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鐵道游擊隊：平漢鐵路的「毛猴子」

這支曾讓日本軍隊頭疼不已的民間隊伍，第一次在媒體上公開，是在抗戰勝利50周年的時候，後來就消失了。
   
    1996年，河南省文聯的一名幹部張明澤根據線索，從這年冬天開始，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尋訪尚健在的破壞隊員。他獨自一人走遍了信陽、湖北、天津的許多小站和鐵路沿線的村莊。
   
    他沒想到的是，在趕走日本人後的六十年裡，這些滿腔熱血報國殺敵、又僥倖活下來的抗日戰士，卻因他們的抗戰經歷，有過一段荒謬的殘酷歲月。
   
    他們，曾經經歷幾十年的努力得到自己抗日的身份。現在，他們不去請求了。「我為民族而戰過，不管是哪個陣營，夠了！」

平漢鐵道游擊隊悲情傳奇
   
    「爬上飛快的火車，像騎上賓士的駿馬。車站和鐵道線上，是我們殺敵的好戰場……」電影《鐵道游擊隊》里的歌曲讓人們蕩氣迴腸。
   
    當年在河南，在平漢鐵路上，有一支遠比鐵道游擊隊規模更大、人數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組織——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
   
    《平漢路工人破壞隊隊史》中說：「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是一支組織嚴密、有九個分隊、最盛時有2000餘人的隊伍。從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抗戰期間，他們活躍在道清、平漢、同蒲、津浦、隴海、汴新、淮南七條鐵路上，不斷在『皇軍護路隊』的封鎖圈內炸毀日軍鐵路和列車，使「皇軍」視若「神經系」的交通線時常中斷，運輸給養根本無法完成。」
   
    可是，他們在勝利60年來的每次紀念中，卻像塵埃一樣被湮沒在戰爭的舊跡中，遺忘在歷史的角落。我們揭開史實，像發現一個被巨大石塊壓蓋的井口，每向下挪動一厘米，就有史冊無名的英雄被發現，有動人的故事被開啟。
   
    我們找到了兩個活著的人，周毓松和何惠民。其他的絕大多數，已經回歸於他們保衛過的土地，成塵，成土，讓後人走過。
   
    1938年五一勞動節，在延安體育場由邊區政府召集萬人的慶祝大會，剛成立的平漢路工人破壞隊代表工人參加慶祝集.會。那時，剛在鄭州成立的平漢鐵路工人破壞隊共有80人，大部分是鄭州機務段的工人。他們抱著不願做亡國奴，參戰殺敵的心愿，離開心愛的火車入了伍。那時，發給每個隊員的除了灰色軍服、綁腿和水壺，就只有滑條器和炸藥。這就是他們的武器。
   
    事實上，他們當時的地位，讓他們在今後的日子裡吃盡了苦頭——他們是受國共雙重領導的民間力量，而且，他們的武器和經費，大部分來自國民政府。
   
    1938年，日軍已開始全面侵入中原地區。當年9月，為阻止日軍南下武漢，西取長安，破壞隊在滎陽汜水北渡黃河，駐在武陟縣附近的磨庄。
   
    磨庄就在道清線的附近，破壞隊的目標就是日軍盤踞的道清鐵路。該路新鄉至清化段，被敵人據為西進南下的要衝，駐軍很多，敵人自以為固若金湯。
   
    破壞隊趁夜在鋼軌下埋好炸藥，採用電氣發火。機車駛至埋葯地上方，就在百米外按動電鈕。轟隆一響，車頭炸飛路外，後面列車向前擠來，敵人慘叫聲一片。列車後部的敵人莫名其妙，不敢應戰，過了幾分鐘才明白中了中國的「特種地雷」，待還擊時這邊隊員已經撤回駐地了。這次出擊，共斃傷敵人120餘人。
   
    之後，他們又和八路軍合作，炸毀了修武和獅子營之間兩公里的鐵路，和老百姓一起掀翻了35公里的鐵路。敵人傻了眼，只好派重兵看守線路，連續搶修35天才勉強通車。
   
    「十幾個人的破壞隊，比一個團的兵力還能幹」。當時漯河的《警鐘日報》、武漢的《大公報》都用紅字刊登這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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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班長何惠民是記者見到的年紀最輕的老人，他的家在湖北廣水市蕭家畈。何惠民因為當年在破壞隊能吃善戰，被隊友起號「吃不飽」。
   
    廣水，這個隸屬於湖北隨州的小城，是當年平漢鐵路線上重要的一站。
   
    在廣水老鐵路區附近的村莊，我們找到了何惠民的家。村口。一座沒有圍牆的平房裡，房子破舊不堪，能夠和周圍漂亮房子相比的，是門前還沒有脫落顏色的對聯。

兩個月前，因為哮喘病不能下床的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轉，這個80歲的老人和81歲的老伴互相爭吵著讓誰先說話，活躍著這個貧寒家庭的氣氛。
   
