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美國幫助以色列復國是宗教原因或政治原因

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節譯）
作者：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瓦爾特（Stephen　M.　Walt）
譯者：劉波
　
前言
　
美國的對外政策影響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尤其是在充滿動蕩而又極具戰略意義的中東。近年來布希政府試圖將該地區改造為一個民主政體的聯合體，而這激發了伊拉克的抵抗活動，引起了世界油價大漲，以及馬德里、倫敦和安曼遭到恐怖分子的炸彈襲擊。由於美國的對外政策影響如此之大，所有國家都需要了解它的背後驅動力量。
美國國家利益本應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尤其是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后，與以色列的關係佔據了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位置。美國對以色列始終不渝的支持、以及與此相關的在整個地區擴展民主的努力，激怒了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民眾，威脅到美國自身的安全。
這在美國政治史上是前所未見的。美國為何會甘願為另一個國家的利益而不顧自己的安全？有人可能會認為，兩國的聯合是源於共同的戰略利益或迫切的道德需要。但我們將指出，這兩種解釋都無法說明美國提供給以色列如此巨大的物質和外交支持是合理的。
實際上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是由美國的國內政治左右的，尤其是「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的活動。曾經有些利益集團改變過美國的對外政策方向，但從沒有任何遊說集團像這些集團那樣，能夠讓美國的政策轉到不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方向。
　
第一節 巨大的受益者
　
自1973年「十月戰爭」以來，美國給以色列提供了遠超別國的支持。1976年之後以色列是美國年度直接經濟與軍事援助的最大接受國，總額上是美國戰後援助的最大接受國。根據2003年的美元幣值，美國提供給以色列的直接援助總額超過了1400億美元。每年以色列得到約30億美元的直接援助，約佔美國外援預算的五分之一。平均每個以色列人每年得到美國500美元的直接資助。雖說以色列是個富國，人均收入與韓國和西班牙相當。
美國要求大多數軍事援助資金接受國將這筆錢全部用於購買美國裝備，但卻允許以色列留下約25％發展本國的國防業。以色列是唯一一個不用報告援助用途的接受國，這樣美國就無法阻止這些錢花在它所反對的東西上，如在約旦河西岸修建定居點。
美國還提供給以色列近30億美元研發「獅」式戰鬥機等武器系統，這些武器五角大樓並不需要。美國還給以色列最先進的武器，如「黑鷹」直升機和F16戰鬥機。美國還向以色列提供一些向北約盟國都不提供的情報，而對以色列獲取核武器則不聞不問。
美國還給予以色列持續的外交支持。1982年以來，美國否決了32項批評以色列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超過了安理會其他4個常任理事國行使否決權的總和。美國還阻止阿拉伯國家將以色列核武庫置於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督之下的努力。
美國在戰時幫助以色列，和談時又加入它的一方談判。2000年戴維營會議的一位參加者後來說「太經常了，我們總是在做……以色列的律師。」
華盛頓還放手讓以色列對付被佔領土，甚至在以色列的行為和美國既定政策不符的情況下。布希政府野心勃勃的中東改造計劃（以入侵伊拉克開始）部分是為了改善以色列的戰略處境。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史上絕無僅有的，除了在戰時的盟國之間，很難想象一國會在如此長時間裡給另一國如此大的物力與外交支持。對此只有兩個合理解釋，一是以色列有重要的戰略價值，二是這樣做有強烈的道德依據。但這兩個解釋都不能令人信服。
　
第二節 戰略包袱
　
「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在其網頁上說，「美國和以色列結成了獨特的夥伴來應對中東日益增長的戰略威脅……這種合作關係帶給兩國巨大的利益。」以色列的支持者經常這麼說，但仔細考察並非如此。
在冷戰期間還可以說以色列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在1967年的「六日戰爭」后，以色列充當美國的代理人，遏制了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展，讓蘇聯的代理人埃及和敘利亞遭到慘敗。以色列有時還會幫助保衛美國的盟友（如約旦的海珊國王），其強大軍力讓蘇聯不得不花費更多來支持它那些打不贏的盟國。以色列還提供給美國有關蘇聯軍力的有用情報。
但不應誇大這種價值。美國支持以色列的開支也很大，而且這攪亂了美國和阿拉伯世界的關係。例如，1973年的「十月戰爭」期間，美國提供給以色列22億美元的緊急軍事援助，這激起歐佩克國家發起石油禁運，給西方經濟帶來重大打擊。而且，以色列的軍隊不足以保護美國的地區利益。例如1979年伊朗革命爆發，波斯灣石油供應的安全性受到影響，而美國卻無法依賴以色列，只能組建自己的「快速行動部隊」。
海灣戰爭說明，以色列已經從戰略資產變成了戰略包袱。戰爭中，美國無法使用以色列的基地，否則就會讓反伊聯盟破裂，而且美國還必須動用資源（如愛國者導彈發射架）保護以色列，防止它做出一些事情破壞反薩達姆聯盟。2003年的伊戰與此類似，布希總統擔心觸發阿拉伯人的反對，因而也不能尋求以色列的幫助。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尤其是9·11之後，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理由變成了：兩國都遭到源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恐怖組織，以及一些支持恐怖組織、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流氓國家」的威脅。因為以色列的敵人就是美國的敵人，所以以色列是反恐戰爭的重要盟友。
這麼說聽著像那麼回事，但其實不然。
首先，「恐怖主義」見於多種不同類型的政治組織，它們並不組成一個單一的敵人。威脅以色列的恐怖組織（如哈馬斯和真主黨）並不威脅美國，除非美國干預它們（如1982年在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恐怖組織也不是針對以色列或「西方」濫施暴力，而主要是針對以色列將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殖民化的長期努力。
更重要的是，這違反了因果關係：美國的恐怖主義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它和以色列的密切關係帶來的，而不是相反。美國支持以色列是反美恐怖主義的重要誘因之一，支持以色列給反恐戰爭平添困難。根據美國9·11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本·拉登明顯是因看到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想懲罰美國。美國給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還給本·拉登等極端分子爭取同情和招兵買馬的理由。
就所謂的「流氓國家」而言，它們並不對美國利益構成嚴重威脅，只是威脅到美國給以色列的承諾。如果美國不是和以色列走得那麼近，它根本不需對伊朗、伊拉克的復興黨政權或敘利亞那麼擔心。即使它們獲取核武器，那對美國也不是戰略災難。美國和以色列都不會遭遇它們的核訛詐，因為它們知道那樣做將會舉國覆亡。
而且美以關係使美國在處理與地區國家的關係時遇到困難。以色列的核武庫是它的一些鄰居想發展核武器的原因，而威脅對這些國家進行政權更迭只會刺激它們追求核武的願望。但當美國要對這些政權動武時，以色列又不發揮什麼作用，因為它不能參戰。所以說，以色列不僅幫不上忙，還給美國添麻煩。
在中東以外，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也影響到美國的聲譽。例如，2004年，52位英國退休外交官給布萊爾寫信，說巴以衝突「毒化了西方與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而布希和沙龍的政策是「一邊倒的、非法的」。
最後，以色列作為盟友的忠誠度值得懷疑。以色列官員經常無視美國的要求，對美國高層的許諾經常食言（包括近期停止定居點修建和「定點清除」行動的許諾）。美國審計署還認為，以色列「在美國的盟國中，是對美採取間諜行動最積極的一個。」上世紀80年代，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機密文件（據報道以色列將這些文件轉給蘇聯，以換取其給予更多蘇聯猶太人出境簽證）。2004年，五角大樓高官拉里· 富蘭克林（Larry Franklin）將機密情報透露給一位以色列外交官，據說兩名AIPAC的人員參與此事。
　
第三節 站不住腳的道德理由
　
以色列的支持者還經常提到美國應當支持以色列的4點道德理由：1）以色列弱小，強鄰環伺；2）以色列是個民主國；3）猶太人過去遭受迫害，應得到特別待遇；4）以色列的行為比其對手要更有道德。仔細考察這四點，一點也站不住腳。
　
1） 支持弱者？
以色列領導人經常把自己的國家描繪為強鄰環伺的弱國。但實際上，1948年戰爭期間以軍的人數、裝備和訓練就好於對手，1956年和1967年的戰爭中，美國提供的大筆援助剛剛裝船，以色列國防軍就輕而易舉地獲勝。今天它有中東最強的軍力。埃及、約旦和沙特與以色列和好，敘利亞失去了蘇聯的撐腰，三場戰爭讓伊拉克元氣大傷，巴勒斯坦人只有拼湊的警察部隊，沒有能夠威脅以色列的軍力。而且這種強弱差距正在擴大。
　
2） 民主國家互助？
這是說，以色列是個民主國家，因而應當得到援助。實際上，為了國家利益，美國過去推翻過民主國家，扶植過獨裁者，現在也和一些獨裁國家維持著良好關係。民主不是給以援助的理由。
不僅如此，以色列民主制的一些方面和美國的核心價值觀相抵觸。美國是個自由民主國，不分種族、宗教享有平等權利。而以色列明確表示自己是猶太國，根據血統原則確定國籍。所以境內的130萬阿拉伯人被當作二等公民，近期以色列政府一個委員會發現，國家「漠視和歧視」他們。而且以色列不授予與本國公民結婚的巴勒斯坦人國籍，不給這樣的夫妻居住權。以色列還不讓巴勒斯坦人建立一個可以生存的國家。以色列主宰著380萬巴勒斯坦人的生死，還在繼續將土地殖民化。
　
3） 贖罪？
這種說法是，因為猶太人歷經千百年的苦難，現在才有了家園，所以許多人要美國給它以特殊待遇。然而，以色列的建立對無辜的巴勒斯坦人犯下了罪行。19世紀後期猶太復國主義剛產生時，巴勒斯坦只有約1.5萬猶太人。1893年，阿拉伯人占當地人口約95％，它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1300年。以色列建國時，猶太人只佔當地總人口的35％，擁有7％的土地。
大部分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根本沒有興趣建立一個多民族國家，或者接受兩國分治。接受分治只是個權宜之計。上世紀30年代末大衛·本－古里安就說，「建國后要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然後我們就撕毀分治約定，擴展到整個巴勒斯坦。」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除了將大批阿拉伯人驅逐外別無他法。本－古里安在 1941年說，「除了野蠻的強制流放，沒有別的辦法。」
1948年戰爭中以色列驅逐了70萬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官員堅持認為，巴勒斯坦人是聽了阿拉伯領導人的指令后離開的，但細心的學者指出這是瞎編。當時大多數阿拉伯領導人要求巴勒斯坦人留在原地，他們因害怕被猶太復國主義者打死才逃走。戰後以色列又禁止巴勒斯坦人返回。
本－古里安當時對「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納胡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n）說過這樣的話，「如果我是阿拉伯領導人，我永遠都不會和以色列談判。這很自然：我們佔據了他們的國家……我們來自以色列，但那是兩千年前的以色列，對他們有什麼意義？過去有反猶主義、納粹、希特勒、奧斯維辛，但他們有什麼錯？他們只看到一件事：我們來到這裡，竊取了他們的國家。他們難道能接受這個？」
從那之後，以色列就一直試圖否定巴勒斯坦人的建國理想。梅厄夫人說，「沒有所謂的巴勒斯坦這個東西」。拉賓也反對巴勒斯坦完全建國。後來暴力襲擊和巴勒斯坦人口的增多迫使以色列從一些被佔領土撤離，但從未有任何以色列政府允諾讓巴勒斯坦人建立一個可以生存的國家。2000年戴維營會談中以總理巴拉克的建議被稱為慷慨大度，而其實質不過是建立一些「班圖斯坦」（南非種族隔離期間給黑人劃定的居住地），還規定巴勒斯坦人解除武裝，四散分開，實際上仍處於以色列的實際控制之下。
　
4）「道德的以色列人」vs.「邪惡的阿拉伯人」？
　
這種說法是，以色列總是在尋求和平，即使遇到挑釁時也保持克制。而阿拉伯人則無比狡猾。這是另一個編造的故事。雙方的行為沒有道德高下之別。
早期的復國主義者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絕不友善。阿拉伯居民曾抵抗過復國主義者的蠶食，復國主義者給以猛烈反擊，雙方沒有誰有道德優越性。學者研究表明，以色列建國過程中有種族清洗行為，包括處決、屠殺和強姦。
後來以色列對待敵人和本地巴勒斯坦人也是以野蠻的方式。1949－1956年，以色列安全部隊打死了2700－5000名阿拉伯滲透者，大部分都是手無寸鐵。上世紀50年代初，以國防軍對鄰國發動無數次越境襲擊，這常被描繪為防禦行動，其實是為了擴大領土。1956年和英法進攻埃及也是為了領土目的，後來在美國強大壓力下才被迫撤離。
1956年和1967年的兩次戰爭中，以國防軍殺害了數百名埃及戰俘。1967年，他們將10萬－26萬巴勒斯坦人逐出約旦河西岸，將8萬敘利亞人逐出戈蘭高地。1982年，黎巴嫩薩布拉和沙提拉兩座難民營有700名無辜巴勒斯坦人遭屠殺，以色列也是共謀。以色列一個調查委員會認定沙龍對此負有 「個人責任」。
以色列虐待許多巴勒斯坦俘虜，羞辱和騷擾巴平民，並經常濫殺無辜。1987年－1991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義中，以國防軍給士兵分發短棍，要他們敲斷巴抗議者的骨頭。瑞典的「拯救兒童」組織估計，「在起義的前兩年中，有2.36萬－2.99萬兒童被打傷需要治療，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骨頭被接好。被打兒童的三分之一在10歲以下。」
2000年－2005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義，以色列的反應更加暴力，《國土報》說，「國防軍……變成了一個殺人工具。」在起義的頭幾天，國防軍發射了100萬發子彈。自那之後，平均每死一個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打死3.4個巴勒斯坦人，大部分都是無辜路人。巴以兒童被殺比率是5.7比1。以軍還打死了幾位外國和平人士，2003年3月以色列推土機碾死了一位23歲的美國婦女。
