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獻初：論「國學」的課程內容與課程設置

一、前人「國學」學科課程內容的概況



我們說過，「國學」是指中國固有的全部學術，或稱中國傳統的學問，是成系統的、專門性的學問，是約定俗成的中國固有文化學術的總稱。在意識形態範疇上，國學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長期積澱，是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發展史中歷代智者創造、傳承下來的有關人的生存價值和生命意義的智慧結晶，是中華民族所獨有的系統而完整的知識、文化和學術體系，這個體系涉及中華民族的心理特質、思維方式、價值取向、行為規範、倫理道德和風俗習慣，等等。



《禮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周禮·春官·宗伯》：「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周代「國學」是指國家設立的學校（也指其教育制度），主要教皇室和貴族的「國子」，教授的內容主要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國學」到漢代稱「太學」，晉稱「國子學」，北齊稱「國子寺」，隋以後一般稱「國子監」，唐宋的「國子監」擴展成為國家的教育管理機構，總管「國子」、「太學」、「四門學」等學校，直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改設學部時「國子監」才被廢止。



「國學」作為課程來講授，在不同時代、不同機構和講授者那裡，是有不同內容的。



清康熙時與著名大臣李光地合著韻書《音韻闡微》的王蘭生，曾著《國學講義》二卷，今存有乾隆間劉氏傳經堂刻「清麓叢書」本。王蘭生字振生，號信芳，直隸交河人，曾為李光地門生，康熙辛丑（1721）進士，乾隆朝官至刑部右侍郎。他在官任司業期間為諸生授課，主要是講論儒家經義，故稱「國學講義」。倫明所撰《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國學講義二傳》云：「所說皆《中庸》，末附《孟子》三章。按蘭生嘗學於李光地，光地撰有《中庸》章段及餘論，蘭生本其義，而推闡加詳。謂五達道為體要，三達德為綱領。又先舉全篇大指，而分一節一章或數章以論之。其說『夫子加齊之卿相』章，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義亦本於光地之《孟子箚記》，然俱不若光地之簡而得要也。」則此「國學」講授內容只在儒家經學範圍之內，與今國學學科所涉內容相差較遠。因涉「國學」之名為時甚早，故列出以備參考。



清末民初的「國學」學科是針對西學強勁東漸而提出來的，就其時代意義而言，當時被提高到顧炎武「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的高度，如許守微云：「國有學則國亡而學不亡，學不亡則國猶可再造。國無學則國亡而學亡，學亡則國之亡遂終古矣。」[①]就「國學」的內容而言，則一開始就不只是限於傳統的經學，而包含我國傳統學術的方方面面，並且不排斥西學（或新學）的治學方法，其內容的涵蓋面是很寬的。



早在1902年秋，梁啟超在日本謀辦《國學報》，寫信請黃遵憲合作，云：「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②]強調了國學吸納新學的必然性與必要性。



1911年2月，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論學科內容的分類以及中、西學關係說：「世界學問，不出科學、史學、文學。故中國之學，西國之學類皆有之；西國之學，我國亦類皆有之，所異者廣狹疏密耳」，「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③]強調內容上的相互包容和方法上的互相促進。



1918年底，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說：「研究也者，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④]強調運用西方的科學方法來研究國學的深層內涵。



1923年1月，顧實《國學叢刊·發刊辭》限定國學的內容，以「小學、經學、史學、諸子、佛典」六類「統名曰國學」，並在國學學科應學習和研究的內容《計劃書》中謂「國學之範圍，造端於周季六藝、百家」，今日之國學內容不僅包括國內「用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而且「凡他邦人如近則日本、朝鮮，遠則歐美諸國，有中國語言文字記錄之書，亦當在整理之列。」[⑤]對國學的文獻範圍和內容有較為明確的限定。



