪取了遼瀋地區后，遷都遼陽。又於1625年遷都瀋陽。於是，瀋陽這座明代的「衛城」，頃刻之間便成為後金政權的「都城」。努爾哈赤遷都瀋陽后，隨即規劃改造瀋陽城。皇太極繼位完成瀋陽城改造后，該國號「大清」，確定「瀋陽中衛」為「盛京」，從此登基稱帝。

    清代瀋陽城，由原有4城門改為8城門，城內修建了鐘樓、鼓樓，在城外建立了皇寺廟、四塔四寺，還修建了福陵、昭陵等等，並修建了外城，形成了外圓內方、八門八關的城池布局。2007年，在朝陽街與南順城路路口東南側，考古工作者們發現了大南門（德盛門）瓮城遺跡。瓮城基礎採用巨大石條砌築，十分堅固。

    作為清朝肇興之地，瀋陽地區還埋葬著一批清朝開國功臣。瀋陽解放60周年以來，遼寧省、瀋陽市的考古工作者們，先後搶救性考古發掘了一些清代墓葬，保護了不少墓碑，為研究清史提供了翔實而難得的文物資料。

    掩卷《瀋陽考古發現六十年》，眼前仍浮現著60年來考古工作者們的艱辛足跡。他們用智慧和勤奮，逐漸揭示了一個個地下、地上遺跡的奧秘，從而拉開了瀋陽「歷史文化名城」深厚文化底蘊的璀璨歷史長卷。

    1、新石器時代出土文物「陶"之"字紋深腹罐」。

    2、遼代遼州窖藏「石獅茵鎮」。

    3、出土文物元代「釉里紅大罐」。

    4、遼代遼州窖藏「石雕龜硯」。（記者 邱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