巴勒斯坦人針對以色列佔領者採取了恐怖主義，他們襲擊無辜平民是錯的。但巴勒斯坦人認為他們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逼以色列讓步。以前總理巴拉克曾承認，如果他生為巴勒斯坦人，他「會加入恐怖組織」。
最後，不應忘記的是，當猶太復國主義者處於類似處境，想建立自己的國家時，他們也會採取恐怖主義的做法。1944年－1947年，幾個復國主義組織用恐怖炸彈的方式將英國人從巴勒斯坦趕走，之後繼續濫殺無辜。1948年以色列恐怖分子殺害了聯合國特使貝爾納多特男爵，因為他提出了將耶路撒冷國際化的方案。謀殺案的策劃者之一最終被以政府赦免，還選為議員。另一個曾同意該刺殺行為的恐怖組織領導人非但沒有受審，後來還當選為總理，那就是伊扎克·沙米爾。沙米爾公開表示，「猶太人的道德和傳統都不否認恐怖主義是一種戰鬥方式」，「在我們打擊佔領者（英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節　　　　　 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
　
美國對以色列巨大的物質援助和持續的外交支持，唯一的解釋是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的強大力量。如果不是遊說集團操縱了美國的政治體系，美以關係絕沒有今天這麼親密。
　
什麼是以色列院外遊說集團（以下簡稱遊說集團）？
　
這是指任何積極活動影響美國政策的以色列組織和個人。其核心成員是美國的猶太人，當然並不是全部。他們主張不同。AIPAC和「猶太人主要組織主席聯議會」（CPMJO）的成員多是強硬派，支持利庫德集團的擴張政策，反對奧斯陸和平進程。而大部分美國猶太人則傾向於向巴勒斯坦人讓步，如猶太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就強烈要求這樣做。但溫和派和強硬派都呼籲美國支持以色列。
美國猶太人領袖常和以色列官員會面。他們反對批評以色列，反對向以施壓。2003年，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埃德加·布隆夫曼（Edgar Bronfman）寫信給布希總統，要他向以色列施壓阻止修建隔離牆。布隆夫曼此舉被指責為「背信棄義」。2005年11月「以色列政策論壇 」（Israel Policy Forum）主席西蒙·雷西（Seymour Reich）建議賴斯向以色列施壓，以重開加沙的一處通道，也被指責為「不負責任」。
AIPAC是最大、最著名的一個遊說集團。根據1997年《財富》雜誌對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的調查，它在美國所有院外遊說集團中它的力量排第二位。2005年《國家雜誌》（National Journal）的調查也將其排第二。
遊說集團的成員包括基督教福音派的要人，如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湯姆·狄雷（Tom DeLay）。他們相信以色列的重建是聖經預言的一部分，支持以色列的擴張計劃，並認為向以色列施壓違反上帝的意志。遊說集團中還有新保守主義者要員，如現任美國駐聯合國代表的博爾頓、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羅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前教育部長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等。
　
　
力量來源
　
遊說可以採取多種方式，如遊說當選議員、行政官員，提供競選捐款，影響公共輿論等。以色列遊說集團和其他集團做法上區別不大，但效率卻極高，因為他們工作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阿拉伯人基本沒有什麼遊說集團。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遊說並不是非法的，也不是什麼陰謀。
　
遊說策略
　
第一是在華盛頓大力施加影響，向國會和行政部門施壓，推動其支持以色列。第二，努力使輿論正面討論以色列，傳播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如以色列是 「道德」的），以及在政策辯論中為以色列做宣傳，防止政界聽到批評以色列的聲音。控制辯論是關鍵，因為如果就美以關係進行坦誠辯論，美國就不會採取那麼親以的政策。
　
影響國會
　
遊說集團在國會的工作非常有效，實際上以色列在美國國會是不會受到批評的。如果討論到墮胎、先發制人行動、醫療、福利等，國會肯定會辯論。但一旦涉及以色列，沒有人會辯論。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重要議員是基督教錫安主義者（Christian Zionist），如迪克·阿梅（Dick Armey），他在2002年9月說，「在對外政策方面，我的首要目標是保衛以色列」——注意，不是保衛美國。還有一些猶太裔議員支持以色列。此外還存在一些親以的國會職員。
而AIPAC是個核心組織。它會獎勵支持它的議員和候選人，懲罰反對它的人。金錢在美國選舉中至關重要，AIPAC的朋友獲得強大的資金支持，而對反對以色列的議員，AIPAC會將競選捐款投到其競選對手身上。AIPAC還組織向政治家寫信，並鼓勵報紙編輯為親以的候選人造勢。
僅舉一例。1984年，在AIPAC的影響下，伊利諾斯州參議員查爾斯·配西（Charles Percy）競選失敗，因為他對AIPAC關注的東西「不感興趣，甚至反對。」時任AIPAC主任的托馬斯·戴恩（Thomas Dine）解釋說，「美國的所有猶太人，從東海岸到西海岸，都聚集起來反對配西——美國政治家對此很清楚。」
前AIPAC職員道格拉斯·布龍菲爾德（Douglas Bloomfield）說，「議員和職員在需要信息時通常都不會找國會圖書館、國會研究服務部門或者政府專家，而是先找AIPAC。」 AIPAC經常「被叫去起草演講，立法，出謀劃策，做研究，拉贊助和拉選票。」AIPAC作為一個外國政府的代理機構，在美國國會紮下了根。前參議員恩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在離職前說，「除了AIPAC定好的政策之外，我們無法通過任何其他的對以政策。」無怪乎沙龍有次在對美國人演講時說，「當人們問我該如何幫助以色列時，我告訴他們：幫助AIPAC。」
　
影響行政部門
　
首先是影響競選。美國猶太人占人口總數不到3％，但卻給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大量的捐助。《華盛頓郵報》曾估計，民主黨候選人「60％的資金都依賴猶太支持者提供」。猶太選民投票率高，在加州、佛羅里達、伊利諾斯、紐約和賓州等關鍵州比較集中，所以總統候選人都很注意不要得罪猶太選民。
然後是直接影響政府，不讓批評以色列的人擔任要職。卡特總統曾想任命喬治·波爾（George Ball）做國務卿，但他知道波爾被認為是批評以色列的人士，會遭到遊說集團反對。這樣，在美國外交界中批評以色列的人士就成為了瀕危物種。
200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提名人霍華德·迪恩（Howard Dean）呼籲美國在阿以衝突中扮演更為「中立的角色」，參議員約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馬上指責他「出賣」以色列，「不負責任」。幾乎所有眾議院的民主黨要員都在一份信上簽名，批評迪恩的言論。現在迪恩只是建議「把（巴以）雙方拉到一起」，如此溫和的態度，也遭到遊說集團的咒罵。
親以人士還經常在行政部門佔據高位。柯林頓政府的負責中東政策的高官馬丁·英蒂克（Martin Indyk）就曾任AIPAC研究部副主任，還有丹寧斯·羅斯（Dennis Ross）和阿隆·米勒（Aaron Miller）。2000年7月的戴維營會談中，這三位都是柯林頓最親密的顧問。他們雖然都支持奧斯陸協議和巴勒斯坦建國，但只是在以色列政府接受的範圍內。美國代表團聽命於巴拉克，事先就協調了立場，而且沒有提出美國方面的意見。所以巴勒斯坦的談判官說，他們「在和兩個以色列代表團談判，一個掛以色列旗，一個掛美國旗。」
布希政府中有更多熱烈親以的人士，如前副國務卿愛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駐聯合國代表博爾頓、前國防部副部長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副總統辦公室主任劉易斯·利比（Lewis Libby）、國防部顧問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現任世界銀行行長的沃爾福威茨和副總統顧問大衛·烏姆瑟爾（David Wurmser）。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在不斷推動有利於以色列的政策。
　

操縱媒體
　
遊說集團不喜歡媒體就關於以色列的問題展開公開討論，因為這種討論將讓公眾質疑美國為何給以色列那麼大的支持。因此它們努力影響媒體、智庫和學術界，這些都是輿論形成的關鍵。
主流媒體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遊說集團的態度，大部分美國評論員都親以。記者埃里克·埃特曼（Eric Alterman）寫道，關於中東問題的學術辯論「為那些絕不批評以色列的人所主導」。他列出了61位專欄作家和評論員，他們「條件反射性地、毫不保留地支持以色列。」而埃特曼只發現了5位學者主要是批評以色列、支持阿拉伯人的。
這也反映在報紙社論中。已故的《華爾街日報》編輯羅伯特·巴特利說，「沙米爾、沙龍和比比（對內塔尼亞胡的昵稱），這些人說什麼我都贊同。」 《華爾街日報》、《芝加哥太陽時報》和《華盛頓時報》的社論經常強烈親以。《評論》、《新共和》、《標準周刊》等雜誌也幾乎在發生任何事時都強烈為以色列辯護。
《紐約時報》等報紙的社論也有傾向。《時代周刊》前執行編輯馬克斯·弗蘭克爾（Max Frankel）在回憶錄中承認，「我偏向以色列的程度連我自己都不敢承認」；「我為雜誌寫大部分的中東評論……我是從親以的角度寫的。」
而關於以色列的報道要比評論更平衡些，因為記者都試圖更加客觀些，而且身處被佔領土，知道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對此遊說集團會組織寫信抗議、並阻撓「反以」報紙開設新攤點。CNN的一位職員因為寫了篇「反以」的文章，一天之內受到了6000封抗議郵件。2003年5月，一個親以機構組織人員在33 個城市的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門外示威，要求電台改變對以態度。以色列在國會的朋友也給電台打電話，讓他們進行內部審查，更好地監督有關中東的版面。
　
一邊倒的智庫
　
親以力量主導了美國智庫，而智庫不僅影響輿論，而且影響決策。遊說集團在1985年成立了自己的智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WINEP）。雖然該所淡化和以色列的關係，聲稱提供「平衡而現實」的角度，其實並不是。
過去25年裡，親以力量主導了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布魯金斯學會、安全政策中心、外交政策研究會、傳統基金會、哈德遜研究所、外交政策分析學會、國家安全事務猶太學會（JINSA）等等。
例如，在許多年裡，布魯金斯學會中東問題方面最權威的專家一直是威廉·昆特（William Quandt），他一貫堅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但現在，布魯金斯學會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由「薩班中東研究中心」進行的，該中心的資金來自猶太富商、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海姆·薩班（Haim Saban）。主任就是前面提到的柯林頓政府官員英蒂克。布魯金斯學會已經從中立的機構加入了親以的大合唱。
　
檢查學術界
沙龍上台和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義爆發后，美國大學中對以色列的批評增多。遊說集團開始努力「奪回校園」。2002年9月，兩位新保守主義者馬丁·克拉默（Martin Kramer）和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建立了「校園觀察」網站，公布了一份可疑學者名錄，鼓勵學生舉報反以言論或行為。此舉激起強烈反響，二人後來被迫撤下了名錄。
已故的巴勒斯坦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生前任職於哥倫比亞大學，因此哥大成為親以勢力的重要攻擊目標。哥大前教務長喬納森·科爾（Jonathan Cole）說，「愛德華·薩義德一發表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開講話，我們都會受到數百封電郵、信件和報道，要我們譴責薩義德、封殺甚至解僱他。」
2004年末，「大衛計劃」（David Project）拍了一部宣傳片，聲稱哥大的中東系教師反猶，恐嚇猶太學生。這讓哥大遭到各方嚴詞指責，但校方委員會的調查發現這純屬子虛烏有。
猶太集團甚至要求國會建立相關機制，監督教授關於以色列的言論，取消對「反以」學校提供的聯邦資金。但此舉未能成功。猶太慈善家還建立了猶太人研究項目，增加校園中的親以學者。
　
叫人閉嘴的好方法
　
遊說集團最強大的武器就是指責對方反猶，質疑以色列的行為、質疑猶太集團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甚至談到「猶太遊說集團」這幾個字，都會被指責為反猶，而反猶是令人憎惡的，沒人願意被戴上這頂帽子。
　
　第五節 「尾巴搖狗」
接下來的問題是，猶太遊說集團對美國對外政策有何影響？遊說集團已經影響到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成功說服美國領導人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持續壓迫，並把以色列的地區對手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當作敵人。
　
將巴勒斯坦人妖魔化
　
現在已經基本被人遺忘的是，就在2001年秋－2002年春，布希政府出於緩和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緒的目的，曾試圖遏制以色列在被佔領土的擴張政策，推動巴勒斯坦國的建立。布希當時用減少對以援助的手段施壓是完全可行的，也能得到民眾支持。2003年5月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60％多的美國人同意，如果以色列抗拒美國的施壓，就斷絕對其援助，而在「關注政治」的美國人中這一比例有70％多。73％的人認為美國應當對巴以衝突保持中立。
但布希政府未能改變以色列的政策，最終還是支持以色列的強硬立場，這主要的原因就是遊說。2001年9月，布希總統向沙龍施壓，要其在被佔領土上保持克制，敦促沙龍讓以外長佩雷斯會見阿拉法特。布希還公開聲明支持巴勒斯坦建國。沙龍澤指責布希試圖「犧牲我們的利益討好阿拉伯人」，並警告說，以色列「不是捷克斯洛伐克」。
據報道，布希對沙龍將他比作張伯倫大發雷霆，白宮新聞官說，沙龍的話是「不可接受」的。沙龍道歉。但他很快和遊說集團一起遊說布希政府，說美國和以色列面臨共同的恐怖主義威脅。他們不斷強調，阿拉法特和本·拉登沒有區別，美以應當孤立阿拉法特，不與他來往。