1925年底，廈門大學籌建「國學研究院」，章太炎弟子沈兼士南下任國文系主任兼國學研究院主任。1926年9月，沈兼士等提出《國文系改稱國學系之理由草案》：「案本系所設科目，其內容包含，粗可分為四類：（一）關於語言文字者，如文字學史、方言之研究……等；（二）關於文學者，如文學史、詞曲選……之類；（三）關於其它國故者，如經學、禮樂、曆數……等；（四）關於治學方法者，如目錄學、校勘學……等。其性質既不一致，統稱之曰國文系，似嫌太泛，若改名為中國文學系，又覺含義不周，失之過狹。因念近代泰西日本謂中國固有一切學術為支那學Sinology,國人自稱則可直名為國學，蓋國學系所以教授關於國學之基礎知識，國學研究院所以資精深之研究，今改斯稱，庶幾本末一貫，名實相符矣。」國學系擬設課目及1926年秋季任課教師安排為：（一）語言文字：（1）文字學及文字學史（一、二年級），沈兼士；（2）古韻沿革（一、二年級），羅常培；（3）中國方言之研究（四年級，未開）；（4）中國古代方言之研究（四年級，未開）；（5）聲韻、文字、訓詁專書研究（三年級），周樹人、沈兼士；（6）中國文法之研究（四年級，未開）；（7）中國修辭學之研究（四年級，未開）；（8）作文及演說（一、二年級），王振先、汪輝煌。（二）文學：（1）文學史總要（一年級），周樹人；（2）文選及文史（一、二年級），羅常培、郝立權；（3）詩賦選及詩賦史（一、二年級），郝立權；（4）詞曲選及詞曲史（二年級），毛常（詞）、陳萬里（戲曲）；（5）小說選及小說史（二年級），周樹人；（6）文學分代或專家之研究（三、四年級），周樹人、羅常培、郝立權、汪輝煌、陳萬里。（三）其它國故及治國學之方法：（1）經學通論（一年級），羅常培；（2）經學專書研究（三、四年級），顧頡剛；（3）史學專書研究（三年級），張星烺；（4）諸子專家研究（三年級），容肇祖；（5）古代禮樂制度之研究（四年級，未開）；（6）古代曆數之研究（四年級，未開）；（7）目錄學（一年級），陳乃乾；（8）校勘學（二年級），陳乃乾。[⑥] 這個課目兼顧了原典、通論和方法，兼顧了知識與學術史兩個層面，也兼顧到以傳統學術為主與吸收西學合理的學科分類兩個方面，還兼顧到學習知識和進行研究兩個方面。儘管因教師缺乏而課目設置還有所欠缺，或雖列課目而未能開講，文學分支似嫌過細，但該課目的框架是較為周全且操作性較好的，至今仍然可資借鑒。



回觀20世紀上半葉，國學盛行，大學設立國學的教學、研究機構，中學更是普遍開設國學通論課，編出了很多「概論、大綱」之類的國學通識教材。下面選列幾種有代表性的教材綱目，一可示其發展脈絡，二可供今天國學學科課程設置作參考。



章太炎《國故論衡》（1910）「小學、文學、諸子（哲學）」內容的三分，以及《國學概論》（1922）「本體、方法、派別」體式的三分，基本上形成國學科目分類的範式，此後各類國學教材以及課目門類設置，大多都是在這個範式的基礎上來進行取捨、擴充或改進的。



錢穆《國學概論》（成書於1927年，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分上、下二篇共十章：上篇：孔子與六經、先秦諸子、贏秦之焚書坑儒、兩漢經生經今古文之爭、晚漢之新思潮、魏晉清談、南北朝隋唐之經學註疏及佛典翻譯。下篇：宋明理學、清代考證學、最近期之學術思想。這完全是學術史的寫法，結構思路借鑒西方學術史，材料則是傳統的。



徐英《國學大綱》（上海華通書局1933年版），分十八題：書籍制度、書籍類別、群經源流、群經略說、漢學派別、漢學傳授、宋學派別、宋學傳授、字學音學、史學源流、諸子源流、諸子派別、諸子之餘、文學定誼、詩賦流別、駢文流別、散文流別、治學總略。這個框架未受西學多少影響，基本上是傳統的，是四部分類與學術流別的綜合體。其自序雲「為諸生講國學，輒述其源流，演其派別，論其得失，詳其變遷。」正是其編撰宗旨的寫照。



