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教授奇人奇事

本書涉及民國著名教授20餘人，他們的學識為後世樹立了一代名教授的風範，成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一座座令後人景仰的豐碑。他們的鮮明個性和精彩人生，在學壇留下了不少奇聞軼事，從不同的側面顯示了一代學人的風采。
   
怪傑辜鴻銘
   
    在民國時期，辜鴻銘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林語堂這樣評價他：「英文超群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鴻銘亦可謂出類拔萃，人中錚錚之怪傑。」
   
    辜氏不僅在國人中名聲鼎沸，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影響更大。1921年，英國名作家毛姆遊歷中國時特地慕名求見，想請他講解《春秋大義》。為此特地托一位英國洋行的同胞說情，等了幾天也未見回首。毛姆於是親筆擬了一封短簡，恭恭敬敬地表達仰慕之意，求賜一見，辜氏這才答應與他見面。
   
    同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訪問，一位老友約翰斯特別叮囑他說：「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緊，但不可不去一見辜鴻銘啊！」芥川龍之介見到辜鴻銘后，特地寫了一篇文章，真誠感慨道：「約翰斯真不我欺。」顯然這次見面令他對辜氏和中華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辜鴻銘(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於馬來亞檳榔嶼。1869年，13歲時，辜氏隨養父布朗赴歐留學，接受系統的西方教育，后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為中國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學生。辜氏先後留學歐洲11年，廣泛涉獵西方文學、哲學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臘等多種語言，這在早期留學生中十分罕見。
   
    1916年，《春秋大義》德譯本出版，在德國掀起一股「辜鴻銘熱」，丹麥著名文學批評家勃蘭兌斯在《辜鴻銘論》中稱他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從來還沒有一個中國人被西方如此認可，並得到這樣高度評價。就連李大釗也在1918年撰文稱「中國2500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20世紀之世界」。
   
    辜鴻銘出名，不僅因為他的學貫中西，也不僅因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語，還因為他奇特的外貌和許多特立獨行的做法。談到這位學界怪傑，周作人曾這樣描寫道：「北大頂古怪的人物，恐怕眾口一詞的要推辜鴻銘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了一條小辮子，冬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連他的包車車夫，也是一個拖大辮子的漢子，正好與主人形成一對，成為北大門前的一道風景。
   
    辜鴻銘一向恃才傲物，目中無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無幾，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個。也許是因為蔡元培請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對蔡元培一向十分維護。「五四」運動后，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辭去北大職務，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鴻銘也走上講台表示挽留之意，講話時突然來一句：「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說法在當時卻很不合時宜，若是換了別人，早挨了眾人一頓批，但因為他是辜鴻銘，而且又是為了表達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沒人與他計較了。
   
    1927年秋，辜鴻銘自日本返回北京，擔任張作霖顧問，不久被擬定為山東大學校長。可惜未能上任，即於1928年4月30日病逝。
   
    辜氏外表的狂、怪只是一種表象，他的狂怪掩蓋了他內心深刻的矛盾。對辜氏的評價，吳宓的話也許較為準確：「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於外人，又鑒於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於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蓋皆熱烈之愛國主義所釀成者也。」
   
國學狂人黃侃
   
    黃侃，祖籍湖北蘄州，1886年4月3日生於四川成都浙江會館。父黃雲鵠67歲時才生下黃侃，所以對這個小兒子視若掌上明珠，對他的教育特別重視，把自己從四川帶回來的幾十箱書集中在一個屋子裡，作為他讀書的地方，上題「歸學處」三個字。黃侃正是在這間小屋裡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功底。
   
    黃侃素有章門第一高足之稱。1903年，18歲的黃侃以優異成績考入武漢文普通學堂，這所學校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新式中學。1905年，黃侃被官費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黃侃在日本認識了章太炎，兩人相識不久，因生母周氏病危，黃侃擬歸國侍親。章太炎對黃侃說：「君如不即歸，必欲得師，如仆亦可。」黃侃聽罷此言當即叩拜，遂對章太炎執弟子禮，受業於章氏，從此學業日益精進。章太炎對黃的學識也十分激賞，曾誇道：「恆言學問進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萬里也。」
   
    1912年1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黃侃當選為參議員。同年，黃侃出任上海《民聲日報》總編輯，邊辦報邊研究小學、經史等。旅居上海時，黃侃對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的篡權進行了深刻反思，從此棄政從文，埋頭國學。
   
    黃侃雖師從章太炎，卻並不拘泥，他認為：「治學第一當恪守師承，第二當博綜廣攬。」黃侃有一句經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書。這句話半個世紀后還在武漢大學校園中廣為流傳，成為他治學嚴謹的證明。黃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勸他著書立說，但黃不為所動。
   
    黃侃學問大，脾氣也大。周作人談到這位大師兄時，也頗有微詞：「他的國學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氣乖僻，和他的學問成正比例。」
   