11月16日，89位參議員給布希寫信，讚揚他拒絕會見阿拉法特，同時要求美國不要約束以色列報復巴勒斯坦人的行動。據《紐約時報》報道，「這封信源於兩周前幾位重要參議員和美國猶太人領導人的會面。」到了11月底，美以關係大大改善，部分原因是美國在阿富汗取得初步勝利，不用再在打擊基地方面尋求阿拉伯國家的支持。12月初沙龍訪美。
但2002年4月又出了麻煩，以國防軍發動「防衛牆」行動，佔領約旦河西岸大部。布希考慮到對反恐戰爭的影響，在4月4日要求沙龍「停止進攻，開始撤退」。兩天後又要求「立即撤退」。4月7日，時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賴斯對記者說，「立即撤退就是立即撤退。就是說現在撤退。」同一天國務卿鮑威爾起程去中東，要求各方結束戰鬥，開始談判。
這時遊說集團又行動了，而且目標直指鮑威爾。切尼辦公室和國防部的新保守主義者指責他對恐怖分子認識不清。猶太人領袖和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則開始向布希施壓。迪雷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特倫特·洛特（Trent Lott）前往白宮，警告布希要適可而止。
4月11日布希顯露出屈服跡象，表示沙龍是「和平人士」。鮑威爾的出訪無功而返，布希告訴記者，沙龍同意立即完全撤軍。但實際上沙龍並未那麼做，布希總統卻再未提起此事。
5月2日，兩院通過兩項支持重申以色列的決議（參議院是94：2，眾議院是352：21），強調兩國「現在參與到共同的反恐鬥爭中」。眾議院決議還將阿拉法特描繪為恐怖主義的主因。幾天後，訪以的國會兩黨代表團公開要求沙龍拒絕美國的壓力，不要和阿拉法特談判。5月9日，眾議院開會決定再給以色列2億美元反恐援助。鮑威爾表示反對，但無濟於事。
簡言之，沙龍和遊說集團和美國總統對著干，並戰而勝之。一位以色列記者的報道說，沙龍的顧問們「在看到鮑威爾的失敗之後，無法掩飾自己喜悅之情。沙龍和布希總統對視，布希先眨了眼。」
之後美國政府就一直拒絕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直到他去世。阿巴斯當選后，沙龍繼續進行單邊撤離計劃，雖從加沙撤出，但在約旦河西岸繼續擴張，手段是修建「隔離牆」，奪取巴勒斯坦土地，擴大定居點和公路網路。沙龍拒絕和阿巴斯談判，阿巴斯遂無法帶給巴勒斯坦人可見的利益，這直接導致哈馬斯在議會選舉中獲勝。哈馬斯一上台，以色列又有了拒絕談判的借口。布希甚至許可以色列單方吞併一些被佔領土的行為，這與約翰遜以來歷屆美國總統的政策相悖。
美國官員曾經小小批評過以色列的幾次行為，但沒有做任何事情來建立一個可生存的巴勒斯坦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特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甚至在2004年10月說，沙龍把布希總統「玩弄於股掌」。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也深知遊說集團的力量。2004年克里就長篇大論地表達他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今天的希拉里·柯林頓也這麼做。
　
以色列與伊戰
　
許多美國人認為伊戰是「為石油而戰」，但其實這場戰爭在很大意義上是為了讓以色列更安全。賴斯的顧問菲利普·澤利科（Philip Zelikow）說過，伊拉克的「真正威脅」不是威脅美國，而是威脅以色列。2002年8月16日，《華盛頓郵報》報道，「以色列呼籲美國官員不要拖延對薩達姆的軍事打擊。」
但9月布希總統試圖尋求安理會的戰爭授權，這讓以色列領導人很不快，他們還擔心薩達姆會同意聯合國核查員重返伊拉克，那樣戰爭就可能避免。以外長佩雷斯對記者說，「必須打擊薩達姆·海珊，」不需要再讓核查人員重返伊拉克。前總理巴拉克在《紐約時報》撰文稱，「不行動是最大的危險」。內塔尼亞胡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推翻薩達姆的理由》。2003年2月《國土報》報道，「（以色列）軍方和政界渴望伊拉克戰爭」。有記者描述說，「以色列是西方唯一一個領導層絕無例外地支持伊戰的國家。」而美國則在此時呼籲以色列克制言論，以避免讓人覺得美國是為了以色列打仗。
　
遊說集團與伊戰
　
在美國推動伊戰的主要是新保守主義者的小團體，很多和利庫德集團關係甚密。但儘管他們和遊說集團渴望戰爭，美國的大多數普通猶太人並不這麼想。戰爭開始時皮尤中心的全國調查顯示，美國人支持戰爭的比例是62％，而在猶太人中只有52％。所以不能指責說，伊戰是受「猶太人的影響」，而只能說是受遊說集團的影響，尤其是其中的新保守主義者的影響。
早在布希當選總統前新保守主義者就決心推翻薩達姆。1998年寫公開信給柯林頓總統呼籲推翻薩達姆的人中，很多和JINSA或WINEP關係密切。但直到布希當選后，他們都無法在民眾中鼓舞起開戰的熱情。
但突然發生了9·11事件，改變了形勢。遊說集團中的新保守主義者，如利比、沃爾福威茨和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伯納德·劉易斯（Bernard Lewis）等在勸說布希和切尼同意對伊開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對新保守主義者而言，9·11是個絕好的機會。沃爾福威茨建議布希先打伊拉克，后打阿富汗，儘管沒有證據表明薩達姆參與了9·11。布希沒有接受，但在11月21日下令軍方擬定侵伊作戰詳細方案。
新保守主義者還不遺餘力地宣揚，入侵伊拉克是贏得反恐戰爭的關鍵。這一方面是為了給布希施壓，另一方面是為了壓制反對聲音。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在10月1日的《標準周刊》上撰文呼籲在擊敗塔利班后馬上進攻伊拉克。同日查爾斯·克勞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稱，擊敗阿富汗后，應當進攻敘利亞，然後是伊朗和伊拉克。「反恐戰爭將在巴格達結束。」
這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是大規模的宣傳攻勢，為入侵伊拉克造勢。其中的關鍵是操縱情報，把薩達姆描述為迫在眉睫的威脅。利比多次造訪中情局，向情報分析員施壓，要他們尋找可作為戰爭理由的情報。然後在2003年初出台一份關於伊拉克威脅的詳細報告，由鮑威爾在安理會宣布。記者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說，鮑威爾「對他看到的報告之添油加醋、聳人聽聞感到目瞪口呆。利比完全是捕風捉影，拼湊出一個最不可能的結論。」鮑威爾在聯合國的演示捨棄了利比最粗糙的那一部分內容，但依然錯誤百出，現在鮑威爾也承認此事。
參與編造情報的還有9·11后成立的兩個直接向副國防部長費斯彙報的組織——「反恐政策評估組織」和「特別計劃辦公室」，一個負責搜尋基地組織和伊拉克的關係，一個負責尋找可以用來為伊戰做論據的證據。這兩個組織都由新保守主義者組成，裡邊也有遊說集團成員。費斯強烈支持以色列。他和利庫德集團有長久的良好關係，曾撰文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點、甚至吞併被佔領土。還曾建議以色列採取行動重塑中東秩序。國土報評論他和珀爾「在對美國政府的忠誠和滿足以色列利益之間踩鋼絲」。沃爾福威茨也強烈支持以色列，他被認為是布希政府中最親以的人士。2003年《耶路撒冷郵報》因他「虔誠支持以色列」而評他當選 「年度人物」。
還要提的是新保守主義者在戰前對艾哈邁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的支持。這位伊拉克流亡分子之所以得到青睞，是因為他和美國猶太人團體的密切聯繫，以及承諾一旦掌權將和以色列友好，猶太遊說集團對此感到很滿意。
看到新保守主義者對以色列的忠誠，他們對伊拉克的痴迷，以及他們對布希政府的影響，毫不奇怪，很多美國人懷疑這場戰爭是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戰。 2005年3月美國猶太人委員會的巴利·雅各布（Barry Jacobs）說，在美國情報機構的內部「普遍流傳」的是，以色列和新保守主義者合謀把美國拉入伊戰。但很少有人敢公開這麼表示，參議員恩斯特·霍林斯和眾議員詹姆斯·莫蘭（James Moran）曾提過此事但遭到譴責。專欄作家麥克·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在2002年底寫道，「關於以色列的角色缺乏公共討論……就像『屋裡的大象』那個寓言：所有人都看到大象，但沒有任何人說。」他認為原因是，他們擔心被貼上反猶標籤。以色列和遊說集團是達成戰爭決策的關鍵，這點似無疑問。如果沒有遊說集團，美國在2003年3月開戰的可能性極小。
　
地區改造夢想
　
當時還沒有想到伊拉克會成為泥潭和無底洞。當時伊戰只不過是更大計劃的一部分，那就是重塑中東。這一野心勃勃的計劃大大偏離了美國過去的政策，而遊說集團和以色列是這種偏離背後的推動力量。伊戰爆發時《華爾街日報》的大標題是《總統的夢想：不止改變政權，而且改變國家：親美、民主地區的目標其根源在以色列人和新保守主義者》。
親以力量一向希望美軍加大對中東的干涉以保護以色列。但在冷戰期間這收效不大，因為當時美國扮演著「離岸協調者」的角色。在地區搞平衡術，讓各國相互制約，例如里根政府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拉克打擊伊朗。
海灣戰爭后這一政策改變，柯林頓政府採取「雙重遏制」政策，即在該地區部署重兵，同時遏制兩伊，而不是讓兩伊相互制衡。「雙重遏制」就是英蒂克在1993年5月任職於WINEP期間提出的，然後他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期間實施這一政策。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雙重遏制」引起了很多批評，因為要同時遏制相互為敵的兩個國家，這是個巨大的負擔。這時遊說集團又介入了，要維護這一政策。在壓力下，柯林頓在1995年春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加強了這一政策。但AIPAC要求更多，所以1996年柯林頓政府又通過《制裁伊朗與利比亞法》。
但到了90年代末期，，新保守主義者又認為雙重遏制還不夠，應當在伊拉克進行政權更迭，這樣將改變整個中東。這一想法見於新保守主義者寫給內塔尼亞胡的信中。到2002年，地區改造已經成為新保守主義者的共識。
克勞塞默認為，這一想法的創始人是以色列政治家納坦·沙蘭斯基（Natan Sharansky），布希總統對他的作品印象深刻。不僅如此，整個以色列政壇都認為推翻薩達姆將會以對以色列有利的方式改變中東。2003年2月17日的《國土報》報道說，「國防軍高官和沙龍的親信描繪了一幅玫瑰色的戰後前景。他們想到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在薩達姆傾覆后以色列的敵人一個個垮台。」因為以色列領導人、新保守主義者與布希政府有此計劃，所以伊戰剛有了一點勝利的影子，他們就轉向以色列的其他敵人。
　
瞄準敘利亞
　
2003年4月美軍攻陷巴格達，沙龍馬上開始催促美國瞄準大馬士革。4月16日，沙龍和國防部長莫法茲接受好幾個以色列報紙採訪，要求美國給敘利亞施加「沉重壓力」。《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以色列在「煽動」針對敘利亞的行動，向美國提供關於敘總統阿薩德的情報。
當時遊說集團也做了相同的事。沃爾福威茨說，「敘利亞必須進行政權更迭。」珀爾對記者說，「我們可以給（中東的其他敵對國家）很簡潔的信號——你就是下一個。」勞倫斯·卡普蘭在《新共和》上撰文稱，阿薩德嚴重威脅美國利益。
在國會，4月12日，議員愛略特·恩戈爾（Eliot Engel）重提一項法案，要求敘利亞從黎巴嫩撤軍，銷毀大規模殺傷行武器，停止支持恐怖主義，否則進行制裁。並要求敘利亞和黎巴嫩採取切實措施與以色列議和。該法案是由國會中一些以色列最好的朋友制定的。後來法案以壓倒性獲得通過（眾議院398：4，參議院89：4）。
但當時布希政府仍然猶豫是否應當把目標指向敘利亞，當時中情局和國務院也都反對把敘利亞當目標。這種顧慮是有道理的。
首先，9·11后敘利亞政府向美國提供了關於基地組織的重要情報，並警告美國當心在海灣地區一起策劃中的恐怖襲擊。敘利亞還讓中情局有機會審訊 9·11劫機犯的招募者之一穆罕默德·扎馬（Mohammed Zammar）。如果指責敘利亞將會破壞這種關係，影響反恐戰爭。其次，伊戰前敘利亞和美國關係不錯，甚至在2002年投票支持美國提出的聯合國1441 號決議，而且敘利亞對美國不構成威脅。最後，逼迫敘利亞可能導致敘利亞在伊拉克給美國製造麻煩。
但因為AIPAC和以色列官員的壓力，國會堅持要逼迫敘利亞。如果沒有遊說集團，美國的對敘利亞政策應當會更加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瞄準伊朗
　
以色列將他的所有敵人都盡量抹黑，而伊朗被認為是最大的威脅，因為它最有可能獲取核武器。2002年11月沙龍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採訪時開始公開催促美國遏制伊朗。他稱伊朗是「世界的恐怖中心」，呼籲布希政府在征服伊拉克的「第二天」就對伊朗動手。2003年4月，以色列駐美大使就呼籲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他說，推翻薩達姆是「不夠的，」美國「必須走下去。敘利亞和伊朗對我們構成同樣大的威脅。」新保守主義者也迫不及待地加入進來。5月6 日，美國企業研究會、保衛民主基金會和哈德遜學會開會討論伊朗問題，發言者都主張對伊朗進行政權更迭。
面對遊說集團的壓力，布希政府努力阻止伊朗的核計劃，但收效不大。因此遊說集團採取各種方式繼續施壓。出現了各種文章，聲稱伊朗的核威脅迫在眉睫，警告不要對「恐怖」國家採取綏靖政策。遊說集團還敦促國會通過《支持伊朗自由法案》，加大對伊朗的制裁。
我們可以說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器也符合美國的利益，但這隻對了一半，因為伊朗的核野心不對美國構成現實威脅。如果美國能和擁有核武器的蘇聯、中國或朝鮮共處，它就也能和伊朗共處。假設沒有遊說集團，雖說伊朗和美國不大可能會結盟，但美國的對伊政策應會更溫和，而且先發制人戰爭不會成為嚴肅的考慮。
　
結論是：以色列和其在美國的支持者希望由美國出面對付以色列所面臨的所有安全威脅。如果他們成功改變了美國政策，削弱或者推翻了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對付巴勒斯坦人，但所有的戰鬥、死亡、重建和花錢都是由美國人承擔的。
即使美國未能改造中東，而是面對一個更為激進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以色列仍然會受到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保護。這不是遊說集團希望的完美結局，但至少要比美國疏遠以色列、或者逼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講和要好。
　
結語
看到美國在伊拉克的困境、美國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形象的破壞，以及近期披露的AIPAC職員將美國的國家秘密透露給以色列，看到這一切，人們可能會問：我們有可能制止遊說集團的力量嗎？人們也可能想到，阿拉法特的死和溫和的阿巴斯的當選會促使美國推進和平進程。簡言之，美國領導人有充足的餘地疏遠遊說集團，更加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制定中東政策。利用美國的力量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實現公正的和平，這將促進戰勝極端主義、推動中東民主的長遠目標。