王易《國學概論》（神州國光社1933年版，黃侃題書名），分導言及四篇十五章。經學篇：六經概說、漢晉經學、唐宋經學、清代經學。小學篇：小學概說、六書、音韻、訓詁。哲學篇：周秦諸子、魏晉玄學、宋明理學、晚近思潮。史學篇：史學概說、歷代正史、諸類雜史。這個分類以學術史為綱來統領四部典籍（不列集部文學類），經學史、哲學史、史學史之外，單列小學篇來講文字、音韻、訓詁，視小學為國學的根基，故黃侃為之題書名。



汪震、王正己《國學大綱》（北平人文書店1933年版），分九章：什麼是國學、經學、史學、哲學、自然科學、文學、文章之派別、文字學、清代學術史。其中，「自然科學」分數學、天文學、物理學3門，「文字學」分9門講小學諸科及甲骨、金文。這個綱目雜糅多方分類，有小學專章且及新出的甲骨、金文，把經史子集四部典籍與西學的全套學科分類糅合在一起，有大文科的哲學、史學、文學等，又有大理科的數學、物理、自然科學等，然後還專列了清代學術史，可謂包羅甚廣。



馬瀛《國學概論》（上海大華書局1934年版），分三編二十六章。緒論編：國學定義、國學範圍及其分類、今人對國學之態度、吾人研究國學之原因。研究方法編：觀察、會通、懷疑、辨偽、明誣、勘誤、歸納、比較、分類、整理、輯補、統計、調查、發掘、評判。研究工具編：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章句學、版本學、文法學、言語學。其中，「會通」分「治經學應知家數、治哲學應知流派、治史學應辨真妄、治文學當知變遷」4門，「發掘」分「甲骨文字、漢晉木簡、敦煌古書、新鄭彝器、澠池石器」5門。這個綱目的分類受西學注重分析的影響較大，不重視傳統典籍的文本內容，只在「會通」中略及學術史。主要講治學方法，一列就是15章，用了一些新出名稱，頗為煩細且多有重複。也重視小學根基，且添「文法學、言語學」兩章新學內容。



鍾泰《國學概論》（中華書局1936年版），分八章：六書篇、聲韻篇、章句篇、六藝篇、諸子篇、目錄篇、漢宋異同篇、文章體制篇。這個綱目又較偏於傳統，重視小學根底，主列諸子（哲學）與文章（文學），略及學術史。近於章太炎《國學概論》範式，較為簡略。



劉明水《國學綱要》（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分十章：文字學、經學、史學、子學、理學、文章、詩歌、詞、戲曲、小說。其中，「文字學」分11門講文字、音韻、訓詁及甲骨、金石文字等。重視小學諸門類知識，按四部分經、史、子、集而將集部（文學）再按文體分出若干類。加上理學，則又照顧到學術史了。



曹朴《國學常識》（上海文光書店1947年版），分十三章：概說、語文、古物、書籍、經學、史地、諸子、佛學、理學、詩賦詞曲、散曲和駢文、新被重視的文學、科學及藝術。其中，「概說」分10門講國學的定義、分支、源流、方法、與西學之關係等，「語文」分17門講文字、音韻、訓詁、文法、方言等，「古物」分7門講甲骨、金文及無字文物等。重視語文（小學）而分17門，實際上還應加上「古物」中的甲骨、金文等門。依四部分經、史、子，而將集部（文學）再按文體分開，兼及新文學和科學技術。這個綱目雖然多用傳統名稱，實則模仿西學分類處甚多，頗顯雜亂，清晰度與統一性都不夠好。