    何惠民，16歲就當上班長的娃娃兵，是讓日本人聞風喪膽的爆破能手，有著17次與閻王打照面卻活下來的傳奇經歷。
   
    何惠民家裡的堂屋除了張擺滿藥瓶的矮飯桌和幾把椅子，只剩一張坐著會塌坑的沙發。何惠民的老伴朱桂英微笑著，時而用普通話糾正丈夫的發音。當年，17歲的娃娃就這樣帶著「娃娃太太」，參加了對日戰爭。
   
    何惠民有驚人的記憶力，這在他的圈子裡是人所共知的。
   
    「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
   
    這天，他領著6個人炸了日本人的軍車，完成任務回村時被敵人俘虜。
   
    「一個當官的用手槍頂著我的頭，讓我說破壞隊在哪，我就是不說，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機，子彈沒響，我還以為這傢伙打空槍嚇人哩，誰知他嘩啦一下從槍膛里退出一顆瞎火的子彈。」何惠民用枯瘦的手比劃著，指著自己的太陽穴。
   
    「懸哪，日本人也有點怕了，是不是有神靈保佑我？不殺我了，把我帶回去電刑拷問。」
   
    「哎呀，那叫什麼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歲啊。」
   
    「我那時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沒有把我折騰死。我得趕緊找隊伍，不找不行呀，媳婦還在破壞隊上。我一定找機會逃跑，黃河南邊有我的媳婦在等我。」
   
    破壞隊隊員大部分都是鐵路工人或農民出身，基本沒有薪酬，生活上極其艱苦，軍紀也很嚴明，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和八路軍一樣，他們每天必唱的都是《三大紀律 八項注意》。
   
    脫下了工裝成了兵，結合自身裝備薄弱、擅長爆破的特點，破壞隊不搞陣地戰、攻防戰，而是在綿長的鐵路線上採用麻雀戰術，進行游擊活動，依靠群眾提供情報，依靠群眾掩護，平時著軍服，執行任務穿民裝，讓敵人軍民難辨，無法對付。破壞隊行動快、撤退快、破壞性強，又很難逮，日本人給他們起了個名——「毛猴子」。
   
    何惠民當年，就是一個很讓日本人頭疼的「毛猴子」。
   
    何惠民說，自己能活到現在，看到現在有吃有喝的社會，是老天爺給的福氣。
   
    1943年，他和幾個隊友到黃河北完成任務往回趕，到鄭州南王許村實在是累得不行了，8個人找了一間沒人住的民房，準備睡一覺再走。
   
    「屋裡放著一口空棺材，我想這裡不錯，既乾淨又不潮，我就躺在裡面，蓋上還睡了一個隊友。」
   
    日本兵當時也找地方睡覺，正好撞到這裡，抓住了其他的7個人，惟獨沒發現睡在棺材里的何惠民。
   
    沒想到日本人睡到屋裡不走了，一個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頭頂的棺材蓋上。
   
    「我大氣不敢出，瞪著眼捱到天亮，上邊那傢伙又是打呼嚕又是翻身，讓我稍有動靜就緊張一下。如果他發現了，我拼上一條命也要干一個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這傢伙應了一聲跑了。何惠民至今還能準確學出這個日本人名字的日語發音，「到死都不會忘掉這個名字」。「這個日本人不知現在還活著沒，跟他說當年他身子下還睡著一個值3000塊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麼感覺？」
   
    何惠民幸運逃生，其他6人也伺機逃跑，只有分隊長喻尚榮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國俘虜一起被用兵艦運到日本。俘虜中只有他一個破壞隊員，他不敢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因為日本鬼子最恨「毛猴子」，一旦知道格殺勿論。喻尚榮在日本歧阜縣挖砂作勞工，下雪天穿著單衣，吃混合面窩頭。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信念就是：一定要活著看到中國人打敗日本鬼子，一定要活著回到祖國。直到1946年元旦，他才被美國軍艦送回國內，回到信陽老家。　
   
    喻尚榮已經去世。
   
    抗戰八年中，破壞隊員先後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們全部是英勇不屈、視死如歸，不是被敵人嚴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亂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梟首示眾。

一口京腔的老人，仔細地梳理自己的歷史。
   
    1920年，祖籍北京的周毓松生在河南，父親在鐵路上工作。1937年，周毓松從安陽考到鄭州的扶輪中學。學才上了一年，日本人打來了，周毓松背著家人，參加了破壞隊。
   
    「虱子，見過嗎？」周毓松說，1938年破壞隊在焦作修武駐防，十幾個人住在人家的羊圈裡，打地鋪，晚上伴著牲口睡覺， 「順脖子一抹拉，就是一把虱子」。
   
    「一身虱子也光榮呀！那時候可不叫虱子，叫『抗戰蟲』！」
   
    周毓松說，埋雷、置炸藥，破壞隊員乾的都是「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危險活，稍不小心，或情況突變，都可能炸死自己。
   
    剛開始，他們是採用電氣發火引爆炸藥的方法，因為隊員需要在鐵路不遠處守候，容易暴露目標，十分危險。畢竟是鐵路工人，熟悉機械和電工，他們發明了特種地雷——「啟閉器」，能在埋置后，不須專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動引爆。
   