但這樣的前景很遠。在遊說界，AIPAC和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沒有什麼對手。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會越來越困難，所以正在擴充人員，加大力度。美國政治家非常依靠競選捐款，而主流媒體也不會轉變立場。
形勢讓人非常擔憂，遊說集團的影響造成了多方面的麻煩。首先它加劇了恐怖主義威脅，而且這影響到了美國的歐洲盟國。它使得巴以問題無法解決，這讓極端分子找到借口招兵買馬，刺激全世界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如果遊說集團鼓吹的政權更迭導致美國打擊伊朗和敘利亞，將會帶來更大的災難。遊說集團對這兩國的敵意使得華盛頓無法在反恐和穩定伊拉克方面取得它們的支持，而這種支持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在道德方面，遊說集團使得美國實際上成為以色列在被佔領土擴張政策的推動者，成為針對巴勒斯坦人罪行的共犯。這會使得美國在海外推進民主的努力受挫，而美國要求他國改善人權狀況會被視為虛偽。美國接受以色列擁有核武器，這樣它在控制核擴散方面的努力也會被視為虛偽。
而且遊說集團壓制了關於以色列的討論，這危害了民主。把批評者列入黑名單，或者動員抵制他們，或者稱其為反猶分子，這都違反了民主制中的公開辯論原則。美國國會無法就如此關鍵的問題展開真誠討論，這讓民主決策的整個程序陷於癱瘓。
最後，遊說集團也對以色列不利。以色列覺得自己有能力說服美國支持它的擴張計劃，因此沒有動力抓住和談機會，而和談本來可以挽救以色列人的生命，壓縮巴勒斯坦極端分子的生存空間。侵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政治權利絕沒有讓以色列變得更安全，對整整一代的巴領導人採取暗殺和疏遠的做法只是加強了哈馬斯等極端組織的力量。
但仍有一絲希望。儘管遊說集團很強大，但其負面效果越來越無法掩蓋了。強大的國家政權可以將錯誤的政策維持一段時間，但事實不會永遠被蒙蔽。我們需要就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政策坦誠討論。以色列的生存符合美國的利益，但它對約旦河西岸的佔領及它的整個中東計劃並不一定符合。公開的討論將有助於使美國的政策更加符合本國利益、符合該地區其他國家的利益，以及以色列的長遠利益。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vision/200702/5007.html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John　J.　Mearsheim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ephen　M.　Walt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March　2006　RWP06‐11　　　The　two　authors　of　this　Working　 Paper　ar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e　views　expressed　in　it.　　As　academic 　institu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o　not　 take　positions　on　the　scholarship　of　individual　faculty,　and　this　 article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or　portrayed　as　reflecting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either　institution.　　An　edited　and　reworked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8,　No.　 6　(March　23,　2006),　and　i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lrb.co.uk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U.S.　foreign　policy　shapes　 events　in　every　corner　of　the　globe.　　Nowhere　is　this　truer　than　in　the　 Middle　East,　a　region　of　recurring　instability　and　enormous　strategic　 importance.　　Most　recentl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ttempt　to　 transform　the　region　into　a　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has　helped　produce　 a　resilient　insurency　in　Iraq,　a　sharp　rise　in　world　oil　prices,　and　 terrorist　bombings　in　Madrid,　London,　and　Amman.　　　With　so　much　at　stake 　for　so　many,　all　countrie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forces　that　drive　 U.S.　Middle　East　policy.　　The　U.S.　national　interest　should　be　the　 primary　objec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owever,　and　especially　since　the　Six　Day　War　in　1967,　the　 centerpiece　of　U.S.　Middle　East　policy　has　be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The　combination　of　unwavering　U.S.　support　for　Israel　and　the　 related　effort　to　spread　democracy　throughout　the　region　has　inflamed　 Arab　and　Islamic　opinion　and　eopardized　U.S.　security.　　　This　situation　 has　no　equal　in　American　political　history.　　Why　has　the　United　States　 been　willing　to　set　aside　its　own　security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another　state?　　One　might　assume　that　the　bon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based　on　shared　strategic　interests　or　compelling　moral 　imperativs.　　As　we　show　below,　however,　neither　of　those　explanations　 can　account　for　the　remarkable　level　of　material　and　diplomatic　suppor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ovides　to　Israel.　　　　Instead,　the　overall　thrust 　of　U.S.　policy　in　the　region　is　due　almost　entirely　to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especially　to　the　activities　of　the　「Israel　Lobby.」　Other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have　managed　to　skew　U.S.　foreign　policy　in　 directions　they　favored,　but　no　lobby　has　managed　to　divert　U.S.　foreign 　policy　as　far　from　what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would　otherwise　 suggest,　while　simultaneously　convincing　Americans　that　U.S.　and　Israeli 　interests　are　essentially　identical.1　　　　In　the　pages　that　follow,　we　 describe　how　the　Lobby　has　accomplished　this　feat,　and　how　its　 activities　have　shaped　America』s　actions　in　this　critical　region.　　Given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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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both　Americans　and　non‐Americans　need　to　understand　 and　address　the　Lobby』s　influence　on　U.S.　policy.　　Some　readers　will　 find　this　analysis　disturbing,　but　the　facts　recounted　here　are　not　in　 serious　dispute　among　scholars.　　Indeed,　our　account　relies　heavily　on　 the　work　of　Israeli　scholars　and　journalists,　who　deserve　great　credit　 for　shedding　light　on　these　issues.　　We　also　rely　on　evidence　provided　 by　respected　Israeli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Similarly,　our　claims　about　the　Lobby』s　impact　rely　on　testimony　from　 the　Lobby』s　own　members,　as　well　as　testimony　from　politicians　who　have　 worked　with　them.　　Readers　may　reject　our　conclusions,　of　course,　but　 the　evidence　on　which　they　rest　is　not　controversial.　　THE　GREAT　 BENEFACTOR　　Since　the　October　War　in　1973,　Washington　has　provided　 Israel　with　a　level　of　support　dwarfing　the　amounts　provided　to　any　 other　state.　　It　has　been　the　largest　annual　recipient　of　direct　U.S.　 economic　and　military　assistance　since　1976　and　the　largest　total　 recipient　since　World　War　II.　　Total　direct　U.S.　aid　to　Israel　amounts　 to　well　over　$140　billion　in　2003　dollars.2　　Israel　receives　about　$3　 billion　in　direct　foreign　assistance　each　year,　which　is　roughly　 one‐fifth　of　America』s　foreign　aid　budget.　　In　per　capita　terms,　the　 United　States　gives　each　Israeli　a　direct　subsidy　worth　about　$500　per　 year.3　　This　largesse　is　especially　striking　when　one　realizes　that　 Israel　is　now　a　wealthy　industrial　state　with　a　per　capita　incom　roughly 　equal　to　South　Korea　or　Spain.4　Israel　also　gets　other　special　deals　 from　Washington.5　　Other　aid　recipients　get　their　money　in　quarterly　 installments,　but　Israel　receives　its　entire　appropri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fiscal　year　and　thus　earns　extra　interest.　　Most　 recipients　of　American　military　assistance　are　required　to　spend　all　of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srael　can　use　roughly　twenty‐five　percent　 of　its　aid　allotment　to　subsidize　its　own　defense　industry.　　Israel　is　 the　only　recipient　that　does　not　have　to　account　for　how　the　aid　is　 spent,　an　exemption　that　makes　it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prevent　the　 money　from　being　used　for　purposes　the　United　States　opposes,　like　 building　settlements　in　the　West　Bank.　　