「佛學」是漢代以後才傳入中國的，雖經改造而融入中國學術體系中，但它自成系統，有自己特定的學科形態、經典文本、傳授內容和學術方法，當視為與國學平行的學科。所以，一般都未將佛學內容闌入國學的學科內容和教學體系之中，曹朴列「佛學」入國學，是較為少見的作法。



二、「國學」學科的課程設置與研治方法



國學代表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正統學術文化，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並持續地影響著中國綿延不絕的歷史文化傳統。精神是要有載體的，國學的內容通過中華民族最具個性和獨立性的漢字系統（語言系統）來記錄、註疏和闡釋，形成大量經典性的文本，成為中國文化中最為穩定的成分，形成自己深厚的學統，具有很強的傳承慣性和潛在的旺盛生命力。因此，每當中國文化受到外來文化衝擊而面臨危機時，「回歸傳統」總是中國文化戰勝厄運並得以發展的有效方式。所以有學者強調：當代中國學術面對「全球化」浪潮，再次面臨危機，應該先回到乾嘉時代，然後才談得上走出和超越乾嘉。要想國學復興，首先要實實在在地回歸傳統，不能浮躁，不要急功近利，否則一事無成。



因此，國學學科課程設置的總體原則應為：從傳統「小學」入手，尊重原典，打牢基礎，回歸傳統，深入國學的學統，方能有所收益。真正弄懂了國學，才可能發展國學。



監於當今文、史、哲諸人文學科受西方的影響而分支過細，學科內容越分越窄，具有傳統綜合性的國學才急待復興。國學的學科體系，必須是綜合性強、涵蓋面大的。從知識層面看，國學包括中國歷代的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以及對這些文獻所進行的整理和解讀，四部文本屬於此，各類出土材料屬於此，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等屬於此，考據、辭章亦屬於此。從學術史層面看，則是從汲取精神價值的需要出發，國學需要用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方法，對傳統經典文獻進行誦習、研究和探索，勤於實踐，發掘其深厚而優美的內涵，並轉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精神價值，諸如民族意識、人文精神和道德力量等等，是意識形態層面的傳統思想文化史的學習與研究，義理即屬於此，後來的文、史、哲諸學科發展史亦屬於此。



從上一節所引述的一批國學教材來看：或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或參照西學學科來分類；或重知識門類，或重學術史沿革；或偏於原典，或偏于思想，或偏於方法；更多的是幾種或多種混合編排分類，層級不清。總體來看，其門類不過「四部經典」、「小學」、「文化史」、「學術史」、「治學方法」五大部分。因此，我們今天的國學學科課程設置，不妨也按照這五大部分來分課程類目：



第一，以秦漢儒家經典為主的經史子集四部原典，《尚書》、《周易》、《毛詩》、「三禮」、《左傳》、《論語》、《孟子》、《老子》、《莊子》、《楚辭》、《史記》、《漢書》、《文選》及其註疏是根底性的原典。教師專治專講一經，是課程設置的基本形制；學生以精通一經帶動諸經的聽講與研習，是紮實可行的方法。學生一定要連帶註疏讀通一經的原典，只聽講不實踐是學不好國學的，誦習和熟識原典是弘揚國學前提。原典的講讀，還要包括各類出土文獻。



第二，傳統小學是研習國學的必備工具，是根底中的根底，文字（含甲、金文及簡帛文字）、音韻、訓詁和目錄、版本、校勘是必不可少的基礎課程，無須多論。



第三，中國古代的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是工具性的知識儲備，不可或缺。可以開設諸如中國古代的「文化史」、「制度史」之類的通論課，也可以分專題講授。



第四，文史哲各學科門類的學術史研究，實際上包括哲學史、史學史、文學史以及政治與經濟學史、科技史等。作為通論，應放在統一的「國學學術史」或「思想史」課中來學習和研究，這是國學的綜合性質所決定的，分割開來就成了西方現代學科分類的諸門學術史，而不是國學的學術通史了。分專題作講座是可以的，但必須相互聯繫，必須在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有機整體中來展開。