    1908年前後，陳獨秀到東京民報社章太炎寓所造訪，錢玄同和黃侃二人到隔壁迴避。陳章二人閑談時，談到清代漢學的發達，陳獨秀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在蘇皖，頗為蘇皖人自豪。後來話題轉到湖北，便說湖北沒有出什麼大學者。正在隔壁屋子裡的黃侃突然跳出來反詰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陳獨秀聽了默然而去。
   
    黃侃脾氣壞，自視高，自然得罪不少人，但惟獨對恩師章太炎執禮甚恭，汪辟疆說他「20餘年間執弟子禮始終甚謹」。章太炎也稱他「性雖俶異，其為學一依師法，不敢失尺寸」。黃侃平時愛寫詩，經常請章審閱，黃侃對章的字紙都特別珍視，每獲得章信，便裱起來珍藏。章知道黃有此愛好，有時還特地為黃寫幾幅字，寫幾首詩，黃每有所獲便如獲至寶。1929年1月12日，章太炎60大壽。當時章住上海，為祝賀老師生日，黃侃特地提前幾天趕往上海做準備，可見其至誠之心。
   
    黃侃特立獨行的性格也體現在教學方法上。他的教學不拘一格，常常利用郊遊吃飯喝酒的機會，暢談學問，海闊天空，於閑談中給學生莫大啟發。「老師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潑、富於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歡遊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詩作字，但是有一條，無論怎樣玩，他對自己規定每天應做的功課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這番話可謂知人善論。
   
    1935年10月5日，黃侃因飲酒過度，經搶救無效於8日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雖吐血不止，黃仍抱病點畢《唐文粹補編》，並披閱《桐江集》五冊。章太炎聽到噩耗后，慟哭不已，連呼：「這是老天喪我也!這是老天喪我也!」親為弟子撰寫墓誌銘，稱其「尤精治古韻。始從余問，后自為家法，然不肯輕著書。餘數趣之曰：『人輕著書，妄也。子重著書，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當著紙筆矣。』」
   
名士傲骨劉文典
   
    如果說，黃侃的猖狂有點近乎「瘋」，劉文典的狂傲則多少帶有幾分名士風度和派頭。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文學院長兼預科主任，期間安大附近省立第一女中校慶，安大學生在看戲過程中與女中校長程勉發生衝突，遂引發一場學生風潮。時值蔣介石路經安慶，十分惱怒，召見劉文典訓話。劉文典入室，不脫帽子，昂然坐下。老蔣見了已大不高興。又見他打開煙盒拿出一根香煙，擦著火柴猛抽，就斥他為人師表，又是國立大學校長，如此無禮，劉文典只顧仰天噴出煙圈，然後以極鄙夷的態度哼了一聲。蔣讓他交出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嚴懲肇事的學生，劉拒不執行，併當面頂撞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蔣介石十分惱怒，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將劉關押起來，並宣布解散安徽大學。消息傳出，群情激奮。在社會各界輿論的壓力下，劉文典被關押七天後獲釋。此事曾轟動一時，劉文典也因敢於直接頂撞蔣而名聲大噪，為人景仰。
   
    劉文典的硬骨頭在後來與日本人的鬥爭中也表現得十分明顯。「七七」事變后，劉未能及時南下，鑒於他的名望，日本人請他出來做偽事，遭到他斷然拒絕。劉文典對周作人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日本人被他的態度激怒了。闖進劉家翻箱倒櫃，劉憤然作色，拒絕回答日本人的任何問題，翻譯官責問道：你是留日學生，太君問話，為何不以日語作答？劉稱「以發夷聲為恥」，拒不說日語。
   
    在30年代清華園中，劉文典是最有學術聲望、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之一。劉文典的狂傲是以博大精深的學問做功底的，這一點是學生公認的。鑒於劉文典的名聲，羅家倫執掌清華后，一心想聘請劉來清華任專職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最後雙方達成妥協：劉到清華執教，但仍兼北大教授，兩全其美。
   
    陳寅恪為劉文典的《莊子補正》作序，評價不可謂不高。劉文典自己對此也十分自得，曾在不同場合毫不掩飾地說：「古今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是我劉文典，其餘半個……」另外半個一直有各種說法，一說是某日本學者，一說是馮友蘭或馬敘倫，因為他們僅從哲學角度講莊子，只能算半個。
   
    劉文典雖然言語有些放誕，但治學之嚴謹卻是不容置疑的。據錢穆弟子李埏回憶，40年代他在昆明時曾借閱過劉文典一本大唐三藏法師取經的書，書中劉的批註，除了中文外，還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作了註疏，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
   
    摘自《民國教授往事》  汪修榮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沈從文：



小學沒畢業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做出了一個引起震動的決定：聘請36歲的作家沈從文為教授。



西南聯大的教員集中了當時全國學界精英，留學歐美名校、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歸來的教師數不勝數。沒有高層次學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並且已經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論學術研究成績，他是作家，不是學者，沒有任何學術著作。