Moreov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vided　Israel　with　nearly　$3　billion　to　develop　weapons　systems　like　 the　Lavi　aircraft　that　the　Pentagon　did　not　want　or　need,　while　giving　 Israel　access　to　top‐drawer　U.S.　weaponry　like　Blackhawk　helicopters　and 　F‐16　jets.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gives　Israel　acc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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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that　it　denies　its　NATO　allies　and　has　turned　a　blind　eye　towards　 Israel』s　acquisition　of　nuclear　weapons.6　　　In　addition,　Washington　 provides　Israel　with　consistent　diplomatic　support.　　Since　1982,　the　 United　States　has　vetoed　32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at　were　critical　of　Israel,　a　number　greater　than　the　combined　total　 of　vetoes　cast　by　all　the　other　Security　Council　members.7　　It　also　 blocks　Arab　states』　efforts　to　put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on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s　agenda.8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omes　to　Israel』s　rescue　in　wartime　and　takes　its　side　when　negotiating　 peac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re‐supplied　Israel　during　the　October　 War　and　protected　Israel　from　the　threat　of　Soviet　intervention.　　 Washington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ended　that　war　 as　well　as　the　lengthy　「step‐y‐step」　process　that　followed,　just　as　it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preceded　and　followed　the　 1993　Oslo　Accords.9　　There　were　occasional　frictions　between　U.S.　and　 Israeli　officials　in　both　cases,　but　the　United　States　coordinated　its　 positions　closely　with　Israel　and　consistently　backed　the　Israeli　 approach　to　the　negotitions.　　Indeed,　one　American　participant　at　Camp　 David　(2000)　later　said,　「far　too　often,　we　functioned　.　.　.　as　Israel』s 　lawyer.」10　　　　As　discussed　below,　Washington　has　given　Israel　wide　 latitude　in　dealing　with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even　when　its　actions　were　at　odds　with　stated　U.S.　policy. 　　Moreov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mbitious　strategy　to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beginning　with　the　invasion　of　Iraq—is　at　least　partly　 intended　to　improve　Israel』s　strategic　situation.　　Apart　from　wartime　 alliance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nother　instance　where　one　country　has 　provided　another　with　a　similar　level　of　material　and　diplomaticsupport 　for　such　an　extended　period.　　America』s　support　for　Israel　is,　in　 short,　unique.　　This　extraordinary　generosity　might　be　understandable　if 　Israel　were　a　vital　strategic　asset　or　if　there　were　a　compelling　mora　 case　for　sustained　U.S.　backing.　　But　neither　rationale　is　convincing.　　 A　STRATEGIC　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American‐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s　(AIPAC)　websi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have　formed　a 　unique　partnership　to　meet　the　growing　strategic　threats　in　the　Middle　 East　.　.　.　.　This　cooperative　effort　provides　significant　benefits　for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11　　This　claim　i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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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of　faith　among　Israel』s　supporters　and　is　routinely　invoked　by　Israeli　 politicians　and　pro‐Israel　Americans.　　　Israel　may　have　been　a　strategic 　asset　during　the　Cold　War.12　　By　serving　as　America』s　proxy　after　the　 Six　Day　War　(1967),　Israel　helped　contain　Soviet　expansion　in　the　region 　and　inflicted　humiliating　defeats　on　Soviet　clients　like　Egypt　and　 Syria.　　Israel　occasionally　helped　protect　other　U.S.　allies　(like　 Jordan』s　King　Hussein)　and　its　military　prowess　forced　Moscow　to　spend　 more　backing　its　losing　clients.　　Israel　also　gave　the　United　States　 useful　intelligence　about　Soviet　capabilities.　　Israel』s　strategic　value 　during　this　period　should　not　be　overstated,　however.13　　Backing　Israel 　was　not　cheap,　and　it　complicated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the　Arab　 world.　　For　example,　the　U.S.　decision　to　give　Israel　$2.2　billion　in　 emergency　military　aid　during　the　October　War　triggered　an　OPEC　oil　 embargo　that　inflicted　considerable　damage　o　Western　economies.　　 Moreover,　Israel』s　military　could　not　protect　U.S.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For　exampl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rely　on　Israel　whe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in　1979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security　of　 Persian　Glf　oil　supplies,　and　had　to　create　its　own　「Rapid　Deployment　 Force」　instead.　　　Even　if　Israel　was　a　strategic　asse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first　Gulf　War　(1990‐91)　revealed　that　Israel　was　becoming　a　 strategic　burden.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use　Israeli　bases　during　 the　war　without　rupturing　the　anti‐Iraq　coalition,　and　it　had　to　divert　 resources　(e.g.,　Patriot　missile　batteries)　to　keep　Tel　Aviv　from　doing　 anything　that　might　fracture　the　alliance　against　Saddam.　　History　 repeated　itself　in　2003:　although　Israel　was　eag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attack　Saddam,　President　Bush　could　not　ask　it　to　help　without　 triggering　Arab　opposition.　　So　Israel　stayed　on　the　sidelines　again.14　 Beginning　in　the　1990s,　and　especially　after　9/11,　U.S.　support　for　 Israel　has　been　justified　by　the　claim　that　both　states　are　threatened　 by　terrorist　groups　originating　in　the　Arabor　Muslim　world,　and　by　a　set 　of　「rogue　states」　that　back　these　groups　and　seek　WMD.　　This　rationale　 implies　that　Washington　should　give　Israel　a　free　hand　in　dealing　with　 the　Palestinians　and　not　press　Israel　t　make　concessions　until　all　 Palestinian　terrorists　are　imprisoned　or　dead.　　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go　after　countries　like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Saddam　Hussein』s　Iraq,　and　Bashar　al‐Assad』s　Syria.　　Israel　is　 thus　seen　as　a　crucial　ally　in　the　war　on　terror,　because　its　enemies　 are　America』s　ene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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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new　rationale　seems　persuasive, 　but　Israel　is　in　fact　a　liability　in　the　war　on　terror　and　the　broader　 effort　to　deal　with　rogue　states.　　To　begin　with,　「terrorism」　is　a　 tactic　employed　by　a　wide　array　of　political　groups;　it　is　not　a　single　 unified　adversary.　　Th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at　threaten　Israel　 (e.g.,　Hamas　or　Hezbollah)　do　not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except　 when　it　intervenes　against　them　(as　in　Lebanon　in　1982).　　