第五，研治國學的方法。首先是傳統的考據方法，這是國學最主要的重實證的方法，故當設立專門的考據學課程來學習和實踐。其次是重貫通的方法，如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互證的貫通，即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再是與西方學術對比研究的貫通，這類比較與貫通是治國學所必須的方法。



此外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在當今高科技時代，數據定量研究方法應該成為國學研究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劉尊明撰文說：「從宏觀的視野和總體的性質來看，我國傳統的學術研究基本上屬於定性研究的範疇，大多側重於性質的認定、特徵的探討、經驗的描述、價值的論斷乃至道德的評判，很少有數量的概念、數據的統計、計量的分析。然而，隨著19世紀以來至20世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電子計算機在世界各國的廣泛應用以及數字化、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定量分析的方法也被引入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⑦] 試舉一例：閻若璩曾被認為是清代考據學的主要奠基人，他的《尚書古文疏證》被視為最成功的「證偽案例」，近來，張岩撰《閻若璩〈疏證〉偽證考——清代考據學存在多大問題的一次檢驗》一文，利用電子文本檢索手段對《尚書古文疏證》的論證文獻逐一核對與檢驗，「可以初步證實他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不僅如此，《疏證》中還包含許多刻意捏造的偽證。」[⑧] 由於電腦的普及和古籍文本電子信息化的飛速發展，定量分析上升為國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各類典籍文本大量電子化，知識積累的效率大大提高，信息檢索快捷而全面，定量分析深化定性分析，校勘、箋釋的速度和準確度大大提高，傳播與交流的多快好省帶來更好的普及性，從而促進國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因此，我們為國學專業的研究生開設專門的「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課程，實踐證明效果很好，深受歡迎。以後可以擴展到國學專業本科教學中去。



現行的「漢學」指非中國人研究的「國學」，也稱「海外漢學」或「域外漢學」，實際內容包括「域外漢學史」和「域外漢籍研究」兩大部分。所謂「域外漢籍」，一是指歷代流傳到國外的中國古代典籍，二是指國外整理刊刻的中國古代典籍，三是指歷代域外漢學家用漢文書寫的作品與學術文獻，研究這些文獻與在海外研究中國古代文獻一樣，劃歸「漢學」的範疇。我們為研究生開設「漢學」課程，可以將「域外漢學史」與「域外漢籍」分為二科，也可以合為一科。掌握一定的域外漢學知識，既有利於國學知識的系統化，也有利於國學的對外傳播。目前，對外漢語教學不斷升溫，孔子學院在各國相繼開設，現在還只是教最基礎的漢字漢語的認讀和使用，有了一定的基本積累之後，國學內容的深入教學就必然會提到重要的位置上來，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必須未雨綢繆。



由於今天的本科生、研究生閱讀古籍的基礎相當薄弱，高校「國學課程」的設置，當以原典研讀為主幹。只流於「概論、通論、解讀、導讀、入門、方法」之類，而不廣泛閱讀「四部」原典和出土文獻，是捨本逐末的做法。國學課程的設置要體現基礎性、學理性、系統性、可行性相結合的原則，求懂不求多，求實不求快，培養讀書種子，不能急於求成。



國學復興的呼聲甚高且勢在必然，國學學科建設的步伐必須加快，而新時期國學課程的設置和實施才剛剛起步，很多方面還在摸索之中，但只要我們努力實踐、勇於探索，相信一定會逐步完善起來的。



[①] 許守微：《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國粹學報》第1年第7期。



[②]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從報》第22號，1902年12月14日。



[③] 王國維：《觀堂集林·別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④] 見《北京大學月刊》創刊號，1918年12月。



[⑤] 見《國學叢刊》第1卷第1期，1923你1月。



[⑥] 引自洪峻峰：《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與國學系》，《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45－52頁。



[⑦] 劉尊明：《國學研究的現代化趨勢》，《光明日報》2005年4月19日。



[⑧] 張  岩：《現代信息技術與傳統國學研究》，《光明日報》2005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