    敵人多次挨炸后，為避免機車受損，就在車頭前頂上兩輛平車，裝滿石塊。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車，難毀機車。
   
    「鐵路工人有技術，腦筋轉得也快，總有辦法變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勝防，暈頭轉向！」
   
    在無可奈何之際，敵人只好用電車開道，有雷就炸電車，無雷才讓軍車通過。
   
    周毓松揚著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著身子，大揮著手，眼神里有當年的機靈和凌厲。
   
    敵人黔驢技窮，炸昏了頭，就在長期挨炸的道清鐵路西段，新鄉到博愛靠太行山的一邊，挖了深寬各丈余，延連一百幾十里的護路溝，還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計一百多個作為護路點，強迫附近村民晝夜看守。
   
    破壞隊的連連出擊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鑼哀叫，「破壞隊的英雄們，你們若不再炸，我們也不掃蕩！」
   
    讓周感慨的是，他的敵人日本人為他的戰友立石碑。
   
    1937年12月20日，還都是剛十八九歲的一總隊班長朱子貴、隊員歐陽潤山、副班長焦增奎、隊員潘文錦四人在道清線獅子營站埋雷，被敵人發現掃射，四人中彈負傷。
   
    眼看鬼子步步緊逼，班長朱子貴忍著傷痛用最後一點力氣勉強站起來，撲倒在炸藥箱上，引爆炸藥，四人全部犧牲。
   
    破壞隊有個規矩，犧牲的隊員都要隊里親自埋葬。周毓松和兩個隊友接受了這個危險的任務。
   
    「遠遠我就看見那新墳前面有個東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誰也沒想到日本人給他們立了一個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個碗口大的漢字——『爆死中國烈士之墓』，每個字都工工整整，一筆一劃。」
   
    「日本人還在墳前置辦糕點水酒，公開祭奠。」周毓松和戰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將屍體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蕭呂村麥地。
   
    「戰爭，拼盡了肉體，斗的就是精神。作為敵人，他們痛恨破壞隊，但作為軍人，他們崇敬這種為國捐軀的英勇和血性。」
   
    不在破壞隊的時間裡，周腰裡的手槍從來沒有對日本人開過。「我在鐵路上殺多少日本鬼子，那是我的事情，在村莊，我從來不打他們。」
   
   
    周的工作需要鄉村的掩護。在村莊，他經常碰到日本兵，身穿便衣矮小的他，有個信念， 「我殺死一個日本人有什麼用？他們會把幾個村莊、那麼多老百姓的房子燒光的！他們無法生活啊。我堅信我們會勝利，他們畢竟在我們國家打仗，沒有趕不走的。」
   
    「只有參加過戰爭的人，才知道戰爭邏輯。」這個現在經常閱讀、思考日本人歷史的老人說。
   
    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平漢路工人破壞隊實現諾言，隊員全部解散並複員上路，曾經浴血奮戰的戰士又成了開動機車的工人。周毓松則在信陽機務段當上了一名鐵路工人。
   
    一切，並沒有按著想象的軌跡發展。
   
    文化大革命中，破壞隊的身份沒有給他們帶來榮譽，反而成為洗不掉的「污點」。
   
   
    破壞隊員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輩的牽連，他們幾乎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參軍、招工的機會，大部分都像父輩一樣做工或務農，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家鄉。
   
    「當年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打仗，不就是為了子孫們有好的生活，不用再遭我們那時候的罪？至於孩子們還記不記得，我不管。只要他們過得好就行了，我們當年打日本，從來沒有什麼回報思想的，命都不要了，還要什麼呢？」
   
    「我太幸福了，我現在可以騎著電單車出去玩，可以釣魚。還能得到國外的兄弟姐妹的錢，同那些早早死去的戰友比，我得到的太多。」85歲的老人說，「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義，對不起，我真沒有想明白。」
   
    何惠民說：「抗戰勝利60周年，我快死了，死得安樂。我的骨頭可以埋在家鄉。二戰，有我一份，就行了，還圖啥！」何惠民用大拇指抵著自己胸膛，刀刻般皺紋的臉上露出笑容。
   
    「憑我是中國人，為民族打仗，我沒做過亡國奴，問心無愧！」周毓松是一個字一個字堅定地說出來的。
   
    周養了一群鴿子，他一叫，鴿子就咕咕地來到身邊。鴿子籠的門他從來不關。「他們需要自由，在這裡，沒有人傷害他們。」

英雄無悔！

讀東歐歷史時，對於二戰時納粹在這些國家的傀儡政權和後來蘇聯扶持的華沙條約國共產黨政府的一條相同信條印象至深：「如果你不反對我們，我就認為你是站在我這一邊的。(If you are not against us, you are with us)。」不論是納粹傀儡還是東歐各國共產黨，在執行這一信條方面是一樣的。

回過頭來看，中國共產黨的信條是：「如果你沒有正式加入我這邊，你就是我的敵人(if you are not with us, you are against us)。」這就是為什麼這些抗日老英雄們在「新中國」都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那些作為國軍將士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就更不提了。

只能說，中國的「土共」比他們的歐洲「洋共」更黑。

向抗戰英雄致敬！