Moreover,　 Palestinian　terrorism　is　not　random　violence　directed　against　Israel　or　 「the　West」;　it　is　largely　a　response　to　Israel』s　prolonged　campaign　to　 colonize　th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More　importantly,　saying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united　by　a　shared　terrorist　threat　ha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ackwards:　rath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terrorism　problem　in　good　part　because　it　is　so　closely　allied　with　 Israel,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U.S.　support　for　Israel　is　not　the　 only　source　of　anti‐American　terrorism,　but　it　is　an　important　one,　and　 it　makes　winning　the　war　on　terror　more　difficult.15　　There　is　no　 question,　for　example,　that　many　al　Qaeda　leaders,　including　bin　Laden,　 are　motivated　by　Israel』s　presence　in　Jerusalem　and　the　plight　of　the　 Palestinians.　　According　to　the　U.S.　9/11　Commission,　bin　Laden　 explicitly　sought　to　punish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including　its　support　for　Israel,　and　he　even　tried　to　time 　the　attacks　to　highlight　this　issue.16　　　Equally　important,　 unconditional　U.S.　support　for　Israel　makes　it　easier　for　extremists　 like　bin　Laden　to　rally　popular　support　and　to　attract　recruits.　　Public 　opinion　polls　confirm　that　Arab　populations　are　deeply　hostile　to　 American　support　for　Israel,　and　the　U.S.　State　Department』s　Advisory　 Group　on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　found　that　 「citizens　in　these　countries　are　genuinely　distressed　at　the　plight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at　the　role　they　perceive　the　UnitedStates　to　be　 playing.」17　As　for　so‐called　rogue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y　are　 not　a　dire　threat　to　vital　U.S.　interests,　apart　from　the　U.S.　 commitment　to　Israel　itself.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does　have　a　 number　of　disagreements　with　these　regimes,　Washington　would　not　be　 nearly　as　worried　about　Iran,　Ba』thist　Iraq,　or　Syria　were　it　not　so　 closely　tied　to　Israel.　　Even　if　these　states　acquire　nuclear　 weapons—which　is　obviously　not　desirable—it　would　not　be　a　strategic　 disast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America　nor　Israel　could　be　 blackmailed　by　a　nuclear‐armed　rogue,　because　the　blackmailer　could　not　 carry　out　the　threat　without　receiving　overwhelming　retaliation.　　The　 danger　of　a　「nuclear　hand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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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errorists　is　equally　remote, 　because　a　rogue　state　could　not　be　sure　the　transfer　would　be　 undetected　or　that　it　would　not　be　blamed　and　punished　afterward.　　 Furthermore,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actually　makes　it　harder　 to　deal　with　these　states.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is　one　reason　why　 some　of　its　neighbors　want　nuclear　weapons,　and　threatening　these　states 　with　regime　change　merely　increases　that　desire.　　Yet　Israel　is　not　 much　of　an　asse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lates　using　force　against 　these　regimes,　because　it　cannot　participate　in　the　fight.　　　In　short,　 treating　Israel　as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ally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terrorism　and　assorted　Middle　East　dictatorships　bothexaggerates　 Israel』s　ability　to　help　on　these　issues　and　ignores　the　ways　that　 Israel』s　policies　make　U.S.　efforts　more　difficult.　　　Unquestioned　 support　for　Israel　also　weakens　the　U.S.　position　outside　the　Middle　 East.　　Foreign　elites　consistently　view　the　United　States　as　too　 supportive　of　Israel,　and　think　its　tolerance　of　Israeli　repression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is　morally　obtuse　and　a　handicap　in　the　war　on　 terroism.18　　In　April　2004,　for　example,　52　former　British　diplomats　 sent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a　letter　saying　that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had　「poison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Arab　and　 Islamic　worlds,」　and　warning　that　the　policies　of　Bush　and　Prime　 Minister　Ariel　Sharon　were　「one‐sided　and　illegal.」19　A　final　reason　to　 question　Israel』s　strategic　value　is　that　it　does　not　act　like　a　loyal　 ally.　　Israeli　officials　frequently　ignore　U.S.　requests　and　renege　on　 promises　made　to　top　U.S.　leaders　(including　past　pledges　to　halt　 settlement　construction　and　to　refrain　from　「targeted　assassinations」　of 　Palestinian　leaders).20　　Moreover,　Israel　has　provided　sensitive　U.S.　 military　technology　to　potential　U.S.　rivals　like　China,　in　what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spector‐General　called　「a　systematic　and　growing 　pattern　of　unauthorized　transfers.」21　　According　to　the　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Israel　also　「conducts　the　most　aggressive　espionage　 operations　against　the　U.S.　of　any　ally.」22　　In　addition　to　the　case　of　 Jonathan　Pollard,　who　gave　Israel　large　quantities　of　classified　 material　in　the　early　1980s　(which　Israel　reportedly　passed　onto　the　 Soviet　Union　to　gain　more　exit　visas　for　Soviet　Jews),　a　new　controversy 　erupted　in　2004　when　it　was　revealed　that　a　key　Pentagon　official　 (Larry　Franklin)　had　passed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o　an　Israeli　 diplomat,　allegedly　aided　by　two　AIPAC　officials.23　　Israel　is　hardly　 th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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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that　spies　on　the　United　States,　but　its　 willingness　to　spy　on　its　principal　patron　casts　further　doubt　on　its　 strateg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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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WINDLING　MORAL　CASE　　Apart　from　its　alleged 　strategic　value,　Israel』s　backers　also　argue　that　it　deserves　 unqualified　U.S.　support　because　1)　it　is　weak　and　surrounded　by　 enemies,　2)　it　is　a　democracy,　which　is　a　morally　preferable　form　of　 government;　3)　the　Jewish　people　have　suffered　from　past　crimes　and　 therefore　deserve　special　treatment,　and　4)　Israel』s　conduct　has　been　 morally　superior　to　its　adversaries』　behavior.　　On　close　inspection,　 however,　each　of　these　arguments　is　unpersuasive.　　There　is　a　strong　 moral　case　for　supporting　Israel』s　existence,　but　that　is　not　in　 jeopardy.　　Viewed　objectively,　Israel』s　past　and　present　conduct　offers　 no　moral　basis　for　privileging　it　over　the　Palestinians.　　Backing　the　 Underdog?　　Israel　is　often　portrayed　as　weak　and　besieged,　a　Jewish　 David　surrounded　by　a　hostile　Arab　Goliath.　　This　image　has　been　 carefully　nurtured　by　Israeli　leaders　and　sympathetic　writers,　but　the　 opposite　image　is　closer　to　the　truth.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the　 Zionists　had　larger,　better‐equipped,　and　better‐led　forces　during　the　 1947‐49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IDF)　won　 quick　and　easy　victories　against　Egypt　in　1956　and　against　Egypt,　 Jordan,　and　Syria　in　1967—before　large‐scale　U.S.　aid　began　flowing　to　 Israel.24　　These　victories　offer　eloquent　evidence　of　Israeli　 patriotism,　organizational　ability,　and　military　prowess,　but　they　also　 reveal　that　Israel　was　far　from　helpless　even　in　its　earliest　years.　　　　 