在學術界毫無過人之處的沈從文到聯大任教授，這種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觸乃至憤怒，態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國學大師」之譽的著名學者劉文典。



劉文典精研傳統文化，尤其是《莊子》，他說自古以來只有兩個半人懂莊子，一個是莊子自己，另一個他沒說，半個則是他劉大教授。



劉文典看不起新文學。在他眼裡，現代白話文學淺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價值？而這個沈從文連對白話文學的研究都沒有，只是個寫小說的作家。與被他瞧不起的沈從文同為教授，他十分不平，覺得跌了身價。



劉文典公開質問：「他沈從文有什麼資格當教授？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



昆明空襲警報頻繁拉響之時，劉文典和學生一起護衛著大學者陳寅恪離開教室，看到沈從文也匆匆跑出，他當眾大罵：「我被炸死了，就沒人給學生講莊子了，你沈從文跑什麼跑？」一貫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心靈敏感，面對前輩劉文典的屢屢粗暴傷害，他一言不發，只是認真講授他的寫作課，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時常讓學生不知其所云，但他還是培養出了和他的風格一脈相承、後來被稱為「最後一個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說家汪曾祺。



沈從文今天在文學圈的最大傳奇也是最大遺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學院已議定，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沈從文。可是在這一年5月，86歲高齡的沈從文辭世了，而諾貝爾文學獎只頒給活著的作家。



「要是沈從文那個時候還活著，活到10月份就肯定會得獎。沈從文的去世對我來說是最遺憾的事情。」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文學院院士馬悅然2005年在北京傷感地說。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由埃及的馬哈富茲頂了沈從文的缺。



聯大校方不拘一格，頂住壓力，堅持給了沈從文教授職位，讓一位傑出的文學家在年輕時候就獲得了應有的地位，讓人感佩。



劉文典：



張狂不羈引風波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在聯大也引起過風波：1943年，聯大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拒不發放他的教授聘書，將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劉文典擅自離校，到雲南南部普洱縣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為他嗜食鴉片，而磨黑產上好鴉片，在當地學校和鄉紳的邀請下，他跟聯大常委蔣夢麟等少數人打了個口頭招呼，就丟下聯大課程一去半年。



劉文典平時上課，都是邊吸鴉片邊講，旁邊校方還安排一個雜役提著茶壺隨時為他加水。這種做派本已令師生議論紛紛，這次又為了鴉片而曠教半年之久，影響更壞。時任中文系代主任的聞一多堅決主張不再聘用，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為他講情，說老先生從北平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一多發怒道：「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



連蔣介石都不放在眼裡的劉文典哪肯咽下這口氣，他一回昆明就趕到北郊司家營找到聞一多論理，兩人情緒衝動，爭吵洶洶，在場的朱自清極力勸解。



因為聞一多寸步不讓，加上劉文典平時經常公開嘲笑同事學問差，得罪了很多人，輿論形勢對他很不利。最後，劉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熊慶來執掌的雲南大學，任雲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時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你真有學問才華，自有學府禮聘，而沒有編製、檔案、組織關係之類的羈絆約束。這也是知識分子能張揚個性的條件。



錢鍾書：



年輕輩里「人之龍」



劉文典是資深教授，而在後起之秀里，同樣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離開了西南聯大。他就是今天人稱「文化崑崙」的錢鍾書。



錢鍾書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副教授時只有28歲，卻已經名滿學界。他的老師吳宓說，在老一輩學者里最強的是陳寅恪，年輕一輩里的「人之龍」就是錢鍾書。錢鍾書講課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裝，或者藏青色禮服，風度瀟灑。他講課只用英語，不用漢語，也從不提問，讓學生既傾倒又輕鬆。



但到1939年夏，錢鍾書就離開了聯大，改任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教授。他離開的原因，學界一般認為是他心高氣傲，口無遮攔，時常傷人，人際關係惡化。比如他曾這樣批評聯大外文系：「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三人中，陳福田當時是系主任，葉公超後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而吳宓則是他的恩師，都是名重一時的著名學問家。



這段刻薄的評論流傳甚廣，但到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夫人楊絳專文闢謠，聲稱絕無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聯大原擬聘其為教授，最後只聘了個副教授，錢鍾書心裡不快，不願久留；再加上當時他父親錢基博在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任教，希望兒子來照顧自己。



楊振寧：



聯大學生多「狂生」



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極強，因此容易文人相輕。被西方人稱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聯大文學院長馮友蘭，同樣在課堂上臧否人物。他「攻擊」的對象是胡適，說：「胡適到1927年就完了，以後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



胡適本被定為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只是旋即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因此沒有在西南聯大留下足跡。



這些大師間的糾葛，也許是當事人的煩心事，但流傳至今，已成可以津津樂道的趣聞。



聯大學生里同樣「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絲毫狂傲、對人謙恭有禮的前輩泰斗楊振寧，在當時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里有兩大才子：楊振寧和黃昆，兩人常在茶館高談闊論。當時同學聽到，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問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很不屑地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

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