Today,　Israel　is　the　strongest　military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Its　 conventional　forces　are　far　superior　to　its　neighbors　and　it　is　the　only 　state　in　the　region　with　nuclear　weapons.　　Egypt　and　Jordan　signed　 peace　treaties　with　Israel　and　Saudi　Arabia　has　offered　to　do　so　as　 well.　　Syria　has　lost　its　Soviet　patron,　Iraq　has　been　decimated　by　 three　disastrous　wars,　and　Iran　is　hundreds　of　miles　away.　The　 Palestinians　barely　have　effective　police,　let　alone　a　military　that　 could　threaten　Israel.　　According　to　a　2005　assessment　by　Tel　Aviv　 University』s　prestigious　Jaffee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strategic　balance　decidedly　favors　Israel,　which　has　continued　to　widen　 the　qualitative　gap　between　its　own　military　capability　and　deterrence　 powers　and　those　of　its　neghbors.」25　　　If　backing　the　underdog　were　a　 compelling　rational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supporting　Israel』s　 op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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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ing　a　Fellow　Democracy?　　American　backing　is 　often　justified　by　the　claim　that　Israel　is　a　fellow‐democracy　 surrounded　by　hostile　dictatorships.　　This　rationale　sounds　convincing,　 but　it　cannot　account　for　the　current　level　of　U.S.　support.　　After　all, 　there　are　many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but　none　receives　the　 lavish　support　that　Israel　does.　　The　United　States　has　overthrown　 democratic　governments　in　the　past　and　supported　dictators　when　this　was 　thought　to　advance　.S.　interests,　and　it　has　good　relations　with　a　 number　of　dictatorships　today.　　Thus,　being　democratic　neither　justifies 　nor　explains　America』s　support　for　Israel.　　　The　「shared　democracy」　 rationale　is　also　weakened　by　aspects　of　Israeli　democracy　that　are　at　 odds　with　core　American　values.　　The　United　States　is　a　liberal　 democracy　where　people　of　any　race,　religion,　or　ethnicity　are　supposed　 to　enjoy　equal　rights.　　By　contrast,　Israel　was　explicitly　founded　as　a　 Jewish　state　and　citizenship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lood　 kinship.26　　Given　this　conception　of　citizenship,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Israel』s　1.3　million　Arabs　are　treated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or 　that　a　recent　Israeli　government　commission　found　that　Israel　behaves　 in　a　「neglectful　and　discriminatory」　manner　towards　them.27　　　　 Similarly,　Israel　does　not　permit　Palestinians　who　marry　Israeli　 citizens　to　become　citizens　themselves,　and　does　not　give　these　spouses　 the　right　to　live　in　Israel.　　The　Israeli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B』tselem　called　this　restriction　「a　racist　law　that　determines　who　can　 live　here　according　to　racist　criteria.」28　　Such　laws　may　be　 understandable　given　Israel』s　founding　principles,　but　they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America』s　image　of　democracy.　　Israel』s　democratic　 status　is　also　undermined　by　its　refusal　to　grant　the　Palestinians　a　 viable　state　of　their　own.　　Israel　controls　the　lives　of　about　3.8　 million　Palestinians　in　Gaza　and　the　West　Bank,　while　colonizing　lands　 on　which　the　Palestinians　have　long　dwelt.　　Israel　is　formally　 democratic,　but　the　millions　of　Palestinians　that　it　controls　are　denied 　full　political　rights　and　the　「shared　democracy」　rationale　is　 correspondingly　weakened.　　Compensation　for　Past　Crimes　　A　third　moral　 justification　is　the　history　of　Jewish　suffering　in　the　Christian　West,　 especially　the　tragic　episode　of　the　Holocaust.　　Because　Jews　were　 persecut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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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ies　and　can　only　be　safe　in　a　Jewish　 homeland,　many　believe　that　Israel　deserves　special　treatmen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Jews　suffered　greatly　from　 the　despicable　legacy　of　anti‐Semitism,　and　that　Israel』s　creation　was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a　long　record　of　crimes.　　This　history,　as　 noted,　provides　a　strong　moral　case　for　supporting　Israel』s　existence.　　 But　the　creation　of　Israel　involved　additional　crimes　against　a　largely　 innocent　third　party:　the　Palestinians.　　The　history　of　these　events　is　 well‐understood.　　When　political　Zionism　began　in　earnest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re　were　only　about　15,000　Jews　in　Palestine.29　　In　 1893,　for　example,　the　Arabs　comprised　roughly　9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ough　under　Ottoman　control,　they　had　been　in　 continuous　possession　of　this　territory　for　1300　years.30　Even　when　 Israel　was　founded,　Jews　were　only　about　35　percent　of　Palestine』s　 population　and　owned　7　percent　of　the　land.31　The　mainstream　Zionist　 leadership　was　not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a　bi‐
ational　state　or　 accepting　a　permanent　partition　of　Palestine.　　The　Zionist　leadership　 was　sometimes　willing　to　accept　partition　as　a　first　step,　but　this　was　 a　tactical　maneuver　and　not　their　real　objective.　　As　David　Ben‐Gurion　 put　it　in　the　late　1930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a　large　army　in　the　 wak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we　shall　abolish　partition　and　 expand　to　the　whole　of　Palestine.」32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Zionists　had　to　expel　large　numbers　of　Arabs　from　the　territory　that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Israel.　　There　was　simply　no　other　way　to　 accomplish　their　objective.　　Ben‐Gurion　saw　the　problem　clearly,　writing 　in　1941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imagine　general　evacuation　[of　the　 Arab　population]　without　compulsion,　and　brutal　compulsion.」33　　Or　as　 Israeli　historian　Benny　Morris　puts　it,　「the　idea　of　transfer　is　as　old　 as　modern　Zionism　and　has　accompanied　its　evolution　and　praxis　during　 the　past　century.」34　　　　This　opportunity　came　in　1947‐48,　when　Jewish　 forces　drove　up　to　700,000　Palestinians　into　exile.35　　Israeli　officials 　have　long　claimed　that　the　Arabs　fled　because　their　leaders　told　them　 to,　but　careful　scholarship　(much　of　it　by　Israeli　historians　like　 Morris)　have　demolished　this　myth.　　In　fact,　most　Arab　leaders　urged　the 　Palestinian　population　to　stay　home,　but　fear　of　violent　death　at　the　 hands　of　Zionist　forces　led　most　of　them　to　flee.36　　After　the　war,　 Israel　barred　the　return　of　the　Palestinian　ex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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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　that　the　creation　of　Israel　entailed　a　moral　crime　against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as　well　understood　by　Israel』s　leadrs.　　As　Ben‐ Gurion　told　Nahum　Goldmann,　president　of　the　World　Jewish　Congress,　「If　 I　were　an　Arab　leader　I　would　never　make　terms　with　Israel.　That　is　 natural:　we　have　taken　their　country.　.　.　.　We　come　from　Israel,　but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nd　what　is　that　to　them?　　There　has　been　 anti‐Semitism,　the　Nazis,　Hitler,　Auschwitz,　but　was　that　their　fault?　　 They　only　see　one　thing:　we　have　come　here　and　stolen　their　country.　　 Why　should　they　accept　that?」37　Since　then,　Israeli　leaders　have　 repeatedly　sought　to　deny　the　Palestinians』　national　ambitions.38　　Prime 　Minister　Golda　Meir　famously　remarked　that　「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a　Palestinian,」　and　even　Prime　Minister　Yitzhak　Rabin,　who　signed　the　 1993　Oslo　Accords,　nonetheless　opposed　creating　a　full‐fledged　 Palestinian　state.39　　Pressure　from　extremist　violence　and　the　growing　 Palestinian　population　has　forced　subsequent　Israeli　leaders　to　 disengage　rom　some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to　explore　 territorial　compromise,　but　no　Israeli　government　has　been　willing　to　 offer　the　Palestinians　a　viable　state　of　their　own.　　Even　Prime　Minister 　Ehud　Barak』s　purportedly　generous　offer　at　Camp　David　in　July　2000　 would　only　have　given　the　Palestiniansa　disarmed　and　dismembered　set　of　 「Bantustans」　under　de　facto　Israeli　control.40　　　Europe』s　crimes　against 　the　Jews　provide　a　clear　moral　justification　for　Israel』s　right　to　 exist.　　But　Israel』s　survival　is　not　in　doubt—even　if　some　Islamic　 extremists　make　outrageous　and　unrealistic　references　to　「wiping　it　off　 the　map」—and　the　tragic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does　not　obligate　 the　United　States　to　help　Israel　no　matter　what　it　does　today.　　　　　 「Virtuous　Israelis」　versus　「Evil　Arabs」　　The　final　moral　argument　 portrays　Israel　as　a　country　that　has　sought　peace　at　every　turn　and　 showed　great　restraint　even　when　rovoked.　　The　Arabs,　by　contrast,　are　 said　to　have　acted　with　great　wickedness.　　This　narrative—which　is　 endlessly　repeated　by　Israeli　leaders　and　American　apologists　such　as　 Alan　Dershowitz—is　yet　another　myth.41　　In　terms　of　actual　behavior,　 Israel』s　conduct　is　not　moral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actions　of　its　 opponents.　　Israeli　scholarship　shows　that　the　early　Zionists　were　far　 from　benevolent　towards　the　Palestinian　Arabs.42　　The　Arab　inhabitants　 did　resist　the　Zionists』　encroachments,　which　is　hardly　surprising　given 　that　the　Zionists　were　trying　to　create　their　own　state　on　Arab　lands.　　The　Zionists　responded　vigorous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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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ther　side　owns　the　 moral　high　ground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same　scholarship　also　 reveals　that　the　creation　of　Israel　in　1947‐48　involved　explicit　acts　of 　ethnic　cleansing,　including　executions,　massacres,　and　rapes　by　Jews.43 　　　　Furthermore,　Israel』s　subsequent　conduct　towards　its　Arab　 adversaries　and　its　Palestinian　subjects　has　often　been　brutal,　belying　 any　claim　to　morally　superior　conduct.　　Between　1949　and　1956,　for　 example,　Israeli　security　forces　killed　between　2,700　and　5000　Arab　 infiltrators,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m　unarmed.44　　The　IDF　 conducted　numerous　cross‐order　raids　against　its　neighbors　in　the　early 　1950s,　and　though　these　actions　were　portrayed　as　defensive　responses,　 they　were　actually　part　of　a　broader　effort　to　expand　Israel』s　borders.　　Israel』s　expansionist　ambitions　also　led　it　to　join　Britain　and　France　 in　attacking　Egypt　in　1956,　and　Israel　withdrew　from　the　lands　it　had　 conquered　only　in　the　face　of　intense　U.S.　pressure.　45　　　　The　IDF　also　 murdered　hundreds　of　Egyptian　prisoners‐of‐war　in　both　the　1956　and　1967 　wars.46　　In　1967,　it　expelled　between　100,000　and　260,000　Palestinians　 from　the　newly‐conquered　West　Bank,　and　drove　80,000　Syrians　from　the　 Golan　Heights.47　　It　was　also　complicit　in　the　massacre　of　700　innocent　 Palestinians　at　the　Sabra　and　Shatila　refugee　camps　following　its　 invsion　of　Lebanon　in　1982,　and　an　Israeli　investigatory　commission　 found　then‐Defence　Minister　Sharon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se　 atrocities.48　　　Israeli　personnel　have　tortured　numerous　Palestinian　 prisoners,　systematically　humiliated　and　inconvenienced　Palestinian　 civilians,　and　used　force　indiscriminately　against　them　on　numerous　 occasions.　　During　the　First　Intifida　(1987‐1991),　for　example,　the　IDF　 distributed　truncheons　to　its　troop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break　the　 bones　of　Palestinian　protestors.　　The　Swedish　「Save　the　Children」　 organization　estimated　that　「23,600　to　29,900　children　required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eir　beating　injurie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f　the　 intifida,」　with　nearly　one‐        hird　sustaining　broken　bones.　　Nearly　 one‐        hird　of　the　beaten　children　were　aged　ten　and　under.」49　　　　Israel』s 　response　to　the　Second　Intifida　(2000‐2005)　has　been　even　more　violent, 　leading　Ha』aretz　to　declare　that　「the　IDF　…　is　turning　into　a　killing　 machine　whose　efficiency　is　awe‐inspiring,　yet　shocking.」50　　The　IDF　 fired　one　million　bullets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uprising,　which　is　 far　from　a　measured　response.51　　Since　then,　Israel　has　killed　3.4　 Palestinians　for　every　Israeli　lost,　the　majority　of　whom　have　been　 innocent　bystanders;　the　ratio　of　Palestinian　to　Israeli　children　killed 　is　even　higher　(5.7　to　1).52　　Israeli　forces　have　also　killed　several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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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activists,　including　a　23　year‐old　American　 woman　crushed　by　an　Israeli　bulldozer　in　March　2003.53　　　　These　facts　 about　Israel』s　conduct　have　been　amply　documented　by　numerou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including　prominent　Israeli　groups—and　are　not　 disputed　by　fair‐minded　observers.　　And　that　is　why　four　former　 officials　of　Shin　Bet　(the　Israeli　domestic　security　organization)　 condemned　Israel』s　conduct　during　the　Second　Intifada　in　November　2003.　　One　of　them　declared　「we　are　behaving　disgracefully,」　and　another　 termed　Israel』s　conduct　「patently　immoral.」54　　　　But　isn』t　Israel　 entitled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otect　its　citizens?　　Doesn』t　the　 unique　evil　of　terrorism　justify　continued　U.S.　support,　even　if　Israel　 often　responds　harshly?　　In　fact,　this　argument　is　not　a　compelling　 moral　justification　either.　　Palestinians　have　used　terrorism　against　 their　Israeli　occupier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attack　innocent　 civilians　is　wrong.　　This　behavior　is　not　surprising,　however,　because　 the　Palestinians　believe　they　have　no　other　way　to　force　I

是不是覺得沒啥可讀性，人氣不多哦

建議題目改成：美國幫助以色列復國是xx原因。
現在這個題目不明確，所以就進來想看個究竟，先看的結論，也夠長，來不及看明確了，就失去耐性了。

文章似乎和復國關係不大，說的是復國以後的事。

復國時好像蘇聯更起勁。

看看現在人氣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